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國經濟由盛向衰的轉折點，現在官方的年度數據尚未公布，但股市的一年表現已經顯現。把中國和香港股市2021年的狀態與美、歐、日等國的股市表現稍加對比，就能看出中國經濟目前的窘境。 一、2021年經濟增長率「最高」的中國：股市告訴你實情 歐美股市去年上漲明顯，年漲幅超過2成，世界上民主國家的兩大經濟體美國和歐盟股市都表現亮麗。 美國股市去年連續第三年大漲，道瓊斯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去年分別上漲19%和22%，實現了自1999年以來的最佳3年表現。去年年初接受《華爾街日報》調查的經濟學家曾預計，美國經濟2021年將增長3.7%；而實際上去年美國經濟可能增長5%以上，失業率則遠遠低於經濟學家的預期。關於美國股市如何受拜登當局經濟政策的影響，我會在下一次新唐人電視台的節目里具體介紹。 歐盟去年的經濟增長可達到4.2%，而歐洲的泛歐股市指數去年上漲22.5%，是2009年以來第二大年度漲幅，其中的銀行和科技板塊表現尤其出色，上漲34%；法國股市的CAC指數全年漲29%，德國股市的DAX指數全年漲15.8%。相比之下，日本股市的日經指數顯得遜色，雖然連續3年上漲，但去年只上漲4.9%。 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據說可以「領先全球」，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估去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8%；然而，中國的股市卻完全不配合那「亮麗」的增長率，去年上證指數漲幅4.8%，深證指數漲幅2.7%，不但不能跑贏美歐日，反而成了這些主要大經濟體當中墊底的。 上市公司一般都是一個國家最好最強的那些公司，或者是行業壟斷型巨頭，或者是潛力大的新興公司。這樣的公司往往代表著這個國家裡企業中的佼佼者。在經濟繁榮的時候，這些企業的業績可能領先；經濟低落時，它們也比其它企業更能扛過艱難，保持一定程度的成長。如果說，一個國家的上市公司都集體滑坡，那不能上市的其它公司的處境就更加艱難了。所以，上市公司的股市表現，在相當程度上代表著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底蘊。 二、如果中國人可以像日本人那樣買國外股票…… 日本股市現在出現了一種情況，導致本國股市成長緩慢。這種現象就是，日本股民紛紛網上出國買外國股票，這樣的股市操作拉高了美國股市，卻壓低了日本股市。不過，日本從來沒出現過指責股市「賣國賊」那樣的中國式民間呼聲，日本政府也從不號召買「愛國股票」。 雖然日本越來越多的人都傾向於把「儲蓄轉向投資」，但他們對日本股票漲得太慢不滿，於是很多人把自己的資金轉投以美國為中心的海外股票。日本金融業是完全自由化的，日本投資者可以自行選擇投資日本的股票或海外股票。在日本股市緩慢爬升的年代裡，尤其最近幾年美國股市飆漲的情形下，很多日本投資者不願意買日本股票了。這當然對日本股市是個打擊，股市資金都外流了；日本人越多買美國股票，本國股市就越難快速復甦，而這又進一步導致美國投資者越少買日本股票。日本的野村證券公司商品企劃部長中村希表示，「投資者正在把資金轉投至讓人感覺全球增長最強勁的美國」；現在日本人「可以通過美股專用APP下單，像玩遊戲一樣簡單，回家後隨便躺著，就能實時買賣」。 如果中國人能有日本人那種金融投資上的自由，恐怕大部分人都會效仿日本人現在的做法。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上證指數和深證指數就沉底了。然而，中國的專制制度決定了中國人註定沒有這樣的經濟自由，無法到國外投資。因為中共當局要靠股民來支撐經濟，絕不允許他們的對外投資消耗寶貴的外匯。 事實上，脆弱的中國外匯儲備也無法支撐中國股民到國外投資，關於這一點，我去年12月17日在自由亞洲電台的文章《中國外匯的「一女二嫁」》介紹過。中國的外匯儲備雖然數量大，達到3萬多億美元，但政府和企業的對外借債餘額已經達到外匯儲備的九成，還債的需要將耗盡外匯儲備的絕大部分；而中國還引進了3萬4,0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這些外商若撤資也需要外匯。這表明，中共的外匯儲備已經處於「一女二嫁」的狀態；如果這種情況下，再允許股民到國外投資，就變成「一女三嫁」了。 三、中國股市如何從香港股市「抽血」？ 中共建政以後，香港長期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中轉站；90年代末期香港的外貿中轉站作用開始下降，但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卻隨著外資頻繁進出中國，變得越來越重要。但隨著中國資金在香港的金融活動中日益活躍，香港的金融業開始從大陸有求於香港，變成了香港有求於大陸。 香港主權移交前，中資股約佔港股市值的一成，十幾年前這個比例已經躍升到六成，香港股市已經大陸化。幾年前滬港通、深港通開啟，又進一步形成了內地資金對香港股市的「輸血」效應。但去年以來中共收緊了國內銀根，同時限制房地產業等多個行業的盲目發展，作為中國經濟支柱的房地產業資金嚴重緊張，南下香港股市的資金也會減少。去年經過滬港通、深港通，自香港北上、凈流入內地的資金達八千多億人民幣，這些投資主要進入了A股的製造業板塊。 這樣的資金流向表明，目前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主要功能是從海外吸引資金，同時對內地大量「輸血」，如此就造成了對香港股市資金的「抽血」效應。這種局面下，香港股市便越來越差，去年恒生指數大跌14%，其中國企指數跌23%、科技指數跌32.7%。因此，去年是香港股市恒生指數2011年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年。 香港股市形成對內地的依賴後，中國經濟下行，香港股市就發抖。去年香港股市領頭大跌的股票多半是內地公司的股票，象科技巨頭阿里在香港股市去年跌幅近50%，騰訊跌18%；而地產股則成為港股重災區，恆大跌近90%，祥生跌84%，中國奧園跌近80%，世茂集團、佳兆業集團等跌超77%，花樣年、禹洲集團、建業地產、富力地產、時代中國等紛紛跌超60%，融創中國、雅居樂集團等跌超50%；香港股市的內地教育股更是跌幅多半達70%以上。更糟糕的是，內地股市對香港股市的「抽血」效應會造成內地股市微升，香港股市大跌。 四、中國股市主要行業跌跌不休 從去年中國股市的行情來看，完全看不出中國經濟實現8%增長的兆頭，因為許多行業都經營惡化，或者乾脆就一垮到底。下面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年終股市分析，對中國股市主要行業的行情稍作介紹。 首先看消費、醫藥、科技製造等行業的龍頭公司，它們本來應該是比較穩健的，但去年股價持續走低，風光不再，中國的證券公司紛紛下調這些公司的全年盈利預期，其中與養豬有關的企業因為肉價下跌而盈利腰斬。 其次，金融行業里保險公司股成為行情下跌的重災區，各大保險公司的行情幾乎全面下跌；券商中上市公司的股市行情也在下滑，48家上市券商里39家股價下跌。 第三，科技股方面，號稱「蘋果產業鏈」的為蘋果手機製造零部件的主要企業業績下滑，股價紛紛下跌，多的下跌三成、四成，少的下跌15%。防疫概念股也繁華落盡而歸於平淡，雖然疫情在中國此起彼伏，但與防疫相關的醫療用品公司欲振乏力，跌幅很大。 第四，房地產相關企業集體殺跌，地產股成「地慘」。隨著房地產泡沫破滅，房地產公司的股票成為「最慘板塊」。其中，恆大快要破產了，華夏幸福股價下跌近七成，泰禾集團的股價從2018年的高位21.63元跌到2.35元。與房地產密切關聯的裝修、家電企業也遭到房地產業垮塌的打擊，多家家用電器公司的股價跌幅都超過30%。 第五，服務行業方面，教育培訓行業因為中共對校外輔導行業的嚴厲管控而進入股市「寒冬」，它們的股票再也沒有翻身的希望了。航空和旅遊行業也不妙，4大航空上市公司中，東航和海南航空下半年到年底跌幅分別是7%和15%。很多旅遊概念股也因為疫情而狀態艱難，紛紛下跌。 這些行業曾經是中國經濟繁榮的受益者，現在則是經濟下滑的犧牲品。它們的經營狀態真實地反映出中國經濟的現狀。 五、中概股全盤皆墨 中國最活躍的大公司通過在美國上市，從美國圈走了一大筆錢，但現在這批企業的股票也處境非常悲慘。這些公司被稱為中國概念股，因為中共一直借口國家安全，不允許購買中國股票的美國投資者看到在美國上市的那些中國公司的財務資料；美國投資者只能靠相信中國經濟前景燦爛這個華爾街營造的概念，以為自己買的中國公司股票前景不錯。 但去年12月2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頒布新規則，要求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必須披露其所有權結構和審計細節。這個新規定出來後，中共從政治需要出發仍不讓步，堅持不允許這些公司披露財務資訊，很可能其中不少公司的財務資訊會暴露出欺詐問題。因此，2年之後這200多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可能被美國證券交易所停止交易，美國投資者已經開始拋售這些中國概念股，以免到時候砸在手裡。 中國公司到美國上市就此夢斷途中。去年上半年中國公司到美國上市曾創歷史新高，但7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踩下剎車，當時約50家中國公司正推進上市籌備工作，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不批准。結果中國企業赴美IPO的件數，7月僅1件成功，從8月開始就再無成功記錄。中概股還受到中共經濟政策的打擊，跌勢慘重。中概股公司集中於互聯網、教育、科技、娛樂、新能源等新經濟領域，一度被投資者看好。但去年中概股累計跌去7,600億美元，差不多蒸發了1/3的市值。二百多家中概股公司當中，約80%的公司股價下跌，其中大跌80%以上的有40家，跌幅40%以上的超過150家；經歷幾次大跌以後，許多公司市值嚴重縮水，新東方累計下跌89%，阿里巴巴累計下跌51%。 美國資產管理公司TCW集團的新興市場董事總經理洛文傑（David Loevinger）去年12月15日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採訪時說，目前在華爾街上市的中國公司未來3年將全部從美國資本市場退出，「我認為，對許多在美國市場上市的中國公司而言，基本上已經是遊戲結束」。 目前中概股當中，只有那些股權相對集中、擁有外資股東支持的中小市值公司能選擇私有化退市。中概股公司也不能都回歸香港股市，因為香港證交所准許香港二次上市的標準是，公司市值大於30億港幣且上市5年，或市值大於100億且上市2年，小市值的中概股無法登錄港股。它們回歸中國股市也很難，A股的上海證交所和深圳證交所的主板市場門檻較高，許多中概股公司無法滿足條件。在華爾街紅火了數年的中國概念股現在成了末日黃花，這也折射出中共通過國外融資來挽救經濟的套路碰壁。 華爾街投行雖然在中概股上栽了大跟頭，但一向對客戶吹捧中國經濟的基金經理們不甘心，還想在A股和港股上挽回損失，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飯碗。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他們到中國國內股市去趁低買進，想博一把。這些基金經理自然會強調，中國經濟還有潛力，值得投資。問題是，華爾街投行們對中國經濟的分析，過去錯誤太多；而現在投行基金經理們被自己的既得利益捆綁，不願意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現在進步也有限。 中國股市行情去年略微上漲，是拜華爾街之賜；如果沒有華爾街出手相助，去年中國股市可能和香港股市相似，年終比年初會呈現下跌局面。今年華爾街能繼續拉抬中國股市嗎？華爾街能投入的資金畢竟不會太多，更大的問題是，今年多數中國公司的業績可能比去年更難看，所以華爾街投行可能還會吃虧。
最近，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利伯(Charles Lieber)的案件有了結果。利伯大約在2010年前後被中共收買，加入了中共拉攏國外學者、讓他們「帶槍投靠」的「千人計劃」。美國聯邦調查局於去年1月，在哈佛校園裡將他逮捕。關於利伯案件的大致情況，自由亞洲電台、《華爾街日報》和其他媒體都作了報道。本文分析此案細節，從中可以讓我們對中共的「千人計劃」有更深刻的認識。 一、哈佛名教授因加入中共的「千人計劃」在哈佛校園被捕 利伯今年62歲，是哈佛大學的化學系主任、納米技術的傑出專家，很可能獲得諾貝爾獎。但這位在哈佛和學術界享有很高聲望的人，卻栽在中共的諜報活動當中。利伯作為哈佛的資深教授，有終身教職，年薪可能達十萬美元以上，並不缺錢；但他想擴大更多的科研資金來源，為他攀登諾貝爾獎鋪路，也貪圖在哈佛之外再從中共那裡領一份月薪，於是就投靠到了魔鬼門下，用出賣美國的國家利益來充填他的金錢慾望。 美國國防部的刑事調查人員2018年就詢問過利伯，問他是否與「千人計劃」有關？當時利伯欺騙了國防部的刑事調查人員，矢口否認自己參與此事。這樣他安然度過了一年多的哈佛校園生活。但是，聯邦調查局最後還是查到了對利伯極為不利的確鑿證據，於是在2020年1月到哈佛校園裡逮捕了他。 利伯案件的審判當中，聯邦檢察官選擇了比較容易裁定案情的角度，沒有從出賣知識產權、泄露科研機密的方向去準備庭審材料，那會涉及到複雜的科技知識以及取證難度，陪審團也不容易聽懂。對利伯的審訊很簡單，就是讓他交代，是否參與了中共的「千人計劃」，是否隱瞞了所得到的金錢。 他被拘押期間，美國國防部和國立衛生研究院曾分別對他問訊，要他老實說明自己與「千人計劃」的關係。利伯一開始曾經咬緊牙關，堅決抵賴，以為聯邦調查局拿不到他秘密加入「千人計劃」的證據就無法給他定罪。因此，利伯對這兩個聯邦機構撒謊欺騙，否認自己參與了這個計劃，更沒從中國大學領取薪水。然而，他的謊言被當場戳穿。調查人員向利伯出示了一份他多年前參與中國「千人計劃」的合同，中方的合同簽署單位是武漢理工大學，列明利伯的月薪是5萬美元。他在合同上籤了字，合同生效已有多年。 利伯雖然身為哈佛教授，其應對犯罪審訊的能力與普通刑事犯罪者並無不同。他在問訊中分別對美國國防部和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兩次欺騙隱瞞，不但不能矇混過關，反而導致自己犯下了聯邦重罪。 二、利伯被裁定有罪 在秘密加入「千人計劃」這方面，利伯似乎交代得不多，依然有所保留，因為庭審案卷沒有詳細披露；但在聯邦調查局的審訊當中，他關於從中共那裡拿錢的細節似乎就遮掩不住了。聯邦調查局的審訊錄像顯示，利伯說，「有很多國家——錢多到用不完……，金錢是一個巨大的誘惑，這是中國用來引誘人的東西之一。」在錄像中，利伯承認他在中國期間獲得的錢以現金支付，他把錢交給妻子用於生活開支，但從未在美國報稅。 據案情文件披露，中共用數百萬美元贈款資助了利伯的研究項目；同時利伯還長期為武漢理工大學工作，中共一共給了他數十萬美元薪金。他除了把大部分現金帶回美國，還存了20萬美元在中國的銀行賬戶里。利伯每次攜帶超過1萬美金的現金入境美國，依法必須申報，他可能在這點上也是多次違法的。 如果利伯在中國如實申報從中國獲得的收入並繳納個人所得稅，那麼，依照中美互免雙重徵稅的協議，他可以在美國填報聯邦個人所得稅時，用在中國繳納的個人所得稅抵扣美國的應繳個人所得稅。這樣，他從中國獲得的稅後收入就可以合法地不必在美國納稅了。但是，貪婪的利伯不但在中國逃稅，而且在美國也隱瞞從中國獲得的收入而逃稅。他這樣做，也是為了在美國掩蓋秘密加入「千人計劃」、撈取中共金錢的事實。如此犯罪行為又給他帶來了4項相關的逃稅犯罪。 負責此案的聯邦檢察官指出，利伯向調查人員提供誤導性陳述並在聯邦個人所得稅申報時假報收入，從而隱瞞他與中共「千人計劃」的關係，他追逐金錢的慾望超越了法律界限。馬薩諸塞州地區代理美國檢察官納撒尼爾·門德爾（Nathaniel Mendell）在庭審結束後發表了一份聲明說：「現在，毫無疑問，查爾斯·利伯向聯邦調查員和哈佛大學撒謊，試圖掩蓋他參與中國千人計劃的事實。