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民营经济组织收取费用，不得实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罚款，不得向民营经济组织摊派财物。”继上个星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罕见地与蚂蚁集团创始人马云等一众中国科企巨头们举行座谈，高调表达了对民营经济和科技行业的明确支持后，2月24日中国媒体报道，提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二审稿中新增了这一规定，希望从法律上给予民营企业进一步的支持。 自去年秋季以来，北京密集出台支持民营经济、提振市场信心的政策和信号。这究竟是包括中国科技巨头在内的民营企业的春天，还是权力的一次回摆而已？ 本文将为您揭示习近平科技政策变化的原因以及中国政府的施政规律，并带你回顾在中国科技企业在此轮“握手言和”之前的那场长达四年、震动全球市场的监管风暴。四年前，中国政府的一纸公告就让这些企业市值蒸发数万亿美元，业务版图被强行缩减，甚至被迫退出海外资本市场。 从整顿到支持，中国科技政策为何急剧回摆？ 2020年11月，马云曾经创办的蚂蚁集团原计划在上海和香港上市，融资规模预计高达370亿美元，为当时全球最高纪录。然而，就在上市前几日，中国监管部门突然叫停蚂蚁集团IPO，这被广泛视为北京整顿科技企业的第一枪。随后，政府掀起了一场历时近三年的监管风暴。 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科技政策像一个钟摆，在严厉监管与温和扶持之间剧烈摇摆。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对彭博社表示：“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逆风的背景下，北京正在重新定位民营企业，将其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支柱。”他认为，尽管此前已有迹象表明监管收紧即将结束，但马云的回归“标志着监管调整正式画上句号”。 目前，中国国内消费持续疲软，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日益加深。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继续加征关税。在政府刺激措施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被寄予厚望，成为提振市场信心的关键力量。彭博社报道称，DeepSeek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突破，直接引发了中国境内外股市1.3万亿美元的上涨，而这一切是在没有政府刺激的情况下实现的。 习近平选择此刻与科技企业家会面，被认为是希望抓住这一势头，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自中国房地产业深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对习近平推动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这次座谈会不仅仅是向国内企业传递信号，也被外界解读为向华尔街及国际市场释放稳定政策预期的信号。 “习近平正在向特朗普释放信号：你有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但我在中国也有一支强大的科技领军团队，”美商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陈澍(George Chen)对彭博社表示。他指出，上个月特朗普就职典礼上，硅谷科技界大佬纷纷到场，而习近平的这次高调会晤，看上去像是北京作出的一个对等回应。 不同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此次座谈会时，刻意将科技企业家以背影呈现，而媒体摄像机的焦点则牢牢锁定在习近平身上，似乎是反映中国政府依然牢牢掌控着民营经济的话语权。 习近平对科技民企的讯息 尽管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既支持公有制经济，也支持私营经济)和“三个没有变”，被中国官方媒体视为给民营企业的“定心丸”，但政府对科技行业的支持仍然有明确的前提：科技企业必须符合国家战略目标。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表示，民营企业必须“胸怀报国志”，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商业领域的领导权，呼吁民营企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长期为西方读者解读《人民日报》的印度学者马诺杰·克瓦尔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向企业界传递的信息是：“你们是有价值的参与者，但在更大的格局中，你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 美商亚洲集团的中国区总监林汉升(Han Shen Lin)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的关键信息在于“激励创新应服务于国家，而非为了创新本身”，民营经济最终需服从党的战略目标。 “习近平持续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民营企业想要发展，就必须认同党的叙事，并落实党的政策和指示，”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则对彭博社指出，“在一个党领导一切的国家，我们清楚看到了民营企业面临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政府的新宠？ 在美中科技竞争日渐激烈的背景下，AI技术被中国政府视为中国实现科技自立和技术领先目标的关键。目前，AI当下正成为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利益紧密结合的典范。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曾依靠消费科技初创企业和平台经济来推动新一轮增长，如今AI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写道。习近平屡屡提及的“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正是通过在新兴产业取得突破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放缓。AI在近年来是被明确列为重点支持对象的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中国政府是AI政策的制定者，AI初创企业和AI科研的投资者，也是AI应用的大客户。 “如今，每一家成功的中国AI公司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香港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 中国AI行业相对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北京深知过度监管可能扼杀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过，中国政府仍然在加强内容管控，确保生成式AI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防止潜在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张湖月认为，如果中国的AI行业遭遇严重的滥用事件，导致广泛争议并威胁到社会稳定，监管收紧可能会突然到来。 张湖月是新书《高空钢丝：中国如何监管科技巨头与管理经济》(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的作者，她在其中深入解析中国的科技监管政策。 科技政策“三阶段循环” 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中国科技政策几乎总是遵循三阶段模式： • 宽松阶段：政府允许企业自由扩张和竞争，给予相对灵活的发展环境。 • 严厉整顿：在企业规模过大或市场出现混乱时，政府突然大规模出手，以反垄断、数据安全、金融监管等理由突袭式严厉打击，导致企业利润锐减。 • 放松管控：经历市场动荡后，政府逐步放松监管，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发展。 这套模式在过去十多年里一再重演。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例，自2000年代以来，这两家科技巨头通过大量并购扩展业务，几乎涵盖了中国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种扩张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和更少的选择。然而，监管机构长期默许这种行为。直到2020年，政府突然启动科技行业监管风暴，开始调查企业过去的并购交易，并对违反反垄断规定的企业开出巨额罚单。 北京对科技行业的强力整顿，导致中国科技企业数万亿美元市值蒸发，重创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并加速了美中经济的脱钩。 2023年7月，在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两年半后，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宣布对蚂蚁集团违规行为罚款71亿元人民币。行业专家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对科技行业的监管风暴已经结束。随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企业座谈会上对大型科技公司表示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公开肯定了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对国家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贡献。 张湖月进一步指出，西方观察者往往只关注中国监管的“打压”阶段，但这些打压行为掩盖了中国政府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共生关系。 她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解释说，中国地方政府在税收、就业和创新方面高度依赖科技企业，很多科技公司被称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些企业。张湖月举例说，在2016至2021年间，广州的三家地方法院共受理超过13万起金融科技公司拉卡拉提起的网络借贷诉讼，几乎充当了该公司的外包专属仲裁机构。而且，拉卡拉几乎在所有案件中都胜诉。 2020年以来的科技监管风暴 2020年10月24日，马云在上海举办的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言，抨击了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业。他称监管系统扼杀了创新，称银行业依旧是“当铺思想”。他发言的当天离他旗下蚂蚁集团“史上最大IPO”不到几天时间，此上市案规模达到创纪录的370亿美元。 路透社援引匿名中国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投资人的消息报道称，正是这次演讲一石激起千层浪，最终导致上市计划夭折。 