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经济上的烦恼很多，吃肉的烦恼只是其中之一。2019年全国肉价暴涨，2021年又全国肉价暴跌，类似的现象上个世纪农村改革之后就出现了，中共那时曾为此十分烦恼。40年过去了，同样的烦恼依旧存在。7月19日，国家发改委表示，必要时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调控调节力度，防止生猪价格大起大落。中共当局虽然现在自称“无所不能”，连国际社会的规则都想主导，却连一个小小的、并不复杂的吃肉的烦恼也解决不了；相反，因为它与美国打大豆战，导致民众为吃肉付出重大代价。 一、从肉价暴涨到肉价暴跌 2018年，中美开始经贸谈判。中共为了给川普总统施加压力，宣布停止进口美国猪肉，又因孟晚舟案停止进口加拿大猪肉。为补充国内猪肉供应，中共决定改从俄国进口，结果从俄国高价进口的猪肉却带进了非洲猪瘟。中国爆发非洲猪瘟后，大批生猪死亡；同时，养猪户为避免因猪瘟遭受损失，提前宰杀大量存栏生猪，全国的生猪存栏量因此减少了六成。 生猪存栏数下降，自然会造成第二年的生猪供应量减少。果然，2019年全国猪价开始暴涨。2019年8月，国家统计局的消息称，当月上旬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五成；8月中旬的十天内，猪肉价格又急升16%。民众大喊肉价太贵，吃不起猪肉了，各地都有人在抢购猪肉。于是各地政府奉命打响了“肉价保卫战”，共有29个省下发了20多亿“买肉钱”，以补贴城市消费者。尽管如此，到了当年9月，生猪出栏价已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猪价上涨后，养猪户逐步扩大了饲养量，但肉价涨得比猪的生长速度快。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2020年7月，全国猪肉平均价格涨到每公斤56元的最高点。 紧接着，2021年年初，全国肉价开始持续下跌，这意味着养猪亏损期即将到来。果然，据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2021年6月21日，全国生猪价格跌到每公斤14元，仅及2020年7月肉价峰值的四分之一。这时大喊吃不消的变成了养猪户，肉贱饲料贵，许多养猪户和养猪公司赶紧把存栏的生猪屠宰上市，以减少亏损。据发改委分析，按目前的生猪和饲料价格推算，今后生猪养殖平均每头要亏损804元。 目前中国的生猪存栏量正在急剧减少，而明年开始猪肉短缺将成定局，然后肉价将开始又一轮暴涨。为什么中国的肉价象“过山车”，高时高得令消费者咋舌，低时又低得令养猪户“吐血”？ 二、猪粮比价决定生猪供应的周期性波动 生猪的饲养过程中会发生出栏量的周期型波动，养猪户饲养猪的多少，直接受饲养成本的影响。养猪户一般的料肉比是3.2比1，一头猪吃3.2斤饲料才长1斤肉。饲料贵而肉价低，他们会亏本，自然就减少饲养量；反过来，饲料便宜肉价高，他们就增加养猪的数量。另一方面，生猪出栏多，肉价会下跌；生猪出栏少，肉价就上升。所以，养猪户必须同时关心饲料价格和肉价，以此来判断自己应该增加饲养量来扩大收益，还是减少饲养量以防止亏损。 指挥养猪户增产或减产的市场信号是猪粮比价，也就是生猪出栏价格和饲料价格的比率。这个比率的变动原因比较复杂：饲料价格除了受国内饲料产量高低的影响，还受到进口饲料数量多少、价格高低的影响；而生猪价格既与饲养量和出栏密集度有关，也与进口猪肉的数量有关。如果大量养猪户同时增加养猪的数量，饲料需求大增，饲料价格就会上涨；反过来，如果大量养猪户同时减少饲养量，并且把存栏生猪清空上市，饲料价格和肉价就会同时下跌。 饲料种植和生猪养殖都受农业的自然周期约束，饲料不能今天种明天收，而猪也只能一天一天地慢慢长。饲料种植面积和生猪入栏数量的增加，虽然会根据价格变化而调整，但饲料供给量和生猪出栏量通常会推迟半年到一年才改变。这样就出现了价格变化在先、生猪供应变化滞后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会导致生猪存栏数量出现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被称为“生猪周期”。 “猪粮比价—生猪周期”是经济研究中的一个老题目，早在一百年前德国的A. Hanau以及波兰的S. Schmidt和S. Mandecki，就出版了分析生猪价格和生猪周期的书。但那是市场经济情况下的研究结果，对曾经30多年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并不适用。也因此，中共当局和中国消费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中国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讲一些马克思的理论，对理解现实经济的运行毫无益处。 三、中国：从物价稳定到肉价波动 中国民众的主要肉食消费是猪肉和家禽，所以肉食价格直接关系到民生，特别是升斗小民餐桌上的食物。可以想见，猪肉价格的波动幅度对物价涨跌具有重大影响，稳肉价就是稳物价。今年以来中国的猪价暴挫，虽然工业产品的价格暴涨，但消费者的食品价格因肉价下跌而涨幅有限，因此肉价暴跌短时期内冲销了通货膨胀。但今年下半年，可能肉价就要开始快速上升，于是肉价推动通货膨胀将成为明年当局最头痛的难题。 这样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国家不见得那么严重，因为肉价从来就是波动的。但在中国，生猪周期却成了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残余影响和政府盲目应对的不良后果。中共在计划经济下，曾经长时间冻结工资和物价，从1960年代到1977年，由政府集中管控的全国各机构、企业的工资没涨过1分钱；猪肉价格虽然多年不变，但通过凭票供应来限量购买，以至于很多低收入家庭凭票买肉时宁可只买肥肉，好炸点猪油改善菜蔬的口感，为缺肉的家人补一点油腥。这种严格管控也养成了民众对肉价长期稳定的印象，而当局则不得不承诺稳定物价。 在经济改革初期的80年代，农村改革逐渐瓦解了计划经济对农民的冷酷盘剥，农产品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下的自由交易，农民进城直接销售自己的农产品，于是市场价格左右了农业生产。但也因为市场价格的必然波动，肉价开始冲击城市居民的生活。1985年，中国出现了中共建政以来的首次“猪粮比价—生猪周期”，猪肉价格随生猪周期而上涨，到了1987年底上涨幅度越来越大。 当时，对经济问题有话语权的保守派“大佬”陈云，以及追随他的国家计委对“猪粮比价—生猪周期”一窍不通。他们认为，物价上涨就是经济过热，必须采取强硬的紧缩措施来稳定物价。而这种做法，恰恰迎合了民众对物价应当稳定不变的认知。当时我为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撰写《1987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时，专门分析了猪粮比价，用数据证明肉价波动系正常的经济现象，不应恐慌。对农业非常熟悉又理解市场经济规律的赵紫阳阅后，立即批给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刊登。随后，1988年初，新华社记者曾对我做过专访，在《人民日报》报道了我的这些分析。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次讨论生猪周期问题。 四、依赖美洲大豆，进口价格影响中国的生猪周期 进入本世纪以后，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出口景气使得经济繁荣，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对肉食的需求大大增加。2018年，全国的猪肉消费量达到5,540万吨，是1978年的7倍。如此迅速上升的猪肉需求自然会带来饲料紧张，但中共找到了一个办法来增加饲料供应。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后，开始大量进口饲料。进口饲料中最主要的是大豆，大豆先用于炼取食用油，豆油占大豆重量的二成，剩下的八成豆粕就用来制作成猪饲料。豆粕属于优质高蛋白饲料，养猪户的料肉比最低。 2003年至2004年粮食年度，中国的大豆进口量首次超过国内产量，达到2,074万吨；2007年至2008年粮食年度，大豆进口量增加到3,782万吨；而到了2017年至2018年粮食年度，大豆进口跳升到9,350万吨，10年间增加1.5倍。