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回春，草莓上市，法式甜点店的橱窗被各种美丽梦幻的草莓占据，洋溢幸福感，酸甜滋味也令人垂涎。 一、Crêpes aux fraises 薄饼佐草莓 源于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区的法式薄饼，雅俗共赏，在小吃店或餐厅都可吃到，也是法国人在全家团聚或是有客人来时，一起同乐分享的传统美食。咸味的薄饼是以荞麦面糊制成，多是当主食吃，而甜味的薄饼，通常是当饭后甜点或午茶点心。甜味薄饼有很多经典口味，从简单的柠檬砂糖口味，到塞满水果的华丽版，各有美味特色。热爱美食的法国人，当然不会错过春季最美味的法式薄饼佐鲜奶油草莓。 薄饼佐草莓（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二、Croissants et fraises 可颂佐草莓 可颂（Croissant）面包是法国人的日常美食，法国民调显示，一半以上法国人在早餐吃可颂面包，尤其是周末早餐，另外则是在下午3点后的下午茶时间，会选择以可颂为甜点。 可颂也流行于其他地区国家，常见将可颂做成三明治咸味的吃法，其实法国人更常以单吃或涂抹奶油、果酱的方式享用可颂。享受春季草莓，不妨试试看分别单吃草莓和可颂，或是搭配鲜奶油一起做成内馅夹入可颂食用。 可颂佐草莓（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三、Fraisier 草莓蛋糕 法文Fraisier，意思就是草莓，是法式甜点中最经典的草莓甜点。每每到了法国春天草莓季，每一家糕饼店的橱窗，都可见美丽的草莓蛋糕；草莓蛋糕的外观立面是由草莓切面排列而成，极富春天气息，是法国人春夏季节最爱的婚礼蛋糕。法式草莓蛋糕的传统作法，上下的海绵蛋糕要刷上带有柠檬香气的柠檬糖水，在蛋糕与草莓之间，填满慕斯淋奶油酱，作法简单，却融合出妙不可言的香甜滋味。 草莓蛋糕（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四、Choux aux fraises 草莓泡芙 法文CHOU是甘蓝菜，完整一颗泡芙因与甘蓝菜外形相似而得名。据说，18世纪法国与奥地利结束长期战争，奥国公主与法国王子在凡尔赛宫举行婚宴，泡芙就是这场两国盛宴的压轴甜点。因此，泡芙在法国象征吉祥、和好，婚礼甜点常见以圆泡芙加上焦糖等食材，制作成泡芙塔，象征甜蜜幸福。享用泡芙，切开夹馅料也是普遍吃法，不妨试试将草莓和各种风味的奶油酱结合，比较出心中第一名的味道。 草莓泡芙（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五、Tarte aux fraises 草莓塔 法式柠檬塔在甜点界以色香味俱全著称，滑顺细致的口感，和酸甜的滋味令人回味无穷。与一般柠檬塔不同的是，法式柠檬塔的派皮口感较湿润，内馅和派皮的口感滋味，可以融合的更一致，有入口即化的精致口感。柠檬塔与草莓结合的方式不只一种，可将草莓单纯当装饰，或是将草莓融入内馅，整体为草莓塔，都是应景的甜点作法。圆形的草莓塔非常喜气，在聚会餐桌上，绝对是令人惊艳的风景。 草莓塔（图片来源:Adobe Stock）
Woolworths刚刚宣布了一些重要变化，其中包括对其牛奶包装的改变。这些改变对于环境和奶农都有潜在益处。 首先，澳大利亚乳业局指出，与其他食品相比，乳制品的零售价格正在迅速上涨。例如，Coles自有品牌的牛奶价格已经从$1.70上涨至$3.30。这部分是由于供应链成本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奶农数量的减少。 奶农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一直面临着挑战，因为大型零售商如Coles、Woolworths和Aldi在2011年至2023年之间将牛奶价格压低至约$1.35-$1.60之间。这导致了奶农数量的减少和牛奶产量的下降。 去年，由于多种因素，包括供应不足、天气影响、劳动力问题以及通货膨胀，奶农的收入达到历史最低水平。今年，牛奶产量下降了5%，甚至在国际市场上也受到了影响。 然而，这次牛奶价格上涨对奶农来说可能是好消息，因为它有望提高他们的收入并鼓励增加牛奶产量。 除了价格上涨，Woolworths还宣布了关于牛奶包装的改变。他们计划将所有牛奶瓶的盖子从彩色改为透明。这个改变的目的是提高塑料瓶盖的回收效率，因为透明塑料可以更容易地回收并重新用于制造新的奶瓶。 这些改变可能会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减少了废弃塑料的浪费。此外，Woolworths计划明年初在所有商店全面实施这些包装变革，以便更多人能够参与塑料回收。 总之，这些改变对澳大利亚的奶农和环境都有潜在好处，但对消费者来说可能会面临牛奶价格上涨的挑战。同时，通过正确回收塑料瓶盖，每个人都可以为环保出一份力。