2020年：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监管风暴序幕拉开 2020年11月3日，上交所通告暂停蚂蚁集团上市，该集团原计划于11月5日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在此之前，中国监管机构约谈互联网金融巨头蚂蚁集团高管，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蚂蚁控股股东马云。 2020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包括腾讯、美团、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在内的27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被要求纠正垄断、不公平竞争和假冒伪劣问题。 2020年12月24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阿里巴巴禁止商家在其他购物平台上销售商品的做法涉嫌垄断行为而立案调查。 2021年：中国“反垄断”元年 2021年4月：阿里巴巴因其“二选一”做法被认定为垄断行为，收到创纪录的182亿元“天价”罚单，占其2019年国内销售额的4%。据《南华早报》报道，市场监管总局随后召集包括阿里、腾讯和美团在内的34家科技公司，要求它们从阿里巴巴案中汲取教训。 2021年5月：猿辅导、作业帮因虚假宣传被罚250万元人民币。 2021年6月：美团因外卖员待遇问题遭反垄断调查。 2021年7月：市场监管部门开始追溯调查科技企业自2000年代初以来的并购交易，并对未依法申报的交易开出罚单。阿里、腾讯和滴滴等22家公司被处以每笔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021年7月：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两天后，被网信办以“数据安全违规”为由下架。随后，看准网、满帮集团等公司亦遭调查。 2021年7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数据安全法》，强化对企业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 2021年7月：中国网信办要求拥有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企业赴海外上市前需接受安全审查。 2021年7月：中国工信部责令25家企业整改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2021年7月：国务院发布“双减”政策，教育部禁止公立学校教师进行有偿补课，禁止营利性校外补习，导致新东方、好未来等企业股价暴跌。 2021年8月：受“双减”政策影响，美国语言学习应用Duolingo在中国下架。 2021年8月：限制未成年人每周仅能玩三小时网络游戏。《经济参考报》批评网络游戏为“精神鸦片”，腾讯、网易等游戏公司市值蒸发数百亿美元。《证券时报》建议取消游戏行业的税收优惠。 2021年8月：中国证监会计划禁止数据密集型科技企业赴美上市。 2021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整顿在线保险行业。 2021年10月：美团因“二选一”垄断行为被罚34亿元人民币。 2021年12月：监管风暴逐步降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数字经济，监管口径有所放松。 2022年：监管风向开始转变 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首次承认大型科技公司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鼓励其发展。监管风向开始转变。 2022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向科技企业高管表示政府将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和上市，提振市场信心。 2022年7月：网信办对滴滴处以80亿元人民币罚款，结束对滴滴长达一年多的数据安全调查。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国际竞争中的作用。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次年要抓好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2023年：科技监管风暴的收尾 2023年1月：滴滴宣布获得网信办批准，恢复新用户注册。蚂蚁集团等14家平台公司宣布在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基本完成业务整改”。 2023年7月：在蚂蚁集团上市计划被叫停两年半后，收到71亿元人民币的罚单，被行业专家视为科技监管风暴的收尾。 2023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召集腾讯、阿里、美团等企业座谈，表示政府将支持科技行业发展。国家发改委也公开肯定了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对国家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贡献。 过去几年，中国科技行业的整顿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超乎预期的冲击。张湖月对《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指出，科技企业受到的最大惩罚往往不是罚款，而是市场情绪的崩溃。例如，2020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仅在官网发布了一条短短的公告，称正在调查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行为，结果阿里巴巴市值在一夜之间蒸发1000亿美元，比最终罚款的282亿元要严重得多。
随着美国计划取消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关税豁免(de minimis rule)，中国跨境电商的低价出口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Shein、Temu等平台的销售增长放缓，部分商家利润被严重压缩。面对这一市场变局，中国电商企业正迅速调整策略，包括转向“半托管”模式、加快海外仓建设、拓展中东、拉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寻找新的增长点。 美国将取消小额包裹豁免，中国电商销售下滑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计划取消800美元以下进口商品的小额包裹关税豁免，这意味着中国电商出口到美国的低价商品将不得不缴纳高额关税，极大削弱其价格竞争力。这一政策调整将直接影响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的定价与竞争模式。 尽管美国政府于2月7日宣布暂缓取消豁免，但市场反应迅速，美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发生明显变化，导致中国电商销量大幅下滑。 彭博社2月12日援引彭博交易分析平台(Bloomberg Second Measure)的数据报道，Shein自2月5日在美国销售额五天内下降16%-41%，Temu同期销售额降幅达32%。报道指出原因与消费者担心支付额外费用而推迟下单有关。 《金融时报》2月23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Shein内部预计2024销售额增长19%，净利润降至10亿美元，下降近40%。但Shein尚未公布最终财报。 中国媒体《晚点财经》2月14日的报道亦证实，多位来自两家电商平台的服装、家居、饰品类卖家证实了店铺销量出现波动下滑，也反馈平台的应对措施，包含Temu放宽半托管核价，不再要求亚马逊6-7折。 分析认为，消费者对潜在税收增加的担忧导致下单意愿下降，而Shein和Temu也纷纷调整策略，以减少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例如：Shein推出“爆单计划”(2月12日)——通过站内外流量扶持，提高国际市场销量；Temu 计划3月起引入自主定价的第三方店铺，降低对“全托管”模式的依赖。 此外，路透社2月18日的报道称，Shein执行董事长唐纳德·唐(Donald Tang)在2月17日致信投资者称，尽管面临挑战，Shein的增长仍然强劲，但知情人士透露，Shein可能会在伦敦IPO时降低估值至300亿美元。 除了Shein和Temu等跨境电商平台，向平台供货的个体商家也直面冲击。在广东的Temu商家、小红书博主廖小姐以书面答复美国之音称，“部分热销断货、还有政策因素，销量数据简直惨不忍睹”。 廖小姐表示，美国关税政策对Shein、Temu影响较大，隐性成本大幅上升，物流时效变慢、库存周转力变低。 Shein和Temu推出“半托管”模式，加速海外仓建设 面对美国即将调整的关税政策，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正加快从“全托管”向“半托管”过渡，以提升物流时效、降低政策风险。 “全托管”意味着商家提供货品，电商平台全权负责仓储、配送、售后等环节，而 “半托管” 则允许商家保有一定自主权，负责部分运营和库存管理。 广东的Temu商家廖小姐表示，美国关税政策将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影响库存周转率，而“半托管”模式为跨境商家提供了缓冲空间：“近期美区‘半托管’模式的流量大幅增长，商家可以通过海外仓来应对未来的政策变动。” 事实上，相关话题在中国社媒涌现热议，湖北电商卖家“Temu运营笔记”在小红书发文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变动对卖家的影响包含成本压力剧增、平台模式需由全托管切换半托管、定价策略混乱。而应对策略包含短期的优先清仓低利润商品、半托管模式降低风险；长期布局则是工厂直发搭配本地舱备货的供应链优化、同步布局TikTok shop和独立站等多平台分流、以及合规升级高门槛品类。 深圳跨境电商渠道商萧先生认为，“半托管”的本质是要求商家把货备到美国的平台仓，待消费者下订单后从本地发货，销售更快、用户体验更好，在“客户第一”的逻辑下，半托管模式可说是市场的选择。然而，商品入舱的备货成本提高，对个体商家的资金门槛变高，将导致“很多商家玩不起”，虽然这对平台而言可能却是好事，可以挑选优质商家参与重资项目，通过更高效履约和有竞争力的价格留住消费者。 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戴志言指出，“半托管”代表物流作业的游戏规则改变，以及平台和商家的利益和责任的转换。从过去的“同包同仓”改由未来商家自行负责中国到美国集货仓的货运和小额关税，平台则负责发货和处理订单。 他告诉美国之音：“考验每一个平台的财务以及他供应链调整的速度，过去都是从中国汇集在深圳上海，做最后的组装打包，然后到美国进关的时候就一包一批给个别的消费者。那现在这个模式很可能变成最终的组装点就拉回到美国，那我的供应来源可能开始降低中国比重，有些配件从加勒比国家过来，劳力密集就用东南亚那边出货。” 戴志言指出，对于具备一定规模的供应商而言，为了规避因货物集中在同一货柜并通过正式报关渠道而面临25%或10%关税的额外征收风险，采取分拣分包的策略，尽管会增加物流和运营成本，但仍能保留一定的利润空间，使其在美国市场的实体配销网络得以持续运作。 多元市场布局，拓展新兴市场 不过，对于规模较小的微型供应商来说，他们没有国外的运输渠道，无法负担复杂的物流和分装成本时，一旦无法获利则会考虑放弃与平台合作，并转移到非美国市场维持全托管模式。 深圳跨境电商渠道商萧先生便指出，跨境电商订单量下降仅发生在个别区域，像是加征关税的美国，要因应政策导致的阶段性销量下降，商家首先可调整做生意的地域，像是在非洲、拉美地区寻找增量。 “如果我能找到对的市场，我的量也可以不下降，”萧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我不要做区域化生意，做成全球化的、或者相对每个市场都均衡一点，这样某一个市场的变化，对我生意的影响会降低很多。” 萧先生主营的电商渠道包含Shein、速卖通(AliExpress)和美客多(Mercado libre)。他强调，中东、非洲和拉美的电商用户数增长非常快，互联网增长的红利仍在，加上中国产品确实具有高性价比。他表示，美国市场人口基数红利大，且人均消费力高，是跨境电商“不错的市场”，但若受制于关税问题，市场吸引力会下跌。像是手机或数码类产品，欧洲、俄罗斯、中东等市场甚至比美国好。