就这样，中国在短短20年里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全球大豆出口量的六成以上都被中国买走了，每年需要进口1亿吨上下。即便如此，从2007年到现在，中国的生猪养殖户仍然逃不过生猪周期。2008年、2013年及2017年出现过3次行业型亏损，如果不算2018年非洲猪瘟造成的意外，今年是第4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中国为什么不自己种植大豆，解决饲料短缺呢？大豆是一种低产农作物，它只能贴近地面生长，产量不高，因此种大豆收益也不高。如果中国停止饲料进口，改为国内大规模种植大豆，结果会怎样？我做过计算，中国如果要靠国内大豆种植来保饲料粮，需要占用至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耕地，那就会造成口粮严重不足。所以，在耕地总面积有限的前提下，要保口粮就没法大规模种植大豆，只能进口大豆作饲料。 进口大豆的数量太大，中国的肉价就受到国际上大豆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大豆的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占九成以上。中国要想相对稳定肉价，就既盼望这几个主要大豆出口国没有灾害，又希望大豆进口贸易顺利。这两个条件里有一个变化，大豆进口价格就会明显涨落，而饲料价格则上下颠簸，中国人的肉食价格就会跳动起来。 五、被中共挟持的猪肉 为什么去年中国的生猪价格暴涨，今年又如此暴跌，然后明年肯定暴涨？原因是，猪肉被中共挟持了。由于中共对美国打大豆战，其结果必然严重影响正常的猪粮比价。猪粮比价被中共变相操纵之后，当然会改变生猪周期的正常波动，造成生猪存栏量大起大落。这就相当于中共挟持了猪肉的供给，而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被胁持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国际媒体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国的消费者也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而只是一个劲地抱怨肉价过高。 过去这一年半当中，中国的生猪行业并没有瘟疫或其他意外因素发生，导致肉价暴跌的主要原因是猪粮比价急剧下跌，导致养猪亏损严重，因此养猪户纷纷把存栏生猪清空上市。短期内，过量的猪肉供应自然会令肉价暴跌。那为什么猪粮比价会突然下跌呢？ 正如前文所介绍的，2019年，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因输入了非洲猪瘟而减少六成。这种情况下，当局如果要用市场信号激励养猪户扩大养殖以恢复生猪存栏量，本应增加进口大豆使得饲料价格下降，从而提高猪粮比价。但事实是，2020年底，全国生猪存栏量只恢复到非洲猪瘟疫情前的九成。养猪户对扩大养殖不太积极，与猪粮比价偏低有关。而猪粮比价偏低，又是中共对美国打大豆战的结果。 中共长期大规模盗窃美国的技术机密和知识产权，并用贸易壁垒维持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特朗普总统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指责“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并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试图迫使中共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共拒绝承认盗窃技术机密等事实，而且于4月5日宣布，对美国的大豆等商品加征25%的关税；作为报复，同时改从巴西多进口大豆。 2019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大豆比2017年下降了44%，使得同年中国从各国进口的大豆总量减少了7%。大豆进口数量的减少，足以抬起2019年和2020年中国的饲料价格，进而压低猪粮比价。更重要的是，巴西大豆比美国大豆每吨贵40到60美元。由于中共2019年特意多从巴西进口大豆，导致中国进口大豆总量中，巴西大豆占65%。这样买大豆是弃低价就高价，于是进口饲料的价格就不可避免地步步上涨。 从2019年到2020年，虽然肉价暴涨但饲料价格也飞快上涨，猪粮比价被中南海人为地压低到养猪户必然亏本的程度。这就是2021年上半年，养猪户纷纷提前把存栏生猪清空的主要原因。中共为了对付美国而打乱正常生猪周期的后果，一共表现为三个方面：先是让民众掏钱买极为昂贵的猪肉；再让养猪户亏本得大吐血；2022年将再让民众花钱买昂贵猪肉。这就是几年来，中共为了实施其对美方针，而挟持猪肉的全景图。这幅图景，描画出了令中共头痛的“吃肉的烦恼”。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苹果日报》被逼关闭事件，不仅标志着曾经的“东方明珠”香港从此进入言论自由逐渐消失、中共专制全面展开的黑暗时期，也意味着中共对待香港、台湾的“一国两制”政策展示出其“图穷匕首现”的真实面目。“一国两制”政策从此不再具有欺骗性，此刻它已寿终正寝了。 一、图穷匕首现 6月24日，香港言论自由的最后桥头堡《苹果日报》被中共强行关闭，此举意味着，中共“一国两制”政策的丧钟已经敲响，中共在香港完全展示出它的专制真面目。 过去这些年来，大部分香港原来的自由媒体被中共逐步接办，变成了为中共帮腔的喉舌，中共也有计划、有步骤地遏止港人的集会游行自由和选举自由。当港人的基本政治自由被逐一压制乃至渐渐消失之时，唯一的新闻自由代表机构《苹果日报》便象征着香港最后的新闻自由之“烛光”。现在《苹果日报》消失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媒体认为，香港《苹果日报》被关闭事件代表着香港彻底失去了新闻自由。 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建立在剥夺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中共不允许其管辖范围内有任何一块它不能完全掌控的土地，所以，香港的言论自由始终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中共剿灭了香港《苹果日报》这个香港言论自由最后的桥头堡。 其实，香港从此丧失的不只是新闻自由，还丧失了言论自由；而港人没有了言论自由，也就不再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以思想自由和自由言论为基础；而自由的言论若通过自由的媒体发表，就表现为新闻自由。对港人来说，香港最后的自由媒体被剿灭之后，他们再也没法在本地传统媒体上看到言论自由的表达；于是，自由的言论就只剩下社交媒体可以表述，接下来中共迟早会象在内地那样，管控香港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那时香港的言论自由就彻底消失了，港人和内地人一样，只剩下影射和腹诽的可能。 二、扣押私产作为政治迫害手段 香港开埠以来实行的传统法治始终保障着港人的政治自由和财产安全。如今，中共用自己的专制法规实施的法制（rule by law，实质是以党治管制民众），取代了香港原有的法治（rule by traditional law）。这种状态下，不单是港人的政治自由被剥夺，连港人的私人财产支配权也被中共在香港刚实行的国家安全法剥夺了。 这次剿灭香港《苹果日报》的过程中，中共两次实行了剥夺私人财产的措施。先是冻结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的私人资产，想用这种办法逼香港《苹果日报》倒闭；后来发现这个办法不能马上让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因为《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里还有几千万资金，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而且民间不断有人注资支持香港《苹果日报》，中共便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干脆冻结了香港《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使报社无法开支，民间资助无法汇入。 