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没什么话题，最后除了习近平当众训斥赵乐际之外，只剩下新质生产力这个新词。据报导，这是习近平去年九月就提出来的，但没话找话，只好拿出来再炒一炒。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百度百科强作解人，越说越糊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一般说法，生产力有旧的生产力有新的生产力，有落后生产力有先进生产力，一般指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生产规模等等的总和。 习近平的发明，将新生产力强行多塞了一个“质”字，以显示与别人不同，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质”一般又有两个含义，一是性质，二是质量，如果是指性质，“新”本身已体现了性质，多一个“质”字属画蛇添足；如果是指“质量”，“新”本身就包含高质量，也是多此一举。因此“新质”这个词不伦不类，说了等于没说，还不如只用“新”来得简单直接。 如果新生产力“性质”不新，“质量”不高，那还称得上新生产力吗？不如就当它是旧生产力好了。 发明一个新词，要有现实依据，要有应用上的需要，要逻辑严密，经得起推敲，习近平以为多加一个“质”字，便能体现他的思想高人一等。其实多一个“质”字完全多馀，既没有增加新的内涵，听起来又别扭，在语义上又模糊，属于阿茂整饼的拙劣表演。 生产力是宏观的概念，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呼应。农业社会有小农生产力，工业社会有机器生产力，相对于马拉车，内燃机是新生产力，相对于内燃机，发电机是新生产力。从发电机再往后，先后出现了原子能、晶体管、集成电路、电脑、网络、人工智能（慧）等等，都是新生产力，再往后又会出现什么新生产力，只有跟著现实走。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东西，问习近平，只怕他也说不清楚。新生产力不是平白无故生长起来的，也不是人为的栽培就会有的，新生产力要在旧的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在原有的物质基础上才诞生出来的，不是习近平想要有就可以有的。 世界文明历史上，历次发生的生产力大跃进，都不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突飞猛进起来的。那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历史积累和政治体制都有直接关系。以中国如此封闭落后的社会，如此专制压迫的文明，要出现新生产力的机会，根本是微乎其微的事。习近平想摆脱眼前的困境，想得头昏了，才会有“新质生产力”的大想头。 据说中国的大数据监控属世界先进水平，但大数据监控是生产力吗？它能创造什么财富？最近美国与日荷等国联手，连晶片的低阶生产技术与设备都对中国实施制裁，未来中国连中低阶水平的晶片生产力都未必保得住，你还想要“新质生产力”，那不是异想天开？ 中共十年前就“大炼”晶片，国家投入万亿资金全部打水漂，现在又要搞新质生产力，国家还有没有万亿资金拿来打水漂呢？政府口袋已经空了，再拿万亿出来玩，只是更快玩死自己，而新生产力更不是靠钱堆砌起来的，没有钱只有口号，那更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最近王毅公开提出有名的“四问美国”，其中最后两问是：“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王毅有如深宫怨妇那样委屈难平，证明中共口袋里并没有什么“新质生产力”锦囊妙计，否则何不直接与美国割席，专注发展自己的新质生产力，有朝一日反过来碾压美国，岂不痛快？ 按理，一年一度的两会，应该为今年的国家经济谋篇布局，应该提出可行的发展方略，可惜两会上习近平的中央完全一筹莫展，如何救房地产，如何扩展外贸，如何振就业，如何救地方债，一概交白卷。反而提出了“唔等使”（无益处）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官员唔明（不懂），百姓唔明，习近平本人也唔明。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但不能显示习近平的英明，反而暴露他内心之空虚浅薄，因为提不出对症下药的方针政策，所以挖空心思，生安白造，玩弄词汇，愚弄人心，其结果不但不能救中共，反而令国内外有识之士与黎民百姓，看穿他的无能。 中国经济正在自由落体，中共政权正摇摇欲坠，对中共来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筹划一些具体有用的措施，排除经济上各种政治干扰，给民间个体经济更多利便，营造宽松活泼的社会氛围，正如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给全社会松绑，让经济软著陆。可惜习近平反其道而行之，越是经济烂下去，越是政治上收紧，眼下文革回魂，政治气氛肃杀，内外关系几近爆煲，在这种大环境下，他还指望天降“新质生产力”，此人是活在太虚幻境中吗？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意味著习近平很有创意，很有先见之明，只意味著他“冇计”（无计可施）了。一个无能的独裁者，指挥一个失能的政府，面对一个失控的危局，坐困愁城，胡思乱想，越想越离地，越想越滑稽，终于落下这个狗屁不通的千古笑柄。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民以食为天，谁来守护我们的餐桌？ 我在文章《看了今年的315晚会，感觉这些东西不能吃了》说过： 315晚会引起了网友的剧烈讨论，短短几分钟热度就达到了上亿。 有网友评论道：怎么塌房的都是我爱吃的食物呀？ 最搞笑的莫过于X花酒，简直是广告与直播打假同步进行。 网络图片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 如今，食品不安全的状况令人担忧，我们的“天”似乎黑了。 那么，谁的天会亮起来？ 究竟是谁让“天”黑了、谁让食品不安全的？为什么不安全？什么人的食品是安全的？安全的管不安全的吗？ 如果不管谁管？这些都是问题。 可是，可是，可是，只要有特殊的，就有一般的； 特殊的人少一般的人多，而且特殊的基本不理睬一般的。 315晚会，我看完之后的感受是，最受伤的其实不是这些无量商家，而是广大打工人。 你想想这样一个画面： 一个打工人早上被闹钟吵醒然后急吼吼起床，早饭喝一杯勾兑豆浆再吃俩淋巴肉包。 中午在公司点一份预制僵尸肉外卖，晚上加班回到家给自己点一份地沟油的麻辣烫当晚餐，顺手来个夸父小炸串。 周末想犒劳自己一下，吃点补充维生素C的烂水果，出去逛街的时候买一杯没有奶的珍珠奶茶。 这一通操作下来，就问你酸爽不酸爽？可是《看了今年的315晚会，感觉这些东西不能吃了》。 但，没有没办法，这就是大多数打工人的日常。 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咱们网上点的那些外卖，至少90％都不能细琢磨，那些路边摊啥的，也至少90％对健康有害无益。 你说广大打工人能不知道么？知道，但没办法，整天上班忙的团团转，还有时间自己做饭么？ 自己做饭这件事最大的成本不是原材料，不是费钱，而是时间和精力。 当你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回到家，想着晚上还有工作没干完，或者第二天到公司还要斗智斗勇，还有几个人有心情下厨做一顿美食犒劳一下自己？ 所以与其关注这些315曝光的不良商家，倒不如关注一下打工人的生存现状和职场压力。 网络图片 现在好多人找对象很看重对方的外貌、经济条件、学历、家庭条件等等，这些都没错。 但其实如果家里有一个工作不忙并乐于下厨的人，这绝对是一个超级加分项，这对于提高你的生活品质可以说大有裨益。 如今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城市的喧嚣和繁忙，使得许多人很难抽出时间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这个简单而重要的习惯，这将成我们最幸福的时刻。 然而很多人忽略了全家聚餐的意义，当全家人聚在一起，享受晚餐的时刻，这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共同分享、交流和关爱的时刻。 当我们坚持这个简单的习惯时，家庭将会更加温馨、和谐，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充实、幸福。 当然，我也理解在大城市中，实现全家聚餐可能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如繁忙的工作、堵车等等。 杨绛曾说：“当你身居高位，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当你身处卑微，才有机缘看到世态真相。” 经历多了就会发现，生活就是一场恶战。 即使如此，我依然鼓励你将这视作一个重要的人生目标去实现，因为这是生活与生存的区别。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城远在北方
