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写了那篇《四名美国人被刺伤后》，发到百家号，不到24小时，已有90万阅读量，3000多条留言——不过现在都已经消失了。 百家号比公众号下沉得多，以往我虽然也会在那备份，但几乎从不看留言，何必没事给自己添堵？但这次，我好奇基本盘会有什么反应，在它们消失之前忍不住翻了翻，毕竟这也不失为一次小型民调。 略感意外的是，最高赞的一条留言乍看倒是响应了我文中的主要观点： 网络图片 当然，从后面的回应来看，他们背后隐含的意思和我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很多人真正想说的是：这事没那么严重，别冤枉了好人（意思是那个行凶者，许多人都强调“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受伤者不应因其外籍身份而享受到超国民待遇。至于这究竟是公正中立，还是袒护凶手，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不论如何，这确实可以让不同立场的人找到一个共同的基底：只有依法办事，才能让各方接受。至于此事在外交上、中外交流和中国国际形象上所带来的影响，只能事后再设法善后了。 这还算是好的，剩下的，就是铺天盖地的谩骂，最高赞里有几个上来就是气势汹汹质疑动机： “查查这个作者，肯定有问题。” “这作者坏得很，别有用心。” “你这是在带节奏。” “看了作者的属地上海，关于文章内容一切都明白了。” 当然更难听的谩骂也多了去了，其中有个异想天开的留言让我忍俊不禁：“作者是那四个（受伤的美国）人中的一个。”当然，最常见的斥责也少不了：“你是中国人吗？” 蠢货，我当然是中国人。 我平素极少回骂，但今天心情也不大好，对这些蠢话的耐心也低了。我当然听得懂这话的意思，但那正是我所厌烦的：这些人为“中国人”身份界定了一套狭隘的规范，所谓“不转不是中国人”就是这种逻辑的体现，但谁有权规定中国人只能像你一样？ 之所以说这蠢，是因为这些狂热分子将那位行凶者推为英雄（留言里这么表态的人比比皆是），口口声声将国族利益视为至高无上，却看不到这种行为本身就在损害本国利益。 义和团倒是“民气可用”，但他们当年除了发泄一阵，给列强利益又造成了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倒是引来了八国联军入侵、京城沦陷、两宫西狩、战败赔偿巨款的耻辱结局。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也爱国——“爱国”并不是那些狂热分子的专利，我当然也有权，但如果“爱国”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好，那么怎样才对这个国族共同体有利，这本身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实践，远不只是一根筋那么简单。 你质疑我动机不良？那你难道就没想过，像这样看似“英雄”的行凶者，说不定才是出于私利，借此让自己成名？如果真为了集体利益，就不该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对吗？ 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一定要说出来：真正对中国人有利的，是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走向繁荣富强，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 当下或许正是一个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应默不作声，让自己被代表，犬儒地逃避，因为这个中国不仅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无声无光
苹果公司WWDC 2024发布会，苹果AI成为最吸睛的焦点。不过，苹果的AI不是大家口中的AI，而是苹果独有的概念：Apple Intelligence，苹果智能。 所谓Apple Intelligence，被定义为iPhone、iPad和Mac的个人智能系统，利用苹果芯片的能力来理解和创建语言和图像，以及跨APP采取行动。也就说，它是一款内置在iOS 18、iPadOS 18和macOS Sequoia中的生成式AI模型，芯片是苹果M系列和专属云服务器。 当个人手机开始集成AI并向用户开放，AI时代算是向每一个苹果用户的敞开了大门。 且慢，不尽然。苹果公司内置集成是Open AI公司的Chat GPT-4o多模态大模型，目前世界最先进的AI模型之一。 我在半个多月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对大多数学习者，GPT-4o是作弊的大杀器》，谈到了这个AI大模型对学习者的影响可能是革命性的：“勤勉的学习者和作弊的学习者之间恐怕将横亘难以逾越的鸿沟，鸿沟的两边可能是阶层、成就、幸福的巨大落差。” 可是，Open AI公司的Chat GPT大模型根本就不对中国用户开放。甚至，即便你采用无痕浏览、安全模式下的科学上网，也无法使用。苹果AI向每一个用户开启AI时代，但对中国用户恐怕开启的是另一个房间的门。 网络图片 出于合规要求，下一款集成Apple Intelligence的iphone 16在国内销售，将把GPT-4o平替成国内的AI产品。否则国内用户将无缘享受苹果AI的功能。根据早先的报道，平替的国内AI大模型可能是百度的文心一言。 网络图片 如果国内AI能够媲美国际通用的AI，那就没什么好担忧的。可是，国内的AI相比于国际通用的AI，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如果只是技术上的差距，我相信绝大多数国内苹果用户也不会太介意。国内的AI虽然谈不上遥遥领先，至少可以步步紧逼吧。 可是，百度AI与国际AI的差距，是商业伦理上的差距。 国内的百度是一家与国际上的谷歌差不多同时起步的公司，谷歌稍早，创建于1998年9月，百度2000年1年成立，相差不到一年半，算得上是同时期诞生。作为网络搜索引擎起家，在谷歌撤离中国后，百度致力于广告的竞价排名，用户点开百度，可能前几页都是广告，而且只要给钱搜索结果就置前。最终酿成臭名昭著的“魏则西事件”（点击移步了解）。 魏则西事件有没有令百度痛改前非呢？我看没有。百度既没有因此遭受惩罚性赔款，也看不出有丝毫反省的迹象。用户使用百度搜索出来结果仍然稍不留心就会入彀、掉坑，沦为百度算法收割的韭菜；相比之下，早就放弃中国市场的谷歌，用同一个中文搜索词，也比百度好用和安全。 技术上的差距，国内用户有耐心给国产大模型成长发展的时间；可是商业伦理上的差距，技术越先进，国内用户就越不安全。 所以，从今年度下半年即将发布的iphone 16开始，我们与世界可能就此分道扬镳。内置百度文心一言的iPhone 16，国内用户恐怕需要比使用百度搜索引擎更为小心谨慎，透析隐私的大模型算法将把每一个用户拿捏得死死的。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网络图片 内置AI的iphone，从某种意义上又重新定义了手机。正如第一代iphone横空出市，手机开始被定义为个人移动终端，通话、交流只是其中成百上千功能中的一个。从iphone 16开始，手机可能将被重新定义为个人AI终端，用户无须下载APP，手机就能让用户便捷地使用各种情境下的AI应用。 按说，国内AI相比国际AI的技术差距，假以时日也有机会赶上，只要保持差距不被拉大。可是，技术基础的差距就可能导致发展的南辕北辙。国际AI训练的互联网环境与国内AI训练的互联网环境截然不同。 下面这张图的数据是各种语言的信息在全球互联网中的占比，截止到半个月前，中文（Chinese）信息在全球互联网中的占比只有1.3%，这里面还包括我国台湾省、香港特区的繁体中文信息，简中信息占比恐怕不足1%。而且，中文信息的占比从历时来看，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相比之下，英文信息占比超过一半。 网络图片 国际AI是在全球互联网的信息池里训练并且百无禁忌无拘无束自由成长的，国内AI是在不足1%的简体中文信息池里训练并且按照合规要求严格审查下成长的。这里还没考虑简体中文信息池本身的“水质”怎样。 