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席卷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调整养老与退休金政策，以应对新趋势带来的挑战。 其中，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是最为常见的调整方式之一，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在回应这些争议时，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被纳入考量：中老年群体还能健康工作多少年？影响中老年群体健康工作年限的因素有哪些？“一刀切”的年龄标准适用于所有人吗？ 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在2011年7月至2018年11月之间收集的多组数据, 华中科技大学智能健康住宅研究中心周迎教授团队的研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使用的数据样本共有23975名受访者，包含11572名男性（占比48.27%）和12403名女性（占比51.73%）。8月1日，标题为《中国健康工作预期寿命的决定因素与不平等现象》（Determinants and inequities in healthy working life expectancy in China）的论文发表在医学学术期刊Nature Medicine上。 中国人到底能健康工作多少年？ 健康工作预期寿命（Healthy Working Life Expectancy，HWLE）是一个重要的人口指标，代表了人们从50岁开始可以预期健康工作的平均年数，该指标被广泛使用于评估人口的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基于先前研究，在周迎教授团队的研究中，健康工作预期寿命被定义为“从50岁起预期的健康（无确诊慢性病）且有偿工作（包括雇佣及自雇）的平均年数”。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50岁时的健康工作预期寿命平均为6.87年；总预期寿命（Total Life Expectancy，编者注：代表一个人在特定年龄时可以预期活到的平均年数）为30.06年；工作预期寿命（Working Life Expectancy）为16.06年。此外，该研究还用工作预期寿命减去健康工作预期寿命来估测不健康工作预期寿命（Unhealthy Working Life Expectancy），平均约为9.19年。也就是说，在中国人50岁时，平均预期可以再工作16.06年，但是其中仅有小于一半的时间是健康工作状态，有更长的时间可能会是伴随慢性病等健康问题继续工作。 上文的数据是基于总样本得出的，若分性别来看，在工作预期寿命相关数值上，男性和女性表现出了较大差异。简单来说，中国50岁的男性的总预期寿命（28.23年）短于50岁的女性（32.18年），然而，男性工作预期寿命（17.54年）却长于女性（14.74）年。两种性别的健康工作预期寿命同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约为8.06年，女性约为5.77年。 网络图片 图注：健康工作寿命预期与健康寿命预期、工作寿命预期和总寿命预期之间的差距。a–c，总人口（a）、男性（b）和女性（c）。差距1（Gap1）是健康工作寿命预期（HWLE）与总寿命预期（TLE）之间的年数差异。差距2（Gap2）表示老年工人处于不健康状态并继续工作的年数。差距3（Gap3）表示老年人健康但不工作的年数。 对于健康工作寿命预期中的性别差异，研究者还观察到，中国的女性公务员和企业员工通常在相对较年轻时就退出工作。该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无关身体健康，原因可能包括女性的养老金领取年龄较低、适合的工作机会有限，或她们希望在退休后花更多时间照顾家庭中的孩子和老人。 弱势群体更经常带病工作 在上述论文中，从人口健康角度出发，研究者特别探讨了一些慢性疾病、生活方式与健康工作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 对于50岁的人群来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患有高血压而继续工作都是最常见的状况，男性平均预期在高血压的状态下工作5.67年，女性则为4.85年。除了患有高血压的人群之外，患有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人群也经常带病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平均预期工作年数长于女性。而对于女性来说，关节炎、消化系统疾病和心脏问题则更常导致她们的带病工作年数增加。随着年龄增长，关节炎成为70岁男性患有慢性病而继续工作的第二常见症状；70岁女性的消化系统疾病则是第三大症状。 不同居住地、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背景下，人们因慢性疾病而不健康工作的时间预期差异也很大。比如，农业劳动者因关节炎在不健康状态下工作的年数长于其他职业群体，而公务员则在血脂异常的情况下工作年数更长。 健康生活方式方面，该研究主要将体育活动习惯、抽烟习惯、饮酒习惯纳入考量。研究发现，在三方面都拥有健康习惯的人比那些只有少量健康习惯的人，健康工作预期寿命平均多了2.13年（男性）和1.61年（女性）。此外，研究还发现，增加体育活动可以显著提高健康工作寿命，其中男性增加了2.56年，女性增加了1.92年。这些影响在城乡居民和不同职业群体之间也存在差异。 除了上文讨论过的性别差异，不同人群的健康工作预期寿命背后，还隐藏着因城乡、地域、职业等因素带来的不平等现象。 该研究揭示，不健康但要继续工作的现象在乡村人口、农业劳动者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中更为普遍；对于城市人口、企业职工和高学历或高收入中老年人群，健康但不工作的时间普遍更长。人们开始出现健康问题的平均年龄大约在60岁，而他们停止工作的年龄在不同群体间差异很大。 首先是城乡差异。与城市人口不同，农村居民和农业劳动者即使面临持续的健康问题，仍会倾向于选择工作到较老的年龄。研究认为，这种差异可能与中国城乡养老金制度的差异有关。中国的养老金政策总体上起步较晚，城市公务员和正式企业员工的养老金制度相对完善。 