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巴黎奥运最诡异的一幕上演了，在中国乒乓球队。在8月3日的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同为中国选手的陈梦战胜了国家队的种子选手孙颖莎，赢得金牌。本以为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又获得金牌而喝彩，结果，这次相反，陈梦成了众矢之的。现场有大量孙颖莎的粉丝，当陈梦发球或得分时，他们发出嘘声、大声喝倒彩，还有球迷疑似向她竖中指。赛后陈梦上台领奖时，现场很多球迷仍然狂嘘并大喊孙颖莎的名字。 此事引起轩然大波，连外媒都纷纷讨论。很多人骂孙颖莎的粉丝，认为都是中国人得金牌，何必如此厚此薄彼；而为孙颖莎辩护的则认为，陈梦自私，不顾大局。中国官方媒体很快出来定调灭火，板起脸来训斥粉丝，说这是饭圈（粉丝圈）文化入侵体育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事没那么简单，因为陈梦夺冠后，在看台上同样面色凝重的，还有刘国梁张怡宁这些教练和国手。 孙颖莎粉丝的辩护，无非是认为大家都在期盼孙颖莎夺冠，因为孙还差一个就大满贯了，陈梦击碎了人民希望和孙的梦想；孙颖莎已经打了三场，很累，陈梦应该让球；四年前国家队已经给陈梦安排了一个金牌，现在应该让球回报；孙颖莎是所谓种子选手，而且年轻，唯有她能继承老一辈的衣钵；还有说陈梦掌握了孙颖莎的破绽，专挑弱点打，赢得不光彩⋯⋯这些当然都让人啼笑皆非，因为其中无不体现著“服从安排，牺牲公平，服从大局”的计划经济体育观，以及令人发指的，把“放水、让球”当成理所当然的反公平竞争、反奥林匹克精神的习惯思维。 孙颖莎的粉丝为什么会有这些极端行为呢？其实，乒乓球本不是一个容易产生饭圈现象的运动。乒乓球由于观赏性差，场地小，商业价值很低，基本没有市场化的潜力。其次，因为过于体制化，选手的个性很难发挥，连能力也很难真正得到施展，难以形成庞大粉丝圈。孙颖莎之所以有粉丝团，是被媒体硬炒出来的一个顶流，因为孙的特点是听话、顺从，作为世界冠军却没有距离感，容易让人跟风追捧。她的粉丝，没有几个是真心喜欢乒乓球的，因此也不可能有竞技精神的概念。也正因为有媒体硬捧的流量，所以孙颖莎的输赢，还跟商业代言捆绑在一起。在中国，顶级运动员的商业代言收入，有一大半都落入了国家队、教练团队的口袋，在孙颖莎还没有进入决赛时，她代言的某款中国头部乳制品品牌就已经放话说她会大满贯了。因此，冠军被陈梦“抢走”，势必影响到这些人的利益，大家当然神情凝重。 利益团体用爱国主义和消费主义绑架了体育，也绑架了孙颖莎，因此一旦事情出乎意料，这些爱国主义流量养出来的粉丝就立马反噬，搞得他们不得不端出媒体来灭火，让粉丝背锅。 不过，最令教练团头疼的，当然还不是冠军易主、丢失代言这么简单。最重要的，还是中国乒乓球坛的让球传统，或者说作弊传统再次受到严重挑战。 中国为什么这么重视乒乓球？无非是因为传统体育强国对乒乓球兴趣不大，所以大奖基本上是中国人独揽；第二，乒乓球在中国是一个政治符号，是中国体制的代表，从60年代起，乒乓外交和熊猫外交一样，就是中国外交的手段，中美关系破冰也是靠一场乒乓球赛。所以，从60年代起，就开始“让球”了。 1961年，时逢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进入男子单打前四名的，全是中国大将：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徐寅生，男单金牌已“铁定”属于中国，但是到底谁有资格当冠军呢？半决赛前，中国组委会开会，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语出惊人，直接问：“这一次男单，谁来当冠军？”接著说，“我们叫谁当，谁就当了。”大家协商了半天，最后还是贺龙提议“是不是让庄则栋当冠军？”于是，庄则栋“三连冠”了。他的冠军怎么来的？老二李富荣负责让球，老三胡道本负责“排雷“——扫清外国选手。大家都严格遵守领导的安排，丝毫不差。所以庄则栋高举单打冠军奖杯时，总是说“我代表集体来领奖”。 随后，让球逐渐发展到中国队向“友好国家”让球，比如朝鲜。在1975年的第三十三届世乒赛和1977年的第三十四届世乒赛上，曾获得世锦赛女子单打第三名的中国选手张立进入决赛，与朝鲜选手朴英顺遭遇。张立两度奉命让球，把世界冠军拱手让给朴英顺。 但是这个让球传统在改革开放后被打破了，这个人就是何智丽。 何智丽曾在1987年获第世锦赛女子单打冠军、女子双打第三名。在双打中，领导要求她“让球”，她照做了，故意输掉了混合双打比赛。但在单打半决赛中，面对领导再次要求让球，她不再照做了，而是拼尽全力，击败队友管建华，进入决赛，获得冠军。 为什么她拒绝让球，执意当冠军呢？因为她早已厌恶让球了。1986年9月30日是她22岁生日，她和队友正在汉城参加第十届亚运会，中国队的队友们还给她送来生日大蛋糕。为了庆贺生日，她特地做了新发型。当她理完发，走出来就遇见领导李富荣——没错，就是那个让球给庄则栋的亚军，他认为让球再正常不过。他直接通知何智丽：“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让’给焦志敏！”这天，何智丽让球了，和焦志敏双双进入亚运会女子乒乓半决赛。这是她最沮丧的一个生日，从此，她和领导矛盾渐深，于是发生了拒绝让球给管建华那一幕。 当然，领导的报复也随之而来。第二年，何智丽获得1988年获亚洲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和女子双打第三名。但是，却没有获选这一年的奥运会比赛资格。何智丽旋即被教练以“不服管教”为由，自中国国家队除名。 第二年，她与日本工程师小山英之结婚，改名小山智丽。在1994年1的亚运会上，她在一天之内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战胜中华队的陈静、中国队的乔红与邓亚萍等运动员，获得女子单打冠军。当时的中国媒体刻意封锁1987年“让球”的内幕消息，使许多中国国内的球迷称她为汉奸。 而戏剧性的是，她以小山智丽的身份战胜的中华队的陈静，恰好过去是她的队友，并且也曾让球给她。何智丽走后，陈静也在1991年后同样因不满“让球”习俗而离开中国国家队，1992年取得台湾的居留权，服务于合作金库桌球队。1993年，代表合库桌球队取得全国女单冠军。虽然1994年输给小山智丽，但是，1996年她代表中华台北队拿下亚特兰大奥运乒乓球女子单打银牌。在2000年学梨奥运会中，她代表中华台北拿下乒乓球女单铜牌。 当然，中国的让球传统也有失手的时候。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进入男单半决赛时的形势，是韩国柳承敏对瑞典老将瓦尔德内尔、中国王皓对中国王励勤。中国乒乓球队以为，柳承敏势必输给瓦尔德内尔，而王皓比王励勤更能对付瓦尔德内尔，于是要求王励勤让球给王皓。结果，没想到韩国柳承敏战胜了瑞典老瓦，而王皓则输给了柳承敏，最后柳承敏获得冠军。“侥幸”获得金牌的韩国柳承敏对记者说“如果决赛对手不是王皓而是王励勤的话，自己很难从中国人手中抢到金牌。”让中国队悔恨不已。 其实，看看历届奖牌榜，我们会发现，奥运强国和体育强国并不能真正划等号。