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奥运会，都免不了有人探讨项目设置。以前甚至有人祭出阴谋论，认为既然奥运会早已是一场政治博弈，那么项目设置也是西方国家搞鬼，在田径、游泳等强势项目上广设金牌。 探讨问题时，阴谋论当然是智商欠费最多的方式。以田径项目为例，金牌多的原因非常简单。它是从古希腊奥运会演进至今、最能直观体现人类竞技能力的体育项目。如果奥运会只保留一个大项，那只能是田径。 当然，奥运项目设置确实存在博弈，许多项目为进入奥运会简直争破了头。但这世界上所有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奥运项目设置也不例外。所以，为进入奥运会而争破头的项目，用脚趾头想想都能总结出它们的特点，多半是项目冷门、民众基础差、关注度低，进入奥运会将是它们获取关注度并将之商业变现的机会。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东道主要是有自己的优势项目，肯定也打算加塞。 那些看不上奥运会的项目，特点一般是拥有雄厚的民众基础，关注度极高、商业化运作体系十分成熟。奥运会对于它们来说，连锦上添花或鸡肋都算不上，相反还会成为负担，足球就是最典型例子。 网络图片 里约奥运会时，内马尔率领的巴西队在家门口笑到最后，史上第一次捧起奥运足球冠军奖杯。当时许多中国媒体以“终于大满贯”之类的标题来渲染这一幕，甚至将之比作巴西奥运史上最重要一金。这实在是编辑的无知，高看了奥运足球，巴西的冠军顶多只是“足球王国”弥补冠军拼图上的那个仅存空白而已。与此同时，当时巴西足球联赛并没有因为奥运会这样的盛事而暂时停顿，仍是一轮一轮按部就班，压根不会“服从大局”。 在里约奥运会上，内马尔已是超龄球员。真球迷都知道“适龄球员”和“超龄球员”的含义，这也正是国际足联与国际奥委会博弈的结果。从1900年第2届奥运会开始，足球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但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1979年，奥委会又作出补充规定，凡欧洲和南美国家曾参加过世界杯赛的球员，一律不得参加奥运会足球赛。1988年汉城奥运会则首次允许职业球员参加，但仍规定欧洲和南美国家凡参加过世界杯赛的球员不得参加。1989年后，经国际足联与国际奥委会协商，作出新规定：允许职业球员参加，但奥运会球员的年龄限制在23岁以下，但每队允许有3名超龄球员。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国际足联与国际奥委会之间始终存在博弈，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也使得博弈的天平屡屡倾斜。阿维兰热入主国际足联后，大力推行商业化，世界杯等赛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足联的会员国数量也超越国际奥委会，因此渐渐占据话语权，终于对奥运会足球成功限制。国际奥委会也曾反击，一度嚷嚷如果国际足联不妥协，就把足球开除出奥运会，但很快就没了动静。这是因为，即使只是23岁以下球员的比赛，足球比赛的门票收入仍可占历届奥运会总门票收入的一半以上。 国际足联的底气之足，显然来自其强大的民众基础和赚钱能力。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电视观众为320亿人次，1998年法国世界杯为370亿人次，2002年韩日世界杯为400亿人次，2006年德国世界杯达到500亿人次，2010年南非世界杯为300亿人次。 在盈利指标上，有数据显示，在世界体育产业总收入中，奥运会占4%，世界杯则占17%。2010年南非世界杯，国际足联的总收入高达87亿美元。相比之下，2012年伦敦奥运会被认为是吸金能力陡增的一届，电视转播权达到26亿美元，赞助商收入达到18.5亿美元，这两项收入均接近南非世界杯水准，但这可能已经是个极限。 2006年德国世界杯，德国人投入100亿美元，但旅游、消费等行业带来267亿美元的收入。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对南非经济的增加约合132亿美元的收入。相比之下，奥运会的投入更大，产出则弱得多。 而且，职业足球绝不仅仅有世界杯。欧洲杯、欧冠和五大联赛，都是拥有更多拥趸、商业化同样极其完善的赛事。很多老球迷甚至认为世界杯也仅仅是伪球迷四年一度的节日而已，奥运足球当然更得靠边站。 不过，即使是如此式微的奥运会足球，也违背了奥运会初衷，不再是业余选手的“重在参与”。足球在走向商业化后，更加崇尚专业主义，世界杯成为精英赛事，业余运动员出现的可能性早已微乎其微，全部由业余球员组成的球队更是不可能在决赛圈出现。