悉尼火车站拥有一套神奇的失物招领系统，是全球最不容易丢东西的地方之一。无论你在公交车、火车上，或者在拥挤的火车站，如果不小心丢了东西，大概率能找回来。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澳洲人淳朴诚实，更因为悉尼的公共交通有一个非常高效的失物招领系统。近期，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游客经历了这一系统的效力。 这位女游客忘记了她的包包，里面有护照、钱包、手机、笔记本电脑等重要物品。她在悉尼最大的火车站Central Station寻求帮助，但初始查询并未找到她的包包。 她回国的航班就在第二天早上，而她却不知道她乘坐的火车班次和车厢号。但幸运的是，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人员不仅安慰了她，还积极帮助她找回失物。 工作人员通过查询监控录像，最终定位到她乘坐的火车车厢，并在凌晨3点30分成功找到她的包包。管理员告诉她可以在早上7点去最近的Merrylands火车站领取失物。 这个故事展示了悉尼火车站失物招领系统的高效性。每天，工作人员都在帮助乘客找回遗失物品，包括护照、钱包、手机等各种重要物品。他们使用视频监控和高效的联络渠道，协作配合，最大程度地缩短了找回失物的时间。 如果你在悉尼的公交车或火车上不小心丢了东西，不要担心，第一时间联系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助你找回失物。以下是找回失物的方式： 任何火车站的工作人员都会提供帮助 悉尼失物招领办公室（Sydney Lost Property Office，地址：484 Pitt St） 打电话求助：02 9379 3341
悉尼警方成功破获一起超大规模的信用卡盗刷案，共涉及上千张信用卡。嫌犯被发现藏身在悉尼的华人区Wolli Creek的一个公寓中。这个区域靠近悉尼机场和CBD，也是众多华人移民和留学生的聚集地。 昨天，澳洲警方突击了Wolli Creek的一处住宅，逮捕了两名涉嫌跨国盗刷银行卡的犯罪嫌疑人。在搜查中，警方找到了1500张空白银行卡以及电子设备中存储的超过1000人的银行账户信息。这些嫌犯计划将这些银行账户信息复制到空白银行卡上，以便轻松盗刷。 此前，澳洲警方在全国各地的ATM机上发现了一种读卡设备，可以非法读取和记录银行卡信息，特别是在悉尼CBD的ATM机上尤为频繁。根据这些线索，警方开始调查这些违法活动，并相信这些犯罪分子与罗马尼亚的跨国银行卡盗取网络有关。 最近，澳洲金融犯罪小组发现几名嫌疑人使用假护照来到澳洲，目的是将盗取的银行卡信息提现。这些嫌犯就住在Wolli Creek的公寓中。 在突击搜查中，警方找到了1000多套涉嫌被盗的银行卡详细信息和密码，还有1500张空白银行卡。一名嫌犯甚至试图销毁关键证据，将手机从公寓的10楼阳台扔下，但最终警方成功找回了手机。 此外，警方还搜查了同一小区的另一处住宅，找到了5万澳币现金以及更多电子设备，预计会发现更多被泄漏的银行账户信息。 如果不是澳洲警方的迅速行动，这些不法分子可能会成功复制银行卡，导致超过370万澳币的资产被盗窃，数千名澳洲人的银行账户可能会受到损害。 尽管这两名嫌犯被抓获，但这个跨国银行卡盗取网络尚未被完全摧毁。因此，大家在使用ATM机时仍需格外注意，确保插卡口没有异常情况。
今年九月中旬，习当局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称为“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这个历时两天的会议上，主要讲话人是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同时传达习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习近平称赞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办公厅、秘书长、秘书，“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党委和政府办公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经受了许多大战考验，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督促检查”、“大战考验”等词句，暗示秘书帮在监视各级官员、帮助习派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证实，习近平夺权，果然使用了斯大林手段：通过安排安插专职秘书、专职司机、专职厨师、专职护理等，监视监控其他高级领导人和政治老人，把秘书帮变成习派的眼线或卧底。 于是，这回的“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蔡奇和习近平试图把相关经验推广到全国，令秘书帮进一步把全国各级官员都监视监控起来。明确要求他们：胸怀“国之大者”（指习近平），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习当局保持一致）。要强化政治担当，要提升政治能力，要落实政治责任，云云。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倚重秘书帮，明确由他们来监控各级官员和将领，既是习派的一贯做法，也有当前的权斗背景。