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索伦托海滩发生致命鲨鱼袭击 全澳今年已有5人丧生
2026 年 9 月 18 日
中国经济正在下滑，今年4月，工业、服务业、消费都明显下降。各级官员十万人奉命参加中央的稳经济大会，表明中南海挽救经济之心何其迫切。与此同时，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率正向20%挺进，而官方的失业率数据始终在掩盖真相。大规模失业将成为中国未来的长期经济和社会问题，90后的几代人会面临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环境。 一、中国经济大滑坡，北京开十万干部视频大会稳经济 5月25日下午3点，中国召开了一次“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这个会议算得上是个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会议，《经济观察报》报道，参加人数高达十万人，包括地级市、区一级以及乡镇一级的主要官员。以地级市为例，市长、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与经济有关各部门负责人，市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台中央新的稳经济政策，而是为了敦促各地落实本地的稳经济政策。一句话，要全国各省市上下一起出力，挽救下滑的经济。 这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财政部长刘峰、总理李克强先后讲话，披露了一系列经济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滑坡的现况确实十分严重。仅举几例：今年4月工业生产下降2.9%，全社会用电量减少1.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跌落11.1%，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6.1%。这样的经济形势，当然谈不上经济增长，而是经济严重萎缩。经济萎缩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清零”政策的推行，但此前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清零”政策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李克强还提到了两个事关经济未来走势的资讯。其一，由于4月全国的财政收入扣除退税后减少5.9%，地方财政入不敷出，非常吃紧，有几个省已经向国务院打报告，想从中央财政借钱度日。但李克强表示，中央财政的钱要负担军费、国防开支、义务教育，只剩下一笔用于应对特大灾害的总理预备费算是机动资金。他的意思很明确，地方政府没钱，只能自己想办法，而且不许加税；至于向中央财政借钱，各地就死了这条心吧。地方政府没钱了，要落实稳住经济的政策也就成了“无米之炊”。 其二，中国70%的制造业要靠进口零部件来维持生产，而4月的进出口是零增长。这意味着，企业没打算为今后扩大生产而增加零部件进口，这样，疫情之后制造业企业不会很快复苏。另一方面，去年底全国的企业是1.5亿家，但今年4月底与去年同期相比，企业减少了近13%，因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注销了在工商局的企业登记。企业减少将近一成半，就会有相当于两成的在岗员工加入失业大军。 二、现在中国多少人失业？ 为什么一成半的企业关闭，会有约两成就业员工失业？因为，关闭的企业会全数裁员，但尚未关闭的企业也会裁员自救，因此，失业员工占原来的就业员工的比例，会多于关闭企业的比例。 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镇就业人数大约是4.4亿，如果今年被裁员的员工占两成，相当于被裁员工达到8千8百万，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新增失业人口。如果加上城镇人口中原来已经失业的，以及今年新毕业的1千万难以就业的大学生，总的城镇失业人口可能超过1亿。 如何据此来估计城镇失业率呢？失业率是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因为老人和小孩不属于可就业人口。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的常住人口是9亿，而全国16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3%。也就是说，9亿城镇人口当中，劳动年龄人口约为5.7亿，其中1亿人失业，则城镇失业率大约是17.5%。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真实的失业率可能更高。 但5月25日的这次会议上披露的相关数据是，全国平均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6.1%，在31个大城市为6.7%，而16到24岁的青年人的待业率是18.2%。其中只有青年人的失业率接近笔者估计的17.5%的城镇失业率。官方的调查失业率是什么含义，为什么似乎偏低？这就涉及到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背后的隐情了。 三、官方如何掩盖失业真相？ 中国政府会夸大经济成长方面的数据，但同时也想尽办法压低负面经济数据，失业率就是一个它一直在掩盖真相的统计指标。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官方认可的失业数据，而那是个完全不可靠的统计。所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城镇户口的人为了得到失业补助金去社部门登记的人数。但批准给予少量失业补助的政府规定极为苛刻，要有城镇户口，失业者的原雇主必须连续几年为其购买过政府的失业保险，失业后要取得原就业机构给予的解雇证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不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因此他们不会去登记失业。 失业者只要不去政府部门登记，政府便视若无睹。这样，官方的这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曾经变成一个常数，恒久不变，总是3%上下，经济好或者不好，都是这个数据。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多年来都故意不公布真实失业率，只公布就业人数。 随着5年前中国失业现象日益恶化，为了掩人耳目，从2018年开始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首先，这个统计概念排除了农村人口当中的失业现象，假定农村户口的人家里有几亩承包的土地，不算失业，所以官方只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尽管很多农村户口的年青一代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事实上，相当大数量的农村出身的青年既无务农技能，亦无务农意愿，在农村家中无所事事混日子，却从未被计入失业人口。 其次，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不能反映真实失业率，因为国家统计局用抽样调查方法获得的失业率，其调查范围很小，尽量少覆盖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在城市失业人口调查时，又用“自由职业者”这个概念，把许多事实上失业、但在网上卖一点东西的人口从失业范围中排除掉。 再次，中国地方大，按道理，调查城镇失业率应该尽量扩大样本才有更全面的代表性。但国家统计局只抽样8.5万城镇住户，仅占城镇就业人数的万分之三，抽样率不到美国失业调查的一半。而且，官方对样本覆盖地区保密，不让研究者了解，究竟这个样本的代表性有多大。 用了这些手法以后，中国从2018年以来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是5%略高；疫情后经济恶化，这个失业率也只不过上升半个百分点而已。与其说官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为了公布失业状况，不如说，它是为了掩盖真实失业状况。 四、毕业大学生千军万马挤“公”门 毕业大学生就业难，就是中国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必然结果。2021年全国有1,02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212万人考公务员、462万人考研究生、900万人考教师资格证，加起来是1,574万人次。也就是说，其中有人同时在考两种以上与求职相关的资格考试。今年又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依然如此。 考研究生的人是为了提升就业资历，那剩下的人为什么都挤到公务员考试和教师资格考试里面去，为什么没多少人去企业求职？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在裁员，而聘用新人的机会少之又少。 那毕业大学生能在政府部门或各种学校里找到工作吗？看一下中国现有的白领工作岗位数量就知道了。过去几年来，中国的白领职位一直是5千多万个，其中公务员占三分之一，教师占三分之一，剩下的是IT行业、金融业等等企业。毕业大学生想挤到政府部门或学校去教书，可能找到工作机会吗？这5千多万白领职位，平均每年只有150万人退休，而且不一定有钱招收新人，所以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当中，最多有十分之一可能找到白领职位，剩下的如果不愿意去做蓝领，就会失业。 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年内找不到工作，就可能变成长期失业，因为下一年又有1千万新出炉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求职，会把前两年毕业的人挤下去。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的真实失业率仅仅因为失业大学生，会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 现在中国出生于经济繁荣年代的90后、00后青年人从未想象过，他们的人生前途会如此暗淡。中国的文革时期，因为经济停滞，政府无法安排中学毕业生在城市就业，就实行了中学生大部分“上山下乡”的政策，把他们统统强制赶到乡村去当农民。前两年，中国政府又重新提出了大学生“上山下乡”这个口号，虽然做不到，也可以看出当局对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无奈。 五、大规模失业的潜在威胁 分析中国经济的表现或中国的失业规模，都需要区分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欲振乏力、失业长期化的趋势；其二是疫情导致部分城市经济停摆的短期影响。显然，失业问题既有趋势性恶化这一面，也有经济短期停摆造成突发性失业潮这个近期因素。疫情以来，大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倒闭，大量商业服务业小企业破产，虽然是疫情的短期冲击造成的，但这些新失业的几千万员工可能会转变成长期失业。 