奥运强国分两种，一种主要是欧美传统体育强国，真正全民运动；第二种是威权体制国家或者前极权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古巴，前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国家。仿佛威权国家分走了奥运中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而竞技精神这一面则主要由欧美日韩等体育强国支撑。 回顾1991年6月16日生效的《奥林匹克宪章》，其中这样解释何谓奥林匹克主义：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但是陈梦事件，证明在中国体育圈，完全没有遵循这样的精神。更不用提这么多年一直存在的滥用兴奋剂、职业性腐败等各种问题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超国家、超文化、超等级、超地域的巨型狂欢节，一种由国家主义、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共同主宰的泛文化。但是，以中国为首的威权国家在其中行驶的霸权主义（对台湾选手）、利益输送、放水行为，不仅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讽刺，更是威权思维、民粹主义思维在奥运竞技场的延伸。 不知道拒绝让球、搅黄了利益输送的陈梦未来会不会被国家队为难，但是可以肯定，日子应该不会太好过。如果她真心喜欢乒乓球，那么，或许她可以参考一下倪夏莲——离开中国国家队，代表卢森堡参赛，年近六旬，都还能做一个快乐而纯粹的乒乓球运动员。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文章来源：上报
这届奥运会，挺难。 运动员们场上争金夺银，场下应付记者疲于奔命。 他们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出其不意，一个比一个猝不及防。 所以，听着记者们的离谱提问，一个人的音容愈发变得直观起来。 手举话筒的，分明是一个个孔乙己们。 你看，他们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 比如郑钦文夺冠后的发布会上，便有一位语出惊人：“走过百年沧桑，迈入繁荣富强……” 期间，一旁的同行几度侧目，极力憋笑。 张口便是时代沧桑，说了半天没一句人话，感觉记者不是在采访郑钦文，而是在背申论写作文。 再比如，全红婵赶场时，路边记者兀得蹦出一句：“你飞得累吗？” 全红婵驻足一脸疑惑：“什么？” 记者终于等到了机会：“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实际上你累吗？” 这位记者平日想必熟读《意林》《知音》，估摸着自己这番“引经据典”，定能赢来满堂喝彩，弄不好还能让观众们涕泗横流。 结果没想到全红婵没接住这句“名言”，只是回答：“这话问的，谁不累啊。” 那一刻，我分明感受到记者心里的摇头：孺子不可教也。 还有的人，总是一逮住机会，便想考考你。 百米飞鱼潘展乐，就没能逃过。采访他的主持人，不关心游泳，反而是考起了方言： “请用你的家乡话说一下潘展乐三个字，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温州的方言和这个谐音（破纪录）。” 更典型的，又让全红婵给碰上了。 这位记者不问跳水，摇头晃脑地考起了英语：“现在考一考你，‘拿捏’你知道用英语怎么讲吗？” 全：不知道。 他仿佛等来满意的回答，语调也变得欢快起来，终于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 “我教教你好不好。” 从那声音里，我竟听出了孔乙己式的恳切，仿佛下一秒就能受教茴字的四样写法。 还有一些时候，他们也会像孔乙己那样，不是涨红脸，就是叹口气。 全红婵用一句“我不想知道”，利索地拒绝了记者的英语课。记者硬生生吃了瘪，只好目送全红婵远去，尴尬地陪笑。 潘展乐拒绝了方言测试后，主持人也是涨红了脸，接着为自己不断挽尊，问了一个自觉很有意思的事—— “有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你看过‘乐乐家谱’这张图吗？（炒CP梗）” 潘：没看过，不上网。 这时候，主持人只能叹口气，带着三分劝诫，三分无奈，还有一分自嘲的语气说道： “那你抓紧时间看一下，会有惊喜的。” 失落的窘态，好似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对方毫不热心，又叹一气，显出极为惋惜的样子。 所以，每每看到这些采访。 我都生怕运动员们，在巴黎的土地上尴尬得抠出三室一厅来。 问来问去，就是问一些八卦，说一些鸡汤，制造一些尴尬，让空气中充满了尬笑的气息。 这两千多名记者，真的都问不出干货吗？ 我看未必。 翻遍他们所提的问题，满屏写着两个字：话题。 他们没想着真问出什么问题，反而就是想造一些话题。 问问八卦、炒炒CP、闹闹笑话，就是最好制造话题的途径。 你说，相比深挖运动员的艰辛不易、深挖体育竞技的精神，让俊男靓女们搞个CP，引导运动员说段鸡汤，是不是更容易有火，是不是更容易有流量？ 所以嘛，这届记者们非常知道观众想看什么，非常知道什么样的问题有话题，非常知道什么样的采访能出圈。 但他们可能都忘了一件事： 娱乐记者是负责搞笑的。 但当所有记者都只会搞笑，这事就不搞笑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王左中右
今年7月底，苏州公务员马翔宇公开举报顶头上司系列违纪、涉嫌违法窝案，最后以“相信组织”四个字告退。此一风波与万年李佩霞事发酵时，舆论试着探讨：被赋予组织内最权威甄别机关的纪监委，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避免马翔宇们的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没人能提供标准答案。但在马翔宇之前、尤其是他举报后的舆情态势看，涌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仿效举报，令人侧目。这些人有在职的中院副院长和法官、前警察、现检察官、司法局干部，公检法司齐聚网络举报门下。 这些人的网络举报，一个显著影响是，为体制外的民众带来了关于体制内权力运行的细节，而他们不一定敞亮的职业故事中间闪现着不公平、不公正之处。而诸般痛陈，都从内部人角度补充了权力失范的状况，以及它对所谓内部人的倾轧。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体制中人走到网络举报这一步，其目的不是要跟体制决裂，而是利用自身的故事，引入社会压力，为原本是组织内部的解决程序增加外部压力。最终的目标，依旧是制造一种投鼠忌器的氛围，为自个卷入的麻烦寻找有利的出口。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马翔宇的爆料，因为其提供了较多的视频资料与话术策略，展现了体制内举报人士的微妙心态，暴露了他们既矛盾，又竭力调适举报影响的别扭姿态。他们不是不相信组织，而是相信组织存在另外一副面貌。 