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经济由盛向衰的转折点，现在官方的年度数据尚未公布，但股市的一年表现已经显现。把中国和香港股市2021年的状态与美、欧、日等国的股市表现稍加对比，就能看出中国经济目前的窘境。 一、2021年经济增长率“最高”的中国：股市告诉你实情 欧美股市去年上涨明显，年涨幅超过2成，世界上民主国家的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欧盟股市都表现亮丽。 美国股市去年连续第三年大涨，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去年分别上涨19%和22%，实现了自1999年以来的最佳3年表现。去年年初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曾预计，美国经济2021年将增长3.7%；而实际上去年美国经济可能增长5%以上，失业率则远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关于美国股市如何受拜登当局经济政策的影响，我会在下一次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里具体介绍。 欧盟去年的经济增长可达到4.2%，而欧洲的泛欧股市指数去年上涨22.5%，是2009年以来第二大年度涨幅，其中的银行和科技板块表现尤其出色，上涨34%；法国股市的CAC指数全年涨29%，德国股市的DAX指数全年涨15.8%。相比之下，日本股市的日经指数显得逊色，虽然连续3年上涨，但去年只上涨4.9%。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据说可以“领先全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估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然而，中国的股市却完全不配合那“亮丽”的增长率，去年上证指数涨幅4.8%，深证指数涨幅2.7%，不但不能跑赢美欧日，反而成了这些主要大经济体当中垫底的。 上市公司一般都是一个国家最好最强的那些公司，或者是行业垄断型巨头，或者是潜力大的新兴公司。这样的公司往往代表着这个国家里企业中的佼佼者。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这些企业的业绩可能领先；经济低落时，它们也比其它企业更能扛过艰难，保持一定程度的成长。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上市公司都集体滑坡，那不能上市的其它公司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所以，上市公司的股市表现，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底蕴。 二、如果中国人可以像日本人那样买国外股票…… 日本股市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导致本国股市成长缓慢。这种现象就是，日本股民纷纷网上出国买外国股票，这样的股市操作拉高了美国股市，却压低了日本股市。不过，日本从来没出现过指责股市“卖国贼”那样的中国式民间呼声，日本政府也从不号召买“爱国股票”。 虽然日本越来越多的人都倾向于把“储蓄转向投资”，但他们对日本股票涨得太慢不满，于是很多人把自己的资金转投以美国为中心的海外股票。日本金融业是完全自由化的，日本投资者可以自行选择投资日本的股票或海外股票。在日本股市缓慢爬升的年代里，尤其最近几年美国股市飙涨的情形下，很多日本投资者不愿意买日本股票了。这当然对日本股市是个打击，股市资金都外流了；日本人越多买美国股票，本国股市就越难快速复苏，而这又进一步导致美国投资者越少买日本股票。日本的野村证券公司商品企划部长中村希表示，“投资者正在把资金转投至让人感觉全球增长最强劲的美国”；现在日本人“可以通过美股专用APP下单，像玩游戏一样简单，回家后随便躺着，就能实时买卖”。 如果中国人能有日本人那种金融投资上的自由，恐怕大部分人都会效仿日本人现在的做法。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就沉底了。然而，中国的专制制度决定了中国人注定没有这样的经济自由，无法到国外投资。因为中共当局要靠股民来支撑经济，绝不允许他们的对外投资消耗宝贵的外汇。 事实上，脆弱的中国外汇储备也无法支撑中国股民到国外投资，关于这一点，我去年12月17日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中国外汇的“一女二嫁”》介绍过。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数量大，达到3万多亿美元，但政府和企业的对外借债余额已经达到外汇储备的九成，还债的需要将耗尽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而中国还引进了3万4,0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外商若撤资也需要外汇。这表明，中共的外汇储备已经处于“一女二嫁”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下，再允许股民到国外投资，就变成“一女三嫁”了。 三、中国股市如何从香港股市“抽血”？ 中共建政以后，香港长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90年代末期香港的外贸中转站作用开始下降，但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却随着外资频繁进出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但随着中国资金在香港的金融活动中日益活跃，香港的金融业开始从大陆有求于香港，变成了香港有求于大陆。 香港主权移交前，中资股约占港股市值的一成，十几年前这个比例已经跃升到六成，香港股市已经大陆化。几年前沪港通、深港通开启，又进一步形成了内地资金对香港股市的“输血”效应。但去年以来中共收紧了国内银根，同时限制房地产业等多个行业的盲目发展，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资金严重紧张，南下香港股市的资金也会减少。去年经过沪港通、深港通，自香港北上、净流入内地的资金达八千多亿人民币，这些投资主要进入了A股的制造业板块。 这样的资金流向表明，目前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主要功能是从海外吸引资金，同时对内地大量“输血”，如此就造成了对香港股市资金的“抽血”效应。这种局面下，香港股市便越来越差，去年恒生指数大跌14%，其中国企指数跌23%、科技指数跌32.7%。因此，去年是香港股市恒生指数2011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 香港股市形成对内地的依赖后，中国经济下行，香港股市就发抖。去年香港股市领头大跌的股票多半是内地公司的股票，象科技巨头阿里在香港股市去年跌幅近50%，腾讯跌18%；而地产股则成为港股重灾区，恒大跌近90%，祥生跌84%，中国奥园跌近80%，世茂集团、佳兆业集团等跌超77%，花样年、禹洲集团、建业地产、富力地产、时代中国等纷纷跌超60%，融创中国、雅居乐集团等跌超50%；香港股市的内地教育股更是跌幅多半达70%以上。更糟糕的是，内地股市对香港股市的“抽血”效应会造成内地股市微升，香港股市大跌。 四、中国股市主要行业跌跌不休 从去年中国股市的行情来看，完全看不出中国经济实现8%增长的兆头，因为许多行业都经营恶化，或者干脆就一垮到底。下面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年终股市分析，对中国股市主要行业的行情稍作介绍。 首先看消费、医药、科技制造等行业的龙头公司，它们本来应该是比较稳健的，但去年股价持续走低，风光不再，中国的证券公司纷纷下调这些公司的全年盈利预期，其中与养猪有关的企业因为肉价下跌而盈利腰斩。 其次，金融行业里保险公司股成为行情下跌的重灾区，各大保险公司的行情几乎全面下跌；券商中上市公司的股市行情也在下滑，48家上市券商里39家股价下跌。 第三，科技股方面，号称“苹果产业链”的为苹果手机制造零部件的主要企业业绩下滑，股价纷纷下跌，多的下跌三成、四成，少的下跌15%。防疫概念股也繁华落尽而归于平淡，虽然疫情在中国此起彼伏，但与防疫相关的医疗用品公司欲振乏力，跌幅很大。 第四，房地产相关企业集体杀跌，地产股成“地惨”。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公司的股票成为“最惨板块”。其中，恒大快要破产了，华夏幸福股价下跌近七成，泰禾集团的股价从2018年的高位21.63元跌到2.35元。与房地产密切关联的装修、家电企业也遭到房地产业垮塌的打击，多家家用电器公司的股价跌幅都超过30%。 第五，服务行业方面，教育培训行业因为中共对校外辅导行业的严厉管控而进入股市“寒冬”，它们的股票再也没有翻身的希望了。航空和旅游行业也不妙，4大航空上市公司中，东航和海南航空下半年到年底跌幅分别是7%和15%。很多旅游概念股也因为疫情而状态艰难，纷纷下跌。 这些行业曾经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受益者，现在则是经济下滑的牺牲品。它们的经营状态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现状。 五、中概股全盘皆墨 中国最活跃的大公司通过在美国上市，从美国圈走了一大笔钱，但现在这批企业的股票也处境非常悲惨。这些公司被称为中国概念股，因为中共一直借口国家安全，不允许购买中国股票的美国投资者看到在美国上市的那些中国公司的财务资料；美国投资者只能靠相信中国经济前景灿烂这个华尔街营造的概念，以为自己买的中国公司股票前景不错。 但去年12月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颁布新规则，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其所有权结构和审计细节。这个新规定出来后，中共从政治需要出发仍不让步，坚持不允许这些公司披露财务资讯，很可能其中不少公司的财务资讯会暴露出欺诈问题。因此，2年之后这200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可能被美国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美国投资者已经开始抛售这些中国概念股，以免到时候砸在手里。 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就此梦断途中。去年上半年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曾创历史新高，但7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踩下刹车，当时约50家中国公司正推进上市筹备工作，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批准。结果中国企业赴美IPO的件数，7月仅1件成功，从8月开始就再无成功记录。中概股还受到中共经济政策的打击，跌势惨重。中概股公司集中于互联网、教育、科技、娱乐、新能源等新经济领域，一度被投资者看好。但去年中概股累计跌去7,600亿美元，差不多蒸发了1/3的市值。二百多家中概股公司当中，约80%的公司股价下跌，其中大跌80%以上的有40家，跌幅40%以上的超过150家；经历几次大跌以后，许多公司市值严重缩水，新东方累计下跌89%，阿里巴巴累计下跌51%。 美国资产管理公司TCW集团的新兴市场董事总经理洛文杰（David Loevinger）去年12月15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说，目前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未来3年将全部从美国资本市场退出，“我认为，对许多在美国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而言，基本上已经是游戏结束”。 目前中概股当中，只有那些股权相对集中、拥有外资股东支持的中小市值公司能选择私有化退市。中概股公司也不能都回归香港股市，因为香港证交所准许香港二次上市的标准是，公司市值大于30亿港币且上市5年，或市值大于100亿且上市2年，小市值的中概股无法登录港股。它们回归中国股市也很难，A股的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的主板市场门槛较高，许多中概股公司无法满足条件。在华尔街红火了数年的中国概念股现在成了末日黄花，这也折射出中共通过国外融资来挽救经济的套路碰壁。 华尔街投行虽然在中概股上栽了大跟头，但一向对客户吹捧中国经济的基金经理们不甘心，还想在A股和港股上挽回损失，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到中国国内股市去趁低买进，想博一把。这些基金经理自然会强调，中国经济还有潜力，值得投资。问题是，华尔街投行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过去错误太多；而现在投行基金经理们被自己的既得利益捆绑，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现在进步也有限。 中国股市行情去年略微上涨，是拜华尔街之赐；如果没有华尔街出手相助，去年中国股市可能和香港股市相似，年终比年初会呈现下跌局面。今年华尔街能继续拉抬中国股市吗？华尔街能投入的资金毕竟不会太多，更大的问题是，今年多数中国公司的业绩可能比去年更难看，所以华尔街投行可能还会吃亏。
最近，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利伯(Charles Lieber)的案件有了结果。利伯大约在2010年前后被中共收买，加入了中共拉拢国外学者、让他们“带枪投靠”的“千人计划”。美国联邦调查局于去年1月，在哈佛校园里将他逮捕。关于利伯案件的大致情况，自由亚洲电台、《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媒体都作了报道。本文分析此案细节，从中可以让我们对中共的“千人计划”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哈佛名教授因加入中共的“千人计划”在哈佛校园被捕 利伯今年62岁，是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主任、纳米技术的杰出专家，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这位在哈佛和学术界享有很高声望的人，却栽在中共的谍报活动当中。利伯作为哈佛的资深教授，有终身教职，年薪可能达十万美元以上，并不缺钱；但他想扩大更多的科研资金来源，为他攀登诺贝尔奖铺路，也贪图在哈佛之外再从中共那里领一份月薪，于是就投靠到了魔鬼门下，用出卖美国的国家利益来充填他的金钱欲望。 美国国防部的刑事调查人员2018年就询问过利伯，问他是否与“千人计划”有关？当时利伯欺骗了国防部的刑事调查人员，矢口否认自己参与此事。这样他安然度过了一年多的哈佛校园生活。但是，联邦调查局最后还是查到了对利伯极为不利的确凿证据，于是在2020年1月到哈佛校园里逮捕了他。 利伯案件的审判当中，联邦检察官选择了比较容易裁定案情的角度，没有从出卖知识产权、泄露科研机密的方向去准备庭审材料，那会涉及到复杂的科技知识以及取证难度，陪审团也不容易听懂。对利伯的审讯很简单，就是让他交代，是否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是否隐瞒了所得到的金钱。 他被拘押期间，美国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曾分别对他问讯，要他老实说明自己与“千人计划”的关系。利伯一开始曾经咬紧牙关，坚决抵赖，以为联邦调查局拿不到他秘密加入“千人计划”的证据就无法给他定罪。因此，利伯对这两个联邦机构撒谎欺骗，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个计划，更没从中国大学领取薪水。然而，他的谎言被当场戳穿。调查人员向利伯出示了一份他多年前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合同，中方的合同签署单位是武汉理工大学，列明利伯的月薪是5万美元。他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生效已有多年。 利伯虽然身为哈佛教授，其应对犯罪审讯的能力与普通刑事犯罪者并无不同。他在问讯中分别对美国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两次欺骗隐瞒，不但不能蒙混过关，反而导致自己犯下了联邦重罪。 二、利伯被裁定有罪 在秘密加入“千人计划”这方面，利伯似乎交代得不多，依然有所保留，因为庭审案卷没有详细披露；但在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当中，他关于从中共那里拿钱的细节似乎就遮掩不住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录像显示，利伯说，“有很多国家——钱多到用不完……，金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是中国用来引诱人的东西之一。”在录像中，利伯承认他在中国期间获得的钱以现金支付，他把钱交给妻子用于生活开支，但从未在美国报税。 据案情文件披露，中共用数百万美元赠款资助了利伯的研究项目；同时利伯还长期为武汉理工大学工作，中共一共给了他数十万美元薪金。他除了把大部分现金带回美国，还存了20万美元在中国的银行账户里。利伯每次携带超过1万美金的现金入境美国，依法必须申报，他可能在这点上也是多次违法的。 如果利伯在中国如实申报从中国获得的收入并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依照中美互免双重征税的协议，他可以在美国填报联邦个人所得税时，用在中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抵扣美国的应缴个人所得税。