城市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不仅代表着经济恶化，也意味着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对社会和当局的不满上升。民国时期，之所以有大批青年人投奔共产党，除了马克思主义在召唤反叛青年之外，当时的中学生缺乏就业机会也是一个原因。如今，中国青年人对未来的期待正在从向往美好变成恐慌，从恐慌再走向绝望，这会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正在开始。中共用强化社会监控来防范社会不满，但监控只能暂时压住表面上的社会不满，却无法改变青年人的绝望。那是一个“高压锅”，大规模失业就是锅子地下的火，青年人的不满则是锅子里的水，早晚可能沸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4月29日晚上8点，北京高三学生李泽正在家做着AP考试习题集，一条朋友的短信让他吃了一惊：“AP考试被取消了。” AP考试，是指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成绩主要反映被试者的学术能力和兴趣多样性。在北京，开设国际部的公立高中约有20所左右，大部分学校以留学美国为主要目标，从高二开始开设美国大学预修课程（AP课程）。除了不同的AP必修课外，学生还可以选择感兴趣的科目并完成考试，成绩可作为今后申请欧美高校的重要依据。 李泽立刻起身，打开AP考试网站，查询考场信息——果真，他所在的北京建工集团培训中心3号楼考场“因疫情管控关闭”。关掉网页后，他脑袋懵了。 18岁的李泽，就读于北京一所公立高中国际部，还有不到一个月，他就要毕业了。2月，他已经收到了英国法学院排名前五的杜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录取条件是：只需补充提供符合要求的AP考试成绩。 拿到成绩后，预计9月他就可以进入自己梦想的学府深造。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国多个城市抬头，受疫情及相应防控措施影响，5月6日，AP考试网站正式通知，除广州、长沙、南京、青岛、杭州、宁波等城市正常考试，北京、上海、长春、哈尔滨、南昌、苏州、郑州等考点全部关闭，且考试取消后续不提供任何补考、网考的机会。这意味着，无论如何李泽今年将不再符合录取条件。 一切来得突然，李泽和他的父母一时不知如何补救。为了孩子顺利出国留学，李泽家从三年前就着手准备各项事宜，选择高中国际班、找留学中介、制定留学计划、学习、备考……这个北京的中产家庭为了踏准留学的每一步，前后花费了至少60万元，如今所有的计划被全盘打乱。 中产家庭的三年：用精力与财力长跑 通常而言，孩子留学，对任何一个普通中产家庭都是至少为期三年的长跑。 比起那些从小学、甚至更早就准备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李泽家启动的时间算晚的。中考前，李泽的父母还未下决心让孩子出国读大学。直到李泽从数学考场出来，情绪激动地打电话给妈妈，“感觉自己要没学上了。”他们意识到，如果孩子参加高考，依然会面临因为一次考试失利而无法进入理想高校的局面。 “其实我希望你去国际部。”中考结束当晚，妈妈对李泽说，她打算拿着模考成绩去申请提供留学课程的高中。 北京提供出国念书的学校分两类，公立高中国际部和国际学校。选择的标尺基本上与经济能力匹配。李泽的爸爸是一名小企业主，妈妈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家庭年收入约50万元。国际学校一年学费动辄数十万，还不包括游学、活动等其他费用，李泽家负担起来有些吃力，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决定申请一学年学费10万元的公立高中国际部。 李泽妈妈关注了北京市各个梯队的公立校微信公众号，翻阅了数不清的国际部招生和入学考试信息。李泽至今还记得，中考隔天后的一大早，他睡眼惺忪时，就被拿着简历和模考成绩的妈妈从床上一把拽起，拉去了一家公立学校国际部入学考试现场。当天，毫无准备的他一连去了四个学校参加考试，每场笔试完还有面试。 他很佩服妈妈。去考试的最后一所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依照入学考试信息，他到时已经快截止招生了，但妈妈不知怎么帮他力争到一个参加考试的名额，当时场内只剩他一人考试。 虽然没有准备，幸运的是，他去考试的四个学校国际部都录取了他。最终，他们选择了号称美国排名前三十大学的升学率50%的学校。 一旦进入留学申请体系，就意味着高中三年的所有步伐，都要为了申请上更好的海外大学而服务。一年10万元的学费成了李泽家为孩子留学的最小支出。 从入学一开始，李泽妈妈就请了23万元的留学中介，专门为低龄留学生提供“私人定制”服务。不同于3～5万元的平价中介，高价中介除了指导撰写大学申请文书、修改论文、指导学校选择等，还陪伴孩子整个高中生涯——为其留学准备期的每个阶段进行规划，比如，什么时间参加什么课外活动和培训，才能在申请中更有竞争力。 三年30万的学费，23万的中介费外，超过5万元的托福、ACT和AP考试培训费，超过2万元的考试报名费，和参加各种活动1万～2万不等的项目费。 在这些高昂的费用之外，李泽还要完成课业负担。 首先要过的就是语言成绩关。为了在托福语言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中考结束后，李泽的母亲就把儿子送进了培训班，从暑假一直上到11月，之后又在高一寒假上了1个月的冲刺班。 对其他孩子而言，中考结束后可以享受轻松的暑假生活，对李泽而言仍是日复一日的学习。每天早晨7点不到，李泽房间的灯就亮了，他要在8点前赶到语言培训学校上托福课。除了课间休息1～2个小时吃饭外，直到晚上8点，他的屁股一直黏在培训学校的座椅上。晚上回家后，要熬夜将当天作业写完。 “我一共考了5次托福，一次报名费2000元，光报名就花了1万元。”李泽告诉风动，他5次考试的最高分达到了108分，终于摆脱托福培训课程。而他有同学就没那么“幸运”，因为成绩没达到要求，考了十多次托福，加上培训班费用，前后花费了超过10万元。 除了学习托福、SAT等学校自己设置的课程，李泽还要在PreAP(化学物理)、英语文学、美国研究、公众演讲等美国高中课程和AP课程中，表现出色。 他所在的学校，从高二起开始学习AP课程。学校设置了超过13门科目供学生自由选择，包括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艺术、计算机科学、统计、微积分AB、微积分BC、物理1、物理2、物理C、英语、化学等。 由于中国大陆地区考不了AP的世界语言类、政治政府类科目，和大多数国内学校一样，李泽所在的学校设置的几乎都是理科课程。李泽被要求高二必须学微积分，并且要另学一门理科。这样一来，对于擅长人文学科的李泽而言，AP课程似乎具有了应试教育的色彩。 除了日常校内学习，李泽为了GPA（平均成绩点数）也会付出额外的努力。李泽理科不好，物理第一次考试成绩只有60多分。此后，他总会在下课后去向老师请教问题，学校5点放学，他常常学习到8点多才回家。李泽的GPA一直保持在90分以上，这个水平已经满足所有一流大学（如牛津、剑桥）的申请条件。 对于海外高校而言，课业成绩不是唯一的衡量项，课外活动也至关重要。在学生递交大学申请材料时，还要填写一张活动列表，填写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校内校外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各项能力。 高一暑假，他参加了南加州大学的一个社交媒体研究。高二暑假，在参加完一个月的ACT考试培训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芝加哥大学夏校，耗时5周，项目费用超过2万。参加夏校，可以证明学生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也可写在个人参与的活动列表中体现其兴趣多样性。 夏校的筛选条件并不比申请大学轻松多少，除了要写文书、提供语言成绩和在校课业成绩外，还需要老师写2封推荐信。 夏校课程在暑期举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晚上9点，李泽都要准时坐在电脑面前，登录zoom会议室，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和学生连线，教授每天都要求学生阅读30多页的英文文献，随后在下一堂课上组织讨论，且每位学生都必须在讨论中发言。 李泽记得，第一节课他没有发言，被助教提醒，之后，他每节课都会发言2～3次。 离理想只差临门一脚 像所有中产家庭一样，投资留学的预期是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学历更具竞争力，未来可能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高二之前，李泽最想去卡尔顿学院，这所海外高校在中国人印象中名气不大，但是美国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它崇尚通识和人文教育，李泽以文科见长，高一定专业方向时，他一度选择了历史学专业。可是，历史的就业面太窄，他能想到的职业似乎只有老师。 于是，李泽将目光转向更容易高薪就业的计算机系。他查资料时候发现， 在美国，计算机应届毕业生第一年的工作年薪就接近10万美元，后来，他常常在课余时看罗翔的视频，罗翔表达幽默，逻辑清晰，把离奇的案例解释得清楚有趣，他又觉得法律有意思。再加上家里人也从事法律相关的行业。最终，他将自己的留学目标设定在了法学系。 不同于美国大学只对研究生开设法学课程，英国大学面向本科学生也设立法学学士学位，李泽锁定了英国杜伦大学。这所高校的法学院是目前英国最优秀的六所法学院之一，曾诞生许多任职于英国最高法院的成员，议员和政府公职人员。 李泽想，如果能从杜伦顺利毕业，未来他也许可以留在英国、成为一名律师。作为独生子女家庭，他的父母一开始并不支持他留在国外。 直到今年4月29日，李泽都在为自己的前程积极准备着。 他的GPA保持在90分以上。高二的AP考试中，微观经济学和微积分2门科目取得了最高分5分的成绩，和物理4分的好成绩。此外，他还在2021年9月考到了ACT29分的成绩（ACT为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前五十的院校A分数标准一般在27分以上）。除了考试，他在高二开学时建立了足球社团，还参加了线上支教活动。 凭借优秀的成绩和社会实践背书，李泽于2021年10月15日开始，一共申请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十所大学。1月21日，他拿到世界排名26位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专业录取通知书。 此后一个月，李泽的生活就在收到拒信和录取之间的状态中横跳，从开始的兴奋、伤心，到后来的习惯、麻木。对他来说，真正的好消息是2月19日英国杜伦大学法学院的有条件录取书。 杜伦大学给他的条件是，须提供任意3门AP考试5分的成绩，或者2门5分、2门4分的成绩即可被录取。这意味着，他只要再有1门AP成绩到达4分，就可以顺利入学。这对他并非难事。 今年他报名考试的是宏观经济学和计算机原理这两个科目，宏观经济学是他的强项，模考成绩一直都是5分，计算机原理的模拟测试也可以达到4分。 就在他距离杜伦大学法学院只差临门一脚时，却撞上了考试取消且没有补考机会这种，对他个人而言的“黑天鹅”事件。 