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身处人生盛年，拥有智慧、事业、家庭和现代生活方式，忽然间，你被每天强制劳动9小时，包括但不限于：制作软质食物；喂饭；清理地板痰渍；将打翻物品归位；洗澡、擦拭、换尿布；换洗内外衣物；换洗床单被褥；陪玩陪聊；跑医院；喂药…… 你昼夜颠倒。你悬心吊胆。你面对意外，面对破坏，面对毫无理性的怒气和敌意。你每天的核心挑战是抓住排泄时机（你观察食物摄入量、计算消化时间并神经质地反复追问：现在要不要尿尿？要不要大便？），行动必须精准，差之毫厘，意味着加倍的擦拭、清理、换洗，更不走运的日子里，你做这一切时，对方在玩屎。 你面前的这个人，不是孩子——那毕竟意味着希望，而是地球上唯一曾为你做过这一切的人。他/她的生命如身体一样逐渐枯萎，直到困于一间屋子或一张床。你们的身份调转了。 “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此前没有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这个年龄的人，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胡泳说。 胡泳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一个典型的“三明治一代”：父亲以96岁高龄过世未久，母亲今年85岁，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孩子未成年，本人处于事业巅峰期。过去三年多，照护父母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活动范围随之缩小，现在他已经基本不出海淀区了。原本的学术工作和个人生活遭到切割、压缩，并轨到“换尿布、擦屎擦尿、洗澡、洗床单、做饭的自动化程序里”。 网络图片 你出于反哺之情接下这项工作时，未料到被改变的将是你的整个生命状况。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你将每天早上睁开眼就做这个，数年如一日地做这个。你将时时刻刻在生活、工作和照护之间寻求平衡，在做自己和做个孝子之间寻求平衡。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被困在父母身上动弹不得。 你曾以为生活是持续的，甚至可以添砖加瓦，而照护一位老人，则是必然的失败。你无法奢望奇迹，必须接受现实：你的付出在增加，却换来一个愈加衰老、离死亡更近的亲人。 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你还敢不敢日复一日地踏进去？直到一切完成了，在失去之剧痛的同时，你成了堑壕里被推到第一排招架强敌的士兵，你成了只有四壁而难逃风雨倾泻的小屋——再没有什么可以隔开你和死亡了。 2023年十一假期，胡泳兄妹三人和父亲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父亲花了好几天，写了一份正式遗嘱，写下这一生中做过什么，哪些是他骄傲的，哪些是他怀有遗憾的，以及他最后的心愿：“不要悲伤，不要搞任何悼念活动”。父亲专门向母亲做了正式告别，抓着她的手，跟她叙说，这一生感谢你，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对不起你。 胡泳母亲完全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她说，“你看老头子他衣服扣子没系好，冷不冷？”十月中旬，胡泳父亲去世。 网络图片 一个晚上，看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胡泳泪流不止。他叫来两个孩子，让他们陪自己一起看。孩子看完说，能理解爸爸照顾阿尔茨海默老人有“多么难，多么难”。 “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以及需要照护者的人。 他认为，社会需要很大的认知转变，在此刻所有的趋势性变化中，最致命的就是人口结构——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处境更严酷的将是下一代照护者，独生子女一代。 以下是胡泳对凤凰网的讲述： 01最难的是排便问题 我母亲今年85岁，是阿尔茨海默症重度患者。她现在所有的行为方式跟三岁的儿童没有太大的差别。她需要人喂饭，你就做一些她能吃的东西，剁得碎碎的，给她戴上兜兜，一口口的，就像给小孩喂饭一样。 最难的是排便问题。她没有意识，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大便或者小便了。甚至很多时候，她不知道，她会把各种东西弄脏。所以你生活当中的核心问题是，天天追问她，你现在要不要尿尿？要不要大便？ 你得计算，她可能三四个小时要尿，但是这又跟她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流质的食品有关系。严格地讲，这不会是科学的，相当于你每天都有可能遭遇到很狼狈的时刻，把所有的衣服、床单都洗了。 如果有一天，你看住了她整个的排便过程，她既没有尿湿裤子，也没有拉在被窝里，你觉得这一天好有成就感。但其实这是你每时每刻要做的事，天天如此。常有人问，为啥不给她用成人纸尿裤呢？我心疼她，因为会有其他负面后果，所以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用我的话来讲，人生是从屎尿屁开始的，最后也归于屎尿屁。这是人生的基本常识，只不过我们用各种东西掩饰它。我们发明各种委婉语，巧妙地觉得它不存在。没有必要掩饰。这就是真相，人生的真相。我母亲现在在家里随处大小便，不是真的随处大小便，而是使用移动的坐便器，所以屋子内常年弥漫一股屎尿味。而这就是人生真实的味道。 网络图片 疫情时期，为了不让我父母（被）传染，我有段时间是纯物理隔离。我们也改成网课了，我完全在家，停止了一切交往，也辞了保姆。有那么几个月是我一个人管他们俩。我父亲的头脑是完全清楚的，不需要我特别操心。母亲不能自由行动，她出门坐轮椅，在家推着一个小推车。我早上起来，先准备早饭，管理我母亲的大小便，我也得给他们俩洗澡。做完早饭是中饭，然后是晚饭，洗衣服，拖地，擦灰，刷碗，洁厕，白天做这些事。 我给我妈穿裤子，穿袜子，穿鞋，扶她站起来，晚上脱衣服，脱鞋，扶她上床，对我的腰真是个考验。收拾他俩掉在地上的饭粒和菜屑也是。 晚上很痛苦。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特点是，黑白颠倒，没有时间概念，没有空间概念。她不知道是晚上，她不睡觉，经常折腾。一个方式是反复收拾东西，比如衣服，本来你给她叠得好好的，她把衣服从柜子里翻出来，摊得满床都是，全部弄乱，再一件一件叠。卫生间储物柜里头的洗衣液、洗发水、卫生纸，她半夜起来，全部翻出来，扔到地上，到处都是。你就很恐慌，你怕她拧开某一个什么液，给喝了。我瘦了很多，真的非常辛苦。 网络图片 2022年12月31号晚上1点多钟，我在另一个屋子里睡觉，就听见扑通扑通地响。你知道照顾老人最怕屋里有响声，你怕她摔了。我的心揪到嗓子眼儿里，一阵恐慌，赶紧爬起来，发现我妈把东西扔在地板上，卫生纸撕得满地都是。 我火了，跟她大吵了一顿。我说：你知道我照顾你有多累吗？老妈：谁让你累了？谁让你照顾了？我：我不照顾你谁照顾你？老妈：我对不起你啊？——这句话一出，我就知道自己徒然枉费心力，也徒然生气。 这个架有什么意义呢？就好像孩子把父母气得不行了，你把他/她大骂一通，骂完了以后你特别地后悔，你觉得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自己无能，无能到你为什么要发这个火。我就反省说，不能吵架，不能吵架。我就写了“控制情绪”四个字贴在电脑上。 人都是凡胎，很难遏制住情绪。但是如果你想得透彻，你就会减少冲突的次数。这是一个磨炼心性的过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好难。所以我说都是相通的，你能够通过照护了解关系的真谛，它就可以适用在任何关系上。 02“你时刻要想承受到什么程度” 我是典型的“三明治一代”：我的孩子未成年，我要养孩子，同时养老人，又处于事业上有很多要求的时期。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此前没有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这个年龄的人，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 非常挣扎，你怎么平衡？所以一开始，我动了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的念头。 我也真的看了北京的养老院。我的核心诉求不在于郊区的风景有多么好，而在于跟老人的交往有多经常，养老院离医院有多近，所以我选的都是城里有地铁的地方。 我的确喜欢上一个可以搭乘地铁到达的养老院，环境也不错，就在二环边上。院长我也谈了，他们考察了日本的养老机构，引进了一些做法。我带父母去看了，医生也聊了。回来以后开家庭会，结果是我父亲愿意去，但我妈不同意。她那个时候是轻度症状，她对很多事情还是明白的。 网络图片 老人有老人的心理。如果有亲人环绕在身边，对他们来讲是更舒服的环境。养老院几乎不可能完全按照老人的需求来设定。它有一整套机构的规矩，不然没法运行。但是老人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养老院首先要评估老人的健康状态。生活能自理的，放在自理区；其次叫半自理区；不能自理了，由护工管着。你在这里头，很容易心情不好。这是人生的单行道，只会越走越荒凉。某一天，突然有一个人不见了，他挪到别的区了。最后的结果，每个人都知道会去哪儿。 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在家养老肯定好于去养老院。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养老院？因为在家养老，有太多的负担是照护者承受不了的，照护者有自己的困难。 归根结底，还是要遵循老人的意见。我妈拒绝以后，我就跟我的兄弟姐妹说，我们要做好很充分的在家照护的准备。你得认识到如此选择给你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它不是个可以轻易做出的选择。 