这样，他从中国获得的税后收入就可以合法地不必在美国纳税了。但是，贪婪的利伯不但在中国逃税，而且在美国也隐瞒从中国获得的收入而逃税。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在美国掩盖秘密加入“千人计划”、捞取中共金钱的事实。如此犯罪行为又给他带来了4项相关的逃税犯罪。 负责此案的联邦检察官指出，利伯向调查人员提供误导性陈述并在联邦个人所得税申报时假报收入，从而隐瞒他与中共“千人计划”的关系，他追逐金钱的欲望超越了法律界限。马萨诸塞州地区代理美国检察官纳撒尼尔·门德尔（Nathaniel Mendell）在庭审结束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说：“现在，毫无疑问，查尔斯·利伯向联邦调查员和哈佛大学撒谎，试图掩盖他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事实。他向国税局谎报了他所得到的钱，并向美国隐瞒了他的中国银行账户。陪审团按照证据和法律作出了公正的裁决。” 联邦检察官在庭审中对利伯提出了6项指控，其中2项是用虚假陈述欺骗联邦政府；4项是相关的逃税问题。对利伯的这6项指控都属于刑事上的联邦罪，最后陪审团裁定，6项罪名全部成立。这个案子引人注目，它不仅折射出中共大规模科技盗窃活动的一个小小侧面，也让人们不禁感叹：世界名校哈佛大学堂堂的著名教授不仅利欲熏心，而且毫无守法意识，为了钱财在法律的“刀尖”上“跳舞”。 三、“千人计划”吸收了上万国外科技专家 “千人计划”的英文是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TTP)，它的另一个名称是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是中共2008年成立的，目的是招募国际领先的科研、创新和创业专家。2007年，中共17大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2010 年，中共和国务院把这个计划提升为国家人才发展计划，对被吸收人员给予最高级别的奖励，以加强中国的创新和国际竞争力。2019年，这个计划改名为“国家高端外国专家招聘计划”，其官方代表机构是中央统战部的西部留学人员协会。 2018年在中国深圳举办的“千人计划”外专项目受聘仪式。（Public Domain） 中共对加入“千人计划”的国外科技专家授予教授职位，算是国务院授予的最高荣誉，其中充分考虑到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又分为两种：对那些可以利用寒暑假和学术休假、经常到中国去提供科技机密的专家，这种教授职位是永久聘任的，可以一直从中共那里拿薪水；对那些在国际领先大学或研究所实验室担任全职工作的人，他们的假期有限，不一定有寒暑假和学术休假，就只能是短期任命，来一次算一次，给予奖励。 “千人计划”共分为三类：一类是“创新千人计划”，面向55岁以下在国外的华人学者；第二类是“外籍千人计划”，面向招聘时55岁以下的非华裔外国人；第三类是“青年学者千人计划”或称“中国海外青年人才工程”，面向40岁以下的华人学者。 这第一类计划从2008年开始执行。中共的真正目的并非普通的学术交流，而是科技窃密。所以中共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人类学这些学科的人基本上没兴趣，只想要能提供科技机密的人；而且它对国外二流、三流大学里的人也没兴趣，只想找国际一流大学里的人。从这种挑选性可以看出，中共想通过收买顶尖学术机构的科技专家，用不多的钱窃取国外的知识产权。 随着第一类“创新千人计划”取得进展后，第二类“外籍千人计划”也跟着启动；然后，中共的胃口越来越大，2013 年又启动了第三类“青年千人计划”。与此同时，中共还有一个长江学者计划，目的与“千人计划”相同。各省市也推出了类似计划。 虽然这科技窃密计划名称上叫“千人计划”，其实它没有人数限制。为了掩盖科技窃密的真相，中共也会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找少数人，吸收进这个计划；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其实没有什么知识产权。中共找少数几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其实是为了点缀一下，堵住这些领域里跃跃欲试的人的嘴，免得他们若一个都不被吸收，会把科技窃密计划的真面目说出来。从维基百科列出的23个“千人计划”聘用的中外学者当中发现，广州暨南大学的冯帅章就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在国内留任了。 据美国《自然》杂志201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那时中共的“千人计划”已经吸收了7千名科技专家为中国输入外国的知识产权和科技机密。从2018年到现在，又过去了3年，估计现在通过各种科技窃密计划，中共吸收的科技专家可能已接近上万人。 四、“千人计划”给加入科技窃密的专家多少好处？ “千人计划”为获得国外的知识产权和科技机密，为该计划的参与者提供了相当优厚的奖励。需要说明的是，“千人计划”收买国外学者的钱，从一开始就强调是属于“奖励”。如果国外的学者到中国讲课，只是按教科书讲一些基本或专门领域的普通知识，这些知识没有知识产权，中共不可能为他们上几堂这样的课就发给高额奖励，顶多给一点讲课费而已。 所谓的高额奖励，当然是奖励“千人计划”参与者为中共的科技发展所做的“贡献”；反过来，这些参与者也很清楚，“无功不受禄”，你不为中共“立功”，中共不会给你高额奖励。所以，中共和“千人计划”参与者彼此都心知肚明，必须拿出“真材实料”来换取高额奖励，而这些内容多半是受到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保护而不能泄露的未公开研究成果或实验室科技机密。 在科技界，凡是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从国际学术期刊上查到，而且文献目录很详细。中国的院校和研究机构订阅这些杂志，就可以掌握最新的学术动态。中共自然不会笨到另外花大钱请人到中国讲这些已经公开的资讯，。中共想要的是那些不能公开的资讯。其中的一类是受到研究资助单位保密协议的规定，研究者个人不能对与项目无关的人泄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另一类是，研究成果已申请专利，别人要获得这些专利，必须支付专利使用费并服从专利使用方面的相关协议。 之所以说中共的“千人计划”是窃密计划，就是因为它的目标不是从学术期刊上可以阅读的公开学术资讯；该“计划” 锁定的是各国保密的科技知识和技术机密，或是不支付专利使用费就不能获得的技术。中共很懂得人性的弱点，科技专家照样可能贪财图名，于是就出钱去高额“奖励”学者专家，让这些人为了满足私利，冒着违反自己原来所在国家科技知识保密协议或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的风险，把自己掌握的、而中共又需要的科技机密送给中共。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高风险科技偷盗，中共才会对“千人计划”的参与者给予高额“奖励”。 这样的高额“奖励”的数额有多大？维基百科是这样介绍的：提供一次性高达1百万人民币的“奖金”，加上在中国的住房支出、去中国的交通开支等。美国《自然》杂志2018年的文章则表示，“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可以得到1百万人民币的起步奖金，还可以在中国申请获得3-5百万人民币的研究资金，也能获得生活补贴、搬家补偿、回国外探亲报销和子女学费补贴等等。 五、哈佛名教授愚蠢和悲惨命运 利伯通过“千人计划”的安排，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长达10年。武汉理工大学还任命利伯为武汉理工大学 — 哈佛大学纳米联合重点实验室(WUT-Harvard Joint Nano Key Laboratory)的主任。但是，哈佛大学声称，他们对该实验室一无所知，也从未批准合作事宜；哈佛大学后来要求武汉理工大学把哈佛大学的名字从利伯的合作项目中删除。看来，利伯在武汉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并不是正大光明地获得哈佛校方批准的合作项目，而是违反校际合作规则、由利伯本人偷偷摸摸地与武汉理工大学搞出来的。武汉理工大学的系所设置里，已不再有这个利伯的重点实验室。这也说明，该“重点实验室”并非武汉理工大学在本身的科研基础之上成立，而是为方便该校消化吸收利伯出卖的科技机密而存在。人在室在，人捕室亡。 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利伯（Charles Lieber）（左）。（图片：Charles Eshelman/Getty Images） 虽然中共希望“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在中国定居，但他们当中大多数并没这样做，仍然回到国外，既保留国外的职位，又捞中共给的好处。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如果在中国留下来，会受到国内学校里教师的排挤和妒忌，心情并不舒畅。但是，两头通吃是有风险的，可能被外国政府查究，因此很多人会象利伯一样，隐瞒自己在中国出卖科技机密换钱的行迹，试图在国外蒙混过关。自从中美冷战被中共点燃之后，美中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两国之间的谍报对抗公开化了，一些在国外居住、加入了“千人计划”的华人专家害怕了，只好逃回中国，从此不在美国露面。 利伯在哈佛落网了。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一清二楚，当陪审团做出裁决后，法官当庭宣读陪审团关于利伯有罪的裁定时，利伯几乎没有反应。他不是对裁决十分震惊，而是似乎已经麻木了。 利伯不仅在学术生涯上走到了尽头，而且在生理上也快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目前正患晚期淋巴瘤，这是一种不易治愈的疾病。他余生的命运将由法庭宣布，针对利伯作出虚假陈述的指控被判成立，使他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由于他此前没有犯罪记录，可能改成6个月监禁；利伯被指控的其它罪名是税务犯罪和违反外国银行账户披露相关规定，此类案件涉及的金额相对较小，很少会被判入狱。对这个病入膏肓的著名哈佛学者而言，如此声败名裂地走完人生路程，不管他服刑时间多长，已经了无人生趣味，所谓生不如死，就是这种状况。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恒大风暴出来以后，华尔街紧紧盯着正走向破产的恒大的对外偿债能力。其关注的背后，其实是担心中国政府是否为企业偿还大量外债时提供足够的外汇。实际上，中共现在正面临着外汇储备的两难困境。中共现有近2兆7千亿美元的外债，需要留下还债的外汇；同时又有3兆4千亿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外商若撤资也需要外汇。中共的外汇储备只能应付一头，还了外债，就没外汇让外商撤资时拿到外汇。其外汇使用上的“一女二嫁”问题很快会被看透。 一、中国企业境外筹钱的三条门路 最近，国际金融界，特别是华尔街对中国目前的金融状况非常关注。这本身是一个信号，一个观察中国金融问题的信号。由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深地与国际金融连接在一起，尤其是与华尔街关系密切，因此国际金融界非常注意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活动的状况。 中国的企业过去多年来形成了一套用对外融资支撑实体业务的运作模式，即通过境外融资获得大量资金，然后注资到国内业务中。特别是一些互联网服务类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等“烧钱”的行业，尤其热衷于此。中国企业到境外筹钱，通常有三条路：第一，到华尔街上市（IPO）；第二，通过华尔街发行债券融资；第三，到香港二次上市。这是最近几年中国企业筹钱的重要门路。 严格来说，中国企业境外筹钱的三条门路当中，到华尔街上市和香港上市都是吸引境外投资人的投资；而购买中国企业股票的境外投资人不能要求偿还认购股票的资金，只有抛售股票才能脱身。所以，用发行股票来筹资，中国企业不用偿还。只有中国企业在华尔街发行企业债券，如此筹来的资金才是必须偿还的外债。 借债当然可以暂时带来现金流，可以让企业应付一些开支；但借债总是要还的，而债务的累积会造成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开支负担，因为债务未到期要付利息，债务到期就得偿还本金。如果企业的债务开支负担加重，利润就被吃掉，其经营业绩就只剩下虚好看了。更关键的是，从境外融资，获得的是硬通货；但偿还境外债务时，也需要用硬通货。这样，境外融资就与中国的外汇支付能力息息相关。 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也好，发行企业债券也好，华尔街的投行都能大赚手续费；同时，华尔街还帮客户购买中国在美国和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到中国股市上买一些中国股票。所以，中国企业的财务状况如何，华尔街不得不随时跟进，掌握状况。 二、华尔街的恒大焦虑 最近出现了一个华尔街现象，那就是，《华尔街日报》紧紧盯着目前正走向破产的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有一则报道，其关注的重心是恒大的对外偿债能力。恒大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重要到这种程度吗？当然不是，它不过是中国的一家企业而已。但恒大是中国私营企业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中国企业的财务困境。华尔街之所以关注，是因为美国的投行和资产管理基金对中国的投资数量非常大，中国的企业如果财务上崩盘，会造成许多美国投资者的投资“打水漂”，也让很多华尔街精英们的饭碗敲碎。 最近，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遭到了压力。12月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出台了酝酿已久的新规则，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其所有权结构和审计细节。由于中共一直借口国家安全，不允许购买中国股票的外国投资者看到中国在美国上市的那些公司的财务资料，美国投资者一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就象卖一个商品，只让你看广告，但商品包起来不许拆开，那购买者会放心吗？所以，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股票通常被称为中国概念股，意思是，投资者凭着相信中国经济前景灿烂这个华尔街营造的概念，买了中国公司的股票。至于这个概念可靠不可靠，其中的风险是华尔街在承担的。 眼看到12月底了，中国概念股乃至中国公司香港上市的股票，行情不断下跌。国际资产管理巨头旗下的中国地区（China Region）基金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是今年资金回撤数量大，二是不少基金的收益为负。比如，美国有个资产管理基金“晨星（Morning Star）”，它为顾客提供国际投资组合，而对追求高增值的客户则把70%的资金投资到股票上；它的国际投资组合的股票投资中，75%集中于中国、香港等地。截至今年12月10日，晨星的“中国地区”类股票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5.36%。类似情况也反映在其他投资基金的业绩当中。 中国概念股那些公司在华尔街上市后，往往以此作为公司的“镀金”招牌，再通过华尔街发行公司金融债券，用高息吸收西方投资者的钱，再把钱拿回中国去运用。SEC的新规定出来以后，这些中国概念股总共200多家企业，2年内将被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因此，对华尔街来讲，这些中国概念股的价值跌落是已经没有悬念的事了；于是华尔街的注意力就放在中国企业境外发行的债券上，看这些债券能不能到期履约、如数还本付息。 三、中国企业境外发行债券数量巨大 中国政府公布的全口径外债数据，分政府部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金融企业这4个部分。2014年12月底的全部外债中，这4类负债机构占全部外债的比例是，政府部门6.4%、中央银行2.4%、商业银行51.5%、非金融企业39.7%；而2021年6月底的全部外债中，这4类负债机构占全部外债的比例是，政府部门16%、中央银行1%、商业银行47%、非金融企业36%。 2021年6月底与2014年12月底相比，中央银行的外债一直很小；政府部门大量对外发行债券，造成政府对外负债从全部外债的6.4%增加到16%，其中绝大部分是长期债务；商业银行的对外负债占全部外债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外债余额从9,166亿美元上升到12,552亿美元，其中的短期外债从88%降低到七成；非金融企业的外债余额则从7,073亿美元上升到9,630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现在约占七成。 可能造成中国各类负债机构近期境外债务违约的，主要是银行和非金融企业约15,000亿美元的短期外债。目前中国的企业发新债还旧债，暂时不致于严重消耗外汇储备。但只要中国的出口规模相对收缩，国际收支当中经常账户顺差就不足以维持外汇总储备的稳定。《华尔街日报》之所以密切关注恒大的到期境外债券无法兑付的状况，是因为中国如果连恒大一家公司还债所用的外汇都保证不了，那其他华尔街投行购买的中国公司债券岂不都有兑付风险吗？ 中国政府实行相当严格的外汇管制，本国企业和到中国投资的外企都不能在中国使用外币结算，必须把外汇存到中国的银行，换成人民币使用。