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又审慎的内地中产们在香港看到了重新配置资产的机会。 01 顺流而下的选择 为了凑够560万港币的首付，江苏人吴清玉经过了一场精密的计算。 一个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的最高外汇额度是5万美元，这还远远不够。人民币兑港币，潜在的办法有很多，杠杆、效率和风险同在的比特币交易，房产中介口中语焉不详的保险渠道，再不济还有坊间方法，内地买名表，香港转手卖，前提是愿意承担汇率和税费损失。 当然，最安全又直接的一种，是人肉背现金——在出入境大厅，一名旅客最多可携带2万人民币现钞。没有别的要求，唯一需要的是耐心。着急的话，人海战术倒是一个超级加倍的方法，在过去，拖家带口十几号亲友带现钞一同入港的例子并不少见。 吴清玉看了一眼日历，现在是2023年10月，香港楼市“撤辣”的风声越来越紧，中介告诉她，港府极有可能在来年初放出消息，一定要尽快。 时间只有不到150天。吴清玉刚来香港两年，积蓄不多，家中存款几乎都在内地，除去找香港亲友凑钱，她自己能做的，就是把人力搬运发挥到极致，一点一点把内地的钱挪到香港。 她计算过，自己一周最多可以去3次深圳——取钱，过海关，上高铁，回香港，150天，21周，64次，128万人民币，约合139万港币。 今年2月28日，香港“全面撤辣”政策落地，港府不再压抑楼市以及外来需求。“辣招”在香港往往映射一种带有强制性、必要性的政策或举措。这个词与香港楼市扯上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彼时香港面临的命题是，如何掐灭新一轮炒楼之风的兴起，避免97年楼市疯狂又崩盘的悲剧重现。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出了“辣招”，即针对房产买卖采取特别的三大类印花税措施。 14年过去，直到今年2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宣布撤销所有楼市“辣招”，外界称这一举动为“撤辣”。在撤辣的背面，香港如今面临的是住宅物业交投量的大幅萎缩，中原地产曾经统计过，香港去年的住宅成交量只有2000多宗，和1997年相比，减少了接近10倍。 有中介向36氪总结过，“撤辣”带给一个非香港永久居民的利好——300万以下的住宅，只需要缴付100元印花税。至于300万以上，以5千万为例，一个内地买家相较于撤辣前，可省下537.5万税费。 大量内地买家涌入香港买房，深圳看房团大巴车直通香港，甚至有中介公司组织了“普通话专组”专门对接内地客户。香港中介陈超告诉36氪，自己就接待了一个大额投资客订单，一个内地买家一口气买下某小区25层的所有住宅，一共10套，平米均价在26万港币，总金额近亿港币。 只是除去少量阔绰的投资客，在香港买房的内地买家们，到底是谁？ 据多位香港中介向36氪证实，此次跟随“撤辣”买房的内地人，大多去年就开始持续观望，他们多数已经通过高才、优才获得香港身份，只是并未期满取得永居权。 经历一场漫长搬运后，撤辣第二天，吴清玉迅速下定了一套总价1400万港币的住宅，此时距离她取得香港永居权还有5年，赶在第二天买房，原因无他，“就是怕房子涨价”。 长居深圳的周香香在3月初，跟随看房团，在启德（中环外的第二个香港CBD）当场押注了100万港币的支票看房，准备拿下维港汇一套总价1900万港币的住宅。还有一年，她的永居权才正式生效。 只用了2天，北京人马丁已经顺利往返京港，买了一套总价500多万港币的住宅，面积不大，只有30平方米不到。抵达香港的当天，马丁和妻子带着行李箱，直达售楼处，当场落定香港珑碧楼盘最后一套住宅。 区别于其他的投资，在这场内地奔赴香港买房的行为中，一个有意思的节点是，在2月28日全面撤辣前，港府已经针对高才、优才实施“先免后征”，即先免去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如果未能如期在7年后取得香港永居权，再追补税款。 这也意味着，对于高才、优才这批人群而言，属于他们的“全面撤辣”早在去年10月就发生了。香港已经为他们单独预留了一个狭小的开口。 然而，尽管拥有优先选择权，在“全面撤辣”前，香港楼市并未取得这批最早赴港的内地中产精英的信任。 数据足以佐证，直到2024年1月，香港私人住宅售价依旧萎靡，指数跌至306.4点，已经连续下降9个月，是2016年10月以来最低。一位在去年通过高才身份入港工作的女士告诉36氪，去年香港楼市持续下行，她身边多数高才、优才，一般会选择先租房，并不会着急买房。 内地中产显露出了相当的理性。美元资产、低位入手、买涨不买跌，直到确认香港住宅具备优质资产的资格，中产才露出了他们的果决。 “全球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几乎不可避免，如果你的银行卡只有几十万，作用还不明显，如果是数百万、千万甚至以上，再碰上房价下跌，你的资产实际每天都在流失，不亏钱都算好事了。”马丁跳过了那些关于中产消费降级的常见焦虑，向我讲述了一种最真实的现状。 他们都流露出了一个当下典型的中产命题，在内地房产普遍贬值，缺乏好的投资手段的当下，还能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是否要分散资产，以求风险对冲？ 撤辣之后的香港楼市让中产们重新看到了一种分散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就像最初选择在去年的香港抢人大战中，锚定一个香港身份，他们都在为自己博取一个备选。 房子再也难以承担那些投机和狂热的欲望，相反，中产们保守、审慎、理性，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一种顺流而下的必然。 02 攥住优质资产 人类学家豪道斯·魏斯在《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中，曾经表达过一种观点，即中产阶级的“居中”本身就暗示了空间的存在。他们有时被形容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群体，被触手可及的成功所牵引；有时又被形容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对坠落的恐惧。 ——“延迟满足，牺牲部分消费以备将来之需，承担负债资产带来的风险与义务，投资教育、培训、房产、储蓄计划和养老金，这些都是中产阶级跃升和防止坠落的策略。” 中介陈超告诉36氪，香港这批楼市交易里，最受内地买家欢迎的楼盘是500-800万港币之间，近地铁、有校网的30-40平米小户型，它们的优势很明确，好上车，高保值。 许多例子可以验证，香港九龙半岛长沙湾的Belgravia Place就是具备上述画像的典型楼盘，在社交媒体上，Belgravia Place售楼间的火爆流传甚广，人们把电梯间挤得水泄不通，一度再现香港楼市曾经的辉煌。它也是香港全面撤辣后的首个“日光盘”，首批开放的138套房源收到了超过4400个意向登记，开卖4小时售罄。 北京人马丁购买的珑碧小区，也是这次最火爆的小区之一。用马丁的话说，珑碧是全港校网最多的一个楼盘，自己购买就是看中了它的校网属性。 在香港，校网决定了一个拥有香港身份的适龄孩子，未来就读公立学校的资格。换句话说，校网多大，框定的港校范围就有多大，孩子拥有的可能性就越大。 买房下定前，马丁在北京已经拥有三套房产，其中一套是西城“老破小”。去年，马丁一直在做两手准备，挂卖老破小，同时寻找新的学区房替换。 他对比过一套北京和香港房产，对孩子“上学”的最大性价比。西城虽然是北京甚至全中国学区资源的高地，但香港公立高中考生，走的是DSE（俗称“香港高考”）途径，不仅能够避开激烈的高考竞争，直接参与内地高校申报，同时在国外大学的申请上也拥有优势。 直到今天，房产往往占据中国家庭资产最大比例。作为多套房家庭，这些年，马丁一直在反复评估自己名下的资产，清理那些摇摇欲坠的，握住那些安全长期的，找寻那些保值升值的。“老破小在学区价值下滑的同时，还得面临房龄高和改善腾退的风险。不优质的资产一定要早做打算，攥在手里的，只能是优质资产。”他说。 在中国，面对户籍、教育、医疗与房产深度绑定的现实，中产们对资产的考量天然就“深思熟虑”。有趣的是，这种趋势似乎越来越提前了，当马丁已经对香港校网了如指掌，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还有一个月才待出生。 几乎所有在香港买房的人都会提到，自己看中了高租售比的优势。香港平均租售比在3%-4%，在香港，一套不到30平米的房子，租金过2万港币并不少见。 尤其当这套房子，还在校网内。土地供需和高昂薪水一直是推动香港租金的始作俑者，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香港校网内的租金还是高得惊人。这背后存在一个有意思的因素，香港租售同权，只要有香港身份，租房和买房一样，都能享受校网内同等的升学待遇。陈超就接触过不少从内地奔赴香港租房的陪读妈妈，“有人甚至宁愿承受每月超6万港币的房租，只为让孩子在香港上学”。 而在去年，高才优才的大量涌入，也迅速推升了香港房屋租赁需求。相比香港房地产陷入的长期低迷，租赁市场却逆向回暖，去年12月，《香港物业报告》显示，全港私人住宅租金指数10月报186.3点，该指数已经连升9月——某种程度上，这也再度验证在撤辣之前，来港的中产精英们起初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 当租房供不应求，香港房东完全能决定，自己究竟要把房子租给谁。吴清玉还记得，自己当时就是从三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才成功租下了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 在租房前，一个香港房东将会衡量你的三个指标，什么工作？收入如何？存款多少？它们分别对应着一个租客的社会地位、消费水平和资产的健康程度。如果对方是一个毫无收入的学生，跳出了指标框架之外，香港房东的选择是，租房可以，必须年付。 “我当时有一张平时闲置的副卡，拉了一个存款证明，里头有十几万港币。还有我的收入证明，那时候我虽然在实习，但每个月收入也超过了2万港币。房东要看到你每个月有固定进账，才会租给你。”吴清玉说。 03 安放那些钱 除去自住、教育和租售比的考虑，对于一些更有余力的高才优才来说，在香港买房，更像是没有投资手段下，一个最稳妥的出手机会。 周香香用一句最直接的话，解释了自己买房的原因——相对于内地的政策强度，香港房子全球投资、美元交易，未来暴涨和暴跌都比较难。她在深圳有多套房产，对香港学区也没有多强烈的渴望，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手头有余钱，在大宗房产里，一个多元化、合理配置的机会。 这次买房前，周香香足足观察了香港楼市一年之久，眼睁睁看到香港房价跌至2017年低位，又等到3月全面撤辣，确保了最佳入场时机才决定出手。 在过去，她曾经亲眼目睹过深圳房价疯狂的年代，有朋友甚至愿意把身家全数抵押，不停贷款买房，宁愿刀口舔血，也要赌注高杠杆带来的利益。到了现在，周香香已经在提前告诉自己在上中学的孩子，资产配置需要20%是高风险，50%是低风险，剩下才是房产。 面对合适的资产，周香香一直敏锐又果断。周香香上次在深圳买房，就在不久前。当天，中介给她拨了一个电话，提到附近有个成熟片区的二手房正在出手，价格也合适。吃过晚饭后，她和丈夫去看房，不到三小时，全款买下一套上千万的房子。 如今她买房的原则是，只用闲钱，从不贷款，全款拿下。 周香香观察过，除了几位还在币圈游走的朋友，这些年身边有钱人关心的话题，早就从投融资转移到了鸡娃身上，除非有合适的出手机会，对房子的热情也大大减少。相比寄希望于一个个波动、震荡又未知的经济周期，投资孩子，或许是一种可预见的、有反馈的回报——尽管鸡娃被外界评价为一种中国式的过度期待，但无可否认，它依旧是一个维持阶级属性，甚至实现阶级跃升的重要手段。 对于周香香来说，人生的下一个命题，是如何给孩子托起一个几乎完美的教育。大儿子今年13岁，就读于一所顶尖国际学校，每年的开销超过40万，周香香已经在对比QS100强高校的人文、地理、学科优势，未来，大儿子的计划大概率也在欧美。 至于香港的房子，如果有可能，周香香准备留给小儿子，做一个额外的上学备选。”实在不行，还可以留给孙子上学的那一天。“她说。 事实上，学会如何分散手中的钱，这个课题并不只属于一线城市买家。在这次买房热潮中，二三线城市的买家同样在关注香港的投资机会。 耗费150天人肉搬钱的吴清玉，就来自江苏一个三线城市，她是家中独女，本科毕业后，父母已经在对她的未来进行打算。