其次，在地域差异方面，该研究指出，健康工作预期寿命差异可能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和健康状况的地理差异有关。比如以广东省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拥有更高的就业率、经济竞争力和整体人口健康水平，该地区人口的总体预期寿命、健康工作预期寿命都更长。这些省份的医疗条件相对发达，社会保障政策也相对完善，对提升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和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网络图片 图注：中国50岁人口的健康预期和寿命预期空间分布图。a–d，分别为总寿命预期（TLE）（a）、健康工作寿命预期（HWLE）（b）、不健康工作寿命预期（UHWLE）（c）和健康非工作寿命预期（HNWLE）（d）。 该研究还指出，弱势群体中存在更多在长期不健康状态下工作的情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包括高血压和关节炎；而在中国，血脂异常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健康问题。这些慢性病虽然不如某些疾病致残，但会导致工人生产率降低和请病假次数增加。此外，不同职业群体由于工作要求和工作条件的不同，各自面临独特的健康问题。 最终，研究者在论文中提到：对于中国目前平均而言，50岁以上人群在健康状况不佳情况下的带病工作的时间甚至比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的工作时间更长。且农村人口、农业劳动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50岁以上人群，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的带病工作的情况更为普遍。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政策需要专注于目标人群来解决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以促进健康或工作条件，并促进更具支持性的养老金体系。延长退休，需要配套的是延长健康工作寿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死了以后会有啥结果？有可能你的身体变成了其他人的“填充体”，或者是某个词变成了某个人的诗歌“挪用品”……当然，这原本是不相干的两个东西。 可以想象到，如果你的鼻梁骨或者脸蛋儿里面有个其他尸体的指骨碎片，肯定觉得恶心死……可惜的是，你想要挖出来是几乎不可能的。挖坟容易，开刀挖自己的肉就很难了。 现在爆料国药集团也搞这种营生…… 当然这还需要调查核实，要不然容易惹官司。还记得那个爆料鸿茅药酒的医生吗？他已经病入膏肓，人不是人了，有可能很快被“剔骨削肉”，变成人体骨骼加工材料。当然，很多人也会担心，会不会引起什么疾病？ 这玩意真不好说，万一死掉的人带着什么病毒，其软肋骨就被咔咔地塞进活人的鼻梁骨呢？这玩意风险程度远远大于硅胶。硅胶填充乳房，顶多漏了硅胶，那玩意不会有太大危险。 还记得很多年前某火腿肠公司用人肉做火腿肠的梗不？那家河南的火腿肠公司，网传用尸体打成肉泥做火腿肠，最后这家公司也完了蛋……哎，我也买过这家公司的火腿肠，偶尔用来煮方便面，也是觉得味道不错，很香。这种香是“人肉香”？后来这个“郑荣火腿肠”就买不到了，集体下架了。 说实话，当年郑荣火腿肠还是挺好吃……堪比双汇。甚至一度，郑荣火腿肠更好吃，可能有人肉的加持，味道不一般。当然咱们这事儿还得唠唠，既然死了，那不就是个“纯肉体”嘛，烧成灰或者另有他用，不都是一样？还有就是，这些被剔骨削肉的尸体，肯定没有人认领……如果有亲人跟着火化，不会遭遇到这种事。哎，一言难尽啊，酸楚！ 人死了，尸体怎么处理，个人觉得无所谓。国外，大多数都是保留尸体埋了，咱们国家只能火化。与其烧成灰，还不如做成火腿肠，给酒鬼们加盘菜，反正都死了，还在乎“结果”？人肉包子也是包子，说不定很好吃，以前黄秋生不是拍过《人肉叉烧包》嘛！更何况，有些器官都无法标明出处，有些人活着的时候就被嘎了，咱们某院士的老公，不就是搞这玩意的嘛，几百例“肝来源”都说不清楚，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码头水鬼
厄瓜多是中国在南美洲唯二享有免签入境的国家（另一是苏利南），但它7月1日起已暂停了这一协议（包括原本免签停留90天），一切回到常规签证作业，理由是“中国入境人数出现不正常增长”。 根据厄瓜多官方数据，2023年，中国公民进入厄瓜多计有4万8381人次，免签停留90天后，自厄瓜多出境的人次最后却仅有2万4240人，也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去向。这一落差，且是所有入境厄瓜多的国籍别中最高。 另一来自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出示的数据，自今年一到四月，已有超过2.4万中国公民在美国西南边境，因非法越境之故被逮捕，较之过去同期，比例大幅暴增。前一年“消失在厄瓜多的中国人”（也是2.4万左右），隔年就几乎全出现在美国边境，这当然已不是巧合能解释。他们就是明明白白中国非法移民利用免签待遇先进入厄瓜多，再从厄瓜多前往墨西哥，而后越境奔赴美国的“走线团”。 就在厄瓜多取消中国免签隔月，《华尔街日报》一则调查报导指出，因为厄瓜多这条线“被断了”，中国非法移民只好舍近求远，改由距离美国更远的玻利维亚当跳板，然后再接上原路径（厄瓜多至美墨边境），继续偷渡美国。 至于中国人偷渡美国为何人数出现不正常增长？还山不转路转（厄瓜多转玻利维亚），根据《华尔街日报》对当事人的访问可知，他们主要担心川普再次当选，将重启严苛的移民政策（厄瓜多取消中国免签，却是拜登政府施压促成），因此才要抓紧时间铤而走险。另外就“走线团仲介”说法，他们确实也考虑到若川普上台，对非法越境会祭出更强硬的措施，届时就算还是有人想要偷渡，人数规模恐怕将低到让他们没有利润，所以想趁著大选前再赚一波。 不过，“害怕之后川普当选，所以现在赶快偷渡美国”，逻辑上不免让人匪夷所思。川普对移民的敌意很明显，如果眼看他当选机率较高，常理上不应该会放弃前往美国，何以反向急切地投奔他？这番矛盾的作为，在《华尔街日报》的报导中，我们则看到了原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比起“川普治下的美国”，对他们来说，压迫感或许还更大。 