近日有网民统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任内9年以来，已经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将近“250个方向”。这一消息引发民间舆论热议。 有网友从中国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初略统计习近平这些年一共指明多少方向，洋洋洒洒列出一长串清单。其中，最早的是“2015年11月12日，为股票市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最近一次是“2024年3月11日，为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堵点指明方向”。习近平对内对外指明的方向可谓包罗万象。 统计显示，习近平为中国国内指明的方向部分包括：攀登航天科技、互联网发展、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科学精准防疫、基础设施、粮食安全、交通运输、国企、民企、金融法治、科技人才、为共青团、党的儿童工作，对解决卡脖子、解决就业问题、三农发展、教育改革、文艺工作、中国特色考古、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人民警察队伍、建军一百年、湿地保护工作，为蒙古、治疆、治藏、香港、澳门、推动长江经济，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为武夷山茶叶等指明方向。 习近平为国外和世界指明的方向包括：为非洲抗疫、上合组织、一带一路、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发展，以及中索、中马、中印尼、中乌、中俄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气候变迁、团结抗疫、亚太未来发展、世界多极化发展、世界经济全球生物多样性、破解全球安全难题、重塑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构建人类共同体理念等指明方向。 网民：习近平指的方向全错 有网民说，光看完清单就花了十几分钟、真够忙的，经常是一天之内两次指明方向。 网民们在留言板还表示：“小学博士为全世界指明方向”、“很快就要360度无死角了”、“名副其实的指南精”、“他是路牌嘛，还全部指错了”、“什么是真懂王”、“千手观音也没这功力，指头都不够用了吧”、“基本上指什么，那样东西就完了”、“声东击西，指南打北”、“看似丰功伟绩，实则罄竹难书”、“手酸了吗”、“什么时候他能给自己指明方向”、“他上辈子一定是个导航”、“给全体中国人的后路指明方向”、“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在海外的中国评论人士蔡慎坤也在X引述说，习近平过去8年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244个方向，过去10年出版了140本书。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如果再干10年，至少要为中国和世界指明500个方向，至少出版300本书。只是方向多了谁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连他自己也会掉进深坑。 中国文革史专家、旅美学者宋永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这显示中国进入了极端政治笑话的时代：“现代的习近平，以前我们会唱东方红，他又搞出了一个东方又红，全中国都没有人会唱了，这是对他多大的讽刺。” 学者：四个伟大毛只要一个 习全要 宋永毅比喻：“以前文化大革命有句话，毛主席挥手，我们前进。现在是习近平挥手，全中国人民前进。习主席这个手一定会断掉的，因为245个领域啊，他每一个挥他十分钟，他的手就要吃不消，就要断掉了。不仅中国进入一个垃圾世界，中国政治还经历了一个极端愚蠢、极端给人看政治笑话的时代。” 宋永毅提到，林彪曾在文革时期说，毛主席有四个伟大，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虽然说共产党是打下了中国的天下，但他还有点自知之明：“ 毛说这四个伟大我只要一个，就伟大的导师。为什么呢？我是做老师出身，他并没有四个全要，他只要一个。现在习近平人家给他245个领域指出方向，他根本就不懂那些领域，他竟然全要。你就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愚蠢、假大空远远超过毛泽东。” 评论人士：凡习指明方向没有不烂尾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中国访问时说，为指导邻国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完全是效法金正恩的宣传模式。也像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说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本来是个农夫，上学后突然什么都懂了，农业、工业、科技什么都懂。这就怪了，显然违背客观规律。现在这荒诞的事都在中国上演，学成了西朝鲜又倒退100年到斯大林时代。 陈破空认为，愈有高高在上、大权在握的独裁者指明方向，国家愈掉到坑里，这是习时代中国政治的荒诞：“凡是他指明的方向，没有不烂尾、不炸锅的；凡是他拥抱的国家，不是独裁就是腐败的。就像习近平为中国股票发展指明方向，结果股票都是一片哀鸿，不断地下跌重挫。 所以习近平指明的方向，网民的说法，把这个国家都指到了沟里。” 人不是神 陈破空说：“人家都知道，人不是神嘛，都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什么有民主选举、三权分立，不只要来自人民的授权、权力的监督。像美国、日本、台湾，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造句出来，谁对谁指明方向，不可能。如果说一个医师给病人指明方向、老师给学生指明方向还可以，那是专业对专业。但是突然出现一个万能、全能的人要给这个国家、民族指明方向，这个国家和民族必然走在失败的路上。”