吴清玉的父母是典型的浙江创一代，做贸易起家，这个家庭也正在面临一个最常见的代际交替问题，当你的二代决定拥有自己的人生，手中那些流动的钱，究竟要放在哪里？ 吴清玉说，她的父母对投资的态度非常谨慎，他们更相信不动产的价值，而不是风险投资带来的回报，“我们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在英国或者日本买房，后来觉得实在太远，不保险。”相对于不熟悉的境外，香港是一个很好的缓冲板。 有时候，相对于中产的谨慎，一些豪横的县城买家，讲究的反倒更多是体面。吴超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内地的县城老板，他们对香港房子的定位是，相比投资价值，更需要一个体面的“会所”。校网不重要，位置不考虑，需要的是别墅、大海与门廊前的草坪——一个TVB港剧里，经典的富人住宅形象。 04 当香港变成退路 香港从不缺任何宏大之词的加注，撇去那些老生常谈的股市、豪门和娱乐圈，霓虹灯或许是最能代表人与香港关系的物品。一根玻璃管在1000摄氏度的火上高温灼烧，烘烤到足够柔软，注入气体通电后，汇聚千千万万，就形成了香港世界闻名的灯河。 曾经，没有人不想成为香港霓虹灯河的一部分，他们期待着香港的热烈馈赠，又小心维持着自己的光芒。 在巨大的人口吸引力下，这座城市也拥有全球最昂贵的房价。直到2023年，香港已经连续8年蝉联“全球房价最高城市”榜首。香港也拥有极致紧张的土地供需，当750万人口生活在这座国际都市，却只能挤在6.9%的土地上生活，房子已经不仅是一处居所，它关联着生存空间、社会地位，甚至是个人尊严。 许多内地人决定来香港买房的时候，起初都会感到一股强烈的反差，这里不讲究朝向，没有河景、海景之分，有关香港“笼屋”的传说更是屡见不鲜。用中介陈超的话说，每天早起晚归，明天的路还一片未知，谁会在乎头顶的太阳？ 人们为了前途来到香港，又必须服从它的规则。高楼窄长密集，如果想看到天空，请把头颅从窗口伸出去，然后用力抬头。 但现在，香港的命题变成了留人。换句话说，香港从未这么主动过。过去两年里，香港流失了14万劳动人口，自2020年7月1日到2022年底，香港居民经机场离港的净移出数目超过40万人，流向了新加坡、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地。 甚至有人因为移民不惜降价卖房，马丁还记得，自己的一位北京朋友，年初买下了一套香港的千万住宅，房主已经移民加拿大，着急周转，甚至等不到撤辣带来的上涨机会，宁可降价400万出售。 36氪曾在去年报道过，伴随着中国内地创投美元基金向人民币基金主导转移，发生在港股的IPO事件正在逐年减少，金融曾经是香港最大的支柱产业，如今却无可避免地在迈向下坡路。这也意味着一种深深的错位——在抢人大战中，香港的高才优才们主要来自于金融和互联网领域，香港既渴望人才，又无力提供足够的、有吸引力的岗位。 马丁的主要业务就是负责港险和香港身份的协助办理。他告诉36氪，从去年开始，许多内地中产找到他咨询高才优才申请，他们多数在内地已经有相当稳定的工作，比如医生、大学教授、国企员工，“希望能保留内地工作的同时，申请香港身份作为一个备选。” 这背后，是来自中产深深的不确定性。一个例子是，香港保险开始在内地中产群体中走红。周香香从事香港保险多年，她还记得，港险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2013年左右，大量内地中产直奔香港购买重疾保障险，一人两三万美金，他们的目标极其精准，香港平均寿命高，意味着保费便宜，美元赔付，又能分散货币风险，用简单的话来说——有病拿钱，没病储蓄。 到了今天，港险再度走红，但中产的需求却发生了变化。2023年全年，内地访客赴港投保的个人人寿保险新增保单保费约590亿元，较2022年飙涨逾27倍。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与往年相比，储蓄型保险比保障型保险更受青睐，各占6成与4成——在过去，这个数据是4成与6成。 “往年香港储蓄险不太被看好，它偏理财属性、保费高、又需要长期持有，同时回本时间也长，过去投资环境好的时候，我买个好房子就能翻倍收益，何苦要买储蓄险？”周香香说。 时移世易，人们再买储蓄险，看中的是美元资产的多元配置，是利率的稳妥，是对长期的偏向，换句话说，资金的安全性已经胜过一切。 某种程度上，房产和保险一样，香港如今承接他们的，是一种保守而安全的退路。 而全面撤辣，正让这条“退路”变得更加通畅。从2022年底高才通推出后，截至2024年2月，香港累计来港人才总数已经超过10万。对于港府来说，如何让高才、优才们和香港实现深度绑定，才是接下来的重点。 这也是为什么有分析师并不看好香港在全面撤辣后的房价走向——目前香港房价和利率仍在高位，如果香港金融行业依旧不景气，服务业收入较低又难以吸纳高端人才，人口持续少进多出，香港房价未来两年或许还有下跌的可能性。 一个例子是，撤辣后，香港房地产商并没有对一手住宅实行加价。这背后，是地产商对香港楼市长期交易的隐忧，香港楼市还面临极高的库存压力，没有人敢在此刻涨价。截止2023年底，香港楼盘的库存量已达2.03万套，达到20年以来的新高，潜在新盘也创了历史新高，达10.9万个单位。 而这些忧虑也传导到了香港中介身上，吴清玉注意到，尽管撤辣后香港房源如此抢手，中介依旧大方地给出了“回佣”。在香港，成交低迷时，为了刺激买家交易，中介会从地产商所给的代理佣金中，不惜让利一部分给买家。 我问中介陈超，既然外界预测房价短期内还有下跌的可能性，为什么不选择继续观望？ 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直接的答案——在这里生存的每一个人，都被房子鞭打过，因为楼市，他们见证过暴富的神话，个体命运的翻转。所有人都知道，今天不买房，明天就是小居室，再等下去只剩开放式，这是刻在肌肉记忆里的痛楚。 文章来源：36氪未来消费
3月19日中午，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专三年级学生张凯翔在台职校园内开车撞向路上的同学，造成3名学生死亡，16名学生受伤。 冲进人群的汽车 3月19日11点20分左右，一辆东南牌黑色汽车在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飞跃路尽头的大会堂门口用尽了它最后的力量。它横在大会堂门口，挡风玻璃上布满密密麻麻的裂痕，引擎盖因为剧烈的碰撞，缩卷在一起，皱巴巴地像一团纸，发动机舱里的零件七零八碎地裸露着。这些触目惊心的细节都提示着它刚才的疯狂行为，它像猛兽一样，在学校一条名叫“飞跃路”的道路上肆意冲撞，造成3名学生死亡，16名学生受伤。 飞跃路东西走向，长约400米，将校园一分为二，北侧为教学区，南侧为宿舍、食堂。 网络图片 当时在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办事的章玉强是第一批看到黑色汽车冲向学生的人。11点20分，正是上午下课时间。为了跟学生就餐的高峰潮流错开，章玉强一般会提前去吃饭。他记得，从食堂出来后，下课的学生已经从教学楼往食堂冲，路上全是人。章玉强逆着人流，穿过飞跃路，才几米，他就听到背后传来学生们惊恐地尖叫声，他扭过头，看到一辆黑色汽车由东至西沿着飞跃路飞驰而过，“嗖一下就过去了”“如入无人之境”。章玉强估计，车速超过80码。 只隔了几秒，飞跃路西头传来“砰！”的撞击声。章玉强赶紧跑去查看，只见沿路已经躺了十几个伤者，不少是身着白色衬衣长裤的医护生，学生的鞋子散落一地。有个女生躺在地上，同学将她扶起来，她睁开了一下眼睛。越往后走，学生的伤势越重，有的骨头裸露出来，身上都是血迹。 孙一飞是在十一点半收到女儿打来的语音的。女儿在台州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专一年级，专业是室内设计。语音那头，女儿哭得伤心，说被车撞了，“车子撞到了很多人”。孙一飞很着急，连忙往医院赶。他后来听女儿说，当时她跟同学下课后一起走在路上，她走在最边上，冲过来的车子一下子就把她撞开了，具体的情况女儿已经记不起来了。在医院里，孙一飞得知，女儿寝室七个人，有一个去世了，两个重伤。“我女儿双腿骨折需要做手术，算里面状况最轻的。” 网络图片 在3月19日下午三点，陈越陪着妹妹赶到了台州市中心医院。医生告诉家属，外甥女李玉凡正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他们在期望和绝望中等了两三个小时，始终没有消息传来。玉凡的爸爸着急地用拳头锤重症监护室的门，最终，医生允许他们进去了。他们看到病床上的女儿，戴着呼吸机和心脏起搏器，头发散开，脸色乌青，紫色的斑块遍布全身，因为撞击，双腿和双臂的长度都不一样了。“妹妹和妹夫都是医生，他们一进去就知道孩子救不回来了。”陈越说，医生告诉他们，玉凡身体多处骨折，胸腔内的脏器因剧烈碰撞而破裂，送来时，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网络图片 在飞跃路的尽头，章玉强看清了肇事的车辆，车牌号为浙J/25GPI。车子在撞到大会堂门口的车辆后停了下来，车胎已经瘪了，车门也被撞开，一旁的樟树被刮出两块很深的皮。紧邻着不远的地方，还躺着两个受伤的学生，一个躺在大会堂楼梯上，一个在楼梯下，脸色惨白。章玉强看到了肇事者。他躺倒在副驾驶座上，已经晕了过去。他留着寸头，方脸，小麦色皮肤，穿着黑色长袖，卡其色裤子，他手上和地上有些许血痕。事发当天，“台州公安”通报，肇事者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今年20岁，所驾车辆为家庭所有。 肇事者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王秀娟一眼就从那张流传的照片上认出了肇事者张凯翔。她在机电工程学院数控专业读大专三年级，与张凯翔是同班同学。她告诉本刊，2023年12月他们班毕设答辩结束后，张凯翔就消失了，她没再见过他。他们以为他去实习了。 张凯翔家在台州市仙居县下各镇的村子。一位村民告诉本刊，事发后，张凯翔的母亲曾对邻居提到，儿子撞人，是因为挂了好几科，不能毕业。网络上一张流传甚广的聊天截图显示，在名为“23年实习管理群”的微信群里，一天上午10：01，一个头像为小猫的人询问老师，“那我重修下学期吧？反正我今年不毕业，我想不开了，我就随机挑选幸运观众，遇到我也算你倒霉。”张凯翔的多位同学向本刊证实，发言者的头像与张凯翔的微信头像一致。 在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专业在学校是优势专业——台州市黄岩区是“中国模具之乡”，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接近600家，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学院官网称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生2200 余人，“历年毕业生就业率均在98％以上”。在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修够基本的学分、完成学校规定的实习时间、毕业设计过关。一个学生告诉本刊，在台州职业技术学院，三年大专生涯，前两年以修学分为主，需修满约24门课的学分。王秀娟说，对于数控专业，学校开设的课程除了UG(模具设计软件)，CAD(绘图和建模软件)等专业课程外，还有英语等文化课。张凯翔专业课成绩在班里算不错的，但他不愿意听文化课，挂了好几科。 网络图片 王秀娟说，张凯翔不仅挂科，毕业设计也没有完成。在王秀娟眼里，数控专业的毕业设计要求其实并不难，是让学生设计一款数控机床类零件，再用5000字将过程和细节描述出来。王秀娟告诉本刊，在答辩前，学院会留出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毕设，但有的学生一天就能写完。写完之后老师会检查，并提出修改建议。有的人不愿意自己做，会上网找代写，“也能过”。但12月答辩时，整个班里只有张凯翔一个人没写。王秀娟说，在学校里，不管是挂科，还是毕设没有通过，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学生可以选择补考，或者是重新补毕设，“老师们也会提供很多帮助”，但他就是不去，“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在一个同学的眼中，张凯翔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总表现出一种对抗性。