2025年2月24日，俄乌战争迎来了三周年。三年前的今天，俄罗斯坦克碾过乌克兰边境，普京一声令下，点燃了这场深刻影响全球的战火。如今，硝烟未散，乌克兰的土地满目疮痍，俄罗斯咬牙硬撑，而特朗普刚回白宫一个多月，就把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乌克兰必须赢”到“美国优先”，这不仅让乌克兰人傻眼，也让全世界懵了圈。 这三年，世界变了多少？又有哪些没变？从战场上的炮火，到大国间的暗斗，再到普通人碗里的饭、兜里的钱，今天就来聊聊这些。 网络图片 1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世界依然在等一个结局。 但在这个漫长的拉锯战里，现实比任何战场推演都更残酷。乌克兰的反攻已经疲态尽显，俄军则在冬季战场上逐步取得优势。 最意外的变化，却不是前线的战局，而是华盛顿白宫的态度。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一个多月里，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政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曾经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美国，如今正站在“劝和”的立场上，而“和”的另一面，正是对俄罗斯的让步。曾经无比团结的西方阵营，已经开始出现裂痕。战争的结局，或许就在不远的未来，但对乌克兰来说，这可能不是他们曾经期待的结局。 2024年底，乌克兰战场上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不乐观。自从2023年夏季的大反攻受挫，乌军开始陷入战略被动。2024年秋季，俄罗斯在顿巴斯发动新一轮攻势，经过数月激战，逐步蚕食乌克兰的战线。从巴赫穆特到阿夫迪夫卡，乌军的防线开始崩溃。到了2025年1月，乌军在阿夫迪夫卡的残余部队被迫撤离，而俄军则稳步推进至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 战场上的形势比表面上的推进速度更糟糕。乌克兰的弹药供应已经出现问题，西方提供的155毫米炮弹库存严重不足，美国国防部2024年底的评估报告就曾警告，乌克兰在2025年春季可能会面临“弹药短缺的临界点”。 网络图片 事实上，从2024年11月开始，乌军的炮击密度就明显下降。据英国智库RUSI的数据显示，2023年乌军日均炮击量为6000至8000发，而到了2024年底，这一数字下降到3000发以下。与此同时，俄军的火力却保持稳定，得益于伊朗的无人机支持，以及朝鲜等国提供的关键物资，俄军的弹药供应一直保持稳定。乌克兰前线指挥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地使用每一发炮弹，而俄军却毫无顾忌地向我们倾泻火力。” 更让乌克兰难堪的是兵源问题。2022年战争初期，乌克兰士气高涨，志愿者络绎不绝。可是到了2024年底，战争已经进入“消耗模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逃往波兰、德国，避开征兵。乌克兰政府在2024年底不得不将征兵年龄下调至17岁，同时加大对逃避兵役者的打击力度。一位乌克兰军官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你不能指望一个19岁的孩子，在没有足够训练的情况下，在战场上和经验丰富的俄军拼命。”而在东部战线，一些乌军士兵向媒体透露，他们的轮换周期已经从6个月延长至12个月，许多士兵连续作战，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乌克兰的困境还不止于战场，更大的危机来自华盛顿。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仅仅两周后，他便宣布冻结美国对乌克兰的20亿美元军事援助。特朗普的理由很简单——“美国优先”。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我们不能再继续为这场没有尽头的战争买单，乌克兰必须现实一点，和俄罗斯坐下来谈判。” 特朗普的这个决定直接切断了乌克兰最关键的军事补给线。过去两年，美国是乌克兰最主要的武器供应国，仅2023年，美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海马斯”火箭炮、“爱国者”防空系统、F-16战机等。而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不仅冻结援助，还开始重新审视此前承诺的武器交付计划。 特朗普的对俄政策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他在2月初宣布，美国将取消对俄罗斯部分铝产品的制裁，并考虑调整对俄石油的进口限制。马克龙和朔尔茨紧急召集欧盟成员国讨论援乌方案，但现实很残酷——美国每年提供的援助相当于整个欧盟的两倍，如今美国退出，欧洲能否填补这个空缺？ 相比之下，俄罗斯却在这三年中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普京始终没有改变他的立场——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特别军事行动”。尽管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制裁，俄罗斯经济仍然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2024年，俄罗斯GDP增长了2.5%，主要依靠能源出口以及与印度等国的贸易。2025年，俄罗斯的军费预算已经占到GDP的8%，比2022年翻了一倍。俄罗斯军工产业全面复苏，据《生意人报》报道，俄军已经将T-80坦克的生产量提高到战前的三倍，同时大规模改造苏联时期的旧武器，以满足前线需要。 而在国内，普京的控制力依然稳固。尽管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俄罗斯社会并未出现真正的大规模抗议。克里姆林宫通过提高军人工资、给予战斗人员家属额外补贴、加大对反战声音的打压力度，成功维持了国内的稳定。2024年底，普京再次当选总统，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撼动的政治现实。 网络图片 2 美俄关系正在经历三年来最剧烈的一次逆转，而这一次，不仅仅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重新调整，更是整个国际格局的一次大震动。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多次表示，美国不应该无条件支持乌克兰，也不应将俄罗斯逼入绝境。上台仅一个月，他就迅速兑现了这一承诺，冻结了对乌克兰的主要军事援助，并在2月初通过外交渠道释放出与俄罗斯重新接触的信号，以及随后美俄外长在沙特的会谈。据《华盛顿邮报》援引白宫内部人士的消息，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与俄罗斯进行某种“交易”。 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北约内部的剧烈动荡。美国不仅冻结援乌，还在2月中旬的一次北约内部会议上暗示，可能会削减对北约的财政支持，并要求欧洲国家“自担安全责任”。《金融时报》报道，德国法国正在紧急磋商，试图加强欧洲防务合作，以填补美国撤退留下的战略空白。欧盟委员会甚至提出设立一个2000亿欧元的“欧洲防务基金”，以支持成员国加强军事建设。 但问题在于，欧洲能否真正独立撑起防务体系？德国过去几十年一直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国防预算长期低迷，2023年的军费开支仅占GDP的1.57%，远低于北约2%的最低标准。尽管德国政府承诺要增加军费，但短期内仍难以弥补美国的空缺。而法国尽管军事实力较强，但仍然缺乏足够的战区指挥经验。更糟糕的是，欧洲内部并不团结，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援乌持怀疑态度，甚至支持与俄罗斯谈判，而波兰则坚持对俄强硬立场，这种内部分裂让欧洲的自救变得更加困难。这次联合国投票，匈牙利就跟随俄罗斯和美国，投了反对票。 能源问题始终是俄乌战争引发的关键经济议题之一。 过去三年，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从欧洲大幅转向亚洲。2024年，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气出口比战前减少了70%，而对强国的出口则增长了近两倍。 与此同时，美国的能源政策也在调整。拜登政府曾在2022年全面支持欧洲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并推动美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但特朗普上台后，这一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重新评估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政策，并可能减少对欧洲的供应，以确保美国本土能源价格的稳定。 对于欧洲来说，能源供应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战略安全问题。2024年冬天，欧洲的能源价格再次飙升，天然气价格在一周内上涨了30%，许多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要恢复使用煤炭。德国甚至在1月宣布，将延长部分燃煤电厂的运营时间，以应对能源危机。与此同时，法国、荷兰等国也开始重新评估核能的战略地位，试图降低对外部能源的依赖。 经济层面，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仍在继续。由于西方与俄罗斯的经济脱钩，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2024年，俄罗斯的经济虽然承受了西方制裁的压力，但并未崩溃。而欧洲则因为能源危机和对俄脱钩，经济增长受限，2024年欧元区GDP增长仅1.2%，而德国经济甚至陷入技术性衰退。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而俄乌战争仍然是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变量。如果战争在2025年停火，全球通胀压力可能会缓解，欧洲能源价格可能会回落，但如果战争继续，全球经济可能还将面临更长时间的不确定性。而这一切，最终还是取决于美俄、中俄以及欧洲的战略选择。 3 乌克兰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 三年前，基辅的街头还满是挥舞蓝黄旗的年轻人，冲着镜头高喊“我们一定会赢！”但到了2025年，这样的声音已经变得稀少。战争的泥潭太深，已经吞噬了太多人的希望。过去，美国的军事支持是乌克兰战场上的“输血袋”，每个月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和资金，支撑着基辅的抵抗。但现在，这个输血袋被扯掉了，乌克兰经济迅速下滑，2025年GDP预计跌破900亿美元，比战前缩水近40%。 基辅的普通人日子更难过。一个简单的现实是，乌克兰的男人越来越少了。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已经流失了超过1000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而成年男性则被强制征召入伍。劳动力短缺导致经济活动几乎停滞，乌克兰农业生产下降了35%，工业产值更是降到历史低点。