2013年联合会杯上，多半由业余球员组成的塔希提赢得世人尊重，既是因为其顽强精神，也因“物以稀为贵”。相比之下，奥运会偶尔也会出现业余成分，比如里约奥运会的斐济队，当然，它的入围首先得多谢大洋洲第一强队新西兰的违规。但综合来看，奥运会足球比赛早已妥协于职业足球，甘心“U23比赛”的地位。 同样的例子还有NBA，它是世界上水准最高的篮球赛事，影响力惊人。但在美国国内，它仅仅是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之一，与NFL（国家橄榄球联盟）、MLB（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NHL（国家冰球联盟）并列。当然，在世界范围内，它的名气远大于另外三大联盟，这明显是受益于篮球这一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众基础。 网络图片 很多人都曾诧异于这一问题：为何历史上有那么多NBA巨星拒绝参加奥运会，美国国内又为何不以“不爱国”的名义去批判他们？ 原因很简单，一来“梦之队”实力太强，有谁没谁区别不大，二来NBA的成熟运作比起奥运会篮球比赛更吸引球员。而且，对于NBA球员来说，参加奥运也许会有伤病、疲劳等因素的威胁，影响接下来的NBA赛季。甚至有球员认为，不参加奥运会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对自己所签下的巨额合同负责。当年姚明因伤病过早退役，也有不少人指责中国篮协，认为是篮协把姚明用残了，“奥运会事关国家荣誉，也就罢了，可如亚运会之类的比赛也逼着姚明来打，结果呢？” 作为一个成熟的体育联盟，最不喜欢球员参加奥运会的当然是老板。库班就曾炮轰：“球员和球队在奥运会上得不到任何利益，但国际奥委会却从这些球星身上赚了大钱，要我们的签约球员冒巨大风险，看奥委会赚钱，这非常不公平。” 当然，在商业化最为成熟的几大运动项目和运动联盟里，NBA和奥运会已经算是相对最为和谐的一对，“梦之队”永远是奥运会的一大重要看点。相比之下，最不和谐的也许是拳击。 网络图片 拿里约奥运会来说，拳击比赛争议最多，深层次原因是业余拳击和职业拳击的规则差异。 根据奥运体育的“纯洁性”，以打拳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拳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被允许进入奥运会。换言之，国际职业拳击的四大组织——世界拳击协会（简称WBA）、世界拳击理事会（简称WBC）、国际拳击联合会（简称WBF）和世界拳击组织（简称WBO）的职业拳手都与奥运绝缘。 1920年，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简称AIBA）正式成立，使业余拳击运动有了专门组织。国际性业余拳击比赛很多，其中奥运会拳击比赛的地位最高，甚至可以说是业余规则的缔造者。 直到2014年10月，APB个人职业拳击赛开战，职业拳手可以借此获取参加2016年奥运会的资格。根据规定，凡是业余选手转成职业选手后，参加的职业拳击比赛不足15场、且年龄在19岁至40岁之间，都有机会参加里约奥运会。 但奥运会拳击比赛向职业拳击靠近的同时，规则并未跟上。其中最让拳手无法适应、也最容易让观众产生争议的是，因为奥运会拳击比赛力求避免身体伤害，因此那些毫无力度的轻拳与势大力沉的重拳一样能获得点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一位日本拳手曾单场打了对手六次读秒，居然还被判负，最终靠申诉才能获胜。上届里约奥运会，AIBA干脆还取消了赛后申诉。中国选手吕斌的失利引来无数同情声，原因并不是什么阴谋论，而是因为不合理的业余规则，如果是职业比赛，他会无可争议地获得胜利。与吕斌受同样困扰的还有许多拳手，如2015年拳击世锦赛冠军柯兰、伦敦奥运金牌得主泰勒等，几乎每个比赛日都会出现几场严重违背观众观感，让人嘘声不断的比赛判罚。 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职业拳击和业余拳击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互通性有限。何况职业拳手本就可以在职业比赛中获取高额奖金，如此丑陋的业余规则体系下，谁还稀罕奥运会呢？ 其实，即使优秀选手真的都参加了奥运会，也不代表比赛就会好看，因为有一种情况叫做“出工不出力”，冷门迭爆的奥运会网球比赛便是如此。 尽管德约科维奇曾称奥运网球冠军为媲美大满贯的最高荣誉，但这在网坛绝对是少数派。名将萨芬就曾说：“赢得奥运会的比赛并不是我生活的目标。我在那不会有全部的激情，我认为网球选手的全部精力都将用在大满贯赛事上。”尤其是随着四大满贯赛在商业化运作上的成功，奖金水涨船高，职业选手们当然更看重饭碗。