首先，疫情封城的副作用依旧，很多中国中产阶级被摧毁，加上内部竞争越趋激烈（企业裁员尤其加剧），使得他们很难重建生活，因此不如“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这是近年投入走线团的主体之一；另外，因为经济恶化，导致对政府抱怨变多，却受制于中国政府更全面的监视和审查制度，一旦稍有批评，动辄就会让自己陷入麻烦，如此再又创造了走线团的另一“客群”。 两个理由，让中国偷渡客成了这段时间以来最被凸显的非法越境美国族群。他们之中，有赶在厄瓜多取消免签前仓促起身，有不畏旅程艰辛加倍，改道玻利维亚，而都是考量若川普再次当选，将增加日后偷渡难度。就常人角度看，或是“明知山有虎（川普），偏向虎山（美国）行”，惟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非法越境民众的说法，他则以“暴政猛于虎”解释了自己的冒险。 此外，就近期取消中国免签的厄瓜多来说，当下心境应该也颇为复杂。它曾于2018年加入中国“一带一路”行列，随后并以一座位于亚马逊河流域的水电厂，成为中国在南美洲的标志性建设项目。但很快的，厄瓜多也落入“中国债务陷阱受害者”的一员，甚至还得向联合国求救，去年，终于在美洲开发银行（IDB）和美国开发金融公司（DFC）的支持下，获准以永久保护境内加拉巴哥群岛海洋资源为条件，换取了17亿美元的债务减免，是为史上最大“债务转换”（Debt-for-Nature）的接受国。也就是说，中国到头来并没有帮厄瓜多解决经济问题，还让它成为走线团帮凶，再促使选战期间大受非法移民羁绊的拜登政府，只得施压厄瓜多取消中国免签待遇。 从厄瓜多创了“债务转换”纪录，到取消中国免签，从中国民众宁就川普也不要习近平，其实都无涉美国是否“反中”还是“抗中”，这都是中国自己内部的问题，只是它的问题已然外溢到其他国家，我们才看得到罢了。 文章来源：上报
巴黎奥运，四年一盛，各国选手精锐尽出、公平竞技。所谓“国家代表队”就是代表国家，选手固然表现肌力和技术，但从输赢之间也可看出所属国家的国格与家教。中国的“奥运观”，一言以蔽之，胜者英雄，败者国贼，胜者骄之，败者馁之。一场奥运，看尽中国国格低俗，家教败坏。 中国输不起，台湾不许赢 仅以几例为证。男子羽球双打台湾vs中国的金牌之战，中国“央视”先以政治敏感不予直播，换言之，在举世欣赏之时，唯独中国“眼不见为净”！直到中国酸民鼓噪抗议，才在比赛已经过半才匆忙“半播”。这种转折，显露出“忧惧台湾获胜”的心理，唯恐台湾加油响彻全场，也显示中国酸民“急切中国夺金”的倨傲，投机窥伺台湾选手技高何在的心态。如此看来，一把政治尺度何其干扰运动赛事，胜负之间何等纠结中国人心，究其本质，无非是忧台、抹台、消台，见不得台湾挫败中国，担不起中国屈居下风，也就是中国输不起，台湾不许赢！一边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边把台湾视为“境外敌人”，如此荒诞逻辑，天下何处可寻？ 直到胜负底定，责骂之声铺天盖地。有的辱骂裁判瞎眼不公，有的直指裁判偏袒台湾。赛后，中国选手王昶被中国酸民质问：为何全场挂著笑容？到底在笑什么？这就是中国酸民“输球泄愤”的表现，莫非以“汉奸”影射王昶？难道中国选手非要一脸哭丧、含泪拼搏，才叫为国争光？ 中国的“金牌肥大症”：全红婵的一句乞怜 实际上，中国的金牌排行榜已是高居世界前茅，但金牌欲望丝毫不减，国家肥大症持续恶化。许多中国选手虽然技高群伦，却都沦为国家工具和夺牌机器，人格扭曲和自我异化情结暴露无遗。 中国跳水高手全红婵，曾在私人平台羞涩自问：我如果不跳水，人家还会喜欢我吗？意思是，我若不再为国争光，可还有个性与尊严的存在？这句发自一位07之后豆蔻少女的心声，显示自我认同与国家压力之间的疑惑与挣扎，是年幼身躯向国家巨灵的求饶与乞怜。 全红婵因家境清寒而练习跳水，期望以体育成绩来脱贫济家，可谓乖巧好样！但童年时光从未逛过动物园，也未走进游乐园，年幼童真，尽付党国。全红婵的一句私问，显露的是青春自由无多，国家压力千金压顶。一旦失手，顷刻沦为国贼！这意味整个中国对运动员毫无宽容与珍惜之心，“选手”一词不过是国家霸权的手脚。中国羽球名将陈雨霏亦如是，由于压力过大，输球就要承受中国人滔天责骂，只好宣告退出球场、暂离比赛，藉以闪躲国家指令，无奈寻求疗伤止痛！ 至于一名中国男子，在奥运球场上抢夺一名台湾女子“台湾加油”举牌，则是下流至极、土匪莫属。这种颅内长瘤的中国愚民，满脑中共教条，却不知礼仪与教养何在？只许中国呐喊，不许别人加油？这些愚民，自以为爱国无疆界，实则害国无止境。他们只要爱国一次，世界就越看不起中国一次！果期不然，当赛后外国选手无视中国选手而拒绝握手之时，中国酸民又大呼辱华、高喊歧视，莫非只准自己辱人，不准他人辱己？中国观众在场上的大呼小叫，就向一头狮子天天在森林嘶吼，就是深怕别人不知自己是一只狮子！ 李洋：台湾人的家教 反观台湾选手李洋，无论送球对方不是铲地而起，与裁判交谈先点头致意，乃至球童拖地或上台领奖，总是挂著一句“thank you so much”(最高谢意)。即使暂赢一球，也只是振臂鼓励，而非高声喊叫，即使赢球夺冠，也是跪地感恩、铭谢观众。台湾一向善待奥运选手，纵有缺点，也是健康第一，奖牌次要，输赢不拘，出场即好。这就是台湾的国格，台湾人的家教！ 台湾一向善待奥运选手，纵有缺点，也是健康第一，奖牌次要，输赢不拘，出场即好。这就是台湾的国格，台湾人的家教！（美联社） 一场奥运，看出国格 一场奥运，看出国格。选手渺小，金牌至上，这就是中国“国家主义的体育观”，“功利主义的奥运心态”。泱泱国土，千年历史，就在中共的洗脑换心的统治下，基本人性已经荡然无存。在这个政治发烧、主义流脓的国度，千年传承的奥运精神，不过是一张奖牌的算计。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奥运奖金却比弹丸台湾还不如，何骄之有？何傲可称？ 文章来源：上报