比如台州职业技术学院规定学生大一到大三要分别跑步60、45、30次，每次跑1.5公里，13分钟内跑完打卡。他的高中同学提到，张凯翔曾就此表达过不满。张凯翔的实习最早是学校安排的，就在学校附近，要每天回到学校跑步，他觉得很烦，就自己找了一个在老家附近的实习。在读大专前，张凯翔在仙居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读中专，他的中专室友黎明朗告诉本刊，除了专业课外，张凯翔很少上文化课，即使去教室，不是睡觉就是玩手机，“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他曾跟数学老师表示过自己不喜欢上课，老师后来也不再管他。 王秀娟猜测，张凯翔可能是在后续与老师沟通中出现矛盾后，“自己想不开了”。台州职业技术学院一名老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提到，2023年，张凯翔曾与几位老师一起申请了一个名为“一种罗茨式氢气循环泵”的专利。但他后来中途放弃了项目。几次接触下来，老师感觉他“人际交往可能有点问题。” 虽然已经6年没有见过面，陈涵对张凯翔印象依然很深刻。2015年到2018年，他们一起就读于仙居外语学校。他记得张凯翔偏科严重，数学好，但其他科目几乎很难及格，尤其是英语，及格次数以个位计算。另一点印象深的则是张凯翔的内向。张凯翔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上课里手里要么是拿一个魔方，要么是用剪刀和笔扎橡皮。陈涵有些怕他，“有点极端，容易动怒”。 陈涵说，张凯翔是班里打架最多的学生，初中三年里打过五六次架。陈涵记得，有次别人不小心碰了张凯翔一下，他就跟人打起来。他的指甲留的很长，打架喜欢抓别人的脸，把对方抓得道道血痕。班主任知道后，让他们罚站和写检讨，但他很倔强，罚站时摆臭脸，“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初中三年里，陈涵觉得有件事有些奇怪。仙居外语学校是私立学校，两周放一次假。家长们隔两三天都会来学校看孩子，送来牛奶、水果、炸鸡等吃的给孩子换换口味，陪孩子聊聊天。陈涵从未见过张凯翔的家长来看他。每次开家长会，都是他的爷爷奶奶来；每次放假，别的孩子有家长接，张凯翔都是自己一个人坐车去车站，再转大巴回家。张凯翔老家的一个邻居提到，张凯翔家境一般，没有负债，有一套自建房，父亲在附近一家工艺品厂打工，月薪六七千块钱，“老实人，一天干12小时”。一邻村村民说，肇事车辆是张凯翔的父母买给大姐的，后来大姐开了几年后送给了张凯翔。 破碎的家庭 3月20日，陈越陪着妹妹妹夫来学校帮外甥女李玉凡收拾东西。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仔细地打量学校。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经济开发区学院路788号，在台州椒江区的城市中心，紧邻城市主干道市府大道，学校西边是一所二本院校台州学院，东边则紧挨着高层写字楼和住宅，包括正在建造的台州第一高楼天盛中心。学校对面就是小吃街，距离市民广场、大型商场车程都在5分钟内，几乎所有台职的学生都会提到学校“地理位置很好”，甚至也有学生把这作为选择台职的原因。 网络图片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食堂对外开放，便宜划算，很多人下班后会开车来食堂吃饭，以错过下班拥堵时间。多名该校学生告诉本刊，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对外来人员、车辆的管理并不严格，学校虽然规定只有教职工才能开车进校，但“保安不太会管”，外来者“说自己是老师就行”。而且，门口的人脸识别系统，出事后才启用。 陈越专门去看了外甥女李玉凡出事的飞跃路。站在路上，他有些恍然：学生来来往往，水泥路面干干净净，只有一棵大樟树树干上被撞过的痕迹，提醒着昨天的事故发生过。看着眼前的情景，陈越想着事情发生时的人流量，准备去吃饭的外甥女就走在人群中间。陈越听说，车子刚冲起来时速度就有80码，他忍不住想，“（撞上）那得多疼啊？”。他在学校周边打听，有人跟他讲，事情发生前，肇事者开车进校时还没到下课时间，就先在校园里绕了两圈，等到下课的学生涌上这条路，车子才冲进人群、一路狂奔。陈越想去找经过的学生核实，可他一张嘴提到这个事情，学生们露出害怕的样子，摇头，然后扭头就跑。 网络图片 陈越告诉本刊，妹妹家有两个孩子，玉凡是老大，她还有个弟弟。在陈越眼里，玉凡又乖又孝顺，从来不顶嘴；放假回到家，她会早起给全家人做早饭。他也吃过，有时是面条，有时是紫菜包饭。玉凡很爱笑，见到他老远就喊“舅舅”。陈越说，玉凡从小成绩优秀，高中时就读的中学是他们镇上最好的高中。可惜的是，玉凡高考时发挥失常，分数在500出头，所以才选择了离家近的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出事后，陈越听一名老师说，玉凡上学期综合测评排名专业第一，获得了5000元的奖学金。 陈越担心妹妹一家的状况。他说，事发当天，得知消息的妹妹多次晕倒，当晚还打了镇定剂。第二天，她被亲戚们送回了乐清老家。这些天，她一直闷着不说话，常常是双手使劲拧着被子无声地哭，只有累极了、人没有元气的时候，才能昏睡过去一会，“像是瘫了似的”。怕她出事，亲戚朋友轮流看护着她，从早上到晚上，“吃饭只能喝一点米汤，或是硬喂下去一些营养液。”家里的几个老人也病了，每天都要挂吊瓶，“一大家子的天就这么塌下来了。”陈越最怕的，是要面对7岁的小外甥。他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述这个事情。陈越告诉本刊，上大学后玉凡每月至少回一次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弟弟，弟弟回家也是“姐姐，姐姐”地叫。说到这里，陈越声音开始发抖。他们把小外甥安置在亲戚家里，哄他说妈妈去看病了，“只能过一天算一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胡润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饮料巨头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以450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摘下中国首富，但其财富较去年减少9%。胡润稍早前的另一份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分析人士说，富人财富固然缩水，但他们有更多的工具和管道可以将财产搬到海外去做投资与避险，其实真正影响最大的是走也走不了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理财和消费面马上面临趋于保守的窘境。 胡润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钟睒睒以4500亿元人民币4度蝉联中国首富，但其财富较去年减少9%。全球达10亿美元财富的企业家中，中国共814人，比上年少了155人。 胡润研究院早些3月19日发布“202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减少0.8%至514万户；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减少1.3%至208万户；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减少3.8%至13.3万户；拥有3000万美元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为8.8万户，比上年减少4.5%。 报告说，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至158万亿，是全国GDP的1.3倍。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这是中国15年来第二次出现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在疫情冲击叠加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全球主要国家的私人财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股市低迷 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陈远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千万以上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有很大的财富比例来自于企业股权，但过去3年，中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逾6.3万亿美元，当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时候，他们的财富自然就会缩水，这是富人财富减少的第一个原因。其次，中国房市不景气，很多拥有多栋房产的富裕家庭的房子净值缩水，致使他们的财富净值也跟着缩水。再来就是疫后中国整体的消费市场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产危机以及通缩泥潭等三个因素下，造成中国整体平均财富水准往下走。 根据胡润报告分析，在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里，以企业主占比最高，达52%。企业资产占其所有资产的61%，他们拥有180万的可投资资产（现金及部分有价证券）以及价值500万以上的住房。 占比第二多的是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高层的“金领”，占34%，他们拥有公司股份、高昂年薪、分红等稳定的高收入。这些人财富中的现金和有价证券占57%，平均拥有700万以上的房产。 另有8%是从事股票、期货等金融投资的职业股民，现金及有价证券占到其总财富的63%，平均拥有600万以上自住房产。而投资房产、拥有数套房产的不动产投资者占6%，投资性房产占到他们总财富的58%，平均价值超过1000万元，现金及有价证券占比低于10%。 财富杂志《福布斯》发布的2023年“中国富豪榜”似乎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亦即中国的富豪以企业主居多，但其财富也呈现整体缩水的情况。 企业主最富 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榜首同样以钟睒睒的601亿美元(约4375亿人民币)身家夺冠，但也说其财富缩水了22亿美元（4%）。排名第2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的财富达434亿美元，但其资产也较去年减少61亿美元（12%）。拼多多创办人黄峥以362亿美元的财富排名第3（去年排名第9），其身家则是大涨了95%。 福布斯中国说，中国上榜的100名富豪的总财富，从去年的9071亿美元，跌至8950亿元，减少了121亿美元。 分析人士说，中国长期赖以带动经济成长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使得手上握有个多间房产的高资产人士财富缩水更快。而外资撤离也使得中国经济成长动能雪上加霜。 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加上新冠疫情后中国消费冷清，而企业面对疲软的消费需求不愿投资和招聘，造成青年失业率极高。中国消费和民营投资疲软导致通货紧缩，使得家庭和企业更难偿还债务，压力进一步加重，成为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经济成长动能不足 他说，中国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唯一表现比较好的是在出口部分，中国海关总署3月公布今年前2个月的出口总值年增7.1%，但这是因为通缩缘故，造成出口价格下跌，大量向国外倾销。