也正因此，每届奥运会前，都有不少早已获得资格的选手选择退赛，其中不乏世界排名前列的选手。 这当然跟赛程有关。四大满贯赛堪称马不停蹄。从法网到温网，本已是艰苦赛程，如果选手随后参加奥运会，就等于要在毫无休息的状况下转战美网。如此紧密的赛程无疑会加大伤病几率，一旦出现伤病，影响的是自己奖金。对于靠奖金养活自己的职业选手来说，这当然需要权衡。 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则是积分问题。与大满贯赛事不同，奥运会赛事并不会给选手带来积分。这个问题曾出现过转机，可惜昙花一现。原本从2000年奥运会开始，网球选手参加奥运就能获得积分，但分数较低，还比不上大师赛和皇冠赛。后来，ATP（职业男子网球协会）和WTA（职业女子网球协会）相继宣布，职业选手参加里约奥运会没有积分。 这当中自然有经济因素，因为ATP和WTA都希望ITF（国际网联）能够拿出一笔资金，以补偿与奥运会“撞车”的巡回赛，因为既然有许多选手要参加奥运，当然会影响同时间段巡回赛的收入。但ITF不等于国际足联，哪里能承受如此经济压力，国际奥委会也不舍得这笔钱。双方谈不拢，那当然是财大气粗的职业网球联盟说了算。何况，职业网球选手也确实不需要通过奥运会来为自己抬高身价。结果，防疲惫防受伤成为主流，里约奥运会网球赛事进入第二天时，前几号种子已纷纷落马。 与许多项目一样，网球也是奥运会的创始项目，但也曾长期离开奥运——1924年巴黎奥运会后，职业网球就因为“职业”原因被排除出奥运会，直到1988年才回归。 高尔夫球同样长期远离奥运。1900年巴黎奥运会和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高尔夫已是正式比赛项目，但1908年，由于高球协会R&A与奥委会发生争执，英国所有参赛者退出，比赛随之取消。这一别便是过百年，2009年8月，国际奥委会确定高尔夫为2016年奥运会备选项目，并于当年10月全票通过。 但这次回归并不美妙，早在里约奥运会开幕前，世界排名前四的选手便相继宣布退出奥运，世界排名前30位的选手中，有12人直接选择退赛。这当然也跟经济因素有关，身家丰厚的高尔夫球选手如果住进条件很差的奥运村，去打一场并不被关注的比赛，结果是得不到任何金钱上的回报。有一位高尔夫球选手就曾表示：“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能再去像年轻人那样住青年旅馆。” 网络图片 即使是一向表态支持高尔夫回归奥运的老虎伍兹，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高尔夫球能够重返奥运会，那将是这项运动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但对于职业选手来说，奥运金牌和大满贯赛事冠军哪个更重要恐怕是不言而喻的，我想他们都会选择后者。” 与职业化体育项目的隔阂，始终是奥运会的隐痛。长期以来，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收视人数能勉强与足球世界杯决赛相抗衡之外，奥运会大多数比赛都缺乏足够关注度，许多冷门项目的现场观众甚至只能由本国代表团运动员组成。除了田径和游泳这种传统纯竞技项目能够代表世界最高水准，并吸引一些赞助和广告外，其他大半项目都只是鸡肋，存在感极低，甚至沦为“四年一亮相”的表演赛。 这无疑跟奥运会早期的矫枉过正有关。早期奥运会强调业余性，但这使得奥运会的大多数比赛都无法体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上世纪80年代开始，萨马兰奇掌控的国际奥委会逐渐将大多数项目向职业选手开放。早期奥运会还抵制商业化，甚至不惜变成赔本生意。但违反经济规律的事情注定不能持久，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萨马兰奇不得不推行商业化，开始经营电视转播权、门票、赞助权和特许商品。但根据奥林匹克精神，奥运赛场内不得出现任何广告，它与足球世界杯的收入差距，主要就因为场内广告。 其实，所有高度职业化和商业化的项目，都曾被奥运会视为洪水猛兽，但又在事后证明它们相对更干净，也因职业而更完善（这一点，职业拳击和业余拳击的比较最为明显）。即使它们看不起奥运会，即使参赛者不代表世界最高水平，仍无损奥运精神。相比之下，某些冷门项目至今仍被当成政治工具，才真正违背了奥运精神。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不管举报属实与否，总要给一个公开的答复。 