等待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大陆从2007年起正式引入AP，短短十余年时间，已有483所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其中，仅有2020年，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全球AP考试全都被取消，随后AP官方College Board 美国大学理事会组织了线上补考。 2021年，全球疫情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大学理事会提供了一年多次的考试机会。2022年，随着全球疫情逐渐稳定，AP考试又恢复到一年1次的安排。且这一次，没有补考机会。根据AP考试注册和管理网站Prometric5月6日发布的通知，目前唯一已知补救措施是，他们可以向无法提交今年AP成绩的学生提供当地AP考试取消的信函。 得知中国部分考场取消考试后的一周，李泽的生活就在不停发邮件中度过，他迫切想为自己的前途最后一搏。 第一封邮件是写给杜伦大学说明情况的。邮件里，他详细罗列了校内AP课程成绩、课堂表现、疫情考试取消说明，恳请学校考虑到因中国疫情防控这一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导致考试被取消的情况，将有条件录取直接转为无条件录取。 5月4日，杜伦大学回复了学校的邮件，表示针对此次考试取消，校方在讨论应对方式。 李泽妈妈也坐不住了，她开始联合其他家长与学校沟通，希望学校能拿到AP考试的机构认证，让学生在校的AP考试成绩得到海外高校认可。 至今，这些举动仍无实质性进展。 李泽并不是学校里唯一受影响的人，他的同学和他情况类似，拿到了伦敦大学学院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但因中国部分考场取消考试影响录取，也给学校发了邮件，校方没有同意直接录取的请求，但承诺他通知书可以延期一年，如果明年提交了符合条件的AP成绩，一样可以入学。 那位同学最终放弃了等待，选择了另一所没有那么好的学校。 可李泽陷入两难，他一方面不想退而求其次，另一方面又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 妈妈竭力反对他等待一年再入学，“这是在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国去读预科。”妈妈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这空缺的一年，在以后的简历中不知该如何书写。 5月6日，AP官方发布通知时，李泽在网上看到北京部分家长呼吁相关部门的书信，其中写道“送孩子出国留学，是为了以后报效祖国”，这在同学圈子里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李泽却能理解这些家长为孩子做的一切，“AP考试取消带来的影响，都是关于个人前途的，可提个人前途的话，事太小了，大家不会重视吧。” 事实上，因为疫情影响的出国留学考试不止AP，还有语言类考试雅思、托福。 据托福考试官网，2020年以来，托福考试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消超过6次，每次取消都长达一个月，没有任何补考机会。虽然雅思、托福每个月都会举办，每年有多次考试机会，但对于按照规划进行申请的学生，何时提交语言成绩、哪个假期要参加什么活动，都在计算之中，每一个小的延迟都会打乱他们的申请节奏。 突如其来的变故影响，也逐步显现在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意愿中。 一名留学行业资深人士告诉风动，近年来留学申请的学生人数有增无减，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或许正是，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近几天，妈妈经常和李泽探讨未来期望的生活环境，“妈妈期望稳定和安全”，像他们这样一个普通家庭，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举家长年的努力，因为突如其来的不确定因素，付之东流。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5月23日）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后共同见记者。记者问拜登，“出于明显的原因，你不愿军事介入乌克兰冲突。如果有必要，你愿意军事介入以保卫台湾吗？”拜登回答说，“是的。” 几个月前拜登对台湾也表示了这样的态度，但随后白宫发言人声明是语言错误，美国两岸立场没有发生变化。现在再一次明表明态度不可以再说是语言错误了。拜登历来喜欢搞模糊策略，特别是两岸问题上。实际上他对台湾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之所以不明说是为了给习近平保留面子，不直接打脸，毕竟他与习近平有多年的交道，即使下手下留三分情面。 这一次拜登访问日本，由于日本对台的立场非常清晰：“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多次呼吁美国对台的协防要有清晰的态度。拜登这次访问本来就是要与日本确立共同军事保卫台湾，他的模糊政策要再搞下去日本就会不买账，你做好人，我做恶人这个不行。因此拜登也顾不得习近平的面子，而作了清晰的表态。可以说拜登的这个表态是被日本逼出来的。 在拜登发出军事保卫台湾后，中国外交发言人汪文斌回答说，”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强大能力”。”我们敦促美国避免向台湾支持独立的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这样一种表态可以说相当的温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应，一副怂相。中共外交战狼不但在乌克兰问题上一退再退，在台湾问题上同样也是一退再退。看来中共对台的底线又要重新往后移了。 拜登对台军事防卫的表态，我们也可以把他看作是日美两国对台湾军事防护的共同声明。而其意义还不仅仅是对台湾的防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台湾的防务全面对抗中共。美国两党抗中的法案即将通过，而美国要真正做到抗中，最重要的盟友不是欧洲而是日本。有日本这个对中国知根知底，文化上又有相似之处的邻国，大事可成。原来日本作为二战侵略中国失败的国家，对中国一直有负罪感而友之，对中共的人权，对中共的军事扩张也少有批评，但现在看到与中国的友好并不会改变对日本的仇恨。中国军事上的崛起又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特别是对台湾的威胁。台湾与日本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说出了台日关系的真谛。 俄罗斯拿下乌克兰，中国拿下台湾这是中俄结盟，普京与习近平两个独裁者说好的共同目标。但世事难以预料，仗一打起来事以愿违，俄不但没有打下乌克兰自己也陷入困境，中共对台武统也因此受到全面阻击，习近平拿下台湾只能是望梅止渴了。台湾的安全，台湾的民主对中国非常的重要，台湾的存在告诉中国人，中国也可以与台湾一样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国人也可以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本专栏前一篇文章《薄熙来的女副官咸鱼翻生，张轩独受习近平政治青睐》中，已经介绍了当年曾被习近平当面夸赞为“熙来同志的女副官，副官很重要”的时任重庆市委专职副书记张轩，曾经在薄熙来主导的“打黑”运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照理，当时的张轩是薄熙来手下的专职党务副书记，无论是主导“唱红”还是领导“打黑”，她都是责无旁贷。但因为她本人重庆市的法官出身，在薄熙来到任之前和刚刚到任的那段时间里，还在以市委副书记身份继续兼任了重庆市高院院长和院党组书记，所以当时的薄熙来要求她把工作重点放在“打黑”上；说是只有你张轩大法官来主抓这项工作，才更能彰显“合理合法，程序正义”。 薄熙来倒台之后，外界评论，特别是因为李庄律师的控诉，很自然地把重庆“打黑“之恶的屎盆子全都扣在了王立军一个人头上，客观上起到了为张轩开脱的作用。但事实上，当时的王立军虽然是以副市长身份兼任的市公安局局长，但他王立军本人并不是市委常委。他当时头顶上还有一个市委常委兼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刘光磊的上面就是市委专职副书记张轩。 王立军在重庆任职期间作恶多端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个打手而已。 2012年9月，王立军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犯有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检察院未抗诉，判决随即生效。 如上罪名中，徇私枉法部分只在法庭上宣布了一个罪证，即一个大连的商人帮他支付了在重庆的公寓租金，他便以释放这个商人的狱中马仔做为回报。至于王立军的叛逃罪和滥用职权罪部分，法庭当时就宣布了“因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秘密“，所以必须不公开审理。 据当时一位分别参加了王立军案的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两次庭审的律师透露，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的所有举证内容，完全不涉及重庆“打黑”。 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曾于2014年底刊登过姜维平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自从薄王倒台判刑之后，外界都关注重庆的变局，重庆的地方官换了两茬，从张德江到孙政才，都无所作为，山城依然迷雾笼罩，薄熙来的罪行被留下了一个长尾巴；而黄奇帆、张轩、钱锋等薄王的死党还在位，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玩起阴阳术，耍尽小花样，力阻冤假错案的平反。 姜维平说的很有道理，但没有进一步说明无论是黄奇帆还是张轩，还有当时张轩的重庆高院院长接班人钱锋等人，之所以能够，之所以敢于力阻对“打黑”运动中制造出的大量冤假错案平反，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打黑”运动是受到习近平的高度肯定的。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2009年10月，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当时以《重庆市委副书记：打黑除恶 中央肯定群众拥护》为题，转引了《重庆日报》的报道。 当时的左媒乌有之乡为此特别刊登了长篇分析文章《人民雪亮的眼睛盯着——试看重庆新闻》，披露了当时的中共高层内部，对薄熙来在重庆所作所为是否给予肯定和支持是有着内部矛盾的，话里话外透露了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是压制薄熙来的。 