他认为，这部分也可能很难持续，因为欧美、日本等国家都已对中国的一些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电动车、太阳能零组件等展开反补贴调查，所以出口能够带动经济成长的作用或也有限。 陈松兴说：“不动产目前基本上等于是说状况非常地不好，投资的部分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目前财政上也有困难，所以整体来讲，中国的财富缩水恐怕现在还是开始而已。” 他并表示，中国整体财富缩水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恐怕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在不稳定环境中要面临失业、减薪的压力，但仍要继续缴房贷。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下，对于公共服务跟老人、小孩的照顾等，也可能会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中产阶级在理财和支出层面会立刻趋于保守。 他说，但是富豪很早就已经开始想办法把资金汇到海外去了，不管是投资或者透过其他渠道去分散风险，所以对有钱人来讲，可能影响相对比较小。 分散风险 陈松兴说：“有钱人能够把钱领走了，但是中产以下的，我看大部分是走不了了。中国目前的消费的数据看起来还是相当的不振，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表达他可能会继续有这种财富缩水的现象。” 中国“陶舜聊财经”公众号认为，人们总想要窥视富人在干什么，这是人性，但富人不会把真话告诉你的。一个有钱人在杭州有房，也能在上海、深圳、北京有房，所以如果要弄清楚中国有钱人的资产规模，至少要拿到全国各省的房产数据。“但这谁能办到？国土资源部可以，但国土部不敢把数据卖给胡润吧。” 陶舜并表示，有钱人懂得布局海外资产，包括海外房产和股票，这些年加密货币又是一个重头，而加密交易所一般都不会把数据给各国政府，也不可能给胡润，所以他认为这些数据仅供参考而已。不过他也说，富人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投资工具和投资渠道，富人的朋友圈都比普通人的朋友圈更聪明，社会资源更丰富，这是毫地疑问的。 根据《2023胡润至尚优品—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总财富代表信心，中国高净值人群平均5个家庭成员住在一个280平米的房子，拥有2辆车、4个手表，喜欢收藏珠宝、名表和名酒，一年假期23天，爱好旅游和美食。 但可投资资产则代表了投资实力。胡润报告指出，中国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185万户；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10万户；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8万户；拥有30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5.5万户。 黄金成首选 报告说，中国高净值人群未来一年的投资首选是黄金，境外资产占可投资资产的六分之一，香港和新加坡是境外投资的热点地区。 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陈远成表示，虽然600万人民币以上的资产看似富裕，但这其实是存量概念，且包括房产的价值。实际上，很多富裕阶层的人其实动产不一定多，除非他把不动产变现，或者他的财富一部份是股权，可以每年领股息这样的被动收入，否则，富裕阶层不一定代表幸福。而实质可支配所得是支应生活满足欲望最直接的数据，因此更能作为生活幸福的判断标准。 陈远成也认为，在财富消退的过程，中产阶级受的影响最大，有钱的企业家即便受股票市值降低的影响，但他们因为投资很分散，所以影响不大。早期像是银楼等地下汇兑机构因为中国政府的查缉趋严而陆续收起来，但有钱人还是有很多管道可以把钱送出海外，比如透过有“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 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s)额度的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出海投资海外标的，就是属于合法的管道之一。 投资标的 陈远成以自身接触过许多中国富豪的经验指出，10年前，中国富人追求的是财富翻倍，但现在追求的是财富保值。由于俄乌战争以及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全球都陷入不确定性当中，此时，富人在投资上会相对保守，而最保守的投资就是买黄金。其次，一些固定收益型的保本产品，像是债券型的产品，或是直接买债券，在富人圈里的占比非常大。 “另外有钱人喜欢做什么投资？艺术品。这个艺术品的投资是永远不退流行的”，陈远成说，有钱人买艺术品不是为了收藏当作传家宝，而是为了两三年后转手卖赚。 他还说，私募股权在中国富人圈中非常火，比如A基金里面投资20家公司，这些公司可能都还未上市，富人可以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将其股权跟着公司一起成长，“那通常你押到一支宝，可能就会翻好几倍。” 关心话题 陈远成并表示，中国富豪家庭每一代成员关心的话题都不太一样，第一代富豪通常现年60多岁，尚未到讨论接班问题的年纪，所以关心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公司营运上。富豪第二代讨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问题，他们苦恼是否应该把孩子送出国去看看世界还是留在国内，但他们又非常担心孩子在国外待久了会出现价值观不合的问题，深怕孩子“一出走就拉不回来了”。 陈远成说，至于十几、二十多岁的第三代，他们是数位原生代，他们可能不用真地出国就能够接收到很多国外的资讯。这群人也是“Me世代”，他们所关心的一切都以自己为主。
2024年度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虽已结束，但海内外对这次会议的议论热度依旧不减。究竟如何看人大会议期间的“反常”之处？笔者以为，这次会议可算是习近平十年动作，再造党国体制的初步亮相。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才有一连串人们以为的“反常现象”——或许是——今后中国的“新常态”。本文试就此做些粗浅讨论。 扩张个人权力，毁坏中共党“集体领导”制度，破坏国家能力，这是习近平扩权抓权的开始。 1949年中共党夺得国家政权后，建立起党高于国大于法的极权国家制度。这个极权国家的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是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体制，顶层权力架构是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寡头共治”——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这一“寡头共治”机制的漂亮粉饰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放开了有限的经济自由，但没有松动过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学勤教授曾经评论说：“毛泽东用来搞文革的体制，邓小平拿来搞改革。” 改革开放一方面激发出人们巨大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勤劳的中国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许多官员得以利用权力贪腐暴富，社会贫富差距愈发悬殊。胡锦涛时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摊，俗称”九龙治水“，各有权力范围内的利益考量，常委会常常是议而不决，十年未能推进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也就是在那个十年期间，党内贪腐从官员个体行为到形成既得利益势力，习近平上台时反腐败成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强烈吁求。 习近平上台之初也是习王（岐山）关系蜜月期，面对党内的普遍贪腐，他们说了两句话：“病入膏肓已无净土”，“这么个破棉花絮一样的烂摊子怎么就叫我给赶上了呢？”一反胡锦涛的弱势领袖风格，习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强势领导人的形象，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中央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 “小组治大国”。早在战争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办法处理重大问题，习近平只是“照葫芦画瓢”罢了。2013年习近平建了1个中央委员会4个中央领导小组，他自任主席和小组长。据报道，2014年中央领导小组至少有18个，2016年时最高规格的中央领导小组有20多个。上台5年后，习近平拥有了多种头衔，以至于有记者给习近平赠送了一个特有名称“万能主席”。 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与毛、邓、江、胡时期的中央领导小组/中央委员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不兼任小组长职务，使政府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权力地位，而习近平当主席或小组长，直接攉夺国务院职权。 毛泽东时期的委员会主任或领导小组长，由在党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或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关负责人担任。 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前世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未来全国的财经工作，陈云受命从东北进京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央财经委主任。1949年10月陈云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起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其次，与毛、邓、赵、江、胡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有限决策权不同，习近平具有最高决策权力。 毛泽东时期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党内寡头共治下的工作机构，薄一波曾经回忆过中央财经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批示、中央决定的一些情况。1957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赵紫阳、还是江泽民担任中央领导小组组长，都没有独自决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力。一方面是邓小平等老人还活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央常委们对赵紫阳、江泽民都有一定的牵制。胡锦涛本身是弱势领袖，他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时，中央常委会呈“九龙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单独做出什么重大决定。