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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在今年五月上旬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要求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他声言：“我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 习近平在此接连泄漏天机：其一，自说自话防控措施科学有效，但放到了第三位，即，在三大考虑因素中，科学或医学放到了最次要的位置；其二，放在第一位的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等于公开承认，政治因素才是防疫中的首要考虑和重中之重。 那么，什么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如果不忘初心，那就是：消灭私有制，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无产者没有祖国；如果按照中共实际运作的目标，那就是：一党专政，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具体到习近平个人，那就是：二十大死活要连任，这是今年内，习近平和习家军最大的政治。为此，要人民匍匐、要全党驯服、要党内政敌不得挑刺，故而死活要坚持已经说出口、并强行推广的“动态清零”政策，即极端清零政策，哪怕民怨沸腾，哪怕官员抵制，哪怕经济破产，也绝对不认错、不认输、不道歉。 难怪上海习家军竟然立下“军令状”，声称不惜“粉身碎骨”，要达到所谓清零数字。军令状这类用词，本身就与科学和医学无关，乃是典型的军事或政治术语。 紧接着，习近平又连说三个坚决：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第一个坚决，用意是甩锅，如果防疫中出现问题，那就是各级官员的“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 ，而与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总方针无关。第二个坚决，更像是描述习近平本人：轻视生命，新冠之外的死亡都无所谓，对自己拍脑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反科学、反医学决策自以为是。 第三个坚决，则是典型的毛泽东式、文革时代的用语，坚决同什么什么言行作斗争，通常并非指向民间，指向的就是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在这里，不仅暗示党内高层有人怀疑和否定习近平的极端清零政策，而且明示习近平要跟这些党内政敌作坚决斗争，以维护自己的错误政策，进而维护自己的权位。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还说：“我国是人口大国，老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这种说法，与现实自相矛盾。因为，在上海等大城市的极端清零和极端封城措施，就已经呈现、并继续发生“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之所以出现这种自我揭露、自相矛盾的说法，实际上，在这里，习近平另有潜台词，再次泄漏党国机密，那就是：中国国产疫苗无效！以至于，无法像美国和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大规模施打疫苗，逐渐结束大瘟疫，让生活、生产和经济回归正轨。 中国国产疫苗无效，是制度失败的又一大明证，意即，在制度竞赛中，中国制度败给美国制度，一党专政败给民主宪政。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中国专制制度最大程度地扼杀人民的独立性和创造力，以至于中国创新能力低下、甚至等于零；而美国民主制度最大程度地释放和发挥人民的独立思考和创造力，以至于美国创新能力卓越、始终领先全球。 其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厉行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极左路线，日益走向自我膨胀、坐井观天、闭关锁国的老路，以至于，各国都积极引进相对先进、有效而可信、可靠的美国疫苗，习政权却放不下架子、拉不下面子，只能硬着头皮使用自己所谓的国产疫苗。故而，就在各国都逐渐走出大瘟疫的阴影之际，中国却继续挣扎于大瘟疫漩涡，无法走出、或者极可能成为最后走出大瘟疫的国家。 至于习近平声称“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更是超级的自说自话。因为，一件事情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后人才能评说，哪有今人在事情进行中就自说自话、自我评断的道理和逻辑？ 习近平还宣称：“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所有明白的中国人都知道，习近平和共产党的所谓“打赢”和“胜利”，并不会发生在实际生活中，而只会发生在党媒党报上，由党媒党报来自我定义、自我宣传所谓的“打赢”和“胜利”。道理很简单，在党媒党报上，那永远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岂有不赢之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几天推特上盛传，因为防疫问题产生的分歧，习近平在党内受到批评，有可能已经交出权力，并不再连任。并有人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已经连续几天在对习近平个人的宣传上有所降温，习近平和政治局其他常委的活动也罕见地大幅度减少，并以此为依据，佐证中南海已经发生“软性政变”的传闻。传闻如此确凿，反倒令人无法相信。我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以上传闻，应当不必采信。但是，传闻的来源，也就是5月5日中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的确有不同寻常之处，这是确定无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根据了解中共高层政治政治规则的人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比较具有例行性质，也就是每个月召开一次，每次都会向外公布会议内容；但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会并不一定定期召开，也不一定对外说明。通常来讲，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或者需要向全国发出政策讯号，才会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并通过官方媒体向外发布新闻稿。5月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显然不是一次例行会议，而是出现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才召开的。而这次会议的召开，动因只可能有两个：要么是习近平作为总书记，认为中央高层的防疫措施遇到施行的困难，需要统一思想而召集会议；要么是其他政治局常委（某人或某几个人）对现行的防疫政策有不同意见，动议召开而得到习近平同意。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对于目前中国的疫情和防疫措施产生了严重分歧。否则，不至于要用常委会议来统一思想。 其次，关于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闻公布非常耐人寻味。按照新华社的通稿，虽然第一段中有““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一句，但之后，通篇再也没有提习近平三字。即使提到“党中央”的时候，也没有按照惯例加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字眼，对比以前的类似会议公报，这是非常罕见的对于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淡化处理手法。整篇新闻稿中，虽然说是习近平本人做了重要讲话，但引述的内容一律都是“会议认为”，而不是“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样的新闻处理，也是很少见的。 