这样，中国的中央银行就通过金融系统，几乎把民间（包括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全部集中到手里了。当企业需要对外还本付息时，它们必须从政府掌控的外汇储备里拿外汇去支付，这就涉及到外汇储备是否充足这个问题了。 四、中国有充足的外汇还债吗？ 中国的外汇来源当中，对外贸易服务这个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经常项目的顺差占一部分，其余的部分主要来自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最近刚公布的中国外汇储备最新数据是，10月底外汇储备32,176亿美元，与今年6月底的外汇储备32,140亿美元差不多。中国外汇储备历史上最多的时候是2014年6月底，达到39,932亿美元，6个月后的2014年12月底降低到38,430亿美元。这几个数字都是外汇总储备。 一个国家的金融资产之多少，如果只看总资产而不看总负债，就没有一个关于其支付能力的完整而可靠的判断。只有用总资产扣除总负债，才能得到这个国家的外汇净储备。中国政府公布的2014年底的全口径外债是17,799亿美元；目前最新的全口径外债数字是2021年6月底的26,798亿美元。 据此分析，2014年底，中国的外汇净储备是20,631亿美元，是中国外汇净储备最充裕的时刻；而2021年6月底的外汇净储备是5,342亿美元，比2014年减少了75%（15,289亿美元）。按照经常账户月平均支出的水平，目前中国的净外汇储备只够用3个半月。 分析净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的原因后发现：因外汇总储备减少导致的外汇净储备下降为6,290亿美元，占外汇净储备减少数量的41%；而因外债上升导致的外汇净储备下降是8,999亿美元，占59%。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和服务项目顺差减少，只是外汇净储备下降的次要原因；而外汇净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未偿还外债总额迅速上升。显然，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外借债越来越多，虽然表面上维持住了外汇总储备的水平，却增加了偿还外债所需外汇与日常进口及服务所需外汇相互冲突的风险。 五、中国外汇储备使用上的“一女二嫁” 外汇储备除了要应付外债支付，同时还需要应付撤资外商所需要的外汇兑换。迄今为止，中国已经积累了多少外商在华投资呢？当中共宣传政绩时，外商投资越多，似乎表明其经济前景令人鼓舞；但外商投资积累越多，潜在的外商撤资用汇需求就越大。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投资头寸表》今年6月底的数据，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余额已经达到33,65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外汇总储备的余额。这在逻辑上意味着，如果所有外商都决定全部撤资，而中国政府又完全守信用，准许外商把在中国的固定资产变现，加上利润等等，全部换成外汇拿走，那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变成零，中国的国际收支会破产。 当然，中国的外汇储备为零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的外汇储备因为外商撤资而消耗干净，它可以用不让撤资的外商得到外汇的办法，保住外汇储备。这样做的代价是，外商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而中国丧失国家信用，遭到国际社会的金融制裁。 许多外国投资者现在还没意识到，实际上，中共现在面临着外汇储备“一女二嫁”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共现在有近2兆7千亿美元的外债，它需要留下还债的外汇；同时，中共又有3兆4千亿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外商若撤资也需要外汇。而中共扣除日常过日子所需要的外汇，还了债就不能让撤资的外商兑付外汇；若把外汇给了撤资的外商，就只好对外国债主赖账了。一笔外汇，中共实际上许了两家。 外商进入中国时，是和平年代，中共笑脸相迎；外商想离开大陆时，国际格局已经变成中美冷战年代了，外资开始犹豫是否继续往中国投资。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外汇净储备会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而日益紧张，而中共很可能对要撤资的外商用汇冷脸不理。现在台商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台商抱怨，撤资时换不到外汇。问题的根源就在中共外汇储备使用上的“一女二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文件，但被称为“历史决议”的文件很少。这说明，被称为“历史决议”的文件非常重要。而每次通过这样的历史决议，都意味着大翻盘。从1981年那个“历史决议”，到2021年的这次“历史决议”，中共又经历了两次大翻盘。前面的那次是清算毛路线，走进共产党资本主义；现在的这次是清算邓江胡路线，开始了习近平时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翻盘，本文试作初步的解析。 一、“历史决议”是对大翻盘的强制追认 中共建党开始到现在，一共有过3份“历史决议”，分别是1945年中共6届7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共11届6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最近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这几个历史决议都是对大翻盘的强制性追认，它并非昭示着大翻盘的开始，而是宣告大翻盘的完成；中共的每个历史性决议都是大翻盘推动者的所谓“胜利宣言”。之所以说是强制性追认，因为中共通过这个决议告诉了所有中共官员，从此必须在“胜利者”面前低眉顺眼，弯腰服从，不许说三道四，也别东想西想，乖乖地跟着上面的号令排好队走，否则让你和家人混不下去。 共产党国家的党内政治经常出现大翻盘，苏联有过，中共也如此。但大翻盘是有边界的，共产党内的大翻盘从来是为了巩固统治，而不是推翻自己的统治，所以大翻盘不是大翻车。大翻盘主要发生在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和国际关系这三个领域。 中共的经济领域大翻盘，客观上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选择，大翻盘无非是在这两个选择当中翻盘。在其国内政治领域，大翻盘也有边界，那就是会出现个人独裁和集体领导这两端之间的摆动，每次摆动都是一次翻盘。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共的大翻盘也是在中、美、苏这三个大国之间重新组合关系，但只有两个选择：与美国友好，还是和美国翻脸。和美国翻脸的时候，中共一定巴结苏联，比如朝鲜战争；而与苏联翻脸的时候，必定巴结美国，这就是中美建交的原因；现在中共正准备与美国对抗，但拜登当局还不想翻脸。 但中共每次大翻盘之后，未必都通过什么“历史决议”；有些大翻盘是中共既不得不做，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做过的这个事实，于是翻盘之后就稀里糊涂地试图掩盖过去。我11月17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刊登的文章《换届、独裁和政变？》，提到了中共回避其建立政权之后先后“两个30年”的互相对立、互相否定。这“两个30年”就是，先从资本主义大翻盘到社会主义，又从社会主义大翻盘到资本主义。另外，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中苏交恶和中美“吊膀子”，也是一次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大翻盘。 二、在山洞里开始“毛泽东时代” 中共1945年通过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时候，它还在延安的山洞里躲着。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中共虽然还打着抗日的旗号，其部队已经基本上不和日军打仗了，甚至在华东地区还与日寇彼此勾结合作。当时是蒋介石代表中国，与美英两国在开罗开会讨论，怎样来结束对日战争。因此，1945年中共的那个“历史决议”，表面上看起来，当时对全国没什么影响。 那个历史决议是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在中共内部宣布，从此苏联支持的中共领袖为“土包子”毛泽东。对苏联的指示，作为苏共随从的中共亲苏派必须服从。这个决议也表明，以前那些苏联扶持的、在苏联受过训练、甚至能讲流利俄语的中共高干，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失宠了，毛泽东取代了他们。 此后，中共非常看重这个决议，认为它是中共的历史转折点，因为中共从此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当时只不过是延安山洞里的“天下”。到了1949年，中共在苏联的支持和军火装备的支援下，也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内几个亲共外交官的支持，打赢了内战。于是，中国进入了毛泽东时代；也就是说，进入了毛祸年代。 毛祸不仅坑害了毛时代的中国，也坑害中国直到今天；事实上，毛祸不只是坑害中国，还坑害着世界。文革时期，毛泽东的造反理论对很多美国和欧洲的激进左派青年也构成了巨大魅力，这一代“毛粉”又影响了西方文明，以致于欧美国家如今左祸横行。毛死后，他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遗产是部分地被大翻盘翻过去了；但在西方，他的影响依然存在，他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崇拜者如今或曾经都是领导人，比如美国民主党的激进派领袖桑德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延安山洞里的“历史决议”，对后来的中国乃至世界一直产生着影响，直到今天。 三、清算毛路线，走进共产党资本主义 中共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也是对一次党内政治大翻盘的确认。1976年毛死后，他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想接替毛，继续搞个人崇拜，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华国锋的资历太浅了，当时一大批毛同辈的元老不但还活着，而且想翻天，把自己在毛手里失去的权力地位夺回来。经过几年努力，这些元老最后把老毛的坚定追随者都逼下了台，那些在毛晚年被冷落甚至流放的中共元老重新抓回了权力。1981年的这个历史决议其实就是中共部分清算毛泽东时代、清算毛泽东政策的“胜利宣言”。经过那一轮大翻盘，中共走出了毛泽东时代，进入了邓、江、胡时代。 邓、江、胡这三个人的时代，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概念来描述，那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这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多年前发表过关于它的中英文文章，其中中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刊登在2016年6月22日的《中国人权双周刊》上。它指的是，红色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婚”了，共产党官员们堂而皇之地当上了资本家，从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特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既非社会主义，亦非民主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中共运用这种制度，试图巩固其统治，但最后却陷入了自己挖掘的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走过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7到2002年，中共的大批官员在国企的全面私有化过程中变成了资本家。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13年，红色商人拼命地贪污腐败，积累了巨额资产，再转移到美国等地方，他们曾经非常努力地为掏空共产党政权而奋斗。而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到2021年，习近平上台后，了解的内情多了，发现那个共产党经济的“大酒桶”快被掏空了，官员们的亲属也快都变成外国人了，再这样下去，这红色政权早晚一天要岌岌可危。而习近平正好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发现，大批他的政敌都严重腐败，于是他就用王岐山当枪，用反腐败的名义，实行了高层和中层大清洗，结果就是，他巩固了自己说一不二的地位。 四、共产党的掘墓人是共产党 马克思有两个重大错误，这两个重大错误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纯属胡说八道；而这两个错误都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历史贡献”。 马克思的第一个错误是，他以为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完全对立的道路。这个世界共产党的祖师爷完全错了。历史证明，中共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把这两种对立的制度“嫁接”了，“合二而一”了。我曾经写过，如果马克思哪一天从坟墓里爬出来，要么被这个现实活活气死，要么“与时俱进”地宣布，他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来自中南海的封号。 马克思的第二个错误是，他认为，共产党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是社会主义。但是，中共却彻底颠覆了他的理论。中共贪官们用行动和贪腐“成果”证明，共产党资本家们真正想依靠的，不是能挽留马克思主义颜面的社会主义中国，而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因此，这些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绝对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相反，他们会成为共产党统治的掘墓人，也是他马克思的掘墓人。中共现在可以“告慰”马克思了：在共产党政权下，其实真有一种制度掘墓人，他们肯定是共产党员，而所挖掘的是葬送共产党统治的陷阱。 中共的贪官们从邓时代到江时代，再到胡时代，锲而不舍地用手、用脚“投票”，无比热情地拥抱着美国资本主义。他们用手“投票”，是把几万亿美金的资产转往美国及离岸金融中心小岛国；他们用脚“投票”，是为亲属在美国买房、办绿卡。如果习近平不在上台后反腐败，从2013年到现在，中共的贪官们可能都快把中共政权掏空了。贪官一点都不恨共产党专制制度，但他们怕这个制度会清算，所以才拥抱美国资本主义。 中共的市场经济是由当局操控的，凡是能插手经济活动的官员，都会从中找到腐败的机会。所以，全国大腐败，全党大腐败，就是江胡时代的最大特点。中共官员的大部分当然希望中共的统治就这样继续下去；但这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官员们在腐败中前仆后继，就必然组成一支中共的掘墓大军。我曾经用一个装酒的大木桶来形容中共统治的状况，官员们就是酒桶的一块块木板，但每块木板都自己生出无数的洞，让桶里的酒不停地往外流，流到国外去。 五、清算邓江胡路线，习近平能救中共？ 这次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当然也是政治大翻盘的产物，这个翻盘的结果就是习近平时代的开始。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还面临江泽民时代留下来的高层各派系的压力，特别是军队和警察（包括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都有不满，也不顺从，甚至有反叛之心。所以习近平花了几年时间，用反腐败作手段，抓了一批，吓倒了一批，改组了整个军队的指挥系统，又打击了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最后才在几年前把大权抓到了自己手里。 习近平上台的前10年，把从邓小平到江、胡时代的官员们狠狠地清理了一番，至少表面上让那些被整的官员跪下了。在这个过程中，邓、江、胡时代的高层集体领导模式被终结了，中共高层统治者的“钟摆”又摆回了个人独裁，这回独裁者换了个姓，改姓习了。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习近平能够说一不二了，其他高层官员的一言一行已经全部掌控在他手心里了，中共才进入了所谓的习近平时代，而中国也就进入了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还需要通过各方面政策的调整，来长期巩固自己的地位。国内政治方面，习近平要淡化对老毛错误的否定和批判，同时清算邓江胡时代腐败当道的政治和用人路线，用政治高压作为基本手段，对党内和民众都实行老毛那种“党指向哪里，大家就冲向哪里”的统治。经济方面，面对经济下行的大趋势，收紧对私营企业的放纵，调动所有经济资源，尽量减缓经济的下滑速度，同时为扩军备战服务。 但是，共产党统治的共产党掘墓大军就此消失了吗？套用老毛的话，敌人就在党内，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已经发了财的，留在海外的钱财摸不到了，因为护照都被没收了，海关电脑里也有限制出境的名单，跑不了了。还没发财的，只好乖乖地“装孙子”。但是，这两类人都还在等待机会，这机会可能是暗中指望虚无飘渺的政变，也可能是指望习近平害病。 这就是习近平统治的政治“基础”。面对这样庞大的一支贪腐之心永远蠢蠢欲动的干部队伍，习近平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政治高压。然而，老毛“万岁”不了，习近平同样不能“万岁”，这就是这支干部队伍的“指望”。习近平能救得了共产党？说到底，都是被马克思给骗了。共产党按照马克思的忽悠，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夺取政权，可不是为了世世代代当无产阶级；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想当有产阶级，但除了掏空共产党政权之外，他们并没有快速积累财富的途径。这其中体现的历史规律，习近平是理解不了了；共产党最后的领导人里，就算有人能理解，也不敢面对。