他向國稅局謊報了他所得到的錢，並向美國隱瞞了他的中國銀行賬戶。陪審團按照證據和法律作出了公正的裁決。」 聯邦檢察官在庭審中對利伯提出了6項指控，其中2項是用虛假陳述欺騙聯邦政府；4項是相關的逃稅問題。對利伯的這6項指控都屬於刑事上的聯邦罪，最後陪審團裁定，6項罪名全部成立。這個案子引人注目，它不僅折射出中共大規模科技盜竊活動的一個小小側面，也讓人們不禁感嘆：世界名校哈佛大學堂堂的著名教授不僅利欲熏心，而且毫無守法意識，為了錢財在法律的「刀尖」上「跳舞」。 三、「千人計劃」吸收了上萬國外科技專家 「千人計劃」的英文是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TTP)，它的另一個名稱是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千人計劃」是中共2008年成立的，目的是招募國際領先的科研、創新和創業專家。2007年，中共17大提出了「人才強國戰略」；2010 年，中共和國務院把這個計劃提升為國家人才發展計劃，對被吸收人員給予最高級別的獎勵，以加強中國的創新和國際競爭力。2019年，這個計劃改名為「國家高端外國專家招聘計劃」，其官方代表機構是中央統戰部的西部留學人員協會。 2018年在中國深圳舉辦的「千人計劃」外專項目受聘儀式。（Public Domain） 中共對加入「千人計劃」的國外科技專家授予教授職位，算是國務院授予的最高榮譽，其中充分考慮到這些人的具體情況又分為兩種：對那些可以利用寒暑假和學術休假、經常到中國去提供科技機密的專家，這種教授職位是永久聘任的，可以一直從中共那裡拿薪水；對那些在國際領先大學或研究所實驗室擔任全職工作的人，他們的假期有限，不一定有寒暑假和學術休假，就只能是短期任命，來一次算一次，給予獎勵。 「千人計劃」共分為三類：一類是「創新千人計劃」，面向55歲以下在國外的華人學者；第二類是「外籍千人計劃」，面向招聘時55歲以下的非華裔外國人；第三類是「青年學者千人計劃」或稱「中國海外青年人才工程」，面向40歲以下的華人學者。 這第一類計劃從2008年開始執行。中共的真正目的並非普通的學術交流，而是科技竊密。所以中共對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學、人類學這些學科的人基本上沒興趣，只想要能提供科技機密的人；而且它對國外二流、三流大學裡的人也沒興趣，只想找國際一流大學裡的人。從這種挑選性可以看出，中共想通過收買頂尖學術機構的科技專家，用不多的錢竊取國外的知識產權。 隨著第一類「創新千人計劃」取得進展後，第二類「外籍千人計劃」也跟著啟動；然後，中共的胃口越來越大，2013 年又啟動了第三類「青年千人計劃」。與此同時，中共還有一個長江學者計劃，目的與「千人計劃」相同。各省市也推出了類似計劃。 雖然這科技竊密計劃名稱上叫「千人計劃」，其實它沒有人數限制。為了掩蓋科技竊密的真相，中共也會從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找少數人，吸收進這個計劃；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其實沒有什麼知識產權。中共找少數幾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其實是為了點綴一下，堵住這些領域裡躍躍欲試的人的嘴，免得他們若一個都不被吸收，會把科技竊密計劃的真面目說出來。從維基百科列出的23個「千人計劃」聘用的中外學者當中發現，廣州暨南大學的馮帥章就是社會科學領域的，在國內留任了。 據美國《自然》雜誌201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那時中共的「千人計劃」已經吸收了7千名科技專家為中國輸入外國的知識產權和科技機密。從2018年到現在，又過去了3年，估計現在通過各種科技竊密計劃，中共吸收的科技專家可能已接近上萬人。 四、「千人計劃」給加入科技竊密的專家多少好處？ 「千人計劃」為獲得國外的知識產權和科技機密，為該計劃的參與者提供了相當優厚的獎勵。需要說明的是，「千人計劃」收買國外學者的錢，從一開始就強調是屬於「獎勵」。如果國外的學者到中國講課，只是按教科書講一些基本或專門領域的普通知識，這些知識沒有知識產權，中共不可能為他們上幾堂這樣的課就發給高額獎勵，頂多給一點講課費而已。 所謂的高額獎勵，當然是獎勵「千人計劃」參與者為中共的科技發展所做的「貢獻」；反過來，這些參與者也很清楚，「無功不受祿」，你不為中共「立功」，中共不會給你高額獎勵。所以，中共和「千人計劃」參與者彼此都心知肚明，必須拿出「真材實料」來換取高額獎勵，而這些內容多半是受到國際知識產權公約保護而不能泄露的未公開研究成果或實驗室科技機密。 在科技界，凡是已經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從國際學術期刊上查到，而且文獻目錄很詳細。中國的院校和研究機構訂閱這些雜誌，就可以掌握最新的學術動態。中共自然不會笨到另外花大錢請人到中國講這些已經公開的資訊，。中共想要的是那些不能公開的資訊。其中的一類是受到研究資助單位保密協議的規定，研究者個人不能對與項目無關的人泄露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成果；另一類是，研究成果已申請專利，別人要獲得這些專利，必須支付專利使用費並服從專利使用方面的相關協議。 之所以說中共的「千人計劃」是竊密計劃，就是因為它的目標不是從學術期刊上可以閱讀的公開學術資訊；該「計劃」 鎖定的是各國保密的科技知識和技術機密，或是不支付專利使用費就不能獲得的技術。中共很懂得人性的弱點，科技專家照樣可能貪財圖名，於是就出錢去高額「獎勵」學者專家，讓這些人為了滿足私利，冒著違反自己原來所在國家科技知識保密協議或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的風險，把自己掌握的、而中共又需要的科技機密送給中共。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高風險科技偷盜，中共才會對「千人計劃」的參與者給予高額「獎勵」。 這樣的高額「獎勵」的數額有多大？維基百科是這樣介紹的：提供一次性高達1百萬人民幣的「獎金」，加上在中國的住房支出、去中國的交通開支等。美國《自然》雜誌2018年的文章則表示，「千人計劃」的參與者可以得到1百萬人民幣的起步獎金，還可以在中國申請獲得3-5百萬人民幣的研究資金，也能獲得生活補貼、搬家補償、回國外探親報銷和子女學費補貼等等。 五、哈佛名教授愚蠢和悲慘命運 利伯通過「千人計劃」的安排，與武漢理工大學合作長達10年。武漢理工大學還任命利伯為武漢理工大學 — 哈佛大學納米聯合重點實驗室(WUT-Harvard Joint Nano Key Laboratory)的主任。但是，哈佛大學聲稱，他們對該實驗室一無所知，也從未批准合作事宜；哈佛大學後來要求武漢理工大學把哈佛大學的名字從利伯的合作項目中刪除。看來，利伯在武漢理工大學的實驗室並不是正大光明地獲得哈佛校方批准的合作項目，而是違反校際合作規則、由利伯本人偷偷摸摸地與武漢理工大學搞出來的。武漢理工大學的系所設置里，已不再有這個利伯的重點實驗室。這也說明，該「重點實驗室」並非武漢理工大學在本身的科研基礎之上成立，而是為方便該校消化吸收利伯出賣的科技機密而存在。人在室在，人捕室亡。 參與中國「千人計劃」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利伯（Charles Lieber）（左）。（圖片：Charles Eshelman/Getty Images） 雖然中共希望「千人計劃」的參與者在中國定居，但他們當中大多數並沒這樣做，仍然回到國外，既保留國外的職位，又撈中共給的好處。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如果在中國留下來，會受到國內學校里教師的排擠和妒忌，心情並不舒暢。但是，兩頭通吃是有風險的，可能被外國政府查究，因此很多人會象利伯一樣，隱瞞自己在中國出賣科技機密換錢的行跡，試圖在國外矇混過關。自從中美冷戰被中共點燃之後，美中關係開始緊張起來，兩國之間的諜報對抗公開化了，一些在國外居住、加入了「千人計劃」的華人專家害怕了，只好逃回中國，從此不在美國露面。 利伯在哈佛落網了。他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一清二楚，當陪審團做出裁決後，法官當庭宣讀陪審團關於利伯有罪的裁定時，利伯幾乎沒有反應。他不是對裁決十分震驚，而是似乎已經麻木了。 利伯不僅在學術生涯上走到了盡頭，而且在生理上也快走到了人生的盡頭。他目前正患晚期淋巴瘤，這是一種不易治癒的疾病。他餘生的命運將由法庭宣布，針對利伯作出虛假陳述的指控被判成立，使他面臨最高5年的監禁。由於他此前沒有犯罪記錄，可能改成6個月監禁；利伯被指控的其它罪名是稅務犯罪和違反外國銀行賬戶披露相關規定，此類案件涉及的金額相對較小，很少會被判入獄。對這個病入膏肓的著名哈佛學者而言，如此聲敗名裂地走完人生路程，不管他服刑時間多長，已經了無人生趣味，所謂生不如死，就是這種狀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恆大風暴出來以後，華爾街緊緊盯著正走向破產的恆大的對外償債能力。其關注的背後，其實是擔心中國政府是否為企業償還大量外債時提供足夠的外匯。實際上，中共現在正面臨著外匯儲備的兩難困境。中共現有近2兆7千億美元的外債，需要留下還債的外匯；同時又有3兆4千億的外商直接投資，這些外商若撤資也需要外匯。中共的外匯儲備只能應付一頭，還了外債，就沒外匯讓外商撤資時拿到外匯。其外匯使用上的「一女二嫁」問題很快會被看透。 一、中國企業境外籌錢的三條門路 最近，國際金融界，特別是華爾街對中國目前的金融狀況非常關注。這本身是一個信號，一個觀察中國金融問題的信號。由於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深地與國際金融連接在一起，尤其是與華爾街關係密切，因此國際金融界非常注意中國的企業和金融活動的狀況。 中國的企業過去多年來形成了一套用對外融資支撐實體業務的運作模式，即通過境外融資獲得大量資金，然後注資到國內業務中。特別是一些互聯網服務類企業以及房地產企業等「燒錢」的行業，尤其熱衷於此。中國企業到境外籌錢，通常有三條路：第一，到華爾街上市（IPO）；第二，通過華爾街發行債券融資；第三，到香港二次上市。這是最近幾年中國企業籌錢的重要門路。 嚴格來說，中國企業境外籌錢的三條門路當中，到華爾街上市和香港上市都是吸引境外投資人的投資；而購買中國企業股票的境外投資人不能要求償還認購股票的資金，只有拋售股票才能脫身。所以，用發行股票來籌資，中國企業不用償還。只有中國企業在華爾街發行企業債券，如此籌來的資金才是必須償還的外債。 借債當然可以暫時帶來現金流，可以讓企業應付一些開支；但借債總是要還的，而債務的累積會造成越來越沉重的債務開支負擔，因為債務未到期要付利息，債務到期就得償還本金。如果企業的債務開支負擔加重，利潤就被吃掉，其經營業績就只剩下虛好看了。更關鍵的是，從境外融資，獲得的是硬通貨；但償還境外債務時，也需要用硬通貨。這樣，境外融資就與中國的外匯支付能力息息相關。 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也好，發行企業債券也好，華爾街的投行都能大賺手續費；同時，華爾街還幫客戶購買中國在美國和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到中國股市上買一些中國股票。所以，中國企業的財務狀況如何，華爾街不得不隨時跟進，掌握狀況。 二、華爾街的恆大焦慮 最近出現了一個華爾街現象，那就是，《華爾街日報》緊緊盯著目前正走向破產的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企業恆大，幾乎每隔一兩天就有一則報道，其關注的重心是恆大的對外償債能力。恆大真對美國乃至全世界都重要到這種程度嗎？當然不是，它不過是中國的一家企業而已。但恆大是中國私營企業的一面鏡子，它折射出中國企業的財務困境。華爾街之所以關注，是因為美國的投行和資產管理基金對中國的投資數量非常大，中國的企業如果財務上崩盤，會造成許多美國投資者的投資「打水漂」，也讓很多華爾街精英們的飯碗敲碎。 最近，中國在美國上市的公司遭到了壓力。12月2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出台了醞釀已久的新規則，要求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必須披露其所有權結構和審計細節。由於中共一直借口國家安全，不允許購買中國股票的外國投資者看到中國在美國上市的那些公司的財務資料，美國投資者一直面臨著巨大的風險。這就象賣一個商品，只讓你看廣告，但商品包起來不許拆開，那購買者會放心嗎？所以，中國在美國的上市公司股票通常被稱為中國概念股，意思是，投資者憑著相信中國經濟前景燦爛這個華爾街營造的概念，買了中國公司的股票。至於這個概念可靠不可靠，其中的風險是華爾街在承擔的。 眼看到12月底了，中國概念股乃至中國公司香港上市的股票，行情不斷下跌。國際資產管理巨頭旗下的中國地區（China Region）基金出現了兩個特點：一是今年資金回撤數量大，二是不少基金的收益為負。比如，美國有個資產管理基金「晨星（Morning Star）」，它為顧客提供國際投資組合，而對追求高增值的客戶則把70%的資金投資到股票上；它的國際投資組合的股票投資中，75%集中於中國、香港等地。截至今年12月10日，晨星的「中國地區」類股票基金的平均收益率為-5.36%。類似情況也反映在其他投資基金的業績當中。 中國概念股那些公司在華爾街上市後，往往以此作為公司的「鍍金」招牌，再通過華爾街發行公司金融債券，用高息吸收西方投資者的錢，再把錢拿回中國去運用。SEC的新規定出來以後，這些中國概念股總共200多家企業，2年內將被美國證券交易所摘牌。因此，對華爾街來講，這些中國概念股的價值跌落是已經沒有懸念的事了；於是華爾街的注意力就放在中國企業境外發行的債券上，看這些債券能不能到期履約、如數還本付息。 三、中國企業境外發行債券數量巨大 中國政府公布的全口徑外債數據，分政府部門、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非金融企業這4個部分。2014年12月底的全部外債中，這4類負債機構佔全部外債的比例是，政府部門6.4%、中央銀行2.4%、商業銀行51.5%、非金融企業39.7%；而2021年6月底的全部外債中，這4類負債機構佔全部外債的比例是，政府部門16%、中央銀行1%、商業銀行47%、非金融企業36%。 2021年6月底與2014年12月底相比，中央銀行的外債一直很小；政府部門大量對外發行債券，造成政府對外負債從全部外債的6.4%增加到16%，其中絕大部分是長期債務；商業銀行的對外負債佔全部外債的比例雖然有所下降，但外債餘額從9,166億美元上升到12,552億美元，其中的短期外債從88%降低到七成；非金融企業的外債餘額則從7,073億美元上升到9,630億美元，其中短期外債現在約佔七成。 可能造成中國各類負債機構近期境外債務違約的，主要是銀行和非金融企業約15,000億美元的短期外債。目前中國的企業發新債還舊債，暫時不致於嚴重消耗外匯儲備。但只要中國的出口規模相對收縮，國際收支當中經常賬戶順差就不足以維持外匯總儲備的穩定。《華爾街日報》之所以密切關注恆大的到期境外債券無法兌付的狀況，是因為中國如果連恆大一家公司還債所用的外匯都保證不了，那其他華爾街投行購買的中國公司債券豈不都有兌付風險嗎？ 中國政府實行相當嚴格的外匯管制，本國企業和到中國投資的外企都不能在中國使用外幣結算，必須把外匯存到中國的銀行，換成人民幣使用。這樣，中國的中央銀行就通過金融系統，幾乎把民間（包括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全部集中到手裡了。當企業需要對外還本付息時，它們必須從政府掌控的外匯儲備里拿外匯去支付，這就涉及到外匯儲備是否充足這個問題了。 四、中國有充足的外匯還債嗎？ 中國的外匯來源當中，對外貿易服務這個國際收支平衡表當中經常項目的順差佔一部分，其餘的部分主要來自外國在中國的投資。最近剛公布的中國外匯儲備最新數據是，10月底外匯儲備32,176億美元，與今年6月底的外匯儲備32,140億美元差不多。