第三，关于5月5日的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所有官媒的相关报导，都只有播音员的口头播报，没有任何相关的画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天也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样是只有文字稿没有电视画面。中共的宣传规矩是非常严格的，什么情况下播出画面，什么情况下不播出画面，都是有一定的成规的。显然，这一天的高层会议的气氛，有些不同寻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通篇阐述防疫政策的情况下，新闻稿最后加了一句话：“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句话，因为并未说明是什么“其他事项”，足以给外界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它至少说明，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还讨论了与防疫本身无关的一些问题。虽然一句带过，但我认为这最后一句，才是5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议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而外界的传闻，恐怕也是来自于对这句话的猜测。 我要再次强调，作为政治评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不会附和网路上的传言，也不会相信中共内部已经发生了“软性政变”。离中共“二十大”还有半年多的时间，现在判断习近平是否连任绝对是为时过早的事情。但是，5月5日的这次中共中央常委会的召开，至少可以让我们做出两个肯定的判断：第一，中共高层对于目前上海等地的防疫措施出现了极为尖锐的对立和分歧，否则，会议的新闻稿中就不会使用“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这样激烈的言词，要知道，来自民间的不同意见压制就好了，根本就不需要常委会号召“斗争”；第二，这再次证明，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并非像外界以为的那样已经十分稳固，他可以在党内一言九鼎了。否则，习近平一句话就可以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这也再次告诉外界，习近平表面上的核心地位，其实并不牢靠，中共“二十大”上他是否能够连任，的确并非已经定局。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将于今年秋天举行二十大。二十大的最大看点，就是习近平能不能赢得第三任。 现在我们得到的相关信息可分两大类，彼此针锋相对。 一类信息说的是，习近平在体制内外，包括在党内高层，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10年前，中共召开十八大，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原《人民日报》副总编、上海的周瑞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的文章。文章说，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周瑞金把中共建政以来分为四个时代：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和常人政治时代。毛泽东时代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时代是双峰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是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十八大则开启了习近平的常人政治时代。周瑞金认为，常人政治时代有两大特点：（一）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不是哪个人指定或由哪个人事安排小组安排出来的，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并经过反复协商产生的；（二）集体领导体制、民主工作作风、依法依规办事，将搞得更好。 以后的事实证明，周瑞金对习近平的常人政治时代的推断是完全错误的。可以想见，那些当年推举习近平越过李克强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党内精英，包括那些元老，事后对习近平该是何等的失望，何等的懊悔，何等的反感。习近平上台以来，以反腐败的名义大力清除异己，又妒贤忌能，任人唯亲，在党内制造了大量的敌人。在经济上，习近平倒行逆施，粗暴地打压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严重地挫伤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更不用说他对民间社会的打压，对异议人士、人权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的打压。我们有理由推断，习近平确实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反对，他的权力遭到严峻的挑战。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另一类信息。按照这一类信息，习近平大权在握，坚如磐石，二十大连任毫无悬念。 仅举一例，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上，习近平全票当选二十大代表。这个结果一点也不出人意外。因为此前召开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会议，在谈到二十大代表选举时就明确写道，要永远“拥戴核心、捍卫核心、追随核心”。早些日子《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中进一步提高党内民主质量和实效》。文章明确指出，对二十大代表的要求就是：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是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文规定，只有拥护习近平的人才有资格当二十大代表。按照这套规定，二十大还用开么？总书记还用选么？按照这套规定，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总书记不是早就铁板钉钉，毫无悬念了吗？ 很多人有个错觉，他们总以为习近平能不能赢得第三任，取决于他是否得到多数民众、起码是多数党员，或起码是多数党内精英的拥护。如果大多数党内精英支持习近平，习近平就能顺利连任；如果大多数党内精英不支持习近平，习近平就不能连任。好像一个共产党专制制度的领导人，其升沉起伏也和民主国家一样，是要遵循民意、起码是要遵循党意的。殊不知，中共的体制本来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一个独裁的体制，而习近平上台又强化了这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领导人无须乎多数民意或多数党意的支持，也能高居权力宝座。像斯大林的晚年、毛泽东的晚年，甚至在党内高层都众叛亲离了，自己真的成孤家寡人了，但只要还有一口气活着，他们就依然可以维持他们说一不二的独裁地位。 现在的局面是：一方面，确实存在着强大的反对习近平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这种反习的力量由于不能互通声气、互相汇合，从而形成一种可见的、现实的力量，因此还处于潜伏状态。由于现行的体制给表达异议留下的空间极其狭小，如果反习派谨守习近平定下的那套规定，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他们的失败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结论很简单：反习派只有突破独裁体制强加给他们的束缚，只有采取非常行动，才有取胜的可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周五刊登和播发的《“太子党”互捧阿谀过头害苦刘源》被媒体转载后，有网友“旁观者XWY”跟帖说：“作者没提习刘两家世仇。