这几天，巴黎奥运最诡异的一幕上演了，在中国乒乓球队。在8月3日的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同为中国选手的陈梦战胜了国家队的种子选手孙颖莎，赢得金牌。本以为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又获得金牌而喝彩，结果，这次相反，陈梦成了众矢之的。现场有大量孙颖莎的粉丝，当陈梦发球或得分时，他们发出嘘声、大声喝倒彩，还有球迷疑似向她竖中指。赛后陈梦上台领奖时，现场很多球迷仍然狂嘘并大喊孙颖莎的名字。 此事引起轩然大波，连外媒都纷纷讨论。很多人骂孙颖莎的粉丝，认为都是中国人得金牌，何必如此厚此薄彼；而为孙颖莎辩护的则认为，陈梦自私，不顾大局。中国官方媒体很快出来定调灭火，板起脸来训斥粉丝，说这是饭圈（粉丝圈）文化入侵体育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事没那么简单，因为陈梦夺冠后，在看台上同样面色凝重的，还有刘国梁张怡宁这些教练和国手。 孙颖莎粉丝的辩护，无非是认为大家都在期盼孙颖莎夺冠，因为孙还差一个就大满贯了，陈梦击碎了人民希望和孙的梦想；孙颖莎已经打了三场，很累，陈梦应该让球；四年前国家队已经给陈梦安排了一个金牌，现在应该让球回报；孙颖莎是所谓种子选手，而且年轻，唯有她能继承老一辈的衣钵；还有说陈梦掌握了孙颖莎的破绽，专挑弱点打，赢得不光彩⋯⋯这些当然都让人啼笑皆非，因为其中无不体现著“服从安排，牺牲公平，服从大局”的计划经济体育观，以及令人发指的，把“放水、让球”当成理所当然的反公平竞争、反奥林匹克精神的习惯思维。 孙颖莎的粉丝为什么会有这些极端行为呢？其实，乒乓球本不是一个容易产生饭圈现象的运动。乒乓球由于观赏性差，场地小，商业价值很低，基本没有市场化的潜力。其次，因为过于体制化，选手的个性很难发挥，连能力也很难真正得到施展，难以形成庞大粉丝圈。孙颖莎之所以有粉丝团，是被媒体硬炒出来的一个顶流，因为孙的特点是听话、顺从，作为世界冠军却没有距离感，容易让人跟风追捧。她的粉丝，没有几个是真心喜欢乒乓球的，因此也不可能有竞技精神的概念。也正因为有媒体硬捧的流量，所以孙颖莎的输赢，还跟商业代言捆绑在一起。在中国，顶级运动员的商业代言收入，有一大半都落入了国家队、教练团队的口袋，在孙颖莎还没有进入决赛时，她代言的某款中国头部乳制品品牌就已经放话说她会大满贯了。因此，冠军被陈梦“抢走”，势必影响到这些人的利益，大家当然神情凝重。 利益团体用爱国主义和消费主义绑架了体育，也绑架了孙颖莎，因此一旦事情出乎意料，这些爱国主义流量养出来的粉丝就立马反噬，搞得他们不得不端出媒体来灭火，让粉丝背锅。 不过，最令教练团头疼的，当然还不是冠军易主、丢失代言这么简单。最重要的，还是中国乒乓球坛的让球传统，或者说作弊传统再次受到严重挑战。 中国为什么这么重视乒乓球？无非是因为传统体育强国对乒乓球兴趣不大，所以大奖基本上是中国人独揽；第二，乒乓球在中国是一个政治符号，是中国体制的代表，从60年代起，乒乓外交和熊猫外交一样，就是中国外交的手段，中美关系破冰也是靠一场乒乓球赛。所以，从60年代起，就开始“让球”了。 1961年，时逢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进入男子单打前四名的，全是中国大将：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徐寅生，男单金牌已“铁定”属于中国，但是到底谁有资格当冠军呢？半决赛前，中国组委会开会，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语出惊人，直接问：“这一次男单，谁来当冠军？”接著说，“我们叫谁当，谁就当了。”大家协商了半天，最后还是贺龙提议“是不是让庄则栋当冠军？”于是，庄则栋“三连冠”了。他的冠军怎么来的？老二李富荣负责让球，老三胡道本负责“排雷“——扫清外国选手。大家都严格遵守领导的安排，丝毫不差。所以庄则栋高举单打冠军奖杯时，总是说“我代表集体来领奖”。 随后，让球逐渐发展到中国队向“友好国家”让球，比如朝鲜。在1975年的第三十三届世乒赛和1977年的第三十四届世乒赛上，曾获得世锦赛女子单打第三名的中国选手张立进入决赛，与朝鲜选手朴英顺遭遇。张立两度奉命让球，把世界冠军拱手让给朴英顺。 但是这个让球传统在改革开放后被打破了，这个人就是何智丽。 何智丽曾在1987年获第世锦赛女子单打冠军、女子双打第三名。在双打中，领导要求她“让球”，她照做了，故意输掉了混合双打比赛。但在单打半决赛中，面对领导再次要求让球，她不再照做了，而是拼尽全力，击败队友管建华，进入决赛，获得冠军。 为什么她拒绝让球，执意当冠军呢？因为她早已厌恶让球了。1986年9月30日是她22岁生日，她和队友正在汉城参加第十届亚运会，中国队的队友们还给她送来生日大蛋糕。为了庆贺生日，她特地做了新发型。当她理完发，走出来就遇见领导李富荣——没错，就是那个让球给庄则栋的亚军，他认为让球再正常不过。他直接通知何智丽：“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让’给焦志敏！”这天，何智丽让球了，和焦志敏双双进入亚运会女子乒乓半决赛。这是她最沮丧的一个生日，从此，她和领导矛盾渐深，于是发生了拒绝让球给管建华那一幕。 当然，领导的报复也随之而来。第二年，何智丽获得1988年获亚洲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和女子双打第三名。但是，却没有获选这一年的奥运会比赛资格。何智丽旋即被教练以“不服管教”为由，自中国国家队除名。 第二年，她与日本工程师小山英之结婚，改名小山智丽。在1994年1的亚运会上，她在一天之内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战胜中华队的陈静、中国队的乔红与邓亚萍等运动员，获得女子单打冠军。当时的中国媒体刻意封锁1987年“让球”的内幕消息，使许多中国国内的球迷称她为汉奸。 而戏剧性的是，她以小山智丽的身份战胜的中华队的陈静，恰好过去是她的队友，并且也曾让球给她。何智丽走后，陈静也在1991年后同样因不满“让球”习俗而离开中国国家队，1992年取得台湾的居留权，服务于合作金库桌球队。1993年，代表合库桌球队取得全国女单冠军。虽然1994年输给小山智丽，但是，1996年她代表中华台北队拿下亚特兰大奥运乒乓球女子单打银牌。在2000年学梨奥运会中，她代表中华台北拿下乒乓球女单铜牌。 当然，中国的让球传统也有失手的时候。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进入男单半决赛时的形势，是韩国柳承敏对瑞典老将瓦尔德内尔、中国王皓对中国王励勤。中国乒乓球队以为，柳承敏势必输给瓦尔德内尔，而王皓比王励勤更能对付瓦尔德内尔，于是要求王励勤让球给王皓。结果，没想到韩国柳承敏战胜了瑞典老瓦，而王皓则输给了柳承敏，最后柳承敏获得冠军。“侥幸”获得金牌的韩国柳承敏对记者说“如果决赛对手不是王皓而是王励勤的话，自己很难从中国人手中抢到金牌。”让中国队悔恨不已。 其实，看看历届奖牌榜，我们会发现，奥运强国和体育强国并不能真正划等号。奥运强国分两种，一种主要是欧美传统体育强国，真正全民运动；第二种是威权体制国家或者前极权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古巴，前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国家。仿佛威权国家分走了奥运中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而竞技精神这一面则主要由欧美日韩等体育强国支撑。 