中國外匯儲備歷史上最多的時候是2014年6月底，達到39,932億美元，6個月後的2014年12月底降低到38,430億美元。這幾個數字都是外匯總儲備。 一個國家的金融資產之多少，如果只看總資產而不看總負債，就沒有一個關於其支付能力的完整而可靠的判斷。只有用總資產扣除總負債，才能得到這個國家的外匯凈儲備。中國政府公布的2014年底的全口徑外債是17,799億美元；目前最新的全口徑外債數字是2021年6月底的26,798億美元。 據此分析，2014年底，中國的外匯凈儲備是20,631億美元，是中國外匯凈儲備最充裕的時刻；而2021年6月底的外匯凈儲備是5,342億美元，比2014年減少了75%（15,289億美元）。按照經常賬戶月平均支出的水平，目前中國的凈外匯儲備只夠用3個半月。 分析凈外匯儲備急劇下降的原因後發現：因外匯總儲備減少導致的外匯凈儲備下降為6,290億美元，占外匯凈儲備減少數量的41%；而因外債上升導致的外匯凈儲備下降是8,999億美元，佔59%。也就是說，中國的貿易和服務項目順差減少，只是外匯凈儲備下降的次要原因；而外匯凈儲備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未償還外債總額迅速上升。顯然，中國政府和企業對外借債越來越多，雖然表面上維持住了外匯總儲備的水平，卻增加了償還外債所需外匯與日常進口及服務所需外匯相互衝突的風險。 五、中國外匯儲備使用上的「一女二嫁」 外匯儲備除了要應付外債支付，同時還需要應付撤資外商所需要的外匯兌換。迄今為止，中國已經積累了多少外商在華投資呢？當中共宣傳政績時，外商投資越多，似乎表明其經濟前景令人鼓舞；但外商投資積累越多，潛在的外商撤資用匯需求就越大。 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投資頭寸表》今年6月底的數據，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餘額已經達到33,650億美元，超過了中國外匯總儲備的餘額。這在邏輯上意味著，如果所有外商都決定全部撤資，而中國政府又完全守信用，准許外商把在中國的固定資產變現，加上利潤等等，全部換成外匯拿走，那中國的外匯儲備將變成零，中國的國際收支會破產。 當然，中國的外匯儲備為零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因為中國政府不可能讓中國的外匯儲備因為外商撤資而消耗乾淨，它可以用不讓撤資的外商得到外匯的辦法，保住外匯儲備。這樣做的代價是，外商蒙受重大經濟損失，而中國喪失國家信用，遭到國際社會的金融制裁。 許多外國投資者現在還沒意識到，實際上，中共現在面臨著外匯儲備「一女二嫁」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共現在有近2兆7千億美元的外債，它需要留下還債的外匯；同時，中共又有3兆4千億的外商直接投資，這些外商若撤資也需要外匯。而中共扣除日常過日子所需要的外匯，還了債就不能讓撤資的外商兌付外匯；若把外匯給了撤資的外商，就只好對外國債主賴賬了。一筆外匯，中共實際上許了兩家。 外商進入中國時，是和平年代，中共笑臉相迎；外商想離開大陸時，國際格局已經變成中美冷戰年代了，外資開始猶豫是否繼續往中國投資。這種情況下，中共的外匯凈儲備會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減少而日益緊張，而中共很可能對要撤資的外商用匯冷臉不理。現在台商已經遇到了這個問題，很多台商抱怨，撤資時換不到外匯。問題的根源就在中共外匯儲備使用上的「一女二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歷史上有各種各樣的文件，但被稱為「歷史決議」的文件很少。這說明，被稱為「歷史決議」的文件非常重要。而每次通過這樣的歷史決議，都意味著大翻盤。從1981年那個「歷史決議」，到2021年的這次「歷史決議」，中共又經歷了兩次大翻盤。前面的那次是清算毛路線，走進共產黨資本主義；現在的這次是清算鄧江胡路線，開始了習近平時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翻盤，本文試作初步的解析。 一、「歷史決議」是對大翻盤的強制追認 中共建黨開始到現在，一共有過3份「歷史決議」，分別是1945年中共6屆7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中共11屆6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最近剛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這幾個歷史決議都是對大翻盤的強制性追認，它並非昭示著大翻盤的開始，而是宣告大翻盤的完成；中共的每個歷史性決議都是大翻盤推動者的所謂「勝利宣言」。之所以說是強制性追認，因為中共通過這個決議告訴了所有中共官員，從此必須在「勝利者」面前低眉順眼，彎腰服從，不許說三道四，也別東想西想，乖乖地跟著上面的號令排好隊走，否則讓你和家人混不下去。 共產黨國家的黨內政治經常出現大翻盤，蘇聯有過，中共也如此。但大翻盤是有邊界的，共產黨內的大翻盤從來是為了鞏固統治，而不是推翻自己的統治，所以大翻盤不是大翻車。大翻盤主要發生在國內政治、經濟政策和國際關係這三個領域。 中共的經濟領域大翻盤，客觀上只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選擇，大翻盤無非是在這兩個選擇當中翻盤。在其國內政治領域，大翻盤也有邊界，那就是會出現個人獨裁和集體領導這兩端之間的擺動，每次擺動都是一次翻盤。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共的大翻盤也是在中、美、蘇這三個大國之間重新組合關係，但只有兩個選擇：與美國友好，還是和美國翻臉。和美國翻臉的時候，中共一定巴結蘇聯，比如朝鮮戰爭；而與蘇聯翻臉的時候，必定巴結美國，這就是中美建交的原因；現在中共正準備與美國對抗，但拜登當局還不想翻臉。 但中共每次大翻盤之後，未必都通過什麼「歷史決議」；有些大翻盤是中共既不得不做，又不願意承認自己做過的這個事實，於是翻盤之後就稀里糊塗地試圖掩蓋過去。我11月17日在《大紀元》網站上刊登的文章《換屆、獨裁和政變？》，提到了中共迴避其建立政權之後先後「兩個30年」的互相對立、互相否定。這「兩個30年」就是，先從資本主義大翻盤到社會主義，又從社會主義大翻盤到資本主義。另外，上個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中蘇交惡和中美「弔膀子」，也是一次在國際關係方面的大翻盤。 二、在山洞裡開始「毛澤東時代」 中共1945年通過第一個「歷史決議」的時候，它還在延安的山洞裡躲著。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結束，中共雖然還打著抗日的旗號，其部隊已經基本上不和日軍打仗了，甚至在華東地區還與日寇彼此勾結合作。當時是蔣介石代表中國，與美英兩國在開羅開會討論，怎樣來結束對日戰爭。因此，1945年中共的那個「歷史決議」，表面上看起來，當時對全國沒什麼影響。 那個歷史決議是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在中共內部宣布，從此蘇聯支持的中共領袖為「土包子」毛澤東。對蘇聯的指示，作為蘇共隨從的中共親蘇派必須服從。這個決議也表明，以前那些蘇聯扶持的、在蘇聯受過訓練、甚至能講流利俄語的中共高幹，已經在克里姆林宮失寵了，毛澤東取代了他們。 此後，中共非常看重這個決議，認為它是中共的歷史轉折點，因為中共從此進入了毛澤東時代，雖然這個「時代」當時只不過是延安山洞裡的「天下」。到了1949年，中共在蘇聯的支持和軍火裝備的支援下，也得到了美國國務院內幾個親共外交官的支持，打贏了內戰。於是，中國進入了毛澤東時代；也就是說，進入了毛禍年代。 毛禍不僅坑害了毛時代的中國，也坑害中國直到今天；事實上，毛禍不只是坑害中國，還坑害著世界。文革時期，毛澤東的造反理論對很多美國和歐洲的激進左派青年也構成了巨大魅力，這一代「毛粉」又影響了西方文明，以致於歐美國家如今左禍橫行。毛死後，他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遺產是部分地被大翻盤翻過去了；但在西方，他的影響依然存在，他在美國和歐洲的許多崇拜者如今或曾經都是領導人，比如美國民主黨的激進派領袖桑德斯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那個延安山洞裡的「歷史決議」，對後來的中國乃至世界一直產生著影響，直到今天。 三、清算毛路線，走進共產黨資本主義 中共通過第二個「歷史決議」，也是對一次黨內政治大翻盤的確認。1976年毛死後，他指定的繼承人華國鋒想接替毛，繼續搞個人崇拜，從而鞏固自己的地位。但華國鋒的資歷太淺了，當時一大批毛同輩的元老不但還活著，而且想翻天，把自己在毛手裡失去的權力地位奪回來。經過幾年努力，這些元老最後把老毛的堅定追隨者都逼下了台，那些在毛晚年被冷落甚至流放的中共元老重新抓回了權力。1981年的這個歷史決議其實就是中共部分清算毛澤東時代、清算毛澤東政策的「勝利宣言」。經過那一輪大翻盤，中共走出了毛澤東時代，進入了鄧、江、胡時代。 鄧、江、胡這三個人的時代，其實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概念來描述，那就是共產黨資本主義。這是我創造出來的一個概念，多年前發表過關於它的中英文文章，其中中文文章的標題是《中國模式：共產黨資本主義》，刊登在2016年6月22日的《中國人權雙周刊》上。它指的是，紅色政權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結婚」了，共產黨官員們堂而皇之地當上了資本家，從此產生了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獨特政治經濟制度結構，既非社會主義，亦非民主資本主義，而是共產黨資本主義。中共運用這種制度，試圖鞏固其統治，但最後卻陷入了自己挖掘的陷阱。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共產黨資本主義走過了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7到2002年，中共的大批官員在國企的全面私有化過程中變成了資本家。第二個階段是2002年到2013年，紅色商人拚命地貪污腐敗，積累了巨額資產，再轉移到美國等地方，他們曾經非常努力地為掏空共產黨政權而奮鬥。而第三個階段是2013年到2021年，習近平上台後，了解的內情多了，發現那個共產黨經濟的「大酒桶」快被掏空了，官員們的親屬也快都變成外國人了，再這樣下去，這紅色政權早晚一天要岌岌可危。而習近平正好在高層權力鬥爭中發現，大批他的政敵都嚴重腐敗，於是他就用王岐山當槍，用反腐敗的名義，實行了高層和中層大清洗，結果就是，他鞏固了自己說一不二的地位。 四、共產黨的掘墓人是共產黨 馬克思有兩個重大錯誤，這兩個重大錯誤可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純屬胡說八道；而這兩個錯誤都是中共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歷史貢獻」。 馬克思的第一個錯誤是，他以為世界上只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完全對立的道路。這個世界共產黨的祖師爺完全錯了。歷史證明，中共的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把這兩種對立的制度「嫁接」了，「合二而一」了。我曾經寫過，如果馬克思哪一天從墳墓里爬出來，要麼被這個現實活活氣死，要麼「與時俱進」地宣布，他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者這個來自中南海的封號。 馬克思的第二個錯誤是，他認為，共產黨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而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是社會主義。但是，中共卻徹底顛覆了他的理論。中共貪官們用行動和貪腐「成果」證明，共產黨資本家們真正想依靠的，不是能挽留馬克思主義顏面的社會主義中國，而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因此，這些中國的紅色資本家們絕對不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相反，他們會成為共產黨統治的掘墓人，也是他馬克思的掘墓人。中共現在可以「告慰」馬克思了：在共產黨政權下，其實真有一種制度掘墓人，他們肯定是共產黨員，而所挖掘的是葬送共產黨統治的陷阱。 中共的貪官們從鄧時代到江時代，再到胡時代，鍥而不捨地用手、用腳「投票」，無比熱情地擁抱著美國資本主義。他們用手「投票」，是把幾萬億美金的資產轉往美國及離岸金融中心小島國；他們用腳「投票」，是為親屬在美國買房、辦綠卡。如果習近平不在上台後反腐敗，從2013年到現在，中共的貪官們可能都快把中共政權掏空了。貪官一點都不恨共產黨專制制度，但他們怕這個制度會清算，所以才擁抱美國資本主義。 中共的市場經濟是由當局操控的，凡是能插手經濟活動的官員，都會從中找到腐敗的機會。所以，全國大腐敗，全黨大腐敗，就是江胡時代的最大特點。中共官員的大部分當然希望中共的統治就這樣繼續下去；但這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官員們在腐敗中前仆後繼，就必然組成一支中共的掘墓大軍。我曾經用一個裝酒的大木桶來形容中共統治的狀況，官員們就是酒桶的一塊塊木板，但每塊木板都自己生出無數的洞，讓桶里的酒不停地往外流，流到國外去。 五、清算鄧江胡路線，習近平能救中共？ 這次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當然也是政治大翻盤的產物，這個翻盤的結果就是習近平時代的開始。習近平剛上台的時候，還面臨江澤民時代留下來的高層各派系的壓力，特別是軍隊和警察（包括國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都有不滿，也不順從，甚至有反叛之心。所以習近平花了幾年時間，用反腐敗作手段，抓了一批，嚇倒了一批，改組了整個軍隊的指揮系統，又打擊了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最後才在幾年前把大權抓到了自己手裡。 習近平上台的前10年，把從鄧小平到江、胡時代的官員們狠狠地清理了一番，至少表面上讓那些被整的官員跪下了。在這個過程中，鄧、江、胡時代的高層集體領導模式被終結了，中共高層統治者的「鐘擺」又擺回了個人獨裁，這回獨裁者換了個姓，改姓習了。只有到了這個時候，習近平能夠說一不二了，其他高層官員的一言一行已經全部掌控在他手心裡了，中共才進入了所謂的習近平時代，而中國也就進入了習近平時代。 習近平還需要通過各方面政策的調整，來長期鞏固自己的地位。國內政治方面，習近平要淡化對老毛錯誤的否定和批判，同時清算鄧江胡時代腐敗當道的政治和用人路線，用政治高壓作為基本手段，對黨內和民眾都實行老毛那種「黨指向哪裡，大家就沖向哪裡」的統治。經濟方面，面對經濟下行的大趨勢，收緊對私營企業的放縱，調動所有經濟資源，盡量減緩經濟的下滑速度，同時為擴軍備戰服務。 但是，共產黨統治的共產黨掘墓大軍就此消失了嗎？套用老毛的話，敵人就在黨內，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但是，已經發了財的，留在海外的錢財摸不到了，因為護照都被沒收了，海關電腦里也有限制出境的名單，跑不了了。還沒發財的，只好乖乖地「裝孫子」。但是，這兩類人都還在等待機會，這機會可能是暗中指望虛無飄渺的政變，也可能是指望習近平害病。 這就是習近平統治的政治「基礎」。面對這樣龐大的一支貪腐之心永遠蠢蠢欲動的幹部隊伍，習近平唯一的應對辦法就是政治高壓。然而，老毛「萬歲」不了，習近平同樣不能「萬歲」，這就是這支幹部隊伍的「指望」。習近平能救得了共產黨？說到底，都是被馬克思給騙了。共產黨按照馬克思的忽悠，打著無產階級的旗號奪取政權，可不是為了世世代代當無產階級；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都想當有產階級，但除了掏空共產黨政權之外，他們並沒有快速積累財富的途徑。這其中體現的歷史規律，習近平是理解不了了；共產黨最後的領導人里，就算有人能理解，也不敢面對。