刘少奇延安时期提出毛泽东思想，为毛一统党内各个山头，尤其留苏派立下汗马功劳，内定为接班人。东北王高岗精明能干，在韩战时期筹集军需，人气飘高，东北地区将毛、高画像并列，大有取代刘少奇的势头。为争接班人发生党内冲突，史称高饶反党联盟。高岗和刘志丹、习仲勋同属陕西山头，刘志丹早死，有人出书为陕西派造声势，习仲勋写序言。高与刘争斗，失败自杀，习父也被免职。毛太祖下旨，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习近平在五十年代就被赶出国务院大院，此仇不报更待何时。这都是赵家人窝里斗，争权夺利，关民众屁事。” 其实，相比于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惨酷和无情，刘少奇与习仲勋之间曾经的政治龌龊真的是够不上用一个“仇”字形容。而在中共执政史上，真正算得上有“世仇”的，曾经在所谓“党内路线斗争”中互斗得你死我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孀或者后代们，相互之间却又是“仇将恩报”者居多。 先说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家族之间，王光美与毛泽东、江青夫妇之间无疑有杀夫之仇。刘少奇当年是怎么被毛泽东下令活活整死的，无需赘述。但王光美被“平反”之后，不但有机会就四处宣讲毛泽东对她“刀下留人”的伟大恩德，甚至还带着自己家的老保姆跑到江青与毛泽东所生的女儿李讷家里，一同抚养毛泽东和江青的唯一的一个外孙子。 就这样，王光美仍还觉得做得不够，还要赶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让毛、刘两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到网上搜索一下，毛泽东和另一位夫人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其女儿孔东梅纪念她王光美奶奶的文章，以及关于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导演的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报道文章。有图有真相，肉麻得不得了。另外也必须一提的是，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的少将军衔是刘源亲授，有中共官网上刊登的照片为证。 王光美被毛泽东“刀下留人”的故事，指的是“文革”中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并伙同林彪下令对王光美判处死刑。用王光美日后的话说：“多亏这个判决被毛主席知道了，主席批示‘刀下留人’。” 而当时的江青为什么对王光美恨到如此地步呢？ 由黄峥执笔、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王光美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学的，所以后来毛有时游泳会邀请她。前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王光美回忆说：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7月20几号，毛主席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感到意外：毛主席怎么突然约我游泳？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别的事，我就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少奇看了我一眼，说：“噢，还穿丝袜！” ……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 这本《王光美访谈录》中还记载：还有一次是毛泽东恩准了王光美带刘源等几个孩子一同前往陪泳，同一天被宠幸的还有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夫人水静，以及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随后到场的江青当众给了毛泽东一句，“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毛泽东居然只是“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 当年有幸与母亲一同为伟大领袖陪泳的刘源，年仅8岁。8年之后，刘源16岁的时候，江青曾亲自指示“造反派”们把刘源和他的一个妹妹当人质，“智擒王光美”。 而就是这位与毛泽东和江青夫妇有着杀父、辱母之仇的刘源，在自己官拜上将之后，居然公开声称，“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对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经这三十年检验，我父亲的方法有问题”；“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以同情刘少奇的名义，反对毛泽东的家伙。” 本专栏上一篇和前一篇文章中，都提到过杨帆在他的回忆录《我和刘源》中评论道：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围绕刘少奇平反等问题进行了激烈斗争，主要理论线索是“毛刘路线对立”。刘源对此是清醒的，30年后他强调“毛刘一致”。他和我谈到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要坚持理想主义；而刘少奇是做具体工作的，必然会有矛盾。 杨帆还特别称赞刘源，说他主动团结毛泽东、林彪等人的子女，都做得很好，这是从中国共产党长远利益考虑的。 凤凰卫视记者当年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时，问她“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王光美的回答是：“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说到如上毛、刘两家曾有“杀夫之仇”和“杀父之仇”，就不能不提毛、薄两家也曾有“杀妻之仇”和“杀母之恨”。薄熙来的生母胡明“文革”开始不久，因不甘受辱而悬梁自尽。已有史料文章透露，当时的周恩来连曾经担任过自己秘书的胡明都保不了，皆因当时的江青直接插手了对胡明的迫害。 当年胡明自杀后，薄熙来等薄家几兄弟曾声言要抬尸游行，向造反派讨还血债；并在家里用留声机高声播放《红梅赞》一曲，寄托对母亲的哀思。他们的这一勇敢行动，在当时被称为“狗崽子”的落难老干部子女中传为美谈。 而日后薄、毛两家的后代关系如何呢？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期间，对毛泽东的推崇自不待言，前面提到的王光美亲自照看过的毛泽东那个唯一的外孙子长大成人之后，正是当时已经官拜中将的刘源和薄一波的另一个儿子、薄熙来的兄弟薄熙成一同为他保媒并主持了婚礼。 再说毛、习两家之间。习仲勋当年因为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而惨遭迫害十数年；出狱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登载在官媒《人民日报》上的《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 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 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大陆的左派网站上特别开辟专栏，介绍习仲勋从中共建国之初到八十年代末期几十年之间陆续发表过的，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极高评价。 习近平登基后的一年左右，《湖南日报》为配合习近平在北京纪念他老爸冥诞一百周年，发表了题为《铭记谆谆教诲 办好湖南事情》的文章。文中说，习仲勋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1978年复出工作不久即发表了《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日后又专程到韶山，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的深厚感情，拜谒毛泽东同志故居。 就是这份《湖南日报》，当年在习近平以王储身份前往韶山朝圣时，即已经把习近平狠狠阿谀了一把，发表专题报道文章说：3月20日中午，一下飞机，习近平就不辞辛劳赶赴韶山，向毛泽东铜像献花，参观毛泽东故居。