十月下旬，中共突然宣布，开始全面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中共突然推动房产税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挤压房地产泡沫，避免整个经济被房地产泡沫绑架的困局；二是为地方财政提供替代卖地收入的稳定新税源。然而，这次中共当局挑选全面开征房产税的试点城市，不是为了帮助最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政府脱困，而是选择当地政府最不怕征收房产税的地点。因此，房产税试点五年期限内，试点城市的压力并不大；而那些处于五年缓冲期当中、土地财政依赖度高的地方政府，才是压力最大的。 1、房产税突然落地 从2013年开始，中国一直有一个话题，那就是快要征收房产税了。有房子的人，没人不讨厌这个坏消息。但是，大家听多了“狼来了”，渐渐也麻痹了，因为8年来房产税的事几乎年年提，年年不动。民众心里想的是，经济那么好，政府不至于动房产税这点钱的脑筋吧？何况，老百姓对房产税肯定不乐意，收房产税一定会冲击房价，政府当然会担心，所以，大概政府研究一番以后会把这主意给搁下的。民众的瞎琢磨好像还有点谱，因为政府并没动真格的，只是放放风而已。随着房价不断上涨，房子似乎就从固定资产变成了金融资产；拥有多套房的人，看着房子就象看聚宝盆，让很多城市家庭的下一代对自己将来可以继承的财产信心满满。 去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财政部部长刘昆的文章，他提到，要培育地方税源，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今年1月4日，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房产税脚步渐近》，认为中共早晚会征收房产税；而征收房产税的结果是，地方政府有了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但整体经济的消费将因此减少，从而导致服务业和制造业更加萧条。 今年十月，习近平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其中提到，“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这话的意思就是，高层已经决定要开始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了。消息一传出来，社会上还没反应过来，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宣布，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周期为5年；根据试点实施情况，五年后全国人大或制定全国性房地产税法并在中国全面铺开。 于是，延续多年的“该不该收房产税”的议论在中国消声觅迹了，各种分析猜测纷纷出笼。因为谁都想知道，在哪些地方试点，谁需要交房产税，税率是多少；然后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看想什么办法少交税、不交税。其实，要在房产税的细节公布以前多明白一些细节，就得先知道中共突然推动房产税的目的。 2、房地产泡沫突然破裂 房地产业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支柱，它本身加上带动的上下游产业，大约相当于GDP的三分之一，其作用举足轻重。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多半倚靠卖地收入，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绩也依赖房地产业。更重要的是，整个金融行业已经通过给房地产业的贷款和给买房者的按揭贷款，与房地产紧紧地绑在一起了。这种局面下，中央政府不敢在房产税上轻举妄动。 但是，恒大风暴很快延烧到整个房地产业，这突如其来的冲击让中共措手不及。一开始，中共希望恒大调动资金，把在建住宅项目尽快完工，好卖了房子还债；后来发现，恒大公司的资金已经不行了，所以高层10月下旬给恒大老板许家印下令，要他拿出个人资产来启动处于停工状态的在建项目。据《南方都市报》10月26日报道，许家印私人掏腰包“大出血”之后，恒大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40个在建项目已经复工复产，预计年底会有32个项目达到合同规定的交楼时间。既然恒大这个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企业都不行了，其他企业的情况大概也好不了太多。 国家统计局10月20日发布的今年9月70个城市房价数据显示，有36个城市的新房房价下跌；同时，52座城市的二手房房价下跌。《证券日报》10月21日报道，9月北京二手房市场全面“冰冻”，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7%，比8月下降21%；全国许多开发商9月的住宅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超过20%到30%。 3、中共开征房产税的两大目的 恒大风暴的冲击，刺破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同时也给中共带来了一个开始征收房产税的机会。中共之所以八年来不敢开征房产税，就是怕冲击房地产市场。而现在房地产泡沫自己破了，房地产交易急剧萎缩、房价下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减这些后果，既挡不住，也捂不住了。 房地产泡沫自己破裂，去除了中共过去不敢开征房地产税的顾虑。房地产泡沫本来是对中共的威胁，过去中共担心这个泡沫破灭，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开征房产税，否则就会骂声一片；现在，恒大风暴刺破了房地产泡沫，中共既然护不住，也就顺水推舟，趁机摆脱房地产泡沫对自己的威胁，顺便推出房产税。对中共来说，它看到的是其中宣传上的好处：推出房产税所带来的对房地产业的冲击，和房地产泡沫破裂本身的后果混在一起，就可以减轻推出房地产税的责任。 中共外宣官媒已经明确表示，要达到“不再让中国经济被房地产泡沫绑架”这个目标，这次房地产泡沫自己破裂，反而成了中共走向这个目标的时机。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赶在这个时刻开征房产税的原因之一。至于中共开征房产税的另一个目标，用外宣官媒的说法就是，逐步解决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通过房产税，为地方政府找到新的稳定的税源，充实地方财政，免得地方财政因为卖地收入萎缩而陷入困境。 4、从哪些城市开征房产税？ 中共全面开征房产税，计划先在若干城市试点五年，然后完成相关法律的立法，做好在全国征收房产税的行政方面的准备，五年后便全国推开。对房地产公司和持有多套房的房主来说，当前他们最想知道的是，会在哪些城市开始五年试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南海全面推行房产税的意向遭到很大阻力，最初提出在三十个城市试点，然后缩减到十个城市。而10月25日公布的中信证券研究报告则认为，这次房产税试点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到四个城市，即上海、重庆、深圳、海南，试点城市名单将于今年年底公布。如果中信证券研究报告的说法被证实，那么，实际上明年房产税试点城市当中只有两个是新增的，而另外两个是早已试点多年的地方。 2011年，上海和重庆就开始了房产税试点，但各自侧重点不一样。上海是针对本市居民新购的第二套或多套住房以及非本市居民新购住房，税率很低，一年征收房产税两百多亿元基本未引起什么反弹。重庆则针对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新购的高档住房以及在重庆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住房。也就是说，上海是对拥有多套房的居民征收房产税，而重庆则主要是对高端豪宅征收房产税。这次沪、渝再次被列入新的房产税试点城市，不过是扩大征收范围，提高税率而已。而深圳和海南才是真正的新试点地区。 中国各地经济繁荣程度不一，各城市房地产供求不同，土地财政对当地的影响差别非常大。征收房产税，如果是为了填补地方财政窟窿为主，就会从地方财政情况最危险的地方入手开始征收。然而，中信证券研究报告披露的房产税试点城市似乎说明，实际上这次中共却是从相反的方向入手，也就是，从最不差钱的城市开始征收。为什么如此？要找出答案，就需要分析地方财政的土地收入。 5、地方财政和卖地收入 地方财政的收入主要包括地方税收、中央财政拨款和卖地收入，其中卖地收入可归地方政府自己支配。中央财政根据各种财政税收政策，对地方政府会有数额不同的拨款。地方政府本身的税收加上中央财政拨款，财政部门称之为“一般公共预算”。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收入多于本地的财政开支，就需要向中央财政净上缴地方税收收入。2020年，31个省市当中，只有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福建对中央财政净上缴税收；与此同时，23个省市政府本身的税收有限，财政开支相当程度上依靠中央财政的拨款。 房地产业的膨胀，不只是满足城市本地居民的购买，还吸引了城市周围和辐射范围里的外地人进城买房。只有大中型城市的地方政府才可能大力发展房地产，而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县城以下地区的房地产无法繁荣兴盛，也收不到多少房产税，这些地方的财政永远依靠中央财政的补助。因此，房产税主要是在房地产业兴盛的城市征收。 网上有一个44个房地产兴盛的城市土地财政状况的分析，这44个城市不仅包括北上广深以及大部分省会城市，还包括一些经济繁荣的地级市、县级市。这个分析用城市的卖地收入作分子，地方税收和中央财政拨款（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分母，来计算卖地收入与地方财政常规收入的比例。我把这个比例称为“卖地支撑比”，如果卖地收入高于常规收入，比如超过百分之百，就说明这个城市的财政主要靠卖地收入来支撑。 这44个城市当中，20个城市的“卖地支撑比”超过100%，其中佛山是180%、长春和南京都是153%、武汉和广州都是150%；另外，有19个城市的“卖地支撑比”在50%到100%之间；只有5个城市的“卖地支撑比”低于50%，其中大连是47%、烟台45%、上海42%、北京36%、深圳27%。按照中信证券研究报告透露的信息，这5个“卖地支撑比”低于50%的城市当中，有2个城市被选为这次全面征收房地产税的试点城市，即上海和深圳。 6、为何不选“卖地支撑比”高的城市，试点房产税？ 这次开始房产税试点的地方，之所以可能选在“卖地支撑点”低的城市，应该是因为：选在这些城市试点5年，房产税高低不太影响当地的财政收入，这些城市政府会比较没有抵触情绪；其次，这些城市中，上海、重庆已经部分征收房产税十年了，操作起来轻车熟路，只需要扩大征收范围即可。深圳、海南虽属新试点地区，但深圳的财政充裕，可以把房产税率定得比较低，而当地中产阶层的人均收入高，对房产税的社会抵触会比较小；只有海南的海口、三亚可能“卖地支撑点”稍高，许多房主都是冬季“候鸟”，主要居住点在北京甚至东北各地，对这些外地房主试点新征房产税，可以发现征收时的难易度。 早在恒大风暴爆发以前，各地的卖地收入就已经开始萎缩了。国家统计局公布3季度经济数据时披露，全国房地产公司1-9月为建住宅所购置的土地面积下降8.5%，这是房地产业相对萎缩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地方财政的卖地收入下降。路透社对中国财政部10月22日公布的数据计算后发现，9月全国的土地竞拍收入为5,703亿元，下降了11.15%，而8月下降17.5%。 卖地收入下降，对那些“卖地支撑比”高的城市财政冲击大得多。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火热，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这些城市过高的房价就下跌很快；若同时在这样的城市开征房产税，对地方财政的打击会格外狠，地卖不动了，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会突然垮下来。 这些城市政府将面临艰难选择，要转向不靠房地产开发的经济发展肯定不容易。而已经卖出去的地，如果不继续盖房卖房，当地会出现“恒大”现象，拖累金融系统，中南海必定要追究；如果继续玩房地产泡沫，且不说民众是否愿意继续买房，就算盖了房卖得出去，五年后全国实行房产税，岂不是挖坑让买房户往里跳吗？那时候开征房产税的社会反弹必定比其他城市更大，房产税收不上来，地方官照样吃不了兜着走。 从这个角度去看，被选为五年试点房产税的城市，可能是当地政府最不怕征收房产税的地方；而五年缓冲期对那些“卖地支撑比”高的城市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五年解决自己的难题谈何容易，搞得不好，就变成了地方官前途的五年“死缓”。
十月上旬中共空军连续数日一共派了1百多架次各种型号的轰炸机、战斗机和电子侦察机飞临台湾近海，或在台湾南部外海绕行，对台湾实行军事威胁。共军意欲何为？台湾当前面临多大的战争风险？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关心的大问题。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早已不是两岸关系问题了，这种军事威胁同时也是中共对美国的施压手段之一；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并不只是恐吓台湾，同时也在挑战美国。 一、台湾：亚洲的“富尔达缺口” 今年8月底中华民国外交部和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举办了一次美国、日本、韩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16国的政要、学者、专家的线上对谈，即“凯达格兰论坛—2021亚太安全对话”。与会的前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提到，台湾现在已经成为亚洲的“富尔达缺口”。亚洲地区的人们对这个概念十分陌生。 凯达格兰论坛—2021亚太安全对话（视频截图） 富尔达（Fulda）是德国的一个地名，它是西北-东南走向的一系列山脉当中的隘口，其东北是东德的莱比锡，西南是西德的法兰克福。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如果进攻西欧，必定先打西德，所以美苏冷战的前线国家是西德。美苏冷战时欧洲如果爆发军事冲突，其主要形式是地面战争，双方的交战主力仍然是二战时代传统的陆军、坦克部队和炮兵。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苏联纠集的华沙条约集团分别在西德和东德囤积重兵，彼此对峙。北约预估，苏联集团进攻西德的路线，如果不是地势平坦的北德平原，便是通过富尔达缺口，直指西德的心脏地带法兰克福；若苏联集团和北约组织爆发战争，富尔达缺口最可能遭到苏联坦克部队的突击，因为地理上这是便于坦克部队出击的一条比较平坦的通路。作为应对，那时美军在这一带派驻了美国陆军第5军作重点防守，面对的是苏军驻德集团军群的近卫第8集团军。美苏冷战之后，富尔达缺口便失去了它的战略重要性。 去年以来中共的扩军备战矛头直指美国，双方的新冷战是否也有前线国家呢？实际上，薛瑞福用亚洲的“富尔达缺口”来比喻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指出了台湾已成为中共东向扩张的战略要地。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今后中美军事对峙乃至潜在冲突的主要方式，再也不是美苏冷战时期的地面冲突，而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岛屿争夺战模式，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空降兵为主要手段。由于台湾处于美国防卫东亚地区安全的第一岛链之要害位置，所以它成了21世纪亚洲的“富尔达缺口”。 薛瑞福认为，如果民主国家无法守住台湾，则琉球岛链、宫古海峡、日本和台湾以南地区都受威胁，也会危及第二岛链，因此台湾是确保印太地区整体安全的关键。这是一个对中美军事对峙时代的新认知，日本和澳大利亚现在高度关注台湾的安全，其战略判断的基础就在这里。万一中共占领了台湾，美国依靠第一岛链防卫东亚各国的战略部署就只能被迫退到第二岛链，即从日本到关岛、再到帛琉群岛、最后到澳洲。