习近平强行进入第三任之后，反习、叛习事件不断，且愈演愈烈。除了外交系统的弃暗投明（秦刚大案），更有军方的弃暗投明，包括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国防部、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等高层（如李尚福大案），尽都涉嫌所谓“里通外国”，即弃暗投明。证明习时代党心、军心不稳，官员党员口服心不服，普遍离心离德。 近期有各方报道，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书告密，告他有反心或里通外国。习近平闻讯，急忙行动，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包括李玉超（火箭军司令员）、徐忠波（火箭军政委）、魏凤和（前国防部长、火箭军首任司令员）、张振中（火箭军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刘光斌（火箭军副司令员）、吴国华（火箭军首任副司令员，自杀身亡）等火箭军高层全体覆没，竟毁在一个小秘书手上。 说到秘书帮，其实，蹿升高位的习家军中，出身秘书者甚多。诸如蔡奇、李强、丁薛祥等，尽都当过习近平的秘书，竟齐齐高升到政治局常委层面；但在习近平面前，他们的实际地位低微，如跟班、如仆从、如跑腿的办事员，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让秘书当眼线，类似历代专制王朝的监军；但秘书帮更类似历代王朝的宦官阶层，因为，他们既不是领兵的将领，也不是行政的官员，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竟成为朝廷中的第三势力，偶尔还凌驾于文武大臣之上。多代王朝出现宦官当政，往往预示王朝没落、走向毁灭。诸如秦二世时，朝廷大权落入太监赵高之手，秦朝也亡于赵高之手；东汉末年，出现“十常侍”（十大宦官）把政，朝廷内乱不止，演变成天下大乱；明朝后期，有太监魏忠贤专政，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覆灭的分水岭。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起用、重用、倚重秘书帮，其实质，就是太监政治的复活、宦官政治的复辟。表明，饱经专制政治的沉疴和演绎，红朝也终于走到这一步：太监当道，宦官把政。不仅从现实危机上、也从理论逻辑上证明，当今的习时代，极可能就是共产红朝的末期，正步入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的最后时期。 一党专政的中国，曾经历改革开放，曾实行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竟遭习近平一手破坏、一夕复辟，重新搞起一人独裁。习近平复辟轻易成功，本身就是红朝气数将尽的症兆。一人成功而全党失败，共产中国或正加速逼近它的终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曾经的中共政权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当年利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机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他政治上的“大度”。但事实上长公子邓朴方文革中被迫害致瘫一事，令他邓小平内心对这个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及其夫人江青的仇恨一直都是刻骨铭心。 上周撰写《历史故事：邓朴方和他曾经的“康华共和国”》和《邓朴方和他的康华是如何涉足“六·四”事件处理》两文时，媒体上炒得最为火爆的以许家印为故事主角的中国房市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曾经读到过的一则四十年前的邓小平“就想买房”的故事。说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邓小平看到北京前三门修建很漂亮的马路和宿舍楼，有感而发，对随行人员说：“你们说房子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商品？我看将来会作为商品。如果将来买房子的话，我要给我大儿子买一套，他是因为我而受伤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 相关报道中描述说：邓小平的这番话，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的大儿子邓朴方才从别人口中听到，他才深刻了解到，他父亲心中，其实有着极其深重的伤痕。 邓小平对自己的长子邓朴方曾经寄予的厚望可以从一九六二年，，也就是邓朴方十八岁的那年讲起。当时的应该届高中毕业生邓朴方所在学校北京男十三中接到上级通知，分配给该校一部分“保送”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名额。