这是习近平第三次上韶山。1966年和1997年，“他曾两次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感受伟人情怀。” 报道中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韶山的骄傲，湖南的骄傲，全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大好局面。知青出身的习近平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文章说：巧合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掀起“非毛化”思潮，有人提出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时，正是习近平的父亲，因“《刘志丹》小说案”被毛泽东打倒、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的习仲勋，带头上韶山捍卫毛泽东。习仲勋上韶山后写道：“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另有一篇题为《没有毛主席哪有今天的我》的文章记载说：事实上，习仲勋、习近平两父子对韶山“感情深厚”。有资料显示，习近平曾经三次上韶山拜毛，最近一次是2011年3月，他以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身份到湖南调研，首站就是韶山。就是在这次视察中，他留下了一句至今仍挂在韶山官员嘴上的名言：“（红军到陕北时）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我们一家对毛主席充满感激！” 习近平对毛泽东家族的仇将恩报，更还体现在他习近平对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的关怀上。 想当年，比前面提到江青与毛泽东所生的李讷年轻不到一岁的毛远新，因为小时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为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与李讷情同手足，文革中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后一样被“隔离审查”。只是毛远新被“隔离审查”的时间长达整整十年。一九八六年，李讷总算在杨尚昆的一再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远新却被邓小平下令判了十七年。 当时中共官方媒体曾有文章介绍说：当年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开始，毛远新被“隔离审查”了整整十年之后，邓小平还是坚决不同意对他“免予刑事处分”。 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邓小平的阶下囚，习近平的座上宾》一文。文中介绍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句老话曾经在毛远新身上得到应验。他在秦城监狱里曾经的日子过得比如今的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薄谷开来等要苦得多得多。因严重肝病保外就医后，毛远新改名李实，被安排在上海就业，日子过得一度穷困潦倒，靠当时已经恢复了厅局级干部待遇的李讷接济生活，直到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终于苦尽甘来。 2007年，习近平接替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但指示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要切实做好对革命烈士亲属毛远新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实”工作，补发了十年收容审查期间应得的工资待遇，而且还恢复“副部长级医疗待遇”。 离开上海进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当时的习近平还秘密接见了一次毛远新，当面鼓励他“忘掉历史的不愉快记忆”，“继续与党同心同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习近平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中强调我国是人口大国，高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 2.这等于证明中国的疫苗防感染与防重症效果不佳，可能造成大量染疫、重症与死亡，进而使得医疗资源崩溃，这对于年底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十分不利，也增加习近平想要继续连任的风险。 3.只要中国不进口国外疫苗或研发出效果较佳的国产疫苗，则中国就只能继续封城与封国，跟全世界与疫情共存的作法背道而驰。 4.该政治局常委会议重申，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5.这表示习近平还是要紧抓著老路不放，认为那些要与疫情共存的说法都是西方国家想陷害中国的阴谋；批评中国防疫就是打压中国，必须用斗争手段予以回击，这已经是“防疫民族主义”与“防疫爱国主义”了。 6.该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由此可见中共也知道，一直封城已经让民众痳痹与厌恶了，但官员为求官位只能“宁左勿右”的大封特封，根本不管人民的生计。 7.该政治局常委会议表示：实践证明，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这完全符合习近平的红卫兵式文革口语，喊打喊杀。 8.中国国家卫健委5日通报，前一日全国新增本土确诊360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678例，其中上海新增本土确诊26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390例。这么低的数字还要封国与封城？要不是数字造假，就是筛剂太烂，验出的都是阴性但其实不然。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自从今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同样与专制强权为邻的台湾就经常成为媒体讨论亚太区域安全的题目。台湾在地缘政治与代表民主价值的重要性终于受到重视，包含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社会终究体认到妥协不足以维持和平与人权，对强权霸凌他国袖手旁观，只会喂养强权不满足的胃口。 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WHA)从5月22日到2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还没有收到邀请。一个与澳大利亚人口相近、防疫受到肯定的民主政体，过去连续5年，因为政治因素被拒于世界卫生大会门外。世界卫生组织标榜的普世医疗健康人权，在中共的政治运作之下，变成装饰，令人感到失望。 台湾从2009年至2016年，连续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直至2017年中国运用影响力，以“一个中国原则”将台湾拒于门外，封锁台湾参与国际的空间，即使如世界卫生大会等专注医疗、健康专业且政治意涵较不明显的组织或活动，也一概封杀。幸好台湾自立自强，各方面发展的重要性受到重视，透过不断的诉求，让世人看到中共不顾人权的粗暴行径。 国际社会都清楚，中共政权从来没有治理过自由民主的台湾，更无从代表台湾。2019年世界卫生大会中，圣文森的卫生部长布朗（Luke Browne）直言中国政府对台湾没有管辖权，“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与中国有各自不同、独立且体制完全相异的政府。从应对COVID-19疫情的方式，更能看出民主与专制的差别。 COVID-19疫情从2020 年发展至今，全球已累计已超过5亿病例，历时超过2年，病毒不断扩散变种，疾病传播不分种族与国界，全球公共卫生超越政治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专门机构，为全世界公民健康与安全而设立，应该以透明性与包容性协助国际社会预防和应对健康危机，提供必要资讯给世界任何一个区域，包括台湾在内。