对于组织来说，马翔宇们实质上都从不同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背叛”，他们在体制外“流落”得越久，这种“背叛”的浓度越高。而组织对这一情形的敏感，举报者们心知肚明。所以，马翔宇们声言反对的是违纪分子，他们则随时听从组织的重新征召。 到目前为止，马翔宇们的公开举报是有效果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民众对权力的失范怀有共情，哪怕它伤害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但出于对乱权的惧怕与厌恶，他们仍愿意声援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哪怕清楚这些人不过是在利用他们。 也就是说，权力的无差别侵害，会暂时拉平体制内外本已显著存在的情感鸿沟。这是马翔宇们获得最基本的网络声援的原理所在，民众并没有把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当成“我们”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他们暂时的自我流放之时，与一般人有了命运的共振。 如果接续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或许换一个角度来回答可能更符合国情，更接近求解。既然体制对社会人士的举报有圆熟的处置模式，那可以类推，来自体制内人士的公开举报，在什么状况下会自动钝化锋芒、并大幅度消除其引发舆论共情的刺激因素？ 毫不讳言地讲，体制外人士的公开举报，赖以成功的要素是经历的惊悚程度，根本在于个人的不幸与时代的反差；而体制内人士的网络举报，其“卖点”在于身份与体制的反差，他们或自外或被排挤出来，是一个体制的零余者角色。 只要对体制内举报者保持距离，秉持越来越常见的看笑话的态度，他们的举报效果只会降低而不会强化。或者说，民众不再承认与体制内哪怕最沮丧的失意者享有共同的命运，不再自动代入权力失范的伤害想象，迷失的官与绝望的民，就不可能是同路人。 客观地说，这对组织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亦即：选择网络举报的体制中人，在举报逻辑上有着回归体制的天然驱动力，他们最终（也许是很快地）将与“群众队伍”分道扬镳。而群众也将意识到，为保持群众队伍的纯洁性计，他们也无法接纳这些人。 所以，一个看似好消息是，网络举报因为举报者身份的崭新特征，好像预示着人间世换了一个样貌。可仔细去看，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举报人，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们首鼠两端，测试着舆论的耐心与组织的弹性，以弃子的命争取着重归组织怀抱的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感觉现在全网都在吐槽奥运记者，说他们提问水平太一般了，完全像是去打酱油的。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人连记者都算不上，顶多算是搞宣传的。一个搞宣传的问全红婵“别人都担心你飞得高不高，所以你累吗？”这样的问题，很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啊。把提问的调门拉得高高的，这是人家的本分。重点不在于你怎么答，而在于我怎么问。人家都是带着任务去的。 再比如华少问潘展乐，你觉得你像什么动物？这就是个节目效果。不管潘展乐回答什么，都会上热搜，他现在不回答，也上了热搜。效果达到了不就行了。现在你们批华少问得不专业，简直是在侮辱我们奥运健儿的智商，搞得华少之前问得很专业一样。我觉得这届观众还是太认真了，还是太护偶像心切，还是对底线要求太高，动不动就想着要是我们的奥运记者个个都跟华莱士法拉奇一样斗智斗勇就好了。naive。图样图森破。他们不踩断你们偶像的乒乓球拍就不错了。 中国真正的记者已经比大熊猫还要稀缺了，就不要指望这些记者也被送到奥运赛场去作秀了，还是把他们留在国内，好好关心一下人民疾苦吧，好好追问一下油罐车的后续吧，好好调查一下偷尸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不过，这些真正的记者可能连去巴黎的路费都出不起。他们大都在新京报南周这样的市场化媒体供职，市场化媒体是要自负盈亏的，是要算投入产出比的，不像某些电视台某些通讯社某些报业集团，要么有品牌赞助，要么是拿着纳税人的钱躺平，不要说派一两个记者，就是派100个1000个记者都没问题。 巴以战争，俄乌战争，日本海啸，可以不派记者去，但是巴黎奥运必须得派。零风险，公费旅游，宣传正能量，问得再菜都能上热搜，何乐而不为？我一个体制内的记者朋友私下告诉我，很可能这些去现场的未必是记者，而是部门领导。毕竟这么好的公费旅游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想想好像也对，怪不得他们问的问题都这么高瞻远瞩这么有觉悟，记者小白应该还没到这样的境界。 其实不光现在这样，早些年我还在做记者的时候，记者队伍就良莠不齐了就劣币驱逐良币了。去地方上采访，一听说我是南周的，地方官员都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但是一听说对方是某某央媒的，都会派专人专车陪同采访。为什么？因为南周意味着舆论监督，意味着是报道地方上的问题，弄不好这些官员会乌纱不保。但是央媒意味着是自己人，是上头派下来的，就算是报道地方上的问题，估计也会留点情面，弄不好还只是发个内参什么的，里头美言两句也说不定。所以当然得伺候好服务好。 央媒里头有没有好记者呢？有，比如当年焦点访谈东方时空那波人，国社里也有一批，像水均益周轶君都是国社出来的。但是现在这些人都去哪里了呢？出国的出国，改行的改行。我当年那些同事同行，也都基本不干新闻了。不是说大家没理想了，不是说大家不想干新闻了，而是说那个气不在了。干新闻就跟奥运选手比赛一样，是需要有口气在你才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那个气是什么，就不展开了，大家可以自己琢磨。 那天看到一个耐克2005年拍的广告宣传片，在北京拍的，拍得太神了。 网络图片 那时候的北京城就是那样，到处都充满了活力，那时候的北京人就是那样，身上洋溢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精气神。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张江名媛