所谓“保送”，就是不经过全国统一的升学考试，直接进入大学就读。 按照惯例，这种特权名额都是要分配给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高级干部子女的，而男十三中的六二届高中毕业生中，数邓朴方爸爸的官阶最高，所以校方明白这种“保送”名额实际上就是冲着邓朴方来的，立刻心领神会地将邓朴方安排为“保送”候选人里的第一个。没想到自恃才高的邓朴方反而因此感觉伤了自尊心，说自己每门功课的成绩平均90分，为什么还要保送？于是他和同班同学俞敏声等一起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结果邓朴方如 物理系一班团支部书记。从那以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自己的长子的满意度便超过了百分之一百。谁知邓朴方的党员预备期未满，“文革”就开始了。 当时的邓小平很快成为斗争核心，和刘少奇并列中国第一号和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家子女也就此被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在中央美院的姐姐邓林和在北大物理系的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江青指使的造反派们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一天，郁闷不已的邓朴方和一位同窗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借酒浇愁。酒后吐真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很快，邓朴方的这番酒后真言被传到已经受到毛泽东和江青力挺的北大造反派总头目聂元梓那里。她先是派人对邓朴方、邓楠进行跟踪调查，接着便将兄妹二人分别关押在物理大楼的两间实验室里，进行背对背的诱供、逼供。邓朴方拒不开口交待，造反派们便对邓朴方施用各种酷刑，让他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站，并要求邓朴方以揭发父亲邓小平、母亲卓琳的“罪行”为获取自由的交换条件，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这种非人的磨难一直持续了五个月之久，实在不能继续忍受下去的邓朴方选择了“死路一条”。于1968年5月某日写下一份绝命书后从8米高的三层楼的里的一个厕所窗户一跃而下，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背部先落地，导致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 事发后几经辗转，邓朴方才于一九六九年春被送进北京有名的高干医院三零一医院。但很快便有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发出了意在谴送大批老干部出京的“一号战备命令”。于是，邓朴方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邓小平去江西之前甚至没有到医院看看自己孩子的权利。而当时的北大“军宣队”仍不肯放过邓朴方，竟然把他从医院里赶出去，送往条件极差的北京郊区清河社会救济院。 日后的邓朴方向手下康华公司的小兄弟们说到他发起成立中国残联的动机时回忆：当我被架进福利院一间小屋时，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一个小屋里住了十一个残废人，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煤球炉子，烧不多久就灭了……。小屋里仿佛象个冰窟，床上的被褥十分单薄，每天夜里被冻醒。我下肢瘫痪了，但上肢还灵活有力。每天会咬着牙和别人一起用铁丝编织字纸篓，每编出一个篓底可以赚一分钱，编出一个篓帮赚四分钱，一个月拼命干也只能挣到四、五块人民币。 当时这家救济院的生活标准还是五十年代规定的，每人每月七元五角人民币伙食费。每当救济院里开饭的时候，护理员老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递给邓朴方半碗白水熬白菜加一个黑糊糊的馒头。 在清河救济院半年时间后，邓朴方在天津的小姑，当时是现役军人的邓先群终于找到了他。 邓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往江西南昌的。出发时经邓小平再三要求， ，亲人中只能有患高血压的夫人卓琳和继母夏老太太同行。 到江西两年后的邓小平收到邓先群的信，邓小平夫妇这才知道失联已经近四年的长子早已经完全瘫痪了。于是邓小平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此生对党别无所求，只希望允许将重残的大儿子接到身边自己护理。 以下是一个采访过邓朴方本人的中国大陆作者曾经的描述：……两名持枪看守押解着自己手摇轮椅的邓朴方到了江西，与分离了四年的父亲重聚。