十月下旬，中共突然宣布，開始全面徵收房產稅的試點。中共突然推動房產稅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擠壓房地產泡沫，避免整個經濟被房地產泡沫綁架的困局；二是為地方財政提供替代賣地收入的穩定新稅源。然而，這次中共當局挑選全面開徵房產稅的試點城市，不是為了幫助最依賴土地財政的城市政府脫困，而是選擇當地政府最不怕徵收房產稅的地點。因此，房產稅試點五年期限內，試點城市的壓力並不大；而那些處於五年緩衝期當中、土地財政依賴度高的地方政府，才是壓力最大的。 1、房產稅突然落地 從2013年開始，中國一直有一個話題，那就是快要徵收房產稅了。有房子的人，沒人不討厭這個壞消息。但是，大家聽多了「狼來了」，漸漸也麻痹了，因為8年來房產稅的事幾乎年年提，年年不動。民眾心裡想的是，經濟那麼好，政府不至於動房產稅這點錢的腦筋吧？何況，老百姓對房產稅肯定不樂意，收房產稅一定會衝擊房價，政府當然會擔心，所以，大概政府研究一番以後會把這主意給擱下的。民眾的瞎琢磨好像還有點譜，因為政府並沒動真格的，只是放放風而已。隨著房價不斷上漲，房子似乎就從固定資產變成了金融資產；擁有多套房的人，看著房子就象看聚寶盆，讓很多城市家庭的下一代對自己將來可以繼承的財產信心滿滿。 去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財政部部長劉昆的文章，他提到，要培育地方稅源，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今年1月4日，我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房產稅腳步漸近》，認為中共早晚會徵收房產稅；而徵收房產稅的結果是，地方政府有了新的財政收入來源，但整體經濟的消費將因此減少，從而導致服務業和製造業更加蕭條。 今年十月，習近平在中共黨刊《求是》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其中提到，「要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做好試點工作。」這話的意思就是，高層已經決定要開始徵收房產稅的試點了。消息一傳出來，社會上還沒反應過來，10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宣布，授權國務院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試點周期為5年；根據試點實施情況，五年後全國人大或制定全國性房地產稅法並在中國全面鋪開。 於是，延續多年的「該不該收房產稅」的議論在中國消聲覓跡了，各種分析猜測紛紛出籠。因為誰都想知道，在哪些地方試點，誰需要交房產稅，稅率是多少；然後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看看想什麼辦法少交稅、不交稅。其實，要在房產稅的細節公布以前多明白一些細節，就得先知道中共突然推動房產稅的目的。 2、房地產泡沫突然破裂 房地產業已經成了中國經濟的支柱，它本身加上帶動的上下游產業，大約相當於GDP的三分之一，其作用舉足輕重。地方政府的錢袋子多半倚靠賣地收入，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績也依賴房地產業。更重要的是，整個金融行業已經通過給房地產業的貸款和給買房者的按揭貸款，與房地產緊緊地綁在一起了。這種局面下，中央政府不敢在房產稅上輕舉妄動。 但是，恆大風暴很快延燒到整個房地產業，這突如其來的衝擊讓中共措手不及。一開始，中共希望恆大調動資金，把在建住宅項目儘快完工，好賣了房子還債；後來發現，恆大公司的資金已經不行了，所以高層10月下旬給恆大老闆許家印下令，要他拿出個人資產來啟動處於停工狀態的在建項目。據《南方都市報》10月26日報道，許家印私人掏腰包「大出血」之後，恆大公司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40個在建項目已經復工復產，預計年底會有32個項目達到合同規定的交樓時間。既然恆大這個中國房地產業最大的企業都不行了，其他企業的情況大概也好不了太多。 國家統計局10月20日發布的今年9月70個城市房價數據顯示，有36個城市的新房房價下跌；同時，52座城市的二手房房價下跌。《證券日報》10月21日報道，9月北京二手房市場全面「冰凍」，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7%，比8月下降21%；全國許多開發商9月的住宅銷售額，比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超過20%到30%。 3、中共開徵房產稅的兩大目的 恆大風暴的衝擊，刺破了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同時也給中共帶來了一個開始徵收房產稅的機會。中共之所以八年來不敢開徵房產稅，就是怕衝擊房地產市場。而現在房地產泡沫自己破了，房地產交易急劇萎縮、房價下跌、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大減這些後果，既擋不住，也捂不住了。 房地產泡沫自己破裂，去除了中共過去不敢開徵房地產稅的顧慮。房地產泡沫本來是對中共的威脅，過去中共擔心這個泡沫破滅，投鼠忌器，不敢輕易開徵房產稅，否則就會罵聲一片；現在，恆大風暴刺破了房地產泡沫，中共既然護不住，也就順水推舟，趁機擺脫房地產泡沫對自己的威脅，順便推出房產稅。對中共來說，它看到的是其中宣傳上的好處：推出房產稅所帶來的對房地產業的衝擊，和房地產泡沫破裂本身的後果混在一起，就可以減輕推出房地產稅的責任。 中共外宣官媒已經明確表示，要達到「不再讓中國經濟被房地產泡沫綁架」這個目標，這次房地產泡沫自己破裂，反而成了中共走向這個目標的時機。這就是為什麼中共趕在這個時刻開徵房產稅的原因之一。至於中共開徵房產稅的另一個目標，用外宣官媒的說法就是，逐步解決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的問題，通過房產稅，為地方政府找到新的穩定的稅源，充實地方財政，免得地方財政因為賣地收入萎縮而陷入困境。 4、從哪些城市開徵房產稅？ 中共全面開徵房產稅，計劃先在若干城市試點五年，然後完成相關法律的立法，做好在全國徵收房產稅的行政方面的準備，五年後便全國推開。對房地產公司和持有多套房的房主來說，當前他們最想知道的是，會在哪些城市開始五年試點？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南海全面推行房產稅的意向遭到很大阻力，最初提出在三十個城市試點，然後縮減到十個城市。而10月25日公布的中信證券研究報告則認為，這次房產稅試點的範圍又進一步縮小到四個城市，即上海、重慶、深圳、海南，試點城市名單將於今年年底公布。如果中信證券研究報告的說法被證實，那麼，實際上明年房產稅試點城市當中只有兩個是新增的，而另外兩個是早已試點多年的地方。 2011年，上海和重慶就開始了房產稅試點，但各自側重點不一樣。上海是針對本市居民新購的第二套或多套住房以及非本市居民新購住房，稅率很低，一年徵收房產稅兩百多億元基本未引起什麼反彈。重慶則針對個人擁有的獨棟商品住宅、新購的高檔住房以及在重慶無戶籍、無企業、無工作的個人新購住房。也就是說，上海是對擁有多套房的居民徵收房產稅，而重慶則主要是對高端豪宅徵收房產稅。這次滬、渝再次被列入新的房產稅試點城市，不過是擴大徵收範圍，提高稅率而已。而深圳和海南才是真正的新試點地區。 中國各地經濟繁榮程度不一，各城市房地產供求不同，土地財政對當地的影響差別非常大。徵收房產稅，如果是為了填補地方財政窟窿為主，就會從地方財政情況最危險的地方入手開始徵收。然而，中信證券研究報告披露的房產稅試點城市似乎說明，實際上這次中共卻是從相反的方向入手，也就是，從最不差錢的城市開始徵收。為什麼如此？要找出答案，就需要分析地方財政的土地收入。 5、地方財政和賣地收入 地方財政的收入主要包括地方稅收、中央財政撥款和賣地收入，其中賣地收入可歸地方政府自己支配。中央財政根據各種財政稅收政策，對地方政府會有數額不同的撥款。地方政府本身的稅收加上中央財政撥款，財政部門稱之為「一般公共預算」。如果一個地方政府的收入多於本地的財政開支，就需要向中央財政凈上繳地方稅收收入。2020年，31個省市當中，只有廣東、上海、江蘇、浙江、北京、天津、山東和福建對中央財政凈上繳稅收；與此同時，23個省市政府本身的稅收有限，財政開支相當程度上依靠中央財政的撥款。 房地產業的膨脹，不只是滿足城市本地居民的購買，還吸引了城市周圍和輻射範圍里的外地人進城買房。只有大中型城市的地方政府才可能大力發展房地產，而中西部經濟落後省份縣城以下地區的房地產無法繁榮興盛，也收不到多少房產稅，這些地方的財政永遠依靠中央財政的補助。因此，房產稅主要是在房地產業興盛的城市徵收。 網上有一個44個房地產興盛的城市土地財政狀況的分析，這44個城市不僅包括北上廣深以及大部分省會城市，還包括一些經濟繁榮的地級市、縣級市。這個分析用城市的賣地收入作分子，地方稅收和中央財政撥款（即「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作分母，來計算賣地收入與地方財政常規收入的比例。我把這個比例稱為「賣地支撐比」，如果賣地收入高於常規收入，比如超過百分之百，就說明這個城市的財政主要靠賣地收入來支撐。 這44個城市當中，20個城市的「賣地支撐比」超過100%，其中佛山是180%、長春和南京都是153%、武漢和廣州都是150%；另外，有19個城市的「賣地支撐比」在50%到100%之間；只有5個城市的「賣地支撐比」低於50%，其中大連是47%、煙台45%、上海42%、北京36%、深圳27%。按照中信證券研究報告透露的信息，這5個「賣地支撐比」低於50%的城市當中，有2個城市被選為這次全面徵收房地產稅的試點城市，即上海和深圳。 6、為何不選「賣地支撐比」高的城市，試點房產稅？ 這次開始房產稅試點的地方，之所以可能選在「賣地支撐點」低的城市，應該是因為：選在這些城市試點5年，房產稅高低不太影響當地的財政收入，這些城市政府會比較沒有抵觸情緒；其次，這些城市中，上海、重慶已經部分徵收房產稅十年了，操作起來輕車熟路，只需要擴大徵收範圍即可。深圳、海南雖屬新試點地區，但深圳的財政充裕，可以把房產稅率定得比較低，而當地中產階層的人均收入高，對房產稅的社會抵觸會比較小；只有海南的海口、三亞可能「賣地支撐點」稍高，許多房主都是冬季「候鳥」，主要居住點在北京甚至東北各地，對這些外地房主試點新征房產稅，可以發現徵收時的難易度。 早在恆大風暴爆發以前，各地的賣地收入就已經開始萎縮了。國家統計局公布3季度經濟數據時披露，全國房地產公司1-9月為建住宅所購置的土地面積下降8.5%，這是房地產業相對萎縮的開始，同時也意味著地方財政的賣地收入下降。路透社對中國財政部10月22日公布的數據計算後發現，9月全國的土地競拍收入為5,703億元，下降了11.15%，而8月下降17.5%。 賣地收入下降，對那些「賣地支撐比」高的城市財政衝擊大得多。這些城市的房地產開發火熱，一旦房地產泡沫破滅，這些城市過高的房價就下跌很快；若同時在這樣的城市開徵房產稅，對地方財政的打擊會格外狠，地賣不動了，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會突然垮下來。 這些城市政府將面臨艱難選擇，要轉向不靠房地產開發的經濟發展肯定不容易。而已經賣出去的地，如果不繼續蓋房賣房，當地會出現「恆大」現象，拖累金融系統，中南海必定要追究；如果繼續玩房地產泡沫，且不說民眾是否願意繼續買房，就算蓋了房賣得出去，五年後全國實行房產稅，豈不是挖坑讓買房戶往裡跳嗎？那時候開徵房產稅的社會反彈必定比其他城市更大，房產稅收不上來，地方官照樣吃不了兜著走。 從這個角度去看，被選為五年試點房產稅的城市，可能是當地政府最不怕徵收房產稅的地方；而五年緩衝期對那些「賣地支撐比」高的城市來說，才是真正的考驗。五年解決自己的難題談何容易，搞得不好，就變成了地方官前途的五年「死緩」。
十月上旬中共空軍連續數日一共派了1百多架次各種型號的轟炸機、戰鬥機和電子偵察機飛臨台灣近海，或在台灣南部外海繞行，對台灣實行軍事威脅。共軍意欲何為？台灣當前面臨多大的戰爭風險？這是一個全世界都關心的大問題。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早已不是兩岸關係問題了，這種軍事威脅同時也是中共對美國的施壓手段之一；解放軍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並不只是恐嚇台灣，同時也在挑戰美國。 一、台灣：亞洲的「富爾達缺口」 今年8月底中華民國外交部和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舉辦了一次美國、日本、韓國、法國、澳大利亞、新加坡、越南、菲律賓等16國的政要、學者、專家的線上對談，即「凱達格蘭論壇—2021亞太安全對話」。與會的前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提到，台灣現在已經成為亞洲的「富爾達缺口」。亞洲地區的人們對這個概念十分陌生。 凱達格蘭論壇—2021亞太安全對話（視頻截圖） 富爾達（Fulda）是德國的一個地名，它是西北-東南走向的一系列山脈當中的隘口，其東北是東德的萊比錫，西南是西德的法蘭克福。美蘇冷戰時期，蘇聯如果進攻西歐，必定先打西德，所以美蘇冷戰的前線國家是西德。美蘇冷戰時歐洲如果爆發軍事衝突，其主要形式是地面戰爭，雙方的交戰主力仍然是二戰時代傳統的陸軍、坦克部隊和炮兵。 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和蘇聯糾集的華沙條約集團分別在西德和東德囤積重兵，彼此對峙。北約預估，蘇聯集團進攻西德的路線，如果不是地勢平坦的北德平原，便是通過富爾達缺口，直指西德的心臟地帶法蘭克福；若蘇聯集團和北約組織爆發戰爭，富爾達缺口最可能遭到蘇聯坦克部隊的突擊，因為地理上這是便於坦克部隊出擊的一條比較平坦的通路。作為應對，那時美軍在這一帶派駐了美國陸軍第5軍作重點防守，面對的是蘇軍駐德集團軍群的近衛第8集團軍。美蘇冷戰之後，富爾達缺口便失去了它的戰略重要性。 去年以來中共的擴軍備戰矛頭直指美國，雙方的新冷戰是否也有前線國家呢？實際上，薛瑞福用亞洲的「富爾達缺口」來比喻台灣的戰略重要性，指出了台灣已成為中共東向擴張的戰略要地。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今後中美軍事對峙乃至潛在衝突的主要方式，再也不是美蘇冷戰時期的地面衝突，而是太平洋戰爭時期的島嶼爭奪戰模式，以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空降兵為主要手段。由於台灣處於美國防衛東亞地區安全的第一島鏈之要害位置，所以它成了21世紀亞洲的「富爾達缺口」。 薛瑞福認為，如果民主國家無法守住台灣，則琉球島鏈、宮古海峽、日本和台灣以南地區都受威脅，也會危及第二島鏈，因此台灣是確保印太地區整體安全的關鍵。這是一個對中美軍事對峙時代的新認知，日本和澳大利亞現在高度關注台灣的安全，其戰略判斷的基礎就在這裡。萬一中共佔領了台灣，美國依靠第一島鏈防衛東亞各國的戰略部署就只能被迫退到第二島鏈，即從日本到關島、再到帛琉群島、最後到澳洲。由於第二島鏈的島嶼稀少，各島之間距離遙遠，無法有效地互相支援，防衛困難，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二、「台灣有事，就是日本和美國有事」 目前中共已經擺出了對台灣志在必得的姿態，那麼日本如何看待這一威脅？今年7月底日本智庫東亞情勢研究會出版了一本書，《台灣有事，日本該怎麼辦？ 》，引起了政策圈的討論。前日本參議員江口克彥（Katsuhiko Eguchi）組織出版了這本書，他表示，現在大部份台灣和日本的知識份子都聽過這樣一句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說，其實大家應該要進一步推想，「台灣有事，也是美國有事」。