据新黄河·济南时报7月29日报道，2018届清华大学毕业生、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科员马某宇日前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其供职的商务局局长祝某及其团伙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律，在政府采购中围标串标、虚设项目套取资金、进行利益输送、向省委巡视组提供虚假材料，以及祝某本人学历造假。 28日下午，苏州工业园区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有关注到这个情况，相关的部门也正在核实中，具体的结果要等核实结果出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反馈。” 对于记者的回访， 当地表示暂时不便发言，等市纪监委的反应。而祝某在接通记者电话后，借口有事就挂了电话。 迄今为止，被举报窝案的商务局没有回应，苏州工业园区宣传部电话打不通，新闻中心的回应其实级别非常低，既不能代表苏州市政府的回应，也代表不了市纪监委的态度。 马某宇的举报范围很广泛，涉及人数众多，包括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局长及其一班同事。 另外，马某宇举报局长的诸多问题，涵盖其个人履历造假到职务行为贪腐，哪怕只有其中一条举报线索成立，祝某都很难脱身。 这也是这一举报事件最奇怪、最蹊跷的地方。 据马某宇讲述，他曾向苏州市纪委监委提供了大量的合同、票据、询价记录单、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邮件账目等材料并实名举报，去年3月份立案，一年多来一直没有下文。 然而在长达四年时间里，马某宇自述曾遭遇车祸，被祝某移出工作群，想要强行将其调离。更离谱的是，今年以来，马某宇反映说祝某动用公安力量骚扰威胁他。 据马某宇讲述，警方说他因为买了烂尾楼要去上访，所以派了两名辅警上门警告。 问题是，马某宇从来就没买过什么烂尾房，在他看来，这更像是一次以正当名义进行的公开“敲打”。 还有，祝某在办公室说要用公安拿“寻衅滋事”搞他，这些描述让很多人倾向于相信马某宇网络公开举报的急迫性，担心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 网络图片 既然马某宇的举报已经立案，而且他提供了祝某贪腐及商务局窝案的详尽资料可作证据，按理说一年多时间足够查明事实了。不管举报属实与否，总要给一个公开的答复。 假如，在常规检举渠道杳无信讯、被迫网络公开举报后，马某宇仍等不到苏州市纪监委的阶段性回复，等不到官方对举报材料真实性的确认，那外界会怀疑祝某能量到底有多大，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更复杂的问题？ 马某宇的举报材料还反映了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信息，他说，祝某在其举报压力下，对清华毕业生产生应激反应。 在今年的工业园区招聘中，祝某要求将所有清华大学毕业的候选人排除出录取名单，理由为“清华的不上路子”。这是苏州急需澄清的，苏州最重要的行政区是否存在因公报私仇，而整体排斥清华毕业生的情况？ 网络公开举报后，公众聚焦和社会影响持续发酵。 往小处说，苏州有关部门如果消极对待马某宇的贪腐举报，只会让人们怀疑有些人无法无天；往大处说，马某宇举报受挫，会让人们担心苏州对人才与发展的真实态度究竟怎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人们期待国务院最新的“批复”能够传递积极的信号，不仅让好的娱乐“走进来”，也有利于中国优秀的娱乐文化产品“走出去”，这才是更好的“中国故事”。 正在全球巡演的泰特·斯威夫特（霉霉），预计将带来超过1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它成为让人艳羡的“蛋糕”。有媒体报道，上海市政府的参事们建议上海引进、承接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结合上海自身特色优势对标国际顶级商演”。 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在亚洲，此前确定的“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只有日本和新加坡获得了举办权。这曾让新加坡舆论为之沸腾，当地媒体推出连篇报道，追踪采访那些去新加坡看演唱会的外国人——他们把这看成了盛大节日，认为这是向外界展示新加坡的绝佳机会。 新加坡人甚至骄傲地认为，夺得霉霉演唱会的举办权，是和娱乐胜地香港展开城市竞争的一次小小胜利。 泰特·斯威夫特的团队，应该会关注中国歌迷和中国市场，不过上海政府参事的建议要落地，并不是容易的事，涉及到复杂的审批程序。 