换句话说，党内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保障党内寡头共治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当了总书记后，党内老人政治已不存在，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是中国政治领导体制中的金字塔顶端”，“实际是制定国家重要经济战略决策的机构”，具有最高决策权力。这是根本违反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 中国共产党1980年颁布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明确：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然而2016年习近平时期的新《准则》删除了这句话，而是写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等语句。这样的语句，令我想起“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希特勒法西斯论调。特别是在确定习近平的全党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议”入党纪后，中共党对习近平已经没有了制约力量，习近平已经抛弃并毁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第三，习近平兼任的主任/小组长不仅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期有重大差别，而且使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成为强权机关，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职责的能力。 习近平任主任/小组长的中央XX委员会/领导小组，其常设机构是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与习近平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这些人实际操持着中央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比如，王沪宁、鲁炜、刘鹤，被公认为习近平身边的近臣和忠仆。他们借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之威，既有参与最高层决策的机会，又有监督政府部门执行决策的权力，从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具有高于中央政府常设机构的权威性。 笔者曾在“李克强悲剧是数百万中共官员的宿命”这篇文章里写到，“习近平以‘小组长’身份伸手抓国务院权力，排挤李克强，逐步将他边缘化”，这是从习与李的关系角度而写。本文再提习近平建立各类小组并自任小组长，是从改变国家权力架构，直接削弱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习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权，将李克强总理排挤出核心决策圈子，并把政府部门和工作职权纳入某种非正常的个人关系式运作中，这实际上是皇权宦官政治——“内廷架空并挤兑外廷”的现代版。这种非正常的运作，明显地削弱国务院履行政府行政职责的能力。其后果之一就是：包含着中央政府促进改革发展一揽子计划在内的李克强总理的施政蓝图变成一纸空文，不仅未能推进发展，甚至连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之下的贫困现状都没能改变。 鉴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给中共党自身造成极大危害的教训，中共党1980年2月颁布施行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曾经特别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这句话，在习近平时期颁布的新《准则》中也消失了！ 个人集权是中共党内的常态。当习近平以深化改革名义扩张个人权力时，尽管议论不一，但是中共党、中共军队包括中国社会，都默认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改变胡锦涛“九龙治水”“软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规格的统筹决策领导小组和委员会是国家顶层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是顶层设计，构建新权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抓权的套路：以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改革为名，把国家机器的所有权力资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先集中到虚化的”党中央“手里，再把党中央与自己划等号，从而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关于彭丽媛”参政”的话题近日再度被炒热，是因为她”在湖南高调现身，被外界认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参政的戏码，甚至将之比拟为第二个江青”。（参阅自由亚洲电台网站3月28日文章《彭丽媛会成为第二个江青吗？》）。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表示，彭丽媛相比江青之后其他的中国国家主席夫人来说，算是高调了，但目前既没党职也没官职，因此现在就来判断她是否成为第二个江青为时过早。许多自媒体的可信度很低，虽然这个议题很有意思，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此结论过于“夸张”。 其实，许多“可信度很低”的自媒体（们）的相关评论内容还不仅仅是“夸张”，完全就是不合逻辑。最典型的莫过于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说法。而且自从去年底奇怪三中全会“为什么不开”的议题开始，就已经有“评论人士”推测是“三中全会仍遥遥无期，彭丽媛竟是争议点”了。以此为标题的报道中说：“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近年不时陪同习近平出席国际场合……，担当中国一带一路‘软性外交’的角色……，令人揣测彭丽媛可能借此释出信息，可能在习近平的协助下，由中央候补委员三级跳至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第25名委员。” 该报道文章中还引述了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的预测，说是 “现在很难说‘三中全会’会不开，只是一般处理‘三中全会’是特殊的，一般去年10月或年底便开。人事布局上面，外面有传习近平想将彭丽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这样（有这个决定），要经全会的。” 刘锐绍先生是老一辈的香港知名政治评论人士，30多年前曾成为当时唯一被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点名为“动乱菁英”的香港人，多年来以客观分析中国大陆政治局势和政坛人物见长，深受笔者敬重。但这也是笔者奇怪锐绍先生怎么也会认同三中全会因为彭丽媛而“难产”说法的原因。 众所周知，习近平虽然在中共党内早已经是“定于一尊”，但他为了当“终身领袖”，也必须是以“修订”中共《宪法》为先决条件，因为“旧”《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10年）。至于为什么不需要为此修改《党章》，那是因为中共政权的所有版本的《党章》无论新旧，从未有过涉及各级领导人任期的内容。 仅以此为例，就能够说明，不要说今年内迟早必须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使是习近平要令彭丽媛赶在2027年秋的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任何时候进政治局的话，就必须从修改党规、党法做起。因为彭丽媛目前并不是中央委员。 中共《党章》明文规定无论是“选举中央委员会”还是“修改党的章程”等议程，都只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只能）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简言之，中央委员会委员也好，候补委员也好，都必须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 中共《党章》同时也规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是：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政权确实需要在某两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5年时间里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的部分成员，那就必须临时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搞不明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之区别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脑补一下邓小平主导的于1985年9月召开的那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主要内容，此前已经在1982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的。而后来先后成为中共正国级领导人的李长春、吴邦国、贺国强、吴官正和刘云山，则都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的。 另外，这次会议的人事议程中还有一个重要议程需要提一下，那就是“会议同意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关于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请求，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此之前，习仲勋可是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中共官媒在习近平成为中共党魁之后重新修订的习仲勋简历中介绍：“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回过头来继续说习仲勋的儿媳彭丽媛。搞明白了中共党规中的相关内容，就应该有个常识性的判断，那就是习近平若计划让彭丽媛进政治局，未来的二十一大上和二十一大以后的那届全国人大上将会如何操作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分析），而在二十一大之前，肯定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实在不好想象习近平会为了让自己的婆姨尽快进政治局，就先为她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令她能够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增补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在某届某中全会上增补某人或某几人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情况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期间从未有过，但历史上发生过数次。