很艰难，常常遇到决策的两难，不仅是身体的劳累，也有心理的，你时刻要想承受到什么程度。 网络图片 无论你做多少准备，也是没有用的。实际情况永远比你的准备复杂得多，麻烦也要多得多。一边照顾着，一边对自己做各种建设，包括怎么保存体力，怎么形成一套照顾方法——老人的衣食起居，生病了怎么办，其他子女的安排，怎么安排你自己的生活。“三明治”的问题还没解决，你怎么在各种责任当中找平衡。 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是无私的？假定说正态分布，大部分人都是自私的，这就导致有一系列的损益比的计算，我做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影响。在长寿时代下，照顾老人可能十几年。那损益比，你咋算，压根就没法算。 最终，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基本境况，所谓的human condition，生老病死，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经过这些状况，管理这些状况。你不需要说你是不是一个道德动物，什么自私与无私的比例。这就是你的责任。 03你会提前看见你的晚年 有一度，天气不冷的时候，在太阳不那么热烈的下午，我会推着轮椅带我妈散步。我爸拄着拐杖跟着。然后，我就进入到一个老人的聊天环境。因为在外头的主要两群人，一群是小孩，到处跑，另一群就是老人。以前我从来不会在这么一个时段干这么一个事儿，听到这样的一些谈话。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忽然进入到一种生活状态。随着父母哪怕是最小的任务（例如吃饭、穿衣服和上厕所）都渐渐需要帮助，你会感觉自身被带到一个奇怪的、不真实的世界中。你陷入换尿布、擦屎擦尿、洗澡、洗床单、做饭的自动化程序里。 这几年，我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我都不出海淀了，如果有人要找我，我把他约到海淀。我生活中的一大块都交给了这件事，社会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妈的作息时间是乱的，没有保姆时，我也做不到（按时休息）。 有一个统计数据说，照顾老人的平均时间为四年，但15%的照护者照顾年迈父母的时间超过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护理人员报告称，他们每天平均花费九个小时来履行护理职责。照顾久了，每天一睁眼就在干这个事，十几年如一日地干这个事，你真的非常容易焦躁。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 你永远在平衡，平衡工作和生活，平衡你和父母的关系，平衡你和配偶的关系，平衡你和孩子的关系。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困在父母身上动弹不得。 网络图片 从根本上讲，照护一点也不浪漫，它很残酷——在我最累的时候，我会暗想，什么照护者？不过就是我父母的一个女佣罢了。很抱歉，我冒出的念头的确是“女佣”，可能因为女性总是更多地和照护联系在一起。我有时在朋友圈里写些“照护琐拾”，可是又常常觉得，照护这东西有什么好写的呢？能写出来的，都是包装过了的。残酷的东西不可言说。 很多时候，你会质疑，自己做这事的意义在哪里？你不能把它们浪漫化。一旦浪漫化，最后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你，因为浪漫化的泡沫会破灭。 看着最亲的人的生命在你面前一点点流失，而你对此无能为力，那种滋味，是一种刀割般的疼痛。 我看到他们老了，我就在想我老了怎么办？我老了也是这个样子，多么痛苦啊。 到后期的时候，家里不论来任何人，我父母一定要在窗户（前）瞅着这个人走。他们已经被限制了，窗户外面对他们来讲是一整个世界。人到最后就是囚徒了，这个世界对他/她来讲越来越难以进入了，他/她变得越来越小，甚至成为婴儿。 网络图片 家里的电话本来经常响。每年拜年的时候，有很多人打电话，后来拜年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同龄人都去世了。最后那个电话再也不响了，响的时候全是垃圾电话。 你把自己放到这个位置上，会想到一个人越来越废物，什么也干不了，社会关系一点一点被斩断，就逐渐产生一种无力感。 兔年大年初一的下午，老妈躺在床上对我说：没意思。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样子？昨天本来挺好的，吃了饭，到了晚上，纸也没有了，裤子也没得穿。——别看她一生刚硬，其实最终对生活是那么无力。 在寻找意义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悟到，老了，就是学会做一个无力量的人，习惯于羞耻。这是所有老去的人的归宿。男人更难一些，因为女人早已懂得什么是羞耻。 其实，有力量的人，也未必有自由。没有力量的人，可能扎下更古老的根。力量有大小，但别忘了，力量也有深浅。 04坐下来，和父亲谈谈死亡 去年十一假期时，有一个上午，我们子女三人跟我父亲围坐在桌旁，很严肃地谈了一次话（父亲因为耳聋，他是笔谈）。我父亲花了好几天，写了一份正式的遗嘱。他写了这一生当中做过什么，哪些是他骄傲的，哪些是他怀有遗憾的，以及他最后的心愿：“不要悲伤，不要搞任何悼念活动……”我们和他谈了什么是临终关怀，如果进医院，应该怎么办。 我父亲专门跟我母亲做了一个正式的告别。他抓着我母亲的手，跟她讲，这一生感谢你，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对不起你。 我妈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在讲啥。我妈说，你看老头子他衣服扣子没系好，冷不冷？ 10月3号，我们给父亲穿上正式的衣服，我们三个陪着他，没下车，经过海淀区，走公主坟，到复兴门，然后横穿长安街，带他看了天安门。10月中旬，我父亲去世了。我很悲伤，但整个过程中，我的心情是宁静的。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遗憾。 网络图片 怎么跟老人讨论死亡这个事情，我觉得需要坐下来认真地说，哪怕你不好张口。因为很难，比如父母还健在，你跟他讨论说，爸，能不能留个遗嘱。你觉得能说得出来吗？我不觉得这适用于所有家庭。但是我会主张说，凡是有条件的，父母比较开明，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特别大的矛盾，我非常建议这些重大的事情放在桌面上来谈。 在照护老人这种事情上，也需要开家庭会。怎么分工，去不去养老院，得病了怎么治疗。中国人有个特点，很多事儿不明说，说了好像伤和气。恰恰是很多时候你不明说，暗流的涌动就会导致很多矛盾。 而且，这个最好在父母身体还好，还没有进入照护需求的时候，趁父母头脑还清晰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开这个家庭会。 该寻求帮助的时候就要寻求帮助。这是一个家族链条，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生生死死循环的一部分。严格来说，要想着怎么把照护变成家庭范围内大家都去思考的事，让你的感受在家族链条之中能够分享。 我前阵看《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部电影，泪流不止。我叫来我的小孩，我说你们跟爸爸一起看。电影里，阿尔茨海默老人搞不清楚整个生活，所有的东西都是幻觉，就像一场梦，而常常是一场噩梦。孩子看了以后，觉得说，能够理解爸爸照顾奶奶有多么难，多么难（哽咽）。 网络图片 虽然我前边也说过，照护之残酷不可表达，但我还是试图表达，表达是对自己心理的舒缓。我也看了很多关于疾痛、衰老、死亡的书和电影，这是吸收的部分。你看别人是怎么老去，怎么经历死亡，我很大的解脱来自于此。 幸运的是，我是个大学老师，我的自由时间比别的工作多。我还有兄弟姐妹来分担。另外，我想礼赞所有的保姆，如果没有这些可敬的女性，你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多照顾的事情？这些女性对于我们能够正常地过某种生活，是了不起的贡献。 这个世界有关养育和成长的东西很多。养育和成长代表着生命的曙光阶段，是向上的，美好的东西都在你的前方。大家乐此不疲地看这些东西。可是，有关照护的东西，大家关注得太少，被表达得也太少。而照护的时日，有时甚至长过养育和成长的时光。这是我愿意出来分享的原因。 05“他/她没有那么痛苦，最亲的亲人很痛苦” 我们看《返老还童》那个电影，把它看成是一种科幻。但是现实当中，人真的是可以逆行的，他/她会回到儿童时代。但是这个“儿童时代”没有任何的浪漫，是一种痛苦。他/她已经丧失了对很多东西的认知，自己没有那么痛苦，但是最亲的亲人都是很痛苦的。 我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症才三年多。我发现她有症状，带她去医院做正式的诊断。医生说三个东西，比如苹果、算盘、杯子。五分钟后，突然问，刚才我说了三个东西，顺序是什么？ 我妈答不上来，真答不上来。有很多方块，医生要她按规则摆来摆去，她就是不会摆。我在那间诊疗室里，当时就挺难过的，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了类似于小孩的智力。 从此以后，如果听见有人说，你怎么智商那么低，跟个小孩似地，我就很敏感。对那些失智失能者，外人看起来觉得很讶异，但你无法了解的，你能吗？他们被关闭在每个正常人的经验之外，你对于这种体验又知道些什么呢？ 网络图片 当时我妈结果出来了，我们这些子女可能还有些幻想，她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我见过很多高龄的知识分子，有的人90多岁，头脑非常清楚。人到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对于公平感的质疑，很自然地就会想，这事不公平。为什么轮到了我？你无法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个事情。 阿尔茨海默症是比较残酷的一种病。你不清楚发病机制是什么，至今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它。医生永远跟你说，只能延缓，不可能治愈。