因為台灣一旦被中國侵略，日本尤其是沖繩群島自然會被中國控制；以此為立足點，中國對日本發動侵略的可能性是無限大的。 今年9月美國前副助理國防部長科爾比（Elbridge Colby）出版了他的新書《拒絕的戰略：大國衝突時代的美國國防》（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他認為，中共的亞洲戰略是，全力瓦解亞洲國家之間的團結，先用軍事力量讓不太強大的國家順從，比如菲律賓、越南，再通過威懾力，慢慢讓其它國家向北京靠攏。因此，美國國防戰略應該首先針對中國，其次才是歐洲，美國的戰略部署和資源分配應該按這個排位決定。 科爾比進一步指出，美國的軍事力量主要來自海洋和航天航空技術，不能打陸戰；而台灣是美國在西太平洋防線的重要一環，這條防線上還聚集了很多國家，像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印尼等。「如果中國拿下台灣，他們的軍隊可以投射到中太平洋，對日本、菲律賓的軍事力量進行破壞。」 關島是美軍支援台灣防衛的重要基地，它自身的安全決定了台灣防衛的有效實施。實際上，美國軍方早已開始關注位於第二島鏈的關島基地可能面臨的威脅。8月13日美國海軍研究所網站報導，美國國防部的飛彈防禦署主任向國會報告說，美軍已經在準備保護關島不受中國遠程飛彈威脅的飛彈防禦系統。這個官網10月7日還報導說，美國現任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Kathleen Hicks）最近也表示，中共持續的軍事擴張構成了對關島和夏威夷的日益增長的威脅。她的看法表明，經歷過太平洋戰爭的美軍對於中共從西太平洋地帶發起進攻、威脅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海域的擴軍備戰活動，既高度警惕，又有歷史上積累的豐富戰略戰術經驗，美軍很容易識別中國軍事擴張的戰略意圖。 三、「戴維森窗口」：一個美軍的新概念 最近中共對台灣不斷出動大批量軍用飛機實施干擾和威脅，印太地區的相關國家都在高度關注，那麼，北京當局究竟可能在甚麼時候發起對台灣的攻擊行動呢？ 今年有一個關鍵詞「窗口期」同時在美國和中國開始受到重視，這個詞的含義與台灣目前面臨的威脅有直接關係。這個「窗口期」在美國的全稱是「戴維森窗口」（Davidson Window）。戴維森（Phil Davidson）海軍上將原任美國海軍印太司令部司令，今年3月離任前他到參議院作證時表示，研判中國有可能在2027年到2035年試圖奪取台灣。這個判斷預示著，從現在起5年內是為應對中國可能的軍事進攻做準備的「窗口期」。 美國海軍研究所的官網報導，10月5日美國智庫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亞太安全主任克饒寧（Patrick Cronin）談到日本著手阻止中國對台灣可能的侵略企圖時，使用了「戴維森窗口」這個概念。這表明，在華府，「戴維森窗口」這個概念已被軍方和部份智庫接受並採用，不需要多加解釋，大家都懂得它的含義。 中共也接過了這個概念，只是把「戴維森」這個名字拿掉，直接講「窗口期」。其外宣官媒《多維新聞》10月1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台灣問題解決進入「窗口期」，北京將持續建立對台戰略威懾》。這篇文章明確介紹了北京當局企圖奪取台灣的戰略目的：「中共在台海的長期目的是收復台灣，突破美國第一島鏈；中短期目的是構建『威懾』，保證台海在短期內維持一種『脆弱的平衡與和平』，並最終實現統一，為在2021至2049年這個窗口期內徹底解決台灣問題做準備」；此外，此文還說，「北京正藉助台灣議題，『以打促和』」。 從這段話當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對台戰略意圖：第一，中共可能暫時保持台海的短期和平，為其奪取台灣做準備，這和美軍的研判一致。第二，它如果奪取了台灣，不會就此停步；下一步將突破第一島鏈，從台灣出發，進一步向東進軍，威脅日本和美國的關島及夏威夷。第三，中共目前通過對台灣的空中軍事威脅，希望造成台灣內部的緊張空氣，動搖民心，從而達到順利佔領台灣的目的。《紐約時報》曾援引奧巴馬時代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埃文．梅代羅斯(Evan Medeiros)的說法，「台灣已不再是個波及面狹窄的小問題，它已經成為美中戰略競爭的中心舞台—甚至可以說是主線劇情」。 四、誰是新冷戰的始作俑者？ 今年以來中共經常「教訓」西方國家，「不要有冷戰思維」。冷戰是紅色大國針對民主國家發動的長期威脅；美蘇冷戰時期還數次發生過紅色大國在邊緣地帶挑起的代理人戰爭，比如中國參與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是如此。當中共講今天的「冷戰」時，誰是新冷戰的受威脅者，誰是新冷戰的發起者？實際上，當年參與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中共正是新冷戰的始作俑者。 中共對美國的全面核威脅行動是從2020年初開始的，而中美冷戰的源頭其實是美中貿易戰。中共長期由政府組織策劃，有戰略目標地大規模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導致美國的巨大經濟損失。針對這種敵意行動，2018年3月川普總統發起了美中貿易戰，開始對中國產品增加關稅，試圖逼中共坐到談判桌上，讓中國收回那隻做賊的手。中共面對這種壓力，既不承認盜竊技術機密的活動，也怕經濟上受到制裁，就開始和川普總統軟磨硬泡，最後在2020年1月15日簽署了與美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但中共很清楚，偷盜技術是紅色大國實現技術升級、對抗美國的主要手段。在這方面，中共一直在模仿美蘇冷戰時期蘇聯的技術偷盜戰略。上個世紀70年代，蘇聯僵化的體制制約了技術創新，導致蘇聯和美國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尤其在電腦、信息、智能控制等高科技領域，幾乎落後一整個時代。蘇聯為縮小這個差距，專門成立了一個克格勃情報部門「科技理事會」，簡稱「T局」，從事技術資料盜竊活動，而蘇聯國內專門翻譯偷來的技術文獻的人員超過10萬。蘇聯不僅每年節省了數百億美元的研發費用，甚至提升了軍事和工業技術水平。 中共的大規模技術偷盜計劃早已成為國家重點項目，它雖然與川普行政當局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卻並不打算取消技術偷盜計劃。由於中共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來反擊川普總統的經濟制裁，就開始運用軍事威脅對美國施加壓力。 2000年上半年，中共部署了一系列公開核威脅美國的行動。這些軍事威脅行動包括：1月派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演習，公開擺出威脅珍珠港的姿態；3月宣布強佔南海國際海域，用人造島組成海軍基地群，以便把南海變成其威脅美國的帶核彈頭洲際導彈的核潛艇艦隊的「發射陣地」；6月又宣布，用北斗衛星系統完成了對美國全境實行精準核打擊的核大戰部署。這一系列核威脅的戰略目的是，逼美國在經貿問題上讓步。這3項行動都由中共的對外宣傳媒體《多維新聞》發布，但各國媒體並未翻譯轉載，這是西方國家各主要媒體的一大過失。而川普總統在任期的最後半年裡則對中共採取了軍事、政治、反間諜等多方位的反制措施，因此令中共對川普總統恨之入骨。 這種紅色大國用公開的核威脅來恐嚇美國的做法，與蘇聯製造的「古巴導彈危機」如出一轍，代表著中共繼蘇聯之後又一次玩弄威脅世界和平的核威脅意圖，這不僅僅是冷戰思維，更是冷戰行動。中共的這些對美國的主動核威脅行動，事實上點燃了中美冷戰。 五、台灣成為當前中國對美「間接軍事挑戰」的主要目標 拜登進入白宮以後，中共數次在美中高層外交官的會談中明確要求拜登行政當局推翻川普總統時期制裁中國的各項措施，不再追究中共大規模盜取美國技術機密的活動，同時取消對中國的懲罰性關稅；與此同時，中共絲毫不放鬆對美國的軍事威脅，今年上半年雙方海軍艦隊多次在南海和菲律賓海的國際水域對峙。 中共不肯在技術和經貿問題的談判桌上協商讓步，便採用軍事威脅來對美國施加壓力。直到今年9月9日拜登主動給習近平打電話，並採取了一些緩解雙邊經濟、政治關係的措施，中共開始對應地改變其軍事威脅的手法，從出動海軍艦隊威脅美軍，變成了出動空軍威脅台灣。這意味著，中共對美國的軍事施壓手段，似乎從「直接軍事挑戰」變成了「間接軍事挑戰」。 所謂的「間接軍事挑戰」，就是相對降低與美軍的直接對抗姿態，但同時保持對美國的壓力。其具體做法是，從共軍與美軍直接軍事對峙，變成通過威脅台灣來間接威脅美國；從以中美海軍艦隊對峙為主，變成以中共的空軍與台灣的空軍和防空部隊對抗。這種狀況下，台灣就成了中共對美國實行「間接軍事挑戰」的主要目標。表面上，中共好像是為了「統一」向台灣施加軍事壓力，但這種壓力馬上就傳導到美國對印太地區的防務組織上，因此也達到了間接威脅美國的目的。 中共把經濟、技術議題與軍事威脅捆綁在一起，必然迫使美國高度重視台灣和印太地區的區域安全。10月6日拜登派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瑞士與中共最高外交官楊潔篪談了6個小時，很大一部份時間都在討論軍事威脅和台灣安全問題。 今年8月4日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表示，美軍在印太地區的重要任務是確保亞太地區，包括台灣海峽的現狀得以保持；他還說，相對於中國的言論，他更擔心中國的行動，正是中國的這些行動讓他有一種緊迫感，讓他相信，必須馬上實施「綜合威懾」。「綜合威懾」旨在融合美軍各個領域的能力，包括最先進武器系統和技術、最新的作戰理念以及海、陸、空、太空和網路等各軍種之間的無縫協同作戰等。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阿奎利諾。（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0月7日美國海軍發布了新的戰略指南。美國的海軍部長托羅（Del Toro）10月5日晚上在美國海軍學院演講時指出，海軍現在面對的威脅是北京奪取台灣。他說：「自蘇聯戰敗以來，我們第一次擁有一個戰略競爭對手，其海軍能力和能力可以與我們相當，在某些領域甚至超過我們自己……我關心的不僅僅是船隻和武器。北京在努力獲得對其競爭對手的影響力時所做的事情是，它以腐蝕性、榨取性和危險的不負責任的方式利用一切優勢。」他指出，「很坦率地講，目標不是與中國開戰。沒人希望陷入衝突……遏止他們獲取他們所試圖獲得的包括佔領台灣，是我們的最終責任。」 托羅明確表示，中國不僅對美國，而且對美國盟友和夥伴都構成了威脅，甚至還威脅到二戰以後維護世界和平的整套的國際規範。他特別提到，美國正在與台灣和印太地區的其他國家進行討論，以找出更緊密合作的方法，共同目標是阻止中共的企圖。 美國海軍部長的話讓筆者想起了1952年當選美國總統的原北約組織總司令、二戰時的歐洲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當選後講過的一句話：「在現代戰爭中，取勝的唯一途徑便是制止發生戰爭」。 作者介紹： 程曉農，1952年在上海市出生，1985年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 程曉農（網路圖片） 畢業之後，程曉農先後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研究室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體改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1989年起，程曉農先後到德國經濟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
十月上旬中共空軍連續數日一共派了1百多架次各種型號的轟炸機、戰鬥機和電子偵察機飛臨台灣近海，或在台灣南部外海繞行，對台灣實行軍事威脅。共軍意欲何為？台灣當前面臨多大的戰爭風險？這是一個全世界都關心的大問題。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早已不是兩岸關係問題了，這種軍事威脅同時也是中共對美國的施壓手段之一；解放軍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並不只是恐嚇台灣，同時也在挑戰美國。 一、台灣：亞洲的「富爾達缺口」 今年8月底中華民國外交部和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舉辦了一次美國、日本、韓國、法國、澳大利亞、新加坡、越南、菲律賓等16國的政要、學者、專家的線上對談，即「凱達格蘭論壇-2021亞太安全對話」。與會的前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提到，台灣現在已經成為亞洲的「富爾達缺口」。亞洲地區的人們對這個概念十分陌生。 富爾達（Fulda）是德國的一個地名，它是西北-東南走向的一系列山脈當中的隘口，其東北是東德的萊比錫，西南是西德的法蘭克福。美蘇冷戰時期，蘇聯如果進攻西歐，必定先打西德，所以美蘇冷戰的前線國家是西德。美蘇冷戰時歐洲如果爆發軍事衝突，其主要形式是地面戰爭，雙方的交戰主力仍然是二戰時代傳統的陸軍、坦克部隊和炮兵。 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和蘇聯糾集的華沙條約集團分別在西德和東德囤積重兵，彼此對峙。北約預估，蘇聯集團進攻西德的路線，如果不是地勢平坦的北德平原，便是通過富爾達缺口，直指西德的心臟地帶法蘭克福；若蘇聯集團和北約組織爆發戰爭，富爾達缺口最可能遭到蘇聯坦克部隊的突擊，因為地理上這是便於坦克部隊出擊的一條比較平坦的通路。作為應對，那時美軍在這一帶派駐了美國陸軍第5軍作重點防守，面對的是蘇軍駐德集團軍群的近衛第8集團軍。美蘇冷戰之後，富爾達缺口便失去了它的戰略重要性。 去年以來中共的擴軍備戰矛頭直指美國，雙方的新冷戰是否也有前線國家呢？實際上，薛瑞福用亞洲的「富爾達缺口」來比喻台灣的戰略重要性，指出了台灣已成為中共東向擴張的戰略要地。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今後中美軍事對峙乃至潛在衝突的主要方式，再也不是美蘇冷戰時期的地面衝突，而是太平洋戰爭時期的島嶼爭奪戰模式，以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空降兵為主要手段。由於台灣處於美國防衛東亞地區安全的第一島鏈之要害位置，所以它成了21世紀亞洲的「富爾達缺口」。 薛瑞福認為，如果民主國家無法守住台灣，則琉球島鏈、宮古海峽、日本和台灣以南地區都受威脅，也會危及第二島鏈，因此台灣是確保印太地區整體安全的關鍵。這是一個對中美軍事對峙時代的新認知，日本和澳大利亞現在高度關注台灣的安全，其戰略判斷的基礎就在這裡。萬一中共佔領了台灣，美國依靠第一島鏈防衛東亞各國的戰略部署就只能被迫退到第二島鏈，即從日本到關島、再到帛琉群島、最後到澳洲。由於第二島鏈的島嶼稀少，各島之間距離遙遠，無法有效地互相支援，防衛困難，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二、「台灣有事，就是日本和美國有事」 目前中共已經擺出了對台灣志在必得的姿態，那麼日本如何看待這一威脅？今年7月底日本智庫東亞情勢研究會出版了一本書，《台灣有事，日本該怎麼辦? 》，引起了政策圈的討論。前日本參議員江口克彥（Katsuhiko Eguchi）組織出版了這本書，他表示，現在大部分台灣和日本的知識分子都聽過這樣一句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說，其實大家應該要進一步推想，「台灣有事，也是美國有事」。