文章中说：（2009年）10月27日，《重庆日报》高调推出新闻通讯《打黑除恶，中央肯定群众拥护 》，其聚焦的新闻看点主要有：第一，昨日，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在向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打黑除恶相关情况时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专门作出批示，称“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政法机关加大工作力度，见到了明显效果，为人民群众办了一件好事、实事”……。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人民网、新华网、重庆新闻华龙网、腾讯大渝网等主流网络媒体都转发了《重庆日报》这一头条消息；又几乎象一颗重磅炸弹，新闻通讯《打黑除恶，中央肯定群众拥护 》很快在国内外大大小小的网站炸开了。 但是，周永康对重庆打黑除恶作出的专门批示，为什么同大众传媒见面姗姗来迟，而且只是部分公开，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 周永康的专门批示是9月25日作出的，批示内容如“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为人民群众办了一件好事、实事”云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在9月25日批示至10月26日公开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却不让公众知情，甚至连重庆市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毫不知情。是否批示内容在此期间公开不合时宜，时机不够成熟？又是否批示内容尚有其它不便见诸大众媒体的内容和玄机？为什么现在就适合批示部分内容公开了？现在重庆打黑形势与一个月前相比，又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 按照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领导人的重大活动、重要批示等有关规定，对周永康就重庆打黑除恶重大行动作出专门批示这样重要的内容，是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一般不能超过一周）以恰当形式报道的。但事实是，一个多月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权威媒体没有对周永康批示透露一丁半点，连与重庆打黑相关的背景新闻消息也没有报道。这是为什么？ 其实，就在当年《重庆日报》及中央各大媒体透过张轩的嘴，对外宣布了周永康对重庆“打黑”的高度赞扬内容的前五天，有一篇署名“庚友”的文章《为薄熙来打黑向总书记建言》曾在一天之内迅速风行中国境内的网络媒体。《建言》直接质问说：“在对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举全市之力发起全民关注的打黑除恶行动这个重大事情上，您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至今没有亲自或委托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公开指示，也没有采取其他任何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篇文章当然很快就被当局封杀。但有消息指，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刘云山下令，让人民网和新华网以转载重庆地方媒体报道内容的方式，把周永康一个月前的批示内容公之于众。 周永康的批示被公开一个多星期之后，刘云山亲抵重庆。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去力挺薄熙来的“唱红”。 其实，就在周永康作出如上批示，肯定重庆“打黑的”前一天，即（2019年）9月24日，当日重庆全市上下发起的“利剑3号”集中清查行动在全市打响。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上万警力奔赴辖区旅馆、车站等治安复杂场所进行集中清查，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落网。 而如上左媒乌有之乡当时刊登的分析文章《人民雪亮的眼睛盯着——试看重庆新闻》的内容中欲言又止，实际上是研判周永康当时很可能是已经亲临重庆，坐镇指挥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利剑3号”行动。 无论这个周永康2019年9月是否秘密去过重庆，他2010年11月的那次视察重庆是被官媒高调报道过的。这次视察的过程中，周永康不但进一步力挺重庆的“打黑”，更是与薄熙来一同登台“唱红”，并说“重庆‘唱红歌读经典’要在（全国）政法战线推广”。 很明显是在配合周永康，也是在配合刘云山，就在周永康离开重庆的半个月后，习近平以“皇储”之尊抵达重庆。3天的时间里，习近平在薄煕来和黄其帆、张轩以及王立军等人的陪同下，参观打黑展，一起唱红歌……。在重庆市干部大会上，习近平竭力夸赞说：2009年以来，重庆市开展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涉及广、影响大、效果好、得人心。唱红歌，唱出了光荣历史，唱出了浩然正气，唱出了团结和谐；读经典，读出了人类文明，读出了民族智慧，读出了理想信念；讲故事，讲出了感人事迹，讲出了光辉业绩，讲出了英雄楷模；传箴言，传出了时代真理，传出了创新格言，传出了人生警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效载体。…… 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这些成绩是……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一班人，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 当时，中国大陆上的毛左和五毛们为此一片雀跃，称赞党的接班人习近平对重庆未来的高度期待是显而易见的，认为习近平在肯定重庆“打黑除恶”做得好、为保卫重庆社会平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同时，还期望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由此可见，在习近平给予重庆的掌声当中，重庆的这些好做法一定将作为“样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国广泛推行。 笔者三年多前即已经在本专栏撰文《“支持‘唱红打黑’最力”的屎盆子不能只扣到周永康一个人头上》，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对薄熙来、张轩和王立军在重庆展开“打黑除专项行动”的鼎力支持。 没有疑问，薄熙来除了他所谓“党内蛀虫”的“封号”，用“人渣”形容他似乎更为贴切。至于周永康，无论是站在共产党政权的角度，还是从普世价值出发，贴给他多少恶名都不嫌过分。但是，正如笔者过去一篇文章所说的，“周永康背后的大老虎根本就不是人，是制度。”出于同理，当年薄熙来“唱红打黑”，在除胡锦涛和温家宝之外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中获得的是齐声称赞，而不是只有周永康一个人支持。如果一定要用“支持最力”个字来区别程度的话，习近平的支持就只能用“更力”二字来形容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薄熙来虽然时云不济，但他所开创的“回归毛泽东”的伟大事业已经在习近平手上发扬光大。习近平已经成功地在薄熙来的重庆整座“山城红”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君不见，当年薄熙来在重庆的口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已经被习近平篡改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把“打黑”的“打”字换“扫”字，恰恰是为了突显他习近平的“不是薄熙来，胜似薄熙来”。打是“打击”，扫指“横扫”；打黑的“打”字针对的是“点”，而扫黑的“扫”字针对的是“面”，不但是“面向全国”，而且还必须“不留死角”。正如习近平喜欢朗诵的“毛主席诗词”中所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与之同理，当年薄熙来的行动针对的只不过是“一时一事”，“阶段性”很强；而如今，习近平将“行动”改成“斗争”，则是从持久和持续角度出发。也是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 当年的重庆“打黑”只不过局限在重庆当地，现如今成天强调“看齐意识”的习近平终于实现了他当年在重庆市全体党政要员面前向薄熙来做出的郑重承诺：一定要把重庆打黑除恶的实践经验和方法向全国推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们本专栏前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两个无期三个死缓 薄家势力赶尽杀绝》，有读者朋友阅后提醒说，其实薄家势力也有“死里逃生”的，比如当时薄熙来身边的女副书记张轩。 其实，笔者专栏前一篇文章和上一篇文章中的“薄家势力”，是特指薄氏自家人和相当于自家人的驻家秘书们。不过要说那个张轩的话，岂止是死里逃生，如今更已经咸鱼翻生，因为习近平的重用而老树开花，获得了政治上的第二春。 话说2010年底，习近平以“皇储”身份亲赴山城重庆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站台时，尾随薄熙来陪同习近平的当地主要官员，除了我们过去节目中都陆续介绍过的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以及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徐鸣，还有另外一个当时在薄熙来身边同样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当时被坊间称之为薄熙来“女副官”的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 当地传说，在机场为习近平接机时，薄熙来把张轩介绍给习近平。习近平双手紧握着张轩的手说：“熙来同志的女副官，副官很重要！” 2012年3月20日，博主“散薄熙来”在其博客上分别发表图片、帖文《独裁者薄熙来的美人市委副书记张轩》、《独裁者薄熙来的美人妇联副主席方俐》、《独裁者薄熙来的美人 共青团副书记周密》，并分别附上三人照片。 这里说的方俐和周密都比张轩年轻，如今虽然都还在重庆为官，但都未被提拔重用。事实上，包括这三个“美人”在内的薄熙来的重庆优余党们，唯一在薄熙来倒台后还能官升一级的，只有张轩一个。 这个当年43岁时即被委任以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自此步入中共政坛副省部级行列的张轩，其实是在薄熙来上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前，即已经因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大力举荐，而被中组部任命为重庆市委的专职党务副书记。当时的汪洋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说，重庆市成为直辖市之后，市委书记进政治局是从薄熙来开始的。 