由于第二岛链的岛屿稀少，各岛之间距离遥远，无法有效地互相支援，防卫困难，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和美国有事” 目前中共已经摆出了对台湾志在必得的姿态，那么日本如何看待这一威胁？今年7月底日本智库东亚情势研究会出版了一本书，《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 》，引起了政策圈的讨论。前日本参议员江口克彦（Katsuhiko Eguchi）组织出版了这本书，他表示，现在大部份台湾和日本的知识份子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说，其实大家应该要进一步推想，“台湾有事，也是美国有事”。因为台湾一旦被中国侵略，日本尤其是冲绳群岛自然会被中国控制；以此为立足点，中国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可能性是无限大的。 今年9月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科尔比（Elbridge Colby）出版了他的新书《拒绝的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他认为，中共的亚洲战略是，全力瓦解亚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先用军事力量让不太强大的国家顺从，比如菲律宾、越南，再通过威慑力，慢慢让其它国家向北京靠拢。因此，美国国防战略应该首先针对中国，其次才是欧洲，美国的战略部署和资源分配应该按这个排位决定。 科尔比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来自海洋和航天航空技术，不能打陆战；而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防线的重要一环，这条防线上还聚集了很多国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等。“如果中国拿下台湾，他们的军队可以投射到中太平洋，对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力量进行破坏。” 关岛是美军支援台湾防卫的重要基地，它自身的安全决定了台湾防卫的有效实施。实际上，美国军方早已开始关注位于第二岛链的关岛基地可能面临的威胁。8月13日美国海军研究所网站报导，美国国防部的飞弹防御署主任向国会报告说，美军已经在准备保护关岛不受中国远程飞弹威胁的飞弹防御系统。这个官网10月7日还报导说，美国现任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Kathleen Hicks）最近也表示，中共持续的军事扩张构成了对关岛和夏威夷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她的看法表明，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军对于中共从西太平洋地带发起进攻、威胁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海域的扩军备战活动，既高度警惕，又有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战略战术经验，美军很容易识别中国军事扩张的战略意图。 三、“戴维森窗口”：一个美军的新概念 最近中共对台湾不断出动大批量军用飞机实施干扰和威胁，印太地区的相关国家都在高度关注，那么，北京当局究竟可能在甚么时候发起对台湾的攻击行动呢？ 今年有一个关键词“窗口期”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开始受到重视，这个词的含义与台湾目前面临的威胁有直接关系。这个“窗口期”在美国的全称是“戴维森窗口”（Davidson Window）。戴维森（Phil Davidson）海军上将原任美国海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今年3月离任前他到参议院作证时表示，研判中国有可能在2027年到2035年试图夺取台湾。这个判断预示著，从现在起5年内是为应对中国可能的军事进攻做准备的“窗口期”。 美国海军研究所的官网报导，10月5日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亚太安全主任克饶宁（Patrick Cronin）谈到日本著手阻止中国对台湾可能的侵略企图时，使用了“戴维森窗口”这个概念。这表明，在华府，“戴维森窗口”这个概念已被军方和部份智库接受并采用，不需要多加解释，大家都懂得它的含义。 中共也接过了这个概念，只是把“戴维森”这个名字拿掉，直接讲“窗口期”。其外宣官媒《多维新闻》10月1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台湾问题解决进入“窗口期”，北京将持续建立对台战略威慑》。这篇文章明确介绍了北京当局企图夺取台湾的战略目的：“中共在台海的长期目的是收复台湾，突破美国第一岛链；中短期目的是构建‘威慑’，保证台海在短期内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与和平’，并最终实现统一，为在2021至2049年这个窗口期内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做准备”；此外，此文还说，“北京正借助台湾议题，‘以打促和’”。 从这段话当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对台战略意图：第一，中共可能暂时保持台海的短期和平，为其夺取台湾做准备，这和美军的研判一致。第二，它如果夺取了台湾，不会就此停步；下一步将突破第一岛链，从台湾出发，进一步向东进军，威胁日本和美国的关岛及夏威夷。第三，中共目前通过对台湾的空中军事威胁，希望造成台湾内部的紧张空气，动摇民心，从而达到顺利占领台湾的目的。《纽约时报》曾援引奥巴马时代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的说法，“台湾已不再是个波及面狭窄的小问题，它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中心舞台—甚至可以说是主线剧情”。 四、谁是新冷战的始作俑者？ 今年以来中共经常“教训”西方国家，“不要有冷战思维”。冷战是红色大国针对民主国家发动的长期威胁；美苏冷战时期还数次发生过红色大国在边缘地带挑起的代理人战争，比如中国参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如此。当中共讲今天的“冷战”时，谁是新冷战的受威胁者，谁是新冷战的发起者？实际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中共正是新冷战的始作俑者。 中共对美国的全面核威胁行动是从2020年初开始的，而中美冷战的源头其实是美中贸易战。中共长期由政府组织策划，有战略目标地大规模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导致美国的巨大经济损失。针对这种敌意行动，2018年3月川普总统发起了美中贸易战，开始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试图逼中共坐到谈判桌上，让中国收回那只做贼的手。中共面对这种压力，既不承认盗窃技术机密的活动，也怕经济上受到制裁，就开始和川普总统软磨硬泡，最后在2020年1月15日签署了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中共很清楚，偷盗技术是红色大国实现技术升级、对抗美国的主要手段。在这方面，中共一直在模仿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技术偷盗战略。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僵化的体制制约了技术创新，导致苏联和美国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尤其在电脑、信息、智能控制等高科技领域，几乎落后一整个时代。苏联为缩小这个差距，专门成立了一个克格勃情报部门“科技理事会”，简称“T局”，从事技术资料盗窃活动，而苏联国内专门翻译偷来的技术文献的人员超过10万。苏联不仅每年节省了数百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甚至提升了军事和工业技术水平。 中共的大规模技术偷盗计划早已成为国家重点项目，它虽然与川普行政当局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却并不打算取消技术偷盗计划。由于中共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来反击川普总统的经济制裁，就开始运用军事威胁对美国施加压力。 2000年上半年，中共部署了一系列公开核威胁美国的行动。这些军事威胁行动包括：1月派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演习，公开摆出威胁珍珠港的姿态；3月宣布强占南海国际海域，用人造岛组成海军基地群，以便把南海变成其威胁美国的带核弹头洲际导弹的核潜艇舰队的“发射阵地”；6月又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完成了对美国全境实行精准核打击的核大战部署。这一系列核威胁的战略目的是，逼美国在经贸问题上让步。这3项行动都由中共的对外宣传媒体《多维新闻》发布，但各国媒体并未翻译转载，这是西方国家各主要媒体的一大过失。而川普总统在任期的最后半年里则对中共采取了军事、政治、反间谍等多方位的反制措施，因此令中共对川普总统恨之入骨。 这种红色大国用公开的核威胁来恐吓美国的做法，与苏联制造的“古巴导弹危机”如出一辙，代表著中共继苏联之后又一次玩弄威胁世界和平的核威胁意图，这不仅仅是冷战思维，更是冷战行动。中共的这些对美国的主动核威胁行动，事实上点燃了中美冷战。 五、台湾成为当前中国对美“间接军事挑战”的主要目标 拜登进入白宫以后，中共数次在美中高层外交官的会谈中明确要求拜登行政当局推翻川普总统时期制裁中国的各项措施，不再追究中共大规模盗取美国技术机密的活动，同时取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中共丝毫不放松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今年上半年双方海军舰队多次在南海和菲律宾海的国际水域对峙。 中共不肯在技术和经贸问题的谈判桌上协商让步，便采用军事威胁来对美国施加压力。直到今年9月9日拜登主动给习近平打电话，并采取了一些缓解双边经济、政治关系的措施，中共开始对应地改变其军事威胁的手法，从出动海军舰队威胁美军，变成了出动空军威胁台湾。这意味著，中共对美国的军事施压手段，似乎从“直接军事挑战”变成了“间接军事挑战”。 所谓的“间接军事挑战”，就是相对降低与美军的直接对抗姿态，但同时保持对美国的压力。其具体做法是，从共军与美军直接军事对峙，变成通过威胁台湾来间接威胁美国；从以中美海军舰队对峙为主，变成以中共的空军与台湾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对抗。这种状况下，台湾就成了中共对美国实行“间接军事挑战”的主要目标。表面上，中共好像是为了“统一”向台湾施加军事压力，但这种压力马上就传导到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防务组织上，因此也达到了间接威胁美国的目的。 中共把经济、技术议题与军事威胁捆绑在一起，必然迫使美国高度重视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10月6日拜登派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瑞士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谈了6个小时，很大一部份时间都在讨论军事威胁和台湾安全问题。 今年8月4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任务是确保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海峡的现状得以保持；他还说，相对于中国的言论，他更担心中国的行动，正是中国的这些行动让他有一种紧迫感，让他相信，必须马上实施“综合威慑”。“综合威慑”旨在融合美军各个领域的能力，包括最先进武器系统和技术、最新的作战理念以及海、陆、空、太空和网络等各军种之间的无缝协同作战等。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0月7日美国海军发布了新的战略指南。美国的海军部长托罗（Del Toro）10月5日晚上在美国海军学院演讲时指出，海军现在面对的威胁是北京夺取台湾。他说：“自苏联战败以来，我们第一次拥有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其海军能力和能力可以与我们相当，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我们自己……我关心的不仅仅是船只和武器。北京在努力获得对其竞争对手的影响力时所做的事情是，它以腐蚀性、榨取性和危险的不负责任的方式利用一切优势。”他指出，“很坦率地讲，目标不是与中国开战。没人希望陷入冲突……遏止他们获取他们所试图获得的包括占领台湾，是我们的最终责任。” 托罗明确表示，中国不仅对美国，而且对美国盟友和伙伴都构成了威胁，甚至还威胁到二战以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整套的国际规范。他特别提到，美国正在与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进行讨论，以找出更紧密合作的方法，共同目标是阻止中共的企图。 美国海军部长的话让笔者想起了1952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原北约组织总司令、二战时的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选后讲过的一句话：“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唯一途径便是制止发生战争”。 作者介绍： 程晓农，1952年在上海市出生，198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 程晓农（网络图片） 毕业之后，程晓农先后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1989年起，程晓农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曾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
十月上旬中共空军连续数日一共派了1百多架次各种型号的轰炸机、战斗机和电子侦察机飞临台湾近海，或在台湾南部外海绕行，对台湾实行军事威胁。共军意欲何为？台湾当前面临多大的战争风险？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关心的大问题。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早已不是两岸关系问题了，这种军事威胁同时也是中共对美国的施压手段之一；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并不只是恐吓台湾，同时也在挑战美国。 一、台湾：亚洲的“富尔达缺口” 今年8月底中华民国外交部和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举办了一次美国、日本、韩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16国的政要、学者、专家的线上对谈，即“凯达格兰论坛-2021亚太安全对话”。与会的前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提到，台湾现在已经成为亚洲的“富尔达缺口”。亚洲地区的人们对这个概念十分陌生。 富尔达（Fulda）是德国的一个地名，它是西北-东南走向的一系列山脉当中的隘口，其东北是东德的莱比锡，西南是西德的法兰克福。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如果进攻西欧，必定先打西德，所以美苏冷战的前线国家是西德。美苏冷战时欧洲如果爆发军事冲突，其主要形式是地面战争，双方的交战主力仍然是二战时代传统的陆军、坦克部队和炮兵。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苏联纠集的华沙条约集团分别在西德和东德囤积重兵，彼此对峙。北约预估，苏联集团进攻西德的路线，如果不是地势平坦的北德平原，便是通过富尔达缺口，直指西德的心脏地带法兰克福；若苏联集团和北约组织爆发战争，富尔达缺口最可能遭到苏联坦克部队的突击，因为地理上这是便于坦克部队出击的一条比较平坦的通路。作为应对，那时美军在这一带派驻了美国陆军第5军作重点防守，面对的是苏军驻德集团军群的近卫第8集团军。美苏冷战之后，富尔达缺口便失去了它的战略重要性。 去年以来中共的扩军备战矛头直指美国，双方的新冷战是否也有前线国家呢？实际上，薛瑞福用亚洲的“富尔达缺口”来比喻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指出了台湾已成为中共东向扩张的战略要地。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今后中美军事对峙乃至潜在冲突的主要方式，再也不是美苏冷战时期的地面冲突，而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岛屿争夺战模式，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空降兵为主要手段。由于台湾处于美国防卫东亚地区安全的第一岛链之要害位置，所以它成了21世纪亚洲的“富尔达缺口”。 