不过好消息来了，根据近期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同意在沈阳等6个城市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制度的批复》，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等城市会进行以下事项的试点：“对外资开放设立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对外资开放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经纪机构；对外资开放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 有成都朋友看了欢欣鼓舞：“成都很快就会有外资开办的夜总会了。”这种认识自然是片面的，即便放开外资准入，外资也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像中国企业一样行事。 但是，信号是明显的：外资将可以在这几个城市开办娱乐场所，举办商业演出，以及开办经纪公司。如果泰勒·斯威夫特以后要在成都办演唱会，就不需要中国企业全程申请、主办，而是可以由其原班人马来组织；对演唱会的审批权，也下放到这几个城市了。 网络图片 过去两年，中国演出市场异常火爆，几乎每个歌手的演唱会都要抢票，像五月天这样的热门乐团，更是一票难求。江湖上前几年已经绝迹的“黄牛党”，也死灰复燃。 疫情三年，演出市场受到很大影响，现在迎来反弹是必然的；但是，它反弹的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料，而且从去年到今年，仍不见减弱的迹象。 LV集团的老总到成都，据说全身衣服、首饰加起来超过100万元，但没有引起太大轰动。很多网友说，如果有一万块，不再想买名牌包，而是去找黄牛买演唱会的门票。 这种解释，可能比经济学家的理论更贴切，年轻人的想法正在发生变化。 不过目前人们能看到的，还只是大陆和港澳台的歌手；至于海外歌手的演出，此前由于复杂的审批手续还没看到。中国的演出市场，无疑有巨大潜力。泰勒·斯威夫特要是在上海演出，一定盛况空前。 前些年的舆论中，出现了对娱乐业不够友好的现象。一些明星因为种种问题被“整顿”，引发对整个行业的负面评价。“明星”经常成为网民攻击的对象，娱乐业也蒙上了阴影。 在各个行业中，娱乐业看起来“不重要”，它既不像芯片一样关乎“国家竞争力”，也很难像制造业挣外汇，更不会像农业一样是“社会安定的基础”。 但是，娱乐业的繁荣，又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繁荣的体现。当人们有时间和闲钱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重视精神生活。 “娱乐”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开放和包容。如今的明星，不但靠作品赢得市场，也会倡导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有着极强的“引领”作用。 前几年的“全球同步上映”盛况，其实不仅是电影业自己的荣光，也是全球化顶点的标志：全世界的人，可以同时开心，这是一种新的体验。 前些年，国外一线体育和娱乐明星，都会把中国看成是最重要的市场。NBA明星的“中国行”，是他们海外行的最重要部分；一些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上映，明星也会来中国宣传。 过去一段时间，既有疫情的影响，也有中美关系的影响，甚至还有大众文化保守化的影响，体育、娱乐业的“开放”势头有所减弱。欧洲球队的夏季训练，重点放在美国；在亚洲，首选则是日本。电影院里，更多是国产片；一线明星前来宣传，也较为少见。 这当然不是好事情。人们期待国务院最新的“批复”能够传递积极的信号，不仅让好的娱乐“走进来”，也有利于中国优秀的娱乐文化产品“走出去”，这才是更好的“中国故事”。 波音、高盛、星巴克等重量级美企负责人最近组团访华，显示出美国企业界对中国“开放”的期待。实际上，泰勒·斯威夫特在中国开演唱会，尽管“投资”和“收益”与大企业不能相比，但它传递的“开放信号”，一定更为强烈——来一个霉霉，可能要胜过一架波音飞机。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2021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毕业生马翔宇回到母校，给自己的学弟学妹们做了一次演讲。此时的马翔宇，是苏州工业园区综合协调局的一名科员。 