回顾1991年6月16日生效的《奥林匹克宪章》，其中这样解释何谓奥林匹克主义：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但是陈梦事件，证明在中国体育圈，完全没有遵循这样的精神。更不用提这么多年一直存在的滥用兴奋剂、职业性腐败等各种问题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超国家、超文化、超等级、超地域的巨型狂欢节，一种由国家主义、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共同主宰的泛文化。但是，以中国为首的威权国家在其中行驶的霸权主义（对台湾选手）、利益输送、放水行为，不仅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讽刺，更是威权思维、民粹主义思维在奥运竞技场的延伸。 不知道拒绝让球、搅黄了利益输送的陈梦未来会不会被国家队为难，但是可以肯定，日子应该不会太好过。如果她真心喜欢乒乓球，那么，或许她可以参考一下倪夏莲——离开中国国家队，代表卢森堡参赛，年近六旬，都还能做一个快乐而纯粹的乒乓球运动员。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文章来源：上报
这届奥运会，挺难。 运动员们场上争金夺银，场下应付记者疲于奔命。 他们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出其不意，一个比一个猝不及防。 所以，听着记者们的离谱提问，一个人的音容愈发变得直观起来。 手举话筒的，分明是一个个孔乙己们。 你看，他们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 比如郑钦文夺冠后的发布会上，便有一位语出惊人：“走过百年沧桑，迈入繁荣富强……” 期间，一旁的同行几度侧目，极力憋笑。 张口便是时代沧桑，说了半天没一句人话，感觉记者不是在采访郑钦文，而是在背申论写作文。 再比如，全红婵赶场时，路边记者兀得蹦出一句：“你飞得累吗？” 全红婵驻足一脸疑惑：“什么？” 记者终于等到了机会：“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实际上你累吗？” 这位记者平日想必熟读《意林》《知音》，估摸着自己这番“引经据典”，定能赢来满堂喝彩，弄不好还能让观众们涕泗横流。 结果没想到全红婵没接住这句“名言”，只是回答：“这话问的，谁不累啊。” 那一刻，我分明感受到记者心里的摇头：孺子不可教也。 还有的人，总是一逮住机会，便想考考你。 百米飞鱼潘展乐，就没能逃过。采访他的主持人，不关心游泳，反而是考起了方言： “请用你的家乡话说一下潘展乐三个字，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温州的方言和这个谐音（破纪录）。” 更典型的，又让全红婵给碰上了。 这位记者不问跳水，摇头晃脑地考起了英语：“现在考一考你，‘拿捏’你知道用英语怎么讲吗？” 全：不知道。 他仿佛等来满意的回答，语调也变得欢快起来，终于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 “我教教你好不好。” 从那声音里，我竟听出了孔乙己式的恳切，仿佛下一秒就能受教茴字的四样写法。 还有一些时候，他们也会像孔乙己那样，不是涨红脸，就是叹口气。 全红婵用一句“我不想知道”，利索地拒绝了记者的英语课。记者硬生生吃了瘪，只好目送全红婵远去，尴尬地陪笑。 潘展乐拒绝了方言测试后，主持人也是涨红了脸，接着为自己不断挽尊，问了一个自觉很有意思的事—— “有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你看过‘乐乐家谱’这张图吗？（炒CP梗）” 潘：没看过，不上网。 这时候，主持人只能叹口气，带着三分劝诫，三分无奈，还有一分自嘲的语气说道： “那你抓紧时间看一下，会有惊喜的。” 失落的窘态，好似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对方毫不热心，又叹一气，显出极为惋惜的样子。 所以，每每看到这些采访。 我都生怕运动员们，在巴黎的土地上尴尬得抠出三室一厅来。 问来问去，就是问一些八卦，说一些鸡汤，制造一些尴尬，让空气中充满了尬笑的气息。 这两千多名记者，真的都问不出干货吗？ 我看未必。 翻遍他们所提的问题，满屏写着两个字：话题。 他们没想着真问出什么问题，反而就是想造一些话题。 问问八卦、炒炒CP、闹闹笑话，就是最好制造话题的途径。 你说，相比深挖运动员的艰辛不易、深挖体育竞技的精神，让俊男靓女们搞个CP，引导运动员说段鸡汤，是不是更容易有火，是不是更容易有流量？ 所以嘛，这届记者们非常知道观众想看什么，非常知道什么样的问题有话题，非常知道什么样的采访能出圈。 但他们可能都忘了一件事： 娱乐记者是负责搞笑的。 但当所有记者都只会搞笑，这事就不搞笑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王左中右
今年7月底，苏州公务员马翔宇公开举报顶头上司系列违纪、涉嫌违法窝案，最后以“相信组织”四个字告退。此一风波与万年李佩霞事发酵时，舆论试着探讨：被赋予组织内最权威甄别机关的纪监委，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避免马翔宇们的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没人能提供标准答案。但在马翔宇之前、尤其是他举报后的舆情态势看，涌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仿效举报，令人侧目。这些人有在职的中院副院长和法官、前警察、现检察官、司法局干部，公检法司齐聚网络举报门下。 这些人的网络举报，一个显著影响是，为体制外的民众带来了关于体制内权力运行的细节，而他们不一定敞亮的职业故事中间闪现着不公平、不公正之处。而诸般痛陈，都从内部人角度补充了权力失范的状况，以及它对所谓内部人的倾轧。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体制中人走到网络举报这一步，其目的不是要跟体制决裂，而是利用自身的故事，引入社会压力，为原本是组织内部的解决程序增加外部压力。最终的目标，依旧是制造一种投鼠忌器的氛围，为自个卷入的麻烦寻找有利的出口。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马翔宇的爆料，因为其提供了较多的视频资料与话术策略，展现了体制内举报人士的微妙心态，暴露了他们既矛盾，又竭力调适举报影响的别扭姿态。他们不是不相信组织，而是相信组织存在另外一副面貌。 