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自以为很“爱国”的日本行凶者

一场差点改变历史，也真的改变了历史的刺杀案。

1891年5月11日，在日本大津，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刺杀案。当天，正在该国游玩的沙俄皇太子，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行至街头时，突然遭遇了当地警备（警察）津田三藏的挥刀砍杀。

刺杀者突然窜出，一刀砍伤了坐在人力车上的皇太子的右耳，还好尼古拉皇太子反应迅速，加之可能留下了点他爷爷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时的“基因记忆”，当即大叫一声“你要干什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捂着伤口、跳下人力车、推开惊呆了的侍从们，逃入人群中、钻进小巷。

津田三藏不依不饶，继续追上，皇太子被逼到一个胡同的拐角处。

这时候，这个刺客如果再补一刀，就彻底改变世界历史。但恰在此时，陪同前来游玩的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及时赶到，他用刚买的竹拐杖一下子把刺客打倒在地。

随后赶来的日本警察慌忙用刀压住刺客的脖子，将其制服。尼古拉二世这才幸运的逃过了一劫，但在头上留下了一道9厘米长的伤疤，从此出行特别喜欢带各种帽子。

这场刺杀案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世界，因为那时的日本刚刚经历明治维新，正在极力向世界展现其对外开放的姿态。而尼古拉皇太子据说也非常喜欢日本文化，在前往海参崴主持出席西伯利亚铁道开工仪式时，特地顺道访问日本。

当时的日本仍为弱小国家，尼古拉皇太子的来访，让日本政府受宠若惊。当时并非祭典时季，但仍于京都举行五山送火(大文字烧)仪式，专门演给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看。

本来一切招待似乎尽善尽美，皇太子玩的也非常开心，甚至让日本纹身师给他的手臂上纹了一条黑龙图案，以表示对东方文化的喜爱。

但万没想到，沙俄皇太子看完送火仪式，跟艺伎喝完花酒，居然出了这档子事儿。

那么这个津田三藏，究竟发了什么神经，要突然刺杀沙俄皇太子呢？

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调查中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谜。据说津田三藏在被捕之后对作案动机问题来了个一问三不知，甭管审讯者用什么手段，都拒不交代他为什么刺杀沙俄皇太子。只是一再表示：“我不会给国家添麻烦的！”

但从津田三藏这句唯一的动机口供中，我们是可以猜出这场刺杀案的一二动机的。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虽然表面上走向了“脱欧入亚”“文明开化”，但同时期一种民粹主义情绪也在其国内急速酝酿。尤其是当时的报纸媒体，非常喜欢炒作民粹议题，宣扬周边的一些大国对日本的所谓“威胁”。比如在1890年代，日本报纸就曾利用“长崎寄港事件”大肆宣扬清朝的北洋水师对日本的“威胁”，把民族情绪撩拨到了儿童玩游戏，都要比赛扔石头打纸船，“打沉致远、定远”的地步。

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这种烈火烹油式的排外情绪，采取了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因为这种情绪确实有利于政府推动通过某些扩军备战的财政拨款，甚至更大程度的增加税收甚至捐款来使用民间财力。比如最为知名的是全民募捐购买“吉野”号高速巡洋舰，有日本女孩甚至为了捐款选择去烟花柳巷中出卖自己的初夜。

这在普通的国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时的日本，在报纸这种新兴媒体、政府的默许和鼓励下，民粹主义就居然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但是，享受这份民族情绪红利的日本当时并没有看到，民众这种过头的“爱国”热情，有着巨大的反噬风险。

比如在津田三藏这样的地方警察看来，他就非常想不通日本政府的做法。

一方面他在报纸上天天被教育要爱国，又知道的沙俄帝国正在执行自己的东扩计划，修建远东铁路，俨然是日本继大清之后第二个要挑战的潜在敌人。可是另一方面，政府却邀请尼古拉皇太子前来参观自己的国家，还耗费民脂民膏专门为他举办一场祭典，行程中一路上所有老百姓都被要求热烈欢迎。

换句话说，津田三藏这种人，的确睁眼看世界了，但只看了一半。有点知识，但不多。

这样的人其实最可怕。

津田三藏肯定想不明白，报纸上不是天天说沙俄是日本的敌人么？敌国的太子来自己的国家游玩，没准就是来刺探情报，准备入侵的啊！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给他好脸色？干掉他算了！

或许，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导致了头脑简单的津田三藏铤而走险。比如当时的日本平民阶层日子确实过的相当辛苦。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实现了富国强兵，却并没有同期实现富民。政府依靠高税收将经济发展所得到的主要收益掌握在了国家手中，并投入到军备、教育、殖产兴业这些公权力统一调配的项目上，却忽略了提振民生。这导致日本一方面正在迅速完成工业化和军队装备现代化，可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这其中甚至包括津田三藏这种按说“吃皇粮”的地方警察。