演讲中，马翔宇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切实感受到了身处国家制度型开放第一线的工作之复杂艰深。 马翔宇是苏州人。即使在清华这个尖子扎堆的地方，马翔宇也属于十分优秀的那一批。他大学时不仅参加过很多比赛，还以面试88分的成绩被免试保研。 硕士毕业后，马翔宇曾在中信证券就职。而后，他辞职回到故里，作为人才引进的一员，成为了苏州市的一名公务员。 少小上清华，长大入公门。在当下绝对是妥妥别人家的孩子。 没想到就在昨天，马翔宇实名举报了自己的主管领导，苏州工业园区综合协调局局长祝欢。 举报信列举了祝欢的三大罪状。第一是通过围标、内定中标公司等方式，勾结企业进行利益输送，涉及金额超过1700万；第二是学历造假；第三是公器私用，不仅将他列入了群防群控的名单，动用执法力量，还威胁他： 再敢告就寻衅滋事收拾你。 为什么被领导如此针对，他本人说原因是不肯同流合污。 乃悟仔细看了一下马翔宇的举报信。按照马翔宇的说法，祝局长的合作伙伴之一，是前毕马威企业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林晓丽。 2020年，双方通过内定招标的方式，将一份价值96万的关于营商环境提升分析的合同交给了林晓丽。钱是给了，报告却迟迟没有收到。马翔宇说自己反复催要无果。直到后来单位面临审计，这份报告才补交了上来。 而当时双方的合同明确规定，在合同签署8周后，毕马威就应当提交第一份报告。 2022年，综合协调局将一份价值45万元的合同交给了普华永道。之所以给了普华永道，是因为林晓丽已经跳槽去了普华永道。可谓是林女士走到哪里，苏州工业园区综合协调局的合同就能跟到哪里。 网络图片 马翔宇指出，在这场招标中，出现了两家围标公司，分别为天晟智业和京干科技。而这两家公司拥有同一个股东，李川。 天眼查上，这两家企业使用了同一个邮箱。 此外，乃悟发现，天晟智造和京干科技也在其他地方政府的招标中出现过。比如天晟智业出现在了2020年济南自贸区济南片区历下区的咨询服务招标中。北京京干科技则分别出现在了2023年黑龙江和2024年福建的招标中。而最终中标的： 都是毕马威。 人家那里都消停的，就你姓马的事情多。 除了毕马威、普华永道。马翔宇的信中还提到了另外一家知名外企，迈氏会务。根据马翔宇的说法，迈氏会务的高管之一章璁就是林晓丽和祝局长利益输送的中间人。在举报信中，马翔宇称迈氏通过串标的方式中标了三笔合同，总额超过1000万。 根据举报信中所述，中标的迈氏会务会将举办论坛所使用的耗材，每年都会重复使用，然后来年再卖给苏州方面一次，销售价格不但远远超出市场租赁价格，甚至远远超出市场全价购买价格。 马翔宇称，他早在2023年就向苏州纪委发送了举报材料，而且各种证据非常详实。但时隔一年多之久，他依旧没有收到相关部门依旧没有调查结果。 对此苏州工业园区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注到这个情况，相关的部门也正在核实中，具体的结果要等核实结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反馈。 乃悟用了一个下午就印证了小马部分说法，有关部门查了一年半还不能给小马个说法吗，非要逼得他发抖音才有回复。退一步说，如果是诬告，也要尽早还祝局长清白啊。 按照马翔宇自己所述，祝局长曾经想要调走他，但被园区一把手给撤销了。 这就有点奇怪了，一个90后清华小科员罢了，一个局长怎么就调不动？ 今年6月，清华大学苏州校友会召开了一次庆祝母校华诞的聚会，到会的有很多社会知名人士。校友会会长说，苏州是清华校友最集中的地区。产业、科研、教育、金融等多个领域聚集了2000余名清华校友。 马翔宇是那次聚会的主持人。 马翔宇说，因为自己，祝局长曾扬言以后都不招清华的学生了，因为： 清华的学子都不上路子。 郝大星说2018年他在电影院看清华校庆电影《无问西东》，张震扮演的清华校友面对现实中的猥琐交易，选择拒绝时有句台词： 我和他们不一样。 电影结尾有一段长长的念白，最后几句是这样说的。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一座城市，可以容纳多少个高铁站？在高铁基建浪潮下，这一数字一直在被不断刷新。 近日有媒体报道，山东济南通车的高铁站有12个，在未来规划中，算上快开通的遥墙机场、济阳、商河南站，还将布局6个高铁站，形成18个高铁站的格局。 地方形象、政绩驱动下的高铁站建设如火如荼，18个还远远不是国内城市的极限。问题在于，一边是城市的高铁站数量越来越多，一边是一些建成的高铁站，因为种种因素遭到闲置弃用。 财力、客流消化不了的高铁站，正在成为一些地区的沉重负担。 01 随着高铁建设的迅猛推进，不少省份已经率先实现了市市通高铁，在方便出行的同时，高铁的通达度，也成为地方综合实力的体现，不少城市在对外宣传时，往往会将高铁运营里程，当成一种政绩来展示。 高铁网络的广泛覆盖，车站数量也越建越多，形成一个个串联网络的节点。 