01 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很流行“辩论赛”这么一个东西，辩论双方没话找话地硬弄一个对立的话题出来针对锋相，还分什么一辩二辩三辩四辩的，繁琐而有序，混乱而又不失仪式感。 后来我在山东喝过一次酒之后，一度以为辩论赛的规则是山东人发明的，主陪、副陪、三陪、四陪的配置和功能，简直跟辩论赛严丝合缝。 那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题：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辩论双方引经据典、东拉西扯地讨论半天，谁也不服谁。 当时我看完这个题目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假如我抽到了“人之初性本善”这个题目，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接认输。 我投降，还能输一半。 02 从我懂事起，我就不再相信这六个字。 什么是“善”？善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品德，它的本质是克制自己的欲望。 你资助别人，是克制自己囤积财富的欲望；你在地铁上给人让座，是克制自己储备体能的欲望；你开车让别人先通过，是克制自己抢占资源的欲望；你救助别人，是克制自己脱离危险的欲望…… 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社会规则的约束和道德伦理的教育，是极少能够主动去克制自己的欲望的——唯一能让他们克制的，就是丛林法则，就像狼群社会里面，必须等待头狼吃完了之后才能吃一样。 你能说其他狼的行为是善良吗？不是，这是恐惧，拿生命作为威胁的恐惧。 03 我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有点极端，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 一个人，如果出生以后没有接受到良好的家庭伦理教育和社会规则约束，他是一定不会朝着“善”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因为他的脑子里根本不会有一种“克制”的念头存在，想的只是放纵。 即便是某个阶段他看上去非常守规矩，那是因为他受到了头狼的威胁，他是在恐惧中隐忍，而不是在善良中成长。 他会把自己受到的威胁变本加厉地转化到其他人的身上，然后等待和幻想自己变成那一只可以决定别人生死的头狼。 我觉得这个阶段，就叫“恶行放大器”。 一旦这个阶段没有受到管束和纠正，结果就是邯郸那三个初中生恶魔的样子。 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哪怕一丁点“善”的痕迹吗？ 04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法律有点逻辑上说不过去的地方。 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在没有战斗力的时候不要陷入丛林法则的残酷竞争里面去，让他们能够顺利成长。 但是从这三个恶魔的身上，我看不到丝毫“保护”的价值。 第一，他们的战斗力非常残暴，有极强的心理素质杀人，有足够强大的体能在冻土上挖坑，达不到被保护的程度； 第二，我们在这边努力避免他们陷入丛林法则，他们是主动跳进了丛林，操起铲子开始杀人了，甚至他们就是丛林的制造者； 第三，他们的成长从现在看来，已经不顺利了，完全长歪了，成为废品了，保护一个废品有什么意义呢？他他妈的又不是文物。 05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理解不了：这些年我看了很多未成年人残忍杀害未成年人的案例，凶手都没有承担刑事责任。 这他妈的不公平啊，大家都是未成年人，就相当于兑了，没有这个条款保护了，法律只需要保护被侵害人就可以了，凭什么要保护这个故意、恶性、残忍的加害人呢？ 一个未成年人被残忍杀死了，杀他的人没有任何刑事责任，遇上脸皮厚的连他妈的民事责任都能赖掉，你敢对着那个死去的孩子说“我们在保护未成年人”吗？ 你不怕他变成厉鬼来找你索命吗？ 真的是太荒诞了。 06 即便是你硬要保护，我的理解也是减轻，而不是无责。 未成年人如果以残忍的手段故意杀人，不应该是免于刑事处罚，而是应该暂缓刑事处罚，先把这笔账记着，等他们长到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年纪（如果能）再来为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买单。 凭什么换个城市就能继续从头再来，你他妈的从头再来了，被你杀死人怎么从头再来？ 这段时间，就是观察他成长轨迹的过程，一旦没有任何悔改的迹象，按照成年人的故意杀人罪，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而在他等待判决的这段时间里，也不能就那么逍遥地过了，巨额的民事赔偿走起来，什么转移财产、当老赖的一律不好使。 相信我们的政府，有这个能力。 07 这篇作文的最后，我还想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可能有点物化人类的嫌疑，但是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保护未成年人，是希望为社会多留下一些合格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这三个初中生恶魔经过教育或者感化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反正我是不相信。 他们已经是废品、甚至是有毒废品了，留下来干什么呢？ 用我纳的税来养他们三个，我虽然没有决定权，但是我明确表示，我不愿意。 我又不是变态，养这种杀人狂魔。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
以未成年为由轻判他们，就是在纵容新的人间悲剧。 今天有读者点题，让聊聊邯郸三恶童杀死同学的案子…… 那我试一试吧——试试看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写完这篇文章。 青少年犯罪近年来屡见不鲜了，但是这起案件依然那样骇人听闻，究其原因，是受害者的无辜和那三名犯罪者的残忍： 据媒体公开报道，2024年3月10日当天，还是初中生的受害者被三个犯罪嫌疑人“约出去玩”，三名嫌疑人直接将受害者带到了一个废弃蔬菜大棚中，两人按住他的手脚，另一人找来一把铁锹照着其面部猛击、将其砸死，随后转走了受害者微信中190元钱。三人随后在第二天继续照常上学，被受害人家属和警方问及受害者下落时，还按照之前的串供，共同声称：当天确实一起玩了，但随后他被一个“矮个儿”小孩约走了。坚信孩子无法这样淡定撒谎的警方，是在多方调查走访，确定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的情况下，才重新怀疑这三人，并最终揭开了此事骇人听闻的真相。 而这三个恶魔杀死受害人的唯一原因，居然仅仅是他们的这名同学“好欺负”，想从他身上弄点钱花！ 抱歉，我这样叙述，你可能会本能的以为犯下这样罪行的人是多大的孩子，然而事实上，这三个凶手和被害人都在13岁上下，凶手都是受害者的初中同班同学，其中一人还是他的同桌。 网络图片 这起案子的骇人听闻与匪夷所思，正常人实在是无法想象。 三个13岁的孩子，怎么如此淡定，如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杀死一个人，然后还能淡定的该吃吃该玩玩，还懂得串供试图逃脱法律制裁？ 虽然他们的串供在成年人的心智看来并不高明，甚至拙劣可笑，但是他们在行使这些恶行所展现出来的冷酷与无良，真的让见惯了世面的成年人也不寒而栗。 我想起了皮尔沙特所提出的“反社会型人格”（简称无良症），这位19世纪的德国精神病学家认为我们社会中有些人是先天缺乏人性的，他们对他人的痛苦乃至死亡缺乏最起码的感知能力，所以生来就是习惯作恶的。皮尔沙特曾把这些人视为病人，试图找到各种致病诱因并给出治疗方案。但研究到最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死刑可能是治疗他们最好的良药”。 因为反社会人格一旦形成，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是颠倒的、参与道德对话、完成良心问责的基础概念都没有。你即便教育他们说：吃人是不对的，他们第一反应只是：“哪儿不对？是不该油炸还是不该清蒸？” 