所以，这不仅仅是iPhone国际版与国内版的差距，很可能就是中外手机未来的差距。苹果或许只是率先将手机定义为个人AI终端，而不仅仅是个人移动互联终端，接下来中外手机都将沿用个人AI终端的定义设计。 可以想见，个人AI终端将改变人类的生活。但是，伦理、逻辑和场域不同的个人AI终端，将不同人类的生活改变得分道扬镳、面目全非。 拭目以待。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6月7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了专栏作家米尔顿·埃兹拉蒂 (Milton Ezrati)的文章，标题为《中国中产阶级正在消失》。 文章写道，中国曾经拥有乐观自信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时通过大手大脚的消费和积极的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可悲的是，这些人现在正在失去生机，许多人重新陷入贫困。 埃兹拉蒂判断中国中产阶级“消失”的理由主要有三个，一是财政部公布的今年前几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骤降，二是工资水平出现6年来最严重的下降；三是奢侈品行业销售非常不理想。 个人所得税收入骤降之谜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 1-2 月，个人所得税收入为 3262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9%。3月份情况有所好转，今年一季度个人所得税收入为4240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5%。 网络图片 对于收入下降原因，财政部解释说，由于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个人实际上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个人所得税收入下降反映了家庭收入向这一水平以下转移。 埃兹拉蒂认为，10 万元的年收入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底线，收入短缺表明有多少人已经失去了中产阶级这一地位。 对于1-2月个人所得税收入骤降的原因，国内媒体有不同的解读。《第一财经》援引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的观点认为，“2024年居民收入总体还是增长的，前两个月个税收入下降，很可能与今年春节较去年晚，个人年终奖发放比去年晚，去年基数相对高有关。另外去年8月中国提高三项个税附加扣除标准优惠政策，这一减税翘尾因素也有影响。” 网络图片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什么？ 2019年1月21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就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时提到，“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中等收入群体是有测算标准的。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的，已经有4亿多人，约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 2016 年以来最严重的工资水平下降 2024年1月，彭博社汇总了智联招聘上 38 个主要城市的企业新员工的平均工资，2023 年第四季度，这些企业的平均工资较上年同期下降 1.3% 至 10,420 元人民币，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也是自 2016 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降幅。 其中，北京平均工资水平同比下降 2.7%，已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出现收缩，广州的工资下降了 4.5%。 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和风能等新经济行业的入门级工资也一直在下降。财新和商业大数据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12 月份平均工资较上年同期下降2.3% 至 13,758 元。 更令人失望的是奖金数据，平均比上年下降了 17.5%。互联网和电信行业的奖金下降幅度更大，为 27%，金融行业的奖金下降幅度更大，为 35%。 网络图片 奢侈消费品的销售额急剧下降 网络图片 埃兹拉蒂引用的数据现实，瑞士手表对华出口较 2023 年下降了 25%。 另据《第一财经》5月22日报道，法国LMVH集团、英国Burberry、意大利Gucci等外国奢侈品牌，今年前三个月在华销售额均出现下滑。 其中，LMVH第一季度在亚洲市场（不包括日本）的收入同比下降了 6%；Burberry 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9%；Gucci 第一季度在亚太地区的销售额同比下降 28%。此外，意大利高端鞋履制造商托德斯 (Tod’s) 在中国的销售额下降了 24%。 其中也有一个例外。据《财富》杂志报道，爱马仕在亚太市场（日本除外）的收入在该季度增长了 14%，达到 19.2 亿欧元。 埃兹拉蒂还提到，中国的高端餐厅也报告了销售额下降的情况，尤其是在客流量回升到低端餐厅的情况下。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二手钢琴库存量上涨很高，给价格带来了巨大的下行压力。埃兹拉蒂说，由于钢琴长期以来一直是中产阶级地位的标志，库存过剩说明了有多少人不得不放弃追求。 主要原因：房地产危机 网络图片 埃兹拉蒂认为，造成中产阶级消失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危机。 自 2021 年恒大暴雷后，多家大型地产商相继出现危机，如碧桂园、融创、万科、万达等，暴雷的中小地产商更是不计其数，房地产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造成了严重打击。2023年 12 月，中国 70 个大中城市现有房屋的平均价格较上年下跌 6.3%，这是自 2011 年开始该数据系列以来的最大跌幅。 房地产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彭博社在5月17日一篇题为《中国房地产崩盘可能使数百万前途光明的职业受挫》的报道中列举了几个更具体的例子。 张艾薇曾经认为自己前途无量。2016年，化工专业毕业的她加入了碧桂园——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担任房产销售，她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并很快成为了分公司的“销售冠军”，然后被调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城市大展拳脚。 虽然牺牲了休息时间，但却保证了张艾薇的高收入。据彭博社报道，她在碧桂园的销售额高达10亿元，平均年收入在60万元以上。她经常花4000块钱购买水疗套餐，犒劳自己。不到30岁的她，买东西已经不用看价格了。“银行账户就是一串数字。”张说。 但现在，张艾薇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推销保健品为生。但保健品似乎没有房子好卖——她每月只能卖出三件，远远不够她以支付账单。她和丈夫已经推迟了生孩子的计划，除此之外，她还采取了一切削减开支的行动：自己做饭以代替外卖，减少社交，四处寻找折扣优惠。 曾经在万科工作的曾立，收入好的年份可以超过150万元。现在，他花了一年时间寻找工作，在最绝望的时候，甚至愿意接受90%的减薪。经过70次面试，他得到了几个工作机会，但最终全部被撤回。虽然他最终找到了工作，但对房地产行业仍然持悲观态度。“这个行业没有未来，这个行业已经被抛弃了。”曾立说。 网络图片 房地产行业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现在它却成了中国经济的拖累。据彭博社报道，截至 2023 年的三年间，房地产市场低迷已导致约50 万人退出房地产行业，这还不包括建筑和营销等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彭博社预计，到 2026 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经济比重可能会萎缩至 GDP 的 16% 左右，这种可能性可能会导致约 500 万人面临失业或收入减少的风险。 “如果你还想像以前那样生活，你基本上是在做梦。”张艾薇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环球疯人院