因為台灣一旦被中國侵略，日本尤其是沖繩群島自然會被中國控制；以此為立足點，中國對日本發動侵略的可能性是無限大的。 今年9月美國前副助理國防部長科爾比（Elbridge Colby）出版了他的新書《拒絕的戰略：大國衝突時代的美國國防》（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他認為，中共的亞洲戰略是，全力瓦解亞洲國家之間的團結，先用軍事力量讓不太強大的國家順從，比如菲律賓、越南，再通過威懾力，慢慢讓其他國家向北京靠攏。因此，美國國防戰略應該首先針對中國，其次才是歐洲，美國的戰略部署和資源分配應該按這個排位決定。 科爾比進一步指出，美國的軍事力量主要來自海洋和航天航空技術，不能打陸戰；而台灣是美國在西太平洋防線的重要一環，這條防線上還聚集了很多國家，像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印尼等。「如果中國拿下台灣，他們的軍隊可以投射到中太平洋，對日本、菲律賓的軍事力量進行破壞。」 關島是美軍支援台灣防衛的重要基地，它自身的安全決定了台灣防衛的有效實施。實際上，美國軍方早已開始關注位於第二島鏈的關島基地可能面臨的威脅。8月13日美國海軍研究所網站報道，美國國防部的飛彈防禦署主任向國會報告說，美軍已經在準備保護關島不受中國遠程飛彈威脅的飛彈防禦系統。這個官網10月7日還報道說，美國現任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Kathleen Hicks）最近也表示，中共持續的軍事擴張構成了對關島和夏威夷的日益增長的威脅。她的看法表明，經歷過太平洋戰爭的美軍對於中共從西太平洋地帶發起進攻、威脅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海域的擴軍備戰活動，既高度警惕，又有歷史上積累的豐富戰略戰術經驗，美軍很容易識別中國軍事擴張的戰略意圖。 三、「戴維森窗口」：一個美軍的新概念 最近中共對台灣不斷出動大批量軍用飛機實施干擾和威脅，印太地區的相關國家都在高度關注，那麼，北京當局究竟可能在什麼時候發起對台灣的攻擊行動呢？ 今年有一個關鍵詞「窗口期」同時在美國和中國開始受到重視，這個詞的含義與台灣目前面臨的威脅有直接關係。這個「窗口期」在美國的全稱是「戴維森窗口」（Davidson Window）。戴維森（Phil Davidson）海軍上將原任美國海軍印太司令部司令，今年3月離任前他到參議院作證時表示，研判中國有可能在2027年到2035年試圖奪取台灣。這個判斷預示著，從現在起5年內是為應對中國可能的軍事進攻做準備的「窗口期」。 美國海軍研究所的官網報道，10月5日美國智庫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亞太安全主任克饒寧（Patrick Cronin）談到日本著手阻止中國對台灣可能的侵略企圖時，使用了「戴維森窗口」這個概念。這表明，在華府，「戴維森窗口」這個概念已被軍方和部分智庫接受並採用，不需要多加解釋，大家都懂得它的含義。 中共也接過了這個概念，只是把「戴維森」這個名字拿掉，直接講「窗口期」。其外宣官媒《多維新聞》10月1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台灣問題解決進入「窗口期」，北京將持續建立對台戰略威懾》。這篇文章明確介紹了北京當局企圖奪取台灣的戰略目的：「中共在台海的長期目的是收復台灣，突破美國第一島鏈；中短期目的是構建『威懾』，保證台海在短期內維持一種『脆弱的平衡與和平』，並最終實現統一，為在2021至2049年這個窗口期內徹底解決台灣問題做準備」；此外，此文還說，「北京正藉助台灣議題，『以打促和』」。 從這段話當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對台戰略意圖：第一，中共可能暫時保持台海的短期和平，為其奪取台灣做準備，這和美軍的研判一致。第二，它如果奪取了台灣，不會就此停步；下一步將突破第一島鏈，從台灣出發，進一步向東進軍，威脅日本和美國的關島及夏威夷。第三，中共目前通過對台灣的空中軍事威脅，希望造成台灣內部的緊張空氣，動搖民心，從而達到順利佔領台灣的目的。《紐約時報》曾援引奧巴馬時代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埃文·梅代羅斯(Evan Medeiros)的說法，「台灣已不再是個波及面狹窄的小問題，它已經成為美中戰略競爭的中心舞台——甚至可以說是主線劇情」。 四、誰是新冷戰的始作俑者？ 今年以來中共經常「教訓」西方國家，「不要有冷戰思維」。冷戰是紅色大國針對民主國家發動的長期威脅；美蘇冷戰時期還數次發生過紅色大國在邊緣地帶挑起的代理人戰爭，比如中國參與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是如此。當中共講今天的「冷戰」時，誰是新冷戰的受威脅者，誰是新冷戰的發起者？實際上，當年參與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中共正是新冷戰的始作俑者。 中共對美國的全面核威脅行動是從2020年初開始的，而中美冷戰的源頭其實是美中貿易戰。中共長期由政府組織策劃，有戰略目標地大規模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導致美國的巨大經濟損失。針對這種敵意行動，2018年3月川普總統發起了美中貿易戰，開始對中國產品增加關稅，試圖逼中共坐到談判桌上，讓中國收回那隻做賊的手。中共面對這種壓力，既不承認盜竊技術機密的活動，也怕經濟上受到制裁，就開始和川普總統軟磨硬泡，最後在2020年1月15日簽署了與美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但中共很清楚，偷盜技術是紅色大國實現技術升級、對抗美國的主要手段。在這方面，中共一直在模仿美蘇冷戰時期蘇聯的技術偷盜戰略。上個世紀70年代，蘇聯僵化的體制制約了技術創新，導致蘇聯和美國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尤其在電腦、信息、智能控制等高科技領域，幾乎落後一整個時代。蘇聯為縮小這個差距，專門成立了一個克格勃情報部門「科技理事會」，簡稱「T局」，從事技術資料盜竊活動，而蘇聯國內專門翻譯偷來的技術文獻的人員超過10萬。蘇聯不僅每年節省了數百億美元的研發費用，甚至提升了軍事和工業技術水平。 中共的大規模技術偷盜計劃早已成為國家重點項目，它雖然與川普行政當局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卻並不打算取消技術偷盜計劃。由於中共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來反擊川普總統的經濟制裁，就開始運用軍事威脅對美國施加壓力。 2000年上半年，中共部署了一系列公開核威脅美國的行動。這些軍事威脅行動包括：1月派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演習，公開擺出威脅珍珠港的姿態；3月宣布強佔南海國際海域，用人造島組成海軍基地群，以便把南海變成其威脅美國的帶核彈頭洲際導彈的核潛艇艦隊的「發射陣地」；6月又宣布，用北斗衛星系統完成了對美國全境實行精準核打擊的核大戰部署。這一系列核威脅的戰略目的是，逼美國在經貿問題上讓步。這3項行動都由中共的對外宣傳媒體《多維新聞》發布，但各國媒體並未翻譯轉載，這是西方國家各主要媒體的一大過失。而川普總統在任期的最後半年裡則對中共採取了軍事、政治、反間諜等多方位的反制措施，因此令中共對川普總統恨之入骨。 這種紅色大國用公開的核威脅來恐嚇美國的做法，與蘇聯製造的「古巴導彈危機」如出一轍，代表著中共繼蘇聯之後又一次玩弄威脅世界和平的核威脅意圖，這不僅僅是冷戰思維，更是冷戰行動。中共的這些對美國的主動核威脅行動，事實上點燃了中美冷戰。 五、台灣成為當前中國對美「間接軍事挑戰」的主要目標 拜登進入白宮以後，中共數次在美中高層外交官的會談中明確要求拜登行政當局推翻川普總統時期制裁中國的各項措施，不再追究中共大規模盜取美國技術機密的活動，同時取消對中國的懲罰性關稅；與此同時，中共絲毫不放鬆對美國的軍事威脅，今年上半年雙方海軍艦隊多次在南海和菲律賓海的國際水域對峙。 中共不肯在技術和經貿問題的談判桌上協商讓步，便採用軍事威脅來對美國施加壓力。直到今年9月9日拜登主動給習近平打電話，並採取了一些緩解雙邊經濟、政治關係的措施，中共開始對應地改變其軍事威脅的手法，從出動海軍艦隊威脅美軍，變成了出動空軍威脅台灣。這意味著，中共對美國的軍事施壓手段，似乎從「直接軍事挑戰」變成了「間接軍事挑戰」。 所謂的「間接軍事挑戰」，就是相對降低與美軍的直接對抗姿態，但同時保持對美國的壓力。其具體做法是，從共軍與美軍直接軍事對峙，變成通過威脅台灣來間接威脅美國；從以中美海軍艦隊對峙為主，變成以中共的空軍與台灣的空軍和防空部隊對抗。這種狀況下，台灣就成了中共對美國實行「間接軍事挑戰」的主要目標。表面上，中共好像是為了「統一」向台灣施加軍事壓力，但這種壓力馬上就傳導到美國對印太地區的防務組織上，因此也達到了間接威脅美國的目的。 中共把經濟、技術議題與軍事威脅捆綁在一起，必然迫使美國高度重視台灣和印太地區的區域安全。10月6日拜登派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瑞士與中共最高外交官楊潔篪談了6個小時，很大一部分時間都在討論軍事威脅和台灣安全問題。 今年8月4日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表示，美軍在印太地區的重要任務是確保亞太地區，包括台灣海峽的現狀得以保持；他還說，相對於中國的言論，他更擔心中國的行動，正是中國的這些行動讓他有一種緊迫感，讓他相信，必須馬上實施「綜合威懾」。「綜合威懾」旨在融合美軍各個領域的能力，包括最先進武器系統和技術、最新的作戰理念以及海、陸、空、太空和網路等各軍種之間的無縫協同作戰等。 10月7日美國海軍發布了新的戰略指南。美國的海軍部長托羅（Del Toro）10月5日晚上在美國海軍學院演講時指出，海軍現在面對的威脅是北京奪取台灣。他說：「自蘇聯戰敗以來，我們第一次擁有一個戰略競爭對手，其海軍能力和能力可以與我們相當，在某些領域甚至超過我們自己……我關心的不僅僅是船隻和武器。北京在努力獲得對其競爭對手的影響力時所做的事情是，它以腐蝕性、榨取性和危險的不負責任的方式利用一切優勢。」他指出，「很坦率地講，目標不是與中國開戰。沒人希望陷入衝突……遏止他們獲取他們所試圖獲得的包括佔領台灣，是我們的最終責任。」 托羅明確表示，中國不僅對美國，而且對美國盟友和夥伴都構成了威脅，甚至還威脅到二戰以後維護世界和平的整套的國際規範。他特別提到，美國正在與台灣和印太地區的其他國家進行討論，以找出更緊密合作的方法，共同目標是阻止中共的企圖。 美國海軍部長的話讓筆者想起了1952年當選美國總統的原北約組織總司令、二戰時的歐洲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當選後講過的一句話：「在現代戰爭中，取勝的唯一途徑便是制止發生戰爭」。 （原文鏈接）
中國突然發生了全國性的限制用電運動，對企業的正常生產造成了巨大壓力，部分城市甚至影響到居民的生活用電。為什麼會突然大範圍斷電、停電？中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其實，這次全國範圍的拉閘限電，不是電力供應部門本身出了問題，而是中央政府用行政強力，把拉閘限電作為政治任務下達的結果。 一、全國突然限電 正當不久前恆大集團陷入危機導致全國房地產業一片灰暗之時，又一個突發事件衝擊了中國經濟。今年9月中旬以來，江蘇、廣東、雲南、浙江等二十多個省份相繼限制用電，工業企業被要求避開用電高峰。瀋陽市甚至中斷了部分居民用電，有的城市主幹道紅綠燈都停電了，引發了車輛擁堵、電梯停運、停電導致停水等等；入夜後的瀋陽市多個住宅區漆黑一片，連給手機充電都沒辦法。 在吉林市，當地自來水公司發布公告宣布，按照國家電網要求，將執行東北電管局和吉林省能源局的要求，不定期、不定時、無計劃、無通知地停電限電，這種做法將持續到明年3月。當地泵站隨時可能因斷電而無法正常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只能讓居民做好儲水準備。 《新京報》記者9月26日採訪國家電網客服人員後獲悉，東北地區首先是對企業等機構執行限制用電；但由於東北的企業用電不像經濟發達地區那麼多，當地大部分變電站和電廠都是為民用服務為主，為了達到限制用電的目標，就採取了對居民限電的措施。東北已經快進入取暖季節了，一些城市居民還依靠電採暖，如果入冬前限電不結束，那居民取暖需求顯然就會面臨困境。而電網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他們也要等通知，目前沒法確定恢復正常用電的具體日期。 在中共的媒體管制之下，如此這般震動全國各地的廣泛停電現象，居然沒有各地活躍的新聞追蹤報導，只有部分媒體發表一些為當局作解釋、試圖安撫民心的消息；而所有這些消息中，獨獨缺一點讀者們最關心的事：何日電再來？ 二、企業缺電停產 之所以要限制用電，官方的說法是電力不足，因此要限制用電大戶的電力消耗。所以，限制用電措施之下，首當其衝的是一些高耗能企業。山東、江蘇、湖南、浙江、廣東、雲南等許多省都實行了針對企業的限電措施。 貝殼財經披露，到9月24日，在經濟最活躍的山東、江蘇、浙江、廣東等省，許多城市都有企業接到停產限電的通知，特別是那些高能耗的化纖、水泥、紡織、印刷、冶金、石化、光伏、電鍍等行業。接到停產限電的企業分布在山東的煙台、淄博，江蘇的徐州、淮安、連雲港、鹽城、泰州、無錫和蘇州，浙江的紹興，廣東的東莞、佛山、汕頭、揭陽等地。江蘇的徐州鋼鐵集團宣布，為響應上面的限制用電要求，從9月16日起停產半個月；廣東揭陽則有企業每周「開一停六」。實際上，東部和中部省份多半都受到了限產停電的影響。 而許多中小企業為了應付突然停電的局面，開始了自救。比如，深圳北面的東莞市一家鞋廠花6.5萬租了1台發電機維持生產，租金加上柴油成本，工廠的用電成本高達電網供電的2倍。於是柴油發電機一時間在中國供不應求了。真正的問題在於，近兩年飽受原物料飆漲和疫情衝擊的中小型製造企業，如果扛不住這樣的限產停電，勢必爆發又一波倒閉潮。 中國號稱「世界工廠」，現代工業的基礎就是供電，突然中國一夜之間彷彿又回到了發展中國家小企業得靠自備小發電機的年代，倒退了幾十年。中國那龐大的電力系統怎麼就突然發生大問題了？電力不足基本上就是兩個原因，或者是用電突然暴增，或者是電廠突然停止運轉。如果是後一種情況，那就是電廠發生事故了。諾大一個人口超級大國，區區一兩家電廠出事故，應該不致於影響到全國供電；如果多家電廠同時發生事故，就不像是意外事件了，但中國好像並沒傳出哪家電廠發生重大事故的消息。難道是中國的電網全都同時垮了一部分？這也太不可思議了。 三、中國七成供電靠燒煤發電 要了解中國的全國電力供求，需要具體分析一下這個行業的實際情況。 今年9月限制供電之前，1月至8月全國用電累計54,704億度，第一產業（農業和採掘業）用電660億度，佔1.2%，這部分無足輕重；第二產業（製造業）用電36,529億度，佔66.8%，這是用電的主要方面；第三產業（服務業）用電9,533億度，佔17.4%；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7,982億度，佔14.6%。 中國的電力供應，按發電方法不同區分，火電第一（燒煤電廠），佔71%；水電第二，佔16%；風電第三，佔5.6%；核電第四，佔4.9%；太陽能發電第五，佔1.9%。從發電所需要的條件來看，風電最不穩定，核電比較穩定（只要不發生核反應堆事故），水電取決於水庫蓄水狀況，火電取決於煤炭供應和煤炭價格。 水電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區；風電和煤炭供應集中在華北地區，特別是山西和內蒙古；核電因為要考慮到冷卻水排放，所以主要在沿海地區；火電廠則中部和東部都有，使用的燃料既有國內供煤，也有進口煤炭。從電力供應的地區差別來看，由於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東部，而水電和火電用煤都在西部或中部，因此就有一個在水庫集中地區多建水電站發電，也在煤礦集中地區多建火力發電廠發電的能源供應布局；然後，需要從西往東輸送電力，即「西電東送」，但遠距離送電受到物理上的限制，不可能規模太大、輸電量太多。 