这种做法表明，一个自由社会落入中共手中之后，这个地方的民众早晚会被迫向中共低头、磕头，谁让中共不满意，他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就随时受到威胁。这套手法就是中共当年占领大陆之后对市民的做法。我在给香港《苹果日报》写的评论中介绍过，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在全国掀起捐款助战的运动，要工商界和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上的文章披露，当时解放军的一个军需官到上海的大康药房数次强行索取5亿人民币（当时币值）的药品及医疗器械，所欠款项拒不支付。该药房老板王康年不堪勒索，不肯再赊账，遂遭当局逮捕，编织罪名将其枪毙。这是中共建政后的历史记录之一。 三、记者编辑因办报而入狱 中共这次对香港《苹果日报》下杀手，其中还有一个做法是抓捕记者编辑。6月17日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姿态；警察不仅随意翻查桌上的东西，而且将几十台电脑和硬盘全部取走，以便今后罗织罪名。警方声称，该报自2019年起刊出数十篇文章，违反国安法，所以搜查“犯罪现场”。这是标准的中共行径。香港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才实施，中共把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长期存在的新闻自由也列为办罪证据。显然，它毫无顾忌地把香港原有的法治视为如今专政香港之桎梏，开始在香港赤裸裸地为所欲为。 香港警方还奉命陆续逮捕了多位《苹果日报》主管。先是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香港《苹果日报》总编罗伟光被捕后遭起诉，而且法院拒绝保释；然后，6月23日警方到家里拘捕了55岁的该报主笔杨清奇（笔名李平），6月27日深夜又在机场抓捕了《苹果日报》前主笔、英文版执行总编辑、57岁的冯伟光（笔名卢峰），中共给这两位罪名安上的罪名都是“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很显然，中共关押审判该报的主管和主笔，不单是为了寻找罪名给该报定罪，以便抄没该报相关的私人资产，还企图寻找与该报评论组有联系的境外或内地评论员，其在境外者，用来构陷所谓的“勾结敌对势力”，其在内地者，则到内地城市抓人。中共将不顺从的人一律视为“敌人”和“敌对势力”，采用“对敌从严”的打击手段，既要斩草除根，也要恐吓香港社会。这套手法是道地的政治迫害，被捕人员面临的是中共罗织的政治惩罚案件。 中共拘捕香港《苹果日报》人员之前，香港行政当局早已准备好的起诉书里使用了“敌对”字样。这是中共在大陆建政后一向使用的政治罪名，其前身是“反革命罪”，其含义是，凡对中共说不的声音均属于“政治反对罪”。现在，“政治反对罪”在香港已经和在大陆一样通行无阻了，中共“一国两制”政策自然就名存实亡。 四、香港《苹果日报》埋葬了“一国两制” 香港《苹果日报》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在一个充满国际野心、完全无视国际诚信、藐视国际法规的共产党政权面前，所谓的“一国两制”承诺是一个迟早会被中共自己戳穿的谎言。 在国际社会里，中国从来只在国际法规和国际约定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加以利用，却从未打算遵守它们。比如，它从不把国际人权公约放在眼里，也同样藐视国际法庭。中共在南中国海强占公海建造一系列人造岛，用作军事基地，海牙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共的做法非法，中共置之不理。香港收回之前的中英联合声明里所说的“50年不变”，包括言论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中共诡辩说，那是历史文件，不算数了。 从中港关系来看，中共那“一国两制”的说法绝非香港前途的保障，而更像是中共给香港套上的“紧箍咒”。就此而言，香港民众很像“孙悟空”，而中共就象“唐僧”，“一国两制”则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箍”；“唐僧”高兴的时候不念“紧箍咒”，稍不高兴就念，“孙悟空”便疼痛难活。“唐僧”和“孙悟空”之间并无什么“协议”或“文件”，也没有“菩萨”真能随时监督“唐僧”。唐僧念了“紧箍咒”，“孙悟空”便无处讲理了。 香港现状恶化的教训，其实就是“一国两制”真相的展现。中共对台湾也讲过“一国两制”，这种承诺同样毫无可信之处。国际社会里以及台湾总有一些人指望中共“弃暗投明”，走向民主化。其实，不管中共在经济层面如何做，它死保政权、绝不放松政治高压的统治手段不会改变。所以，中国不但不会发生中欧国家那样的“天鹅绒革命”，也不会因为经济自由化而放松政治高压。香港“一国两制”的死亡过程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中国经济成功，中共不会松手；经济不成功，中共更不会松手。 1997年的时侯，大多数香港民众没想到，恶法治港会来得那么快。今日之香港，已经沦落成1950年的上海。当年中共占领上海，入城时对商界市民的笑脸、“一切照常”的承诺，转眼间就变成了专制的嘴脸；中共先是全面接管治安、司法系统，然后控制所有媒体，接下来打击商人，最后推动共产，上海这个曾经的东方巴黎顿时失色。香港就是取上海而代之，迅速崛起的。当下香港政治制度的“不变”已经终结，北京开始全面接管，中共当年在上海、广州操作过的那一套，一步一步地搬到了香港。“一国两制”死于香港，也再难到台湾去行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西方国家常常错估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前景，迄今为止，至少有过两次，一次是高估苏联经济；另一次就是高估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现在中国经济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不了解中国经济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国经济往日短暂繁荣的回忆和想象中，他们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苏联经济观察家同行们的覆辙。 一、美国的苏联经济研究教训惨痛 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共产党政权以来，西方国家总有人会被共产党政权的表面成就所迷惑。其中有些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或爱好者，他们只希望共产党政权强大，但不愿意关注共产党政权隐藏起来的种种困境。那么，美国有中情局，还有大批苏联经济问题专家，他们也错估了苏联的经济前景吗？答案是，确实如此。 苏联二战以后凭借美国提供的大量设备和技术，再加上从德国掠夺来的人才和技术，开始了经济复兴。其速度之快，市容面貌变化之大，高楼大厦接连建成，还首先发射了宇宙飞船，这一切令不懂极权主义政权特性的人目瞪口呆。当时苏共头目也宣称，将很快超过美国。但这些成就并不是市场经济之下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集权政府调集全国财力物力一举投入的产物。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随意支配民间资源；而在苏联和中国，政府可以把所有资源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想达成什么目标，根本不用考虑经济效益，只要把资源集中投进去，就能出现外观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这些表面的“成就”掩盖了共产党国家内在的经济困境。 据美国的资深苏联经济问题学者米拉（James Millar）1995年在《走出苏联研究（Beyond Soviet Studies》这本会议文集中撰文分析，美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六代苏联经济专家，总计260多人。苏联解体后，所有这些人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崩垮，因为他们虽然对苏联经济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但谁也没预见到苏联经济的衰败乃至苏联解体。