6月10日，四名美国教师在中国吉林一公园（北山公园）参观时遭人用刀刺伤。 受伤的四名教师系康奈尔学院（Cornell College）教员，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名受伤者是美国爱荷华州众议员的兄弟。 据悉，伤者被严重刺伤，目前在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美国国会议员、艾奥瓦州州长正在跟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华大使馆合作，确保受害者得到治疗并安全离开中国。 根据网络流传出的一份“协查通报”显示，行凶者为原户籍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的一名55岁男子。从双方的履历来看，不会有什么交集。而且这四位访华学者是在吉林大学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起，也不太可能会因为语言问题产生什么激烈的冲突，所以……. 网络图片 所幸，一名受害者的家人告诉艾奥瓦公共电台（Iowa Public Radio）新闻，四人均在袭击中幸存。 网络图片 这四名美国人来华是康奈尔学院与吉林省北华大学长期合作的一部分，康奈尔学院负责向北华大学派出教师。目前美国艾奥瓦州议员、州长都高度关注此事，预计白宫很快会对此事发表声明。 如果真的是当代“义和拳”在无差别对外国人泄愤，那将是一件可悲的事。对四位喜欢中国文化、一起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国际友人下手，只能体现粉蛆的无知、狭隘、卑劣，比拿U型锁的蔡洋还要恶劣一百倍不止。 这世上有些人，怀揣着不知从哪里习得的仇恨，把自己生活中的不满，宣泄到和自己完全没有交集的无辜者身上，还自以为这是正义、血性。 这或许并不仅仅是个独立的随机性事件，而是长期在仇恨氛围影响下的集中爆发。穿和服被打、微博扬言炸德国使馆、太阳图案被当成日本国旗、读外国诗歌被保安骂崇洋媚外….太多类似事件被姑息，让那些大脑缺失、毫无教养的民粹人士认为这就是一种默许。 我朋友修明的观点我很同意： “艾奥瓦州和中国关系一直不错，存在长期的友谊，艾奥瓦居民萨拉·兰蒂更是被称为‘中国的朋友’，此次四名来华的艾奥瓦人也是中美民间交流的一部分，有官方参与的成分。发生了如此恶性的事件，美国对华鹰派一定会拿此事做文章，如果处理不当，美国亲华派的空间将进一步缩小。鹰派的民间基础会进一步扩大。” 最后，回旋镖还是会打到他们头上。因为有钱人，有更好的风险抵抗能力，而狭隘往往伴随着贫穷，他们的生活来源更依赖工作，工作又和外贸、经济环境息息相关….. 前两天去米兰拜访了一位知名画家，他说自己的买家主要来自港澳台和大陆，但费力来欧洲办画展，最大的动力就是让更多的外国人喜欢上中国文化。中国有太多好的东西，艺术、文字、佛学….都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网络图片 我深以为然，在国外的这段时间，遇到了不少亚裔文化爱好者。但多数人喜欢的是日本和韩国文化，提起中国，他们总会有些不太好的刻板印象。 没人比海外华人更明白，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一个民族有多重要。和那位画家一样优秀的华人正在为中国争取更好的国际形象，抵消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蛆虫们的恶劣影响。 与其抵制外国人，不如抵制蠢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麟阁经略
6月4日，我会见了一审被判了无期徒刑的诈骗案上诉人孙仲山。 在3月22日去会见孙仲山后，我以为再也不用见他了。没想到时隔两个多月，我又去会见了他。这次会见，与3月22日相比，孙仲山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对二审结果仍不乐观，但对我在二审中或许能有些作用，似乎已燃起了一些希望。 孙仲山是因拆迁补偿被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追诉的，但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变成了诈骗罪。被以相同罪名同案起诉的，还有转租孙仲山所承租土地的王永及王永的妻子。 2008年孙仲山作为村民租了村里一块荒地，租期三十年。经营两年之后，孙仲山于2010年5月将所租的这块40亩的地及地上的20间房转租给了王永做钢构生意。双方约定该地整体开发或国家占用土地赔偿归甲方孙仲山，地上物的赔偿除去原有的房子归甲方孙仲山外，乙方王永建设的房子、车间和营业执照等除去建设成本，赔偿款孙仲山占40%，王永占60%。2017年，因修建兴延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1亿余元，孙仲山分得2000多万元，王永某分得8000多万元。后审计部门审计认定王永在租赁土地上存在不该补偿的违建及抢种抢建，经营钢构的王永及其妻子均被以合同诈骗罪追诉，孙仲山也一同被追诉。 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是：2015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间，被告人王永伙同被告人孙仲山、孟凡珍在兴延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拆迁项目中，隐瞒其在拆迁范围内即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葛村内所建房屋系违法建设的事实，骗取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亿余元。 孙仲山始终不认罪。王兴律师与刘征律师一审为孙仲山作了无罪辩护。 两位律师的辩护，非常有说服力。当事人和家属对两位辩护律师的庭审表现都非常满意。很多听了庭审直播的法律同行，也表示赞赏。 在一审庭审结束后一审法官在与辩护人的一次通话中，就律师对案件迟迟不作判决的疑问，法官表示“一直在积极推进”，并直言不讳地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表示认可，称其与辩护人“立场是一致的”，让律师“放心”，说“现在这个案子既然是这么个局面，你应该是肯定我的工作，你放心，我既然有这个态度，我肯定会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判，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案件久拖不判，当事人家属催问案件进展时，法官也曾表示“你别催我，你应该感谢我，没有我这个案件早判了”。 孙仲山家属还反映，在第二次开庭结束，在公诉人及当事人离开后，审判长当着所有律师及家属，对第三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钱律师说，“这个案件要是能判，我早就判了，还用放4年多没结果？”。 