在哈尔科夫，一家曾经年产50万辆汽车的工厂，如今连5000辆都造不出来。没有工人，没有供应链，没有市场。战前繁荣的IT行业也大幅萎缩，外企撤离，程序员出逃，乌克兰失去了一个曾经撑起经济的重要支柱。 更让乌克兰政府头疼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场战争是否还值得继续。2022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全民英雄，但到了2025年，他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40%以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有能力带领国家走出战争的泥沼。 如果战场形势继续恶化，不排除乌克兰国内会出现政治动荡，甚至可能有人开始呼吁重新审视与俄罗斯的谈判可能性。 网络图片 相比乌克兰的挣扎，俄罗斯的情况看上去要稳定得多。尽管西方的经济制裁仍然存在，但2024年俄罗斯GDP增长了3.2%，远高于欧美国家的预期。普京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让俄罗斯经济适应了制裁的环境，比如通过强国、印度、土耳其等国的贸易网络绕过制裁，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依然可观。《金融时报》分析认为，2025年俄罗斯预算中的国防开支将达到GDP的8%，这是自冷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莫斯科已经做好了长期战争的准备，并不急于结束战斗。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完全支持战争。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官方数据仍然显示普京的支持率在70%以上，但私下里，许多俄罗斯人对战争已经产生厌倦。2022年部分动员时，数十万人逃离俄罗斯，到了2024年，更多的人选择沉默，而不是逃跑，因为离开的路已经被堵上。莫斯科的年轻人仍然能在地铁里听到街头艺人弹吉他，但他们也知道，几百公里外的战壕里，和他们同龄的人正在挨冻、挨饿、挨炸。 在俄罗斯远东城市伊尔库茨克，一家超市的收银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生活还过得去，但我们都知道，和以前不一样了。物价更高，进口商品更少，手机更新换代慢了，旅游的选择少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变得更小心翼翼，害怕说错话。” 即便如此，普京的权力依旧牢不可破。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在高压统治下，俄罗斯的“战争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民众的反对声音虽然存在，但很难形成实质性的挑战。 在西方，战争的热度也在迅速下降。美国人已经厌倦了这场遥远的冲突。2024年中期选举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成功吸引了大量选民，他承诺把钱花在美国本土，而不是继续无休止地援助乌克兰。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22年时，67%的美国人支持援助乌克兰，但到了2024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40%以下。共和党选民中，超过60%的人认为应该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而民主党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华尔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美国不能永远为乌克兰买单，我们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欧洲的情况更复杂。一方面，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仍然坚定支持乌克兰，并且在特朗普削减援助后，承诺将自己的军费提高到GDP的3%以上，以弥补美国的撤退。但另一方面，德国、法国等国家的态度已经发生微妙变化。《明镜周刊》报道，德国政府内部正在讨论是否应该推动某种外交解决方案，以避免战争长期化给欧洲经济带来更大的伤害。2024年，德国经济增长几乎停滞，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失业率开始上升，而法国的情况也类似。在这种背景下，欧洲民众对乌克兰的支持开始动摇，极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的支持率上升。2025年2月德国大选，极右翼政党AfD的支持率已达20%，他们公开反对继续援助乌克兰，认为德国应该把资源优先用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 在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党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她的竞选口号很简单：“法国人的钱应该花在法国人身上，而不是基辅。”在意大利，梅洛尼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一些右翼议员呼吁减少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在荷兰，极右翼的自由党在选举中取得突破，主张与俄罗斯重新建立正常贸易关系。这些变化意味着，欧洲的政治风向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乌克兰很难再从欧洲获得无条件的支持。 三年前，俄乌战争的爆发曾让世界震惊，但三年后，它正在慢慢变成一个“习惯性存在”的冲突。人们不再每天关注新闻头条里的战况，而是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乌克兰人在担心未来，俄罗斯人在适应现实，美国人在远离战争，欧洲人在寻找新的平衡。战争还在继续，但它对世界的冲击，正在变得越来越“常态化”。最终，战争的结局，可能不取决于哪一方的军事胜利，而取决于所有国家的耐心和资源能撑多久。 网络图片 4 三年的战争，让世界看到了什么是“变”，也看到了什么是“不变”。 美国的态度变了。从拜登的“乌克兰必须赢”，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这一转变比战场上的任何一场战役都更具决定性意义。特朗普的上台让乌克兰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甚至可能让这场战争的终结时间表大幅提前——不是因为乌克兰胜了，而是因为乌克兰撑不住了。 从历史来看，美国撤手的那一刻，往往就是盟友最危险的时刻。1975年，美国撤出越南，西贡迅速沦陷。2019年，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库尔德武装瞬间被土耳其军队碾压。2021年，美国匆忙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在几周内重夺政权。2025年，会不会成为乌克兰“被放弃”的一年？或者乌克兰能找到新的支点，在失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撑下去？没人知道答案。 欧洲站在十字路口。三年前，欧洲一致支持乌克兰，德国、法国、英国、波兰都义无反顾地提供援助。但三年过去，经济困境、通胀飙升、能源短缺，让欧洲的民众开始疲惫，越来越多人在问：这场战争到底还要打多久？ 2025年的欧洲，面对特朗普的战略撤退，必须决定是否独立承担援乌责任。马克龙、朔尔茨的政府正在加紧讨论，是否建立一个由欧洲主导的“乌克兰援助机制”，甚至有人提出，欧洲要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以避免完全依赖美国。 但现实是，欧洲内部并不团结，右翼势力崛起，许多国家的选民越来越反感继续向乌克兰输血。法国大选在即，德国的AfD党支持率上升，波兰、匈牙利的立场更加分裂。欧洲真的有能力接过美国丢下的接力棒吗？ 三年来，普京的目标从未动摇——无论西方如何制裁，无论战场如何胶着，俄罗斯始终在坚持“吞下乌克兰”的战略目标。最初，他想用闪电战拿下基辅；后来，他调整战术，把战线拖成一场消耗战。而到了2025年，俄罗斯是否会调整战略目标，是否会寻求更大范围的控制？如果乌克兰在美国的撤退下失去支撑，普京会不会索性拿下更多的领土，甚至在欧洲东部制造新的危机？如果特朗普对俄罗斯的让步让克里姆林宫更有信心，莫斯科是否会把战略野心扩展到其他地区，比如波罗的海，甚至更远？这场战争的最终形态，可能还未完全展现出来。 三年来，中国始终保持“中立”立场。但现在，美国撤退，欧洲分裂，中国要不要进一步加码？ 不管哪种选择，中国的决策，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 全球格局进入新阶段。如果2022年2月24日的战争爆发，是冷战后世界格局的第一次剧烈震动，那么2025年，则可能是全球权力版图重新调整的关键时刻。美俄背后的政治交易，会不会成为战争的终局？特朗普的政策变化，是否会促成一场新的外交谈判？还是说，一旦美国的支持减少，乌克兰的崩溃速度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快？世界在等待答案，但这场战争已经告诉我们——国际政治从来不按道义行事，而是按利益计算。 乌克兰的命运，不只掌握在乌克兰人自己手里，甚至不只掌握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而是在华盛顿、柏林、巴黎和北京的办公室里，被各种权力游戏和交易计算着。最终，这场战争会怎么结束，可能取决于某个安静的会议室里，几个人签下的那份协议，而不一定是在战场上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 三年前，全世界以为这场战争的结局会很快到来。但三年后，我们发现，变的不是战争的本质，而是人们对战争的耐心。 网络图片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或者你对全球经济、能源市场、地缘政治的变局感兴趣，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 在这里，我们不只是做信息的搬运工，而是深度解析热点背后的逻辑，挖掘市场趋势，寻找真正值得关注的机会。全球供应链如何重塑？美联储政策如何影响资产配置？中俄能源合作对市场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深入探讨。 知识星球不仅是阅读，更是交流。这里有对全球市场敏感的行业人士、投资者、研究者，一起洞察未来趋势，分享独家观点。如果你不满足于碎片化信息，而想真正看懂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欢迎加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码头青年