学者们如此，中情局也好不到哪里去。米拉1991年11月曾经为美国国会写过一份报告，评估中情局1970年到1990年关于苏联经济表现的分析。他在报告中写道，中情局的相关分析一般都和美国的苏联经济问题学者的观点相似；该情报机构1980年代前半期仍然认为，苏联崩溃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说，中情局那个判断上报之后仅仅几年，苏联就解体了。 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比那些苏联经济问题学者高明吗？看来未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关注局部现象和细枝末节，却不具备宏观层面的综合判断和深刻洞察力。当然，由于职业上的既得利益，不愿看衰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前景，也是西方的共产党国家经济问题专家不会明言的一个因素。 二、改革开放能送中共“步步登高”？ 苏联的经济改革不成功，而中国抛弃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和全盘公有制，实行了经济市场化，再加上有机会通过对外开放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这都是苏联所不具备的体制条件。但是，如果以为有了这些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从此永远“高歌猛进”，冲向“世界第一”，那就太幼稚了。 从本世纪初到2017年，中国经济的繁荣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续的高增长让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经济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疫情之后，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把本国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长期繁荣产生的拉动效应上。事实上，中国的媒体从2008年开始，每年年初都谈“最困难的一年”，持续多年后因局面仍无法根本改观而闭嘴不谈了。这种用语并非危言耸听，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部分真实状况，但国际社会忽视了其中的奥秘。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宣布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低于8%，并且称这样的经济成长放缓为“新常态”。 中国经济成长率的下降，是景气循环的正常现象，还是经济长期趋势的转折点？对此，国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我分析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之后发现，这场经济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源起，才可能理解为何今日中国经济繁荣不再是“常态”，而经济困难反而成了“新常态”。中国过去20年里“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的形成与消失，是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困境的钥匙。 三、“出口景气”寿命十年2 1997年，中共因国企全面困境并拖累银行系统陷入金融危机，不得不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和依赖，开始了国企“改制”，其实质就是中小型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重组上市（即部分私有化）。国企私有化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而经济市场化又为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中国终于在2001年加入了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出口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可以说，中国加入WTO之后那十年的经济繁荣，是“出口景气”之赐。 中国从1978年便开始经济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全面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为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在出口景气时期，外国公司几乎对中国所有的产业都作了试探，从各种消费品到汽车，从能源产业到机械设备制造，从房地产业到金融业，几乎未剩下任何“尚未开垦”的投资“处女地”。 中国在那“出口景气”的辉煌岁月里，2003年到2007年，出口连续每年以高于25%的速度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与西方经济大国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却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 ，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生产、把市场全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无法长期依赖出口高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 四、“出口景气”迅速终结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景气”只持续了几年就开始受到三重打击：其一，随着出口景气达到顶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工资、社会福利开支、税收、地价、能源价格等不断上涨，使得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外资企业的利润逐渐被侵蚀，部分外企不得不迁走。其二，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相继受到冲击，各国的购买力明显萎缩，让中国的“出口景气”大受冲击。其三，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加快技术进步，自动化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增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引进外资、加工出口，中国产品的国外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曾经因大量廉价生产服装、鞋类、玩具、电子消费品等，让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受惠；但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档次低，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这三重压力都不是对中国“出口景气”的暂时性冲击，也不是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存在并迫使中国的“出口景气”收缩的重要因素。 2006年，外企开始从中国撤资，先是位于广东的港、台制造鞋类、服装、玩具的企业关厂；然后许多生产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及小家电的外资企业也撤离；接着，外资撤资浪潮进一步蔓延到长江三角洲这个电子、高科技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到2015年，一些制造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的大型外资企业也相继关厂。