尽管，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律师与当事人孙仲山及其亲属，还是都相信法官的话，一直在乐观地等待着法院的无罪判决。 没想到，案件在法院拖了几年之后，今年3月19日的宣判，给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孙仲山及其亲属带来的，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被告人孙仲山不仅被判有罪，而且被判了无期徒刑。 一审判决一字不落地接受了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一审宣判前，辖区派出所民警曾联系孙仲山亲属，说接到法官电话，希望协助维稳，法官反映“这个案件快5年了，证据确实薄弱，怕家属（对判决结果）接受不了闹事”。一审宣判后，法官与当事人家属沟通，说“这个案件有争议，尽快上诉，向纪委反映情况”，他“做不了主”。 宣判当天，孙仲山家属第一时间联系了我，并到律所找我商量上诉事宜，说一审两位辩护人都在外地出差，希望我去会见一下孙仲山，怕他面对一审判决想不开，让我去开导一下他，并表示要委托我担任孙仲山的二审辩护人。 原来，早在四年前的孙仲山案审查起诉阶段，我就是孙仲山的辩护人。 四年前，孙仲山家属根据孙仲山当时的辩护人、北京律师陈朝阳的介绍，找到我，希望委托我担任孙仲山辩护人，说陈律师给他们说了，这样的案件得找我。感恩同行的信任与托付，我接受了委托。后经争取（链接：周泽律师：孙仲山案会见，老法师遇到新问题），我会见到了孙仲山，确定为其作无罪辩护。 没想到，未到孙仲山案开庭，我就因在安微吕先三上诉案辩护期间披露办案机关、办案人员违法办案、刑讯逼供的问题，被停业了。（链接：周泽律师：停业处罚不仅对我不公平，对我的当事人也不公平）孙仲山案因此转由我的合伙人王兴律师与刘征律师辩护。我们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孙仲山不构成犯罪。 孙仲山被判有罪，是我没有想到的。孙仲山被判无期徒刑，更是我无法想象的。 因为一直认为孙仲山是无罪的，并希望把其辩成无罪，故在我被停业后，在孙仲山家属原本欠付律师费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借机将案件推掉，而是建议孙仲山家属委托我的合伙人王兴律师与刘征律师，接力为孙仲山辩护。他们如能把孙仲山辩护无罪，也是实现我的愿望。 孙仲山一审被判有罪，而且被判无期徒刑之后，我自觉有一种道义责任，希望能够继续为其辩护。为此，我根据孙仲山家属的托付，改变预定的出差计划，紧急预约会见孙仲山。 3月22日，经过三天预约折腾的我，终于会见到了孙仲山。 会见中，孙仲山喊冤。问我：周律师，您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判？！ 孙仲山的冤，是那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冤。 从一审判决引述的指控证据可证实的情况来看，孙仲山的所有行为，不过是作为拆迁补偿地上物的土地原始承租人，在拆迁清登调查结束后，在拆迁工作人员拿来让其签名的清登调查表上补签了个名，按镇政府工作人员要求，其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了个名。 网络图片 对案涉土地及地上物的拆迁补偿，孙仲山作为原始承租人与镇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之前，已由昌平区市政管委牵头，马池口镇政府、葛村村委会、评估公司、拆迁公司、 审计公司、测绘公司 、林勘院与转租土地的王永，共同参与，进行了入户清登调查，并根据清登调查情况，由政府部门委托的评估公司出具了《拆迁评估报告》。执行拆迁补偿政策，负责拆迁清登调查和进行拆迁评估的这些政府部门和机构，对哪些该补偿，哪些不该补偿，显然是清楚的。将所承租的土地转租给王永多年、没参与清登调查的孙仲山，在政府方面工作人员拿来清登调查表和《拆迁补偿协议》让其签名时，当然有理由相信，负责执行拆迁补偿政策的政府，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通过清登调查确定的补偿项目和补偿金额，是按照拆迁补偿执行的。而且，作为补偿最大受益人的人王永都签字确认了，孙仲山作为村支书，当然会支持政府的拆迁工作，有什么理由要对那么多部门通过清登调查确定的补偿项目、补偿金额提出质疑！？ 孙仲山没有违建行为，拆迁补偿过程中的清登、评估等所有工作流程，都没有参与，也没有与作为拆迁补偿义务主体的政府方面拆迁补偿内容和金额进行过谈判、磋商。拆迁补偿内容，补偿标准，都是政府方面确定，孙仲山被动接受的。这怎么成了孙仲山合同诈骗（公安立案罪名）或诈骗（检察院指控和一审判决认定罪名）犯罪？合法建设必有建设审批手续，王永在孙仲山作为原始承租人的集体土地上所建房屋，是否违法建设，建设、规划、国土、乡镇政府等部门一清二楚，清登调查中问一下参与在场参与清登调查的王永有没建设手续，也能查清楚，孙仲山如何隐瞒违建事实？如何骗取拆迁补偿款？ 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被害人即涉案拆迁补偿款出资方系兴延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故镇政府部分工作人员是否因被告人的行为陷入错误认识，不影响被告人诈骗罪的成立。问题是，被告人都没有接触过兴延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任何人员，如何诈骗兴延高速公路公司？“政府部分工作人员”与被告人共同诈骗的吗？证据呢？ 在政府方面工作人员拿来清登调查表上补签个名，在政府拟定的《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个名，就被当成诈骗犯罪追诉，被判无期徒刑，岂不是飞来横祸？！ 3月22日的会见中，孙仲山尽管感到很冤，对一审判决表示至死不服，但在我就其家人准备聘请我担任其二审辩护人，征询其意见时，其却极不赞成，说一审两位律师为其所作无罪辩护，辩得那么好，法院还是判其有罪，案件拖了那么多年，一审判决肯定是法院层层请示汇报后才作出的，二审不可能改。其在看守所呆了好几年，注意到一起被关押的人，一审被判有罪的，二审都被维持了，他对二审结果已不抱希望，不想让家里人花钱请律师了，准备找个法援律师就行了，给家里省点钱。 我对孙仲山在3月22日的会见中表现的态度，感到非常遗憾，并在会见结束后将情况转达了孙仲山家属。但孙仲山家属不想放弃，仍然希望委托我为孙仲山辩护，让我不要介意，他们会尽力去做孙仲山的工作。 通过找人带话、委托其他律师去会见，一次次的劝说，孙仲山同意了家属委托我担任其二审辩护人的安排，遂有了我6月4日对孙仲山的会见。 确定担任孙仲山二审辩护人之后，我一直在想孙仲山问我的问题：一审法院为什么那样判？ 审诸一审证据，我发现，兴延高速建设中，拆迁补偿是由中铁建联合体与首发集团（代北京市政府持股）共同成立的兴延高速公路公司，作为拆迁责任主体，向昌平区市政市容委预付征地拆迁补偿款，由昌平区市政市容委按照区里的政策进行拆迁补偿，昌平区内拆迁工作环节哪些情况应该补偿，哪些情况不应该补偿，兴延高速公司不参与，项目完成后进行资金结算，多退少补。 不用自己出钱，昌平区方面在组织拆迁清登调查过程中，对该补不该补的，自然不会去认真核查，从而出现把不该补偿的项目也在清登调查表上予以登记进行补偿的情形。 按照朴素的道理，如果说政府工作人员把不该补偿的项目在清登调查表上进行登记，进行了补偿，就是有罪，那也是政府方面清登调查人员的渎职犯罪！至于补偿权利人因此多获得了补偿，只要不是与政府方面拆迁清登调查人员串通作假，无非是不当得利，而已。对孙仲山来说，其没有参与清登调查，不存在与任何人串通作假，而只是按照政府方面工作人员要求，在清登调查表上补签了个名，在政府拟定的《拆迁补偿合同》上签了个名，这与其说是孙仲山骗了政府，还不如说是政府方面为了及早完成拆迁工作，骗了孙仲山——孙仲山误信政府方面工作人员在清登调查中确认的补偿项目都是合法的，应该补偿的，从而在政府方面提供的清登调查表和《拆迁补偿合同》上签了名。 不该补偿的，补了，被审计出来了。大领导批示要“严肃处理”。处理谁？ 孙仲山反映，有法官在提讯时说他够冤的，怪他们倒霉，被当成了典型。——这明显是，因果颠倒。如果要抓典型，难道执行拆迁补偿政策，负责拆迁清登调查的政府工作人员，不更应该作为“严肃处理”的典型吗？！当然，处理政府工作人员，涉及那么多部门，那么多人，关系错综复杂，处理起来注定困难重重。但是，也不能让小老百姓生背锅，而完全不考虑能否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刑辩在途