薄熙来2012年3月倒台后，大陆论坛3月21日以标题《张轩：薄熙来打黑绝不是孤军奋战》，转登《重庆日报》2009年的一篇有关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通报重庆打黑除恶的情况的报道。其中张轩提到，2009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专门作出批示，称“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 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当时也以《重庆市委副书记：打黑除恶 中央肯定群众拥护》为题，转引了《重庆日报》的这份报道。说的是，“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中央领导高度肯定。今年6月展开的全市打黑除恶行动受到了各方关注。目前进展如何？取得哪些阶段性成效？昨日，市委副书记张轩向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了相关情况……。” 张轩当时口中的“中央领导”，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年后，习近平驾临，他对重庆“打黑除恶”的评价又要比周永康拔得更高，极力称赞当时以薄熙来首、张轩为副的重庆市委“真正从以民为本出发，开展了‘打黑除恶’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重大胜利，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是深得民心、大快人心的。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并希望认真总结经验，围绕改善民生、维护民意、便利群众等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薄熙来入狱之后，他在重庆市的亲密助手之一黄奇凡怒怼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正告他们，自己之前和薄熙来的关系首先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认可。一句“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重庆视察工作的时候，特别叮嘱我要全心全意当好薄熙来同志的助手和参谋，共同努力让重庆市的唱红打黑工作更上一层楼，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树立榜样”，令自己安然过关！ 与之同理，2010年底，习近平视察重庆时肯定也是勉励了张轩要当好“熙来班长”的女副官。所以2012年间，这个张轩不但没有因为薄熙来的垮台而受到直接牵连，甚至还在习近平接掌了总书记的中共十八大上连任了中央候补委员。 不过，本来已经是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张轩在十八大上只是连任中央候补委员，也标明着她晋升正省部级实权职位的前景从此暗淡。2013年的她即被安排转任重庆市人大主任,表面上看是对这个曾经的整个中共政坛最年轻女性副省部级干部的政治犒赏，但地方人大主任这样一个正省部级的岗位，意味着当时年仅55岁的张轩即已经“退居二线”。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虽然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兼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但从胡锦涛时代开始，中国大陆上的省级人大的主任都是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任。但如果同级党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话，那么人大主任就会设专职。 在中央一级，因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都和国务院总理一样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说“四大班子”的一把手都是正国级。地方上也是一样，省委书记和省长是正省部级，不是由省委书记兼任的省人大主任，以及专任的省政协主席也是正省部级 — 虽然从实权角度，省政协主席和省委书记绝不可同日而语。 在中共的组织体系里，一些中央和国务院部委里都有“明确为正部长级”的副部长，象中宣部和国务院的发改委，“明确为正部长级”的副部长和副主任都不止是一个，而是一群。 但是在地方上的省一级领导班子里，从无享受正省部级的副职设置。比如，中央国务院部委里的一把手如果是副国级领导人出任的话，那么该部委的二把手，甚至三把手、四把手都会是正部级。但即使在党委一把手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会里，专职党务副书记仍然也只是副省级。 一般来说，一个从基层党务工作者一步步爬升上去的省委专职副书记，因为经济和行政领导工作的经验不足，决定了就地或者异地升任省行政一把手的可能性很小，直接晋升党委一把手的可能基本没有。那么这批人只要没有调升中央或者国务院部委的机会，在退休之前晋升正省部级的路径，就只有被安排一届省级政协主席或者在由政治局委员出任党委一把手的省市自治区担任一届人大主任。 55岁即被安排为重庆市人大主任的张轩，在2018年召开中共十九大时刚满60岁，所以能够连任一届重庆市人大主任职务；但未再连任中央候补委员，意味着她的正省部级工作岗位也只能停留在地方人大主任这样的“二线“职务上，等待熬满65岁了。 但谁成想，这位当年法律科班出身的前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怎么就又被习近平发现了她的“剩余价值”，委任她为直接向习近平本人负责的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组长要职。 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进入百度百科，输入“张轩”二字随即会看到对她的职务介绍是：“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组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可见百度百科的小编也知道，中央政法机关督导组，而且还是一组的组长这一职务，要比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重要多了。 去年11月，中共《法制日报》曾有报道文章《剑锋所指动真碰硬 16个中央督导组3个中央政法机关督导组全部进驻到位》。这里说的16个中央督导组，指的是中央政法委派出的督导各省市自治区政法系统的督导组；而3个中央政法机关督导组，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其实也就是习近平本人直接派出的，工作任务是督导6家中央政法机关。这6家中央政法机关依序是：中央政法委机关、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众所周知，中央政法委本是其他五个中央政法机关的上级，而公安部又是所有政法机关中的老大，其实际地位一向是位列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之上。而3个中央政法机关督导组中的一组，进驻的是中央政法委机关和公安部，所以是最为重要。该组组长张轩本人虽然只是正省部级，但被她督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都要在她面前诺诺称是。 从中共官媒的公开报道中可以看出，张轩率团进驻中央政法委机关之后，实际主持中央政法委日常工作的陈一新负责向她汇报工作，而她对中央政法委的所谓“反馈意见”也是褒扬为主，但对公安部则不然。 中共《法制日报》去年9月刊登的《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与公安部领导班子见面汇报会召开 张轩讲话赵克志作表态讲话》一文中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工作安排，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近日进驻公安部，对公安部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督导。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与公安部领导班子见面汇报会9月12日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听取公安部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汇报。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组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出席并讲话。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全国公安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赵克志作表态讲话。 该报道中的张轩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和口吻：“充分肯定前一阶段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取得的成效，同时对下一阶段教育整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习近平的嫡系王小洪在这个会议上扮演的是向张轩汇报工作的角色，而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则当面向张轩表态说：公安部一定要在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监督指导下，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全面彻底肃清周永康、孟宏伟、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准确把握“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政策……。 如何理解这所谓的“自查从宽，被查从严”？反正是张轩进驻之后，公安部便在深入追查孙力军的基础上，又查出了一个“孙力军政治团伙”。就在张轩进入公安部一个月左右，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时已经退居二线的傅政华便被张轩手下的人伙同中纪委专案组抓走了，继而就是已经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位置上调任中纪委的刘金国失踪。 笔者今年2月在本专栏发表了《下一个被公开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会是谁？》，介绍了去年离奇缺席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包括继续缺席所有重要会议的情况。在完成本文之前，笔者再次进入中纪委网站查对，该刘金国最后一次参加活动是去年11月。从那以后，照理应该是由他刘金国出席或者主持的会议，都已经由排名在他之后的副书记杨晓超代理。 