具体情况大家说的够多了。参与面还挺广泛，有正规的生物材料公司，有医学院，有医院，还有殡仪馆。说起来也都是些体面人。 大家可能都被气坏了，我就不再愤怒和谴责了，我补充一些其他角度。 其实尸体贩卖这个事还挺普遍的。 早在2005年，有媒体就报道过两广地区殡葬官员组织尸体倒卖的案件。不过那时候倒卖尸体的用途是顶替火葬。因为广东地区的一些家庭抗拒火葬政策，想尽办法让自己死去的亲友土葬，于是就从广西地区的殡仪馆买回尸体去顶替火化。 同样的，2006年，美国一个女记者安妮·切尼就写过一本《尸体经纪人：美国遗体地下交易内幕》。这本书就是讲美国的地下尸体交易。 网络图片 书里面讲到的尸体贩卖、器官交易的参与各方包括有大学、医学公司、遗体经纪公司，也一样的都是体面人。 这本书当时引发了美国社会的震动，但问题解决没有呢？ 应该没有。 2014年，美国爆了个尸体贩卖大案子，FBI突击搜查了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所谓生物资源中心仓库，结果发现了高达10吨的冷冻尸体，它们全部被切成碎片。包括281个头、241个肩膀、337条腿和97根脊柱。腐臭、血腥的场面令人作呕。 2017年，路透社又有个“人体交易”的系列调查报道，里面讲了商业暗网怎么组织尸体和遗体器官的交易。报道里估计，在2011至2015年间四年时间左右，遗体经纪机构至少处理过5万具尸体，向全国运送了超过18.2万个身体部位。 亲友以为死者遗体被捐赠给科学研究了，实际是被肢解零售了。 遗赠公司是尸体和人体器官运营的关键环节。路透社的报道里说，为了获得免费遗体，遗赠公司会瞄准穷人，以免费火葬等名目吸引低收入家庭。会与殡仪馆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易联系，甚至有些有些殡仪馆或者殡仪馆老板本身就是遗体经纪公司的股东。 事实上，人体交易也已经是一个国际产业，2022年，又是一位美国人，调查记者兼人类学家斯科特.卡尼写了一本《人体交易》，我没读过。看了一些介绍，内容似乎也是很惊悚。 这两天也很凑巧，似乎就是为了证明地下遗体交易没有禁绝，美国科罗拉多州爆出一家殡仪馆非法存放190具尸体，假装死者已经火化，实际上是给死者亲友一些混凝土灰冒充骨灰。殡仪馆老板霍尔福德夫妇被控侮辱、出售尸体器官等等罪行。估计是惯犯，已经干了很多年。 遗体交易这个事，往往是发达国家比较猖獗。这个事也不是想干就能干的，因为尸体和器官的贩运、肢解、运输，还有骨料的处理保存、植入手术等等，都依赖于医学技术的发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达，以往只能放弃手术变得可以手术救治，以往只有一线大医院有条件救治的，现在有点规模的医院都能救治，于是手术需求也就自然增长。 界面新闻这几天的一个报道提到过有关专业机构发布的数据。我国每年因事故、骨科疾病造成的骨功能障碍患者超过600万人，临床对于骨缺损修复填充需求极为旺盛。2023年骨修复材料行业市场规模接近100亿元。虽然可以用一些人造材料，但最好的材料还是天然人骨。 所谓同种异体骨，就是别人的骨头。有时当然可以从患者身上取他自己骨头补充到别的部位，但更大量的还是要依靠外来骨源。相关部门2018年的数据是天然人骨修复占骨科修复行业的2/3，同种异体骨占天然人骨的90%。 600万人有骨缺损修复需求，那这些骨头来自哪里呢？ 捐赠肯定是不够的。 而且，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对遗体捐赠的理解是临死前捐赠器官，死后遗体火化。即使捐赠遗体，想象的也是泡在福尔马林里面，供医学实验或医学院解剖教学。真没听说过，原来是把尸体切碎后零售。颈椎给了A，胫骨给了B，胸椎给了C……. 这个事情这几天令全国人民惊心耸动，估计捐赠遗体的勇气都要消退好一阵子，未来手术材料的供应会更加紧张。中国人的观念里毕竟还是死要有个全尸。 然而，手术需求这么大，市场还有大片蓝海，总得有人去填补。于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尸体交易这个灰产。 站在死者或者死者亲友角度，遗体被这么粗暴对待真是令人愤怒。但是，站在手术需求者角度，口腔癌导致下颌切削修复，肩胛工伤需要修复肩胛……人们通过手术植入骨料成功修复，患者真的很在乎骨料来源吗？ 良心固然可能因为道德意识而不安，但如果当下的选择攸关生存，要求人们依然要有良心似乎也是苛求了。 但我并不是说这几个犯罪分子情有可原。无论如何，它确实违背死者本人和亲友的意愿，用非法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犯罪行为必须受到惩处。 我只是说，人类生活确实总有些阴阳结合部，或者说黑白结合部，在这些区域，天空既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而是灰色的。 儒家很早以前也发现了人类社会有这种道德难以处理的困境。所以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既然无法彻底消除，自己不去看见算了。 但回避并不是正道。人类的进步就包括去把一个个的灰色地带逐渐解开。当然，我们会不断遇到新的灰色地带，又继续再去解开……..这就是人类不断发展完善的进程。 比如中世纪后期人类开始解剖尸体，比如人类开始清晰的规范弃婴和堕胎，比如血液从地下交易到无偿献血，比如权力腐败的潜规则到明规则。 所以，任何灰色都不会永远是灰色。因为人类不喜欢谜团，不喜欢混沌和缠绕，人类喜欢探明和看清澈一个事物。所以，旧有的灰色地带会随着人类的意识进步和科技进步而消失。 不用怀疑，人体交易的灰色地带最终也会这样。 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人造骨料可以更优质更廉价；另一方面，人类意识也在进步，比方说，把死后的事情看开点。 死了就是死了。尸体嘛，保持完整泡在福尔马林里面供人参观，真的比切碎了去帮助更多的活人好吗？这不过就是一个观念而已。 比如藏区竟然有天葬，人们竟然觉得把尸体砸碎碾细喂秃鹫更好。而我觉得，这比切碎了装进别人身体里糟糕多了。 技术进步会促进观念进步，观念的进步也会促进技术的进步。未来有一天，很可能捐献尸体会和献血一样正常。人类毕竟是一个种群，一种社会动物，正是因为人类善于合作，我们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如果每个人最后的终点，是将遗体又毫无保留的回馈我们所属的种群，也是挺美好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事，除了谴责和痛骂，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你看，新的问题又来了，你们有没有智慧去面对？ 此外，这些犯罪分子在被审判前竟然没有遭受报应，说明被他们虐待的那些死者没有变成神仙，也没有变成厉鬼。 这个事也在提醒活着的人们，人类真的是死了就是死了，大家一定要趁自己活着，好好活着！好好去爱！ 文章来源：阿罗汉不约