港、台、韩、日等撤离中国的企业纷纷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中国的“出口景气”从2012年开始逐步衰退，到了2016年，出口下降7.7%。中国经济从此彻底告别“出口景气”。 五、“土木工程景气”再延十年繁荣 “出口景气”衰退时，中共采取强力经济刺激措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各级地方政府把市区的旧建筑拆除，翻建成高档办公楼、商业区或豪华住宅；同时通过道路、机场、公共设施等市政建设，大量建设市郊的住宅小区。土木工程相关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2014年，仅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即达21%。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便可能产生房地产泡沫。日本平成经济泡沫时期，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只不过9%；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这一比例是6%。而中国房地产工程的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日本平成泡沫时期的1倍，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房地产投资规模的3倍多。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土木工程景气”高潮时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2008年相当于世界粗钢产量的49%，到2014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69%。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到今年6月，按居住面积计算，深圳、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与居民年平均收入的比例达到惊人的58倍、56倍和46倍，居全球之冠。工薪阶层要70岁退休且不吃不喝、不养老人和孩子，如此用此生全部收入方能买得起房。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也就走到头了。 中国在短期内发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大、中型城市完成了城市现代化，城市景观大为改善；京沪等特大城市的富丽堂皇远超过纽约、大阪、芝加哥、洛杉矶等世界著名老城市。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切似乎都象征着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繁荣，但这种表面繁荣其实是城市政府大量借债、过度投资的结果。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不会发生。中国的城市现代化首先是被市长们的升官动机所驱动，服从于他们攀比、炫耀政绩的动机，是各城市政府之间城市建设“锦标赛”的结果。其次，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过无限借债来维持城市建设，而不考虑债务偿还。实际上，中国在短短十年里把今后几十年内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城市建设项目都完成了。 六、中国经济真相透视 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也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 首先，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税收。今年6月4日中共财政部下令，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将改为税收，由中央财政掌握；今年7月1日起，先在沪、浙、冀、内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如此办理。这个中央财政因缺钱而采取的措施，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会引起证券市场的震荡。 其次，中央财政的上述政策还将动摇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已有巨额资金投入土木工程，或成为买房者的购房贷款，银行非常害怕房地产泡沫破灭，否则银行的坏账会急剧上升，殃及银行的安危。 再次，高房价已经把工薪阶层挤压得节衣缩食付房贷，而年轻一代仅凭节衣缩食也很难买房成家；同时，很多行业因为不景气而大量裁员，留下来的员工也减薪，所以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老年人的消费有限，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十几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再也无法拉动经济。 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日复一日地加剧，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今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再也无法与那两个景气年代同日而语，通货膨胀高企和实体经济每况愈下，将成为“新常态”的新特征。现在大陆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不了解这些中国经济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国经济往日短暂繁荣的回忆和想象中，他们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苏联经济观察家同行们的覆辙。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4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1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按可比价格计算，经济增长18.3%；4月27日该机构又公布说，1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4倍。中共官媒不断宣传说，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克服疫情的困扰，在全球领先繁荣，一马当先。从上述经济新闻来看，似乎如此，但很少有人懂得中共统计数据的“猫腻”和奥秘，而真相就藏在这“猫腻”和奥秘背后。笔者为读者们提供几个中国统计局计算经济增长数据的“猫腻”。 一、从“克强指数”一度走红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 中共当局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通常都领先全球。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当中，凡是中共影响力比较深的地方，对这样的经济增长数据都不加质疑地接受，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一些偏好于夸奖中共成就的各国学者往往也如此。但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免有一些怀疑，中国经济真的那样出色吗？当然了，怀疑不能替代结论，所以，他们往往倾向于不太相信中共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但是却无法得出自认为可靠的数据。 