不过被增补者已经是中央委员是必要条件。仅仅是中央候补委员当然也不行。比如当年的朱镕基被邓小平临时安排“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后，虽然事实上已经顶替了当时因病不能理政的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姚依林的角色，但就是因为当时的朱镕基仅仅是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就不能在十四大召开之前安排朱镕基进入中央政治局，更谈不上政治局常委会。当然，当年被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至十四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朱镕基已经是当时的江泽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当然列席者，但这更证明了党也要在党自己的“法律”范围内行事。 熟悉“文革”史的人士都应该记得当年的“国母”江青早在1966年5月就开始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从此大权在握。 但即使就是在那样一个“砸烂一切旧制度” 的年代里，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在1969年4月初召开的党的九大上先安排她江青进入“大会主席团”，继而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先让她在全体大会上“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然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过呢，在否定了习近平会考虑赶在未来的二十一大召开之前就抢着安排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彭丽媛进政治局的可能性的同时，当今“国母”彭丽媛和当年的“国母”江青之间，还是有得一比的。 众所周知，彭丽媛和江青既是同乡，更是同行。而且都是没生过儿子的“国母”。 山东诸城历史名人中家喻户晓的首推江青，其次是刘罗锅。名气比不过这两人的就不一一例举了。 山东郓城的历史名人中，按照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的排序是：宋江、晁盖、彭丽媛、马兴瑞……。 这其中的马兴瑞的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否是缘起于彭丽媛的“举贤不避亲”，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所涉及，而自称自幼崇拜家乡历史名人宋江的彭丽媛特别为央视版《水浒传》演唱的片尾曲《天时地利人和》，很值得一提。歌曲中有“茫茫乾坤方圆几何，长传我千百年民族魂魄”、“是谁把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走马扬鞭翻山过河，轻生死重大义男儿本色”之类的热情讴歌内容，但赞美的对象可是宋江等历史上“反贼”！ 除了同乡，彭丽媛与江青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同为演艺界出身。当然，公正评价，直到成为“国母”而不再登台献唱为止，彭丽媛此前的歌星地位确属一流，而江青”献身革命”之前的影星地位即使不应被贬低为三流，至多也只能勉强算得上二流。 彭丽媛和江青的第三个共同点就是都没有为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未来生出个儿子。彭丽媛只生一胎，偏偏又不是男丁，当然是因为“领导干部带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江青当年只生了一胎的原因说法不同，其中之一是：“据江青的好友徐明清回忆，1940年，江青在延安生了李讷后，曾一度再次怀孕。但是，江青认为生孩子伤身体，不愿再生孩子了。毛泽东对她的想法，没有反对。于是，她去延安的中央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当年的毛泽东对江青是否能生儿子不以为意，当然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太子”毛岸英，而彭丽媛因为党自己的政策而未能给党的领袖生下一接班人，实在令人唏嘘！ 顺便提一句，网络上已经有评论人士在传播“京城小范围传言，习近平可能正在培养他的女婿作为潜在接班人”。而这种说法和习近平（赶在二十一大召开之前）安排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说法属于同等可笑。 日前多家海外中文媒体都以《将被安排进政治局？彭丽媛独自赴长沙调研结核病防治工作》为题把个彭丽媛的“政治野心”再度炒热。其实这个标题中的“独自赴”三个字明显有误导之嫌。 首先，“独自”二字单拿出来分析，似乎没错，因为她彭“大使”（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调研”工作确实不是陪同丈夫进行，更不是以下级身份陪同上级进行，而是被两个副省部级干部陪同，以大使职务“独自”进行的。但“独自赴”三个字连在一起，就令读者自然会认为这是彭丽媛（离开习近平）“独自”下基层指导工作去了。而“外媒”们在标题中故意使用了”独自赴“三个字，目的显然就是要让“彭丽媛要进政治局”，或者说彭丽媛要”参政“的分析主题不显牵强！ 其实，首先是这则新闻并非出自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而是出自中共的卫健委网站。其次，新闻中在具体时间上打了马虎眼，先把彭丽媛的调研时间说成是“近日”，再说明一句“3月24日是第29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就容易令读者认为彭丽媛的考察时间是3月24日。其实，“近日”两个字已经证明了彭丽媛在长沙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和丈夫一致的，即中共官媒详细报道的习近平考察湖南的时间：本月18至21日。 由此推论，有别于过去的江泽民、胡锦涛下基层从不带夫人，习近平执政十多年来，带着夫人甚至带着女儿一同下基层虽然不是每次，但有可能是经常。跟随习近平到某个基层省会的停留期间，彭丽媛“独自”进行的无论是因公还是“假公济私”的“参观考察”或“调研”应该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只是官媒没有报道而已。当然，官媒报道的也有，比如2015年习近平到陕西考察调研时就带了妻女，当时的中共官媒特别报道了习近平顺道去了“梁家河大学”的所在地，“总书记用陕北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婆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 总之，这次彭丽媛随夫考察湖南期间，显然是因为她这个防治结核病大使正好赶上了几天后就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所以就顺便安排了这样一场在当地并不保密，但官媒显然也没有奉命高调宣传的”调研“活动。 有好事者可以和笔者再核实一下，彭丽媛大使的这次长沙“调研“活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并没有报道。外界引述的都是中共卫建委网站的内容。 这恰恰说明彭丽缓的这场活动并不”高调”。 不过，几天之后的彭丽媛”独自“在北京进行的一项外事活动，却是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特别宣传了一下。 进到新华社查找《彭丽媛会见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可见内容是“3月2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会见来华参访的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 笔者在新华网当天的网页上读到这则新闻时，同时看到了除了习近平本人，对李强和赵乐际两个政治局常委的当天活动报道也在主要版面上，而在次主要版面上，王毅等副国级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内容都是排在彭丽媛之后的。 再看本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内容除了习近平还有赵乐际和李强，二版依惯例没有领导人活动报道，三版的头条和三条都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相关内容 ，二条是彭丽媛，第四条才是王毅。第五条是人大副委员长肖捷率团外访……。 再随便找一条彭丽媛“单独”活动的报道例证，2022年3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三版上，彭丽媛是第二条，王毅是第四条……。 可见，中共内部早已经有规定，一旦需要被单独报道的话，那么彭丽媛的名字是排在政治局常委之后，所有政治局委员之前。 至于未来的彭丽媛是否会在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中共二十一大之后的第十五届全国人大上被安排一个副国级职务，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所要分析的内容。
以下为友情分享：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上海《反家暴法》八周年报告 截至202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或《反家暴法》）已经实施八周年。上海作为地位独特的大都市，反家暴工作状况如何？ 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发布《反家暴法》八周年系列监测报告之《上海反家暴实施状况考察》。报告结合官方发布的法律文书及信息、研究文献、新闻报道，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及相关个案的分析，对2016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期间上海反家暴工作的诸多面向进行考察，包括地方法规、办法和文件，数据统计和公开、反家暴服务购买及社会组织、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机关接报案及告诫书、反家暴庇护所、强制报告、新冠疫情期间的家暴等。 数据及概况 在地方立法方面，上海在《反家暴法》实施前后均出台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相关办法、规划和文件，并将反家暴议题纳入了上海《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和上海《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但上海还没有《反家暴法》的配套地方立法，对于上海反家暴工作的具体地方实施办法、相关机构责任和工作流程、配套保护措施的实施要求，没有专项地方性法规为准绳。 数据统计和公开方面，虽偶有零星的数据公布，但公开渠道能查询的上海反家暴工作的数据依旧很少，鲜有责任机构进行及时、定期、全面的总结与公布，不利于受害者获取相关信息和渠道和公众了解及推动反家暴工作。 