延缓的情况因人而异，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就有断崖式的下跌。所以你对它是束手无策的。 更痛苦的是，你眼看着一个人的记忆走向衰亡。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跟记忆有关的？你记住的东西才是你生活里真正的东西。 开始的时候，我母亲很清楚地知道，这是胡泳，我最小的儿子，我很疼爱他，他管着我。慢慢地她开始糊涂，会把我叫成我哥的名字，然后直接喊我“老哥”。她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孩子，也不真的清楚老伴去哪了。现在她能沟通的已经很少了，她咕噜咕噜说她的，周围的人稀里糊涂地跟她讲。有时我下班回家，她在床上躺着，我站在床前，她攥着我的手，就那么咿咿呀呀地说下去。 所有的小孩会记得妈妈最拿手的一道菜，所谓的“妈妈的味道”。今天把茄子、辣椒放在她面前，她不认识那些菜，她会问，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茄子，这是辣椒。过了没有几秒钟，她又问，这什么东西？她这么喜欢做菜的一个人，她根本不记得这些食材。 网络图片 更难过的是，我孩子来了，她搞不清楚孩子和我之间是啥关系。小时候天天跟着她跑的人，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非常清楚，她认得我。保姆说，咱们去晒太阳好不好？不去，坐那不动。她根本不听保姆的。我就跟她说，咱们去晒太阳好不好？马上点头答应。咱们现在该坐在坐便器上小便了，保姆喊，她经常置之不理，但我一跟她说，她就很痛快。 我希望她一直认得我，就是这么低的要求。 她的脑子似乎有某种怪物，日复一日地蚕食她的记忆。与此同时，她的词汇量越来越少，由一个能够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人，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对于任何事情都无法表达的人。我女儿形容说，奶奶的大脑就像被虫子吃了一样。你看着这个过程一点一点走，心里是非常痛的。 哲学家帕菲特说人之所以成为我，是心理经验的连续性。这在哲学上叫作自我的同一性。但是我用阿尔茨海默症来想这个，我就想不通。因为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能说我妈的心理经验是一致的，但我能说她不是我妈吗？ 所以你就需要另外一种解释，它可能跟头脑没有关系，是身体或者气味。在任何场合下，我都认识我母亲的那双手，那是一双劳作的手。现在是瘦的，青筋暴露的，只有皮和骨头的。我回到家，她会拉我的手，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在家里她的手很热乎，她会说，我给你暖暖手。从小就是这双手领着我，带着我干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不是精神的本质性，而是身体的本质性，这双手的本质性。这迫使我去想，到底什么是我，什么是妈妈。 我妈喜欢家里来人。她会问你爸你妈怎么样，你那口子怎么样，你的小宝宝呢？所有人来了，她都这么问，你怎么回答也没关系。她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但她明显地喜欢家里有人。来人了她就高兴，人走了她就很难过。 这也是我不想把她送到养老院的原因。现在她已经没有意志了，我可以轻松地把她送走，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记忆丧失到这种程度，对周围的世界已经没有反应，进入到陌生的环境里会怎么样。有一个常年在养老院里工作的看护说，那些病人不仅仅在等待死亡，并且每天都在受折磨，自身病痛和外界的折磨，特别是老年痴呆患者。所以我愿意看着她，哪怕苦或者累。过去我觉得送养老院是对的，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对的。我没有动摇过。 06当你到了那一步，你要心甘情愿地被照护 《相约星期二》写的社学会教授莫里·施瓦茨，是真事。他上了很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他，你最难受的是什么？他说，过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你想这个人天天需要别人给他擦屁股，对他的自尊有多大的影响。 被照护者的心理负担很大的。我妈算是好的，为什么，她丧失了这种意识。她的确需要有人擦屁股，甚至像小孩一样，她抓屎，玩痰，这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麻烦，你得洗很多东西。但是她没有尊严感的丧失。像我父亲，最后插尿管，有个尿袋挂着，他都觉得没有尊严。 我在跟我父母生活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说，你们最好是心甘情愿地被我照护，这对我来讲是最省事的。你千万不要跟我讲，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挺好的。那会给我增加很多的麻烦，只会让我更累。因为你想自己干，好，你摔了，麻烦大了。 老人对孩子最大的帮助，是他/她欣赏你为这些事情做出的努力，承认你的努力，不需要对你感恩戴德，但是可以为你感到骄傲。 老人真的夸你两句，你说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吗？你该干的事情一件少不了。但是心理上是个很大的安慰。我父亲去世之前，就会写，胡泳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我很感谢，父亲看到了。 网络图片 你就在想说，以后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能不能处理得更好。我老了，当我的孩子要来照顾我，我能不能放心大胆地把我交给他们照顾，而不去说你不要照顾我。或者当孩子没有力量照顾，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我能控制的养老院，我想过一种什么样的晚年生活，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我的抢救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进不进ICU…… 这个事情需要想得特别透彻。用佛教的话讲，叫作“桶底脱落”，你想得桶底直接掉了。归根结底，你需要被照顾的时候，就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也没什么尴尬的。因为你到了这一步。每个人都在照护之中，要么照护别人，要么将被别人照护。 07“这个世界是不适合老人居住的” 这个社会需要有很大的认知转变，在所有趋势性变化中，有一个变化最致命：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 但这个世界是不适合老人居住的，我们的世界主要是为青年人设计的。 我对北京的盲道深恶痛绝，走走就断了，就被占了。北京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台阶，没有缓坡，甚至有的地方本来是通的，却要人为地立个栏杆。我们一家到外面聚餐时，我总要先打电话问餐馆，轮椅是不是畅通无阻，就发现很多餐馆不符合这个要求。还有，你极其难以忽视的是什么？厕所——有台阶，是蹲坑，我妈这种腰腿不便的，要去上厕所，这就费了劲了。 你说我可以不外出吃饭，就在家里吃。问题是有个地方你不得不去，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大量的地方不是无障碍通行，或者它真的没电梯。我和我哥两个人把我妈的轮椅抬上二楼做检查。 网络图片 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到处活动的正常人，你觉得哪里都挺好的。可是你年龄大了，有残疾，处处都是障碍。你会发现周围是一个充满了老年人的世界，而老年人寸步难行。 对老人真正的关爱，是让他/她觉得自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是物理上的，也是虚拟空间里的。我是互联网学者，研究数字化的适老问题。我曾经严厉抨击过现在的智能电视，连我自己都搞不定，界面无比复杂，让以电视为生的老年人怎么办? 现实当中空间的适老化，我觉得挺难的。凡是改造就很难，最好是你在设计的时候就把它（适老化）设计进去。 网络图片 比方说，家庭的改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必须把床扔掉，想办法弄一个能升降的床。老人如果卧床的话，需要翻身、下床，或者需要吃药，医院那种床你能升起来，就可以很容易吃药。 社区范围内能做的事情，比如社区里有没有很近的医院或者卫生中心？尤其是，社区里能不能建食堂？空巢老人，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因为各种原因不在，你让老人天天做饭，第一个他们累，第二个有危险，可能真的会忘记关火。 […]