李克强在辽宁任职时曾经试图用几个较少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经济指标，即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数量，来判断辽宁经济的真实走势。当时这几个指标被媒体称为“克强指数”，一度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的经济新闻报导中颇受关注。“克强指数”受到关注，本身就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并不可靠，北京高层和地方当局心知肚明；而“克强指数”能一度走红、并未遭到高层批判，也证明高层明白此“指数”自有其道理，并非“污蔑大好形势”。 “克强指数”不用GDP的增长数据来判断经济情况，自然是因为GDP的统计过程产生了浮夸。但是，“克强指数”所用的指标也未必就真可靠。1987年我在国家计委参加过一次经济形式分析会，就挖出了水利电力部的数据造假。当时我在会上提出，水利电力部为了夸大火电设备超负荷出力的程度，以争取更多电厂投资，统计火电设备发电利用时数时造假，因为该部公布的1986年4季度火电设备利用时数是按12月有32天计算的。当时社科院的吴敬琏也在会场，他倍感惊讶。事后国家统计局工交统计司承认，水利电力部报送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工交统计司照单全收，未发现这个问题。 李克强进中南海了，“克强指数”却无影无踪了；他并没把这套思路带到北京，要求国家统计局仿效。显然，李克强进中南海之后，只能按“规矩”唱“中央”的“乘胜前进歌”，而“克强指数”显然不符合这首“歌”的“曲谱和旋律”，实属“杂音”。 其实，西方的不少大投资银行为了经营上做判断，常常会研究出一套自己的估算办法，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状况。比如，日本的野村证券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就研究了自己的中国经济数据分析方法，建立了独家数据库。笔者1987年在北京与该公司的研究人员交流过，那时我就发现，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把握，往往从中国学者不注意的细节入手，有一套独特的路数。不过它们不会公开这些方法，而它们的估算方法也未必十分可靠。 二、中国的刚性经济“增长” 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有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数据总是展现出一种刚性“增长”，无论经济情况好坏，基本上永远是“增长”的。其原因在于，那不是经济现实的准确反映，而是政治需要。 首先，经济增长数据是中共的宣传手段，所以它的功能不是如实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真实面貌，而是务必体现高层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就是说，既然经济增长（不管是否给出具体百分比）是反映中共统治成效的政治性计量指标，就需要统计局用经济增长率为这个政治指标背书。因此，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之政治意涵，远远重于其反映经济现实的原本功能。 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现实状况背离了高层确定的经济增长方向和范围，统计局就必须设法在统计技术上玩出“花样”，加以补救，直到产生出符合高层政治宣传需要的经济增长数据。中共统计数据中的“猫腻”和奥秘便应运而生。 再次，由于总有一些懂这种“猫腻”和奥秘的专家，经常从其它相关数据中挖掘经济活动的真实面貌，为了防止他们“得逞”，在中国，宏观层级的经济统计数据并不完全公开，很多有助于推算真实经济状况的数据被列为国家机密。如此，统计数据中的“猫腻”和奥秘才能被掩藏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统计部门并不是一个单纯处理调查数据的业务部门；它也是一个配合经济宣传的“喉舌”部门，它产生的统计数据必须为当局的政治需要服务。而宣传当局的统治成效，需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若找不到客观因素可以解释经济下降，一种政治上“不适当”的经济增长率，高层是不会接受的，包括发明“克强指数”的李克强在内，中南海里办公的“头头”们谁也不会中止统计局“玩”的这些“猫腻”。于是中国经济就通常“增长”得很快了。 当然，还有一些经济指标不管现实如何恶化都基本上静止不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失业率。像这种高度体现中共经济管理成败的政治指标，统计局不敢如实统计，只能把它当作“常数”公布。 总之，统计局的目标是，让公布的统计数据符合高层提出的经济政策目标；高层提出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提出一个对内对外宣传经济成就的口号，统计局就必须算出一个符合“上面”意图的数据。像经济增长率这样的政治指标，“上面”要求是多少，统计局肯定会给出符合要求的数据，对统计局长而言，那是政治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你完全相信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数据时，就等于你完全相信中共的文件口号。 三、识破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统计奥秘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统计局设计的数字游戏，看不懂其中的把戏，就无法了解中国经济的真相。所谓的中共统计数据的“猫腻”和奥秘，“猫腻”指的是统计局在技术手法上玩的“花样”，而奥秘指的是这种“花样”产出的统计结果。在工业统计方面，“猫腻”至少包括三种“法宝”：一，“计大不计小”；二，“计兴不计衰”；三，“计虚不计实”。 “计大不计小”是只公布大企业的业绩，不公布小企业的盈亏。经济景气的变化首先反映在中小企业身上，大企业不容易倒闭；何况大企业包括所有的垄断性企业，它们还得到银行的全力支持，经济不景气时所受冲击自然小于竞争激烈的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统计局设定了一个统计“口径”，即本文开头引用的经济新闻中提到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这个概念排除了所有中小企业，所谓的“规模以上”，其范围是不断升级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开介绍，1998-2006年指全部国有和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2007-2010年统计范围调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2011年开始，统计范围变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之所以要不断“升级”，就是为了“计大不计小”，以免中小企业的衰落倒闭影响经济“增长”率。 “计兴不计衰”是统计数据只包括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但排除经营不良的企业。与“规模以上”这个统计“口径”配套的，是统计局设立的一个“企业名录库”；统计经济“增长”时，只有纳入“企业名录库”的数据才用来计算经济“增长”。为此，统计局把企业分成两类，其行话称为“规上企业”和“规下企业”，“规”者，上面提到的“规模”也。一个企业如果去年的业绩上升，达到了上述的“规模”要求，便作为“规上企业”列入统计；如果今年其业绩跌破上述的“规模”要求，明显呈经营衰败之势，甚或陷入破产，那么今年统计经济增长时就把它“定性”为“规下企业”，从“企业名录库”中除名，连带它去年的业绩记录也清除掉。这样，在统计局的操作下，在经济现实中企业的衰败、破产和关闭永远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统计，自然，中共的经济增长率也永远是“正面”的。 “计虚不计实”是把物价上涨造成的工业增加值和利润虚增统计成经济“增长”。企业的收入永远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统计局宣称，它计算经济“增长”时排除了物价因素，只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率；技术上就是用现价产值除以物价指数（产出品价格指数）。如果要检验统计局是否故意低估物价指数，使得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企业产值虚增，只要对比统计局计算“增长”时所用的物价指数就一目了然。但统计局却从来不公布这个计算参数；不仅如此，统计局还特地规定，“自2008年开始不再对外发布年度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增加值数据”。这样，统计局通过把“工业增加值”和计算时的物价指数这两个关键数据列为“国家机密”，就堵住了专家们一窥“计虚不计实”奥秘的大门，使得“计虚不计实”的手法永远“不见天日”。 四、中共经济增长率的统计游戏 上述这三种方法在中国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国家统计局在它的网站上解释“统计知识”时已明确说明，本文所引用者，盖出于此。统计局欺绝大部分读者看不懂其中的“猫腻”，所以它并非暗中“作鬼”，而是明里“戏弄”读者，谅你们也拿我夸大了的经济“增长率”无可奈何。这类把戏，统计局内部使用的术语是“统计口径或统计范围”，只要玩弄“统计口径”，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经济增长数据“报好不报坏”。 下面我引证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新闻，标题是“2021年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1%”。在新闻最后有一段附注，其中关于“统计范围”的说明写道：这个增长率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其次，“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一）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影响。” 绝大多数读者看到的是“工业增加值增长14.1%”这几个词，却极少有人细读上引附注的文字；即便读了，也未必理解其中之意。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用这种半透明的办法，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它的经济增长数据因为“计大不计小”和“计兴不计衰”这类数字游戏，本来就不可与上年度比，因此也是不可信的。 究竟要怎样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这是个高深的经济和统计研究课题。我以前在大学里学的就是统计，工作后又长期研究中国的统计数据，所以积累了一些体会：一是要尽量参考非官方统计数据；二是要随时了解中国官方统计的“统计口径”变化并分析这种变化给数据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三是要寻找官方统计机构宣传经济成就时不太使用的统计指标来观察中国经济。 面对统计数据成为宣传手段的共产党国家，相信其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其实不只是天真而已。 （全文转自大纪元）
拜登上任后，中美外交的第一回合，中共未能得逞。中共曾强硬要求美国全面恢复美中冷战之前的那种双边关系，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但拜登行政当局并未回应，北京当局只能默认美中关系今非昔比的现实格局。 一、中共频频对美喊话 最近，关于中美关系的各种消息接连不断。拜登上任后，川普与中共的紧张关系会有所缓和吗？这是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而中共更是焦虑。它急于在经济和外交上改善中美关系，为此频频对美国喊话。 早在去年12月中共就开展了一系列外交和外宣活动，它之所以如此着急，有其内政考量。由于中共多年在经济上依赖的房地产业供过于求，每况愈下，再也无法支撑其经济，因此另谋出路之需甚急。中共包装在外交辞令下的企图有三个具体目标：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对华关税，让中共恢复大规模对美出口；二是美国取消金融管制，以便中企恢复在美圈钱的运作；三是美国取消技术管制和人员管控，使中共重获盗取知识产权的“自由”。 拜登进白宫之前，中共从去年12月开始就让驻美大使崔天凯安排外交方面的“第3号人物”杨洁篪赴美进行高级会谈，甚至想争取让习近平与拜登举行峰会。但美方反应冷淡，只好放弃。随即中共开始了一系列高官喊话，同时让外宣《多维新闻》刊登文章，给拜登施加压力。1月26日该网站以《习近平留给拜登的时间不多了》为题，发文催促拜登早作决定。此文表示，中共凭什么等拜登，中共没有等拜登的理由；拜登及其团队不可能不明白，中共在G2的现实之上已经巩固了对美国的相对优势。中共那种迫不及待和虎视眈眈的态度跃然而现。 1月26日，中共前副总理曾培炎借“香港中美论坛”表示，中美应开展新一轮经贸谈判，尽快取消贸易战以来的高关税。1月28日，中共副外长乐玉成公开喊话，呼吁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实现“拨乱反正”。1月29日，王岐山以视频方式对出席第12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喊话，为今后的中美关系定调划道。2月2日，杨洁篪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视频对话，他的讲话明确地展示出驾驭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意图。 杨洁篪在讲话中说，“川普政府实行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美国要从4个方面作出努力：一，川普当局对华犯了历史性、方向性、战略性错误，必须“拨乱反正”；二，要恢复正常交往，取消那些对留学生、中共媒体、中共企业的错误政策；三，切实履行中美联合公报的承诺，严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四，开展互利合作。中共表示，这4个要求只是美国应当做到的第一步。 中共的喊话非常高调，软中带硬，实际上是想为拜登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划下红线。他讲的那4点要求中，前3点是不容商量的口气；而第4点“开展互利合作”，虽然“合作”一词反复讲了24次，却空洞无物，纯属虚设。杨洁篪在讲话中甚至教训美国，别老在中共面前提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词。与此相关的是，在中美军事对抗方面，杨洁篪一字不提，因为中共正在用不断的军事威胁来要挟拜登当局。 二、拜登的对华政策方向初定 拜登2月4日发表了对外政策讲话，他在讲话中将中共定位成“最严峻的竞争者”，这比川普从与中共全面对抗的角度来定位中美关系，似乎退了一步。拜登没有制定出明确具体的应对中共的策略，只是表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他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将直接应对我们最严峻的竞争者中国对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我们将直面中国的经济恶行，反制其咄咄逼人、胁迫性的行为，顶回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但是我们做好了准备，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北京共事。 