辛苦的生活让津田三藏觉得即便为了刺杀敌国皇太子而赴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际上当时日本大量的底层民众，抱有与津田相似的“觉悟”。

一个证据是在尼古拉皇太子遇刺后不久，一个名叫畠山勇子的、与该事件完全毫无关联的27岁日本女孩竟然在公开场合以自杀的方式向尼古拉“谢罪”，往自己胸口捅了一刀，又抹了脖子。临死前她留遗书给尼古拉皇太子，说“愿我的死让您能不要记恨日本。”

这种今天看来完全神经病的自杀行为，在当时的日本被狂热追捧。

畠山勇子在二战前的旧日本叙事当中被尊为了“为国献身”的“忧国烈女”。

可是在二战后的日本近代历史研究中，更多的自由派史学家将其还原为一个遭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洗脑和身为女性苦难生活的双重迫害的不幸者——她与津田三藏一样选择以爱国的名义不惜自己的生命，却也同样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轻贱，本质上是因为生活的压力、艰辛与对世界的认知不清，而很难说是真正的爱国。

不管怎样，当时的日本政府至少对津田三藏的“爱国义举”并不领情——本来已经非常微妙的日俄关系已经让日本如履薄冰了，你现在刺杀沙俄皇太子，这不是给国家“添麻烦”是什么？这帮愚民怎么可以把他们从小报上看到的煽动直接付诸实践呢？国家需要的，只是你们抱着这种对外国人的痛恨觉悟，任劳任怨的勤奋工作、多交税金而已，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刺杀外国人。

另一方面，对远东早已虎视眈眈的沙俄也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事件发生后，沙俄外交大臣立刻便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指示下，向日本发出通牒，要求日本人必须严惩刺杀尼古拉二世的凶手，否则两国立刻处于战争状态。

最后通牒之下，明治天皇第一时间上门去给尼古拉太子赔礼道歉。而日本政府倒也没觉得被沙俄胁迫着严惩凶手有多么有辱国格，立刻下达了要求法院依照“刺杀皇室”的“大逆罪”判处津田三藏死刑的行政命令。

但令人意外的是此案之后的发展——当时刚刚出任大审院（最高法院）院长一职的儿岛惟谦，坚持认为行政与司法应当仿效西方彼此独立，政府无权命令大审院做怎样的判决。

最终津田三藏仅以谋杀（平民）未遂的罪名被判处终身苦役。

更令人意外的是西方世界的反应——此案判决公布后，英美等国家的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最高法院居然能顶住本国政府的施压和沙俄的战争威胁，做出独立的判罚。这是司法独立的表现啊！于是欧美对日本法治的看法大幅改观，日本废除开国后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居然是这场意外起开始的。

至于同样非常在乎西方各国观感的沙俄，一看国际舆论是这个态度，反而不太好发作了。

于是尼古拉皇太子只好吃了一个哑巴亏，捂着伤回了国。

只不过经此一难，让他对日本的印象大为更改，从当初欧洲皇室圈里知名的“日本文化爱好者”变成了仇日派、仇亚派。据说之后但凡有人向他提起日本人、甚至所有黄种人，他都会捂着伤疤狠狠地咒骂一句：“那帮野蛮的黄皮猴子”。

而日俄之间的这道伤疤，最终在1904年终于再次发作，某种程度上间接影响了两国彼此之间的判断，引爆了影响深远的日俄战争。

而自认为“以身报国”的津田三藏，最终并没有活过1891年，他被发监到北海道钏路监狱，同年9月29日离奇的死在了监狱里。官方公布的死因为急性肺炎，但疑点重重，至今仍有人认为，是日本政府为了平息沙俄的愤怒，用非常手段杀掉了这位愚蠢的“爱国者”。

甲午战争后的李鸿章在日遇刺案、

日俄战争后的日比谷烧打事件、

昭和时代的五一五兵变、

二二六兵变……

津田三藏虽然死了，但之后的日本出现了大量的人，打着与他相似的“爱国”的大义名分，去施行那些暴力事件。

而日本政府则一再尴尬的发现，虽然民粹主义情绪是其最初为了方便治理有意放出并培育的。可是当这个瓶中的魔鬼被放出来之后，却很难将它再收回去了。历代日本政府对这种情绪宛如豆腐落到了灰堆里，吹不得、也打不得。无奈的任由一代又一代狂徒变得越发激进，最终将这个国家拖入了无尽的民粹主义深渊。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回首大津刺杀案，会发现。它成为了一个预言日本之后国家悲剧的序幕。

爱国主义是一种好东西，但如果缺少了反思作为制动，失速的狂乱，就难以避免。

百年前的那一天，如果有一个日本人敢于站出来，向他的同胞追问上一句：“出现津田三藏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有些情绪过了头了？”

我想，这种人如果有，才应该是那个时代日本最伟大、最勇敢、也最可贵的真正爱国者。

可惜这样的人，那一次，并没有被历史所记载。

为什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林中的维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