一 孟加拉国“变天”了。 几天前，孟加拉国总理、77岁的谢赫·哈西娜和她的妹妹蕾哈娜一起，在巨大的抗议声浪中乘直升机逃离总理府，当天逃到了印度。 当地时间2024年8月8日，孟加拉国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尤努斯抵达首都达卡。当天晚上，尤努斯领导的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宣誓就职。 过去几个星期，南亚国家孟加拉国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在遭到当局强力镇压后，逐渐演变为暴力冲突，导致上百人身亡。 网络图片 梳理这起悲剧性事件，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它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这起暴力冲突的根源，是民众尤其是大学生不满政府恢复“公务员配额制”。 自1971年独立以来，孟加拉国长期在政府公共部门实行招录配额制，以照顾参加解放战争的“自由战士”及其后代。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率高企，这项不成比例的优惠制度显得越来越刺眼。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2600美元的孟加拉国，稳定、待遇优渥的公务员职位非常吃香，每年有超过30万人争夺4000个政府职位空缺。除了后代“考公”可以享受优待，“自由战士”每年可领取27000塔卡（合人民币16670元）的特殊津贴——该国最低级公务员月收入只有500元人民币左右——因为有利可图，造假获得“自由战士”身份的事件非常猖獗。据孟加拉国主流媒体《每日太阳报》报道，近年来“自由战士”的名单越来越长，很多市长、议员以及他们的亲信可疑地获得了认证。 二 1997年，第一次上台执政的哈西娜将配额特权给予“自由战士”的子女。2010年，这些战士的孙辈也成为政策的受益人。2018年，哈西娜政府再次将给予“自由战士”后代的配额提升至30％。当年，在爆发针对“公务员配额制”的全国性抗议后，当局废除了这项制度。 然而，在一些“自由战士”后代不断游说乃至施压下，今年6月，孟加拉国高等法院一纸裁决，令该制度“死灰复燃”，抗议由此开始。 如果这些食利者不是如此贪得无厌，适当向民众让渡部分好处，他们原本是可以更好地保全自身利益的。 昨天我转发了一篇文章说，29个“功臣家族”被愤怒的民众灭族，“到了今日，这场波及全孟加拉的报复性杀戮仍在进行中，照此情况下去，恐怕最后能活命的功臣后代百不存一”——我上网查了一下，并没有发现权威出处，为慎重起见，还是将它删了。 网络图片 但是，这样的骚乱乃至暴力冲突，对社会正常秩序以及对部分普通人命运的冲击，还是显而易见的。网上流传有多张民众洗劫总理府的照片，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进一步说，倘若“功臣家族”被灭族的事是真的，你可以想象，如果让这样的冷血嗜杀的人掌握了权力，可能会给民众带来更大的灾难。 三 我只是感喟历史的无常。 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高姿态也曾给国人以巨大希望。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慈禧太后驾崩，并且顺便把光绪也“带”走了。 慈禧死后，接手政权的是25岁的摄政王载沣等满族亲贵，他们年轻、莽撞，任性胡为，不知天高地厚。 所谓立宪，本质上就是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汉人士绅要通过立宪跟满人分享权力。但载沣觉得江山毕竟是满人的江山，要把权力抓到满人权贵的手里才放心。1911年5月，朝廷在各方压力之下颁布了《新订内阁官制》，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 然而，这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一公布，立刻导致举国舆论哗然，因为，在这份名单中，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只有4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八旗子弟在恋栈 “抓权”。此外，清政府收回地方路矿权的做法，也得罪了主张立宪的地方士绅。立宪派自此对朝廷彻底绝望，迅速与革命党合流。 回望历史，掩卷寻思，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满清的官僚贵族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最后关头，不肯向民众让出自己的一丁点利益。直到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急急忙忙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宣告退位，但是，一切都已太晚了。 逃亡他国的孟加拉总理哈西娜以及某些“功臣家族”应该也有类似的悔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是，历史，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 顺便再说一句，当下的俄罗斯与普大帝也是。目前，乌军已经攻入俄罗斯本土，这是有史以来他国军队第一次进入一个有核国家的国土。据说，普大帝开始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乌克兰的“入侵“。 当初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时，他会想到有这一天吗？ 世界，一定是需要平衡点的，需要在博弈之下照顾各方利益，不能轻易将人逼到墙角。等到天崩地裂时，让步已经来不及了。 只是，类似的悲剧从未歇息，一直在循环往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1、 2024年8月5日，星期一。一早就看到林世钰姊妹发来的信息。 她说： “Done! Finally! (成了！ 终于！）等了整整七个月，发了无数封邮件……” 随着信息的，是一张截图，纽约中央公园管理长椅的工作人员发给她的电子邮件，告知她，她所选定的长椅，上面的铭牌已经安装完毕，并附上刻着铭牌的长椅的照片。 顿时， 我的心跟着她剧烈地跳动起来。 太好了！整整七个月过去了，终于，高奶奶的长椅，在纽约中央公园，立起来了！ 还记得那是2023年12月10日的夜。外面下着暴雨，我和她，面对面坐在她在新泽西的家的餐桌旁，各自对着自己的电脑，工作。 她赶写纪念高奶奶的文字，我先编辑视频，后来编辑她的文章。 一直到12月11日凌晨1点多，世钰的名为《高耀洁去世，我在纽约最爱的那个人走了》的文章，以及她的《烟雨任平生》的自序，终于编辑完毕，并显示“发送成功”，我们俩大大舒了一口气。 夜已深，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沉浸在高奶奶突然去世的震惊和悲伤里的我们，毫无睡意。世钰的先生醒了，发现我俩还没睡，下来给我们洗了一些水果， 记得有草莓，还有葡萄，给我们端了过来。 他知道我们有多难过，尤其是，原本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第二天一早就去纽约高奶奶的寓所看奶奶！ 晚了一天。 天人永隔。 忽然间，一个念头进到我心里。我脱口而出道： “世钰，我们在中央公园给奶奶立一个长椅吧。纪念她。” 用公园里的长椅来纪念离去的亲人或朋友，在美国相当常见。