2023年以来的经济低迷，与其说是经济不好，还不如说是经济到了瓶颈期。 因为很多人都在困惑：科技产业还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制造业也还是冠绝全球，但为什么总感觉经济发展不动了？就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停滞感和无力感，好像看不到未来了？ 其实这实属正常。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持狂飙式的发展超过三四十年，无论1880年到1920年之间的美国、二战后的日韩，这种“光速”发展，“跑步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都持续不过三四十年。 经济是有规律的，人类无法超越规律。中国人一向不信邪，认为中国模式举世无双，可以创造奇迹，但现实告诉我们，规律还是起作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红利，已经耗尽了。 接下来，必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和模式，而不是依靠以前的旧思路。 网络图片 现在这种红利耗尽的表现有很多：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的债务全都高企。再叠加外资撤离、内需低迷，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我们所看到的瓶颈期。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腾飞的背后，有几个关键动力。 首先，是人口红利。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享受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人口红利——年轻、低成本的劳动力支撑了制造业的崛起。但如今，人口老龄化已成现实，年轻劳动力不足，抬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也降低了经济活力。 其次，是房地产红利——本质上是政府卖地所释放的资本红利、融资红利。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大规模城市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投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然而，如今房地产市场饱和，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激增，房地产已经从增长引擎变成了负担。 第三，是全球化红利。中国加入WTO后，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强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工厂，享受了全球市场的扩张红利。但这几年来，全球产业链正在调整，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动制造业回流，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正在被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蚕食。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这些红利曾是最强劲的动力来源。但现在，燃料消耗殆尽，列车的速度开始减慢。 网络图片 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过“刘易斯拐点”理论，指出当一个经济体从“劳动力过剩”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工资上涨、投资回报下降，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而中国正是处于这样的阶段。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看看最新诺奖经济学得主的分析报告吧！ 昨晚，2019年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重磅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它被授予三个发展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 过去，中国靠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但如今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在不断下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在早期确实带动了经济，然而现在，很多城市的高铁站荒无人烟、鬼城遍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投资回报远不如从前。 企业端也一样，以前制造业企业享受低成本扩张，如现在不仅成本上升，海外订单减少，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成本优势也在边际递减。 另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过去几十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轴之一，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居民将财富押注在房子上，银行向房地产企业大量放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循环。 但现在，这个循环正在断裂。房价下跌，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融资困难，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整个经济进入了“去杠杆”的痛苦阶段。 房地产，导致居民财富、政府财政都在直接缩水。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外资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跨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近年来，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 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战以来，西方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受挫。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纷纷调整供应链，苹果、三星、富士康等科技巨头已开始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 其次，中国的营商环境不如过去。早期，外资进入中国时，享受低税收、土地优惠、宽松的市场监管。但如今，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加剧，许多外资企业感觉“水土不服”。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创下新低，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减少在华投资。外资的撤离，不仅意味着技术和资本的流失，也影响了中国企业与全球产业链的融合。 网络图片 如果说外资撤离是“外患”，那么消费疲软则是“内忧”。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最终要靠消费支撑。但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市场呈现出疲软的态势。 首先，居民收入增长放缓。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庭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但近年来，收入增速放缓，而物价、房贷等支出却在上升，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 其次，消费信心不足。疫情、房地产危机、就业压力等多重因素，使得很多人不敢花钱，储蓄率上升，消费降级成为趋势。年轻人更倾向于节省开支，“特种兵旅游”、“九块九外卖”、“躺平式消费”成为新潮流，这与十年前中国消费市场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 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来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果消费动力不足，企业销售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那么，中国经济还有出路吗？当然有，但关键在于如何调整方向。 网络图片 首先，必须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而不是让市场化成为一句行政命令式的口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力度逐渐减弱，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停滞。要想突破当前困境，政府需要放松对市场的干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给予企业更稳定的预期。 其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中国过去依赖“模仿——改进”的模式，但未来需要真正依靠原创技术，提升高端制造业和科技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来看，这种原创虽然有但还不够多。 第三，推动消费升级。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加社保保障、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式，增强消费信心，真正让老百姓敢花钱、愿意花钱。 当然，这些改革并不容易，甚至会伴随着痛苦的调整期。但如果继续依赖旧的增长模式，最终只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中国的改革开放红利，确实已经消耗殆尽。人口红利不再，投资回报下降，外资撤离，消费疲软，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让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瓶颈期。 但危机也是转机。如果能够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激活消费市场，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关键是，愿不愿意迈出这一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这两天一则新闻报道在知名媒体出现： “GuXX训练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引关注，金额超过4700万元。” 尽管这笔财政支出其中也包含另一位运动员，但该著名运动员约占到了4700万元，另一位只占到100多万元。这笔钱，是2023年、2024年两年的支出费用。 财政是什么？钱从哪来？答案：从个人和企业的纳税当中来。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她并非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运动员，为何她的训练费用还需要财政来出？ 在我们以往的认知当中，这样类型的“外国空降”双国籍运动员，应该是自己请教练、自己承担费用。而举国体制的逻辑是，你从小就由国家培养，所以国家出钱，你为国效力。 在网球明星李娜当年寻求单飞的时候就面临这个问题——国家认为你以前的训练成本是公共支出，那么你现在又要转变成“个体户”，那怎么行？ 所以，当时没少扯皮。 现在这位运动员带来的是新问题：“外国空降”运动员，公共财政应当为其支付训练费用吗？以前是“国外个体户”，现在增加一本护照，就能立刻转变成“国有单位”，由纳税人来养活了？ 这是我的知识盲区，不懂，我只是提问。 4700万元作为公共财政能干啥？