网络图片 当然，由于我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现代司法又提倡少杀慎杀，这里我不呼吁死刑。但我觉得这起触目惊心的案子中，依然有一些细节是引人深思的。 比如最引人瞩目的，三个恶魔挑中受害人的原因——认为这孩子“好欺负”。 结合他们是同班同学、其中一人还是其同位的背景，我们不难想见，在凶案发生之前，这三个杀人犯针对受害者的霸凌应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受害者也曾多次对家长反映“不想去学校”。那么为什么无论学校还是双方家长，都没有及时制止这种霸凌现象，就成为了一件非常让人懊悔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霸凌成为了凶杀的前奏，三个杀人犯霸凌那个孩子，就像草原上的豺狼围着猎物打转一样，先狡猾的确认了对方可欺，然后才下了死手。这几乎是一种野兽的本能行为。 然而我们这些成年人，居然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兽行在现代社会、在校园里发生了。 至于霸凌为什么没有被及时制止，我想也无需多言，大家都是从学校里出来的，我们的校园里霸凌行为的惩戒与责罚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不如据说“霸凌横行”的日本。很多校园霸凌即便发生，施暴者的家长甚至老师，都会拿“孩子间闹着玩”去为施暴者开脱。这导致被害者即便鼓起勇气出首告发施暴者，对方也得不到应有的惩戒，事情往往就这么算了，被害者还要遭受施暴者变本加厉的打击报复。 是我们的家长和学校把孩子保护的太好，不舍得对未成年孩子施以严厉惩戒么？ 并不是！ 实际上，在有些错误上，我们对孩子的惩戒是很严厉的，甚至堪称教育滥刑主义——比如上课随便交头接耳，作业不按时完成，老师交代的要求不尊行，或者虚无缥缈的“给班级荣誉抹了黑”…… 你看着吧，敢碰这些红线的孩子轻则罚站、写检查、重则在班上被老师点名批评、遭受人格羞辱，甚至有的还会遭遇早应该禁绝的体罚。 这个时候老师和家长“心疼孩子”的理由哪儿去了？为孩子开脱“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正常”的借口哪儿去了？ 没有，统统没有，我们几乎是在以要求成年人的标准，教育孩子不要冒犯权威、不要侵害集体荣誉。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诚实，我们不是“心疼孩子”，当孩子敢于冒犯权威、或损害所谓“集体利益”的时候，我们是非常舍得对孩子执行超限度的严惩的，在搞这种处罚的时候，大多数老师甚至家长都不吝于扮演彻底的法家主义者，搞乱世重典的严刑峻法。 那什么时候，我们会想起孩子“只是孩子”，愿意宽纵甚至默许他们犯错乃至犯罪呢？ 当他们侵害他人、尤其是比自己弱的他人的合法权益时。 当孩子霸凌他同学，或者在公共场合“犯熊”大声喧哗或毁坏物品时。很多老师和家长一下子变得宽仁无比。觉得，嗨！这有什么呢？孩子不“皮”一点，不欺负别人，将来在社会上怎么生存？ 我刚看了一个视频，储殷老师形象的把这种教育习惯总结为“大错小罚，小错大罚”—— 在正常的现代社会法治观念里，冒犯权威、损害“集体荣誉”，未必一定什么大错，有的时候甚至根本不能算错。可是我们在教育中却不惜动用“严刑峻法”去让孩子领教这两件事的厉害。 而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法治观念中，侵害他人的合法利益，这毫无疑问是践踏他人和法律尊严的罪行，这才是大错。可是我们的教育中却对它不以为然，甚至隐约觉得这是孩子的“生存技能”！ 屁的生存技能！你想让有这种“生存技能”的孩子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你愿意你的孩子乃至你自己生存在这样社会里吗？ 当这样的教育习惯，终于结出如此骇人听闻的恶之果时，我们难道不应当去追问和反思那个更加奇葩的恶之花么？ “大错小罚，小错大罚”最终将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储殷教授在那个视频里也有总结，那就是教会孩子“欺软怕硬”。 在邯郸杀人案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三个未成年人渣具有了这样的性格——他们挑选受害者并非盲目，而是经过了一个“踩点”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对受害者的霸凌。而当这几个小恶魔经过一段霸凌，发现学校和家庭都没有对他们进行应有的惩罚后，他们才毫不不犹豫、毫无怜悯的执行了杀人——因为教育没有在他们的心中形成丝毫的“底线感”，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人的尊严乃至生命是不可被侵犯的。所以我甚至觉得，这三个小恶魔的无良症，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所受的教育让他们形成的。 我看到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在评论此事时，也提到了这一点——“在犯罪过程缺乏有效的制动机制”“这三个家庭、六个大人，为什么养育了十多年，却养出了毫无人性的儿子？” 所以李教授呼吁对三个凶手的家长也“同等受刑”。 我觉得倒不用如此急于复兴“连坐”之法——只要从现在起，把我们对孩子教育中“欺软怕硬”“大错小罚，小错大罚”的习惯改掉就可以了。在个人权益间竖起牢不可破的钢线，一旦有人侵害，即便侵害者“还是个孩子”，也应该毫不留情的对犯罪者施以严惩。 如果能这样判决霸凌案，来上个三五次，校园霸凌也就能缓解了，那些被纵容的霸凌诱发的凶案，也就难以继续发生。 只看我们愿不愿意做，我们愿不愿意在对孩子的教育中收敛对权威和集体维护时的滥刑主义，而把惩戒省下来，对侵害孩子私权的行为加以应有的惩罚。 其实这件事，说到底，根源在于我们自己是什么人，我们是否也欺软怕硬？谄媚权威而看轻他人？ 想起2015年，美国加州曾经发生一起霸凌案，三个中国小留学生霸凌另一位同胞同学，事发被捕后居然还浑不在意。在法庭上拒不认罪，多次对着镜头露出自信微笑。甚至有一名罪犯当庭催促法官“快点判决”，因为自己要回去过生日宴。而面对被折磨不堪的同学，也是毫无悔意，甚至面露凶光。明显没把审判当回事儿。 结果法院倒是真的“很快”判了：三人分别获刑13年、10年和6年，服刑到期后被驱逐出境——这还是三人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情况下的“从轻发落”，如果检方不撤销对三人的折磨罪指控，他们原本有可能服刑几十上百年。 我记得这个案子审结消息传回国时，曾经引发国内舆论的一片哗然。好多人觉得校园霸凌惩戒是应该被惩戒，但真为这把孩子送到大牢里蹲十年……是不是太重了点？还是孩子么，保护未成年人么。 可是你今天，对照这起霸凌引发的凶杀，你还觉得老美当初判的重么？ 再重复一遍，我们不是不忍心惩罚孩子，我们只是把尊重他人私权的教育看的太不当回事，总是轻轻放过了霸凌。 所以我呼吁——这一切该有个交代了，请把对孩子教育中冒犯权威的“滥刑主义”收敛一点，富裕出的精力，请严惩霸凌！教会孩子，他人权益神圣不可侵犯，而不是欺软怕硬。 除非我们未来想生活在一群对他人私权毫无尊重、毫无底线、信奉弱肉强食、习惯欺软怕硬、以媚上欺下为信条的人渣当中。否则这种教育的改变，就势在必行， 至于那三个杀人的未成年人渣，我想说…… 我仍不愿呼吁死刑，但全国的霸凌者，都在等着看这三个人渣的下场。 轻判了，将纵容无数相似的悲剧。 我们要为那些已经被霸凌缠身，却还未遭遇更大不幸的被霸凌者们负责，我们要保护那些不幸的孩子，这才是真正的保护未成年人！ 所以，请在现有法律允许范围内，给这三个人渣顶格的严惩。 请挥出利剑，保卫孩子的私权，斩断霸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包青天，不存在了。 在网络热传的痛哭伸冤视频里，包青天其实并不存在，而在现实中，官方也并不允许真的有一位聆听受理群众冤屈的青天大老爷存在。即便是在历史中，也并不存在一个铁面无私、断案如神的包青天。 