来美国二十多年了，我去过的不少公园里，湖边，跑步的小径旁，都会看到这样的长椅。我经常会驻足，看上面充满思念和爱意的话。这几年，我所在的华人BURN马拉松跑团的跑友们及亲友们，也给我们跑团在南加州的Thomas Tan师兄和北加州的夷延有（见：《一枚：三年了，大师兄，我在今天想念你》），在公园里立了纪念长椅。想念他们的时候，我们会去长椅祭奠，有时候带着花，有时候还带着酒。 高奶奶一生高洁，更是曾留下遗言，死后不举行仪式，不留骨灰，把骨灰运回国，和老伴的骨灰一同撒入黄河，让它流入大海，永远销声匿迹，也不存留墓地（见《悼念高耀洁（2）：遗嘱——骨灰撒到黄河里｜林世钰》），那，对于那么多念着她的人，总该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寄托一下对她的思念吧。 给高奶奶立一个纪念长椅！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世钰，她眼睛一亮，立即叫好。 第二日一早，我俩带着照片和鲜花，还有很多朋友委托我们写的卡片，去高奶奶在纽约的寓所门口祭奠她（见：《一枚：纽约，鲜花送别爱花的高耀洁奶奶》）。 网络图片 11日下午我就飞回加州了，立长椅这个任务的具体落实，就落到了世钰姊妹的身上。 12月21日，世钰告诉我，她打听到了，在纽约中央公园立一个长椅，要给公园捐献1万美金 （折合人民币约7万多）。 比我们预想得贵。但是这件事太有意义了，我跟她都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筹到。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关于高奶奶的文章的赞赏。那段时间，园地一连编发了多篇纪念高奶奶的文章（见文末链接），大多数是世钰姊妹写的，也有我及其他一些园地作者的文章，包括艾晓明老师，高伐林老师，孙亚、安然、刘又生等等。这些文章的赞赏，后来全数用在了长椅上——所以，亲爱的园地读者，如果你曾经给园地纪念高奶奶的文章赞赏过，谢谢你， 这个长椅里，也有你的一份珍贵的心意。 然而所有文章的赞赏加起来，也只有所需的10%。世钰跟我商量说，我们可以各自私下问一些朋友，看是否愿意加入。我对她说，如果最后还是不够，差距的部分我愿意补足，不过我觉得，更多人参与，会更加有意义。 我没有想到是，我这边还没有来得及问我的朋友们，几个小时后，世钰那边的朋友们就已经凑了超过一半了。一天后，世钰算了一下，合计$9984，她说，够了，剩下的16美元她来补齐。 后来几天里，有几位朋友私下听其他朋友说了我们想做的事，还特地过来找我，盼望还能加入。我只能很抱歉地告诉他们，谢谢他们的心意，给高奶奶立长椅需要的钱，已经够了，不收了。 钱够了，世钰姊妹立即开始向公园申请。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要那么久，中间会经历那么多来来回回！ 世钰姊妹辛苦了！ 这七个月来来回回一次一次跑中央公园以及与公园管理处打交道的艰辛，她前天夜里， 都写在了她那篇《林世钰 | 在纽约中央公园，为高耀洁医生立一个纪念长椅》的文章里。 2、 纽约中央公园，我还是1996年刚来美国住在新泽西的时候去过。 后来， 2017年春天，我去波士顿跑马拉松，正好碰上孩子们的学校春假，先生和两个孩子一起从加州赶过去给我加油，我跑完比赛后故地重游，带孩子去了纽约，在中央公园里走了一小会儿。 再后来，每年秋天的纽约马拉松，都有跑团的不少跑友去参加。 给他们加油助威的时候，总看到，那42.195公里的最后一程，都是奔跑在中央公园里。公园的道路旁，偶尔会看到一掠而过的长椅。 再后来，我听说，中央公园里有了两个特别的长椅。 一个是2022年10月，一位匿名者，在中央公园西侧的96街入口不远处的地方，为李文亮医生立了一个长椅。 另一个是2023年5月，受到前者的启发，在中央公园西侧、96街附近，紧邻中央公园网球中心，另外一位受到无数人尊敬的刘先生的长椅，也被立起来了。 疫情后我一直没有去过纽约，直到去年12月的那趟旅程。原本我的计划，是12月11日早晨看望了高奶奶后，去中央公园一趟，找到那两个长椅，去献上一束花，然后再奔赴机场的。万万没有想到，高奶奶就在前一日去世。世钰带我到她的寓所门口拜祭后，她和先生直接送我去了机场，因为航班时间已经来不及先去中央公园了。 3、 如今，中央公园里， 又多了一把高奶奶的长椅。 周一的晚上，我在伯克利附近一个如今在加大伯克利分校当教授的老同学家，和另外两个当年的老同学相聚。其中一个老同学，是华人里50-55岁年龄段全世界跑得最快的华裔业余马拉松跑者之一，闲聊中提起纽约马拉松，我告诉他们，高奶奶的长椅刚刚在纽约中央公园立好了，下次他再去跑纽约马拉松，能不能帮我给高奶奶的长椅以及另外两个长椅，都去献上一束花。 老同学说，没问题，告诉他长椅的具体位置，他每年都去跑纽约马拉松。 这让我萌生了写这篇文字的念头。 是的，中央公园很大，每年想去找长椅的人一定不少。我虽然自己还没有去过那里的长椅，但是一年前，曾委托朋友去纽约的时候帮我去给长椅们献过花。朋友一开始找的时候，也都颇费了一番力气。但是后来都找到了，其中一个朋友飞，还特地帮我在地图标明了两个长椅大致的方位： 网络图片 她说， 1 是李文亮医生的长椅的大致位置，从96街进公园后，记得走在右边的人行道上，在右前方一排长椅的最左边第二个，就是李医生的长椅。 纽约中央公园，李医生长椅 （摄影：飞，2023年7月13日） 那一天是去年的7月13日。 她告诉我说，冥冥之中有安排，走进公园后，她看到的第一张椅子就是李文亮。❤️ 在那束花上，那天，她用笔写下了这两句话： 怀念您！ 感恩这个世间有您走过 枚、飞 7-13-2023 她标注的地图上2的位置，是刘先生的长椅的大致位置。 她那天找了好久啊，一开始怎么都找不到，后来还是看了我发她的另一个朋友前几天去看的时候拍的这张有远景的图，才终于找到了： 纽约中央公园，刘先生长椅，2023年7月8日 飞说，其实两个长椅离得挺近，但是分在了West Dr的两边，刘先生的长椅是在West Dr的另外一边。她一开始从李文亮的长椅的同一边往上走，找着找着越离越远，往北边走了大半个公园都没有找到，她要赶着中午12点回酒店去开会，都准备放弃找了走回来把送给刘先生的那束白花也送给李文亮的时候，远远看到了这张照片背景的石头和前面的树，一下子就找到了！ 感谢飞，给我们留下了那张地图。 后来世钰去公园给高奶奶的长椅找位置，寻找李文亮和刘先生的长椅的时候，我也把那张示意图发给了她，找起来就快捷多了。 世钰当初给高奶奶选长椅的时候，特地找的离李医生和刘先生的椅子比较近的地方。她说，这样他们仨就有伴了，月亮升起时，可以出来聊聊天。世钰在她的文章里说，高奶奶的长椅的地址是：中央公园Safari Playground (我试了一下，直接在谷歌地图上输入“New York Central Park Safari Playground”就可以搜到导航）。高奶奶长椅在Playground里，正对操场门口，背靠着Central Park West。 我用谷歌地图搜了一下从高奶奶椅子所在的Safari Playground到刘先生长椅附近的Central Park Tennis Center的距离，非常近，走路也就6分钟的距离： 网络图片 如果去找这三把椅子的话，可以先用Safari Playground导航，找到高奶奶的长椅，然后沿着West Dr一路往北，走到接近96th St的时候，就是李医生的长椅（之前地图上的1）了。 然后按照前面手标注的示意图，到West Dr的另一边，沿着小路，在网球场的北侧，就会找到刘先生的长椅 （之前地图上的2）。 4、 一年前，我的朋友飞在帮我给李医生和刘先生的长椅献花后，写给我说： 以前在公园走从来没有停下来读过椅子上的铭文，今天读了好多，感受到好多爱和怀念… 从小婴儿到祖辈都有，各种文字和文化……提醒我们曾经鲜活的生命在这里得到了一种永恒，只因为有人怀念着。 是的，高奶奶，我们怀念您。就像怀念李医生和刘先生一样。因为，你们三人都是，大写的中国人。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自己或家人亲友以后有机会去纽约的中央公园，是否也愿意，去找到这三个椅子，向他们献上一束花？ 如果你去，请代我，也献上一份，深深的敬意。 （一枚写于美国西部时间2024年8月8日夜-9日凌晨2:30am）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阿斗凿墙