论开通运营的高铁站数量，济南当然不是最多的。早在2021年，有机构统计研究显示，全国339个城市中，重庆、哈尔滨、北京、苏州、青岛、福州、合肥7个城市，高铁站的数量不低于10个，其中重庆多达20个。 重庆面积大，下辖的区县数量多，常住人口超过3200万人，规模堪比一个小型省份，高铁站数量多在情理之中。 但像济南这样的二线城市，面积只有重庆的八分之一、哈尔滨的五分之一，常住人口数不到千万人，规划18个高铁站，是否过于泛滥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高铁成为地方发展“牌面”的背景下，不仅大城市抢着建设，一些中小城市也纷纷上马，砸锅卖铁地争取线路，争取设站。 比如桂林，常住人口495万人，为了发展旅游经济，一口气规划建设了9个高铁站，分别是桂林站、桂林北站、桂林西站、恭城站、阳朔站、全州南站、永福南站、兴安北站、五通站。 遗憾的是，地方抢着上马的高铁站，并不是都带来了预期的经济效益。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全国至少有20个高铁站，建成后从未启动运营，或者在短暂运营后又停止服务。闲置的原因也很简单，客流量不足，亏损严重，地方补贴难以持续。 以桂林为例，建成的9个高铁站中，五通站因位置偏远，交通配套不足，车站日均发送客流量不到200人次，开通运营仅4年就停止运营。 日均客流量不到200人次还算好的，像湖南株洲的九郎山站，前几年的“春运”期间，日均客流量一度不到10人。偌大一座车站，一天就服务几个乘客，无疑是资源的极大浪费，自然也难逃关停的命运。 02 高铁一响，黄金万两。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地方之间围绕高铁线路、设站而展开的明争暗斗屡见不鲜。 对地方民众来说，建高铁不是直接从他们口袋掏钱，当然也会希望高铁线路越密集、高铁站越多越好，这样在家门口就可以通达全国，出行更方便。 但事实上，高铁网络规划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线路、站点的设置，存在一个极限阈值。高铁站越多，通达度就越高，或者说高铁出行就越方便，这可能是一个错觉。 首先，过于密集的站点设置，可能会影响高铁的运行效率，如增加停靠时间、降低平均速度等，还可能对城市空间布局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区域发展呈现碎片化的现象。 并且，线路上的站点太密集，会形成分流效果。被网友称为“南京两大落魄车站”的南京紫金山东站和江浦站，建成十年未启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紫金山东站距离开通的仙林站只有8公里左右。 其次，高铁出行的便捷性，受线路走向、站点选址影响，有便利的配套和交通衔接，高铁站才能有较高的运营效率。 欧洲、日本等国家，高铁站基本就在市中心，客流量大。像日本的新宿站，是世界上使用人次最高的铁路车站，位于东京都新宿区、涩谷区，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圈。 为了推动城市郊区的开发，带动土地升值，降低拆迁成本，国内不少城市的高铁站，选址往往比较偏僻，以至于高铁站建好时，周围甚至可能还是荒无人烟的状态。 此前有学者对京沪线、武广线上38个高铁站进行统计梳理发现，中国高铁站距离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为14.12公里。并且，“城市规模越小，高铁站距离城市中心相对也越远”。 一二十公里当然不是极限距离，像孝感北站，离孝感市中心接近一百公里。四川青川站、贵州铜仁南站、盘锦北站，距离市中心都在60公里以上。 高铁站选址太偏，线路开通运营后，周边缺少成熟的交通衔接。地铁不通，公交难等，想要坐高铁，可能还得花费不少钱打车，在路上消耗的时间，也动不动就是一个小时。 这种局面下，尽管地方成功争取到高铁线路，并在市郊设立站点，但交通衔接不畅，民众出行依然极不方便，高铁站的客流量面临严峻挑战，运营效果与预期相去甚远。 所以，高铁出行便利程度的提升，不是建越多的站越好，关键在于科学规划线路与站点的选址布局。 有的城市一味贪多，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搞超前规划，设置了很多小型的站点，将高铁站当成摊大饼扩张、卖地的辅助手段，结果因为重复建设客流稀少，陷入运营困境，不得不依赖财政补贴来维持。 03 建一座高铁站，要保障它的运营效率，需要投入的绝不只是拆迁、建站、运营成本，周边配套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高铁站一座接一座地建，大一点的城市，财力、客流也许能够勉强支撑，但中小城市“霸王硬上弓”式的强行上马，可能会陷入一种钱砸进去了但没有任何响动的困境。 