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围在儿子床边，帮他脱下又臭又脏的衣服。邓朴方比划着告诉父母:“从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经完全没有知觉。” 卓琳和夏老太太都忍不住哭了，邓小平却凝视着儿子的残体，不发一语。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但可以猜测，如果此时他在分析谁是令他的长公子致残的罪魁祸首，绝不会想到林彪头上，而是毛泽东夫妇。 在江西期间的邓朴方成天躺在床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控。南昌是有名的大火炉，天气十分炎热，邓朴方每天都得擦澡、换衣服。邓小平的继母夏倍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每天烧饭菜已经够忙的了:卓琳体质甚差，所以照料邓朴方的任务，每天都由当时已经六十五岁的邓小平承担。每天上午劳动回来，邓小平都要先去看看儿子。吃完午饭就要帮助邓朴方擦澡，从木床上搬下，帮他翻身，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地替儿子擦身，绝不马虎。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与继母夏氏及妻子卓琳回到北京。邓朴方也有幸被送进三零一医院。 此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马天水时，问起上海骨科方面对治疗截瘫病人有无良方，马氏当面回绝了他。此后，卓琳虽然在上海找到了愿意为邓朴方治疗的名医，整个过程却是背着马天水及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亡后，随着江青等人的倒台，马天水及其他江青在上海的追随者亦很快入狱。在狱中得知邓小平再次复出的消息后，知道邓小平绝不会轻饶他的马天水随即便有了神经错乱的表现，整日狂呼革命口号……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邓朴方被送到加拿大手术，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由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亲自批准。这个特鲁多就是曾经被习近平当面狠狠羞辱的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父亲。 回顾一九八零年年末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审判负责人之一黄王昆曾回忆，邓小平对当时的审判录相一次不少地认真观看，正式宣布判处江青“死缓”的那一天，邓小平还与其他中共政要特别赶到公安部大院，聚在一处秘密会议室听里收看现场实况。可见，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 当年为采访邓小平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担任现场翻译的施燕华回忆说：法拉奇问：“（您被下放江西劳动）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施燕华描述说：当时的法拉奇露出钦佩而又迷惑的神气，当然她是难以理解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的。这是一个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的人，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说的话。他本人和家人都曾遭受很大的冤屈，但他不是从个人恩怨来看这个问题，而是从政治的高度，从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考虑问题。我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话都很感动。 但是事实上，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种所谓“以德报怨”仅仅是局限在让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继续悬挂和不同意拆除毛泽东纪念堂两件事上，当年要不是陈云力阻，毛夫人江青的脑袋早就被邓小平砍了。除了对江青一度想置于死地，对毛泽东的后代他邓小平也曾百般刁难，甚至让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失去自由”长达五年时间。 在中共内部，所谓“陈云同志曾力排众议反对判江青死刑”的故事尽人皆知，主要依据之一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陈东林发表的《陈云为何力排众议反对杀江青？》