反家暴服务购买及社会组织方面，依然难获取全面的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和估算，上海市每年投入到反家暴工作的资金不超过500万元，先后实施过反家暴项目的社会组织约40家，暂无专注于/主业为反家暴工作的社会组织，也没有一个全年无休的本地反家暴热线。 人身安全保护令方面，由于公开数据不全面，估算上海八年间保护令受理约788-968份，核发约280-300份，核发率为29%-38%；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保护令裁定书数据，疫情期间（2020-2022年）保护令受理量骤减、但处理速度相对加快，疫情后（2023年）受理量恢复疫情前平均水平。近年还出现了对保护令的“执行裁定书”与“协助执行通知书”，加强保护令的执行。遗憾的是，在2022年上海封控期间，受害者没有申请保护令的渠道；《反家暴法》实施八年来上海也没有见到反家暴责任机构代为申请保护令的案例。 网络图片 信息来源：裁判文书网 公安机关八年来出具估计告诫书约2253份，且呈数量上升趋势。但家暴报案数量仅能检索到2016年为近3000件，其余年份不可知。对于家暴报案的处理与告诫书的出具，还存在工作人员意识不高、培训不足、要求和流程不清晰的挑战。 反家暴庇护所方面，截止2021年5月，上海市、区均已建立反家暴庇护中心，全市有超过25家家暴庇护机构，有部分区的庇护所做出了场所和服务内容的突破。但家暴庇护所入住要求繁琐和门槛高、特殊时期如疫情期间无法提供服务、公众知晓度低、入住率低依然是持续的问题。 强制报告方面，对于受害者，尤其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害者，强制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制度，然而，对于此制度的实施情况相关的披露与报道很少，工作人员知晓度低、实际实施情况不容乐观。 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家暴与保障方面，对疫情期间、尤其是上海封控期间家暴事件上升、受害者求助困难的情况只有零星的报道和社会组织的关注，缺乏统筹性的特别措施来保障受害者的安全和维权途径，也没有披露疫情间整体反家暴工作的情况和数据。受害者面临交通阻碍、就医困难、报案处理不及时、保护令无法申请、庇护所不可及等多方面的危险和困难。 个案评析 本案采访到的受害者个案也部分反映了上海反家暴工作的情况和挑战。 案例： 小玲与丈夫结婚十余年，育有两个学龄前的子女，婚后经常遭受到来自丈夫的暴力、辱骂。2020年9月，丈夫再次对小玲实施暴力，包括掐脖子的高危动作等。后来小玲被鉴定为轻伤，经过刑事诉讼，小玲丈夫因故意伤害罪被判18个月有期徒刑。 维权过程： 2020年9月严重受暴后，小玲醒来发现自己裸体躺在淋浴房里，头痛欲裂，一颗牙齿掉落，而丈夫在用水冲洗她身上的血。在小玲多番请求下，丈夫同意让其叫救护车就医。小玲向物业、邻居、朋友求助，同时把现场情况录下来希望作为证据。物业叫来救护车后，小玲与救护车工作人员讲述了家暴情况，请求对方帮忙报警，遭到了拒绝，表示只能通知她的家人朋友帮她报警。小玲朋友代为报警后，“警察一开始不愿来，因为认为这是家务事”，在闺蜜的竭力坚持下，警方才到达医院，小玲被检查出颅骨骨折，后丈夫被拘留。 后来，小玲在丈夫的电子设备里发现他曾在网上搜索“怎样在床上窒息成人”等信息，小玲联系了律师，将此作为补充证据交到公安机关。两周以后，公安机关恢复了丈夫两个月间搜索数据，有大量搜索记录涉及“从高处跌落”、“如何从背后窒息他人”、“家中意外死亡” 、“外伤对人体关键器官的影响”等等。 小玲在恢复身体、照顾两个孩子的同时开始向包括上海市妇联、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单位多方多次求助，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追究施暴者的责任、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其中妇联接待的工作人员“同理心较强”，但“劝我为了孩子要留一些余地，不要置他于死地”。经过一年多方不断的求助、诉讼、焦虑与惊恐，小玲丈夫因故意伤害罪二审被判18个月刑期。 丈夫刑期将满时，因担心其出狱后继续进行伤害，小玲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法院一开始未立案，理由是对方在服刑期间没有威胁，“建议出狱再申请”。在小玲进一步了解后，得知是考虑因被告在接受改造，如果出狱即核发保护令，或等于默认改造无效，因此对核发保护令有诸多顾虑。然而如果等加害者出狱才提起保护令申请，或已错过保护受害者及其未成年孩子的机会。在小玲与律师多次求助和争取后，保护令最终得到核发。 评析： 小玲的案例反映出部分公安工作人员对家庭暴力的意识不足，甚至在如此严重的家暴情况下的出警也需要当事人和朋友的竭力坚持，更难想象其它受害者维权困难。 其它反家暴责任机构在为受害者提供帮助过程中，也多有“站在施暴者”角度，没有设身处地为受害者的安全着想的说法和做法。在法院审查保护令申请时，应该多考虑受害者面临的危险情景，面对一个曾搜索如何置受害者于死地的施暴者，受害者及未成年子女的恐惧和惊恐显而易见，他们的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机械地考虑被告“改造情况”，应结合实际情况来综合考虑受害者的申请是否合理、合法，避免不必要的提高核发保护令的门槛。 幸运的是，经过持续多方的求助，小玲最后获发了保护令，施暴者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然而维权过程中的每一步，对于受害者都存在重重困难和无尽焦虑。 总的来说，受害者获得有效、全面、专业的保障还任重道远。上海各反家暴责任部门需要更多公布反家暴工作的具体情况和规划，在有效实施、细化及提升《反家暴法》的各项保护制度上做出更多突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月事骄傲PeriodPride
不心动，一个无解的问题。 网络图片 今年春节前，我偶然刷到一篇名为《相亲人年度报告》的帖子： “这是我们一起走过的第6个念头，你下载过的dating app有二狗、陌上花开、青藤、她说、花田、探探（一半已卸载）。今年一共相亲84人，125人次，比上年减少15人，尚未上岸。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尬聊6个月。” 网络图片 据说这已经是发帖人征战相亲市场的第6年了。从2017年第一次相亲开始，她每年见的男嘉宾越来越多，到2023年已经年均125人次。然而，心仪的另一半却始终没有出现，2024年她还要继续挣扎。 年均100人次都没能上岸，北京的相亲市场已经卷到这种地步了吗？我半信半疑地联络到了发帖人——李雨霏，一位北京某郊区的中学英语老师。提出希望见面约访后，李雨霏圈定了郊区的一片商圈，把餐馆的选择权交给了我。 周五的晚餐时间，我们在一家泰餐馆见了面。她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衣加长裙，一刀切的短发，有一种女教师的知性气息。从朝阳过去路程将近2个小时，仿佛跨越了一座城。李雨霏说，因为自己在郊区，地点偏僻确实曾成为劝退不少男嘉宾的因素。但如果有男生愿意长途跋涉来找她，证明他还是有很大的诚意。 原来从定约会地点开始，对相亲对象的一轮筛选就已经开始了。 今年李雨霏32岁，来北漂已经14年了。2010年开始，她来到北京读书，念完硕士后在西二旗的一家互联网大厂上班，直到2年前改行做了教师。如今，她已经拿到了北京户口。 我迫不及待问出了最好奇的问题，“你真的一年相过100次亲吗？”李雨霏掏出手机简单算了下，告诉我，“不止。” 准确地说，2022年开始的这两年是她相亲最密集的时间段，一年见100多人是常态。因为人数过多，她建了表格来记录每个人的基本信息和约会情况，包括对方的地理位置、是否有房车、在哪里见面、由谁请客、自己是否回请了等等。 其实在2020年时她就短暂相亲过一段时间，当时她28岁，刚和第二任男朋友分手，同事推荐给她二狗APP见见新人。 见面的第一位男嘉宾她并不心动，双方只是简单聊了聊日常就草草收尾了。但这次经历为她开辟了新的渠道，约见过几次后，她又相继下载了其他约会软件搜罗更多男嘉宾资源。 李雨霏几乎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挖掘潜在男嘉宾。 最忙的时候是在2022年，她在水木清华论坛的鹊桥板块发了征婚帖，当时有100多人来添加她。她要求每个人都备注好姓名年龄常住区域，以便更好筛选。甚至在寻找相亲对象上，她的妈妈也出了不少力。即使远在老家，她的妈妈也加入了好几个付费的京津老爸老妈群，隔一段时间就会物色几个合适的人选推给她。 网络图片 李雨霏在小红书上发的帖子 可为什么，她为相亲倾注的巨大努力始终收效甚微？ 李雨霏率先反驳了“眼光太高”的说法。在她看来，她的筛选标准已经放得相当低了。 男生身高在167以上，相貌端正即可。她很少在颜值上卡掉候选人，至于房车，也没有硬性标准，有的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她更倾向于选择略长自己几岁的成熟男生，见的人半数以上都是理工男——而这个范围可以说，在北京随便一捞一大把。 每一位符合条件的男嘉宾，她都会见一面来判断对方是否合适。久而久之，她摸清了相亲套路，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相亲“标准化流程”。 首先在软件上匹配后，她会承担起第一个主动的职责，向对方发出见面邀约。“第一次邀请由女生来主动推进是没问题的。”但在见过第一面后，她便不再主动联系对方，只等待男方主动。“很简单的道理，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女方主动的情形大多都不太灵。” 遵循这个策略，男嘉宾们从一面到二面，基本只有10%-20%会留下，从二面再到3456面，又只会剩下50%。“我现在的策略就是走量，只要基数够大，最后总会剩下4、5个人。” 我开玩笑说，一面二面再到终面，这个流程实在太像面试了，是不是应该加个群面。她也说，如果能有群面那倒是能让她省了不少心。现在她每次和相亲对象约在星巴克见面，隔壁桌似乎也总能遇见相亲男女，有时看邻桌的小伙也不错，还不如大家一起资源共享了，一次能多见几个人呢。 “我觉得我就像一个HR，相亲就是在做一种项目管理。” 她说。 而所有人最终失败的原因都是——她并不心动。 这就是一个很模糊抽象的答案了。“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在寻找另一半，为什么见了这么多人却很少有心动的，又很少有真正匹配的，能继续发展下去的？”她问。 饭桌上，我也一度被问懵了。北京户口+教师编制+长相端庄，在我看来，李雨霏完全符合刻板印象中相亲市场的“好嫁风”。 对这个说法，她也是赞同的，硬件条件并不是相亲始终无法上岸的原因。而且据她所知，条件优秀的30+女生，也有很多人在做“相亲特种兵”。运气好的两三个月就能找到对象，运气不好的，也有像她这样经历过“百人斩”的。 这个过程是很消磨人的，但也并不像网上传的那样充满了奇葩，事实上，对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而言，大部分相亲对象都是世俗意义上正常、甚至是优质的男性。 “如果次次遇到奇葩，那不是也证明你在初筛时的眼光就有问题吗？”高知女性都是具备基本判断能力的，“相亲没那么drama，就是一个很平淡的过程，聊聊双方工作爱好等等。” 可在一次次见到类型大差不差的相亲对象后，她却逐渐变得有些麻木了。 那些联系过一次后石沉大海的人都去哪了，她不清楚。她这个“HC”为什么始终空缺，她更不清楚。我们很好奇李雨霏是怎么将相亲速配一步步标准化的，又是在哪一环出了问题。 以下是她的讲述。 相亲“标准化”，我都能当HR了 我第一次相亲是在26岁，那时还在北京读研究生。第一回的体验就是， 见到这个人的一分钟以内就能判断这个人是不适合的。那次相亲很仓促地结束了。 之后一直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我真正开始密集相亲是在2020年4月，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大厂后，同事给我推荐了二狗这个软件。随后我也尝试了不同的相亲软件，饭团、探探、青藤、花田、陌上等等，还用过水木清华论坛的鹊桥板块发帖。 最后觉得最靠谱的还是二狗和陌上花开小程序，主打的都是高学历相亲，我的相亲对象基本都来自于这些软件。