我找了一个数字作为对比：从2009年开始，浙江省财政每年将安排5000万元作为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扶持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学前教育。 这个培养成本，等于中国最发达的省份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如果是30枚金牌，背后的训练成本又能让多少个省份促进教育的发展？ 农村老人平均养老金每月200元，4700万元则是培养一名运动员的成本，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太对劲。一方面是养老金提升缓慢，另一方面却是大大方方。 一直都说教育、医疗总是缺钱，因为财政紧张，但是在培养金牌运动员方面，看起来预算并不紧张。 举国体制事实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早已跟不上时代了。在中国的体育发展战略当中，争金夺银也早已不是最重要的目标。但现实中，举国体制和争金夺银依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官帽、它是一些民众胸膛中的骄傲。 难道绝大部分老百姓宁可多纳税也需要鼓舞精神吗？财政支出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但是谁、什么程序在审核这些钱的用途？ “全民健身”喊了二十年了，从北京奥运会之前就在宣传全民健身，但中国的基层体育设施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都说中国足球发展的桎梏，是因为基层可供孩子们踢球的球场很少，这些钱可以修建多少座社区球场？ 一些小地方因为教育支出的紧缩，孩子们的午饭劣质化、缩水化，这些钱能让多少孩子喝上健康牛奶？ 在金牌这种看得见的方面花钱，可以让一部分民众兴奋、高潮、骄傲，但是在教育、医疗方面，既不能让官帽高升，又不能带来骄傲情绪，孰轻孰重，在百姓和肉食者眼中，看起来完全不同。 中国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经常看不懂。 哀哉！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网络图片 这个时代的舆论场，注定属于董明珠这样的弄潮儿。 前段时间，刚把格力专卖店改成“董明珠健康家”，引起巨大讨论，这几天，董明珠又用一番半夜通知论，抢占了观众的眼球。 董明珠在与俞敏洪的对谈视频中，自曝自己经常半夜发通知： “半夜三点钟我醒了，我就要研究公司，我想好了，马上就要发通知。他们经常说，我经常夜里给他们东西，他们早晨一看，哇，昨天晚上又有通知。” 俞敏洪说：“每次发个通知，把你的员工会都会吓得心惊胆颤的，老总怎么到现在还不睡觉？” 没想到，董明珠说：“不会，大家（如果）都是用这样的热情，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 网络图片 看着董明珠轻描淡写地把凌晨三点发工作指令说成工作热情，我只觉得背后发凉。心疼格力员工三秒，并决定以后买美的，没别的原因，单纯不忍心看格力的员工那么累。 看到网上有格力员工爆料，经常凌晨被微信轰炸，50条消息起步，第二天不执行还要被骂“不敬业”；周末团建必须秒回消息，否则会扣绩效；收到凌晨两点发的会议纪要，要求早晨六点前反馈…… 新闻一出，有人嘲讽“建议董小姐先给员工配股再谈24小时待命”，也有人质问“谁能给老板普及普及劳动法”，毕竟大家签的只是8小时合同，而不是24小时的卖身契。 董明珠张口闭口“大家都用这样的热情”，可她口中的“大家”拿着普通员工的工资，操的却是股东的心。 她要是真能把赚到钱分给大家，员工或许还能安慰自己“看在钱的份上忍了”，但现实是，打工人既分不到股权红利，还要承受半夜被工作支配的恐惧，这样的权责倒挂，才是最讽刺的。 更讽刺的是，当俞敏洪调侃“员工会被吓到”时，董明珠竟理直气壮问：“大家（如果）都是用这样的热情，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合着企业成败的大旗非得用员工的睡眠时间来缝制？ 这种把个人奋斗逻辑，强行套在员工身上的做法，本质上就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无耻侵占。 毕竟工作手机一响，打工人哪敢装睡，可董老板们永远不会懂，凌晨三点的消息提示音，对普通人就是意味着心跳加速、失眠焦虑。亮哥我在上家公司作为内容负责人，听到微信响都头皮发麻，何况是普通员工？ 可怕的是，这样的老板绝非孤例。我相信，你我身边多少都会有这样的老板，从互联网大厂的“狼性文化”到中小企业的“家庭式管理”，多少管理者把压榨当美德，把越界当敬业？ 这些老板们总爱把“以司为家”挂在嘴边，可他们忘了员工不是签了卖身契的家奴——家里可不会在凌晨三点布置任务，更不会把“随叫随到”写进家规。 更可怕的是，当这类管理者用“奋斗”包装剥削时，连社会舆论都会出现分裂： 有人捧臭脚说“这是敬业精神，也是老板成功的关键”，却看不见多少年轻人因此患上消息恐惧症，连手机震动都成了心理阴影的触发开关。 说到底，这类老板的可怕不在于凌晨三点发通知，而在于他们永远理直气壮地把人当工具。 董明珠可以炫耀自家别墅摆满格力电器，可以豪言“已经找到三四个接班人”，但这些光鲜背后，是无数普通员工在深夜里盯着刺眼的手机屏幕，是打工人在生活与工作的夹缝中艰难喘息。 当管理者把“敬业”异化成无休止的侵占，把“责任心”扭曲成随时的待命，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正在摧毁最基本的职场伦理。 一个连员工睡眠时间都随意践踏的企业，又有什么资格谈“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 当老板们陶醉在自己的“事业激情”里时，也该有人问问： 如果一家企业要靠榨干员工的生活才能运转，这样的成功，真的值得骄傲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亮见
我们无法预言历史，就是因为历史永远有偶然。而且，这种偶然往往会改变世界。 砸了几万亿、倾尽资源想要扭转“卡脖子”的情况，但几年以来，国企没有搞出DeepSeek这样的怪兽，反而是一个“玩票”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弄出来了。 讲了一万遍的道理，就是没有人听：科技创新的活力在于不要总是监管，而是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让企业们去“瞎捣鼓”。 但总是在迷信“指挥棒”，迷信“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当然也有作用，但仅限于发展初期摆脱贫困、追赶别国的科技这类事情。想要真正搞出点“硬货”，就必须得放手让私营企业去搞。 关于中国经济的故事本来是悲观的：进入2025年，当央行和财政部的大放水边际效应递减，当各项经济数据继续冰冷，我们以为，经济还是会继续趴在那儿。 没有人知道解方在哪里。世上再伟大的算命先生，恐怕也算不出，是一个小公司弄出来的算法，直接扭转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尤其是对科技产业的评估。 尽管我并不觉得DeepSeek能改变所谓国运，之前也在文章中解释过为什么。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低估DeepSeek所带来的剧烈“鲇鱼效应”。 网络图片 事实上，最近一个月股市的强劲反弹并非炒作DeepSeek这个单一产品，而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路径进行了彻底重估。 DeepSeek作为单一的大语言模型，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充其量只是一个便宜低配版的ChatGpt。但全球投行们所看到的改变，并不是它自身，而是它在中国制造业这个“水池”中游动起来的样子。 中国制造业的确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就在于齐全的产业链、庞大的集群效应。但在DeepSeek之前，它们都只是“一汪死水”，因为它们无法导向未来——万物互联、云计算、人工智能所连接的那个高端制造业未来。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软件和算法去连接制造业产品，中国就依然只是“世界工厂”；但有了DeepSeek，“世界工厂”才有了自己变成“万物互联中心”的可能性。 DeepSeek，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DeepSeek存在的意义，也戳破了之前国产大语言模型的谎言——根本没有一个真正能用的。 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也传来好消息，但不是马云的现身，而是阿里巴巴的财报。在财报当中，投资者们注重的并非它的传统业务利润，而是云计算业务，在未来的想象力。 这个云计算业务有了DeepSeek的加持，本来三倍利润空间可能会变成三十倍。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在中概股还是港股，阿里巴巴都毫不回头地暴涨。 从未来三年之后回望现在，阿里巴巴当下的股价可能就是当年英伟达起飞之前的那个黄金坑。 以上所有，就是最近中国科技股、港股科技股大涨的内在逻辑。 但问题也潜藏在其中。因为，这仅仅是科技股的大涨，而不是整个股市的大涨，更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彻底好转。 现在距离真正的经济复苏，还差得太远。 网络图片 中国经济复苏亚开行惠誉调升今年预测_大公网 所以全球投资者看好的并非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仅仅只是中国科技产业的未来。那么，中国科技产业能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吗？ 答案是：很难。因为必须要匹配对应的“软实力”。 历史上被科技革命推动发展的国家很多，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没有相应的“软实力”，科技革命也没用。 这一点可以从西班牙的经济史作为一个例证。西班牙一直都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尤其是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地区完整地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导致加泰罗尼亚至今依然是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区。 然并卵，西班牙在1950年代之前两三百年，很长时间都是西欧最穷的国家之一。因为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西班牙统治者们只干一件事：他们一边中饱私囊，一边放任政府官员腐朽堕落，这导致西班牙的经济落后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 网络图片 西班牙原本不必这么辛苦，然而从哥伦布时代起，西班牙就开始浪费作为初代全球霸主的国运——因为统治阶层的腐朽和僵化，始终未能在思想意识上引领全世界。 英国为何能成为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只是器物，关键还是在于英国人的逻辑、理性、法治、权力监督。 在亚当斯密说出“人生而自由”的时候，英国已经领先西班牙了。 在英国走向科学与理性精神的时候，西班牙还沉浸在传统天主教、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包裹下的愚昧之中；在英国实现宪政和权力监督已经两百多年的时候，西班牙到了1970年代才摆脱弗朗哥独裁。 于是，高下立判。 要说发展条件，西班牙哪样比英国弱了？地理大发现是西班牙率先受益的，全球殖民帝国是西班牙先建立的——至今美国的大量领土都是原来西班牙的领地。 但西班牙受制于落后的文化观念和僵化的政治制度，在不断拥有着硬件上优越条件的同时，却在“软件”上持续发展滞后，不仅失去了初代全球霸主的地位，而且成了欧洲落后的国家。 网络图片 所幸从1980年代以后，西班牙整个国家又开始充满活力，经历了一波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到了2000年代终于成为欧洲中流的国家。