相對而言，東部地區用電多，比較可能缺電；而西部地區發電多，比較不會缺電。這裡需要補充一點，從發電廠對空氣的污染來看，水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本身沒有污染，但火力發電會產生空氣污染，而中國電力供應的七成是火電，所以，如果要減少火電的空氣污染，一定會影響到東部經濟活躍地區的用電。 中國二十多年前建有東北、西北、華北、華東、南方電網，而山東、福建、四川、海南、新疆和西藏都是和周邊省區互不相連的獨立電網；後來這些電網之間有了一些聯網建設，可以跨網調電。比如，位於深圳的大亞灣核電站建成之前，由南方電網供電的深圳市電力不足，當時曾經從華東電網的新安江水電站調電補充深圳用電。同樣的道理，如果此刻某發電廠供電能力下降，可以先網內調整，讓其它正常運轉的火電廠增加火電出力；如果這樣還不行，也可以從其它有多餘電力的電網購調電力。所以，如果聽說目前中國某個電網缺電，這似乎還有一些可信性；如果說，中國所有電網都突然缺電了，這顯然就有外部原因了。 四、火力發電遇到大麻煩？ 既然火力發電是中國東部地區主要的電力供應來源，而火力發電受煤炭供應量和煤炭價格影響，那麼多省市同時缺電，是不是全國煤炭突然短缺，比如，8月動力用煤的國內產量和進口量開始吃緊？或者煤炭價格意外暴漲了？如果真是這樣，煤炭短缺和煤價暴漲並非國家機密，應該早有消息；而且，這兩個因素也不像地震、疫情那樣無法預測，總該有一些先兆吧？至少大規模停電前的上一個月8月，就應該知道，9月可能發生供電不足的問題。怪就怪在，全國大範圍限制供電的前一個星期，相關的信息仍然是「平安無事」。 9月10日，中國煤炭運銷協會例行地公布了到8月底為止的今年煤炭市場走勢。其分析報告認為，首先，8月有一系列煤炭增產增供措施，隨著一批煤礦投產，可增加七千多萬噸煤炭的年產量，煤礦產能有較大增產潛力；其次，8月煤炭進口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長了36%；再次，8月工業復甦勢頭減弱，高溫之下的夏季發電用煤旺季已臨近尾聲，煤炭消費量的增長速度明顯回落；第四，動力煤價格漲勢趨緩，8月末山西動力煤價格比上月回落8個百分點；唯一的負面消息是，因疫情影響經濟，8月底火電廠存煤比去年同期下降26%。 根據以上信息，這個全國性行業協會作出了9月份的發電用煤量預測：一、煤炭增產增供將穩步推進；二、煤炭進口將繼續恢復；三、9、10月份是煤炭消費淡季，隨著氣溫下降，電廠煤耗水平將明顯回落；四、氣象部門預計，9月全國多地降水偏多，預計水電出力將增加，水電對煤電的替代作用會增強。 然而，就在上述分析發布後不到一個星期，供電局勢突然發生了180度的大逆轉，全國發生了廣泛的缺電限電，到處拉閘。供電緊張的區域從南方五省延伸到華北、華中，其中電力特別緊張的省份有河北、山東、內蒙古西部、湖南、湖北、江西、廣東、雲南、廣西。受拉閘限電、限產停工的衝擊，9月中旬以來，鋼鐵、煤炭、化工、冶金、水泥、汽車、紡織服裝等多個行業開工率下降，其中鋼鐵行業9月前3周高爐的開工率已下降到55%，比上年同期低15個百分點。 五、限電源自中央號令 其實，這次全國性的限制用電運動，出自中南海的命令；簡單地講，是人為拉閘，而不是缺電限供。 9月11日國家發改委下發了一個（2021）1310號文件，發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這個文件的名稱是，《完善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制度方案》。這個文件規定：中央政府設置了每年的能源消費總量指標，並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分解下達能耗雙控5年目標，對各省市能耗強度降低的狀況，實行基本目標和激勵目標雙目標管理，其中，基本目標是各省市必須確保完成的約束性目標。 這個文件說明，中共根據以往各地政府轄區內用電的數據，設定了每個省市的年度能源消耗上限，責令不許突破。那每個省市政府自然就奉命行事，從省市一級往下，給地級市分解下達能耗上限指標；然後，各地級市再向縣級市分解下達能耗指標。這樣逐級分解下達年度電力用量指標任務，花了一個星期，到9月16日，基本上中央的電力年度用量指標就分配落實到基層了。這是中央政府下達給各級地方政府的命令，屬於強制性行政任務；地方政府必須按照這個設定的用電上限，來控制本轄區里企業的用電，直到中南海設定的全國性目標實現為止。隨後不同地區就開始了「運動式」的停產限電。 這個文件並非保密文件，國內媒體也提到過，但是，誰也不敢把限電、斷電的責任推給中南海。 六、各省拉閘令大匯總 由此可見，這次全國範圍的拉閘限電，不是電力供應部門本身出了問題，而是中央政府用行政強力，把拉閘限電作為政治任務下達的結果。當然了，在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政權之下，地方政府必須執行上面的命令。 集權政府下達經濟指標，自然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全國一刀切。對火力發電大省，是限制發電量，這樣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年度總量；對用電大省，則是限制用電量。所以，中共媒體說電力不足，字面上不算錯；確實，限制了火力發電大省的發電量，用電大省當然就電力不足了。各省當中排名前三位的用電大省是山東、廣東和江蘇，這3個省因此成了受限制用電打擊最大的地方；排在魯、粵、蘇後面的用電大省是浙江、河北、河南，這次也遇到很大打擊。總而言之，哪裡用電最多，限制用電的壓力也最大。 但是，具體到每個地級市，情況就五花八門了。如果一個市管轄範圍內有幾家耗電特別多的大企業，那限電就簡單了，斷掉這幾家企業的電，停上幾天，全市的累計耗電量就降下來了，上面規定的年度耗電指標就可以完成，市長對上面可以交代了。但像瀋陽這樣的城市，民用的大企業多半都倒了，軍工企業不敢拉閘，這就沒有可以拉閘的用電大戶了；平常市裡用電主要是居民和中小企業用戶，那市長就毫不猶豫地切掉居民家庭和商鋪的電源。因為限制用電的指標是按行政區劃分解下來的，比方說，要減少10%的用電，那本地沒有工業用電大戶，就連居民樓的電梯、馬路上的紅綠燈一起都斷電。而中共的媒體還千方百計要掩蓋真相，告訴民眾說，不是政府拉閘，而是供電企業遇到困難。 中共的中央政府把用電限額分解到各省，每個省算完帳以後，就制定出了各自的限制用電時間長度，各地都不一樣。台灣的《財經新報》整理了一些資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陝西省規定，限制供電到年底；寧夏區規定，高耗能企業停電30天；四川省的說法是，暫停非必要生產，但不告訴企業，你的生產對政府來說必要不必要；河南省規定，部分加工業停電21天以上；重慶市宣布，限制用電的截至日期未定；廣東省規定，每周停4天；山東省規定，每天停電9小時；江蘇省規定，今年最後3個月里工作日半數停電；浙江省規定，每個季度停電20-30天。 從這些亂七八糟的規定中可以看出，中共下發了那個文件以後，中南海算是完成了限制用電的目標，至於各個省怎麼規定，中央政府並不打算具體干預。 這就是這次全國性限制用電運動的由來及其內幕。何日電再來？請問中南海。 （原文鏈接）
自從2019年秋疫情在中國初起，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中國疫苗一度獨步世界。然而，分析中共的疫苗研製過程，就可以發現一系列疑點，對國際社會了解新冠疫情的真相，不無助益；而且，中共製作疫苗的計劃本身還暴露出它的另一個企圖，謀利於害。 一、中共疫苗試製起始點的啟示 中共宣稱，新冠病毒的第一例是2019年12月1日在武漢出現的，到1月21日全國確診人數只有440例；1月15日武漢市衛健委的第8期疫情通報說，「目前沒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假如這些官方資訊是真實的，那麼，當時官方應該是對疫情可能全球化毫無預期，也毫無防備。 但是，《北京日報》今年3月25日的一篇報導卻提供了完全相反的線索。這篇報導提到，中共在2020年初就已確定了5種可以應對疫情的疫苗，並開始部署試製；報導提及，這5種疫苗技術之一就來自中共軍方生化武器首席專家陳薇少將及其團隊。這則報導既啟人疑竇，又發人深思。 由此可以想到三個問題。第一，如果致病病毒真如中共所言，是自然界小範圍偶然出現的（幾隻蝙蝠之禍），而且不會人傳人，那麼，中共為何動用包括軍方生物戰部隊在內的力量，大規模研發疫苗？第二，中共能在2020年初武漢封城前3個星期前就完成了多種疫苗的初步研發，說明它早就知道疫情將大規模擴散。既然如此，那它掩蓋疫情、編造病毒不易傳染的謊言，究竟是為了什麼？這種謊言只會造成疫情迅速全球化。第三，2020年初，當時5種疫苗都已進入面嚮應用的階段（後來試製中有些未能商業化），為什麼不更早在武漢封城，這樣，因疫情擴散的全球死亡人數不是可以降到最低嗎？任何具有常識的人都會明白，中共在疫情初期的行動極為反常，暴露出明顯的禍心，它不是要儘快阻止病毒的全球化，似乎是在等待病毒的全球擴散。 二、中共疫前即已備好疫苗品種？ 國際智庫全球發展中心的醫療保健供應鏈專家普拉尚特‧亞達夫 (Prashant Yadav)指出，「疫苗製造是一項幾乎無限組合必須完美運作的努力」；原材料、培養疫苗所需的微生物、這些微生物生長的培養條件等都存在差異，「這是具有既定原則的科學，但有時比藝術更獨特。」所以，設計疫苗的製造工藝和開發新的疫苗，通常需要數年時間。但是，中共對這次疫苗的研製卻駕輕就熟。 今年1月16日新華社有一篇報導提到，中國的國葯疫苗從立項獲批到研發、建設、生產、上市，只用了344天。其中，從啟動科技攻關到獲批臨床試驗，用了98天；從進入臨床到武漢、北京兩個研究所先後都做完Ⅰ/Ⅱ期臨床試驗，用了78天；再從Ⅲ期臨床試驗啟動，到上市獲批，用了168天。這個344天的說法，是以國葯疫苗2020年12月30日在國內上市供貨為終點，往前倒推344天，大體上就是去年的1月21日左右，即武漢封城之日。但344天的說法有個漏洞，那就是，如果2020年1月21日之前疫苗尚未開始研發，那麼，此前的2020年初，中共確定的5種可應用的疫苗從何而來？ 用於臨床試驗的疫苗必須先完成研發和試製，美國輝瑞疫苗從去年3月20日開始研發，研發和試製花了至少4個月的時間；中共的國葯疫苗是去年4月12日開始臨床試驗的，它如果真是1月21日左右開始研發，那麼，其研發和試製只用了80天，比美國輝瑞公司少三分之一的時間。 中共疫苗的研發和試製遠遠快於美國輝瑞疫苗，暗示著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中共疫苗的真實研發起始時間不是1月21日，而是更早的時刻，比如2019年的12月，甚至是疫情尚未出現的11月。第二種可能，中共早就有新冠病毒的疫苗在手，這次試製疫苗過程中的所謂研發只是走個過場，所以能節省大量時間。不管是哪種可能，這兩種可能性都標示著同一點，那就是，中共在疫情初起之前早就有備而來，為此做好了疫苗研發。 這間接地說明，這次疫情的病毒自始至終都在中共的掌控之中，並非自然界的突發事件。做毒藥和用毒藥之人，手裡都有解藥；而能製作解藥的，只能是製作毒藥之人，因為別人不知道毒藥的成分是什麼。疫苗也一樣，手裡沒有致命病毒，自然就沒有辦法早早準備好遏制病毒的疫苗。 三、中共快速大規模量產疫苗的奧秘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7種疫苗，即歐美的輝瑞、AZ、強生/楊森、莫德納，中國的國葯和科興，以及印度血清研究所的Covishield。美國疫苗上市供公眾接種的時間是2020年底，但當時輝瑞疫苗的產能很小，到今年3月才達到月產量1億劑的規模。但中國疫苗的大規模量產能力幾乎早於美國1年。 美國的輝瑞疫苗從去年3月下旬開始研發，然後初步試製，再到完成前後3期臨床試驗，最後獲得批准、上市供應，中間用了9個月，這是當初輝瑞的研發人員自己都難以相信的速度；然後，輝瑞疫苗達到每月量產1億劑的規模，又用了幾個月。這樣，輝瑞公司從去年3月開始研發，到今年春天疫苗全面上市，合起來就是1年時間。 中國則早在2020年10月8日就加入了世界衛生組織的「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為92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提供疫苗及購買疫苗的資金。中國加入該計劃之時，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工作組組長鄭忠偉表示，到2020年底中國疫苗的年產能可達到6.1億劑。也就是說，早在2020年夏末初秋，中共疫苗的大規模量產能力就已接近月產量上億劑。這也是為什麼今年前幾個月世界疫苗供應市場上只有中共疫苗獨領風騷，因為當時歐美的疫苗從2020年底開始製造，到大規模量產，還需要差不多3個月時間。與中共疫苗相比，在世界疫苗供應市場上，歐美疫苗因為起步晚，供應量遠遠跟不上國內外需要，給中共疫苗獨步世界留下了差不多6個月的空窗期。 即便中共的疫苗試製和生產能力完全達到了美國的水平，但臨床試驗和製作疫苗所需要的微生物之培養過程，是無法壓縮或提速的，所以，中共達到大規模量產疫苗所需要的時間，最快也應該和美國的一年大體上差不多。然而，中共大規模量產疫苗的時間線，又暴露出一個和前兩節內容相關的問題：既然中共疫苗去年初秋即已達到每月量產1億劑的規模，那中共準備大規模量產疫苗所必須的微生物培養和化驗、檢測、原液分裝、封裝等專用原料及裝備的開始時間，按照美國的最快速度一年為參照，大約可以從中共大規模量產的2020年初秋倒推到2019年秋天。 中共宣稱，致疫病毒是2019年12月1日在武漢偶然出現了第一例，這個謊言被它快速大規模量產疫苗的時間表推翻了。按上述推斷，2019年秋天的時候，中共不僅手握新冠病毒，而且也掌握了可使用的疫苗品種，甚至開始準備大規模量產疫苗了；其假定是，疫情勢必很快從中國擴散，殃及全球。但當時中共沒透露一個字，而是悄悄地靜觀世界各國陷入疫情重災，中共似乎那時就開始坐等它的「收穫」了。 四、中共為大量出口疫苗而推遲國內接種 中共等待的「收穫」是什麼？它在等待疫情全球化、奪走幾十萬人的生命之後，大發疫情財。因此，它的疫苗達到量產規模之時，並未在國內使用，而是一方面囤積數億劑疫苗，一方面到國外作臨床試驗，為疫苗大規模出口打開通路。2020年6月23日國葯疫苗即已在阿聯酋開始了第3期國外臨床試驗，這次臨床試驗共包括阿聯酋、巴林、埃及和約旦的40,832人；而2020年7月21日科興疫苗也開始了國外第3期臨床研究。當時美國的疫苗還在初期研製過程中。 為什麼中共不搶先在2020年6月宣布，它的疫苗即將量產呢？那個時刻正是它安排其疫苗國外臨床實驗的時間點，而與此同時，其量產疫苗的技術和設備條件已經準備好了。這不是吹噓其疫苗研發「成就」的大好機會嗎？中共不那麼做，顯然是經過仔細考慮的。那時中共應該已經考慮到兩個不能在去年6月宣布疫苗量產的因素。其一，如果去年6月就宣布疫苗即將量產，不免會暴露馬腳，讓全世界懷疑，中共在病毒擴散全球之前就已備好疫苗了；其二，中共必須等疫情擴散到各國之後，才能堂而皇之地在一些國家實施臨床試驗，為其疫苗的全球銷售獲得准售資格。 這前一個因素就決定了，中共2020年6月疫苗在握之時，儘管國內防疫急需疫苗，但為了對國外保密，國內就不能展開接種；換言之，中共人為地推遲了疫苗的國內接種時間，為的是到國外發疫苗財。台灣《聯合報》網站2021年6月7日報道，到這一天為止，中共已經向九十幾個國家承諾銷售或捐贈近7億劑疫苗。 據新華社報道，2021年1月13日全國只接種了1千萬劑疫苗。當時中共的疫苗年產能已達到6億劑。據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公布的資訊，中國的大規模疫苗接種今年3月才開始，今年3月23日全國接種僅8千萬劑，占年產能的八分之一；4月底達到2億5千萬劑；今年6月21日才達到10億劑（有的疫苗要注射2劑）。為什麼是2021年3月開始在國內大範圍接種？因為在這個月份，歐美疫苗開始走向量產階段，而歐美疫苗的防疫效果遠遠優於中國疫苗。所以，中共就抓住了歐美疫苗尚未大規模量產的這幾個月「窗口期」，把幾億劑疫苗用來優先出口賺錢。中共的這種疫苗供應「先國外、後國內」的方針，恰恰暴露出它聽任疫情全球化之後發疫災財的險惡用心。 五、中國疫苗的國際大銷售以不可靠的臨床試驗矇混過關 為了搶在美國疫苗大規模上市之前大量出售中國疫苗，中共在國外所做的臨床試驗也十分草率，只是為了矇混過關。中國的國葯和科興疫苗早在2020年秋初便完成了第3期臨床試驗，但國葯疫苗的第3期臨床實驗報告卻拖到2021年3月才寫出來，2021年5月26日在《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上發表。今年5月26日之前，中共的疫災財已經賺到不少了。 國葯疫苗的第3期臨床報告一發表，立刻在國際醫學界引起了質疑。彭博社今年5月27日的報導指出，中國疫苗的製造商受到批評，因為它們沒分享有關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足夠數據。國際醫學界的專家們閱讀了國葯疫苗的第3期臨床報告之後，馬上發現了幾個問題。首先，實驗樣本的性別比例嚴重偏斜，男性佔85%，女性只佔15%；其次，實驗樣本中，最可能染疫的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只佔2%，絕大部分參加實驗的都是相對較少染疫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再次，40,832個受試者中，只有2例是重症感染者。因此，歐洲的一位病毒學專家董宇紅認為，這樣的臨床試驗缺乏足夠的數據來證明疫苗對重症感染的保護力。 彭博社的報道指出，儘管如此，世界衛生組織還是為中國的國葯疫苗開通了銷往全球的道路；世界衛生組織到現在還未正式給中國的科興疫苗開綠燈（因為其臨床試驗報告始終未正式發表），但中共已在全球銷售了3.8億劑。 今年6月27日美國之音刊登了一則報道，介紹了世界上有關新冠病毒溯源的研究產生了三項新的發現：中國最早發現新冠病毒的時間比目前知道的至少要早2個月，病毒蔓延全球的時間可能在武漢封城之前就已經發生；最早出現的新冠病毒呈現出與人體驚人適應能力，不排除實驗室泄露的可能性；中國專家銷毀最早病毒樣本，被認為是試圖掩蓋病毒來源的新證據。筆者則分析了中共疫苗研發製造過程中的若干疑點，與上述報導所提到的新發現有高度相關性。疫情真相的揭秘，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 （原文鏈接）