义和团算是爱国吗？我最近越来越怀疑这件事。 你说义和团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有“灭洋”的具体贡献，但是义和团杀害咱们自己同胞的事件也不少啊。 你尽管用“天助神拳”来灭洋就是了，干嘛打在自己人头上呢？ 就如同家里的丈夫，看见外村的恶霸进来，出去跟人战斗几轮，但是回到家里对着自己的老婆也是一顿海揍，这样的人却解释说自己是热爱家庭的，这怎么能让人去信服呢？ 倘若做了义和团的家人，实在是让人惶惶不可终日啊，谁知道这神拳有一天不会打在你的头上呢？ 义和团在防御民族、抵御外强方面，当然是做出了一些正面的贡献。 但是，由于义和团不会反思，他们就用一种极为抽象而粗暴的世界观去看待这社会上的人，还让自己的同胞也难遭他们的毒打。 比如义和团将国人分成三六九等，其中从二毛子到十毛子不等，二毛子是信徒，三毛子是通洋语、穿洋装、买洋货的人，到十毛子为止，换言之，只要和洋子沾边的，都要格杀勿论。 看得我这个英语爱好者提心吊胆的，因为按照这个标准，我也是义和团神拳袭击的对象啊。幸好我没生在义和团的时代。 在真实的历史上，义和团就是打死了很多同胞，这一切都是因为义和团自己定的莫名其妙的标准。 根据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记载：“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 《拳事杂记》记载“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请问这些人到底有什么错，看了点国外的书，甚至家里有根火柴，就要被义和团暴揍？这天理何在啊？ 你当然可以说，义和团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标准，也是受到历史局限性所致。因为义和团大多没什么文化，没读过洋书，更不通外语。所以打死同胞，纯属是误伤。 但是难道就因为是误伤，我们就要去刻意美化义和团吗？ 在我看来，没有足够的认知，你的一切所谓的“正义”举动，都是值得怀疑的。蠢就是恶，你不能因为你不懂，你是个文盲，然后你伤害了无辜者，你就等于没伤害了。 发心好当然重要。但是，如果这发心没有足够清醒的逻辑和认知，那就会演化成为一种失控的暴力。 所以我无法接受“平原公子”给义和团唱的赞歌了。在我看来，这有点把义和团给过于拔高了。 网络图片 还是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义和团到底爱国吗？ 可能是爱的吧，或许义和团就是爱国。 但是从结果来看，义和团的铁拳却不少也打到了自己人头上。这你怎么解释呢？ 义和团的爱，让国人那些读外国书的，学外国语言的，甚至是那些原本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读书人，都惨遭毒手。 那么，这“爱”是不是有点不太健康呢？ 譬如五一上海淮海路，一对家长在人行道中间，为了教训自己的孩子（四五岁的女孩），无视女孩的隐私和嚎啕大哭，合力摁住女孩，把女孩的裤子扒了，当众打屁股。 请问这对父母是爱自己的孩子吗？ 我觉得很难讲，可能在他们的心中是爱的，在一些习惯于权威和服从的人的心中，这也是爱的。 但是从生命健康的角度，他们就是在通过当众羞辱自己的孩子，来获取一种被围观的权力欲。孩子是长记性了，然后呢？ 本质来说，他们可能还是更爱自己多一些。 正如义和团也许更加爱的，是一个抽象的民族自尊心，而不是在乎身边的同胞，他过得到底好不好。 一旦真的由具体走向抽象，那就变得很可怕了，人们会迅速被贴上各种可怕的标签，然后遭受“神拳”的惩罚。为什么是“神拳”呢，因为不仅可以让义和团觉得自己如有神助，另外，可以让他们在无意间觉察到了孟子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的时候，他们可以毫无愧疚地屏蔽自己的良知，让自己彻底成为一个贯彻正义的施暴工具。 6月10日，北山公园事件，各位可看通报，具体的我也不细聊。 我就是非常在意，为什么连那个“上前阻止其行凶的中国籍游客”也要被捅？ 我始终认为：一个可以残忍伤害无辜同胞的人，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可怕的人，他跟“正义”二字也完全不沾边。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我是关尔东
一场差点改变历史，也真的改变了历史的刺杀案。 1891年5月11日，在日本大津，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刺杀案。当天，正在该国游玩的沙俄皇太子，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行至街头时，突然遭遇了当地警备（警察）津田三藏的挥刀砍杀。 刺杀者突然窜出，一刀砍伤了坐在人力车上的皇太子的右耳，还好尼古拉皇太子反应迅速，加之可能留下了点他爷爷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时的“基因记忆”，当即大叫一声“你要干什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捂着伤口、跳下人力车、推开惊呆了的侍从们，逃入人群中、钻进小巷。 网络图片 津田三藏不依不饶，继续追上，皇太子被逼到一个胡同的拐角处。 这时候，这个刺客如果再补一刀，就彻底改变世界历史。但恰在此时，陪同前来游玩的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及时赶到，他用刚买的竹拐杖一下子把刺客打倒在地。 随后赶来的日本警察慌忙用刀压住刺客的脖子，将其制服。尼古拉二世这才幸运的逃过了一劫，但在头上留下了一道9厘米长的伤疤，从此出行特别喜欢带各种帽子。 网络图片 这场刺杀案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世界，因为那时的日本刚刚经历明治维新，正在极力向世界展现其对外开放的姿态。而尼古拉皇太子据说也非常喜欢日本文化，在前往海参崴主持出席西伯利亚铁道开工仪式时，特地顺道访问日本。 当时的日本仍为弱小国家，尼古拉皇太子的来访，让日本政府受宠若惊。当时并非祭典时季，但仍于京都举行五山送火(大文字烧)仪式，专门演给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看。 网络图片 本来一切招待似乎尽善尽美，皇太子玩的也非常开心，甚至让日本纹身师给他的手臂上纹了一条黑龙图案，以表示对东方文化的喜爱。 但万没想到，沙俄皇太子看完送火仪式，跟艺伎喝完花酒，居然出了这档子事儿。 那么这个津田三藏，究竟发了什么神经，要突然刺杀沙俄皇太子呢？ 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调查中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谜。据说津田三藏在被捕之后对作案动机问题来了个一问三不知，甭管审讯者用什么手段，都拒不交代他为什么刺杀沙俄皇太子。只是一再表示：“我不会给国家添麻烦的！” 但从津田三藏这句唯一的动机口供中，我们是可以猜出这场刺杀案的一二动机的。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虽然表面上走向了“脱欧入亚”“文明开化”，但同时期一种民粹主义情绪也在其国内急速酝酿。尤其是当时的报纸媒体，非常喜欢炒作民粹议题，宣扬周边的一些大国对日本的所谓“威胁”。比如在1890年代，日本报纸就曾利用“长崎寄港事件”大肆宣扬清朝的北洋水师对日本的“威胁”，把民族情绪撩拨到了儿童玩游戏，都要比赛扔石头打纸船，“打沉致远、定远”的地步。 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这种烈火烹油式的排外情绪，采取了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因为这种情绪确实有利于政府推动通过某些扩军备战的财政拨款，甚至更大程度的增加税收甚至捐款来使用民间财力。