这个阶段的发展，正是自由的社会观念和健康的政治结构，所带来的红利。 每年，西班牙国王都会在新年讲话中这么说：西班牙人需要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法治、自由与社会共识，正是这些，促成了国家的繁荣与持久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关于西班牙的事情？ 因为放在宏观上、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会发现，必须要给予社会以自由的活力，才能让产业革命的影响真正发挥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 那种“一边管得很严很死、一边还能把经济搞得很好”的想法，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当年占尽天时地利的西班牙，都逐步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繁华。 美国的成功，不在于它拥有一个ChatGPT，而是因为它拥有一片高度自由的土壤，这片土壤能够源源不断地滋生出福特、IBM、苹果、OpenAI…… 相反，苏联虽然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美国较劲了二十年，甚至还在发射卫星方面赢了美国，但僵化的经济体制很快就让它败下阵来。 DeepSeek是一个契机，更是一个启示，那就是，创新必然来源于自由的市场环境，而非统一的指挥；要想让创新持久地发挥出推动经济的作用，就更需要整个社会结构的健康化，不断地深化改革。 也就是说，产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必须和“上层建筑”产生共振，才是持久的发展之道。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网络图片 如果当地可以早做预警，从各种渠道通知市民不要扎堆前往，并把景区道路管控的工作做得更细化，又何至于做出私家车堵路这么不规范的行为？ 文 | 梅堂 近日，有网友上传视频称，浙江宁波四明山区，有交通执法人员用一辆私家车堵住下山道路，原因是有领导在山里赏雪，执法人员还骂了自己。 2月23日下午，宁波余姚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称，根本没有领导在山里赏雪，是交通志愿者在劝导管理交通时，讲话比较冲、不文明，才引起了下山游客的不满。 网络图片 2月17号晚上，宁波山区下了蛇年的第一场雪。原本山上都春意盎然了，一夜之间变得银装素裹、玉树琼枝，宁波人上山踏雪的热情很快就被点燃了。 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发布自己上山踏雪赏春的帖子，上山有几条路线，哪条路线的景色最美……除了这些信息，因为山路狭窄，再加上雪滑难开，很多人都很担心行车安全。 上山的车多了，地方行政部门为了交通安全，进行疏导管制，也很正常。但要封路调控车辆流量，至少也得提前通知。 如果没有提前通知，上山下山的车都堵了，游客上不得下不得，只能被堵在半路上，心情自然焦虑不堪。 更何况，交通管制也有法规要求的流程和步骤，哪有用私家车堵路的？总让人觉得名不正言不顺。这时再拿“领导在山里赏雪”这样的大帽子压人，难免引人遐想。 虽然官方回应说“根本没有领导在山里赏雪”，网友依旧半信半疑。 交通志愿者讲话比较冲，是态度问题，但山里根本没有领导，却说是为了领导赏雪堵路，那可不是“不文明”，而是涉嫌造谣传谣，二者完全不是一个性质。 游客拍摄的视频里还出现了一辆考斯特，这也成为很多人认为山里确实有领导的证据。 考斯特常作为政府接待用车，因此很多人猜想，现场志愿者把上山下山的车辆都拦住，就为了这辆考斯特能顺利通过，在游客“逼问”之下，不烦其扰，一不小心说出了实话。 网络图片 当然这只是大家的“看图想象”。毕竟作为一种中型客车，考斯特被广泛用于商务、旅游、团体出行多种场合——政府部门会用考斯特是不假，但是旅游公司也常用考斯特作为旅游巴士。 没准视频里拍到的只是普通游客用车，现场志愿者为了摆脱游客的追问，才狐假虎威，闹出了一场乌龙。 说到底，公众存在一种“考斯特想象”，是因为不少人确实碰到过类似情况，自己好好走在路上，毫无预警就碰到了交通管制，不管你有多急的事，前后都动弹不得，时间短也就罢了，如果被拦在车里一两个小时，耽误了行程，全都是自己买单，一肚子火都没地方发泄。 所以，导致这次“为领导封路”误会的，除了执法人员的“不文明”和考斯特想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封路封得有些突然。 从以往的天气预报来看，宁波过年之后的这个时节，其实经常下雪，很多人会被雪景吸引上山。 对当地管理部门来说，下雪后山里游客增多，并非多年不遇的偶发事件，完全可以预测。 而且2月17号就下雪了，发生冲突的时候是20号，这几天给景区和行政部门留足了准备时间。 如果当地可以早做预警，从各种渠道通知市民不要扎堆前往，并把景区道路管控的工作做得更细化，又何至于做出私家车堵路这么不规范的行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Berwick Offray是北美最大的丝带制造商之一。作为一家位于宾西法尼亚州贝里克的美国公司，他们一直致力于将所有的流水线都位于美国境内。 “我们致力于提供美国制造的产品，”这家公司的简介写道，“我们的丝带和蝴蝶结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里克挤压、切割和精加工。单面缎带、双面缎带、罗缎带和许多其他款式的丝带在南卡罗来纳州里斯维尔编织。染色和精加工过程在马里兰州的黑格斯敦进行。” 这家美国丝带生产商最大的竞争对手，即来自中国的便宜的同类产品。该公司最近起诉另一家进口中国丝带的进口商TriMar Ribbons，称他们在进口中国丝带时通过从印度转运这些产品而规避关税。目前，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同类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以及反补贴税令。 2月3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对此发布了将对此案进行初步调查的通知。“目前的指控称TriMar通过印度转运，从中国进口丝带进入美国，且在入境时未申报正确的原产国。”通知指出。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意味着大多数从中国进入美国的产品都要根据申报原产国是中国而支付额外的关税。于是，不断有美国进口商与中国出口商试图通过第三国转运的方式，即在中转国进行重新包装或加工，在申报中改换原产国而规避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通过逃避关税，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可以保持低价，从而使得美国生产商处于不利的地位。 代表Berwick Offray的国际贸易专家、Buchanan Ingersoll&Rooney律师事务所律师丹尼尔·皮卡德(Daniel Pickard)告诉美国之音，这类通过“转运”而逃避关税的案件不在少数。 “我们协助多家客户向美国边境保护局提交针对从中国转运至泰国、印度和加拿大等第三国的产品进口商的指控。 我们的客户通常是美国制造商，他们大多生产与逃避关税的中国产品竞争的产品。”皮卡德告诉美国之音。 他说，中国进口产品逃避合法关税的欺诈行为几乎涉及各行各业。根据CBP的数据，目前有221起涉及中国制造的产品被认为涉及转运逃税的调查。 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到来，以及他对关税的倚重，预计，这样的事情还会出现。 特朗普星期六(2月22日)下午在首都华盛顿近郊国家港举行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上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了他的关税政策。他表示，他要透过加征关税，结束美国长期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不公平对待。 什么是转运和海关欺诈？ 关税税率会因为原产国(COO, country of origin)而有很大差异。美国进口商必须在海关入境表格上对此进行申报。 “转运”是一种海关欺诈形式，也就是在货物进口到美国之前先在第三国进行中转，使得进口商得以谎报“原产国”，从而逃避合法缴纳的关税。 转运的货物可能中转国进行重新包装或加工，接着被贴上中转地国产品的标签，并以此称这些货物在中转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对商品的关税税率判定时，实质性的转变是一个关键概念，主要用于确定一个商品是否通过加工或制造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具有不同性质、用途或形态的产品”，从而被视为不同的商品而获得不同的税率或分类。 举例来说，这可能是一块未加工的钢铁通过锻造变成汽车零件，或者是纺织品变成服装，或是原油加工成为石油产品……都属于实质性转变的范畴，产品将适用不同的税率。 但在上述案件中，转运的丝带仅仅是通过第三国，改换上中转地的标签并称其发生实质上的转变，实际上属于海关欺诈。 特朗普总统2月4日宣布对中国产品额外施加10%的关税。2月11日，特朗普总统又宣布对进口钢材和铝施加25%的关税，而中国是这两种原材料的生产大国。 贸易专家认为，转运对于中国生产的商品来说尤为普遍，许多类别的商品都需要交付高额关税。中国出口商，以及美国进口商则会想方设法避税。202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日，美国加州奥克兰港堆积的来自中国的集装箱。 皮卡德律师说，业内律所看到了在很多行业都受到了这种非法避税行为的影响。“当然，当货物更小时，实施这种非法避税来得更加容易。”他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加大审查力度，打击海关欺诈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驻华大使的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特朗普总统希望与所有国家都有公平的贸易，但特别是与中国。” 自从其第一任期以来，特朗普多次强调美中贸易关系不公平，认为中国通过强迫技术转让以及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等不正当手段，导致美国在全球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打响贸易战，包括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来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做法。而有了关税，也就有了这些规避关税的办法。 美国国会也对这些行为也有所注意。1月31日，佛罗里达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提交名为《停止战略对手逃税行为》(Stopping Adversarial Tariff Evasion Act), 旨在通过加强针对外国实体逃税的执法机制，堵住中国制造商经常用来逃避缴纳关税的漏洞。 去年12月，艾奥瓦州联邦众议员阿什利·辛森(Ashley Hinson)提出法案，要求中国对关税逃税行为负责。该法案将成立一个工作组来处理与贸易有关的犯罪，并要求司法部长提交一份关于司法部打击此类犯罪努力的年度报告。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Th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高级分析师贾扬特·梅农(Jayant Menon)认为，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将看到更多针对拥有中国成分的产品的检查。 “鉴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全球供应链下的广泛生产，如今越来越难以确定产品的真正产地，但加强审查有助于识别产品的原产地。如果美国怀疑有规避企图，无论通过合法或是非法途径，整个第三国可能会受到新关税的惩罚。”他通过邮件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回复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说，CBP定期调查试图逃避对进口商品纳税的进口商。 “CBP希望相关贸易方用线上贸易违约报告工具来披露可能的贸易违规行为。该工具旨在简化向CBP和国土安全调查局提交指控的流程。”CBP在给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说。 国际贸易律师皮卡德希望更多的美国制造商能在这个方面得到公平的对待。 “我们预计CBP将加强对涉及中国产品的海关欺诈行为的执法力度。我们特别期望看到更多根据《执法和保护法》(Enforce and Protect Act涉及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令)进行的调查，但我们也期望看到更多涉及非法逃避301条款义务的执法案件。”他说。 他补充说，业内许多人希望能够开始看到更多针对这些问题的刑事起诉。