发生在台湾的事，也有可能会发生在其他国家。台湾有能力应对疫情，其他国家或种族未必可以。国际社会对于台湾的诉求与努力，不应袖手旁观。 公共卫生议题不仅限于传染病，疫苗、慢性病、食品卫生等都包含在内。以COVID-19为例，需要全球各国各地区共同合作，例如病例与病毒株讯息通报、出入境检疫标准、疫苗分配及药品发展等，构成全球完整防疫网，才能有效控制疫情。今年台湾第6度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希望能够在世卫组织架构下，取得最新、最同步的公共卫生相关资讯，协助建构完整且坚实的世界卫生体系。 台湾2300多万人民的健康与安全是全球防疫与维护卫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善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责任。澳大利亚与台湾同为理念价值相近的友邦，应该协助台湾排除政治干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切莫以为事不关己。当良善的力量退场时，对立的力量会取而代之。回顾2019年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时，澳洲政府袖手旁观，如今就必须严肃面对随之而来的安全威胁。
离中共二十大大约还有半年左右，中国政局一波一波事件令人眼花缭乱。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习近平正在押宝军队保连任，至少有十个大大小小的动作。但他的努力似乎未有实效，反而突显出政权的危机。 动作一：用军队保清零防疫路线 北京当局推行清零防疫政策在体制内外引起反弹，以上海封城为标志的暴力封控引发民怨沸腾，党内也有不少反对声音冲破严控。但习近平5月5日放话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态清零“毫不动摇”，并称要和反清零言行“斗争”。 随即，中共军方也罕见介入表态。 5月7日，中共《解放军报》在报眼位置刊发题为“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社评，要求全军“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 上海封城早已引发中共防疫路线之争，比如有军方背景的上海长征医院，原副院长兼感染科主任缪晓辉，曾公开发声反对“动态清零”。 缪晓辉只是一个代表，他背后可能有一定规模的反对清零者，也会包括各类反习势力。 到习近平5月5日的发话，反对清零路线，已经提升到政治斗争、反习还是挺习的层面。尽管中纪委和各大党媒也有评论员文章表态挺习，但军方的发声特别令人瞩目。 笔者认为，习近平亲自发声，显示深感受到威胁。军队、纪委齐发声，无非也是要力压异议。但在临近权力换届之时，强压下反对意见，可能构成更难防备的反习暗涌。 动作二：疫情期以军队介入地方维稳 像二十大这类党内头等大事，历来都是政权维稳的最敏感时间。当局最怕这段时间社会不稳，冲击高层换届。 留意到习近平在3月7日下午出席人大军队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会议时，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除了全军抓紧“备战打仗工作”，还要军队协助地方维稳，并及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近期中共各地封城的恶果引发民怨，比如上海，除了产生大量次生灾害，许多人因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亡，有的自杀，甚至有人疑饿死。但百姓的生命不是党要考虑的，维稳高于一切，军队此时就派上用场。 许多人说上海的情况有点像反送中运动时期的香港。 4月初，因应上海封城，中共出动大军，调动大量军队、武警人员进驻上海协助防疫和维稳，多架军用运输机飞抵上海机场。 网上图片显示，4月7日在上海虹桥站1号站台上的出现大批军人。也有上海人透露，很多小区都有持枪武警参与封控。 尽管官方“辟谣”称上海并非实施军管，但中共把抗疫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维稳工作，令上海变相实现“军管”。 一些网传的视频显示，被称“白卫兵”、“大白”的所谓志愿者，打起人来很凶悍，形态及手法一如军人，笔者认为至少有部分是派到上海参与维稳的军人，只是打著军方医务人员的旗号进入上海。 动作三：靠军队对付党内政敌 早前曾传习近平计画在二十大前对台开战。但是笔者认为不太可能，不合逻辑。习近平面对国内外多重危机，为了稳妥连任，如今不敢轻动台湾。如果是真有原计画，也可能因为看到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未能速决而改变。 习近平应该会更多地用军队威慑力针对党内政敌，目标是保二十大连任。首先是以枪杆子压制同样带枪、但混迹社会、不太好管的“刀把子”。 早前官方通报落马的政法虎傅政华，涉“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而两年前落马的孙力军也被指“非法持有枪支”。 官方没有说明傅、孙两人私藏的这些枪支弹药数量，笔者认为可能有一定的规模。这些军火或用于暗杀习近平。两人都被定性为“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并且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可见一斑。 令习头痛的还有军内一些太子党势力，这也是抵触他连任的潜在因素。 去年底传出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被抓的消息，但至今没有下文。知情人说刘亚洲事件与反习有关。 网上传出军队中反对对台开战的两封信件，据说是由刘亚洲送达习近平的。主要讲，如果强硬开战，将导致中共面临著亡党亡国的危险。另一封信则直接劝习近平放弃连任。 现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诚曾对外媒透露，邓小平当年取消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但习近平要破例在二十大开启第三任期，现在军队的反抗非常强烈。刘亚洲事件可能和这种形势有关。 姚诚还说，大家跟习不是一条心。 动作四：大派官帽，升最多上将 中共建政靠枪杆子，习近平现在稳固权力，威慑反习势力，也靠军队。习近平虽说早年也当过几年时任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属于文职军人。但因为没有前一代的战功，要靠什么来收拢军心？中共向来的政治洗脑宣传也不会有真实效果，历代党魁掌军靠是无非都是利益。 晋升将领，派出官帽这一招是常规的。以上将为例，对比江、胡、习各自掌军的十年：江升64上将；胡升60上将；习已升67上将，今年还要升。 但最近几轮升上将和密集的军方高层变动中，出现一些诡异情况，比如西部战区三易司令，中部战区也在短期内两次换帅。 2021年10月21日，官方证实西部战区前司令员张旭东上将，因病死亡，年58岁。张旭东2020年12月才晋升上将，当时并首次被证实已担任西部战区司令。 到2021年7月5日，原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徐起零晋升上将并替下张旭东。而徐起零随后也传出患癌，仅任西部战区司令员两个月就回京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这也非实权职务，只是养病之职。 一个让习犯愁的问题是，中共政权内外危机恶化，握紧“枪杆子”以及叫嚣打仗是转移危机焦点的救命稻草。如果军队主将为升职隐瞒重病，真上战场可是兵家大忌，可能会带整支军队走向坟场。 动作五：改“柔性治军”，反腐不前 中共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军中打虎变低调，与中共十八大后当局共查处了近两百名副军级以上军官不同，到上将房峰辉2018年初落马之后，当局对问题将官的处理，可见的都只是免去人大代表、降级，并且都不是正式通报，而是间接由人大官宣。 已见诸报导的，包括2019年处理的战略支援部队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饶开勋中将、西部战区陆军原副司令员徐向华少将、江苏省军区原政委孟中康少将和海南省军区原政委叶青少将。 2021年4月29日，海军原副参谋长宋学被免去人大代表职务。 与江腐败治国不一样，习痛恨军队腐败，但是在一党专制之下，军队腐败问题并不能解决。 习第一任期号称以反腐治军，拿下了近两百高级别贪将，但当年徐才厚和郭伯雄留下的军中卖官机制，已经烂掉了的所谓民主测评和后备干部制度在习时代仍然沿用。 中共军改只是改了表面的架构，腐败的运行机制未改，腐败浸淫过的军心依旧。 各级腐败的政工干部，继续为习输送腐败者。