对于组织来说，马翔宇们实质上都从不同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背叛”，他们在体制外“流落”得越久，这种“背叛”的浓度越高。而组织对这一情形的敏感，举报者们心知肚明。所以，马翔宇们声言反对的是违纪分子，他们则随时听从组织的重新征召。 到目前为止，马翔宇们的公开举报是有效果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民众对权力的失范怀有共情，哪怕它伤害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但出于对乱权的惧怕与厌恶，他们仍愿意声援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哪怕清楚这些人不过是在利用他们。 也就是说，权力的无差别侵害，会暂时拉平体制内外本已显著存在的情感鸿沟。这是马翔宇们获得最基本的网络声援的原理所在，民众并没有把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当成“我们”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他们暂时的自我流放之时，与一般人有了命运的共振。 如果接续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或许换一个角度来回答可能更符合国情，更接近求解。既然体制对社会人士的举报有圆熟的处置模式，那可以类推，来自体制内人士的公开举报，在什么状况下会自动钝化锋芒、并大幅度消除其引发舆论共情的刺激因素？ 毫不讳言地讲，体制外人士的公开举报，赖以成功的要素是经历的惊悚程度，根本在于个人的不幸与时代的反差；而体制内人士的网络举报，其“卖点”在于身份与体制的反差，他们或自外或被排挤出来，是一个体制的零余者角色。 只要对体制内举报者保持距离，秉持越来越常见的看笑话的态度，他们的举报效果只会降低而不会强化。或者说，民众不再承认与体制内哪怕最沮丧的失意者享有共同的命运，不再自动代入权力失范的伤害想象，迷失的官与绝望的民，就不可能是同路人。 客观地说，这对组织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亦即：选择网络举报的体制中人，在举报逻辑上有着回归体制的天然驱动力，他们最终（也许是很快地）将与“群众队伍”分道扬镳。而群众也将意识到，为保持群众队伍的纯洁性计，他们也无法接纳这些人。 所以，一个看似好消息是，网络举报因为举报者身份的崭新特征，好像预示着人间世换了一个样貌。可仔细去看，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举报人，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们首鼠两端，测试着舆论的耐心与组织的弹性，以弃子的命争取着重归组织怀抱的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感觉现在全网都在吐槽奥运记者，说他们提问水平太一般了，完全像是去打酱油的。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人连记者都算不上，顶多算是搞宣传的。一个搞宣传的问全红婵“别人都担心你飞得高不高，所以你累吗？”这样的问题，很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啊。把提问的调门拉得高高的，这是人家的本分。重点不在于你怎么答，而在于我怎么问。人家都是带着任务去的。 再比如华少问潘展乐，你觉得你像什么动物？这就是个节目效果。不管潘展乐回答什么，都会上热搜，他现在不回答，也上了热搜。效果达到了不就行了。现在你们批华少问得不专业，简直是在侮辱我们奥运健儿的智商，搞得华少之前问得很专业一样。我觉得这届观众还是太认真了，还是太护偶像心切，还是对底线要求太高，动不动就想着要是我们的奥运记者个个都跟华莱士法拉奇一样斗智斗勇就好了。naive。图样图森破。他们不踩断你们偶像的乒乓球拍就不错了。 中国真正的记者已经比大熊猫还要稀缺了，就不要指望这些记者也被送到奥运赛场去作秀了，还是把他们留在国内，好好关心一下人民疾苦吧，好好追问一下油罐车的后续吧，好好调查一下偷尸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不过，这些真正的记者可能连去巴黎的路费都出不起。他们大都在新京报南周这样的市场化媒体供职，市场化媒体是要自负盈亏的，是要算投入产出比的，不像某些电视台某些通讯社某些报业集团，要么有品牌赞助，要么是拿着纳税人的钱躺平，不要说派一两个记者，就是派100个1000个记者都没问题。 巴以战争，俄乌战争，日本海啸，可以不派记者去，但是巴黎奥运必须得派。零风险，公费旅游，宣传正能量，问得再菜都能上热搜，何乐而不为？我一个体制内的记者朋友私下告诉我，很可能这些去现场的未必是记者，而是部门领导。毕竟这么好的公费旅游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想想好像也对，怪不得他们问的问题都这么高瞻远瞩这么有觉悟，记者小白应该还没到这样的境界。 其实不光现在这样，早些年我还在做记者的时候，记者队伍就良莠不齐了就劣币驱逐良币了。去地方上采访，一听说我是南周的，地方官员都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但是一听说对方是某某央媒的，都会派专人专车陪同采访。为什么？因为南周意味着舆论监督，意味着是报道地方上的问题，弄不好这些官员会乌纱不保。但是央媒意味着是自己人，是上头派下来的，就算是报道地方上的问题，估计也会留点情面，弄不好还只是发个内参什么的，里头美言两句也说不定。所以当然得伺候好服务好。 央媒里头有没有好记者呢？有，比如当年焦点访谈东方时空那波人，国社里也有一批，像水均益周轶君都是国社出来的。但是现在这些人都去哪里了呢？出国的出国，改行的改行。我当年那些同事同行，也都基本不干新闻了。不是说大家没理想了，不是说大家不想干新闻了，而是说那个气不在了。干新闻就跟奥运选手比赛一样，是需要有口气在你才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那个气是什么，就不展开了，大家可以自己琢磨。 那天看到一个耐克2005年拍的广告宣传片，在北京拍的，拍得太神了。 网络图片 那时候的北京城就是那样，到处都充满了活力，那时候的北京人就是那样，身上洋溢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精气神。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张江名媛