一文。文中记载：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这里所说的“政治局开会讨论”，“主张判江青死刑”的“许多同志”，包括了邓小平，华国锋，王震和韦国清等。笔者也听到过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和乌兰夫也都是主杀派。对中共“文革”史多少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对毛泽东和江青夫妇的仇恨都可以用无以复加来形容。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李锐生前曾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两点半，胡耀邦在他与世长辞的前十天，约李锐到会计司胡同家中长谈7个半小时，在这次最后的长谈中，胡耀邦谈到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邓小平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笔者也就此向几位内部人士，包括陈云二公子陈方的朋友讨论过，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徐帅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小平死刑意见的，陈云接着徐帅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邓小平等 “主杀派”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继而又有胡耀邦等人斗胆拒看邓小平脸色行事， 一一表态“刀下留人”。 当时一度因为邓小平坚持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以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主杀信”为例，导致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和陈云第一次摆上台面的分歧就是这次“杀不杀江青” 的党内激辩。当时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中，陈云除了强调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的理由，还因为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邓小平长时间里郁闷不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在美国哈佛访问期间，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询问过此事，李锐先生说，自己最寄希望的长子文革跳楼自杀落下高度截瘫，他邓小平当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没把江青立即处死，，邓小平心中的恶气自然没有出尽。终日看着自己儿子坐在轮椅上的那付样子，对毛氏夫妇的冤仇肯定还要被时时勾起。没有机会便罢，只要一有机会，他邓小平还是按捺不住他与毛氏夫妇的这段私仇。于是，报复目标自然转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后代李讷身上。具体的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目前对许家印的众多声讨，一个集中火力点，或显明或潜在是在抨击“资本无序扩张”。每次看到“墙倒众人推”的现象，不免让人多思考一些。任何一个地产商，到一个城市拿地投资，都不可能离开行政审批与监管。一段时期内的地产神话，也一定与该时期内的制度偏好高度相关。因此，恒大作为宇宙第一房企破灭，表面看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根本是制度环境问题。权力与资本不是两张皮，而是公权力监管下的资本运作。如何理解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制度问题。 2.许家印本人和那些年疯狂的煤老板一样，地产模式和传统采煤逻辑一样，没有创新技术含量，一个是不断借钱找工人盖房子，一个是不断雇挖煤工不断开口子。这一类型的“企业家”的财富密码，主要是和掌握决策权的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这种传统熟人社会的亲缘逻辑，虽然可以转化为合乎程序的官员绩效与财政收入。本质是赤裸裸权力的游戏，只是分工不同，许家印只是一个符号。这可以对比像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他们企业创造利润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创新技术，成为价值创造的引擎。