自始至终，包青天都是古代受皇权压迫的百姓想象编织出来的一个近乎于神的形象，寄托的是中国人对正义、平等的美好期待，可惜，这种愿望在包拯去世近一千年后仍然没有兑现成真。 短视频里，包青天并不存在 最近很多人都看过这段视频： 网络图片 一位女游客跪在开封府景区府衙大堂之前痛哭失声，似有无尽冤情和委屈要向包青天哭告。 此事曝光轰动之后，还引发了很多人效仿，他们带着各自的冤屈和申诉材料来到开封府大堂跪地痛哭，希望引发网络关注进而得到解决。 之后有传言说官方为了避免信访群众聚集，搬走了包公像，关闭了包公祠。这其实是公众对于官方处理问题方式的另外一种想象，也是误传。 3月18日，我来到了视频所涉及到的河南开封府景区，在宋代府衙大堂看到了实际情况： 网络图片 这初府衙大堂里的确摆放了龙头、虎头、狗头三把铡刀，也有知府办公的条案，但从来都没有包公塑像或者包公画像的。没存在过，自然也就没有搬走的动作。 当然，有没有一尊塑像在这里并不重要。最初跪地痛哭的那位大姐是投告无门之后向她观念里的正义之神包青天寻求情绪释放和慰藉，而后续模仿痛哭的访民们则是希望借此引发关注，再由现实中的官员们来解决诉求。 而这一点，正是现实的官僚体系所绝不能容的。 现实中，包青天不允许存在 作为略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博主，我几乎每天都会在后台收到维权的求助信息，但因为我没有采访权，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能力核实这些求助信息的内容，所以通常都帮不上忙。 我没法向求助维权之人说出口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绝大多数冤屈的当事人都很惨，但更残酷的现实是，他们惨得不够有特色，不够有新意。 非常残酷，但真的是现实。这也是为什么第一位在开封府大堂痛哭的人得到了全网关注，而后续所有跟着去跪地痛哭的人都被统称为模仿者。 网络伸冤的残酷规律就在于此：你得惨出花样，惨出水平，惨出新高度来，才有可能得到关注和解决。 不仅如此，网络伸冤者还要承受首先把自己曝光在舆论中心的风险，承受随时可能汹涌而来的网络暴力风险，必须得有“舍得一身剐”的觉悟才有可能维权成功。 从这个层面来说，现代人在网络伸冤，和古代人去公堂击鼓鸣冤要承受的风险是惊人相似的。和影视剧里展现的不同，古人若非天大冤情是万万不敢轻易去击鼓鸣冤搞诉讼的，先不说各级衙役官僚索贿费用会让人倾家荡产，上到公堂动辄“各打五十大板”也会丢掉半条小命。网络伸冤虽然场景不同，面临的凶险却丝毫不逊。 即便你做好了承受所有代价的心理准备，决心维权到底，也不可能找到一位包青天式的官员为你做主，也不可能在现实世界找到一处只要痛哭一场就能引发关注的“伸冤圣地”。后者但凡出现一点点苗头就会被迅速掐灭。 网络图片 我在现场亲眼所见，这位保安全程紧盯每一位稍有嫌疑的游客，会阻止任何试图在堂前下跪的人，无论你是单纯的祈福还是准备拍视频鸣冤，统统不许下跪。 包青天，只能活在戏曲里伸张正义，为秦香莲主持公道，但凡他想穿越到今天发光发热，分分钟就会沦为访民。 历史上，包青天也不曾存在 事实上，包青天不仅只能活在戏曲里，他本身也是诞生在戏曲里的。 宋朝历史上的确有包拯这位官员，也的确担任开封府尹，但他并不曾做过任何铁面无私斩驸马的事迹，更不是无敌神探包青天，甚至他在开封府尹任上很可能没有主审过任何案件。 你能想象一位首都的市委书记亲自升堂断案？县令，以及县令之下的官吏，才是古代升堂断案的主力。 关于这一点，海边的西塞罗文章里介绍得很详细，我就不多说了。 简而言之，包拯确有其人，但他并没有查案神通，也并没有铁面无私个性，更没有黑脸和月牙胎记。 网络图片 一切都是人们的美好想象，从一千年前到现在，人们一直期盼着青天大老爷来主持公道，却从来只能在戏曲中得到满足。 是时候放弃对青天大老爷的幻想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网络图片 前几天有朋友问我，最近怎么没有发非虚构了。我回了一个“哎”，然后什么也没说。 其实我没说的，有很多。 我在一家杂志社做专题编辑，这份工作让我有稳定的收入，但是理想很难谈起。业余时间，我在做野生记者。所谓“野生”的意思是，我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媒体，只能供稿。虽然谢谢几位编辑老师，我的文章能够在一些媒体上发表，但可惜的是，我没有记者证。 以前在电影媒体工作，采访的都是演员、导演、编剧之类的电影工作者，很少人拒绝采访，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出示记者证。但当我开始做一些社会报道，一边是官，一边是民，记者证就变成了很必要的证件，你可以理解为“通行证”。 我没有这本“通行证”的原因是，只有进入官方认可的机构媒体工作，才有资格考取记者证。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要说我是个“假记者”，我也无从反驳。 今年七月我去农村采访环境污染。那个喊我过去的村民开了辆车，冒着暴雨接上我。在路上，他还接上了另一个有证的记者。那个前辈很有经验，路上聊着他过往跑突发新闻的刺激经历。雨停了，村民很热情地带我们去吃饭，席上聊了很多。饭吃完了，他突然拉着我问，你有证吗？他的语气很坚定，无从回避。好像如果没有证，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我只能拿出一张工作名片，上面写着英文，看起来像个外媒。但我必须向他解释，我要写的文章并不发表在那里，这张名片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方会投来狐疑的眼光，很勉强地对着我的名片和身份证，拍了一张照片。 这还不是最没有底气的，如果我走进机关单位，告诉他们我是一个野生记者，等待我的往往是被拒之门外的命运。再进一步想，如果因为我的调查动了一些人的蛋糕，他们以“假记者”为名逮捕我，向我约稿的机构媒体，也只能遗憾地告诉我，很抱歉，你不是我们的正式员工，我们不能保你出来，所以不要冒险。我曾向一位媒体前辈请教，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怎么办，他教了我一套伪装自己的办法，我不打算写出来，因为听起来像spy。 当然有资格向机关单位发问的程序，远不止一本记者证。就算在我所在的杂志社，有正儿八经的理由需要采访机关单位，也只能邮件寄送采访函或者发传真。我寄过一次，整整两个月静静地等待石沉大海，从此我没有再试过。 铺垫到这里，我想大概你可以理解，从发上一篇文章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过去，为什么我手里的两篇文章难产了。当然也有我个人的原因，政治抑郁久了，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不想看任何新闻，不想继续手里的事。一天天机器人似的上班下班，像《摩登时代》里流水线上的工人。难产文章的采访对象偶尔还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也会跟一跟，然后惭愧地避而不谈什么时候发稿。 做这份工作，我常常背负着道德负担，它有时拖累我。我遇到过很多次采访对象问我借钱，最开始几次我会倾囊相助，可是也遇到过手里没有余钱的时候，我很惭愧。一旦没有再借，惭愧也渐渐消失，此后的很多次，我即便有钱，也不想借了。也有的时候，我答应采访对象，一定会以朋友的身份再次拜访，却迟迟没有赴约。可我明明有时空闲，也宁愿做别的事。 我的朋友劝我，金钱和时间不是看实际情况，而是看你有没有去挪用，如果没有，那你就是没有那个金钱和时间，就别勉强了。我想她说的对，但这份惭愧依然会时不时地冒出来。我认为，我不是个道德多么高尚的记者。 道德负担也有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它会激励我。七月我写的文章《手持红码，流浪地球，被驱逐的俄罗斯华人》不幸被原来约好的媒体撤稿了，我加了数十家媒体老师的微信，心里想着一定要把文章发出去。“我不能辜负被采访对象的期望”，我对他们说。这样的情绪，采访的人越多，叠加得越多。 八月我去西宁做电影节的报道，那是我的兴趣，也是我工作的单位要求的本职工作。那时候我几乎到达了生理极限，连续八天每天采访看片，凌晨四五点才睡。在影院里，我错失了七个电话，等我再打过去，无人接听。