8月8日，律师易胜华在网上公开一起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案的案件材料，该材料由山西太原市公安局今年5月23日作出，显示将此案移送至太原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该材料称，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涉嫌非法购买遗体、残肢作为原材料，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2015年-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警方在侦办该案中，查封涉案公司人体骨骼原材料、半成品18余吨，成品34077个。 根据材料，该案涉及非法盗窃、倒卖尸体数千具。 材料称，该案共有75名犯罪嫌疑人，涉及的单位包括山西奥瑞公司、四川恒普公司、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桂林医学院、桂林市殡仪馆、平乐县殡仪馆、永福县殡仪馆等单位，此外，还涉及犯罪嫌疑人苏某某所控制的云南水富市火化场、重庆巴南区火化场、贵州石阡县火化场、四川大英县火化场。 2015年-2023年期间，李某某、苏某某等人为大量获取生产“同种异体骨”的原材料，指使员工赴广西桂林、四川成都等地拉运人体骨骼。分别在四川恒普公司、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内对尸体进行筛选、处理等，再将预处理的尸骨装车后驱车返回公司入库保存。 8月8日16时许，澎湃新闻注意到，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网站已将该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某强的信息紧急撤下。 网络图片 目前，这起案件仍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环节，还未到法院审判环节，考虑到案件的复杂程度，因而距离最终认定、分摊、追究涉案人责任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但这样一起案件，不大可能像网上其他绝大多数消息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迅速淹没。无论过多久，大家一定能够牢牢记得这件事，这个案子。 盗卖这么多年没被发现？ 这起案件太瘆人了，让人头皮发麻。从澎湃新闻网引据律师易胜华公开，并获太原警方和检方证实的案件材料来看，案件涉及面非常广，涉案人和企业的活动足迹几乎覆盖了国内相当部分的地区。 尽管目前有据可查的火化场以及医学机构，数量相对有限，但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这些地方的民政部门以及其他监管执法部门，却并未洞察到涉案人和企业的这类运作的痕迹。这令人难以相信。 因为上述殡仪馆、火化场与非法处理遗体的地点，形成了非常稳定的往来踪迹，其概率、频率应当是大大超出了殡葬机构与一般企业、研究机构往来，并冷链运送物品的概率和频率。 而被用来最终生产所谓“同种异体骨”的“原材料”，也就是非法取得的逝者遗体，被集中运到四川恒普公司、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等地点进行处理，“该案涉及非法盗窃、倒卖尸体数千具”。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那些被定义为非法盗窃和倒卖逝者遗体，进行集中处理，频率如此之高，数量如此之大，仍然没有被发现，也是不免让人生疑的。 医（学）院也不能让人放心？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的一个细节也反映出异常。被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撤下简历的该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某强，“事先将遗体肢解后，放入冷柜保存，出售给山西奥瑞公司，共出售10余具人体骨骼原料，每具价格1万-2.2万元不等”。这个过程同样没有引起过外界关注，比如所在单位和同事的注意。但李某强涉及的出售人体骨骼原料数量总体比较少，并且显然是分散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进行的，因而使得有关信息被有效隐匿，就可以被人理解了。 由此反观“非法取得的逝者遗体，被集中运到四川恒普公司、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等地点进行处理”的运进、运出、处理，未曾暴露，这显然不合基本的逻辑。 按照报道叙述，这起案件中大多数盗卖遗体主要出自多地殡葬机构，但桂林、青岛两地的医学院、医院也卷入其中，均有医生被指盗卖遗体。而这两地的医学院、医院对此也未有察觉，这在相当程度上暴露出这些机构对于逝者遗体管理的显著漏洞。 当地其他医学院校、医院，以及其他地方的院校、医院是否存在类似的漏洞？究竟是否存在比较健全完善的监督？ 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目前已被查封的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长期从事同种组织（骨）植入材料的开发研究、生产制备与分发供应，多次通过国家局认证和飞行检查。该公司2015年-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被警方查封时仍有人体骨骼原材料、半成品18余吨，成品34077个——按照报道所述，该公司与其供应链条上的其他合作伙伴，伪造了很多捐赠证明，但数量如此之大的供应，供给品质如此之高，为什么未能引起过合理的怀疑？那就是这家公司上哪找到如此之多、如此之好的同种异体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嘉陵桥渡