其实，今年2月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原公安部副部长刘彦平的罪案，也都是张轩的“中央督导一组”追查出来的。中央督导一组撤出公安部之前，即已经将刘彦平的问题移交中纪委。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的枪杆子和刀把子如今都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掌控。无论是政法委还是公安部，都已经被他安排了自己的铁杆亲信陈一新和王小洪。 但是，即便抛开已经快要到站下车的郭声琨及赵克志不论，就是对陈一新和王小洪，他习近平都还是需要更得力、更可靠的政治亲信监督他们的工作，同时也监测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忠心的。而这一重大的监督权，居然会被习近平放心地交给了薄熙来当年的女副官张轩，委实令人意外。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共 “二十大”越来越近的背景下，最近有关中共党魁习近平失势，甚至权力不保、大势已去的传言满天飞。若仅从这些传闻来看，似乎李克强已经在党内元老的支持下大权在握、背后主政了……，但其中有些杜撰与假设根本经不住推敲。 必须首先申明，我完全不是要替习近平说话或者为其开脱。不是说习近平是什么好东西，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逆向淘汰的机制下，不仅能混下去，还能爬到权力顶端的人，没有谁是好东西。江泽民、胡锦涛如此，习近平也是如此。 不过“桥归桥，路归路”，实事求是地讲：被夺权或者被罢黜，在新任“首脑”掌权之初、各方面权力不稳的情况下，发生的可能性还大一些；如今十年了，绝非如传闻说的如此简单。再说，想要拿掉习近平权力的人绝非是因为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的唯一可能，是为了维护甚至挽救他们赖以生存的专制体制。在习近平处处想要确保中共一党独裁专制的情况下，被党的内部运作拿掉党的权力根本不可信。 另外，真正恨恶习近平和他所代表的共产极权的都是什么人？是普通百姓，还是党内失势的既得利益者？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必须一清二楚。指望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罢黜习近平，连同恶党的权力——有可能吗？ 再者说，难道中共沦陷区的一切问题都是始自习近平，全是他一手搞出来的吗？习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前那六十多年，中共沦陷区一切都很好吗？“胡温新政”喊了那么多年，从罗干到周永康，“政法王”被炒成了“一切罪恶迫害的罪魁祸首”。可是，没有了周永康的中共变好了还是更坏了？中共沦陷区的人权迫害减轻了吗？当然，我在这里丝毫无意为周永康辩护，我和许许多多维权人士深受其害，罄竹难书。 同理，试想如果十年前上台的不是习近平，而是薄熙来、曾庆红，或者周永康的话，中共沦陷区的状况，哪怕仅从程度上讲，真的就比现在好吗？再试想一下：真把重庆的“唱红打黑”推广到全国，结果会怎样？恐怕全国“黑打”的风暴会比“总加速师”的倒行逆施更早来临也未可知……。 其实，无论是“反贪官不反皇帝”还是“反习不反共”，都有认知缺陷，同时又有一厢情愿的毛病。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所拿出的“治疗方案”，所开出的“治病药方”，最多只会像历史上曾有过的先例一样，收到一点点短暂的治标不治本的效果而已。就长期而言，对于铲除导致中共沦陷区一切不公与邪恶的总根源——共产党及其赖以生存的共产专制制度，没有多少实质的帮助；甚至还会转移问题的最关键所在，起到“护根”作用，结果只是有误导国民走更多弯路的副作用。 总之，在极权专制制度下，暴政所推出的代言人只会在损害到他们整个官僚阶级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夺权。“韭菜们”的权利是否被剥夺、利益是否被伤害，根本不会成为统治阶级更换代言人的考虑因素。除非人民马上要揭竿而起，社会矛盾激化到了革命的边缘。 因此，中共沦陷区邪恶横行、不公遍地的总根源，在于共产党和它赖以生存的极权专制制度。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打破中共专制系统，解除中共的武装，建立起权力制衡的民主宪政体系，现在中共沦陷区的根本问题才能解决。这需要假以时日，经历阵痛。在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制约人性之恶，唤起人的良知与道德，社会正义与公平才能回归。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周五刊登和播发的文章中，介绍了如果薄熙来的大秘徐鸣即将领受无期徒刑的消息被证实的话，那么薄熙来夫妇和与他们薄氏家族最亲密者中就已经有两个无期和三个死缓。 三个死缓分别是薄一波儿媳薄谷开来，以及薄一波生前的两位秘书王益及董宏。 生于1957年的王益比董宏年轻3岁。两人当年都是大学历史系毕业。王益是当年的78级，从家乡云南凭优异的高考成绩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与薄熙来的妹妹薄小莹同班。四年寒窗之后，薄小莹直接留校，王益就地考取硕士研究生。1985年王益获取硕士学位后，被薄小莹推荐给薄一波当秘书。 去年1月11日，我们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绝对没有可能对陈元下手》。9月10日，我们又在本专栏发表了《陈元的“自留地” 腐败重灾区 国开行的贪官知多少？》一文，介绍了已经于2010年被判处死缓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原本是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负责给陈元的父亲陈云送机要的，偶然的机会被陈云知道他是北大历史系硕士生，这才有了和陈云及一直都是和父亲住在中南海里的陈元偶有交谈的机会。 如上文章发表后，有中国内地的朋友介绍说，在当时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里为几个领导人送机要并非王益当时的主要工作，他的主要工作还是为当时的中顾委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写东西”。 2010年4月7日，中国内地的新浪新闻网转载了《新民周刊》的文章，标题是《知情者称王益起点高 大学时只追高干家庭女生》。 文章作者引述一位历史学者的话说：“北大历史系1978级是‘文革’十年积累的的精华。不管是世界史，还是中国史，这些学生都是顶梁柱，可以说是整个北大历史系的半壁江山。当时薄熙来也在北大历史系，比王益高一级，薄一波的女儿薄小莹和现任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与王益则是同窗。王益大学毕业就成了薄老的秘书，起点很高。” 文章说：当时北大颇有些特殊地位，云集了众多高干子女。“据说王益上学时很花，但只追家庭背景是高干的女生。” 王益于1996年离异。外界一度传闻其神秘前妻为薄小莹，实情并非如此。王益之妻原名白昭明，考入北大之前曾是新侨饭店的团委书记。一度为避嫌，曾短暂更名为王昭明。 那位历史学者向文章作者介绍说：“当时薄老想在北大历史系找个秘书，薄小莹在班里找了一圈。估计王益史学不行，更适合做行政，所以薄小莹推荐了他。” 其实，和先于王益进入薄一波秘书班子的董宏一样，他们之所以被薄一波选中的首要前提是大学期间“积极要求进步”。此二人都是读大学本科期间加入中共的。 当年中共设有中央和省级顾问委员会的时段里，从陈云当主任的第二届开始，中共中央即有明文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即主任陈云及副主任薄一波和宋任穷，以及当时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国家副主席 、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一样，都和在位政治局常委一样，属于正国级领导人，身边都是秘书成群。 而当时的薄一波偏好在学历史出身的青年人里找秘书，是因为他本人的晚年一直是以领导“党史回顾”为己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威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时说，薄一波晚年倾力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受到史学届的高度评价。这本书是“不同于一般的个人回忆录”，而是带有研究性的党史著作。它之所以久盛不衰，之所以能在全党的干部教育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和薄老亲自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从十三大以后，薄一波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著书立说上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是他的得意之作。 陈威说，十三大以后，薄一波繁重的工作告一段落。1988年3月，薄老出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是杨尚昆，副组长还有胡乔木和邓立群。薄一波担任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以后，向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说他想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回顾和总结自己一生上面。中央批准了，而且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是中共体制内党史工作者及外界中国问题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著作，全书分上、下卷，初版分别于1991年5月、1993年6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捉刀人之一王益正是在该书的下卷送审之后才离开薄一波的。而该书的另外一个捉刀人之一董宏也是在同一年另谋高就。 1992年10月，时任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朱镕基主导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其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把具体工作全权交给手下的副行长陈元，陈元则在该委员会组建工作班子的第一天即把王益安排为该委员会的办公室副主任。 日后的王益一直是在陈元手下发展，直到以国开行副行长身份被判入狱。 2010年3月30日，王益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对收受贿赂1196万余元的指控表示认罪；。4月15日，仅以受贿1196万元人民币的单项罪名被北京市第一中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受贿金额不足一千两百万人民币就被判了死缓？