后来我才知道，电话来自一位我曾经采访过的大爷，当时情况紧急，他的事急需马上前去报道，可我挪不开身，从此那个电话再也接不通。这件事让我后悔了很久，我不知道再来一次，我会做什么选择。如果我去了，真的可以帮到大爷吗？我不知道。 网络图片 我们记者不是律师，不能解决民间的一切苦难，这是一个记者朋友对我说的话，我想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再看一遍那句话，律师其实也不能安抚所有苦难，有些事情是律师做不到，但是记者做得到的，或许。 二月我采访过一路奔逃到罗马尼亚的乌克兰女性难民（《逃亡的乌克兰女性，和帮助她们的罗马尼亚人》已删），听见过话筒那头传来的枪声（《在乌克兰，消失的动物声音》），很努力地争取他们对一个中国记者的信任。我吃下了一些国与国之间的不理解，但我很难消化，抛开这些人们对“记者”这个身份的不信任。对记者的警觉和误会是我常常遇到的困难，“替谁说话”，以及“说话有没有用”，成了我为自己争取采访机会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我很难忘记一位女性的眼神。她是一个至今未破案件的受害人家属。站在当年的命案现场，我与她面对面交谈，我对她表达了打扰的歉意，也自认为很真诚坦率地告诉她前来的目的。但当她问我，你一个没听过的媒体记者，能有什么用的时候。我愣了几秒钟，然后我举了唐山打人事件的例子，我问她还记得发视频的号叫什么吗？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那次事件，它被讨论了很久，有人因此受到惩罚。她的眼睛里出现短暂的光亮，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你就当没见过我，她说。 她不相信，我失败了。 离开她的时候，我安慰自己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已经付出了所有努力。但也许我还不够努力。我应该告诉她，去年我写的一篇戒毒的文章《禁毒老师和他的学生，一场毕生的赎罪》因为毫无悬念的原因被撤稿之后，我发到了只有2000余粉丝的个人公众号。却恰好被人民日报的记者看见，她向我询问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禁毒老师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讲述。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了一次，我们应该至少尝试一下。 我也应该告诉她，虽然我是个籍籍无名的野生记者，但也有幸写过几篇十万加的文章，只要找到时代的共鸣，它或许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虽然也不免遇到被删稿的命运。 但我又有什么底气呢？那篇至今难产的文章一直在挫败我。在我三个月前加入的求助群里，群友不时丢来某某大媒体发布的连接，欢呼一阵过后，又开始抱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周而复始，失望和希望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退群的人也越来越多。我有什么脸去和大家讲，这次相信我吧，一定有用。 我从不否认，对媒体环境失望透顶。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这行很难做，我还一直在做下去的原因。我对采访对象说的那些关于“有用”的话从来不假，如果没有那样的信念，我又怎么去说服别人呢？ 只不过，我把“一定”改成了“或许”。我有很多个“或许”需要去相信。或许，什么都没有用，但我们给予采访对象哪怕是一点点的安慰和聆听也是有意义的。或许，我们不可以飞速推动，但可以缓慢前进，哪怕一时倒退。或许，我们会有更好的未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电影少女放浪记
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家长坚信“人生就是轨道”，禁止孩子跳入旷野，即便孩子已经是一名大学生。 3月，各地大学陆续开学，不少大学生发现自己的爸妈被拉进了家长群：有些是大学辅导员牵头建立的，有些是家长自发组建的。这些群就像“粉丝后援团”，让爸妈第一时间掌握孩子动态。群里画风大致是：总是鼓劲，随时援助，偶尔磕cp。 这不是今天才有的诡异现象。近年来，大学建家长群的趋势越演越烈，在群里蹦跶的家长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有人把它当成日常监护，有人筹谋孩子就业，有人张罗孩子相亲。 不只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家长群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意味着，当你临近30岁，你的父母依然把你当作中小学生，还在家长群排队回“收到”“好的”，或给老师发“感恩玫瑰”。 无论哪一种，对于刚尝试离开家庭的成年人来说都相当可怖。中国孩子在小时候是“速成儿童”，快速为进入社会学习一切礼教和学识，但当他们真正成年，即将宣告独立时，却被以“关心”为名义的家长强势管控着。 网络图片 家长担心的问题五花八门，但又与孩子青春期时类似：孩子有没有谈恋爱，宿舍的洗澡水够不够热，能不能抢上心仪的课，上哪修车，哪个干洗店离得最近……每一个问题都是如洪水倾覆般的爱，也是让人窒息的爱。 为了不活在家长监视之下，许多大学生不得不临时拉来兄弟姐妹，或者干脆注册一个小号代替家长进群。为了伪装得像一点，一些人还会把头像改成荷花、青山等风景图，把昵称改成“云淡风轻”“喜气洋洋”。 这大概就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悖论：在信息不发达的过去，我们享有更多的自由；在几乎所有信息都可以被显微镜般扫视的当下，我们反被套以层层桎梏，成为某种监视系统中的被观察对象。 作为延伸的手和隐形的工具，这些家长群每天都在聊什么？这当中隐含的“教育焦虑症”，又是怎样形成的？ 01 高校家长群：另一个战场 高校家长群，日常作用之一就是让学生“社死”。 考试了，一些大学班导会把挂科成绩单发到群里，供各位家长审阅自家孩子的排名和堕落程度。放假了，家长从群里看到其他学院的放假通知会质问自家孩子：别人都放假了，你到哪野去了？ 许多家长还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孩子军训的时候，就让老师帮忙拍照片，每个家长都喜欢在军训队伍中玩“找娃游戏”，就像曾经在幼儿园合唱团中辨认自家孩子一样。 网络图片 闲来无事的时候，家长就捣鼓孩子的相亲交友帖，在群里互叫“亲家”，发小孩的照片，搭建赛博相亲角，尽管俩孩子从未见过面。一位大学生吐槽，有时候甚至会有两个学生约会的照片流到群里，家长也不担心这是否会泄露孩子的个人隐私。 孩子连班里的人都没认全，但家长已经在群里混成好哥们和好姐们。 吹捧和攀比更是日常。孩子成绩好的家长擅长互相吹捧，绩点高就到处发红包；长得好看的孩子更像是一张王牌，在各种相亲话题中会被排队夸赞，直接把家长群变成竞技场。 特别是在硕博的家长群，每天都可以围观一场凡尔赛文学大赛。一位妈妈在社交平台上称，自己加入了一个卧虎藏龙的博士生家长群，发现里面的家长都是“百事通”，从教育经验到外国生活，从申博干货到人文历史都聊得头头是道。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一些家长不仅有大群，还有把辅导员排除在外的小群，因为“不想被老师们的通知覆盖”，想要建立真正的闲聊群。在他们的手机里，人均置顶十几个家长群，不仅可以按地区、宿舍、专业、社团分，还可以按校外的外卖品类分，比如鲜奶配送群、超市直送群、水果外卖群，全方位覆盖孩子的校内生活。 网络图片 一位网友看到，大学附近的“外卖水果群”塞满了家长，有的人不仅帮孩子远程下单，还会嘱咐水果店老板：“能送到公寓单位门口吗？孩子说没力气去快递柜拿了”。 久而久之，水果店老板不仅仅承担水果业务，还会被拜托其他生活杂物的购置，比如有另一位家长在群里问：“能帮我买个浴帽送到柜里一起吗？