低层军官继续顺著腐败未变的机制，一级一级往上爬，成为军中骨干。 动作六：军费大增保政权 从中共军费暴增，同样可以看出习近平押宝军队。 3月5日，中共财政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的政府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共今年的军费预算为1.45万亿人民币（约合0.2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增幅比去年增加0.3个百分点。 中共官方媒体称，这是中共自2019年以来军费预算增幅首次突破7%，是近三年来最快增速。 中共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标设为5.5%左右。中共的军费支出增速高于GDP增速。 外界质疑，中共实际的军费要比公开数据还要高得多。曾有国际智库认为，中共的隐藏性军费可能是其公布数字的1.4倍。 中共的军队被称为“党卫军”，在保党保政权为要务。军费大增当然意味著保政权的需要大增。 动作七：恢复颁授八一勋章抬高军人荣誉感 中共新华社3月29日消息称 经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共军委将在建军95周年之际，评选颁授八一勋章。报导特别提到这是为了“迎接”中共二十大举行。 八一勋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给军人颁授的军事荣誉第一级，自1955年起启用，后停授。 中共十九大前，习近平要定于一尊，破除连任限制，为了争取军队支持，于2017年6月12日恢复设立八一勋章。一般每5年授予一次。2017年7月首次已颁给10人。 据官方说明，评选八一勋章的首个条件，就是要和习近平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习指挥。 谁能获得八一勋章，将会争破头，得奖者引来众人不满，因为其实在和平时期都没有什么战功，只是因为是党的“听话虫”。 动作八：给军人加薪加福利 去年初，亲北京的《南华早报》报导，习近平为增加中共军队凝聚力，当年预料将为军官加薪40%。这次军队加薪，以驻扎西藏、新疆及东海、南海等边境部队，及前景看好的年轻军官最为受益。 但报导显示，中共军中反而传出不满，特别对于军队缺乏透明度的制度感到忧心。他们希望建立像“退役军人保障法”般全面的法律体系。 有网友总结说，“政权越不稳定，这帮人就会加薪越多：加薪越多，政权就更不稳定。” 预料今年这次军费增加，会有大量的金钱投入到军人加薪和福利中。但是体制不变，军队照样那么腐败，习多发薪水，军官还要贪，下发多少福利，还是会被挪用，或发生不公现象。 动作九：搞军属免费医疗与大众医疗拉开距离 中共军方今年1月起实施“军人配偶免费医疗、军官军士父母和配偶父母优惠医疗”，指是为了“贯彻习近平思想”、“聚焦备战打仗”。 给军人家属提供免费医疗当然也是为稳定军队，可能需要军人打台湾，为炮灰们做些前置工作。 不过这也意外引发人们对中共体制内特权医疗的关注。 中国医疗本身有个特权问题，军级以上将官，或者领国务院津贴的教授，政府公务人员，都有不同级别的特权医疗。至于副国级以上高层权贵，以及经历中共建政的所谓老革命，特别是中共的那些元老，更是特权不封顶。各地都有高干病房，北京最为集中。 相反的是，一般中国大众没有公费医疗，当局还打压要求权利者。武汉媒体人胡新成曾为征集万人签名“大病免费医疗”，帮助弱者，计画自费走遍全国，去年底在太原被抓。 动作十：专设退役军人事务部解决军怨 中共的退伍军人，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维权群体，而为祸的源头政策是在江泽民掌军时期出台的。 1993年，中共军方总政治部会同当时中央政府8个部门下发了“93政联字1号”档，全称是《关于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的通知》。这份看似平常的文件实际上剥夺了成千上万复员军官的干部身份和与干部身份相应的经济收入和待遇，使他们变成了“六无三不管”（无单位、无工作、无收入、无住房、无养老保险、无医疗保险，军队不管、政府不管、社会不管）的边缘群体。当年那种买断退役方式，制造了无尽的军怨。 江泽民时期出台了许多不良政策，习近平现在实际上都是在背锅，但中共体制本身也无法解决问题。 历年的退伍军人维权被打压，他们的命运让现役军人心寒，会影响习的备战打仗大计。故此，当局在2018年4月专设一个退役军人事务部。 但这几年退伍军人维权仍然不绝。2021年9月13日上午，全国各地有二百多名退伍军人在北京中央军委政治信访接待处信访，抗议各地军人事务部的安置政策造假。现场来了大批警察维稳。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夜话中南海》专栏前一次节目刊登和播发的《刘源因为曾力挺薄熙来而不被习近平原谅》中，介绍了1951年出生的刘源年近65岁被宣布完成总后勤部政委的5年任期时，他已经在不同的正大军区级官位上任职了两个5年还多几个月。所以仅仅是“论资排辈”的话，在退役之后被犒赏一届副国级“二线”职务在党内党外已能服众，更何况他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这一最高规格的红二代背景。 在那段时间里，因为前有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后有陈云长子陈元先后被犒赏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全国政协副主席里还要再有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家庭成员代表”的说法，在红二代圈子里流传甚广。套用习近平上台之后念念不望的“革命样板戏”中的一句台词，叫做“革命自有后来人”！ 当时，笔者为此也在本专栏发表过一篇《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已“封妻荫子”，刘家岂能例外！》，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当时在中共红二代圈子里不胫而走的另外一则“小道消息”，说的是在讨论刘源退役后的“组织安排”时，习近平感慨了一句：“毛刘周朱陈邓”，轮也轮到他了。 所谓“毛刘周朱陈邓”，其实是“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删节版”，即中共“文革”之前的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 2001年中共八十周年党庆时，江泽民曾对外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把当时已经先后去世的邓小平和陈云的牌位也供奉进“毛泽东纪念堂”，美其名曰为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革命业绩纪念室”。中共中央当时对下发布的相关通知中说，中央批准在毛泽东纪念堂内分别增设邓、陈两个纪念馆，同时对1983年建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革命业绩纪念室的陈列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和补充，“使纪念堂成为缅怀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业绩的重要场所，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至此，当年华国锋为永久保存毛泽东尸体而建立的那坐毛氏大墓，正式变成了整个中共政权供奉其列祖列宗的共产祠堂，与大日本国的靖国神社的作用殊无二致。整座毛堂的建筑面积多达三万多平方米，当年的设计者的计划就是建成之后一楼存尸，二楼储物，所以建成之后即把二楼搞成了毛泽东文物展厅。但因为建筑面积太大，所以当时纪念堂二楼大都空置。 还是当年的总书记胡耀邦给邓小平出的主意，把被毛泽东直接整死的刘少奇，及因被毛泽东长期精神折磨才折寿的朱德和周恩来的牌位一并供奉，占了毛堂二楼的一部分空间。而早在邓小平、陈云二人的牌位正式供奉进毛堂之前两年左右时间，江泽民即已经下令对毛堂内部开始进行大规模装修了。装修之后的毛堂一楼仍然还是停尸房，二楼则用来供奉所谓六位领袖的汉白玉雕像和牌位，美其名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革命业绩纪念室，但并不安放棺材或者骨灰盒，只是张挂一些照片和生前所穿、所用衣物等供人参观。其实，就是“衣冠冢”的意思。 中共政权的接班人们看来是都非常坚信，只要把毛泽东纪念堂改成国庙和整个政权的共产祠堂，共产党政权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至少在党内就无人再敢质疑了。 