中国人都知道，要打败对手，先要了解你的对手在想什么，会出什么牌，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若对对手完全无知，或一知半解，在战略竞争中很可能落败，除非双方之间实力差距太悬殊，以致认为对方想什么做什么都不重要，不会改变事情的结局。 凸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正在中国访问，台湾和美国需要了解中国当局此时邀马访中背后的政治算计。马此次中国行，是他卸任总统八年后的第二次西进，和第一次相比，多了些政治意涵。作为一个既无公职亦无党职，且在国民党内，其意见也不太得到党内高层认可和采纳的台湾前总统，北京原本用不着专门邀请他来访，一路上给他颇高礼遇，特别是可能安排他和习近平见面，进行所谓的“马习二会”，北京的目的，大概率是要借此凸显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降低两岸目前剑拔弩张的局势。 对讲究政治规矩和政治礼仪的中国当局来说，习若见马，不会有2015年第一次“马习会”那样的正式会谈，而是一种“老朋友”的见面形式。但北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由习当着马的面，亲自宣示“和平统一”，向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显示中国对待台湾的诚意。和统是“新时代”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略和政策诉求，但在今年二月金门渔船事件发生后，台湾社会忧虑和统不再是中国优先考量的选项。 针对这种情况，习在两会参加政协联组讨论中重申了和统主张，让台湾社会稍感宽心，然而，如果习在国际舆论关注下，在马习会上亲口讲出“和平统一”四个字，其效果还是不一样的，会有更多的台湾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听到北京的这个政策主张。 北京为何此时想让更多的台湾人和国际舆论知晓它的和统主张？这就不能不提中国当下面临的内政外交难题。如没有意外，中国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恢复经济活力，扭转经济下行趋势，重新让经济步入增长的轨道。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对内要“少折腾”，类似三年疫情时期的封控措施这种荒唐的政策不能再出现，同时对民企和外资采取“友好型”态度；对外则要化解美国的围堵打压，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周边和区域地缘环境。 目前内政的难点是民众尤其企业的信心仍严重不足，经济并没有按照当局的设想有太大好转；外交的难点是美国的打压和围堵还在加强，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尤其台海和南中国海不平静，面对不驯服的台湾，北京的和统无从着落，对台独的压制效果不彰，两岸紧张情形有增无减，特别是号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上台后，两岸关系又将增加变数，在这个节骨眼上，金门海域发生渔船倾覆事件，进一步催高两岸对立态势。 对两岸紧张情形降温 相较外交，当局在内政上能够使力的空间更大一些，此乃外界从去年以来看到的经济政策的大调整。但这不是说在外交上就只能被动应对，至少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当局若想做某些事，还是能做成一些的。北京常讲，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操之在我”，这或许有点夸大，可两岸实力的对比确实在向中国倾斜。不过，北京也不愿看到两岸关系的持续紧张，因为这显然对北京意欲营造的周边和国际形势有害，进而影响包括台资在内的外资进入中国的意愿，而中国眼下需要外资和外部市场。从这个角度看，只要台湾不继续刺激中国，北京要对两岸紧张情形进行降温处理，把两岸民众的敌意情绪降下来。 这就是中国当局处理金门事件遵循的逻辑，尤其考虑到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以及中菲南海冲突，更是如此。北京不能让台海和南海出现联动局面，将中国陷入两面冲突的“战略陷阱”，因此有必要把因金门事件导致的两岸对立加剧降温。 去年以来中菲南海冲突现在看来有恶化趋势，不排除发生小规模军事摩擦的可能。而今年又是美国大选年，反中是美国的政治正确，中国议题必然伴随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在这个方面不可能对北京示弱，只会一个比一个强硬。美国大选对中国的外溢效应，表现在地缘政治上，就是台海和南海。在这两海的任一军事冲突，都会让美国卷入，不管北京怕不怕，都不希望出现两海联动现象，而相对中菲南海冲突，台海冲突的性质和后果更严重，所以，对北京来说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这乃是习和拜登日前通话的原因——针对美国大选年的预防外交。 显然，北京要实现上述目的，再没有比邀请马登陆，并以“老朋友”名义同习举行一场非正式会谈，效果更好的了。习如在这种场合宣示和统，虽然中国内部主张武统的民意肯定不高兴，但北京会强调，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台湾问题不能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是北京的大道理和大逻辑，可这也就需要习来压制中国内部的对台强硬民意。 为最后解决台湾问题布局 然而，千万别以为中国当局在经济恢复不力的情况下，会为了经济发展，而无限期拖延解决台湾问题。对北京来说，“马习二会”还有另一政治用意：把中国和统的“诚意”做足做够，做到官方舆论讲的“仁至义尽”，让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感觉北京确实想用和平方式统一台湾并不是宣传。在中国对台展现出最大的和统“诚意”后，如台湾再不“领情”，硬要和中国切割，追求独立，北京届时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道德上就可以自我安慰，显得有正当性。 那么，中国是否像美国军方所指的2027年做好武统台湾的准备，不好讲，但基于中共的历史使命，习对历史地位的追求以及他的年龄和任期因素，再考量中国民意对台失去耐性，以及台湾对中国的拒斥未来只会更强烈，随着两岸实力的进一步消长，北京其实有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隐形时间表，大概在2030年左右，不会太远。 无论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北京可能都会走到这一步。在北京看来，未来几年经济好，在科技领域克服了美国的卡脖子，美国和西方届时对中国发起的经济制裁就作用不大；未来几年经济不好，科技上无法突破美国的卡脖子，打一仗的经济后果无非比现在对中国的经济打压程度上会更严重一点，但实质上不可能摧毁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相反，以中国的经济体量，北京的报复也会让美国和西方相当难受。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要以经济为中心并为此争取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为的就是在未来7、8年时间里，把经济进一步做大，底子做得更扎实，最好科技上能够打破美国的“小院高墙”围堵，各种经济和科技短板都补上；同时，在军事上准备得更充分一点，这样才不怕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国和西方的军事介入和经济制裁。 北京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精，可以说，马二进中国并可能和习见面，是北京在为最后解决台湾问题争取尽可能多一点的时间而做的总体布局的一步。马在此布局中被北京当作一个“棋子”使用，虽然他未必意识到这点，但台湾，特别是美国，要看懂北京的政治算计和布局。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一次心血来潮购买土耳其出产的无花果干后，就扎扎实实地爱上了无花果的味道。数年过去，对无花果的喜爱，不减反增，连家中滋味甚浅的无花果亦觉十足美味。 仔细思量，部份食物之所以品尝不出味道，多少是因为自身口味偏重，长久下来，味觉受到影响。如若改换一下吃食，平淡饮食亦能让人获得欢愉。 日前，无意间发现种植于田地间的无花果树长出了多颗青绿“果实”，当下欣喜莫名，为了不让鸟儿抢在自己前头品尝无花果之美，顾不上仍未熟成，旋即伸手摘取食用。无花果不愧拥有“生命之果”之美名，纵使仅在嘴中留下轻轻的滋味，却已收获大大的满足。 无花果到底有何特别，为甚么能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果”、“长寿的水果”呢？ 无花果（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无花果 无花果为桑科无花果属的植物，拥有“蜜果”、“奶浆果”、“映日果”、“底珍树”、“文冠果”等称呼，其枝条与长度可达10至20公分的叶子上，都长满了细毛。无花果的叶子为心脏形状，呈现三裂或五裂。 提及无花果，其名称最易令人产生误解。实际上，它并非因为不会开花才得此名，而是因为其外观不见花只见果，即为“隐花果”，这也是在桑科中的无花果属跟其他属存在的最大差异。换言之，无花果树是不会长出花朵来的，至于我们一般食用的、从树上长出一颗颗球型或倒卵型的“无花果”，正是内部为花与果实所在的膨大、中空的花托。当无花果成熟时，会呈暗紫色，此时的果肉柔软，味道甘甜微酸。 当我们摘下并切开新鲜无花果时，就会看见粉红色的果肉上头布满了吃起来松脆的诸多细小种子，彷如纤维的丝状物则是花蕊。 无花果原产于阿拉伯及地中海沿岸等地，栽培历史长达五千多年，可能是最早人为栽培的农作物之一。虽然历史尚未得到精确判定，但学者大多认为最早能追溯到一万多年前。目前热带、温带气候区均有种植，且品种多达数百种。因产出品质绝顶的无花果而名声响亮的土耳其，是现今全世界最大的无花果生产国。 无花果因在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产量丰盛、应用甚广，被称为“穷人的食物”，更因营养丰富而在古希腊时期，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员在训练期间的必备食物，故得到“生命之果”之美称。 无花果的益处（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用无花果的益处 根据《本草纲目》记载：“无花果味甘平，无毒，主开胃、止泄痢、治五痔、咽喉痛。”《医林纂要》所云：“益肺，通乳。” 具有胺基酸、苹果酸、柠檬酸、水解酶、钙与钾、维生素A与C、类黄酮、多酚和花青素等丰富成份的无花果，被认为具有抗氧化、抗发炎、消除水肿、清热生津、润肺利咽、润肠通便及降血压等功用，亦能纾缓热症所引发的症状，其中包括因肺燥所出现的口干、声沙、咽痛与因胃阴虚所造成的口干、食欲不振。 新鲜的无花果富含葡萄糖、果糖，属于中升糖指数的水果，若摄取过多，恐影响血糖；无花果干则是在纤维含量、热量与糖份上都胜过鲜果，因此无论是享用鲜果或果干，肥胖者与糖尿病患者都不宜多吃，需限钾的民众也得多加留意。 除此之外，无花果干的质地偏硬，比较难消化，罹患胃病或消化力较弱的人可先进行烹调，再享用。需额外注意的是，无花果因含有维生素K，为了避免影响抗凝血剂的药效，医师建议服用了此类药物的民众，不适合同时间食用无花果。 无花果娇嫩保存期短（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无花果娇嫩保存期短 新鲜的无花果娇嫩、果皮薄，保存期限不长。采收之后，若选择在常温下储存，通常是存放个两日，就出现软烂、过熟现象。因此果农大多是以冷藏运送方式出货。 然而，即使经过冷藏，无花果仍难以长期储放。消费者在收到无花果后，3日内食用完毕最佳，若放入冰箱冷藏，大约可再存放5至7日。若是无法食用完毕，能以冷冻方式保存，后续再榨成无花果汁饮用即可，但切莫完全解冻，以免果肉变成软烂状态。 针对如何挑选无花果，专家建议民众选择柔软、丰满、果柄牢固的无花果，同时要避开遭到撞伤、潮湿、发霉或发出酸味的过熟无花果。 （节选自《看中国会员专刊》第77期）〈生命之果 —— 无花果〉