具体情况大家说的够多了。参与面还挺广泛，有正规的生物材料公司，有医学院，有医院，还有殡仪馆。说起来也都是些体面人。 大家可能都被气坏了，我就不再愤怒和谴责了，我补充一些其他角度。 其实尸体贩卖这个事还挺普遍的。 早在2005年，有媒体就报道过两广地区殡葬官员组织尸体倒卖的案件。不过那时候倒卖尸体的用途是顶替火葬。因为广东地区的一些家庭抗拒火葬政策，想尽办法让自己死去的亲友土葬，于是就从广西地区的殡仪馆买回尸体去顶替火化。 同样的，2006年，美国一个女记者安妮·切尼就写过一本《尸体经纪人：美国遗体地下交易内幕》。这本书就是讲美国的地下尸体交易。 网络图片 书里面讲到的尸体贩卖、器官交易的参与各方包括有大学、医学公司、遗体经纪公司，也一样的都是体面人。 这本书当时引发了美国社会的震动，但问题解决没有呢？ 应该没有。 2014年，美国爆了个尸体贩卖大案子，FBI突击搜查了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所谓生物资源中心仓库，结果发现了高达10吨的冷冻尸体，它们全部被切成碎片。包括281个头、241个肩膀、337条腿和97根脊柱。腐臭、血腥的场面令人作呕。 2017年，路透社又有个“人体交易”的系列调查报道，里面讲了商业暗网怎么组织尸体和遗体器官的交易。报道里估计，在2011至2015年间四年时间左右，遗体经纪机构至少处理过5万具尸体，向全国运送了超过18.2万个身体部位。 亲友以为死者遗体被捐赠给科学研究了，实际是被肢解零售了。 遗赠公司是尸体和人体器官运营的关键环节。路透社的报道里说，为了获得免费遗体，遗赠公司会瞄准穷人，以免费火葬等名目吸引低收入家庭。会与殡仪馆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易联系，甚至有些有些殡仪馆或者殡仪馆老板本身就是遗体经纪公司的股东。 事实上，人体交易也已经是一个国际产业，2022年，又是一位美国人，调查记者兼人类学家斯科特.卡尼写了一本《人体交易》，我没读过。看了一些介绍，内容似乎也是很惊悚。 这两天也很凑巧，似乎就是为了证明地下遗体交易没有禁绝，美国科罗拉多州爆出一家殡仪馆非法存放190具尸体，假装死者已经火化，实际上是给死者亲友一些混凝土灰冒充骨灰。殡仪馆老板霍尔福德夫妇被控侮辱、出售尸体器官等等罪行。估计是惯犯，已经干了很多年。 遗体交易这个事，往往是发达国家比较猖獗。这个事也不是想干就能干的，因为尸体和器官的贩运、肢解、运输，还有骨料的处理保存、植入手术等等，都依赖于医学技术的发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达，以往只能放弃手术变得可以手术救治，以往只有一线大医院有条件救治的，现在有点规模的医院都能救治，于是手术需求也就自然增长。 界面新闻这几天的一个报道提到过有关专业机构发布的数据。我国每年因事故、骨科疾病造成的骨功能障碍患者超过600万人，临床对于骨缺损修复填充需求极为旺盛。2023年骨修复材料行业市场规模接近100亿元。虽然可以用一些人造材料，但最好的材料还是天然人骨。 所谓同种异体骨，就是别人的骨头。有时当然可以从患者身上取他自己骨头补充到别的部位，但更大量的还是要依靠外来骨源。相关部门2018年的数据是天然人骨修复占骨科修复行业的2/3，同种异体骨占天然人骨的90%。 600万人有骨缺损修复需求，那这些骨头来自哪里呢？ 捐赠肯定是不够的。 而且，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对遗体捐赠的理解是临死前捐赠器官，死后遗体火化。即使捐赠遗体，想象的也是泡在福尔马林里面，供医学实验或医学院解剖教学。真没听说过，原来是把尸体切碎后零售。颈椎给了A，胫骨给了B，胸椎给了C……. 这个事情这几天令全国人民惊心耸动，估计捐赠遗体的勇气都要消退好一阵子，未来手术材料的供应会更加紧张。中国人的观念里毕竟还是死要有个全尸。 然而，手术需求这么大，市场还有大片蓝海，总得有人去填补。于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尸体交易这个灰产。 站在死者或者死者亲友角度，遗体被这么粗暴对待真是令人愤怒。但是，站在手术需求者角度，口腔癌导致下颌切削修复，肩胛工伤需要修复肩胛……人们通过手术植入骨料成功修复，患者真的很在乎骨料来源吗？ 良心固然可能因为道德意识而不安，但如果当下的选择攸关生存，要求人们依然要有良心似乎也是苛求了。 但我并不是说这几个犯罪分子情有可原。无论如何，它确实违背死者本人和亲友的意愿，用非法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犯罪行为必须受到惩处。 我只是说，人类生活确实总有些阴阳结合部，或者说黑白结合部，在这些区域，天空既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而是灰色的。 儒家很早以前也发现了人类社会有这种道德难以处理的困境。所以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既然无法彻底消除，自己不去看见算了。 但回避并不是正道。人类的进步就包括去把一个个的灰色地带逐渐解开。当然，我们会不断遇到新的灰色地带，又继续再去解开……..这就是人类不断发展完善的进程。 比如中世纪后期人类开始解剖尸体，比如人类开始清晰的规范弃婴和堕胎，比如血液从地下交易到无偿献血，比如权力腐败的潜规则到明规则。 所以，任何灰色都不会永远是灰色。因为人类不喜欢谜团，不喜欢混沌和缠绕，人类喜欢探明和看清澈一个事物。所以，旧有的灰色地带会随着人类的意识进步和科技进步而消失。 不用怀疑，人体交易的灰色地带最终也会这样。 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人造骨料可以更优质更廉价；另一方面，人类意识也在进步，比方说，把死后的事情看开点。 死了就是死了。尸体嘛，保持完整泡在福尔马林里面供人参观，真的比切碎了去帮助更多的活人好吗？这不过就是一个观念而已。 比如藏区竟然有天葬，人们竟然觉得把尸体砸碎碾细喂秃鹫更好。而我觉得，这比切碎了装进别人身体里糟糕多了。 技术进步会促进观念进步，观念的进步也会促进技术的进步。未来有一天，很可能捐献尸体会和献血一样正常。人类毕竟是一个种群，一种社会动物，正是因为人类善于合作，我们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如果每个人最后的终点，是将遗体又毫无保留的回馈我们所属的种群，也是挺美好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事，除了谴责和痛骂，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你看，新的问题又来了，你们有没有智慧去面对？ 此外，这些犯罪分子在被审判前竟然没有遭受报应，说明被他们虐待的那些死者没有变成神仙，也没有变成厉鬼。 这个事也在提醒活着的人们，人类真的是死了就是死了，大家一定要趁自己活着，好好活着！好好去爱！ 文章来源：阿罗汉不约