企业的生命力在于创造，而非依附于权力，制度性套利。而地产模式，只是在不断汲取民力，以往人们上交皇粮国税，现在做牛马同样是如此。 3.由此许家印本人不属于社会精英，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富可敌国，关于他个人成功的神话写成了很多畅销书。他发财之后的表现，像极了入主南京城的洪秀全。最大限度的释放权力欲与情欲，美女歌舞团相伴，极尽奢靡的享受。回头看他没有为社会创造出财富，却增添了宇宙级的债务。恒大涉及到的债务，背后是那些烂尾楼业主接盘，那些与恒大有直接业务合作，又无法兑付的中小企业接盘。债务违约需要许多人透支未来进行偿还，没有法律强制力追偿，就是明抢而已。有很多人撑不到未来，因为银行不会为这些人开绿灯，不然银行就会资金链出问题。即便许家印采取了强制措施，这些追债人的声音，也不会予以公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金兑付的情况下，稳定就是最重要的。这真是很大的困境。 4.许家印不是孤例，恒大也不是一家。这个符号具有很强的风向标作用，如何处置许家印，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当然从他被采取强制的时刻，长达两年的各方利益博弈已经告一段落，大体是已经有了方向。在此之前的华夏幸福、融创，此后的碧桂园、富力等等，罪与非罪之间如何平衡，将会影响整个地产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不确定性成为制度的特点，因此人们拿潘石屹与许家印做比较，来反映企业家敏感度的问题。我觉得更值得考虑的是制度对于普通人的敏感度，最近那首《大梦》很火，那些掏空几代人积蓄，却只能在烂尾楼里看烛光的家庭，该怎么办？有的人可以背井离乡，有的人却将生命的全部家当托付给了“合法经营”的地产，这是多么悲惨的讽刺。 5.制度问题，是一个发展理念问题。谈到制度，总有一些砖家叫兽，充满了傲慢与虚伪，他们如果看一看此刻恒大模式的坍塌，不知还能不能继续油腻。当然这些人只要眼前利益，哪管洪水滔天。近二十年地产发展模式的问题，是通过合法制度，将风险转嫁给了中下层普通人，同时依靠透支中下层廉价劳动力，来供养一部分人的奢靡享受。以所谓商品房预售制为例，购房者是绝对的弱势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是孤立无援的个人博弈地产雇佣的“法务团队”，法律从现实生活来看，并不服务于普通人。出现烂尾楼后，多是自认倒霉。这种缺乏公民参与规则制定的制度，必然成为禁锢人的牢笼，是非常值得反思与改进的。一点不值得虚无缥缈的优越。我们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建造了高楼大厦，人们却没有居住的能力，或者干脆没有完成交易，更别谈幸福的个体生活。 6.制度风险源于短视。对于普通人而言，在大时代里最大的幸运，可能是避开与恒大这类的企业产生交易。人们也会侥幸，这一次没有成为制度牺牲品。其实不然，巨额债务最终是需要国民分担，会反映在菜市场的菜价上和工资卡的数额上。因此，每个人是有责任，去进行制度反思的，保持高度敏感性，将制度与个体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一个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关心公共政治的人。制度才会有向公正的方向转变的可能。而非相反，只想成为“人上人”，是非善恶全不重要。如此困局，未来怎么办？这的确值得每个人感慨。 （全文转自密林中的光）
贫富最大的差距，不是财产，而是风险。 各位好，我这人自理能力挺差的，今天丢了一串钥匙，家里翻箱倒柜的找了一天，也没找到，没心思写稿了。临傍晚有朋友点题，让我聊聊许家印……我就勉为其难的写了这篇《别轻信要“把一切献给国家”的人，比如许家印》。 时间仓促，再加上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值得一说的东西都不怎么可说，所以这篇文章我写的蛮差的，发在最小的维吉尔上了，请大家想看的话就移步去看吧。 这些年，我们见证了不少商业大佬的崛起与陨落，但我觉得许家印这人有点特别，毕竟他卖的房地产是不少中国人“掏空家里六个腰包”才能凑齐首付，并用一辈子去还款的，一下子交不了房子了，你说这事儿搁谁不窝心。 更何况房地产市场高启、许老板发家的时候，他割的是买房人的韭菜。如今资金链断裂、许老板被抓了，买房人还要承受他交不了房，破坏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合着他成他败普通人都落不着好，风险和房贷，都需要我们替他来负担。 我觉得这事儿背后其实有一个挺深刻的现代性问题，现代社会最大的不公平性在于富人总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均摊甚至转嫁自身的风险成本，将风险转移到平民身上去。2008年美国“雷曼时刻”以后，美国很多学者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所谓“占领华尔街”，人们重点抗议的也是这种现象——说到底，大多数人不是仇富，而是反对华尔街精英用平民的家底儿为他们的奢侈生活去冒险。 