“被低生育率和疫情祛魅后，人口的机械增长将成为核心驱动力。” 最近几天，全国各省市常住人口数据陆续发布了，除了黑龙江迟迟未公布，我们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截至2023年末，全国人口同比减少208万人，连续两年负增长。 网络图片 通过这个“不太好看”的数字，我们还是有三个观察点可以和大家分享和探讨一下。 1、观察一：“自然增长”落幕，马太效应加速 小巴拿到数据表的第一感受是：各省人口怎么都是负增长了？ 据统计，在已公布的30个省市中，19个省市的常住人口减少，如果算上黑龙江（大概率负增长），那就有20个。 河北、湖南、辽宁、吉林，人口连续三年减少；四川、安徽、广西、福建、重庆等7个省市10年来首次出现人口减少。 回顾往年发现，2021年，16个省市常住人口减少；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有15个省市的人口减少；而在前一年的2019年，只有4个省市的人口是负增长的。 网络图片 这意味着，从2019年到2023年，人口减少的省市数量不断扩大。 需要说明的是，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的省市只有13个，这和防疫期间长三角和珠三角劳动力人口被迫回流有关。 而从2022年开始，中国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总人口61年来首次负增长，因此难以再复制2019年之前各地人口普增的“盛况”。 我们或许能以2022年为界，在“自然人口负增长”时代，将人口的流入和流出作为中国各地人口变化的重要观察点。 2023年，人口减少最多的两个省是河南省和山东省，分别减少了57万和39.8万。 两个省都有共性：河南新增常住人口从2021年开始呈悬崖式下滑（此时自然增长率仍为正），主要是人口外流。第二年后，河南自然增长率转负。2023年，河南常住自然人口减少9.2万人，这意味着有47.8万人口净流出。 山东的情况也类似，2021年前平均每年增加57万人，2022年后直接进入负增长。有不生娃的因素，也有外流的因素——2023年，山东省人口净流出17.7万。 显然，并不是每个山东人都想留在家乡考编。 网络图片 中部和北方的省市基本都出现了这个现象，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简单观察：2023年，被低生育率和疫情“祛魅”后，各地没法用自然增长支撑的时候，人口会越来越向经济大省和有政策扶持的地区集中。 去年人口增长最多的两个省是浙江和广东，江苏、上海也有十多万的增长，说明在中部大省人口增长全部转负的情况下，虹吸效应明显。 这种“分化”还出现在各省内部。比如湖南人口相较峰值锐减76万，直接一个大县的人口没了，但“网传”长沙市在2023年增加了50万。 山东亦是如此。2022年，两大中心城市青岛、济南分别增加8.54万和7.86万，而包括热门城市淄博在内有12个地级市人口在减少。 2、观察二：地方大兴网红文旅，人却在逃离？ 当小巴在给表格排序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若按常住人口减少的省市从多到少排序，前五个种子选手分别河南、山东、湖南、甘肃、重庆。 这五个省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两年来都诞生过网红文旅城市。 以“王婆说媒”而爆火的开封，其所在的河南省常住人口减少57万人，位列第一； 以“烧烤”而走红一整年的重工业城市淄博，其所在的山东省常住人口减少39.8万； 新晋新一线、近两年以超低房价被热议的“宜居之城”长沙，网红效应并未辐射至整个湖南省，人口减少36万； 凭借“天水麻辣烫”而变得不再透明的甘肃省，人口减少了26.5万； “勒是雾都”重庆，外网热议的“赛博朋克之城”，人口减少22.3万，是唯一人口负增的直辖市。 网络图片 还有一个隐藏的选手——尚未公布人口数据的黑龙江。不知2024年初的“尔滨火了”能否为其添许人丁，但从2010年开始，黑龙江常住人口数据便一路下滑，2022年比上一年减少26万，若照此规律，黑龙江大概率挤进常住人口下滑省市的前五。 这似乎正在告诉我们一个现象：一个地区越盛产网红城市和现象级的文旅事件，越是阻挡不了人口下滑。 有可能纯属巧合，也有可能是分化带来的人口焦虑：各地拼命宣传、大兴网红文旅，要么拼命虹吸，壮大自己；要么自求出路，应对“人口下滑”这个已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特别是对于一些依赖传统工业的城市，文旅能带来的经济增量只是杯水车薪，本质上还是想博一波眼球，让“流动人口”多看一眼。 补足消费是小赚，促使普通人定居、就业是中赚，吸引高端人才和产业就是大赚。 一般而言，只要不瞎折腾，各地的“行为艺术”，或多或少能产生溢出效应，但促进人口增长的效果如何，可能还要未来2—3年的时间来浇灌。 3、观察三：机械增长VS自然增长 当自然增长、人口流出等词叠加在一起，去年人口增长最显著的两个省份——浙江和广东，就很值得拿来说一说。 广东省新添人丁49万，并不算意外。广东本就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1982年至2021年，广东省常住人口保持正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 ◎ 一是广东人太能生了，像潮汕等地“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广东省基本上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100万，全国独树一帜。 ◎ 二是相对自然增长的“机械增长”（外地人口流入）影响巨大。由于广东制造业发达、城镇化率高，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去年广东的49万新增人口，14万为净流入。 而在2022年，广东省常住人口“意外”减少了27.2万，主要是疫情导致用工需求下降，一些原本在广东务工的外省流动人口返乡就业。 浙江省去年的新增人口比广东还多1万，但浙江人口增长纯靠“机械增长”。 分析可知，浙江省自然增长率相较于2022年的0.04%，进一步下滑，达到-0.86%，硬生生减少了5.7万人，这意味着外来人口流入所贡献的机械增长达到55.7万人。 回顾近三年来，浙江的人口吸引能力一直处于全国第一。2022年，情况特殊，在人口回流、本地人几乎不生孩子的情况下增长了37万人，2021年，达到恐怖的72万人，遥遥领先。 网络图片 浙江和广东，两个经济大省，有着相似的产业结构和营商环境，人口获取路径却大不相同。 如果分析路径优劣，广东省的人口优势是“双轮驱动”，特别是很高的自然增长率，依然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潜力是要大于浙江的。 今年春节开工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透露了一个重磅数据：广东有1.27亿常住人口、每天约1.5亿实时在粤人口。这是广东经济最根本的发展成果。 不过，浙江省虽然在人口基数和人口潜力上比不过广东，但仍具独特优势。 ◎ 首先，这几年来，浙江省中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为全国第一，连三线城市如金华、湖州都有各自独道的人才引进政策。人才带给浙江的，有可能是技术，有可能是企业，甚至是产业。正所谓“人跟产业走，人随产业来”。 ◎ 其次，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省”，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入较为均衡。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常住人口，已连续两年正增长了。 “人往高处走”，反映在人口流动上，便是往人均GDP高的地方走，浙江省人口流入较为平衡，说明地域上的产业经济、收入没有明显差距。 也难怪最近有人喊出“不能移民到发达国家，那就到浙江去”。 广东各地的地域发展差距就比较大了，这也能很好地反映在人口流动上。 比如在2021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中，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这8个城市的人口是净流入，全部在珠三角，剩下13个城市全是净流出，多数流到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五大重要制造业城市，实现了劳动力的“内部消化”。 4、结语 照此趋势，机械增长将成为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以至于出现了很多“是否要引入外籍人口”的讨论与争议。 当然了，机械增长的压力对于每一个省市而言也将越来越大。 比如地方执政者要如何掏空心思去吸引人口，未来的行为艺术和网红事件可能会愈发频繁，“花期”也会越来越短； 再比如，有人退休后选择回老家养老，在老家消费，却领着大城市的养老金。财政压力还是挺大的…… 而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些人口数字又过于宏大，我们期待的或许只是一种“有机增长”：那便是把“口”字去掉，真正地尊重每一个个体。