薛瑞福认为，如果民主国家无法守住台湾，则琉球岛链、宫古海峡、日本和台湾以南地区都受威胁，也会危及第二岛链，因此台湾是确保印太地区整体安全的关键。这是一个对中美军事对峙时代的新认知，日本和澳大利亚现在高度关注台湾的安全，其战略判断的基础就在这里。万一中共占领了台湾，美国依靠第一岛链防卫东亚各国的战略部署就只能被迫退到第二岛链，即从日本到关岛、再到帛琉群岛、最后到澳洲。由于第二岛链的岛屿稀少，各岛之间距离遥远，无法有效地互相支援，防卫困难，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和美国有事” 目前中共已经摆出了对台湾志在必得的姿态，那么日本如何看待这一威胁？今年7月底日本智库东亚情势研究会出版了一本书，《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 》，引起了政策圈的讨论。前日本参议员江口克彦（Katsuhiko Eguchi）组织出版了这本书，他表示，现在大部分台湾和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说，其实大家应该要进一步推想，“台湾有事，也是美国有事”。因为台湾一旦被中国侵略，日本尤其是冲绳群岛自然会被中国控制；以此为立足点，中国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可能性是无限大的。 今年9月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科尔比（Elbridge Colby）出版了他的新书《拒绝的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他认为，中共的亚洲战略是，全力瓦解亚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先用军事力量让不太强大的国家顺从，比如菲律宾、越南，再通过威慑力，慢慢让其他国家向北京靠拢。因此，美国国防战略应该首先针对中国，其次才是欧洲，美国的战略部署和资源分配应该按这个排位决定。 科尔比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来自海洋和航天航空技术，不能打陆战；而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防线的重要一环，这条防线上还聚集了很多国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等。“如果中国拿下台湾，他们的军队可以投射到中太平洋，对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力量进行破坏。” 关岛是美军支援台湾防卫的重要基地，它自身的安全决定了台湾防卫的有效实施。实际上，美国军方早已开始关注位于第二岛链的关岛基地可能面临的威胁。8月13日美国海军研究所网站报道，美国国防部的飞弹防御署主任向国会报告说，美军已经在准备保护关岛不受中国远程飞弹威胁的飞弹防御系统。这个官网10月7日还报道说，美国现任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Kathleen Hicks）最近也表示，中共持续的军事扩张构成了对关岛和夏威夷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她的看法表明，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军对于中共从西太平洋地带发起进攻、威胁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海域的扩军备战活动，既高度警惕，又有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战略战术经验，美军很容易识别中国军事扩张的战略意图。 三、“戴维森窗口”：一个美军的新概念 最近中共对台湾不断出动大批量军用飞机实施干扰和威胁，印太地区的相关国家都在高度关注，那么，北京当局究竟可能在什么时候发起对台湾的攻击行动呢？ 今年有一个关键词“窗口期”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开始受到重视，这个词的含义与台湾目前面临的威胁有直接关系。这个“窗口期”在美国的全称是“戴维森窗口”（Davidson Window）。戴维森（Phil Davidson）海军上将原任美国海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今年3月离任前他到参议院作证时表示，研判中国有可能在2027年到2035年试图夺取台湾。这个判断预示着，从现在起5年内是为应对中国可能的军事进攻做准备的“窗口期”。 美国海军研究所的官网报道，10月5日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亚太安全主任克饶宁（Patrick Cronin）谈到日本着手阻止中国对台湾可能的侵略企图时，使用了“戴维森窗口”这个概念。这表明，在华府，“戴维森窗口”这个概念已被军方和部分智库接受并采用，不需要多加解释，大家都懂得它的含义。 中共也接过了这个概念，只是把“戴维森”这个名字拿掉，直接讲“窗口期”。其外宣官媒《多维新闻》10月1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台湾问题解决进入“窗口期”，北京将持续建立对台战略威慑》。这篇文章明确介绍了北京当局企图夺取台湾的战略目的：“中共在台海的长期目的是收复台湾，突破美国第一岛链；中短期目的是构建‘威慑’，保证台海在短期内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与和平’，并最终实现统一，为在2021至2049年这个窗口期内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做准备”；此外，此文还说，“北京正借助台湾议题，‘以打促和’”。 从这段话当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对台战略意图：第一，中共可能暂时保持台海的短期和平，为其夺取台湾做准备，这和美军的研判一致。第二，它如果夺取了台湾，不会就此停步；下一步将突破第一岛链，从台湾出发，进一步向东进军，威胁日本和美国的关岛及夏威夷。第三，中共目前通过对台湾的空中军事威胁，希望造成台湾内部的紧张空气，动摇民心，从而达到顺利占领台湾的目的。《纽约时报》曾援引奥巴马时代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的说法，“台湾已不再是个波及面狭窄的小问题，它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中心舞台——甚至可以说是主线剧情”。 四、谁是新冷战的始作俑者？ 今年以来中共经常“教训”西方国家，“不要有冷战思维”。冷战是红色大国针对民主国家发动的长期威胁；美苏冷战时期还数次发生过红色大国在边缘地带挑起的代理人战争，比如中国参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如此。当中共讲今天的“冷战”时，谁是新冷战的受威胁者，谁是新冷战的发起者？实际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中共正是新冷战的始作俑者。 中共对美国的全面核威胁行动是从2020年初开始的，而中美冷战的源头其实是美中贸易战。中共长期由政府组织策划，有战略目标地大规模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导致美国的巨大经济损失。针对这种敌意行动，2018年3月川普总统发起了美中贸易战，开始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试图逼中共坐到谈判桌上，让中国收回那只做贼的手。中共面对这种压力，既不承认盗窃技术机密的活动，也怕经济上受到制裁，就开始和川普总统软磨硬泡，最后在2020年1月15日签署了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中共很清楚，偷盗技术是红色大国实现技术升级、对抗美国的主要手段。在这方面，中共一直在模仿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技术偷盗战略。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僵化的体制制约了技术创新，导致苏联和美国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尤其在电脑、信息、智能控制等高科技领域，几乎落后一整个时代。苏联为缩小这个差距，专门成立了一个克格勃情报部门“科技理事会”，简称“T局”，从事技术资料盗窃活动，而苏联国内专门翻译偷来的技术文献的人员超过10万。苏联不仅每年节省了数百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甚至提升了军事和工业技术水平。 中共的大规模技术偷盗计划早已成为国家重点项目，它虽然与川普行政当局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却并不打算取消技术偷盗计划。由于中共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来反击川普总统的经济制裁，就开始运用军事威胁对美国施加压力。 2000年上半年，中共部署了一系列公开核威胁美国的行动。这些军事威胁行动包括：1月派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演习，公开摆出威胁珍珠港的姿态；3月宣布强占南海国际海域，用人造岛组成海军基地群，以便把南海变成其威胁美国的带核弹头洲际导弹的核潜艇舰队的“发射阵地”；6月又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完成了对美国全境实行精准核打击的核大战部署。这一系列核威胁的战略目的是，逼美国在经贸问题上让步。这3项行动都由中共的对外宣传媒体《多维新闻》发布，但各国媒体并未翻译转载，这是西方国家各主要媒体的一大过失。而川普总统在任期的最后半年里则对中共采取了军事、政治、反间谍等多方位的反制措施，因此令中共对川普总统恨之入骨。 这种红色大国用公开的核威胁来恐吓美国的做法，与苏联制造的“古巴导弹危机”如出一辙，代表着中共继苏联之后又一次玩弄威胁世界和平的核威胁意图，这不仅仅是冷战思维，更是冷战行动。中共的这些对美国的主动核威胁行动，事实上点燃了中美冷战。 五、台湾成为当前中国对美“间接军事挑战”的主要目标 拜登进入白宫以后，中共数次在美中高层外交官的会谈中明确要求拜登行政当局推翻川普总统时期制裁中国的各项措施，不再追究中共大规模盗取美国技术机密的活动，同时取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中共丝毫不放松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今年上半年双方海军舰队多次在南海和菲律宾海的国际水域对峙。 中共不肯在技术和经贸问题的谈判桌上协商让步，便采用军事威胁来对美国施加压力。直到今年9月9日拜登主动给习近平打电话，并采取了一些缓解双边经济、政治关系的措施，中共开始对应地改变其军事威胁的手法，从出动海军舰队威胁美军，变成了出动空军威胁台湾。这意味着，中共对美国的军事施压手段，似乎从“直接军事挑战”变成了“间接军事挑战”。 所谓的“间接军事挑战”，就是相对降低与美军的直接对抗姿态，但同时保持对美国的压力。其具体做法是，从共军与美军直接军事对峙，变成通过威胁台湾来间接威胁美国；从以中美海军舰队对峙为主，变成以中共的空军与台湾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对抗。这种状况下，台湾就成了中共对美国实行“间接军事挑战”的主要目标。表面上，中共好像是为了“统一”向台湾施加军事压力，但这种压力马上就传导到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防务组织上，因此也达到了间接威胁美国的目的。 中共把经济、技术议题与军事威胁捆绑在一起，必然迫使美国高度重视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10月6日拜登派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瑞士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谈了6个小时，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军事威胁和台湾安全问题。 今年8月4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任务是确保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海峡的现状得以保持；他还说，相对于中国的言论，他更担心中国的行动，正是中国的这些行动让他有一种紧迫感，让他相信，必须马上实施“综合威慑”。“综合威慑”旨在融合美军各个领域的能力，包括最先进武器系统和技术、最新的作战理念以及海、陆、空、太空和网络等各军种之间的无缝协同作战等。 10月7日美国海军发布了新的战略指南。美国的海军部长托罗（Del Toro）10月5日晚上在美国海军学院演讲时指出，海军现在面对的威胁是北京夺取台湾。他说：“自苏联战败以来，我们第一次拥有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其海军能力和能力可以与我们相当，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我们自己……我关心的不仅仅是船只和武器。北京在努力获得对其竞争对手的影响力时所做的事情是，它以腐蚀性、榨取性和危险的不负责任的方式利用一切优势。”他指出，“很坦率地讲，目标不是与中国开战。没人希望陷入冲突……遏止他们获取他们所试图获得的包括占领台湾，是我们的最终责任。” 托罗明确表示，中国不仅对美国，而且对美国盟友和伙伴都构成了威胁，甚至还威胁到二战以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整套的国际规范。他特别提到，美国正在与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进行讨论，以找出更紧密合作的方法，共同目标是阻止中共的企图。 美国海军部长的话让笔者想起了1952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原北约组织总司令、二战时的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选后讲过的一句话：“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唯一途径便是制止发生战争”。 （原文链接）
中国突然发生了全国性的限制用电运动，对企业的正常生产造成了巨大压力，部分城市甚至影响到居民的生活用电。为什么会突然大范围断电、停电？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这次全国范围的拉闸限电，不是电力供应部门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力，把拉闸限电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结果。 一、全国突然限电 正当不久前恒大集团陷入危机导致全国房地产业一片灰暗之时，又一个突发事件冲击了中国经济。今年9月中旬以来，江苏、广东、云南、浙江等二十多个省份相继限制用电，工业企业被要求避开用电高峰。沈阳市甚至中断了部分居民用电，有的城市主干道红绿灯都停电了，引发了车辆拥堵、电梯停运、停电导致停水等等；入夜后的沈阳市多个住宅区漆黑一片，连给手机充电都没办法。 在吉林市，当地自来水公司发布公告宣布，按照国家电网要求，将执行东北电管局和吉林省能源局的要求，不定期、不定时、无计划、无通知地停电限电，这种做法将持续到明年3月。当地泵站随时可能因断电而无法正常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只能让居民做好储水准备。 《新京报》记者9月26日采访国家电网客服人员后获悉，东北地区首先是对企业等机构执行限制用电；但由于东北的企业用电不像经济发达地区那么多，当地大部分变电站和电厂都是为民用服务为主，为了达到限制用电的目标，就采取了对居民限电的措施。东北已经快进入取暖季节了，一些城市居民还依靠电采暖，如果入冬前限电不结束，那居民取暖需求显然就会面临困境。而电网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他们也要等通知，目前没法确定恢复正常用电的具体日期。 在中共的媒体管制之下，如此这般震动全国各地的广泛停电现象，居然没有各地活跃的新闻追踪报导，只有部分媒体发表一些为当局作解释、试图安抚民心的消息；而所有这些消息中，独独缺一点读者们最关心的事：何日电再来？ 二、企业缺电停产 之所以要限制用电，官方的说法是电力不足，因此要限制用电大户的电力消耗。所以，限制用电措施之下，首当其冲的是一些高耗能企业。山东、江苏、湖南、浙江、广东、云南等许多省都实行了针对企业的限电措施。 贝壳财经披露，到9月24日，在经济最活跃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省，许多城市都有企业接到停产限电的通知，特别是那些高能耗的化纤、水泥、纺织、印刷、冶金、石化、光伏、电镀等行业。接到停产限电的企业分布在山东的烟台、淄博，江苏的徐州、淮安、连云港、盐城、泰州、无锡和苏州，浙江的绍兴，广东的东莞、佛山、汕头、揭阳等地。江苏的徐州钢铁集团宣布，为响应上面的限制用电要求，从9月16日起停产半个月；广东揭阳则有企业每周“开一停六”。实际上，东部和中部省份多半都受到了限产停电的影响。 而许多中小企业为了应付突然停电的局面，开始了自救。比如，深圳北面的东莞市一家鞋厂花6.5万租了1台发电机维持生产，租金加上柴油成本，工厂的用电成本高达电网供电的2倍。于是柴油发电机一时间在中国供不应求了。真正的问题在于，近两年饱受原物料飙涨和疫情冲击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如果扛不住这样的限产停电，势必爆发又一波倒闭潮。 中国号称“世界工厂”，现代工业的基础就是供电，突然中国一夜之间仿佛又回到了发展中国家小企业得靠自备小发电机的年代，倒退了几十年。中国那庞大的电力系统怎么就突然发生大问题了？