时隔多年，我们看到这种现象依然在发生。当然，许老板的故事是个更极端的个例——我们眼见着他起高楼、又眼看着他楼塌了，但问题是，他起的那楼，花的是你的钱。 而眼下做这种事情的人，其实也不只有许老板——你看俄罗斯搞的那个特殊军事行动，其实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意思：赢了绍伊古“一战封神”，败了小兵战壕填线。 富与穷，精英与底层之间真正的差距，也许从不是财富，而是风险。 也许这种事，古来就是如此，只不过表现形式会不同。所以张养浩才会写下那样的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只是，我们但愿这样的故事不要再发生了，至少不要愈演愈烈。而我们能遏制这种趋势的途径，也许就是舆论，让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整体风险，被更多的人看到。 为此，我们这些执笔者自当努力，做好那个守夜人。 就此打住吧，这个问题确实我说不好，也不便多谈，这个时代生活，大家保持谨慎就好。就像我这篇不太成功的稿子最后勉强谈出的那点东西——少像许老板那样作伪，努力生活。 就这样吧，晚安。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看到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 9月28日，浙江湖州，一家影城正在演出奥特曼系列的儿童舞台剧。一男子冲上舞台闹事，连续推搡扮演奥特曼的演员，并且质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放日本的东西上舞台……这一幕让全场哗然，也让台下观看的小朋友们惊呆了…… 看到这个新闻，只觉得十分荒谬。奥特曼是日本科幻电影的人物，很受孩子们的喜欢，是孩子们心中的英雄，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 只是没想到，有人竟然可以把奥特曼当成了攻击的对象。 报道中说，男子可能是因为爱国情怀，所以才冲上台去打奥特曼。 我不知道这一报道是否属实，但我觉得，这不是爱国情怀，这更像是一种精神病，是对爱国情怀的侮辱。 这是我今天在网上看到的另一张图片，有人在离开日本前，不仅欠了两个月房租不交，还砸烂了房间的墙壁，把橱柜的门也踢烂了，然后统统赖掉后回国了。 爱国主义不能成为开脱个人行为不端的借口，更不能成为耍流氓甚至作恶的挡箭牌。 这个打着爱国旗号的无赖，对自己贪小便宜发泄戾气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以想见的是，这种人回到国内，同样会祸害身边人，干尽坏事。 这种四处炫耀的表现，除了暴露其恶劣的品行以外，不会有任何正面意义。这种的事情如果发生多了，对海外华人的整体形象是一种伤害。 接下来，再说另一条新闻。9月29日，亚运会游泳比赛迎来收官日。在女子5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雨霏获得金牌，日本选手池江璃花子获得铜牌。颁奖仪式结束后，张雨霏和池江璃花子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个人眼中都涌出热泪。 池江璃花子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勇夺六金的日本选手，也是亚运历史上首位单届摘得6金的游泳选手，被亚奥理事会评为那届亚运会“最有价值运动员”。 那一年，池江年仅18岁。 一年以后，噩运突然而至。2019年2月，池江被检查出罹患白血病，梦想之路戛然而止。但池江不愿放弃，她接受艰难的治疗，并且在2020年3月重回泳池。 池江与病魔抗争的勇敢和坚强，感染了很多游泳选手。在杭州亚运会上，池江收获了一银一铜的奇迹。 张雨霏与池江璃花子是竞争对手，也是惺惺相惜互相敬重的朋友。两人在赛后的热泪相拥，是这届杭州亚运会我最喜欢的镜头。这一刻，友谊超越了国界，这是一种真正的体育精神，是体育带来的one world one dream。 这是比金牌更美好更令人感动的一幕。 见了太多病态般的闹剧，这则新闻令人神清气爽，让过节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只是，依然有些蠢货出来丢人现眼，骂张雨霏是汉奸，把排核废水的帐算到池江的头上。 网络图片 总有一些人，永远在卖弄自己的无知和浅薄，并以此为荣耀。他们满脑子的仇恨思维，看不见体育带给人们勇气和团结的力量，也看不见人与人之间的友爱。 这些人是在爱国吗？不，他们是得了一种“精神病”，忘记常识，也破坏文明，甚而践踏法律、伤害他人。 但他们真疯了吗？其实也没有，相反，他们精明的很。如果让他们为某个遭遇不公正的人喊一嗓子，他们比谁都会装聋作哑。他们的疯，不过是在安全的地方，打着爱国的幌子表演罢了。 这些人不是什么爱国情怀，只是社会的祸害。 看到几条新闻，有感而发，絮絮叨叨的说了这些，期望这篇文章不要影响大家过节的心情。 感谢读友的一路护持！祝大家双节快乐，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