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愿天下不再有骨肉分离之痛。” 就在昨天，邯郸初中生被害案，这起群情激愤的社会恶性暴力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 该案件的三名未成年嫌疑人正式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这起事件，除了人性的恐怖，还有一系列引发争议的法律问题，但小巴更想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给这起事件找到一个答案。 几经摸索后，一则关于城市公立学校学位预警的新闻，引起了小巴的注意。 从去年到今年以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都陆续发布了学位预警，许多地方的户籍适龄儿童数都高于公办小学、初中的学位数。 而另外一则关于乡镇幼儿园蔓延到小学、初中的关停潮数据，却更加引人注意。 根据教育部数据，全国的小学、初中都出现关闭潮，2021—2023年间，全国小学分别减少了约3700所、5100所、5600所；全国初中从升到降，分别增66所、减400所、减200所。 而中小学的关闭潮主要出现在乡镇，原因自然是缺少生源。 这两个相互背离的数据，反映了教育资源在城市、乡村里的供应极度不平衡。 这背后，有乡村空心化的原因，也有“撤点并校”的教育改革原因。 但种种因素在一起，却让另外一个群体饱受了磨难。 “留守儿童”。 网络图片 没错，这是这次邯郸事件里受害者所属的群体，也是一个诞生已有30年的名词。 1994年《瞭望》杂志首次提出后，它便伴随着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后代，共生至今。 它指的是一群因种种原因而被父母留守在家，无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 即便这些年留守儿童总数已经减少，但依然还有较大基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共有6693万留守儿童，其中包含4177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516万城镇留守儿童。 另外还有7109万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加起来合计达到1.38亿，占中国2.98亿儿童人口的46.4%。 如今，这一代人早已长大，但却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孩子，成为了留守的第二代。 曾是留守儿童的胡森告诉小巴：“我家里有10个堂表兄弟姐妹，8个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下一代——12个孩子里，6个都是留守儿童。” 1、“留二代”城市上不了学，农村没学上 “我做电商运营助理，我老婆在工厂上班，我俩一年到头加起来，也只能赚12万—14万。”何云的学历是大专，如今和妻子在深圳打工，自己一家总共六口人。 何云和他的孩子，是真正的留守一代和留守二代。 曾是留守儿童的他，也想避免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代留守儿童，但是他真的感觉到力不从心。 因为他竭尽全力，也无法把孩子带到城市里一起生活。 他父亲在老家做石匠，一个月四五千的工资，母亲无工作在家带小孩，还有个没工作的妹妹，相当于三个人要养六个人。 “我们夫妻俩每个月房租1500到1800，工作稳定的情况下，两人一个月合计能存5000，也就是一年能存6万，到年底会给家里一次性寄1万元左右。”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如果要把孩子带到深圳上学，便宜的私立小学平均也要一年一万多；租房如果再多个房间，又要增加一年一万的开销；再加上平时还要照看孩子，夫妻俩必然有一个需要暂时放下工作。按照收入腰斩来算，一年下来，根本存不到钱。 所以他们最终只能选择把孩子放在老家，让他成为“留二代”。 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不让孩子上更便宜的公立学校呢？ 对何云来说，是想上上不了。 目前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主要依赖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两为主”方针——“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在各地政府的管理下，为保护有限的城市教育资源，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当地公立教育体系，会遇到各种限制。 这种限制包含三种类型：入学准入门槛、学位限制、升学限制。 入学准入门槛一般有两种形式，证件制或积分制。 证件制要求父母必须办齐相关证件后，孩子才有资格入学。比如北京的“五证”门槛——就业证明、居住证明、户口簿、居住证和户籍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而积分制，则会把父母的背景资历按分数计，只有父母达到一定分数，孩子才有资格入学。 比如苏州在2015年底颁行的《苏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实施细则（试行）》，会衡量父母的学历水平、技能水平、房产情况、表彰奖励、社会贡献等35项指标，并依项计分。 这种计分标准并不利好底层劳动者。学历项里，大专及以上才有分数，大专（高职）是30分，博士研究生为400分，与前者相差13倍；在房产项，租房者只有10分，而有房产的最低就有60分，房子越大、套数越多，分数还会越高。 对于以初中文化程度占一半的流动人口来说，无论是证件制还是积分制，大多都难以达到门槛。 即便勉强达到入学准入门槛，还需要面对第二关——学位限制。 绝大多数一二线城市里，学校学位都需要优先满足学区内户籍儿童，只有在有空余学位时才接收流动儿童。 而在多个城市都发布了学位预警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即便满足了入学门槛的要求，因为学位不足，很多父母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入学。 入学后，很多流动儿童也会由于家住偏远，而放弃入学就读。 顺利进入公立义务教育体系后，他们还要努力克服第三关——升学限制。 网络图片 在存在“高考移民”风险的省市里，会要求孩子的连贯学籍和更高的父母资历。 比如北京，父母需要证明孩子有连续三年初中学籍，自己有合法稳定就业，并且连续缴纳社保满三年，才能升学。升学后，自己孩子也只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无法进入普通高中。 那如果不进入公立教育体系呢？ 父母就只能让孩子上当地更贵的私立学校，或者进入当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而后者，随着一线城市人口调控力度的增加，多年来也在陆续关停。 所以何云孩子的处境其实是绝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现状。如今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流动儿童都无法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不得不回老家留守。 可是回到乡镇老家的孩子们，也会面临无学可上的困扰。 “我们这个镇有16个村，之前每个村下面都会下设一个小学，现在6个小学都被撤销了，下半年还会再撤一半，到时候就只剩下五个小学了。”吴老师告诉小巴。他是江西一个村小的老师，如今已经年近60岁。 在他的村小里，只有一年级到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生会提前升入镇初中。而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平均只有7——8名学生，也就是整个小学只有不到50名学生，和七八个教语数英的主科老师。 2、被错配的资源和空间 “公共服务空间错配是产生留守儿童问题主因。”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表示。 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有66.2%，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却只有47%。 前者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后者指户籍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 如今这两者中间相差19%，意味着有大量的外来常住非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到城镇化的现代公共服务。 陆铭教授说道：“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承担了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财政支出。而对公共服务的配置，往往都是按照户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来配置，就导致了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成为了地方的财政负担。” 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承担了接纳流动儿童入学的主要责任，使得地方政府每多接收一名流动儿童入学，都会增加一份经济负担。 以2022年为例，北京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小学、初中分别为35896.9元、62214.95元；上海则分别为32009.96元、45055.84元；而即便是全国平均水平，也分别达到了12791.64元、18151.98元。 