娃儿今晚肯定需要，不想洗澡的时候把头发打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发生在幼儿园的对话。 这些家长遵循的是凡事必抓紧的“托管式”逻辑，还有中小学家校互动的路径依赖。所以尽管大学生不想把大学当高中来念，但父母强行与学校创造链接，恨不得装上监控，当中有分离焦虑，也有极强的控制欲。 02 “直升机父母”的教育焦虑 没有人知道，中国家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渴望“加入群聊”的。 很早以前，有大学辅导员清理学生年级QQ群时，惊讶地发现有个别家长以学生身份在群里“潜伏”多年。如今有学校的明令指示，家长可以光明正大入群“监视”孩子了。 我们的育儿方式，是如何逐渐变异的？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两位曾在美国、英国、北欧、中国和日本进行调研的学者，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育儿方式。 在他们看来，教养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经济社会环境，而非我们小时候接触的育儿文化：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而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专断，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 网络图片 作者依此对比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比如在瑞典，慈爱的父母们主要采用鼓励、宽容和放任的教养方式，他们认为要求一个学龄前儿童安静地坐在餐桌前是有违基本人权的，正式的教育也要到7岁才开始，学生在年满13周岁之前不会收到任何成绩单。 而在美国和中国的家长，“直升机父母”就是典型的产物——他们总是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刻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 著名网球运动员安德烈·阿加西的父亲就是专断型父母的鲜活例子。作为退休拳击手和儿子的网球启蒙教练，父亲从阿加西小时候就明确要求他必须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网球运动员。所以当有一天阿加西表达了想踢足球而非打网球的愿望时，父亲怒吼道：“你是一名网球运动员！你将成为世界第一！你会赚很多钱。这就是计划，毋庸置疑。” 所以，若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家长就会不由自主地过分看重教育。主动要求建家长群，也是“直升机父母”的极致体现。 这种教育焦虑症已成为一种群体性情绪。也许一开始并非所有家长都想这么做，但一旦进入内卷装填，就无可避免地卷入竞争的漩涡。 电视剧《小舍得》里，宋佳饰演的妈妈一开始崇尚快乐育儿，但亲戚的孩子上来就表演背诵圆周率，而且“背（小数点后）一千多位，都不带打磕绊的”。慢慢地，不想卷的妈妈也被迫进入这个怪圈，从嫌弃补习班到补习上瘾，孩子也在家长的比较中变得焦虑：考了倒数自己是不是就变笨蛋了？变成差生是不是就没人喜欢了？ 网络图片 如此这般，所有人都在大环境中被裹挟。有意思的是，当下这一批“直升机父母”很多是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被教导要质疑权威、蔑视物质主义的孩子，成年后却变成了专断型父母。 70后父母和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崇尚“棍棒之下出孝子”的父母也有极大差别。70后是最早从教育中获益的一代，很多如今都成了有丰富知识背景的精英阶层。一位妈妈说，她在家长群一直被“鞭策”，群里很多家长都看得懂英文，甚至知道编程作业哪道题最难。家长群的卷，卷的不只是家境，还有学术背景和资源。 因此，比起前者作为“长者”的权威，现在的家长更像是“学术”的权威，或者说是人生导师的权威。 03 中国孩子，一辈子活在家长群？ 中国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 从孩子出生的团购奶粉群，到各种买书折扣分享群、打卡考级群，再到各个年龄段的家长群，家长把孩子的一生安排得明明白白，甚至从“直升机父母”升级为“割草机父母”——确保随时能赶在孩子前面，像割草机一样迅速清除各种障碍，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高校家长群也可以看作是鸡娃群的延续。中小学时代的“鸡娃群”，家长习惯把孩子们分为“牛娃”“普娃”“渣娃”；高校家长群更进一步，把孩子置入社会标准分为三六九等，匹配上符合等级的职业方向和相亲对象。时期不同，性质相近。 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耿羽曾就这种“鸡娃群”进行研究，认为这种群会让家长自身、家庭内部、群内家长之间乃至社会中形成教育焦虑循环的“莫比乌斯环”，并建构出更坚固的信息茧房。鸡娃信息不断重复传播，继而形成“回声室效应”。 网络图片 这样一来，父母是直升机的同时也是轰炸机，孩子每天都会感受到轰鸣的隐形暴力。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不会被培养出一种“习得性求助”，心理上永远难以成年？ 如果说50、60年代的父母普遍是付出型，那70年代多是控制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人们开始念旧，怀念那个没有各种科技手段影响的时代。 诚然，没有一个班导真的想当保姆，但当下的家长过于焦虑，学生在学校出了任何问题，班主任、辅导员就是首当其冲被问责的人，所以放假需要家长在《暑假注意事项》上签字，学生做社会实践时也需要签字，家长群也是被发展出来的枷锁。 一位辅导员称，如今相当多家长在开学报到第一天就咨询有没有家长群。这些家长普遍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因为挂科严重而退学，甚至精神状态出现问题时，家长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而把家长群变相亲群，对有些家长来说更是一种高效的转化手段。在这类家长眼里，大学就是最好的相亲资源，有足够的时间来相处，比出社会后再盲目地找效率高得多。 网络图片 这些乍一听很有道理，但归根到底就是不信任孩子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也没有把孩子当作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国人最爱挂在嘴边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有没有可能本身是一句谬论？ 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如果大学家长群是正常的，那么大厂家长群、公司家长群岂非也是合理的？中国人应该到什么年纪才不需要家长群？ 大学本来就是学生走向社会、走向个体差异化的一个分流之地。但在今天，长大成人的路径逐渐变得相似，个性趋同，导向趋同，大概是因为当下很多大学生家长更相信“人生就是轨道”，过分干涉，禁止孩子跳入旷野。 有不少人，一辈子都可以困在各种形态的“家长群”中。为孩子遮风挡雨，不等于要建造一个巨型的温室；孩子未必是巨婴，但想建群的家长，是真的还没长大。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1 我无法压抑住沿着昨晚文章继续写下去的冲动。太难过了，并非因为感同身受，而是这个社会的成年人对留守儿童责任问题太鸡贼太猥琐了，令我作呕、不写不快。 如今，还有几人记得偏远的贵州毕节留守儿童的悲剧？ 