据说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江泽民退位在既，给胡胡锦涛留下的政治交待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党内形成惯例：每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之后，都要到这座祠堂里报到、瞻仰和勉怀老一辈革命家，发誓不能让他们打下的红色江山断送在自己手上。 2012秋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同时接替了胡锦涛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当年12月26上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东京参拜靖国神社。同一时间，习近平率领中国总理李克强等党政军文武百官，在中国北京参拜“党国神社”毛主席纪念堂。 笔者当时特别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境内各大媒体中，至少有网易和新浪两家是将中日两国领导人“巧合”在同一时间“参拜”的两则重大新闻，并列排放在最显要位置。网易首页当时的黑体头条是《七常委今日瞻仰毛泽东遗容 向坐像三鞠躬》；二条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日参拜靖国神社》。新浪首页的黑体头条、二条、三条依序是：《七常委上午瞻仰毛泽东遗容》；《日本首相上午参拜靖国神社》；《外交部严厉谴责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当时，东京方面的详细报道内容中强调了这是继2006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后，再次有在任首相前往参拜。这也是安倍出任首相以来首次参拜。北京方面的详细报道内容中，虽然没有特别说明这是习近平的第几次，但却也是出任总书记之后的（对外公开的）第一次。 当时的习近平在给“毛圣”的遗体“上香”之后的节目，就是从一楼停尸房上到二楼，对从刘少奇到邓小平共五个陪葬者的“衣冠冢”逐一“缅怀”……。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他习近平已经想到了对这“六大领袖”的家庭不能“厚此薄彼”。所谓“轮也轮到他了”，指的是革命领袖们身后被“封妻荫子”应该人人有份，每家出一个“副国级”。 当然，所谓“正国级”、“副国级”原本只是民间的说法，中共“组织工作法典”里只有部长级、副部长级的说法。部长级之上的，则是统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又细分为“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和“二级领导人”。所谓“二级领导人”里，在党内没有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身份的都只被称为“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及高检和高法的正职。 所以，“小道消息”中的所谓“六大领袖每家安排一个副国级”的说法，如果消息来源可靠的话，原话也应该是“每家都安排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位置）”。 前述毛、刘、周、朱、陈、邓“六大领袖”的每个人的家庭成员里，毛泽东在世时，他的夫人江青同志就已经高居政治局委员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则是在丈夫去世的当年底，即荣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日后又出任政治局委员和全国政协主席；朱德夫人康克清则在丈夫去世数年后，被邓小平安排连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于邓小平和陈云，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都是在他们去世后安排他们各自的长子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此前提下，当时的中共红二代圈子里几乎人人都相信，既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已“封妻荫子”，习主席有责任、有义务不让刘（前）主席家例外！ 至于刘源最终还是被习近平在政治上抛弃的原因，除了我们过去节目中介绍过的薄熙来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主政重庆期间，刘源曾在圈子里说过“将来近平掌舵，离不开熙来二哥的辅佐”，日后被传到习近平的耳朵里，令习近平联想起了10年前薄熙来被“调查”之初，刘源曾上书中央，力陈对薄熙来的处理应该“就事论事”，也还因为一些红二代对刘源的吹捧引起了习近平的反感和警觉。 首先是我们过去节目中已经介绍过的杨帆，对刘源的吹捧和对薄熙来的吹捧一样不遗余力。 说起来，笔者本人可能是最早在海外介绍杨帆其人的。中国大陆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当年曾出版了一本书叫《共和国的第三代》，作者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杨帆。此书出版的次年，笔者即在《中共太子党》一书中介绍了杨帆的这本书和他与薄一波家庭的亲密关系。 日后，杨帆自己曾向就文革问题采访他的香港记者详细炫耀过自己的“红二代”资历：文革爆发时正在北京著名的四中读初中，与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是小学和中学同学；上山下乡期间到山西插队，后病退回城失业两年、工厂8年；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26岁才重新上大学，直至经济学博士。当时的一家香港报刊介绍杨帆说：杨帆从小是学习尖子，“我智力特好，学习拔尖，出身也好，又红又专。” 他跟刘源、薄熙成从三岁一起上幼儿园，小学一起上北京实验二小，中学一起上景山学校，三人一直要好，直到初二时中断学业上山下乡。“刘源家最惨，死了爸爸；薄熙成死了妈妈。”而对杨帆来说，最大损失是中断学业。在当时四中实验班，杨帆两年学完三年数学，如果顺利，应在十七岁左右上北京大学或者公派法国留学。“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这场文革，我应该在二十六、七岁成为留洋博士。结果这一耽误就是十年，二十六岁才重新回到学校上大学，可谓深受其害。”杨帆自称。 这个杨帆曾在公开场合吹捧当时已经官拜总后勤部政委的刘源“有刘少奇风范”，令刘源当场大呼“不敢当”。 这个杨帆还特别发表回忆录《我和刘源》。其中有一段内容是：我在1990年出版第一本回忆录《共和国第三代》，刘源、马凯、李三友都说这本书好。但被一个同学在海外乱传，何频、高新写了《中国太子党》一书，说我是太子党智囊，在香港炒作。薄熙成非常敏感，埋怨我半天。后来他说，这本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给高干子弟说了许多好话，我说这是我的自我批评。我和刘源这段经历，被有些卑鄙小人在海外多次炒作……。自由亚洲电台的高新多次编造谣言，企图陷害我。可惜国际官司没法打，要是在中国，早告他们的损害名誉罪了。 除了杨帆，更有红二代军中代表之一罗援对刘源的吹捧。 十年前，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以及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罪行被公开揭露，刘源就一直被外界传为支持习近平军中反腐的“先锋”。但这类对刘源的溢美并非出自中共官方的正规媒体，而是大都出自罗援的“自媒体”。 罗援曾在吹捧刘源的署名文章中写道：“在军委习近平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的支持下，他（刘源）和总后党委终于打开了军队反腐的突破口。人们在感谢习主席挽救了军队的同时，也不会忘记军队的反腐先锋——刘源。这让我想起了刘少奇主席的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刘家满门忠诚。亮节存青史，功绩在民心。 ” 言下之意，“人民（都）不会忘记”，人民的“总书记”岂有忘记的道理。 笔者当时从一位红二代口中得知的信息是，如果说因为薄熙来的缘故令习近平对刘源开始心存戒心的话，那么罗援对刘源的最后一次公开吹捧，也就是他对刘源在当时军委总后勤部的“告别演讲词”的那篇“读后感”，等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在这篇“读后感”里，罗援不但大吹特吹刘源“公事不谋私，私事不涉公”；“亮节存青史，功绩在民心”，甚至还说他“苟利全军，舍我其谁“；“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胸怀、何等的胆识”；上不愧江山社稷，下不愧黎民士卒”……。 