比如最为知名的是全民募捐购买“吉野”号高速巡洋舰，有日本女孩甚至为了捐款选择去烟花柳巷中出卖自己的初夜。 这在普通的国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时的日本，在报纸这种新兴媒体、政府的默许和鼓励下，民粹主义就居然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但是，享受这份民族情绪红利的日本当时并没有看到，民众这种过头的“爱国”热情，有着巨大的反噬风险。 比如在津田三藏这样的地方警察看来，他就非常想不通日本政府的做法。 一方面他在报纸上天天被教育要爱国，又知道的沙俄帝国正在执行自己的东扩计划，修建远东铁路，俨然是日本继大清之后第二个要挑战的潜在敌人。可是另一方面，政府却邀请尼古拉皇太子前来参观自己的国家，还耗费民脂民膏专门为他举办一场祭典，行程中一路上所有老百姓都被要求热烈欢迎。 换句话说，津田三藏这种人，的确睁眼看世界了，但只看了一半。有点知识，但不多。 这样的人其实最可怕。 津田三藏肯定想不明白，报纸上不是天天说沙俄是日本的敌人么？敌国的太子来自己的国家游玩，没准就是来刺探情报，准备入侵的啊！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给他好脸色？干掉他算了！ 网络图片 或许，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导致了头脑简单的津田三藏铤而走险。比如当时的日本平民阶层日子确实过的相当辛苦。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实现了富国强兵，却并没有同期实现富民。政府依靠高税收将经济发展所得到的主要收益掌握在了国家手中，并投入到军备、教育、殖产兴业这些公权力统一调配的项目上，却忽略了提振民生。这导致日本一方面正在迅速完成工业化和军队装备现代化，可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这其中甚至包括津田三藏这种按说“吃皇粮”的地方警察。 辛苦的生活让津田三藏觉得即便为了刺杀敌国皇太子而赴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际上当时日本大量的底层民众，抱有与津田相似的“觉悟”。 一个证据是在尼古拉皇太子遇刺后不久，一个名叫畠山勇子的、与该事件完全毫无关联的27岁日本女孩竟然在公开场合以自杀的方式向尼古拉“谢罪”，往自己胸口捅了一刀，又抹了脖子。临死前她留遗书给尼古拉皇太子，说“愿我的死让您能不要记恨日本。” 这种今天看来完全神经病的自杀行为，在当时的日本被狂热追捧。 畠山勇子在二战前的旧日本叙事当中被尊为了“为国献身”的“忧国烈女”。 可是在二战后的日本近代历史研究中，更多的自由派史学家将其还原为一个遭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洗脑和身为女性苦难生活的双重迫害的不幸者——她与津田三藏一样选择以爱国的名义不惜自己的生命，却也同样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轻贱，本质上是因为生活的压力、艰辛与对世界的认知不清，而很难说是真正的爱国。 不管怎样，当时的日本政府至少对津田三藏的“爱国义举”并不领情——本来已经非常微妙的日俄关系已经让日本如履薄冰了，你现在刺杀沙俄皇太子，这不是给国家“添麻烦”是什么？这帮愚民怎么可以把他们从小报上看到的煽动直接付诸实践呢？国家需要的，只是你们抱着这种对外国人的痛恨觉悟，任劳任怨的勤奋工作、多交税金而已，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刺杀外国人。 另一方面，对远东早已虎视眈眈的沙俄也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事件发生后，沙俄外交大臣立刻便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指示下，向日本发出通牒，要求日本人必须严惩刺杀尼古拉二世的凶手，否则两国立刻处于战争状态。 最后通牒之下，明治天皇第一时间上门去给尼古拉太子赔礼道歉。而日本政府倒也没觉得被沙俄胁迫着严惩凶手有多么有辱国格，立刻下达了要求法院依照“刺杀皇室”的“大逆罪”判处津田三藏死刑的行政命令。 但令人意外的是此案之后的发展——当时刚刚出任大审院（最高法院）院长一职的儿岛惟谦，坚持认为行政与司法应当仿效西方彼此独立，政府无权命令大审院做怎样的判决。 最终津田三藏仅以谋杀（平民）未遂的罪名被判处终身苦役。 更令人意外的是西方世界的反应——此案判决公布后，英美等国家的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最高法院居然能顶住本国政府的施压和沙俄的战争威胁，做出独立的判罚。这是司法独立的表现啊！于是欧美对日本法治的看法大幅改观，日本废除开国后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居然是这场意外起开始的。 至于同样非常在乎西方各国观感的沙俄，一看国际舆论是这个态度，反而不太好发作了。 于是尼古拉皇太子只好吃了一个哑巴亏，捂着伤回了国。 只不过经此一难，让他对日本的印象大为更改，从当初欧洲皇室圈里知名的“日本文化爱好者”变成了仇日派、仇亚派。据说之后但凡有人向他提起日本人、甚至所有黄种人，他都会捂着伤疤狠狠地咒骂一句：“那帮野蛮的黄皮猴子”。 而日俄之间的这道伤疤，最终在1904年终于再次发作，某种程度上间接影响了两国彼此之间的判断，引爆了影响深远的日俄战争。 网络图片 而自认为“以身报国”的津田三藏，最终并没有活过1891年，他被发监到北海道钏路监狱，同年9月29日离奇的死在了监狱里。官方公布的死因为急性肺炎，但疑点重重，至今仍有人认为，是日本政府为了平息沙俄的愤怒，用非常手段杀掉了这位愚蠢的“爱国者”。 甲午战争后的李鸿章在日遇刺案、 日俄战争后的日比谷烧打事件、 昭和时代的五一五兵变、 二二六兵变…… 津田三藏虽然死了，但之后的日本出现了大量的人，打着与他相似的“爱国”的大义名分，去施行那些暴力事件。 而日本政府则一再尴尬的发现，虽然民粹主义情绪是其最初为了方便治理有意放出并培育的。可是当这个瓶中的魔鬼被放出来之后，却很难将它再收回去了。历代日本政府对这种情绪宛如豆腐落到了灰堆里，吹不得、也打不得。无奈的任由一代又一代狂徒变得越发激进，最终将这个国家拖入了无尽的民粹主义深渊。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回首大津刺杀案，会发现。它成为了一个预言日本之后国家悲剧的序幕。 网络图片 爱国主义是一种好东西，但如果缺少了反思作为制动，失速的狂乱，就难以避免。 百年前的那一天，如果有一个日本人敢于站出来，向他的同胞追问上一句：“出现津田三藏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有些情绪过了头了？” 我想，这种人如果有，才应该是那个时代日本最伟大、最勇敢、也最可贵的真正爱国者。 可惜这样的人，那一次，并没有被历史所记载。 为什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林中的维吉尔