徒步野外社团等婚恋交友社群基本不怎么参加，我觉得软件上大家的目的会更明确，更方便我找到合适的人。 另外，我妈也在几个北京付费家长相亲群里帮我物色，她推给我的人我基本都会见一下，不行的话再给她一个反馈。我的男嘉宾库里也有一部分是经过家长筛选的。 久经沙场后，我逐渐总结出一套相亲流程。 大部分相亲对象我会先从软件上筛查一遍，硬件条件合格的话互相匹配，就马上加微信，简单聊几句后就邀约。以我的节奏，还是见面最重要，见面前我不会跟他勾搭来勾搭去的频繁聊天。 基本上打招呼就是开门见山，“哈喽我的坐标在XX，你在哪里呀？”从地理位置开启话题，这时候第一轮筛选已经开始了，如果有的人加了微信发现我在西北，他在东南，我们再合适也有点难度，对方可能就失踪了。 那么如果对方能接受这个位置，我们就能顺理成章过渡到约见面。 从线上匹配到进入一面，大概有70%的男嘉宾能进入这一轮。一面结束后就是观察对方的反应，后续的一周如果对方相对频繁地来找你聊天，或者周五的时候约周末见面，这就是一个判断的信号。 能进到二面的人已经非常少了，上周我见了6个人，有2个人转化到二面，这还算是非常好的情况。二面再往后可能还会筛掉50%。 从二面到后面的3456面就是这么个相处模式，还是男生主动更多一点。有时女生觉得这个男生快要凉了，就再主动一下。 曾经有一个男嘉宾我们藕断丝连了6个月，断断续续地，开始对方可能有点激情，但事后我们不联系的话，我就发现我心里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纯粹出于同情，或者说觉得他是个好人，还能再相处看看，才持续联系着。就是鱼池的管理制度吧，我觉得我也挺茶的。 所以到最后还是能剩下几个的， 只要基数够大的话，像我去年见了100多个人，最后总能剩4、5个。 见的人太多，现在我只能靠见面的场景回忆这个人模糊的样子。我就建了个表格记录他们的详细信息，这么多人要全记住也挺难的，有的人不需要占用我的脑存量了，只化为表格里的一行词条就可以了。 网络图片 用于记录约会信息的excel表格 同时聊六七个，就容易忘了人家是住哪的。有一回我和人家说你过来一趟挺远的，人家就说不是，我不住那，有时会出现这种尴尬的乌龙。 后来我在通讯录里就会把他们的坐标注明，按地理位置分组，还有一些是我觉得不行的，就会标一个“P”把他们单独分组，这个组里的人是最多的，有300多号。 相亲已经实现“标准化”了，体验一两次新鲜还好，像我这样，都能当HR了，就是在做项目管理。 我有一套相亲战袍，一套谨慎高领毛衣加白色背心，下面是一个半裙，比较知性风格。因为只见一面的人太多了，我也不用考虑我下个星期穿什么，反正都是第一次见，就一套战袍一直用。秋天一套、冬天一套、夏天一套，男生跟女生的审美也不太一样，统一一套衣服能减少我花在这个事情上的思考时间。 见面后的话术也都是重复过很多次的了，主要话题就是工作怎么样，平时闲暇时间做什么。然后我带他们去的那些地方，有很多是我引导的，那条路我走过无数次，我熟悉的有一个地方，在那儿我见了得有20个人。 最极限的时候还有过腾讯会议见面的，那一天我见了4个男嘉宾，早晨遛弯，中午吃饭，下午喝茶，晚上会议，这是最极限的操作，又加了个晚上场出来。 虽然人很多，但我并没有敷衍，一对一的时刻我都是全身心专注的，每一次都认真对待。尽管后期见得多了疲了，路上我可能有1万个不愿意，但对待当下的每个机会我都会很认真，全程连手机都不会拿出来。 相亲这么多的好处就是帮我刷了经验值，看了这么多案例后，对方什么态度很快就能辨别出来。一开始我可能还会在一面后主动联系有好感的男嘉宾，但现在套路我更熟了——见一面之后我就不会再有任何动作，等待对方来主导。 男生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如果他一面后不主动，不主动就是不喜欢，我也不会再花更多精力。所以我现在的策略就是保量，这么多人总有能看重我或者是契合我的，在这些主动的人中再选我喜欢的。 首先他表示出了足够的诚意，然后我再自己问心，看是不是能接受。 网络图片 被标上“P”的男嘉宾，被归类到pass的分组里 聊得再多也是朋友，就是不心动 我的理想型是找一个年纪稍长我一点，相对成熟稳重的人。以前我是有一点慕强心态，希望另一半是能在事业上引领我一下的老师角色，现在我觉得这个条件很难，至少两个人能同步，家庭背景差不多，发展方向一致就行。 很多人都觉得是不是我要求太高了？我真觉得不是，在社交软件上我的标准已经放得很低了，对身高我不在意，167以上就行，外貌差不多能看顺眼就行。 很早我就认清一个现实，软件上很少有通俗意义上的帅哥，也就占5%吧。当然如果是一看就是玩咖小白脸的类型也绝对不行，探探上还有好多带大金链子的、单手握方向盘的，或者是对着镜子自拍的腹肌男，这种都是直接pass，看着很不真诚。 我选的人都是差不多相貌端正就行，也有一回遇到很离谱的照骗，看他照片是20来岁，还挺有少年感的。我们约在星巴克见面，我进去半天没找到人，然后就有个老头和我打招呼，他已经很臃肿了，其实快40岁了。当然这种都是少数案例啦，大部分人在外貌上还是过关的。 其他硬件条件，有没有房我其实无所谓，当然有房最好，有的人没房他也会写个有购房能力啥的。我自己是有北京户口的，工作是教师也比较稳定，在相亲市场里应该算最好嫁的？ 其实30多岁的高学历男性，在相亲时不像大家以为的，一上来就罗列条件说房车户口如何，几岁要孩子，这些在网页上已经写得七七八八了。如果见面以后说这个，我会觉得他是个新手。只要在软件上匹配成功，大家肯定是默认双方硬件条件是OK的。 网络图片 李雨霏在小红书上发的帖子 所以相亲其实没那么多奇葩，每次和他们聊天我都觉得挺好的，但聊得再多也就是朋友，毫无心动，一点也不暧昧，这也是我始终无法成功的原因。 相了这么多亲，我的标准也在逐渐变化。最开始我挺喜欢见体制内的，觉得国家已经帮筛了一道，但是见了一些人后滤镜就被打破了。好多体制内的人都有点小优越小骄傲，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地位，在相亲市场也是比较抢手的那款。 而且他们过得很安逸，有个男嘉宾和我说，“就想过点安稳的小日子，3000也是过，8000也是过，几千有几千的过法，几万有几万的过法”，就是合理化自己收入低这件事。我还是希望另一半能有上进心，敢拼敢闯，和我一同进步，说白了还是慕强。 另外就是金融男，和我的风格也不太搭，都是那种精英小背头，很多特别爱滑雪的，我也承受不来这种烧钱的户外运动。另外文科男我很少见，搞艺术的传媒的，平时喜欢看展看话剧，阳春白雪，我觉得我也不是高雅的人，和他们相处不来。 有一回我和家里人开玩笑，就觉得我见的人能组建一个城邦了，什么工种都有。 网络图片 李雨霏在小红书上发的帖子 后期我见的基本都是理工男了。也是在21年初遇到了我的前任，我们三四个月就成了，交往了一年，但都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还是分手了。对方觉得我工作太忙，在22年我换了工作做高中老师，他的工作位置距离我太远了，就希望我能换工作到他那边去，但这个是我的底线，我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也不想放弃。 我们中间各种磕磕绊绊，也因为好多其他因素纠结，最终还是觉得不匹配，尽早分手止损。 所以从22年开始我又进入了一年见100个的相亲高峰，期间一直处于想躺平和爬起来再战的撕裂状态中，躺几个月又觉得焦虑得不行，就再去加人，又过几个月相得实在太难受，还一个结果没有，我就又想弃疗了。 相亲市场，取决于男生的捕猎能力 为什么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这么困难？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啊！ 首先我不是母单，我之前有过三段感情经历，有爱人和被爱的能力和经历。初恋是在大学时和辩论队的对手，他主动追的我，当时我就想我大概再也遇不到对我这么好的人了。大学毕业因为要去不同的地方工作读书，双方也觉得年龄还小不考虑结婚就分手了。 之后一次恋爱是前一份工作中的同事，还是因为慕强，那会我硕士毕业刚工作，学生气比较重，对方是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了，虽然和我同龄，但工作能力很强。后来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匹配，他们家庭情况一般，是东北的农村，我们家就不同意。在之后相亲也会尽可能避免农村户口，不是因为歧视什么的，我从小在城市长大，是不太习惯农村生活环境的。 第二次感情经历结束后，我还处于28、9的年纪，觉得二字打头有恃无恐。但后来就发现，什么时候才能遇上下一次心动？在不断刷相亲战绩的这个过程中，心动真的是太难，我越来越心如止水了。 另外对北漂而言，地理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妈在帮我介绍人，很多人一听我在郊区就直接不聊了。这块是郊区离城里很远，我和前任就是因为地理位置分手的。我也试着找过这附近的人，如果他位置离我很近，我都会多给一些机会，努力劝自己试试能不能接受，但结果都是不行，还是不心动。 网络图片 妈妈的记录表 我也给一些男嘉宾做过回访，看看是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这个过程是一个看见自己的镜子，比如在我没换工作之前见过一个律师，当时我就很消沉，见面后对方也能察觉出我的气场，他说“我感觉你不太自信”。因为我眼睛一直在看别处，不敢看他的眼睛。我就非常感谢他能给我这样直接的反馈，后续我换了工作后就更积极了，也能用更饱满的能量面对这件事。 还有一个公务员，他不是庸庸碌碌的那种人，有点想法，我就回访了一下他，问当时为什么没有联系了。他就说觉得我家庭条件比他好一些，不太合适。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真实的想法，反正回访有时候男生会隐藏一下，说一个能让你接受的原因。但他说的可能会代表大多数人的想法，门当户对是决定因素。 我有个同事是北京本地女孩，她开始相亲差不多一个月就找到了。我就问她你怎么这么顺利，她就说是因为门当户对。这个男生已经是别人通过不同途径第三次介绍给她了，但前几次都没见成，这次见到了他本人。这就说明这个男生无论怎样都一定会和她见到，因为她们是同一个阶级的人。 我同事说她之前也见了一个博士，虽然对方人很好，但家境跟她差别很大，后来去她家的时候就特拘谨。所以如果有家里能介绍的话，还是能优先于网络渠道多看看。但对北漂来说，我妈远在老家，也没办法帮我物色本地资源，我就只能靠自己在软件上刷量。 相亲市场对男生的捕猎能力要求很高，成不成，非常大的原因取决于男生的捕猎能力。 我觉得我的前任就是那种天生的猎手，见了三四周就成了。但大多数男生其实都做不到主动，他们不太会主动出击，还有好多人来相亲能明显感觉出是被家里逼的，硬着头皮来应付应付。 在这个过程中，女生可以释放一些信号，但并不会是主导的那一方，相对立场也会被动一些。在各大相亲平台都是女生人多，男生就会觉得自己是稀缺资源。像我妈有时候在群里面联系到的男生就是爱答不理的，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 男生还是挺算计的，他们会把女生分为可以结婚的和只是玩一玩的。有人会直接希望找有北京户口的女生，我还见过一个，就是在我28、9的年纪，他当时和我说，见我就是觉得28、9是最佳生育年龄，然后就开始问生育的打算。 其实我并不抗拒生育，我是很想组建家庭，把日子过好的，我还是比较传统的人。但是很多男生都不是特别有事业心、责任感，下了班就是玩，喜欢享受生活，这种就和我的价值观不一致。 现在我爸妈在家里摆了一尊佛像，每天拜，敬一炷香，每天都给我念叨念叨。其实他们也佛系了，也不催婚什么的了，包括老一辈七大姑八大姨，亲戚们的观念也在提升，大家都同意“嫁错不如不嫁”。 大家虽然着急，但也认同不能操之过急以至于找错，我爸妈看到我的努力，知道我也是很上心的——不是说我恐婚啥的，我都那么努力了，还找不到。我就让他们看到过程之艰辛，他们也就不会说什么了，有时我也会跟他们说我真的好累，想停一停。 所有相亲的人都是在逼自己一把，小红书上也有不少姐妹都是“百人斩”了，没有人喜欢这件事。 现在我已经不会把自己搞那么累了，有资源能相一下就看看，成则成，不成也无所谓。现在我每周末依然会见2、3个人，维持这个频率。 你要问我相信能遇到对的人吗？我会说我依然抱有希望。我很喜欢播客里听过的一句话，“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你马上要走出这片稻田了，最后那一下你拿到一个麦穗，不是最大最饱满的，但就是你最想要的。” 我始终坚信，下一个有可能就上岸了。 文章来源：后浪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