当然中央财政也会对各省份予以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但这个保障水平并不高。 按照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里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中西部小学是每人600元，东部则是每人650元，属于杯水车薪。 除了经济负担，学校的公共教育服务短缺也是个重要问题。 “在政策上应大量建设学校，加强学校的供应。”陆铭教授认为，“边际增量的财政投入要倾斜到学校建设上。” 而在资金投入上，他也表示：“中央层面对于教育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也要更多地跟随人口流动方向去配置，而不要像过去将很多资源配置在外来人口的户籍地，即人口流出地。” 不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在去年，户口迁移政策已经全面放开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300万人以上城市的落户条件有序放宽。 东部地区除极少数超大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会（首府）城市外，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至少在未来，留守儿童的父母在解决孩子入学门槛这一块，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网络图片 “我打算未来攒点钱在县城买个小房子，让我爸妈和孩子从村里搬到县里，这样即便我们不能带他去深圳，他也能在县里享受到不错的教育。”何云也说出了自己解决孩子未来教育问题的办法。 3、另一批“互联网原住民” 从宏观上讨论的留守儿童群体，落在具体微观里，却是沉默的大多数。 如果不是一个月前，邯郸这起涉及留守儿童的恶性暴力案件引起全网关注，平时很难有人会关注留守儿童平时生活里的真实想法。 “现在这代留守儿童比我们那代更糟糕，我们那时候还会想着靠努力改变命运，他们现在很多就想着放弃努力了。”胡森感到非常难受，他从小也是一名留守儿童。 在他看到的新一代留守儿童里，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远比他们那代更早的时候就进入了生活无望的状态。他们的身心发展变得更加消极。 而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如今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 “根源就是没有父母管，他们比有父母管的孩子更爱玩手机，然后也不爱运动，手机上看到的东西又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离现实差距过大，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就躺平了。”胡森说出了他的观察。 他的说法不无根据。根据《青少年蓝皮书（2019）》，互联网成为留守儿童寄托情感的主要平台，他们比非留守儿童更迷恋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交流与交往。 他们不仅爱上网，而且触网的年龄也远比想象的要早，上网的频率也非常高。据《青少年蓝皮书》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首次触网年龄在10岁以下的比例高达91.8%，45.7%的留守儿童每天都会上网。 原因也很简单，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过，中国的家庭是三角形结构，三个角分别是父亲、母亲和孩子。这个结构最稳固也最脆弱，缺失一角，结构就会破裂，家庭功能缺失。 留守儿童要么是被爷爷奶奶这样的祖辈抚养，要么是被亲戚或父母朋友这样的上代抚养，但都无法弥补缺少父母照料而带来的家庭功能缺失。 网络图片 因此，他们转而投身网络，来寻求关注和认可。但由于沉迷于网络，他们也逐渐丧失了对现实的关注能力。 “我感觉现在的留守儿童问题会比我们那代更严重，因为从小就在网上接触到了太多娱乐信息，又没有人纠正。”如胡森所观察到的，这直接带来了三个问题：学习能力的下降，运动习惯的减少，以及心理问题的增加。 武大夏柱智副教授在2021年曾有过调研，在农村青少年里，有近一半的留守儿童都有专属手机，他们用来刷短视频和玩游戏，并且调研中67%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 而根据论文数据，城市儿童会更多利用手机来获取新知识。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在体育锻炼上，城市儿童所用时长也显著高于乡镇农村儿童。 最重要的影响是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 一项针对四千名儿童的调查显示，和非留守儿童相比，城市留守儿童确实有更加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内向、胆怯，不善与人交往，约五分之一的孩子任性、自我中心、自私。 按照人格发展理论，在0—3岁的安全感建立期、3—6岁的自信心建立期，和小学阶段的上进心与自尊形成期，父母的陪伴越少，孩子受到的隐形伤害越大。 这种种问题慢慢也导致，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发生率变得更高，辍学率也在上升。而学校教育中断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复杂，也会进一步导致留守儿童更多的犯罪行为。 而邯郸事件，或许就是这种个例最极端的展现。 但不管如何，无论是无法挤进的城市，还是逐渐凋敝的乡村；无论是不被父母照料的童年，还是无法照料孩子的成年，留守儿童这个词和这个群体，都不应该成为常态。 希望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伴随了几代人的灰暗童年，能从此成为历史，不再反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条件大大提高了，数量大大增加了，为什么质量并不容易提高？】 17年前，45岁的我和40岁的施一公回到北大、清华全职工作后我国出现一次引进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的热点。 今天，我国对科技和高等教育的人才更加求贤若渴，条件也大大提高，那么回顾这17年的一个侧面，也并非一定毫无意义。 预期与现实 17年前，一般认为我国的发展到了可以大规模引进人才的时期。 事实上，有很多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回国。 当时最突出的是北大、清华分别引进了约十位海外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讲席教授，领导几个学院和新体制研究所/中心。他们一方面改革所在学院，一方面这些学院的新机制和经验被两校总结推广全校，奠定了两校的全面改革。国内其他大学，也有希望学习的愿望，并且有所行动。 国内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现在称为“新型研发机构”），也以高的学术标准和管理模式，大幅度提高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的质量。 这一过程，在年轻科技人才的层面一直继续，但美中不足的是回国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国内博士，而国际博士偏少。对一个人来说，博士学位来源当然不决定一切，也就是说具体到每一个人，当然有国内博士优于国际博士的。但是，迄今为止，现实还不可能做到大部分国内博士优于大部分国际博士。所以，国际博士的比例，仍然在总体应该想办法提高（在个体上，一定是具体学术水平，而无论学位来源）。国内博士比例高的原因不外乎国内博士在国外升级困难度高于国际博士、而国内博士在国内的师承关系和单位网络优于国际博士。 国际教授回国，除了十几年前现在基本不再是潮流，而是一些单位的个例，整体数量很少。例如，年度实际经费超过一千亿、拥有一百多个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十几年来，真正全职到位并留下工作的国际正教授恐怕不到十人，也许不到五人。 有些招聘的正教授以上的，也一般是六十年以上。而40岁、45岁，好像基本没有再现。 而做的最好的是国家支持的新型大学—-西湖大学。它拥有的国际正教授的数字超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比例就远超北大、清华和全中国所有院校。施一公几年前希望教师招聘超过北大清华的愿望，今天已经成为现实。 其他大学没能做到，现在除了浙江大学似乎还非常努力之外，大部分大学都接近放弃招聘国际正教授，甚至引起怀疑很多高校和包括科学院在内的科研机构有可能排斥国际正教授，因为担心他们水平高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而“不方便”管理。 国家的愿望与单位的现实 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迫切希望加强科技和高校人才质量。除了培养之外，我国很希望引进人才。国家的多个层面不仅有愿望，而且出台很多政策、提供很多优异的条件，前所未有的条件，希望引才。 目前国家和地方的政策，非常之好。包括引进人才的条件，不由本单位出，而全部或者大部分由国家和地方提供。也就是说，引进的人才并不在引进单位分羹，而是带给引才单位更多的资源。 这么好的条件，那么应该很快形成新的人才引进高峰？ 确实有几个单位、几个地方用了国家和地方的政策积极引才。 但总体用新的引才条件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数量较少、比例较低。 