试想，除了习一尊本人，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军内，岂有第二个人能够配得上如此高调的吹捧，岂能不引起习近平的高度警觉？ 所以说，罗援的这篇“读后感”等于是把刘源彻底捧杀，彻底断送了刘源被犒赏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政治前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不仅土豆会发芽，尸体也会发芽 有人在网上贴出书法家刘蟾刚劲有力的八个大字：“人间炼狱，海上魔都。”两侧有小字加以说明：九十四岁老人被半夜转移，十二岁孩子徒步五十多公里，上海当得起魔都二字，百姓若在炼狱之中。然魔都似人间炼狱，可人间炼狱何止魔都！今见有九十二座城市被封，祈愿这些城市之百姓能被善待，莫让我偌大中国众多城市，俱为群魔乱舞之都。四月二十一日，今有谷雨大生。 网络图片 也有上海人在网上贴出政府配给的土豆上，长出若干比手指还要长的嫩芽。发芽的土豆有毒，不能食用。这是四月，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土豆也不例外。政府会说，土豆发芽是自然规律，不是他们所能控制，他们没有任何错误，也不负任何责任。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号称世界上最富裕城市的上海，就人口之众多、摩天大楼之高耸而言独一无二的上海，拥有举世仅见的磁悬浮列车的上海，早已傲视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的上海，如今却出现大饥荒时代才会发生的饿死人的悲剧。这场大戏，这局大棋，唯有习近平这个总导演才能指挥若定。在上海，不仅土豆会发芽，尸体也会发芽。 尸体会发芽的奇妙场景，是艾略特诗歌《荒原》中的典故。在艾略特笔下的伦敦，“在一个冬日清早的黄雾下，/一队人流过伦敦桥，那么多，/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么多人。……你在去年种在花园里的那具尸体，/是否发芽？今年会开花吗？”这是一个现代城市中行走着无数没有灵魂的丧尸的经典场景。“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么多人”，原是但丁《神曲》中的诗句。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带领下，但丁穿过地狱，看到一队鬼魂，发出感叹：“旗子后面拖着长长的/一队人，我从来都不曾相信/死亡会毁掉这么多的灵魂。”但丁的诗句被艾略特引用，但不是用来形容地狱，而是描述繁华的伦敦，用以暗示现代人虽生犹死，无异于一具具行尸走肉。 艾略特在《荒原》中有一句被引用最多的诗句：“四月最是残忍的月份，滋润着紫丁香生长在死地。”在这里，“四月最是残忍的月份”是艾氏改造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巨着《坎特伯雷故事》序言的首节“四月的甘霖滋润了三月枯竭的根须”。在乔叟那里，四月是带来大地复苏的象征；但在艾略特笔下，四月却成了最残忍的时间、一种无望的痛苦回忆。对于经历过六四屠杀、如今良知尚存的人们来说，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对于“被背叛的台湾”，二月才是最残忍的月份。如今，四月被打上红字，成了要从日历上被除名的敏感词。 有一位无名的上海人制作了一段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其初衷或许如美国历史学家、《血色大地》一书的作者提摩希·史奈德所说，“呈现出令人发指的苦难经历，并且强调所有遇害者的个体性”。影片收录了疾控中心医师和市民抱怨防疫政策不合理、居委会向民众哭诉上级无对策、民众目击宠物狗被打死、居民集体怒喊“发物资”、方舱医院条件恶劣以及老先生请求送医而居委会却无能为力等录音，更记载了一例例不该发生的死亡。上海人通宵转发这个视频，当局不断将其删去，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网路上毫无预警地打响。 “一生都是方舱人” 早已入籍中国的原台湾歌手黄安在微博上说，《四月之声》这影片他看了两分钟就心生警觉：“靠，这套路太熟悉了，颜色革命呀！”并指，“表面上好像很客观，骨子里就是假正义、真分化”，结果留言区涌入大量上海人表达不满。有网友反驳说：“这次你真的错了。我是上海人，昨晚上海人全体愤怒的原因就是，这里面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谣言。”在今天的上海和中国，真正的谣言是岁月静好，是“鸳鸯蝴蝶梦”。张维为被痛殴，黄安还会远吗？ 总有一种人，以“一生都是方舱人”为荣，黄安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上海封城抗疫，核酸检测阳性患者送方舱医院隔离。本来，阳性者送入方舱医院带有强制性，多数人并不愿意但也别无选择。隔离数日数十天后，患者转阴可出舱回家，未料一些年轻人赖着不走，有吃有住直接躺平，演变为“请神不易送神更难”的新常态。 一则介绍上海方舱医院的视频，几个青年男女躺平床上，人手一支手机玩得淡定。有一个画外音依次询问他们，“核酸检测阴性，可以出院了？”但受访者皆表示，“我不想出院”、“我还没有完全好”、“我还在咳嗽”、“还是这里舒服”。这里有吃有住有人聊天，回家还要独自面对高物价抢菜、小区隔离不能出门很无聊，想想还是住方舱医院好。 作家柏杨曾将中国形容为一口深不见底的酱缸，古有司马光砸缸，今有柏杨砸酱缸。其实，方舱医院不就是新形态的酱缸吗？以方舱医院为天堂的中国人，不就是昔日柏杨笔下居住在酱缸之中而不觉其臭的中国人吗？柏杨痛骂一阵后离开人世，他们却生活依旧、若无其事。酱缸没有被柏杨砸破，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却宣布不准《丑陋的中国人》再版。她认为中国人早已不再丑陋，中国人已然无比光鲜。中国，特别是上海，比台湾和西方都更现代和更先进。正如中国战狼外交官宣称的那样，中国抗疫、清零最为成功，西方想抄作业都没得抄。但是，张香华愿意住在封城的上海吗？ 晚年在上海生活的鲁迅，一度在上海的亭子间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杀。偌大的中国，唯有上海能让他活得自由自在。鲁迅不会料到，他死后八十多年，上海会退步成人相食的动物农庄。有一位在上海的脸书朋友写道：“那个驱逐过我们的大白（穿白色防护服的所谓“志愿者”）与此同时走向了人生巅峰，他是隔壁楼一个男人，平时没人留意他，现在凭借一身服装对所有人敢破口大骂，每个群里都在讨论这个人，他平日里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没人把他放在眼里，可现在像条疯狗，像大王，好多人在群里说疫情过后要怎么怎么他，可是现在只能忍气吞声。”鲁迅说过：“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那么，在这座封锁的城市里，有多少沉浸在这种“幸福”和“美”中的奴才呢？ 鲁迅当然听说过比他更早到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畅销小说《魔都》，村松梢风大概是第一个把上海称为“魔都”的人。他最初的书名是《不可思议的上海》，可见，“魔都”被他作为褒义词来使用。他如此精准地概括出这座城市的灵魂：“在上海，罪恶本身已不成为罪恶了。这是每个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行为。进行这种行为的人毫无后悔反省，道德上的反省只存在于道德观整饬的地方，在上海这种本身就没有道德标准的地方却要去寻求是非道德是一种奢望。上海只有一项道德，曰‘守护自己’。所有的人只要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就行了。人们并不期望超乎于此的庞大的权力。这是上海人共有的观念。于是在这里便有和平，有平等，又换了，有罪恶，一切皆有。这里存在的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是自由的。”然而，今天的上海人还有“守护自己”的权利吗？今天的上海人还有跨出家门的自由吗？ 在最残忍的四月，“魔都”成了百分之百的贬义词。当上海的代言人从鲁迅变成黄安，民国文人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的预言必定成真：“凡值人类天性将泯，残忍日臻时，必有大战踵之，此理殆亦不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