搞不明白，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为什么就没有出手相救？ 如上所引述的文章《知情者称王益起点高 大学时只追高干家庭女生》中还着重介绍说：王益与薄家情谊深厚。在薄老的葬礼上播放的四首童声合唱，除了《国际歌》、《在太行山上》、《五月的鲜花》之外，另一首便是王益亲自作词作曲的童声无伴奏合唱，也是薄老生前很喜欢听的歌曲之一。 而与当时的王益投靠陈元前后脚，当时的董宏则选择了投靠时任广东佛山市委书记兼市长钟光超。但一年后即回到北京，由陈云的老秘书朱佳木安排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任职……。董宏的对外公开简历中介绍他曾经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研究室副主任，但事实上从他1983年6月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学士学位证书直到1992年“离开薄老身边“，长达九年的时间里都是和从1985年开始挂名中顾委办公厅的王益一样，都是薄一波的“驻家秘书”。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与中央档案馆主管并主办的中央级学术理论期刊《党的文献》曾在薄一波逝世一周年之际，在2008年第2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怀念敬爱的薄一波同志》，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曾任王震秘书的李慎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薄老和王老对小平同志在纠正毛主席晚年错误的同时、充分肯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是坚决支持的。1986年4月9日下午，王老来到中顾委自己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去看薄老在不在，我去看看他。”当得知薄老在外边开会时，便说：“你把在家秘书找来。”薄老秘书董宏来了。 王老对董宏说：“现在有些非毛化的现象，毛主席的家乡很少有人去了。听说薄老最近到湖南去，他是毛主席、周总理、少奇那时政治局的，薄老又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得最重的一个。建议薄老到毛主席家乡韶山去看看。少奇同志的家乡也可走走。然后照个像，发个消息。薄公去一下，也体现了他一贯的政治家的风度。”事后，我听董宏说，薄老本来就有此打算。董宏把王老的话报告后，薄老说：“ 英雄所见略同。” 去年8月，当时还是由胡锡进胡叼盘主持的《人民日报》旗帜下的《环球时报》网站上刊登了《受贿4.6亿，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4个神秘身份被揭开》一文。文章介绍说：2020年10月2日，已退休多年的董宏被查。2021年4月12日，他被开除党籍，通报称其“腐化堕落，家风败坏；大肆收钱敛财，大搞权钱交易”。 当时，《环球人物》记者曾试图起底他的贪腐问题，却发现查不到他的详细信息。直到6月9日，检方对董宏提起公诉时，人们在公诉材料上才看到了他的部分履历：董宏利用担任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开发、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8月26日这次受审，青岛市检察院的起诉材料又多了些内容，让外界对其中央巡视组副组长之外的四个神秘身份有了更多了解：1999年至2020年，被告人董宏利用担任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组成员、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开发、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6亿余元。也就是说，董宏敛财的时间线，从担任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向前推移至担任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组成员期间，董宏的受贿时间竟长达21年。 董宏受审的消息公布后，财新网公布的他的简历中，特别强调了他是1983年毕业后，来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当秘书。当时中顾委成立仅一年，主任是邓小平，副主任是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有资料记载，当年薄一波的秘书名叫“董宏”……。 说起来，财新网是中国内地最大胆，最敢爆料的网络媒体了，但是，它也只敢把董宏的曾经的薄一波秘书背景点名，而对他董宏日后的，也是他经济罪案的主要时期的王歧山大秘及政治体己的身份 — 无论是在广东还是海南，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中纪委系统，却是欲言又止，留给读者自己去对号入座。原因很简历，曾经的正国级领导人薄一波本人早已灰飞烟灭，薄熙来夫妇也都监狱里服刑，但王歧山却是仍还在位的正国级，因为政治排名在七名政治局常委之后，故被党内称之为“王老八”。 人在美国的郭文贵曾介绍说：中纪委的专案组一开始审问董宏时，给董宏明确画下红线，可以谈自身腐败情况，但不能提及习近平、王岐山等政治局常委，言明“什么都可以谈，就谈你个人腐败的事情：涉案、经济犯罪、生活腐化⋯⋯，不要谈什么首长，首长什么级别，知道吧？就是政治局以上的都不要谈”。 照理，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靠山王歧山尚属“现在进行时”，但这个董宏还是被判了死缓。而王益被判死缓的时候，虽然他效命多年的薄一波已经去世，但曾与他在薄一波灵堂上相拥痛哭的薄熙来当时还是在位的政治局委员，对他王益一样也是“爱莫能助”。 薄一波本人在世时，曾因毛泽东和江青夫妇的迫害被在秦城监狱关押了十年之久。现在的薄熙来则正在秦城监狱里，在两个被判死缓的薄一波秘书的陪伴下度日如年。而因为政治级别不够副省部级的薄熙来夫人，被判死缓后只能在北京市的市属监狱里服刑。夫妻二人不久前希望在去世的薄谷开来的老红军母亲的灵堂上见上一面的请求，也分别被公安部和司法部在“请示上级”之后回绝了。 这一切，难道真是因为薄熙成所感慨的“我们薄家算是中了邪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综合近期海内外消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出现变数。这是他念兹在兹、视为今年的最大政治，但因押赌乌克兰战争和上海封城的重大失败、连环失败，党内同僚对他忍无可忍。党内上下，不满声、抱怨声、批评声四起，各类消息不胫而走。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注重民生和经济的李克强务实路线逐步胜出。 党媒党报随之出现微妙变化，连续多日，习近平的名字不再像从前那样总是占据头版头条，而时隐时现；早先的霸屏现象也逐渐减少。而李克强和汪洋等其他领导人的名字则得以逐渐显现于党媒党报的头版。李克强（4月25日）有关稳定经济的讲话，九千多字，罕见地在党媒党报全文刊登，仿如最高领导人待遇。隐约可见，李克强党内地位上升；相应地，习近平党内地位下滑。 与此同时，国际媒体也连篇报道习近平健康出状况，遭受脑动脉瘤困扰，更有其他疾患缠身。这不仅佐证了近年来海内外有关习近平身体状况的传闻，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习近平的双茶杯之谜（出席会议时，习近平面前总是放着两个茶杯）：极可能，一杯是茶，一杯是药。 政治和健康的双重危机，令习近平连任出现变数，而且是重大变数。外界普遍期待的那种可能性正在浮现：习近平在二十大退休，让位于其他领导人。中共宣传系统的微调显露端倪：在逐渐下架习近平的同时，逐渐突出李克强。隐约显露李取代习的伏案。 此时此刻，有一种舆论认为，习近平掌握军权，他可以殊死一搏，保住自己的权位，强行进入第三届连任。那么，军权到底能不能保下习近平？ 首先，习近平在党内的声望和权势，既比不上毛泽东，也比不上邓小平。作为开国之君的毛泽东和老资格的邓小平，他们对军队的掌控是实实在在的，拥有实际军权。相比之下，习近平在军中并无根基，名为军委主席，却远未拥有毛和邓那样的实权。 其二，即便是掌握军中实权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面对党内斗争，也只是以军权为背景，起一个威慑作用，并未动用军队去直接解决党内斗争。其三，中共的传统是党指挥枪，党是一个总体概念，具体由党中央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相继死亡后，这一概念尤其清晰，军队是一党专政的支柱，但并不效忠某个人。 结论就是：今日中共，习近平虽有军委主席的头衔，却吓不倒党内高层，更吓不倒政治老人；既然毛邓都不可能、习近平更不可能直接动用军队去解决党内斗争，如果他胆敢那么做，他自招祸事的风险更大于对他人构成的威胁。 外界注意到，5月15日，由习近平亲信丁薛祥担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份文件，名为《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声称：要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党员深入学习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离退休干部党员继续听党话、跟党走。 中共早就建立起一个等级社会，即便在退休干部中，也等级森严。省部级以下叫做退休干部；国家级领导人叫做离休干部。习派把控的中办发出这份文件，针对包括从上到下的政治老人或老干部。鉴于北戴河会议临近，习派的意图明显，即，图谋让政治老人收声、不得干政。预定今夏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中共高层和各派政治老人齐聚，将就二十大最高权力重组，各自发声，讨价还价，并基本作出定案。 透视中办那份文件，既非法律，也非法规，更无宪法和党章作为依据。作为一份《意见》，其实就是一份建议，既没有约束力，也没有执行力；语言绵软无力，内容无足轻重。这是习近平和习家军面临党内被动和孤立处境之际，抛出的一颗弹丸，希望起到一定程度的心理震慑作用。然而，却是一颗轻飘飘的弹丸，对老干部而言，他们见得多了、经得多了，必大多不为所动，尤其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政治老人，根本不会理会、不受影响。 抛出这么一份《意见》，以今日之势，对一败再败的习近平和习家军而言，乃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换言之，习派抛出的这份《意见》，已无法对北戴河会议构成影响，已无力改变习近平的颓势。习近平连任的变数，日渐扩大，日见分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乌克兰战争中，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被两枚导弹轻易击沉，标志着21世纪的海战模式与上个世纪的旧海战模式完全不同了。这种新模式对中国试图攻击台湾的军事企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值得专门做一番分析。 一、“莫斯科号”巡洋舰为何被击沉？ 