一 孟加拉国“变天”了。 几天前，孟加拉国总理、77岁的谢赫·哈西娜和她的妹妹蕾哈娜一起，在巨大的抗议声浪中乘直升机逃离总理府，当天逃到了印度。 当地时间2024年8月8日，孟加拉国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尤努斯抵达首都达卡。当天晚上，尤努斯领导的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宣誓就职。 过去几个星期，南亚国家孟加拉国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在遭到当局强力镇压后，逐渐演变为暴力冲突，导致上百人身亡。 网络图片 梳理这起悲剧性事件，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它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这起暴力冲突的根源，是民众尤其是大学生不满政府恢复“公务员配额制”。 自1971年独立以来，孟加拉国长期在政府公共部门实行招录配额制，以照顾参加解放战争的“自由战士”及其后代。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率高企，这项不成比例的优惠制度显得越来越刺眼。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2600美元的孟加拉国，稳定、待遇优渥的公务员职位非常吃香，每年有超过30万人争夺4000个政府职位空缺。除了后代“考公”可以享受优待，“自由战士”每年可领取27000塔卡（合人民币16670元）的特殊津贴——该国最低级公务员月收入只有500元人民币左右——因为有利可图，造假获得“自由战士”身份的事件非常猖獗。据孟加拉国主流媒体《每日太阳报》报道，近年来“自由战士”的名单越来越长，很多市长、议员以及他们的亲信可疑地获得了认证。 二 1997年，第一次上台执政的哈西娜将配额特权给予“自由战士”的子女。2010年，这些战士的孙辈也成为政策的受益人。2018年，哈西娜政府再次将给予“自由战士”后代的配额提升至30％。当年，在爆发针对“公务员配额制”的全国性抗议后，当局废除了这项制度。 然而，在一些“自由战士”后代不断游说乃至施压下，今年6月，孟加拉国高等法院一纸裁决，令该制度“死灰复燃”，抗议由此开始。 如果这些食利者不是如此贪得无厌，适当向民众让渡部分好处，他们原本是可以更好地保全自身利益的。 昨天我转发了一篇文章说，29个“功臣家族”被愤怒的民众灭族，“到了今日，这场波及全孟加拉的报复性杀戮仍在进行中，照此情况下去，恐怕最后能活命的功臣后代百不存一”——我上网查了一下，并没有发现权威出处，为慎重起见，还是将它删了。 网络图片 但是，这样的骚乱乃至暴力冲突，对社会正常秩序以及对部分普通人命运的冲击，还是显而易见的。网上流传有多张民众洗劫总理府的照片，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进一步说，倘若“功臣家族”被灭族的事是真的，你可以想象，如果让这样的冷血嗜杀的人掌握了权力，可能会给民众带来更大的灾难。 三 我只是感喟历史的无常。 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高姿态也曾给国人以巨大希望。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慈禧太后驾崩，并且顺便把光绪也“带”走了。 慈禧死后，接手政权的是25岁的摄政王载沣等满族亲贵，他们年轻、莽撞，任性胡为，不知天高地厚。 所谓立宪，本质上就是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汉人士绅要通过立宪跟满人分享权力。但载沣觉得江山毕竟是满人的江山，要把权力抓到满人权贵的手里才放心。1911年5月，朝廷在各方压力之下颁布了《新订内阁官制》，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 然而，这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一公布，立刻导致举国舆论哗然，因为，在这份名单中，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只有4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八旗子弟在恋栈 “抓权”。此外，清政府收回地方路矿权的做法，也得罪了主张立宪的地方士绅。立宪派自此对朝廷彻底绝望，迅速与革命党合流。 回望历史，掩卷寻思，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满清的官僚贵族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最后关头，不肯向民众让出自己的一丁点利益。直到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急急忙忙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宣告退位，但是，一切都已太晚了。 逃亡他国的孟加拉总理哈西娜以及某些“功臣家族”应该也有类似的悔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是，历史，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 顺便再说一句，当下的俄罗斯与普大帝也是。目前，乌军已经攻入俄罗斯本土，这是有史以来他国军队第一次进入一个有核国家的国土。据说，普大帝开始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乌克兰的“入侵“。 当初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时，他会想到有这一天吗？ 世界，一定是需要平衡点的，需要在博弈之下照顾各方利益，不能轻易将人逼到墙角。等到天崩地裂时，让步已经来不及了。 只是，类似的悲剧从未歇息，一直在循环往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