“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钱，喝带血流量而已” “抚州这不好那不好，你移民去美国当狗呀”。 带有侮辱、诽谤意味的言论发布者竟然是抚州市公安局新闻处处长、新闻发言人辛平，处理“曾春亮案”引发的舆情是他的职责。 31岁那年，康乐莹失去了父母。 2020年8月8日上午，她的父母在江西乐安县家中被杀害，7岁的外甥受重伤，凶手是隔壁村的曾春亮。警方追捕期间，曾春亮又杀害1名驻村干部，酿出全国关注的“曾春亮案”。 让康乐莹难以接受的是，这场意外早有预兆。案发半个月前，曾春亮已潜入康家，但被发现，康家随后报警。 父母遇害后，康乐莹在微博上发文，质疑民警不作为，提出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不久，一些带有侮辱、诽谤意味的言论出现在她的评论区。 康乐莹没有想到，这些言论的发布者竟然是抚州市公安局新闻处处长、新闻发言人辛平。乐安县隶属抚州，处理“曾春亮案”引发的舆情是辛平的职责。 确认辛平的身份后，2021年12月，康乐莹和姐姐向居住地深圳市龙岗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辛平和新浪微博运营公司告上法庭，案由是“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此外，康家姐妹还起诉了另两名网暴者。 2024年5月20日上午，康乐莹收到了法院的3份判决，判令3人在微博上公开道歉，支付精神损失费，但微博运营方无需承担连带责任。 2024年5月25日23时许，辛平在微博账号“睡不够的”发布了道歉声明，称其曾对康女士及其家人实施了名誉侵权行为，发表了恶意贬损康女士及其家人名誉的不当言论，造成了不良影响。 1 “扎眼”的评论 康家人第一次与曾春亮碰面，是在2020年7月22日。 那天早上6点半，康母熊小美起床，在三楼发现一个光着膀子的陌生男子，当即大声喊叫。此人就是曾春亮，前一天晚上，他入室行窃未果，还在房间内睡着。 康乐莹的哥哥听到动静后赶到。冲突中，熊小美和儿子身体多处被划伤。曾春亮逃走后，康家人报警。 据宜春市检察院起诉书记载，曾春亮听说乐安县警方在找他时，认为是康家人报警致他无法正常生活，遂起杀心。 2020年8月7日深夜，曾春亮从后院小门潜入康家。第二天一早，他杀死了熊小美和丈夫，锤伤他们的外孙。 直至命案发生，康家人也未得到警方对报警的反馈。事发次日，康乐莹在微博上公开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质疑乐安县公安局在第一次接警后不作为。一个月后，2020年9月9日，江西省公安厅调查组口头回复家属，称县公安局没有渎职问题，但工作流程存在瑕疵。 处理完父母后事，康乐莹从江西回到深圳。11月，她才注意到一个名为“摄影师老卡”的网民发布的那些言论。 那时，事件的关注度已经下降，微博上每天的评论停留在数十条，那些带着侮辱、诽谤意味的评论愈发“扎眼”。 2020年11月8日，“摄影师老卡”在康乐莹的微博评论区留言，“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钱，喝带血流量而已”。两天后，“摄影师老卡”又在自己的账号上发表言论——“吸毒，追责，索赔，再吸毒。鉴定完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敢公开否认吗？”名为“抚州吃货”的博主转发了这条微博，还附上评论。 康乐莹的家族确有人在多年前吸食过毒品，不过那都是早年间的事，到事发时早已戒除。“退一万步说，有家人吸毒，和我父母的事有什么关系？”康乐莹还疑惑，网友是怎么了解到家中情况的？ 很快，康乐莹注意到，“摄影师老卡”曾在账号上发布过一张登机牌的照片，乘机人姓名是辛平，他还分享过一张证件，照片显示持证人为辛平，还附有他的一寸照。 康乐莹将此事公开后，作为抚州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新闻发言人，辛平就引起了媒体关注。2020年11月26日，他答复媒体，“摄影师老卡”的账号并非自己所有，而是属于当地一家影楼老板，“我平时喜欢玩摄影，这个老板可以算是我的粉丝。” 2 起诉 “摄影师老卡” 让康乐莹感到意外的是，辛平在微博上进行评论时，用了4个账号。除“摄影师老卡”，还有“抚州人家”“抚州吃喝”和“抚州突发”。 知道这个信息，是康乐莹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之后。 要起诉网暴者，第一步是向法院起诉平台方，要求平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供账号使用者的真实身份。2021年3月，她起诉新浪微博的运营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梦公司”），要求调取十多个账号的注册信息。 当年4月，微梦公司提供了这些账号的注册手机号。康乐莹又拿着法院开具的调令函，向手机运营商申请调取手机号机主信息。这时，她发现，上述4个账号通过3个手机号注册，机主都是辛平。 2021年12月，康乐莹和姐姐向深圳市龙岗区法院提交起诉状，将辛平和微梦公司告上法庭，案由是“网络侵权责任纠纷”。和辛平一起成为被告的，还有另两名网暴者，一名是乐安县的公职人员詹元芳，另一名是在校大学生，事发时未成年。 虽然调取了十多个账号的个人信息，但固定证据时，有些账号的言论已删除，能收集到证据的，只剩下这3人发布信息的账号。康乐莹觉得愧疚，认为自己“不成功”“很失败”，“怎么就没想到要早点收集证据呢？” 按照法院判决，辛平在本人微博发表言论3条，在康乐莹的微博评论区发表评论5条，在个人微博评论区发表评论3条。这些言论的总阅读量是4.9万次。 辛平一方的答辩状显示，他的律师认为，辛平的言论显示双方间确实存在冲突，但并不构成民法意义上的侮辱、诽谤。其中一个理由是，辛平发言时，用的是“康某”，没有指名道姓或针对特定个人。 一审法院则认为，康乐莹已在微博号“心口有酒窝”披露了真实姓名和与受害者的亲属关系，辛平在微博中发表言论，针对对象就是康乐莹发表的内容，部分评论是直接在康乐莹的微博评论区发布，社会公众足以识别出“康家人”是受害者一家，评论指向对象清晰、明确。 法院认为，辛平的言论对康家人的名誉造成损害，要求辛平在4个微博账号置顶公开道歉，保留时间不少于7天。此外，还需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额5000元，以及承担康家的律师费。 2024年5月28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辛平，他目前在抚州另一政府部门宣传科工作。 辛平解释，自己在微博所发内容是个人行为，与单位无关，“当时是因为家属的一些行为和言论对公安机关不大友好，我个人性格也不太成熟，就根据网上的零碎信息说了些对康家形象有贬损的话”。 康乐莹父母生前。（受访者供图 / 图） 3 用“高度盖然性” 认定另一网暴者 被起诉的另一位微博用户“鉴影毒舌君”，注册的手机号机主是詹元芳，亦是抚州当地一名公职人员。 庭审中，一个争议焦点是，是否可以认定詹元芳是账号使用者——按照他的解释，这个账号被人盗用。 詹元芳在书面答辩状中称，自己注册微博的手机号是半弃用状态，直到他成为此案被告，才记起有这个号码。况且，自己与康家无“一面之缘”，说不上有冤仇，他当时已年近60岁，不懂网络，根本没有能力、精力和兴趣在微博上发言。 “网络环境是真开放了，成了发动舆论勒索政府的平台了。吃相不要太难看”“问政府要钱给你弟弟买毒品吗？”……根据判决书中的列举，2020年8月19日、20日两天，“鉴影毒舌君”在康乐莹微博和评论区发表言论11条，阅读量总计3.6万多次。 为了证明这个账号不是自己使用，詹元芳提供了两个时点的IP属地：账号注册时间在2013年，IP地址在江苏，在那个时间，他没有离开过江西。他还向网络行业人员咨询过，得知康乐莹列举的言论在北京发出，但2020年8月19日、20日间，他没有到过北京。 詹元芳向法院提交了其所在单位2024年3月开具的证明：自2020年以来，他就被抽调到乐安县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考勤记录显示，2020年8月，除8日至12日，其余时间他都有打卡。 是否可能存在他人盗用手机号注册微博的情况？同一账号是不是可以在多个移动端同时登录？ 对此，微梦公司解释，自2017年10月1日起规定，微博用户就得实名认证。同一账号可以在多个移动端同时登录，首次登录时，需通过手机验证码验证。 针对涉事言论发布时的IP属地信息在北京的说法，微梦公司认为，2022年后平台才会展示IP属地，用户主张自己在2020年登录地在北京，需由用户自己举证。 判决书中指出，“鉴影毒舌君”在2015年绑定了詹元芳的手机号，2017年10月1日开始，微博实行实名认证。涉案评论发表时间是在2020年，可以推断“鉴影毒舌君”通过詹元芳的手机号进行了实名认证。 “验证码作为私人数据信息，具有私密性和唯一对应性。詹元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能力也有义务对验证码进行妥善保管。”法院认为，詹元芳主张手机号码不排除被他人冒用、盗用的可能性，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不予采信。 龙岗区法院审理认为，凶杀案案发地在抚州乐安县，詹元芳住所和工作地也都在乐安县。