撰文 | 张天祁 01 中国医院占据前三名 近日，《自然》杂志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首次从机构层面对全球论文撤稿现象进行系统性分析。 在《自然》统计的“撤稿率最高机构”中，中国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超过5%的撤稿率（2014-2024年）成为世界上撤稿率最高的科研机构。该院平均每发表20篇论文，就有1篇被撤回，撤稿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0倍以上。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早在数年前就出现大规模的学术不端事件 。2020年，加州学术诚信调查员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发现了400 多篇内容高度雷同，疑似来自统一论文工厂的论文，这些论文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几十家医院，其中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论文最多，超过100篇。 在事件曝光后，据《澎湃新闻》报道，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从2021年9月7日到2022年1月21日陆续发布10份通报，涉及107篇论文和107起学术不端事件，对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院内通报批评、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免职等处理措施。 在自然的新研究中，分列撤稿率榜单二三名的是河北沧州市中心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撤稿率约为3.5%左右。在撤稿率前十的机构中，中国机构占据七席，均是医院以及医学院。除上述三家医院，潍坊市人民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齐齐哈尔医学院也进入了前十。其他三席由巴基斯坦的加齐大学、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理工大学、印度KPR工程技术学院占据。 《自然》的撤稿分析基于三家研究诚信公司提供的数据：Scitility的Argos、Research Signals的Signals，以及Digital Science的Dimensions Author Check。这些公司通过整合Retraction Watch（撤稿观察）的数据库、Crossref的出版数据、PubMed的索引以及期刊网站信息，构建了全球撤稿数据集。 虽然不同数据来源得出的结果有差异，但机构撤稿仍有一些共性规律，中国小型医院和医学院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根据Dimensions的数据，在撤稿率超过1%的136家机构中，大约70%为中国机构，其中接近60%为医院或医科大学。Argos数据库统计的186家撤稿率1%以上的机构，也呈现出相同的规律。对不同类型机构的分析还显示，中国医院的撤稿率普遍高于高校，属于撤稿率最高的一类机构。 医院是学术不端的重灾区。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一批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通报中，8起案例有7起当事人都是来自各医院、医学院、医科大学。2023年第二批通报中，也有三分之一案例和医院、医学院相关。基于2015年至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数据的一项研究也显示，被处理的人员中专业为生物医药类的占比约75.9%。 一项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识别论文工厂论文的研究显示。论文工厂最初产量只有每年几篇，至2014年已达每年上百篇，而自2018年起更是跃升至每年上千篇。在SCI收录的论文中，医院是论文工厂产出论文的主要来源，占比高达67.5%。进一步分析全球医院发表的SCI论文发现，几乎所有的论文工厂论文均出自中国的医院。 这些医院暴露的问题高度相似，年轻医生为满足职业晋升的论文要求，不得已从“论文工厂”购买伪造数据或直接发表伪造的论文。伊丽莎白·比克指出，这些医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必须发表论文才能获得工作或晋升。 在《知识分子》过去关于撤稿问题的文章中，一位青年研究人员曾经介绍，很多省份的卫健委都规定评职称需要论文，而且有很严格的计分的方式，不只是篇数的问题，还要考核影响因子。近年来只有广东等少数地区不再把论文作为评职称的必要条件。 “很多人斥责掠夺性期刊，但很多医生没有办法，必须要发论文才能评职称，所以甘心被掠夺。根本性的原因可能还是逼良为娼的制度。”这位学者说。 02 谁是撤稿大国 统计过去10年的撤稿数量，排名前列的不少中国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只统计过去5年（2020—2024）撤稿数量，印度和沙特阿拉伯的几家科研机构主导了榜单，这是因为它们在2023年Hindawi的撤稿潮中受到了更大的影响。 2023年，Hindawi发布了超过9,600篇撤稿声明，撤稿数量史无前例。本次《自然》研究报告也显示，Hindawi是撤稿的重灾区，旗下4种期刊自2014年以来的撤稿率超过20%，另有4种超过10%，占据了期刊撤稿排行榜的最前列。 这些撤稿论文也有部分中国科研人员参与。受到此次撤稿事件影响，2024年初，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发布通知，要求各高校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工作。全面检索中英文科技文献数据库，对过去3年来本单位、本人署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科研论文被撤稿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核实论文撤稿的原因，并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教育部的撤稿自查通知指出，这些撤稿行为以及其他出版商的撤稿行为“已对我国的学术声誉和学术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 不过撤稿数量很大程度上和机构和国家的体量有关，排在前列的撤稿概率未必突出。从撤稿率看，2014至2024年间，在全球范围内过去十年中发表的 5000 万或更多篇文章中，有大约 4 万篇（不到 0.1%）被撤稿。中国学者参与的撤稿论文占比近60%（逾2万篇）。目前中国整体撤稿率约为0.3%，三倍于全球平均水平。 埃塞俄比亚与沙特阿拉伯的撤稿率甚至比中国要更高，根据不同的数据源，伊拉克与巴基斯坦以及俄罗斯撤稿率也与中国的水平相当。相比之下，美国、英国等国的撤稿率约为0.04%，远低于全球0.1%的平均水平，许多国家甚至更低。总体来看，中国的撤稿率大致排名在第3到第5之间。 撤稿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或者编辑上的错误，但证据表明，大多数案例与学术不端行为相关。《自然·人类行为》今年年初的一篇评论文章调查显示，20.5%的中国撤稿论文和论文工厂有关。 03 仍在增长的撤稿 尽管撤稿并不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但在2014到2024年间，撤稿声明（期刊宣布论文撤回的公告）的增长正在加速，公告数量从2014年不到2,000，增长到2023年超过12,000。这一方面是由于论文工厂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学术侦探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从2014年到2022年，论文撤稿率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2022年发表论文的撤稿率已达约0.2%。2023年和2024年的撤稿数据看起来比较低，但可能是因为这两年发表的论文还没有经过足够的时间来暴露问题。通常情况下，论文的撤回需要一段时间，比如几年后才会被发现和撤回。 尽管全球撤稿率持续上升，但已曝光的问题可能仅是冰山一角。法国图卢兹大学计算机科学家纪尧姆·卡巴纳克（Guillaume Cabanac）认为，一些领域或机构之所以拥有较低的撤稿率，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们避免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 在去年发表在《自然》上的评论文章中，纪尧姆介绍了自己开发的用来检测学术论文中“扭曲短语”（Tortured phrases）的工具。人工智能生成或者多次翻译以逃避抄袭检测的论文中，可能会有一些无法理解的短语出现。 比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被翻译成伪造意识（Counterfeit consciousness）或者人造脑力（Man-made brainpower）。前段时间，中国一篇把摘要（Abstract）翻译成抽象（Pumping elephant）的撤稿论文也犯了这类错误。因为Abstract在一些翻译软件上会被译成“抽象”，抽象两个字拆开来翻译到英文就出现了Pumping elephant这种看不懂的词。 如果一篇文章出现多个这类错误，那造假的可能性可想而知相当高。截至 2023 年 8 月 20 日，纪尧姆开发的工具已经发现16,000 篇引用了 5 个或更多此类扭曲短语的论文，但被撤稿的只有18%。 催生畸高撤稿数量和比例的，可能是鼓励发表的短视政策。 印度的自由数据科学家、印度研究观察组织（IRW）创始人阿查尔·阿加瓦尔（Achal Agrawal）发现，印度高撤稿率机构几乎全部集中在教育重镇泰米尔纳德邦的私立院校，这符合他的分析。在他看来，印度公立大学和政府机构的研究人员面临的发表压力小于私立机构，私立机构不仅鼓励学生和教师多发论文，某些情况下还为发表论文提供奖金。 在2024年1月发布的预印本论文中，阿加瓦尔曾对撤稿观察数据库中25个国家的撤稿数据进行简单的研究，发现过去五年论文出版数量和撤稿声明率有着高度正相关，发文数量大量增长的国家往往撤稿率也迅速提升。虽然相关不代表因果，但不健康的激励制度很可能是高撤稿率的元凶。 “这让人对目前重数量轻质量的激励制度提出质疑，”阿加瓦尔写道。 亲爱的读者们，不星标《知识分子》公众号，会错过每日科学新知！星标《知识分子》，紧跟前沿科学，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吧！ 全文转自微信视频号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