电力不足基本上就是两个原因，或者是用电突然暴增，或者是电厂突然停止运转。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是电厂发生事故了。诺大一个人口超级大国，区区一两家电厂出事故，应该不致于影响到全国供电；如果多家电厂同时发生事故，就不像是意外事件了，但中国好像并没传出哪家电厂发生重大事故的消息。难道是中国的电网全都同时垮了一部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三、中国七成供电靠烧煤发电 要了解中国的全国电力供求，需要具体分析一下这个行业的实际情况。 今年9月限制供电之前，1月至8月全国用电累计54,704亿度，第一产业（农业和采掘业）用电660亿度，占1.2%，这部分无足轻重；第二产业（制造业）用电36,529亿度，占66.8%，这是用电的主要方面；第三产业（服务业）用电9,533亿度，占17.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982亿度，占14.6%。 中国的电力供应，按发电方法不同区分，火电第一（烧煤电厂），占71%；水电第二，占16%；风电第三，占5.6%；核电第四，占4.9%；太阳能发电第五，占1.9%。从发电所需要的条件来看，风电最不稳定，核电比较稳定（只要不发生核反应堆事故），水电取决于水库蓄水状况，火电取决于煤炭供应和煤炭价格。 水电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风电和煤炭供应集中在华北地区，特别是山西和内蒙古；核电因为要考虑到冷却水排放，所以主要在沿海地区；火电厂则中部和东部都有，使用的燃料既有国内供煤，也有进口煤炭。从电力供应的地区差别来看，由于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而水电和火电用煤都在西部或中部，因此就有一个在水库集中地区多建水电站发电，也在煤矿集中地区多建火力发电厂发电的能源供应布局；然后，需要从西往东输送电力，即“西电东送”，但远距离送电受到物理上的限制，不可能规模太大、输电量太多。 相对而言，东部地区用电多，比较可能缺电；而西部地区发电多，比较不会缺电。这里需要补充一点，从发电厂对空气的污染来看，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本身没有污染，但火力发电会产生空气污染，而中国电力供应的七成是火电，所以，如果要减少火电的空气污染，一定会影响到东部经济活跃地区的用电。 中国二十多年前建有东北、西北、华北、华东、南方电网，而山东、福建、四川、海南、新疆和西藏都是和周边省区互不相连的独立电网；后来这些电网之间有了一些联网建设，可以跨网调电。比如，位于深圳的大亚湾核电站建成之前，由南方电网供电的深圳市电力不足，当时曾经从华东电网的新安江水电站调电补充深圳用电。同样的道理，如果此刻某发电厂供电能力下降，可以先网内调整，让其它正常运转的火电厂增加火电出力；如果这样还不行，也可以从其它有多余电力的电网购调电力。所以，如果听说目前中国某个电网缺电，这似乎还有一些可信性；如果说，中国所有电网都突然缺电了，这显然就有外部原因了。 四、火力发电遇到大麻烦？ 既然火力发电是中国东部地区主要的电力供应来源，而火力发电受煤炭供应量和煤炭价格影响，那么多省市同时缺电，是不是全国煤炭突然短缺，比如，8月动力用煤的国内产量和进口量开始吃紧？或者煤炭价格意外暴涨了？如果真是这样，煤炭短缺和煤价暴涨并非国家机密，应该早有消息；而且，这两个因素也不像地震、疫情那样无法预测，总该有一些先兆吧？至少大规模停电前的上一个月8月，就应该知道，9月可能发生供电不足的问题。怪就怪在，全国大范围限制供电的前一个星期，相关的信息仍然是“平安无事”。 9月10日，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例行地公布了到8月底为止的今年煤炭市场走势。其分析报告认为，首先，8月有一系列煤炭增产增供措施，随着一批煤矿投产，可增加七千多万吨煤炭的年产量，煤矿产能有较大增产潜力；其次，8月煤炭进口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36%；再次，8月工业复苏势头减弱，高温之下的夏季发电用煤旺季已临近尾声，煤炭消费量的增长速度明显回落；第四，动力煤价格涨势趋缓，8月末山西动力煤价格比上月回落8个百分点；唯一的负面消息是，因疫情影响经济，8月底火电厂存煤比去年同期下降26%。 根据以上信息，这个全国性行业协会作出了9月份的发电用煤量预测：一、煤炭增产增供将稳步推进；二、煤炭进口将继续恢复；三、9、10月份是煤炭消费淡季，随着气温下降，电厂煤耗水平将明显回落；四、气象部门预计，9月全国多地降水偏多，预计水电出力将增加，水电对煤电的替代作用会增强。 然而，就在上述分析发布后不到一个星期，供电局势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全国发生了广泛的缺电限电，到处拉闸。供电紧张的区域从南方五省延伸到华北、华中，其中电力特别紧张的省份有河北、山东、内蒙古西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云南、广西。受拉闸限电、限产停工的冲击，9月中旬以来，钢铁、煤炭、化工、冶金、水泥、汽车、纺织服装等多个行业开工率下降，其中钢铁行业9月前3周高炉的开工率已下降到55%，比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 五、限电源自中央号令 其实，这次全国性的限制用电运动，出自中南海的命令；简单地讲，是人为拉闸，而不是缺电限供。 9月11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一个（2021）1310号文件，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这个文件的名称是，《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这个文件规定：中央政府设置了每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指标，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解下达能耗双控5年目标，对各省市能耗强度降低的状况，实行基本目标和激励目标双目标管理，其中，基本目标是各省市必须确保完成的约束性目标。 这个文件说明，中共根据以往各地政府辖区内用电的数据，设定了每个省市的年度能源消耗上限，责令不许突破。那每个省市政府自然就奉命行事，从省市一级往下，给地级市分解下达能耗上限指标；然后，各地级市再向县级市分解下达能耗指标。这样逐级分解下达年度电力用量指标任务，花了一个星期，到9月16日，基本上中央的电力年度用量指标就分配落实到基层了。这是中央政府下达给各级地方政府的命令，属于强制性行政任务；地方政府必须按照这个设定的用电上限，来控制本辖区里企业的用电，直到中南海设定的全国性目标实现为止。随后不同地区就开始了“运动式”的停产限电。 这个文件并非保密文件，国内媒体也提到过，但是，谁也不敢把限电、断电的责任推给中南海。 六、各省拉闸令大汇总 由此可见，这次全国范围的拉闸限电，不是电力供应部门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力，把拉闸限电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结果。当然了，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权之下，地方政府必须执行上面的命令。 集权政府下达经济指标，自然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全国一刀切。对火力发电大省，是限制发电量，这样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年度总量；对用电大省，则是限制用电量。所以，中共媒体说电力不足，字面上不算错；确实，限制了火力发电大省的发电量，用电大省当然就电力不足了。各省当中排名前三位的用电大省是山东、广东和江苏，这3个省因此成了受限制用电打击最大的地方；排在鲁、粤、苏后面的用电大省是浙江、河北、河南，这次也遇到很大打击。总而言之，哪里用电最多，限制用电的压力也最大。 但是，具体到每个地级市，情况就五花八门了。如果一个市管辖范围内有几家耗电特别多的大企业，那限电就简单了，断掉这几家企业的电，停上几天，全市的累计耗电量就降下来了，上面规定的年度耗电指标就可以完成，市长对上面可以交代了。但像沈阳这样的城市，民用的大企业多半都倒了，军工企业不敢拉闸，这就没有可以拉闸的用电大户了；平常市里用电主要是居民和中小企业用户，那市长就毫不犹豫地切掉居民家庭和商铺的电源。因为限制用电的指标是按行政区划分解下来的，比方说，要减少10%的用电，那本地没有工业用电大户，就连居民楼的电梯、马路上的红绿灯一起都断电。而中共的媒体还千方百计要掩盖真相，告诉民众说，不是政府拉闸，而是供电企业遇到困难。 中共的中央政府把用电限额分解到各省，每个省算完帐以后，就制定出了各自的限制用电时间长度，各地都不一样。台湾的《财经新报》整理了一些资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陕西省规定，限制供电到年底；宁夏区规定，高耗能企业停电30天；四川省的说法是，暂停非必要生产，但不告诉企业，你的生产对政府来说必要不必要；河南省规定，部分加工业停电21天以上；重庆市宣布，限制用电的截至日期未定；广东省规定，每周停4天；山东省规定，每天停电9小时；江苏省规定，今年最后3个月里工作日半数停电；浙江省规定，每个季度停电20-30天。 从这些乱七八糟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中共下发了那个文件以后，中南海算是完成了限制用电的目标，至于各个省怎么规定，中央政府并不打算具体干预。 这就是这次全国性限制用电运动的由来及其内幕。何日电再来？请问中南海。 （原文链接）
自从2019年秋疫情在中国初起，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中国疫苗一度独步世界。然而，分析中共的疫苗研制过程，就可以发现一系列疑点，对国际社会了解新冠疫情的真相，不无助益；而且，中共制作疫苗的计划本身还暴露出它的另一个企图，谋利于害。 一、中共疫苗试制起始点的启示 中共宣称，新冠病毒的第一例是2019年12月1日在武汉出现的，到1月21日全国确诊人数只有440例；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的第8期疫情通报说，“目前没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假如这些官方资讯是真实的，那么，当时官方应该是对疫情可能全球化毫无预期，也毫无防备。 但是，《北京日报》今年3月25日的一篇报导却提供了完全相反的线索。这篇报导提到，中共在2020年初就已确定了5种可以应对疫情的疫苗，并开始部署试制；报导提及，这5种疫苗技术之一就来自中共军方生化武器首席专家陈薇少将及其团队。这则报导既启人疑窦，又发人深思。 由此可以想到三个问题。第一，如果致病病毒真如中共所言，是自然界小范围偶然出现的（几只蝙蝠之祸），而且不会人传人，那么，中共为何动用包括军方生物战部队在内的力量，大规模研发疫苗？第二，中共能在2020年初武汉封城前3个星期前就完成了多种疫苗的初步研发，说明它早就知道疫情将大规模扩散。既然如此，那它掩盖疫情、编造病毒不易传染的谎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种谎言只会造成疫情迅速全球化。第三，2020年初，当时5种疫苗都已进入面向应用的阶段（后来试制中有些未能商业化），为什么不更早在武汉封城，这样，因疫情扩散的全球死亡人数不是可以降到最低吗？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中共在疫情初期的行动极为反常，暴露出明显的祸心，它不是要尽快阻止病毒的全球化，似乎是在等待病毒的全球扩散。 二、中共疫前即已备好疫苗品种？ 国际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医疗保健供应链专家普拉尚特‧亚达夫 (Prashant Yadav)指出，“疫苗制造是一项几乎无限组合必须完美运作的努力”；原材料、培养疫苗所需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生长的培养条件等都存在差异，“这是具有既定原则的科学，但有时比艺术更独特。”所以，设计疫苗的制造工艺和开发新的疫苗，通常需要数年时间。但是，中共对这次疫苗的研制却驾轻就熟。 今年1月16日新华社有一篇报导提到，中国的国药疫苗从立项获批到研发、建设、生产、上市，只用了344天。其中，从启动科技攻关到获批临床试验，用了98天；从进入临床到武汉、北京两个研究所先后都做完Ⅰ/Ⅱ期临床试验，用了78天；再从Ⅲ期临床试验启动，到上市获批，用了168天。这个344天的说法，是以国药疫苗2020年12月30日在国内上市供货为终点，往前倒推344天，大体上就是去年的1月21日左右，即武汉封城之日。但344天的说法有个漏洞，那就是，如果2020年1月21日之前疫苗尚未开始研发，那么，此前的2020年初，中共确定的5种可应用的疫苗从何而来？ 用于临床试验的疫苗必须先完成研发和试制，美国辉瑞疫苗从去年3月20日开始研发，研发和试制花了至少4个月的时间；中共的国药疫苗是去年4月12日开始临床试验的，它如果真是1月21日左右开始研发，那么，其研发和试制只用了80天，比美国辉瑞公司少三分之一的时间。 中共疫苗的研发和试制远远快于美国辉瑞疫苗，暗示着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中共疫苗的真实研发起始时间不是1月21日，而是更早的时刻，比如2019年的12月，甚至是疫情尚未出现的11月。第二种可能，中共早就有新冠病毒的疫苗在手，这次试制疫苗过程中的所谓研发只是走个过场，所以能节省大量时间。不管是哪种可能，这两种可能性都标示着同一点，那就是，中共在疫情初起之前早就有备而来，为此做好了疫苗研发。 这间接地说明，这次疫情的病毒自始至终都在中共的掌控之中，并非自然界的突发事件。做毒药和用毒药之人，手里都有解药；而能制作解药的，只能是制作毒药之人，因为别人不知道毒药的成分是什么。疫苗也一样，手里没有致命病毒，自然就没有办法早早准备好遏制病毒的疫苗。 三、中共快速大规模量产疫苗的奥秘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7种疫苗，即欧美的辉瑞、AZ、强生/杨森、莫德纳，中国的国药和科兴，以及印度血清研究所的Covishield。美国疫苗上市供公众接种的时间是2020年底，但当时辉瑞疫苗的产能很小，到今年3月才达到月产量1亿剂的规模。但中国疫苗的大规模量产能力几乎早于美国1年。 美国的辉瑞疫苗从去年3月下旬开始研发，然后初步试制，再到完成前后3期临床试验，最后获得批准、上市供应，中间用了9个月，这是当初辉瑞的研发人员自己都难以相信的速度；然后，辉瑞疫苗达到每月量产1亿剂的规模，又用了几个月。这样，辉瑞公司从去年3月开始研发，到今年春天疫苗全面上市，合起来就是1年时间。 中国则早在2020年10月8日就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为92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提供疫苗及购买疫苗的资金。中国加入该计划之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表示，到2020年底中国疫苗的年产能可达到6.1亿剂。也就是说，早在2020年夏末初秋，中共疫苗的大规模量产能力就已接近月产量上亿剂。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前几个月世界疫苗供应市场上只有中共疫苗独领风骚，因为当时欧美的疫苗从2020年底开始制造，到大规模量产，还需要差不多3个月时间。与中共疫苗相比，在世界疫苗供应市场上，欧美疫苗因为起步晚，供应量远远跟不上国内外需要，给中共疫苗独步世界留下了差不多6个月的空窗期。 即便中共的疫苗试制和生产能力完全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但临床试验和制作疫苗所需要的微生物之培养过程，是无法压缩或提速的，所以，中共达到大规模量产疫苗所需要的时间，最快也应该和美国的一年大体上差不多。然而，中共大规模量产疫苗的时间线，又暴露出一个和前两节内容相关的问题：既然中共疫苗去年初秋即已达到每月量产1亿剂的规模，那中共准备大规模量产疫苗所必须的微生物培养和化验、检测、原液分装、封装等专用原料及装备的开始时间，按照美国的最快速度一年为参照，大约可以从中共大规模量产的2020年初秋倒推到2019年秋天。 中共宣称，致疫病毒是2019年12月1日在武汉偶然出现了第一例，这个谎言被它快速大规模量产疫苗的时间表推翻了。按上述推断，2019年秋天的时候，中共不仅手握新冠病毒，而且也掌握了可使用的疫苗品种，甚至开始准备大规模量产疫苗了；其假定是，疫情势必很快从中国扩散，殃及全球。但当时中共没透露一个字，而是悄悄地静观世界各国陷入疫情重灾，中共似乎那时就开始坐等它的“收获”了。 四、中共为大量出口疫苗而推迟国内接种 中共等待的“收获”是什么？它在等待疫情全球化、夺走几十万人的生命之后，大发疫情财。因此，它的疫苗达到量产规模之时，并未在国内使用，而是一方面囤积数亿剂疫苗，一方面到国外作临床试验，为疫苗大规模出口打开通路。2020年6月23日国药疫苗即已在阿联酋开始了第3期国外临床试验，这次临床试验共包括阿联酋、巴林、埃及和约旦的40,832人；而2020年7月21日科兴疫苗也开始了国外第3期临床研究。当时美国的疫苗还在初期研制过程中。 为什么中共不抢先在2020年6月宣布，它的疫苗即将量产呢？那个时刻正是它安排其疫苗国外临床实验的时间点，而与此同时，其量产疫苗的技术和设备条件已经准备好了。这不是吹嘘其疫苗研发“成就”的大好机会吗？中共不那么做，显然是经过仔细考虑的。那时中共应该已经考虑到两个不能在去年6月宣布疫苗量产的因素。其一，如果去年6月就宣布疫苗即将量产，不免会暴露马脚，让全世界怀疑，中共在病毒扩散全球之前就已备好疫苗了；其二，中共必须等疫情扩散到各国之后，才能堂而皇之地在一些国家实施临床试验，为其疫苗的全球销售获得准售资格。 这前一个因素就决定了，中共2020年6月疫苗在握之时，尽管国内防疫急需疫苗，但为了对国外保密，国内就不能展开接种；换言之，中共人为地推迟了疫苗的国内接种时间，为的是到国外发疫苗财。台湾《联合报》网站2021年6月7日报道，到这一天为止，中共已经向九十几个国家承诺销售或捐赠近7亿剂疫苗。 