中國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虛像就是房地產泡沫帶來的「土木工程景氣」。房地產泡沫早晚會被刺破，但誰也沒想到，引起中國房地產業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第一塊「骨牌」竟然是號稱中國房企第一的恆大。恆大經常自詡「大得不會倒」，而如今它所展示的是，「最大的倒起來風暴最大」。恆大風暴已經衝到了華爾街，又反過來進一步衝擊中南海的經濟藍圖。中國經濟的「多事之秋」開始了，它出現在今年秋天，卻不可能止於今秋，而是會延伸得很久遠。 一、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了個大洞 多年來，幾乎全世界似乎都相信中國的經濟繁榮是不會改變的必然趨勢。我今年6月18日刊登在本網站的文章《撥開中國經濟「繁榮」的迷霧》曾經指出，「過去20多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之上，不可能再複製，因此那種繁榮也是一次性的，絕無持續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又積累了一系列幾乎無法解決的嚴重困難，也使中共再難謀求經濟繁榮。」中共在經濟上積累的最大的無法解決的困難，就是維持其目前局面的房地產泡沫。 雖然中國國內許多人也知道，這個房地產泡沫早晚會出問題，但因為利害相關，很少有人願意相信，這個房地產泡沫會馬上被刺破。中共一直在設法調控房地產業的活動，既想遏止它繼續膨脹，又想讓它別一下子破滅。從邏輯上講，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impossible mission）。但是，在捧著泡沫度日的歲月里，只要房地產泡沫依然在陽光下「閃光」，人們就會抱有一線希望，以為政府總有辦法維持局面。只有當房地產泡沫被刺破一個洞的時候，大家才會意識到，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房地產泡沫，到底還是出問題了。 最近，中國的房地產巨頭恆大集團突然資金鏈斷裂，開始拒付其到期的理財產品，同時甩賣在建住宅，甚至用未完工程來抵付欠其他公司的債務。此事已經衝擊到香港股市和華爾街，成為國際財經媒體共同關注的風暴。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人以為，恆大再大，不過是滄海一粟，它垮下來不足以衝擊中國龐大的經濟。那麼，恆大風暴究竟源起何處，它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麼？ 二、恆大：八個罈子七個蓋，蓋來蓋去要穿幫 恆大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經營上為了擴張，不斷拆東牆補西牆，就像「八個罈子七個蓋」，想靠五花八門的不斷運作，讓大家以為它的方方面面都十分順暢；雖然「八個罈子」總有一個沒法蓋上，卻做得似乎真有八個蓋子把每個罈子都蓋嚴實了。結果，稍遇風雨就穿幫，終於從一個「罈子進水」，變成各個「罈子」都岌岌可危。 那最先「進水」的就是這次爆發支付危機的恆大財富，而背後的原因則是恆大總部把恆大財富通過理財產品所集之資調去填補其他在建項目的資金窟窿，又無法把本利歸還恆大財富，以致於恆大財富的理財產品到期不能兌付，把恆大的家底露了個底朝上。 恆大到底有多少窟窿，什麼時候開始發生問題的？中國的《財新周刊》前幾天在其公眾號財新微信上發表了兩篇調查性報道，披露了不少內幕。這兩篇文章分別是，《恆大何以至此（上篇）——危機襲來》與《恆大何以至此（下篇）——危機溯源》，但在當局壓力下，《財新》不得不立即刪除。幸好該文由公眾號@經韜緯略智庫備份，美國的《阿波羅新聞網》及時挖掘出來，為想了解真相的公眾提供了一窺究竟的機會。筆者擇其要點，稍作說明（下文中引號內文字均引自這兩篇文章）。 首先，儘管恆大號稱中國房地產企業頭號招牌，其實資金嚴重緊張，它不得不通過恆大金服（後更名為恆大財富）大量非法集資，來為住宅工程輸血。恆大的集資機構幾年前就「在公司內部全員推廣自己的理財產品，甚至攤派理財任務，後來公司還定期進行營銷考核」，迫使員工掏錢並尋找外部關係，以便完成攤派的理財產品銷售指標。當承接施工項目的公司依合約請求付款時，恆大甚至要求施工公司必須購買恆大的理財產品，「金額大約為工程款的10%，儘管這一要求並非強制，但施工方出於與恆大維持良好關係的考慮，往往都會購買」。即便這樣集資為施工項目輸血，仍然無法維持工地正常運轉，8月恆大在全國的「800多項目中500多個處於停工狀態」。 其次，恆大還拖欠了施工企業巨額工程款。到2020年8月，恆大的上下游合作企業達8,441家，其中大批企業都被拖欠應付款項。這些欠款恆大用自己開出的無擔保短期票據（又稱商業票據）應付。從恆大的財務報告可以發現，截至2021年6月30日，「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達到9,511.33億元」。 再次，恆大的債務巨大，而資產卻在不斷縮水。「截至2021年6月底恆大的總資產23,775億元，總負債19,665億元。在這近2萬億元的負債中有息負債為5,717億元」。所謂有息負債就是恆大借來的款項；總負債扣去有息負債，其主體就是應付及預收款項，將近1.4萬億。應付款項就是恆大拖欠的施工款，而預收款項則是恆大賣預售房收到的購房款，而房子尚未施工或尚未完工。從賬面上看，恆大的總資產扣除總負債，似乎還有4千多億凈資產，其主體部分是已購進土地和在建工程，但這凈資產數額並不靠譜。一方面，已購進土地的購價遠低於目前市價，房企就靠這差價賺錢，但土地若在地方政府的售地合同期限內（一般為幾年）未正常開發，當地政府可能收回土地，恆大的那些空置土地就會從凈資產當中消失；而在建項目若無資金施工，其爛尾樓的價值接近於零。另一方面，恆大還在財務報表外隱藏著大量債務。「房企存在大量表外負債，是眾所周知的秘密。恆大的表外負債到底有多少，是否超過目前恆大凈資產，始終成謎」。 三、恆大風暴破除了中國房地產業的三個迷思 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之所以多年來大而未破，除了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地保護之外，民間的三個迷思也在心理上支撐著房市。 第一個迷思是，「房企大了不會倒」。恆大之所以不斷擴張，其信條之一就是「大就不倒」，以為政府不會聽任它垮下來，而購房戶也相信這一點。今年8月2日美國《財富》雜誌公布世界500強大公司，恆大位列全球第122名，中國入榜的8家房企當中恆大排名第一。然而，就是這堪稱中國房企的頭牌大公司，如今卻陷入了困境。恆大都靠不住了，這個現實徹底摧毀了「大而不倒」的迷思，其他的中小公司自然也不在話下。 第二個迷思是，「預售房信得過」。很多購房戶現在買房時，都是看了樣品房或模型就下單付款；而房地產公司則利用購房戶急於得到新房的心理，用客戶預付的房款作為房地產施工的本錢。但恆大的教訓告訴全國，只要房地產公司的資金周轉不過來，預售房完全可能成為爛尾樓或「空中樓閣」，購房戶把錢給了房地產公司，卻只落得一場空。據恆大集團8月發給廣東省政府的報告，僅在廣東省「2020年6月30日恆大集團已售未交樓的商品房數量為61.7萬套，若恆大集團陷入危機，將有204萬業主面臨工程爛尾或無法收樓的風險」。 第三個迷思是，「中國房價不墜跌」。恆大為了償還債務，開始對在建住宅打折了，這對整個房地產市場都構成衝擊。對理財產品的個人客戶，恆大總部只能用實物資產抵付現金債務，恆大財富負責人杜亮表示，「實物資產沖抵時住宅、公寓分別按照當期售價基礎打7.2折和5.4折，商鋪和車位按照當期售價基礎打4.8折」。同時，「針對逾期商業票據，恆大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以房抵債』」。例如，過去2個月里，恆大因為現金緊缺，對塗料企業「三棵樹」實行「以房抵債」，「以位於武漢市江夏區、鄂州市華容區、深圳市龍崗區的3處期房兌付，預計完工交付時間分別為2022年、2024年和2023年。這些用於抵債的房產有可能流向市場」。恆大抵債的在建工程當然只有打折才能讓債權方接受，而債權方為儘快收回現金，會不管當地房地產市場目前的價格多高都低價出讓，「三棵樹已著手處置這些房產」。 這三個迷思的破除，一方面對全國購房戶的心理構成了巨大衝擊，許多原來還想買房的人不得不慎重考慮；另一方面，恆大的打折行動會造成房價下跌的「漣漪效應」，讓不少城市的房價加快下滑。 四、房地產融資新政斷送房企 由於各地方政府的財政過去十多年來嚴重依賴房地產開發帶來的出售土地收入，讓中央政府越來越擔心房地產泡沫破滅的可能性，許多銀行已投入土木工程項目或提供給購房者的抵押貸款會成為大量壞賬，由此產生金融危機；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擔心，地方財政對「土木工程景氣」的高度依賴，一旦遭遇房地產泡沫破滅，會造成地方財政的崩塌。因此，從2017年以來，北京就一直試圖逐漸制止房地產業的盲目發展，通過限購、限價、限貸款等多重手段，來輕輕地擠壓房地產泡沫。 疫情之後，由於經濟凋敝，中央政府更加擔心「一枝獨秀」的房地產業汲取太多的居民家庭金融資源，導致消費萎縮，經濟失去動力，於是開始進一步打壓房地產業。去年8月中共給房企划出了「3道紅線」，限制房企的銀行貸款額度。這3條規定是：一、除預收款之外的資產負債率（即負債除以資產）不得高於70%；二、房企的凈負債率不得大於100%；三、房企的現金短債（即現金除以短期債務）比不得小於1倍。 按照北京對房企的融資新政，一家房企若3道「紅線」全部踩中，便不能再到銀行貸款；若踩中2道「紅線」，有息負債規模年增速不得超過5%；若僅踩中1道「紅線」，有息債務規模年增速不可超過10%；若3道「紅線」均未踩中，有息債務規模每年最多增加15%。這樣一來，房企借新債還舊債的老路就走不通了，借不到足夠的貸款，舊債又必須按期償付，房企就可能陷入財務危機。 恆大並不是房企融資新政之下唯一的倒霉鬼，自從房企融資新政從今年初開始實施，8個月來各房企一直在水深火熱中掙扎。到9月5日，全國已有274家房地產公司宣布破產，平均每天1家，率先破產的是資金實力弱的小型房地產公司，然後，恆大也撐不住了。只要房企融資新政不取消，房地產公司的財務壓力將越來越大，再加上恆大風暴的衝擊，房地產業的「冬天」就不遠了。 五、恆大風暴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麼？ 可以說，恆大風暴既讓中共看到了房企融資新政的必要性，也讓中共看到了房地產泡沫加速萎縮的危險性。雖然一個恆大不至於立刻就把整個房地產業拖入深淵，但至少恆大風暴顯示，以房地產為根基的「土木工程景氣」不僅從此終結，而且還成了拖累整個中國經濟的沉重包袱。到這個時候，讚美「土木工程景氣」的聲音可能再也冒不了頭了。 中共房企融資新政的著眼點是保住銀行，犧牲房企，實際上有點「斷臂求生」的味道。這次中共對中小型房企的倒閉實際上是樂見其果；至於對恆大，當局希望讓恆大自行處理其錯綜複雜的債務和價值迅速縮水的資產，也藉此了解恆大的不了之局嚴重到何種程度。 恆大風暴代表著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的開端，它很可能是房地產業即將開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中第一塊倒下的「骨牌」，其他大中型房企有多少能撐得住，並不完全取決於它們的自救努力，而更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大環境的惡化。如果房價下滑不止，政府為救銀行，勢必犧牲更多房企。這種局面逐漸發酵，將令目前正陷於國內消費疲軟、工業品物價持續上漲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讓中共鼓吹經濟復甦的調子黯然失色。《華爾街日報》9月22日專門發表數篇文章，分析恆大風暴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其中的一篇用了這樣一個標題，《恆大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 這次恆大風暴已經衝擊了國際經濟，各國媒體以及美國的財經媒體紛紛連續報道恆大風暴的衝擊。恆大困境暴露後，不僅衝擊了香港股市，而且也衝擊了紐約股市。在紐約股市上，不僅是中國概念股和中國債券基金受到衝擊，連美國公司也受到連帶影響。其中有兩家美國公司的股票跌得最明顯，也格外引人注目，一家是在中國大量製造和銷售工程機械的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Inc.)，另一家是熱衷於經銷並投資中國那些涉房公司債券的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 雖然恆大並沒大到能改變全球經濟走向，但恆大風暴曝露的中國經濟風險卻大到令全球投資圈重新評估中國經濟，而它們未來對中國的投資肯定將變得越來越謹慎，甚至可能撤出部分投資。這樣的國際經濟動向勢必讓中國經濟再受壓力，因為急需向西方國家推銷其債券而募集急缺資金的中國公司們可能從此失去「吸引外資」的「魅力」；而外資對進入中國日益謹慎，則讓中國經濟越來越無法指望外國金融資本的光臨。昔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一直奠基在對外開放之上；如今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往那些嚮往著未來中國繁榮的西方投行頭上不斷澆著「冰水」。 不管將來恆大是死是活，它已經「青史留名」了。將來世界經濟史專家們敘述中國經濟走向衰落時，作者們很可能都會用這樣一句話為他們的相關章節開頭：「自從恆大事件以來……」,這就是我們今天關注恆大風暴的重要意義。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