昨天写假骨灰的文章被删了，意料之中，但仍然会心痛。做自媒体4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在评论区精选骂人的脏话，因为没有更合适的表达了。 这种事，要怎么去理性客观分析呢？ 讨论怎么才能防范殡仪馆和丧尽天良的公司勾结吗？这特么根本就没人能想到还会有人这么干啊……难道给火化过程装个监控全程网上直播才能做到透明监督吗？ 讨论出现这种事情的背后原因吗？这有啥好讨论的呢？纵有万般苦衷你也不能这么干啊！更何况相关骨科材料又不是完全没有人工材料替代品。 就这类超出正常人想象的事情，真就没啥讨论的空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最大的声音去告诉所有人，去谴责，去施压，去声讨。 领导不喜欢看到这些话题，我知道，但没办法，我还是得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作者按：昨天的文章因为“懂的都懂”的原因消失了，想看的可以去知乎搜同名账号，通过主页的回答观看，里面更新了一部分本事件的后续内容，之后也会继续在该回答中更新，嫌麻烦的可以在文章底部私信发送“610”获取原文。） 近段时间，网络举报层出不穷，先是女博士举报导师性骚扰、接着是退休教师举报县委书记性侵、再就是马翔宇举报商务局局长腐败、前天又有前民警陈某举报610事件掩盖真相。 这种犹如在堂前鸣冤叫屈般的举报方式至少在三四年前还是极其少见的。虽然彼时也有所谓的互联网举报，但职责主要是由官方的举报平台承担。 可近两年，网络举报犹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这支大军。 只要留意各大社交、视频平台，几乎天天都能见到这般场景：人们手举身份证，对着屏幕前的陌生人诉说自己的黑暗经历或不白之冤，然后呼吁相关部门还自己一个公道。 网络图片 最初的举报者还只是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人、学生等，这样的举报方式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救济途径之外的补充。 再看看现在网络上热门的实名举报者都是什么身份——教师、科员、拳击冠军、退役女兵、律师，连公检法的人都来网络举报了，其中甚至不乏公安局前副局长。 更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举报内容中，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长期线下举报无果，求助无门。 这也很合理，毕竟这些平日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谁吃饱了没事干愿意以这种方式在网络上抛头露面，还不是被逼无奈。 而且，如果连他们都只能求助于网络，那普罗大众在遭遇类似不公时将要经历何种绝望，可想而知。 有人说这是中国社会的奇观，要我看，何止是中国奇观，简直是媲美八大奇迹的世界新奇观了，建议直接申遗。 或许很多人还不相信司法救济途径能到如此逼仄的地步，那不如打开抖音，搜索“举报”二字，能看到大量不重样的实名举报视频。 抖音甚至还因此多了几个外号，比如“网络开封府”“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抖音分院”。 网络图片 这说明，社交与视频平台几乎成了维权者能攥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但并非发了视频就能被人所知，相反大多数时候都石沉大海了，能被人们关注到的，要么事关重大，被媒体争相转发，要么就是一些热心的平台用户，凭借着朴素的正义感，自费帮他们上的热门，更别说还有严格的审核机制这道门槛。 换言之，不是每个举报都会激起巨浪，民间互助也有其极限，在网络上进行的举报最终还是要遵循网络最本质的规则——流量。 一个农民工举报工头恶意欠薪与一个科员举报局长贪污腐败，哪个更容易引起关注显而易见。 而随着网络举报数量的递增以及举报者的阶层上升，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件”必然会被淹没在茫茫的信息流中，虽然对于普通人而言，这种程度的“不重要”已经重若泰山了。 况且一部分人并不关心社会议题，他们只是一群闻着味儿而来的猎奇者，吃不到大瓜便一哄而散了。 比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核废水事件，当时网上一片哀嚎与谩骂，好像世界就要因此毁灭一样，然而这才一年时间，还有几个人记得此事？有几个人知道今年日本已经排放过三轮了？这不，今天就要进行第四轮排放了。 网络图片 所以说，想要通过互联网来寻求普遍的正义，是极其困难且偶然的，哪怕一时之间得到关注，但相比于漫长的申诉与调查流程，网络热度的消散是极快的，后续的正义有没有得到伸张，过程中有没有遭受其他不公，这是很难被人们所知晓的。 司法救济途径的堵塞使得很多人选择网络举报，网络举报又会严重损耗公信力，公信力的降低继而促使更多人拿起身份证，走进屏幕里。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它做不到有些人说的促进司法公正，因为其缺乏最基本的惩罚机制。 只要一个人因线下投诉无果而选择网络举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相关部门必然是存在失职的，本应得到问责。可现实是，在舆论发酵后才选择出面解决问题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惩罚，反而还能得到不少赞扬，美其名曰反应迅速。 另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是普通人，被大量相同内容反复冲击，看多了总会麻木的。 7月19日，凤凰网在一篇名为《3个月20次洪水，中国陷入“救灾疲惫”时刻》中提到： “在救援与公益圈里，人们还感到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持续甚至不断加码的灾害之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正变得疲惫而松散。更确切的说，灾情获得的关注、人力和资金支持，越来越不够了。” 为什么呢？抛开经济问题，一些慈善机构的腐败丑闻使得其公信力急剧下降，人们不愿意捐助；创纪录的灾害频次在分散关注焦点的同时，也削弱了人们的共情能力，使人麻木。 而人的情绪一旦超过了某个阈值，就很可能走向消极，两眼一闭，去他M的。 同理，当公信力越来越低，逐渐成为笑话，当网络举报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常态，那再大的事儿都不叫事儿了。 当然，我依然支持网络举报者，但问题是，这扇门还能开多久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牌恶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