据新华社报道，2021年1月13日全国只接种了1千万剂疫苗。当时中共的疫苗年产能已达到6亿剂。据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资讯，中国的大规模疫苗接种今年3月才开始，今年3月23日全国接种仅8千万剂，占年产能的八分之一；4月底达到2亿5千万剂；今年6月21日才达到10亿剂（有的疫苗要注射2剂）。为什么是2021年3月开始在国内大范围接种？因为在这个月份，欧美疫苗开始走向量产阶段，而欧美疫苗的防疫效果远远优于中国疫苗。所以，中共就抓住了欧美疫苗尚未大规模量产的这几个月“窗口期”，把几亿剂疫苗用来优先出口赚钱。中共的这种疫苗供应“先国外、后国内”的方针，恰恰暴露出它听任疫情全球化之后发疫灾财的险恶用心。 五、中国疫苗的国际大销售以不可靠的临床试验蒙混过关 为了抢在美国疫苗大规模上市之前大量出售中国疫苗，中共在国外所做的临床试验也十分草率，只是为了蒙混过关。中国的国药和科兴疫苗早在2020年秋初便完成了第3期临床试验，但国药疫苗的第3期临床实验报告却拖到2021年3月才写出来，2021年5月26日在《美国医学会期刊》（JAMA）上发表。今年5月26日之前，中共的疫灾财已经赚到不少了。 国药疫苗的第3期临床报告一发表，立刻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质疑。彭博社今年5月27日的报导指出，中国疫苗的制造商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没分享有关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足够数据。国际医学界的专家们阅读了国药疫苗的第3期临床报告之后，马上发现了几个问题。首先，实验样本的性别比例严重偏斜，男性占85%，女性只占15%；其次，实验样本中，最可能染疫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占2%，绝大部分参加实验的都是相对较少染疫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再次，40,832个受试者中，只有2例是重症感染者。因此，欧洲的一位病毒学专家董宇红认为，这样的临床试验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证明疫苗对重症感染的保护力。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尽管如此，世界卫生组织还是为中国的国药疫苗开通了销往全球的道路；世界卫生组织到现在还未正式给中国的科兴疫苗开绿灯（因为其临床试验报告始终未正式发表），但中共已在全球销售了3.8亿剂。 今年6月27日美国之音刊登了一则报道，介绍了世界上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的研究产生了三项新的发现：中国最早发现新冠病毒的时间比目前知道的至少要早2个月，病毒蔓延全球的时间可能在武汉封城之前就已经发生；最早出现的新冠病毒呈现出与人体惊人适应能力，不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中国专家销毁最早病毒样本，被认为是试图掩盖病毒来源的新证据。笔者则分析了中共疫苗研发制造过程中的若干疑点，与上述报导所提到的新发现有高度相关性。疫情真相的揭秘，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原文链接）
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虚像就是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土木工程景气”。房地产泡沫早晚会被刺破，但谁也没想到，引起中国房地产业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块“骨牌”竟然是号称中国房企第一的恒大。恒大经常自诩“大得不会倒”，而如今它所展示的是，“最大的倒起来风暴最大”。恒大风暴已经冲到了华尔街，又反过来进一步冲击中南海的经济蓝图。中国经济的“多事之秋”开始了，它出现在今年秋天，却不可能止于今秋，而是会延伸得很久远。 一、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了个大洞 多年来，几乎全世界似乎都相信中国的经济繁荣是不会改变的必然趋势。我今年6月18日刊登在本网站的文章《拨开中国经济“繁荣”的迷雾》曾经指出，“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也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中共在经济上积累的最大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就是维持其目前局面的房地产泡沫。 虽然中国国内许多人也知道，这个房地产泡沫早晚会出问题，但因为利害相关，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这个房地产泡沫会马上被刺破。中共一直在设法调控房地产业的活动，既想遏止它继续膨胀，又想让它别一下子破灭。从逻辑上讲，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impossible mission）。但是，在捧着泡沫度日的岁月里，只要房地产泡沫依然在阳光下“闪光”，人们就会抱有一线希望，以为政府总有办法维持局面。只有当房地产泡沫被刺破一个洞的时候，大家才会意识到，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房地产泡沫，到底还是出问题了。 最近，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突然资金链断裂，开始拒付其到期的理财产品，同时甩卖在建住宅，甚至用未完工程来抵付欠其他公司的债务。此事已经冲击到香港股市和华尔街，成为国际财经媒体共同关注的风暴。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人以为，恒大再大，不过是沧海一粟，它垮下来不足以冲击中国庞大的经济。那么，恒大风暴究竟源起何处，它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二、恒大：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要穿帮 恒大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经营上为了扩张，不断拆东墙补西墙，就像“八个坛子七个盖”，想靠五花八门的不断运作，让大家以为它的方方面面都十分顺畅；虽然“八个坛子”总有一个没法盖上，却做得似乎真有八个盖子把每个坛子都盖严实了。结果，稍遇风雨就穿帮，终于从一个“坛子进水”，变成各个“坛子”都岌岌可危。 那最先“进水”的就是这次爆发支付危机的恒大财富，而背后的原因则是恒大总部把恒大财富通过理财产品所集之资调去填补其他在建项目的资金窟窿，又无法把本利归还恒大财富，以致于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到期不能兑付，把恒大的家底露了个底朝上。 恒大到底有多少窟窿，什么时候开始发生问题的？中国的《财新周刊》前几天在其公众号财新微信上发表了两篇调查性报道，披露了不少内幕。这两篇文章分别是，《恒大何以至此（上篇）——危机袭来》与《恒大何以至此（下篇）——危机溯源》，但在当局压力下，《财新》不得不立即删除。幸好该文由公众号@经韬纬略智库备份，美国的《阿波罗新闻网》及时挖掘出来，为想了解真相的公众提供了一窥究竟的机会。笔者择其要点，稍作说明（下文中引号内文字均引自这两篇文章）。 首先，尽管恒大号称中国房地产企业头号招牌，其实资金严重紧张，它不得不通过恒大金服（后更名为恒大财富）大量非法集资，来为住宅工程输血。恒大的集资机构几年前就“在公司内部全员推广自己的理财产品，甚至摊派理财任务，后来公司还定期进行营销考核”，迫使员工掏钱并寻找外部关系，以便完成摊派的理财产品销售指标。当承接施工项目的公司依合约请求付款时，恒大甚至要求施工公司必须购买恒大的理财产品，“金额大约为工程款的10%，尽管这一要求并非强制，但施工方出于与恒大维持良好关系的考虑，往往都会购买”。即便这样集资为施工项目输血，仍然无法维持工地正常运转，8月恒大在全国的“800多项目中500多个处于停工状态”。 其次，恒大还拖欠了施工企业巨额工程款。到2020年8月，恒大的上下游合作企业达8,441家，其中大批企业都被拖欠应付款项。这些欠款恒大用自己开出的无担保短期票据（又称商业票据）应付。从恒大的财务报告可以发现，截至2021年6月30日，“应付贸易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达到9,511.33亿元”。 再次，恒大的债务巨大，而资产却在不断缩水。“截至2021年6月底恒大的总资产23,775亿元，总负债19,665亿元。在这近2万亿元的负债中有息负债为5,717亿元”。所谓有息负债就是恒大借来的款项；总负债扣去有息负债，其主体就是应付及预收款项，将近1.4万亿。应付款项就是恒大拖欠的施工款，而预收款项则是恒大卖预售房收到的购房款，而房子尚未施工或尚未完工。从账面上看，恒大的总资产扣除总负债，似乎还有4千多亿净资产，其主体部分是已购进土地和在建工程，但这净资产数额并不靠谱。一方面，已购进土地的购价远低于目前市价，房企就靠这差价赚钱，但土地若在地方政府的售地合同期限内（一般为几年）未正常开发，当地政府可能收回土地，恒大的那些空置土地就会从净资产当中消失；而在建项目若无资金施工，其烂尾楼的价值接近于零。另一方面，恒大还在财务报表外隐藏着大量债务。“房企存在大量表外负债，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恒大的表外负债到底有多少，是否超过目前恒大净资产，始终成谜”。 三、恒大风暴破除了中国房地产业的三个迷思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之所以多年来大而未破，除了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保护之外，民间的三个迷思也在心理上支撑着房市。 第一个迷思是，“房企大了不会倒”。恒大之所以不断扩张，其信条之一就是“大就不倒”，以为政府不会听任它垮下来，而购房户也相信这一点。今年8月2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世界500强大公司，恒大位列全球第122名，中国入榜的8家房企当中恒大排名第一。然而，就是这堪称中国房企的头牌大公司，如今却陷入了困境。恒大都靠不住了，这个现实彻底摧毁了“大而不倒”的迷思，其他的中小公司自然也不在话下。 第二个迷思是，“预售房信得过”。很多购房户现在买房时，都是看了样品房或模型就下单付款；而房地产公司则利用购房户急于得到新房的心理，用客户预付的房款作为房地产施工的本钱。但恒大的教训告诉全国，只要房地产公司的资金周转不过来，预售房完全可能成为烂尾楼或“空中楼阁”，购房户把钱给了房地产公司，却只落得一场空。据恒大集团8月发给广东省政府的报告，仅在广东省“2020年6月30日恒大集团已售未交楼的商品房数量为61.7万套，若恒大集团陷入危机，将有204万业主面临工程烂尾或无法收楼的风险”。 第三个迷思是，“中国房价不坠跌”。恒大为了偿还债务，开始对在建住宅打折了，这对整个房地产市场都构成冲击。对理财产品的个人客户，恒大总部只能用实物资产抵付现金债务，恒大财富负责人杜亮表示，“实物资产冲抵时住宅、公寓分别按照当期售价基础打7.2折和5.4折，商铺和车位按照当期售价基础打4.8折”。同时，“针对逾期商业票据，恒大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房抵债’”。例如，过去2个月里，恒大因为现金紧缺，对涂料企业“三棵树”实行“以房抵债”，“以位于武汉市江夏区、鄂州市华容区、深圳市龙岗区的3处期房兑付，预计完工交付时间分别为2022年、2024年和2023年。这些用于抵债的房产有可能流向市场”。恒大抵债的在建工程当然只有打折才能让债权方接受，而债权方为尽快收回现金，会不管当地房地产市场目前的价格多高都低价出让，“三棵树已着手处置这些房产”。 这三个迷思的破除，一方面对全国购房户的心理构成了巨大冲击，许多原来还想买房的人不得不慎重考虑；另一方面，恒大的打折行动会造成房价下跌的“涟漪效应”，让不少城市的房价加快下滑。 四、房地产融资新政断送房企 由于各地方政府的财政过去十多年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让中央政府越来越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可能性，许多银行已投入土木工程项目或提供给购房者的抵押贷款会成为大量坏账，由此产生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担心，地方财政对“土木工程景气”的高度依赖，一旦遭遇房地产泡沫破灭，会造成地方财政的崩塌。因此，从2017年以来，北京就一直试图逐渐制止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通过限购、限价、限贷款等多重手段，来轻轻地挤压房地产泡沫。 疫情之后，由于经济凋敝，中央政府更加担心“一枝独秀”的房地产业汲取太多的居民家庭金融资源，导致消费萎缩，经济失去动力，于是开始进一步打压房地产业。去年8月中共给房企划出了“3道红线”，限制房企的银行贷款额度。这3条规定是：一、除预收款之外的资产负债率（即负债除以资产）不得高于70%；二、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三、房企的现金短债（即现金除以短期债务）比不得小于1倍。 按照北京对房企的融资新政，一家房企若3道“红线”全部踩中，便不能再到银行贷款；若踩中2道“红线”，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若仅踩中1道“红线”，有息债务规模年增速不可超过10%；若3道“红线”均未踩中，有息债务规模每年最多增加15%。这样一来，房企借新债还旧债的老路就走不通了，借不到足够的贷款，旧债又必须按期偿付，房企就可能陷入财务危机。 恒大并不是房企融资新政之下唯一的倒霉鬼，自从房企融资新政从今年初开始实施，8个月来各房企一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到9月5日，全国已有274家房地产公司宣布破产，平均每天1家，率先破产的是资金实力弱的小型房地产公司，然后，恒大也撑不住了。只要房企融资新政不取消，房地产公司的财务压力将越来越大，再加上恒大风暴的冲击，房地产业的“冬天”就不远了。 五、恒大风暴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可以说，恒大风暴既让中共看到了房企融资新政的必要性，也让中共看到了房地产泡沫加速萎缩的危险性。虽然一个恒大不至于立刻就把整个房地产业拖入深渊，但至少恒大风暴显示，以房地产为根基的“土木工程景气”不仅从此终结，而且还成了拖累整个中国经济的沉重包袱。到这个时候，赞美“土木工程景气”的声音可能再也冒不了头了。 中共房企融资新政的着眼点是保住银行，牺牲房企，实际上有点“断臂求生”的味道。这次中共对中小型房企的倒闭实际上是乐见其果；至于对恒大，当局希望让恒大自行处理其错综复杂的债务和价值迅速缩水的资产，也借此了解恒大的不了之局严重到何种程度。 恒大风暴代表着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开端，它很可能是房地产业即将开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第一块倒下的“骨牌”，其他大中型房企有多少能撑得住，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们的自救努力，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大环境的恶化。如果房价下滑不止，政府为救银行，势必牺牲更多房企。这种局面逐渐发酵，将令目前正陷于国内消费疲软、工业品物价持续上涨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让中共鼓吹经济复苏的调子黯然失色。《华尔街日报》9月22日专门发表数篇文章，分析恒大风暴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其中的一篇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恒大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这次恒大风暴已经冲击了国际经济，各国媒体以及美国的财经媒体纷纷连续报道恒大风暴的冲击。恒大困境暴露后，不仅冲击了香港股市，而且也冲击了纽约股市。在纽约股市上，不仅是中国概念股和中国债券基金受到冲击，连美国公司也受到连带影响。其中有两家美国公司的股票跌得最明显，也格外引人注目，一家是在中国大量制造和销售工程机械的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Inc.)，另一家是热衷于经销并投资中国那些涉房公司债券的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 虽然恒大并没大到能改变全球经济走向，但恒大风暴曝露的中国经济风险却大到令全球投资圈重新评估中国经济，而它们未来对中国的投资肯定将变得越来越谨慎，甚至可能撤出部分投资。这样的国际经济动向势必让中国经济再受压力，因为急需向西方国家推销其债券而募集急缺资金的中国公司们可能从此失去“吸引外资”的“魅力”；而外资对进入中国日益谨慎，则让中国经济越来越无法指望外国金融资本的光临。昔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一直奠基在对外开放之上；如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往那些向往着未来中国繁荣的西方投行头上不断浇着“冰水”。 不管将来恒大是死是活，它已经“青史留名”了。将来世界经济史专家们叙述中国经济走向衰落时，作者们很可能都会用这样一句话为他们的相关章节开头：“自从恒大事件以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关注恒大风暴的重要意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