所以，很多单位并未积极相应国家和地方对科技、高等教育人才引进的号召，而是基本不做费力的需要单位领导出面的引才工作、只做容易的有单位普通人事部门就能承担的简单工作。 一方面，愿意回国的人数，特别是高层次，并非想象的那么多。另一方面，很多单位基本没有兴趣用这种条件引进高年资人才。虽然引进人才的资源不来自单位，但单位领导人不愿出现新人老人待遇不同而引发内部不平衡的矛盾。也就是说，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大部分不愿意因为相应国家号召、因为促进单位长远发展，而自己个人被单位的人所抱怨。短期个人利益普遍压倒单位和国家的利益。 阻击的后果 可能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完全排除。 我和施一公等回国后，一批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在中国已担任高校和科技机构领导的人，全力阻击。 非常有效， 效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并继续发挥影响。 国际一流大学做过正教授的这批，在国内带领各单位改革后，接近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百）被扫地出门。 这一“成功”的效率非常高，不仅国际正教授被扫地出门，而且在国际上获得博士学位都基本成为弱点，也一样在科研和教育机构的领导层几乎被“清零”（不是百分之百，但接近）。 同样举例庞然大物的中国科学院，院领导一般有7到9人，今天全部是国内博士。而同一机构以前七十多年一直有国际博士。其一百多个研究所的领导也绝大多数是国内博士。 北大、清华、以美国建校为基础的协和医学院，也一样，几乎全部清零国际博士，而几乎全部由国内博士领导。 当然，很多博士回国是为了科研，不一定愿意、也不一定有领导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能力。但也有很多科研人员认为科研能力与领导能力有相当的相关性，科研人员希望领导的科研和管理水平都高。中国也长期认同这一理念，所以几十年的中国科学院，不仅院领导、而且所领导都是领域中的学术翘楚。 恐怕不能要求现在回国的科研和高校人才改变这种观点，认为单位领导的学术水平完全不重要。 因此，在愿意回国的人当中，愿意去西湖大学和某些新型研发机构的自然多一些，而以西湖大学最为突出。 如果没有那次“阻击战”，也许西湖大学不会这么突出，因为全国还有其他机构欢迎？ 阻击的表面后果是打败了这批国际教授，实际恐怕影响更大。 很多单位、地方和领域学术标准颠倒，恐怕是其中之一。而全体国际博士在国内发展弱势，不如国内博士，会没有后果？ 人才使用与标准建设 在一个层面压制国际教授、另一个层面排出国际博士，看上去是个人/群体利益之争。 实际上，用低标准排斥高标准的后果中国仍然难以建立公正公平的科学评价体系，虽然科学是全世界范围最容易取得客观共识的领域。 所以很多荣誉的评判、很多课题的评判、很多经费的评审，都仍常常以单位、群体和个人利益压倒科学标准、压倒国家利益，从而不仅不公平而且浪费国家的发展机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饶议科学
见字如面。 2012年，司马南自居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海南大学演讲，题目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性与情怀”。 当时还有很多大学生支持司马南，毕竟他是反伪气功出身的，身上带了点科学的精神。而且司马南的很多谈吐，都还比较“正”，符合许多个性谨慎又盲目从众的大学生的内在诉求。 偏偏在互动环节，出来一个穿橙色球服的年轻人，很有礼貌的对司马南说，“首先欢迎司马南先生来到海大，我是海大的学生。” 年轻人给司马南提了一些问题，却遭遇司马南的频频打断（因为问到了司马南的痛处）。 年轻人最后说，“我的问题是我可以扔鞋吗”，随后在一些人的阻止之下，依然愤而把一只鞋子丢到了司马南演讲的讲台上，场景如同那个冲破保安的层层围堵，成功拥抱梅西的北京小伙。 接下来的事是，海南大学李建保校长立马夺过话筒，黄海宁处长拿下闹事学生，那位扔鞋的海大学生被人架走，没几秒便不见了身影。 李建保校长怒不可遏地发问：“你是哪个学院，哪个班级的学生？” 网络图片 我时常回味这段场景。 当时，济南日报的刘海明，还可以在报纸上写出“我不喜欢司马南，但我尊重他的言论表达自由；我不赞成扔鞋行为，但也尊重海南大学那个扔鞋者的这种表达方式。” 如今，却已经少有媒体人和教授，愿意说出“我不喜欢司马南”这样的话了，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司马南的粉丝们骚扰。 今天，普京当选了俄罗斯总统。 司马南在微博上，动情的写道：“普京当选，俄罗斯乌拉，我敬他是条汉子。” 网络图片 但是，这么深情的热爱普京和俄罗斯的司马南，但是却不在俄罗斯买房子，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去俄罗斯受教育。 长期活跃在反美阵营一线的司马南，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美国。 可见，司马南是一个虚情假意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切说辞，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并不准备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付出努力，假如他真有信念这种东西的话。 如果司马南这么热爱俄罗斯，他应该当机立断，在俄罗斯买房，让自己的后代，去俄罗斯参军，最少也应该在俄罗斯接受教育，再读个硕士，然后在俄罗斯长期就业。这样才能对得起，他嘴里的“乌拉”。 司马南除了高呼“乌拉”，想必也很想喊出这句“达瓦里氏”吧！也许司马南已经在私下里偷偷喊过了。 网络图片 司马南对于我们最大的危害，是信任层面的。 他让我们不知道该去相信谁了。 在司马南的话术之下，企业主担心自己一夜之间成为资本家，被吊在路灯上。学者们担心自己的观点不够“正确”，于是选择沉默。 就连曾经批评过司马南的人，都慢慢闭嘴了，因为大家仿佛觉得，司马南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还是好端端在互联网上活跃者，也许有什么不得了的后台。他的粉丝也还是像之前那样，充满了一种缺乏智能的正义感。 在这样的时刻，我总会想到海大学生对司马南扔的那只鞋子。 如果他看到我的文章，请联系我，我会送他一双鞋子。 这是一双真正的理想主义的鞋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关尔东
耶伦二度访华，首站广州。 由我们财务部副部长迎接。 且不论耶伦来的目的以及交流了什么，她的这身朴素的行头，简陋的服装挎个朴素的包，一点也没有高级官员的做派，这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不少波澜。 有人觉得，不能放下对耶伦的戒备，人家来者不善。耶伦故意穿的这么朴素，必有阴谋。没有阴谋，那也是在怠慢咱们！ 但是，从各方报道上，国内媒体对于耶伦的访华，总体还是欢迎的。 因为聊的是经济，是钱，是就业和发展。不管在立场上有什么区别，但是还是要发展的。倘若一昧的提美色变，把所有关于美国的东西，统统赶在外面，这样对于我们国家的贸易来说，其实是弊大于利的。 我们做不到像那位上海苹果店门口大妈所声称的那样，可以不在乎就业，就是不买苹果手机，因为我们有华为。 就算我们能够做到，这样也是一种最坏的结果了。经济很复杂，单靠一个华为，也许能够支撑起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却支撑不起整个经济。 其实，这次从网络上的反馈来看，明显可见支持耶伦的，要比批判耶伦的多了不少。 这让我想起，拜登刚刚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取代了特朗普的他，一度也给中国网民以很多希望。在一些人的眼里，拜登比起特朗普更务实，对中国更好。 这次，网民们对耶伦的态度，也有相似之处。 耶伦在美国政坛，属于知识分子式的政客，她曾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才做了美国位高权重的央行行长及财务部长。耶伦现在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的荣誉退休教授。 耶伦也并非是官员世家，父亲是位家庭医生，母亲是个对金融有兴趣的小学教师。 据曾在校报和耶伦一起工作的Charles Saydah描述称，耶伦是个“典型的60年代自由派”，深信教育是很多社会问题的答案。 这也让耶伦的风格，十分倾向于鼓励自由贸易，而尽可能少的政策干预。 网络图片 美国60年代的自由主义，那是个十分强调反叛的时期。 年轻人蔑视传统，厌弃工作和学业，拒绝承担任何社会义务，他们喜欢摇滚乐，支持反战，呼唤爱和和平。 大名鼎鼎的甲壳虫乐队也是组建于1960年代。 经历了这段时期的耶伦，尽管身上还带着美国精英教育过于白左倾向的烙印，但是耶伦骨子里是反战的。 这让她的经济政策，不会太远离常识。 去年，2月27日，耶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耶伦说，只要俄乌冲突继续，美国将一直对乌克兰表示支持。耶伦说，美国是对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近500亿美元援助，其中有超过1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未来几个月，美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8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作为鸽派代表人物的耶伦，她的态度，象征了一种和平的趋势。 在反对战争的过程中，耶伦掌握了除了摇滚乐、示威以及呐喊之外的工具，那就是用经济手段，来给予和平援助。 从这个角度，耶伦继承了美国60年代自由派的精神，还走得更远了一点。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关尔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