我们知道，尽管国家铁路集团承担了部分骨干线路的建设费用，但众多线路仍需地方财政埋单。 有的地方为了争取高铁线路及其站点的设立，只能完全自掏腰包，但由于这些线路最初并未纳入规划，且往往未直接穿越城市中心，导致争取到了线路，但只能途径城市的边角，站点设置很偏，由此出现前面提到的客流稀少的问题。 地方民众对高铁建设的财政负担，可能缺少直观的感受，但感受不到，并不意味着烧钱的成本不会转移到他们头上。 像前不久引发关注的海南儋州海头高铁站，投资超4000万，站房面积近2000平方米，建好8年却不投用。这4000万如果用于改善民生，可以解决多少问题？ 我们不能只看到高铁站点的不断增设，没有看到重复建设、闲置浪费造成的沉没成本，以及地方债务的沉重负担。重数量、轻质量，忽视投资效率，在这个前提下，来点赞所谓的高铁便捷性，当然是不合理的。 正因如此，2018年发布的《关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到： 新建铁路选线应尽量减少对城市的分割，新建车站选址尽可能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成区，确保人民群众乘坐高铁出行便利。 此外，2021年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意见》也提到，严格控制建设既有高铁的平行线路，既有高铁能力利用率不足80%的，原则上不得新建平行线路。 同时，规划内项目不得随意调整功能定位、建设时序和建设标准，未列入规划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开工建设。也就是说，只要规划没有，地方自掏腰包建设也不行。这些政策要求被认为是对高铁建设“踩刹车”。 在严控地方债的背景下，高铁“大跃进”是该降降温了。把高铁建设搞成数字政绩，一味追求线越多、站越密，如此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只会加剧地方的财政负担。 文章来源：冰川思享号
色彩是一种很奇妙的存在，落入光中、影中、水中交错出的闪烁变幻，张扬而隐秘，能呐喊想要公之于众的浓烈心绪，也能言说从灵魂缓缓溢出来弥散在纸上的只有自己和知音能懂的心事。心里装满了故事的现代人，需要一个能免费学画、随意作画的地方。 为此，小编特意寻着了位于布里斯本的这一宝藏免费画室——Art with Love 艺术工作室。它在每周三和周六的上午八点半到十一点半免费开放，不限年龄，无需功底，不必自带画材，也不用提前预约，创立者只想在熙攘的世界里给艺术一个空间，让每个人照见自身的灵明。 （图：谷歌地图） 画室里的位置没有固定归属，只要是空位就可以坐。画室里的画材，包括画板、画布、画笔、颜料、调色板等都可以免费取用，但也要注意节约，用多少拿多少哟。 完全不会画也没有关系，谁都有第一次嘛。且画室里通常会有老师在，如果你需要，老师会很耐心地给你指导。再说了，这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好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画手，很可能是身怀绝技的高人，只要你敢开口请教，不怕没人回答你。 这还是个交友的好地方。倘若你刚好想认识一些有趣的新朋友，这儿再合适不过了，作画习惯和画作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修养与兴趣，会比聊天还要更加真实地洞见一个人。 离开时，记得清洗使用过的笔和调色盘等，并将它们归位哦。维护好这个纯粹美好的空间，才能给他人和自己更好的艺术体验呀，艺术之神也会更喜欢善良知礼的人呢。 由于画室会定期清理，所以如果你一次没画完，建议将你的画作带回家，下一次再带来继续画，以免它不告而别，带着你未完的创意悄悄溜走。 画室有时还会举办研讨会，讲解一些绘画技巧。研讨的方向多样，或许是油画，或许是水彩画、或许是泥塑，具体信息可以关注画室在脸书的官方账号哟。 另外，画室配备了轮椅通道，如果你需要帮助，请尽管放心致电。 可能你不爱画画，那么去瞧瞧也好，看着画室里成于众手的作品，觉得世界辽阔也切近，不觉中便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况且哇，人生不仅只有脚下的六便士，还有天上一直在看着你、等你抬头的月亮。 地址：5 Corio Street Bulimba Brisbane 4169 AUSTRALIA 电话：+61 (0) 414 459 602 官网：https://artwithlovefoundat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