整整12年前的2012年11月16日，毕节市环东路上，5名流浪儿童（最大约13岁、最小约9岁，其中4人是留守儿童）死于垃圾箱中，这些儿童因避寒而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 2年半之后的2015年6月9日晚，又是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的４名留守儿童在家中集体喝农药自杀。4个孩子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 仅仅2年半时间里，接连两场死亡人数令人颤抖的悲剧。不要说人，就是在一个垃圾桶里、一处简易房里，天亮看到四五条猫狗横死在那里，也足够触目惊心了。 在这2年半时间里，毕节政府不是没有高度重视，至少表现得相当高度重视，甚至可谓大张旗鼓、如火如荼：要求留守儿童达50人及以上的学校按规定建立标准的‘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名称不可谓不温馨动人，同时还建立了‘代理家长’等志愿者团队。 结果怎么样？有用吗？的确有用，有了个卵用。仅仅2年半之后，貌似极端小概率的悲剧再度震撼上演，而且这一次留守儿童更加主动执着地赴死、想得明明白白，拿出了成年人都拿不出的勇气。再说一遍：其中最大的哥哥，年仅13岁。 既然‘少年不知愁滋味’、更遑论自杀的13岁能对自己这么狠，为什么另一群13岁就不能对他人痛下毒手、比成年人还有残忍变态？一切不过是概率游戏，问题是这概率令人无法承受，更不用说概率提示如此极端案件的背后，这片广袤土地的日常无数角落里，每天正发生着多少随时具备升级到悲剧潜力的‘普通’校园霸凌。 这就是昨晚我在文章中对所谓严刑峻法能够有效抑制这类悲剧的真实效果极度怀疑的关键理由。如果这个社会面对如此画面都没有正视现实、正视事实并着手解决背后真正难题的勇气的话，那么毕节那样毫无卵用的表演，将只是反复轮播循环的悲剧间隙里聊以自慰的行为艺术而已。 我还看到网上无数对于留守儿童行为举止，以及他们可能对社会构成威胁程度的讨论，洋洋洒洒、唾沫横飞、热闹非凡状。 怀疑留守儿童天然有问题这个思维方式没错，就像担心孤儿天然更加缺爱、更容易罹患心理疾患一样，这本身没问题。问题是，思考到了留守儿童这一步就戛然而止了？以为问题只在于留守儿童，甚至到最后连是什么造成了留守儿童都忘记了，把所有脏水一盆子全泼向留守儿童，好像留守儿童是半夜里突然出现在半空中的恶魔一样。 网络图片 我想说：在这由成年人主宰运行、号称文明的社会里，成年人，你们难道从未体验过良心苛责、羞愧难当、看不见自己的猥琐与可鄙？没有想过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那么多年来让多少留守儿童教育受阻、对他们的身心施加过多么巨大的压力？ 2 2021年就有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外出务工人员子女人数达到1.3亿，超过了全国儿童总数的40%，这些孩子的教育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表现在鲜明的两难问题上：假如父母将孩子带到城市，孩子在城市学校就读会遇到各种困难，而如果将孩子留在家乡，父母则无法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提供必要的照顾和关爱。尽管近年一些政策有所改进，许多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终于能够在父母陪伴下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但大约仍有一半的孩子无法与父母同居。而随着时间推进，这些子女面临的政策以及社会明或潜规则方面的困难往往更多，尤其是在参加高中入学考试和高考之际↓ 网络图片 在此过程中，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普遍受到了显著影响。特别是3年新冠疫情期间，家长更无法回家，加剧了留守儿童的孤独和焦虑。研究表明，即使刚经历过短暂团聚，也难以改善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思念和情感依赖，以及由于家庭分离而导致的孤独、悲伤和沮丧感。甚至，偶尔的家庭团聚之后的父母远离，令许多留守儿童表现出更加明显且复杂的心理波动、情绪低落，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网络图片 不是没有解决方案。事实上，早在9年前的2015年，南方都市报就写过一篇社论‘破解留守儿童困境需社会力量’，提到破解留守儿童困境的本质不过是，一个是‘让爸妈回家’，一个是‘跟爸妈离开’。 网络图片 但文章里同时提到，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高度复杂且系统的体制问题。嗯，又来了，看到‘体’开头的这四个字，你觉得无解，我也觉得无解，我只好沉默。但沉默，和在安全区火力全开表演勇敢、和对上乖巧体贴八面玲珑、对下对弱势群体甩锅泼脏水、和煽动爽快过瘾却不计后果之‘给少年犯加刑！’的民粹言论，完全是两回事。沉默，至少守住了不作伥鬼的原则。这个时代，沉默是金、沉默已是足金。 3 说起来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很多成年人别说别说沉默是金、更别说对下一代以身作则，就连日常生活里最普通的对孩子不要展示戾气、不要鼓励戾气都做不到。 还记得几个月前红遍大江南北的一则家长拍摄上传的‘姐姐痛斥喜爱奥特曼的弟弟’的视频吗？面对看起来最多3岁左右的亲弟弟，姐姐在视频里将喜爱奥特曼和革命先烈等等天马行空普遍联系起来的思维模式滑稽得令人啼笑皆非、啧啧称奇，很难不让我心头涌起‘与其抵制日货、不如先抵制蠢货’的冲动。但问题是姐姐自己也是稚气未脱的孩子，是谁把她塑造成这样的？是成年人，拍摄这段视频的家长，是她妈。 网络图片 这倒也算了，我没有兴趣去细细咀嚼那种愚蠢，这样的愚蠢如今琳琅满目、四处可见，这不是关键。真正让我当时觉得看了之后不寒而栗的细节，我猜想会在意的人恐怕极少——那就是这个姐姐全程表现出的戾气：语言和行为上双重展现的暴力倾向——她咬牙切齿、交替指着门口、指着眉心反复对亲弟弟说‘你给我滚出去’，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说到动情处，情绪激烈，甚至一把揪住弟弟的衣领、猛力将其推倒在沙发上。 这实在太可怕了。这是自己的亲弟弟，3岁的亲弟弟，身为姐姐需要用如此戾气去和他沟通？且不说内容之滑稽愚蠢，就算姐姐悟道的是宇宙真理，如此举止也没有丝毫合法合理性。这哪里是沟通？这根本就是家庭内霸凌。但最恐怖的不是姐姐，姐姐也是孩子，是她父母，他们目睹这一切，不为所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等不及上传让全社会分享他们内心无边无际的幸福与骄傲——看啊，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爱国懂事到这个地步、大是大非上晶莹剔透，我们家的教育是有多么成功！！他们或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霸凌，姐姐对弟弟涉及人身伤害风险的暴力言行背后升腾的是怎样狂热的戾气、是多么不祥的征兆。这，还是体面的中产家庭氛围。在连视频都发不出来的落后地区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里，日常斗强斗狠、弱肉强食的氛围会酝酿到什么地步，恐怕唯付想象。 这段掀起滔天流量与点赞的视频，不过是一个缩影。提醒还有头脑思考的人，我们的教育在一些领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就写到这里了。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河北邯郸留守儿童杀人事件，是留守儿童的悲剧，但更是这个社会成年人的悲剧。 死去的孩子安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蕨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