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詹元芳是“鉴影毒舌君”的注册使用者，涉案言论是他本人发表。 中华女子学院退休教授刘明辉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在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主张的证明标准显著低于刑事案件。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不同，民事案件遵循“高度盖然性”原则。最高法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中规定，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2024年5月27日，“鉴影毒舌君”以詹元芳的名义，在微博上发布道歉声明。5月30日下午，他在电话中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称“没有这个时间”。 4 平台不承担连带责任 起诉辛平和詹元芳时，康乐莹和姐姐还起诉了微梦公司。她们认为，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对网暴者的恶意造谣行为采取措施，导致当事人持续遭遇网暴，应承担连带责任。 微梦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微梦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承担有效通知后删除涉案微博的责任。在收到有效通知前，公司对涉案内容并不知悉，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 什么是“有效通知”？民法典1195条规定，当有网络用户实施侵权行为时，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权利人真实身份信息。 微梦公司出具的一份说明称，微博投诉与人身权益投诉流程有区别。投诉是通过具体微博页面进入，选择投诉理由，不用提交用户身份信息，只处理涉黄涉暴等根据内容就可以判断是否违法违规的投诉。人身权益投诉则是根据民法典1195条设置的“有效通知”投诉渠道，需填写投诉人身份信息、投诉理由等，以便微博平台判断被投诉人内容是否存在针对投诉人的侵权行为后做处理。 南方周末记者在新浪微博上注意到，点开一条微博页面后，即可选择“投诉”选项，跳转出的页面可选包括涉黄、网暴、人身攻击、违法信息、违规营销、侵犯个人权益、不实信息、诈骗等13种投诉类型。页面上方的一行黄色小字提示，“投诉将在24小时内受理”。 页面下方的一行灰色小字，可以链接至个人人身权益纠纷投诉。投诉表单中，需填写个人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证件扫描件、投诉链接、理由等。在这类投诉的流程中，对处理时限仅表述为“尽快”，未规定具体回复时间。 微梦公司认为，康家姐妹没有举证证明进行过有效通知。微梦公司在收到涉案材料后已进行了处理，不存在由于公司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导致的损害后果扩大。 法院审理认为，微梦公司提供的是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对用户发布的微博不负有事先的审查义务。如相关权利人没有进行有效通知，则公司不知晓侵权行为的发生。康家姐妹诉请微梦公司对辛平、詹元芳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针对法院的判决，辛平的态度是，“既然舆论已经形成一边倒的态势，我作为工作人员，也没必要做过多的解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
哪怕儿慈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但只要熬过两年，它就可以提交移出申请。 况且，儿慈会的网页显示，哪怕在“停止活动三个月”的处罚下，它仍在接受善款。而在自证清白上，没有什么比披露涉案的千万善款去向更关键、更有力的了。 据北青报、央视新闻等媒体报道，6月11日，针对“儿慈会千万元善款被卷走”一事，民政部调查组经过全面调查，通报了相关情况。直接骗取患儿家属钱款的儿慈会前志愿者柯某孝因涉嫌诈骗，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儿慈会被勒令停止活动三个月，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儿慈会副秘书长、9958项目负责人王某涉嫌职务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通报还说明，在儿慈会停止活动期间，民政部将派出工作组，“切实维护当前正在接受儿慈会救助的患儿的合法权益。”另外，民政部还将“督促指导”儿慈会彻底整改，推动其依法依章开展工作。 换句话说，儿慈会目前已经由民政部代托管其日常业务，这么做正面的意义很明显，维持机构稳定，尤其是儿慈会正在资助的那些白血病患儿救助，可以不受干扰，继续维持；而负面的教训则是，一旦影响力很大的全国性慈善组织出现问题，波及面将会很广，因为大到不能倒，所以收拾残局会很麻烦。 网络图片 去年9月，儿慈会旗下的廊坊9958项目出现“爆雷”，被9958公号认证为廊坊救助站负责人、具有“卓越领导力”的柯某孝，以配捐的名义，向白血病患儿家属许诺只要捐助善款，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后，就会将善款和高额配捐款一并返还。许多濒临绝境的患儿家属不惜背上十万甚至几十万的债务，投入这场本以为稳赚不赔的配捐游戏，将全部希望寄予被儿慈会光环加持的柯某孝。 根据媒体同期报道信息证实，通过这种配捐诱饵，柯某孝卷走了至少上千万的善款，然而某一天，他绝望地宣布“钱回不来了，还不上了”。 诈捐诈骗事情败露之后，患儿家属涌向儿慈会讨说法，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儿慈会曾经回应说，柯某孝不是该机构员工，只是短期服务的志愿者。最新的民政部通报也支持了这个说法，但同时承认儿慈会管理不规范，9958项目违规操作等问题。 但对受骗的患儿家属来说，这些说辞并不能让他们完全信服，因为被卷走的上千万善款下落至今不明。 柯某孝之所以诈骗成功，跟他个人的能力完全关系不大，主要因为儿慈会的各种认证和背书，让患儿家属对他身份深信不疑。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参加过不止一次配捐活动的家属，确实拿到过儿慈会货真价实的配捐回款，不是从9958项目组那里，钱走的是儿慈会官方账户，不全是私人账户。 迄今为止，即使民政部通报也未涉及的问题是，本案涉及的上千万元善款到底经过什么人的手，去了哪里，现在又是什么状态？如果对这一块的情况不作详细说明，不仅会让人继续质疑对这件事的处置是否妥当，更不利于全面揭露、彻底杜绝慈善界存在的配捐乱象，将继续伤害慈善公益的社会形象。 从红星新闻去年9月28日报道得知，廊坊9958项目“爆雷”后，确实有部分参与配捐的患儿家属拿到了全款赔付，但在儿慈会的口中，它的名义为“救助款”。这就是很让人费解，如果柯某孝的行为是个人诈骗，何以儿慈会要替他埋单？如果儿慈会也因王昱的“涉嫌职务犯罪”卷入其中，那被诈骗的千万善款有没有部分进了儿慈会账户？搞清楚这个钱的去向，才能对问题所在，做更清晰的判断。 或许是案件还在侦查当中，柯某孝、王昱与上千万善款之间的细节不好披露，但作为最高的慈善主管机构，要是接下来能清晰通报千万善款的去向和下落，无疑会减少各方疑虑，有助于今后填补漏洞。 关心本案中千万善款的下落，还涉及公众对类似配捐陷阱会不会重来的担忧。要知道，哪怕儿慈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但只要熬过两年，它就可以提交移出申请。况且，儿慈会的网页显示，哪怕在“停止活动三个月”的处罚下，它仍在接受善款。而在自证清白上，没有什么比披露涉案的千万善款去向更关键、更有力的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