4月14日夜间，俄罗斯海军四大舰队之一的黑海舰队在海上活动时，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突遭两枚导弹袭击，战损严重，不久便在拖拽回港途中沉没。俄罗斯官方忙于遮掩真相，各国媒体则试图分析该舰被袭击沉没的真正原因。一艘万吨级导弹巡洋舰在战斗巡航中被导弹轻易地击沉，堪称世界海军作战史上的重大事件。海军舰队参与海上战斗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过去关于海军舰队对抗的认知要重新改写了。 《日经亚洲》4月20日的一篇报道，《莫斯科旗舰沉没暴露俄海军弱点，专家称，未能保护和应对导弹攻击显示出重大操作缺陷（Moskva Flagship Sinking Exposes Russian Navy Frailty, Experts say, Failure to Protect and Respond to Missile Attack Shows Major Operational Flaws）》，分析了该舰被击沉的原因。该报道引用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开大学全球研究系主任小谷哲夫的话说，“旗舰是指挥和控制的神经中枢。它配备了通讯工具，控制着整个舰队。”报道指出，美国驻日本横须贺的第7舰队旗舰“蓝岭”号航空母舰24小时都保持与白宫的直接联络，拥有“最先进的网络、指挥、控制、通信和计算机能力，能在最高级别（包括白宫）进行充分知情的实时决策”。 同样是舰队的旗舰，为什么俄国舰队的旗舰如此不堪一击？一位美国海军分析家认为，“莫斯科号”沉没表明，俄国海军以为远离乌克兰岸基火炮的威胁就能安全，事实证明，中程导弹同样可以致其死命；此外，这艘导弹巡洋舰虽然具备导弹攻击能力，但反导弹的自卫系统不灵；还有，导弹击中该舰后，舰上常备的止损分队的战损管控不力，导致军舰迅速沉没。 日本自卫队前中将矶部浩一在《日本军事评论》中写道：“对普京来说，最大的打击是他向世界各地的军事专业人士展示了俄罗斯军队的脆弱性。”其实，“莫斯科号”的惨痛教训还向全世界表明，海军舰队在海上作战时，防止敌方导弹袭击是自身安全的首要任务。而恰恰是这一点，揭示了现代海军作战史上一次新的重大转折。 二、现代海军海战作战方式的历史演变 自从各国发展出机械动力的现代海军以来，海军的海上作战方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靠大舰巨炮取胜，第二阶段是靠舰载航空兵取胜。 直到二战爆发，各国海军的主要作战思想一直是传统的大型舰船用舰炮互相攻击。其经典战例是，一战前，大日本帝国的联合舰队在日本海用舰船炮战，歼灭了俄国远道而来的波罗的海舰队。此后，联合舰队为了保证炮战取胜，把大舰巨炮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建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大和级战列舰，吨位达7万吨，比航母还大。因为只有大舰才能安装巨炮，而舰炮的口径大、炮管长，才可能射程远，大和级战列舰有三组三联装主炮，每门炮管的口径有46厘米，中等身材的人可以爬进爬出，射程达几十公里。这样大口径的巨炮才能在对方舰炮的射程外，击沉对方军舰。 建造大舰还有一个原因，即需要在大型军舰上建造高高的舰桥，以便看得见远在海平面之下的对方军舰是否中弹。舰炮射击是打移动目标，要靠弹着点观测，才能在双方军舰不断运动的情况下尽快校正射击参数，提高命中率。然而，大日本帝国耗尽国力造成了巨型战列舰，这种海上作战方式却已过时。联合舰队的两艘巨型战列舰都没真正在海战中发挥作用，相反却被美国海军的舰载机围起来打，最终被舰载机投放的鱼雷和炸弹击沉。大舰巨炮主义就这样终结了。 开创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第二阶段的是英国。1940年，英国首次用舰载机发射鱼雷，重创意大利海军停在塔兰托港的战列舰。受英国海军航空兵的影响，日本联合舰队也研究训练了舰载机轰炸战列舰的方法，在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随后美国海军和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编队反复交战，双方都在远距离外派出舰载机去攻击对方的航空母舰，各有胜负；直到中途岛战役之后，美国海军才扭转了双方的态势，取得了战场主动权。 中国热衷于组建航母舰队，仍然看重舰载航空兵的海战作用。殊不知，以“莫斯科号”被击沉为标志，现代海上作战方式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靠导弹取胜。 三、海上作战不同历史阶段的攻击手段：中国掌握多少？ 在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的第一阶段，战列舰是巨炮的平台，舰炮炮火是攻击手段，作战半径是舰炮的射击距离。后来这种攻击手段就不灵了。到了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的第二阶段，航空母舰是舰载机的海上流动平台，舰载机使用鱼雷和炸弹攻击对方军舰。所以海军的主要攻击手段改变成舰载机携带的鱼雷和炸弹，而攻击范围由舰载机的往返航程决定。舰载机的主要功能是充当鱼雷和炸弹的空中投放平台，以及保卫己方母舰。 进入现代海上作战的最新阶段之后，对敌方海军的主要攻击手段变成了导弹，而不再是鱼雷和炸弹，更不是大口径舰炮。随着导弹的射程延长，导弹的被动导航和自主导航能力不断增强，导弹的发射平台也多样化了，海军的舰载机和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可以从空中发射导弹，潜艇可以从水下发射导弹，海军舰船可以从水面上发射导弹，陆军也可以从地面基地发射对舰导弹。 每次海军作战方式的转折都是一个渐进过程，新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但旧的作战方式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对美国、英国、日本这几个经历过大型舰队海上作战方式第一、第二阶段的国家来说，它们懂得如何把舰炮、舰载航空兵和导弹的作战功能结合运用，形成最佳组合。 中国现在建造了航母、大型驱逐舰、大型护卫舰，看起来舰队规模很大，但中国海军的作战经验只有鱼雷艇、小炮艇的近战夜战；其战术是“打了就跑”，它连如何使用大舰重炮和舰载航空兵作战这些旧的作战手段都没试过。中国的这些军舰装上了各种导弹，海军却没有如何合成运用舰炮、舰载航空兵和导弹的任何经验，一切都只能自以为是地想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海军对大规模海战其实是心虚的。 四、导弹制胜时代海上作战的六大转变 在以导弹为主要攻击手段的现代海上作战方式第三阶段里，出现了六大根本性转变。 其一，防守方比进攻方具有相对优势。因为防守方可有各种导弹发射方式，而敌方舰队面临的是三维空间威胁，从高空、水下、水面随时都可能有导弹来袭。 其二，海战中的前方和后方越来越模糊。在大舰巨炮和舰载飞机时代，海战中敌方位置很清晰，对敌方攻击的防御方向也是确定的；但导弹发射平台的多样化，使敌方舰队可能遭到360度所有方向的导弹来袭，舰队安全的难度比炮战和舰载机时代大得多。 其三，面对导弹攻击，大型军舰的脆弱性增大了。现在的军舰不管吨位多大，水下装甲和甲板装甲的厚度并不比当年巨型战列舰的装甲厚度大；否则，军舰航速和机动灵活性都会下降。而导弹的攻击力比鱼雷、空投炸弹和巨炮炮弹大许多倍，造成军舰的战损程度也大很多。一方面，这造成舰上战损抢修难度大大增加，战伤军舰容易快速进水而沉没；另一方面，在军舰运作高度电子化的情况下，舰上发生的战损可能导致舰内信号线路被切断，使军舰失去动力、操控力或作战指挥能力等，结果军舰变成浮在水上的“死鱼”。 其四，导弹发射方成本低，其主要成本是电子导航系统；而军舰的成本比1枚导弹高上千倍，这是进攻方水面舰船指挥官不得不面对的冷酷现实。浩浩荡荡的舰队演习时壮观威武，前提是不会发生战斗，一切可按演习教程操作，演习中所谓的抢险也是假戏真做。到了战时，一艘几万吨级的两栖登陆舰载着数千陆军，几枚导弹一打，就成了燃烧的地狱，全体舰员和舰上陆军只有跳水求生这唯一选择，不然就只能与军舰一同沉入海底。 其五，在海战的导弹时代，导弹的导航系统成为作战的关键，具有太空战、电子战优势的一方将很大程度上获得战斗的主导权。防守方导弹的导航能力可借助友军导航系统，进攻方就没有这种优势了。中国的舰队在海上一面要防范来自高空、水面、水下的攻击，一面要完成运输陆军的任务，还要同时指挥太空战、卫星攻防战和电子讯号保卫战，绝非易事；只要一个环节没做好，战场态势马上就会倾覆。中国海军没有实战经验，无法知道哪些事需要怎样做。 其六，防守方如果发生失误，比如导弹发射后没击中目标，或某些导弹发射阵地遭到破坏，是可以弥补的，只要调整参数再次发射导弹，或启动备用的导弹发射阵地作战。但进攻方的军舰被击沉，那就没有补救机会了；战损军舰若被迫退出战斗，还会影响到整个舰队的功能组合和攻防协作。 综合这六大转变，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现代军事技术的演变有利于防守方，不利于进攻方。如果这进攻方还是个运行大型舰队的菜鸟，又只有沿海小炮艇偷袭经验的低级海军能力，那进攻者确实面临很大的难度。这种困难随着防守方导弹系统的不断升级，只会变得越来越大。 五、海战最难在运兵 空军和火箭军可以摧毁对方地面上的军事及民用设施，但要占领地面战场，不能靠飞机和导弹，必须使用陆军；而陆军能否远距离跨海输送到登陆地区，全靠海军。在这方面，导弹制胜时代的海军舰队所面临的仍然是二战时代的难题。 要占领大型岛屿，需要由熟悉海边作战的海军陆战队攻占滩头阵地，然后陆军大规模登陆上岛，把火炮、坦克等重装备运上陆地，再展开地面战线的争夺战。而陆军出海，必须搭乘海军的运输船舰，才能到达登陆海域；到达登陆海域后，由于大型运输船舰吃水深，不能靠近岸边，大型船舰还怕岸炮攻击，所以陆军必须在海上换乘小型登陆艇，分批登陆，这时只能携带轻武器，如此则登陆的陆军火力就很弱。1949年10月解放军登陆金门，在古宁头战败，这是原因之一。 陆军遇到船沉就只能跳水逃生，但陆军官兵通常没有长途泅泳的能力；一旦投水，淹不死的最多占船载兵力的几分之一，这是太平洋战争的战亡统计显示出来的规律。在海里，即使会游泳的人也游不远，因为海水温度底，人体热量消耗大；而且海上没有方向指引，还受到洋流冲击，会白白浪费最后的体力。何况，陆军一旦落水，为了海上求生，不得不把武器弹药全部扔掉，于是徒手游水的陆军就完全失去作战能力了，极少数好不容易游到岸边的陆军官兵也会完全累垮。 陆军虽然在陆上作战时胆子很大，但到了海上就变乖了，只能把生命全都交给海军，听任海军摆布。太平洋战争时，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很骄狂，一向看不起海军，但遇到远途跨海作战，陆军高级将领们都会客客气气地拜托日本联合舰队的指挥官，请他们保证陆军部队的安全，不要发生意外。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一个战例是1943年3月2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面的俾斯麦海上，日军一个陆军师团的大部分兵力在海上运输过程中被歼灭，美国的战史称之为“俾斯麦海海战”，而日本的战史研究基本上不提这事。当时，美军陆基航空兵对日军的8艘运输船和8艘掩护运输船队的驱逐舰实行低空轰炸，结果运输船全被炸沉，驱逐舰队大部分也被击沉，3,600陆军官兵都淹死，2千多吨装备物资全部沉海。 陆军经由海上运输时还有一个与防守方无关的潜在敌人，即鲨鱼。台湾海峡和许多其他海域一样，有各种鲨鱼。只要落水的解放军官兵有人受伤，流出的血化在海里，鲨鱼可在10公里外的水下闻出来，然后赶来猎食。海军官兵都知道，军舰沉了以后，就算在海里能泅水不死，也可能葬身鲨鱼口中；如果陆军清楚这种结局，他们会更加胆战心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