他讲的中共的“经济恶行”，应该是指中共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以及用欺诈手段从美国投资者手中圈钱；他讲的“反制其咄咄逼人、胁迫性的行为”，应该是指中共的扩军备战和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他讲的“顶回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应该是指中共对香港等地的镇压、技术间谍活动和对国际法规的公然侵犯。 拜登上台后，在限制对中共军工企业投资方面暂作缓议，同时搁置了川普决定强制抖音出售给美国公司的决定，还撤销了川普关于中共的孔子学院背景关系透明化的政令，在川普的其他对华政策方面，依然照旧。 拜登发表上述讲话的次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5日与杨洁篪通了电话。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则短消息，说明布林肯在通话中介绍了美方的立场。 布林肯2月8日接受CNN采访时则明确表示，川普的强硬对华政策是正确的，拜登只会在做法上有所不同。在谈话中，布林肯就美中关系的基本原则谈到了两点：其一，“我们必须从实力上与中国（中共）交锋。不管是对抗性关系，竞争性关系，还是合作性关系，都是为我们共同利益而存在，我们必须用实力来应对。”其二，要“确保我们在军事上的姿态，以阻止侵略，这意味着投资于我们自己的人民，使他们能够有效地竞争”。 布林肯的这次谈话不是外交语言，因而比较具体。他强调了两国之间军事上的态势和中共的威胁，并且把维持美国的实力和保卫美国的经济挂起钩来，而且认为，中美之间会继续交锋。作为国务卿，布林肯不会谈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但他显然了解相关情势。 2月10日，拜登和习近平通了电话。从两国官方公布的通话内容看，除了客套话，双方基本上仍然是各说各话。 三、太平洋上不太平 拜登行政当局之所以坚持要与中共继续交锋，其关键考量之一是：太平洋上不太平。 最近，中共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步调逐步加快。中共原来计划建造10艘航空母舰，形成大规模航母舰队，以争夺太平洋的制海权。但受限于造舰工程和舰上装备以及舰载机的技术水平，中共已经意识到，其航母舰队无法在近期内对美国形成军事压力。去年以来，中共已悄悄地改变了其海军战略，从依靠航母编队为主，变成了依靠核潜艇舰队为主；更重要的是，中共同时也悄悄地改变了核战争战略，把美苏冷战时期的被动型核反击变成了主动型核攻击。 在美苏冷战时代，核潜艇扮演的是“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角色，而中共现在对战略核潜艇舰队的高度重视和运用，超越了“二次核打击”的需要；中共海军现在所追求的是，战略核潜艇要深入中太平洋，靠近美国西海岸，对美国形成主动型抵近核攻击的威慑能力。为此，中共的战略核潜艇千方百计要突破第一岛链，这样才能进入中太平洋的深海区，既安全隐藏，又可随时对美国发起突然的核袭击。于是中美冷战的重点，从水上变成了水下。 中共核潜艇舰队的主要基地在海南岛三亚的榆林港，其核潜艇从强占的南海国际水域的所谓“深海堡垒”出发，欲进入中太平洋只有3条水下航道，而这3条水下航道就是目前美国海军重点防范的海域。其中，从三亚往东北方向，是离美国最近的巴士海峡，因此台湾的西南海域就成了双方水下对峙的重点海区之一。从去年10月到现在，共军的核潜艇在台湾西南海域持续活动，美军潜艇也不断实施水下跟监。今年1月2日到9日，然后从11日开始连续每天直到20日，接下来又从22日起直到1月底，共军密集出动反潜飞机，反复侦测在福建、广东交接处外海的美军潜艇。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1月23日由东向西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水域，既让中共的南海核潜艇“深海堡垒”破功，也为了支援在台湾西南海域水下与中共核潜艇较量的美军潜艇。 中共不仅一再试图用战略核潜艇突破巴士海峡，还在印尼的爪哇海用水下无人航行器搜集潜艇航道的水文资料，以便开通经爪哇海和澳大利亚北部海岸进入中太平洋的“深海堡垒”南航道。中共也已在靠近澳大利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达鲁岛筹建潜艇基地，为此对澳大利亚实行了半年之久的经济制裁，欲逼澳洲放弃国防计划。 四、面对手握利刃的“熊猫” 中共以前被想象成一只讨人喜欢的熊猫，而去年以来中共针对美国的一系列军事威胁（参见我去年在本网站刊登的文章《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表明，这只“熊猫”不仅张牙舞爪，而且手握利刃，步步紧逼，它更像是一只披着熊猫外皮的老虎。 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早在2012年便在《金融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探讨中美之间潜在冲突的文章，后来又在他的书《注定一战》中指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进程中”。他借用古代雅典将领修昔底德的话，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其含义是，当大国受到新兴强国的威胁时，两个国家之间很可能落入爆发战争的可能。过去几年来中美军事关系的演变证明，历史仿佛正在按照艾利森的假想，一步一步地被中共推向修昔底德陷阱。正因为中美进入了冷战状态，“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现在已十分流行。 中共之所以不断在军事和外交上对美国施压，是因为它很清楚地知道，它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和出于军事目的对国际水域的霸权，与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海洋法背道而驰，若仅通过双方充分合作式的外交谈判，它不可能达成目标。中美外交今后不会是解决两国对立的唯一手段，美国在军事上的防备已经开始，并将逐步展开。 美国军方最近连续公布了一系列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的报告和计划，说明中美军事上的对抗态势已逐渐走向冷战高峰。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2月9日，白宫的一位发言人向日本的《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战略忍耐”政策不适用于对中国。所谓的“战略忍耐”政策是指，奥巴马政府以“战略忍耐”为由，忽视了北朝鲜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进程。日本国内如今则担心，美国是否会对中共恢复“战略忍耐”政策。而2月9日白宫发言人表示，“过去，战略耐心一词用来描述一种特殊的政策方法”，“我们无意采用战略忍耐的（政策）框架为印度太平洋和中国制定一项全面战略。” 那么，美国今后将如何应对中美冷战呢？美国国防部2月10日发布消息，拜登在那一天访问五角大楼时宣布，成立一个制定美国国防战略方面的对中国战略研究组，由来自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各军种以及军事情报部门的15人组成，以便评估美国国防部对中国的军事政策和相关军事项目，应对中共的挑战。该工作组由国防部长特别助理Ely Ratner领导，4个月以后为军方高层提供政策建议。笔者以为，设立这个美国国防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战略研究组，应该是国防部文职人员和军方共同商议后建议的。 美国国防部的这则消息指出，美国国防部的部长、副部长认为，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方面的“渐进威胁”；中国正试图推翻现存的按国际规则形成的印太地区秩序架构，并使用所有手段，企图让这一地区的各国臣服。美国国防部的中国战略研究组承担的是一个“突击任务”，要检视军事战略、军队运用方式、技术应用和军力配置、部队管理及情报方面的最高优先目标；也评估美国的盟国和伙伴，以及它们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关系之影响；这个研究组也要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保持沟通。 中美冷战是去年由中共点燃的，川普当局在任期的最后一年里决心强硬回击。今后，中美冷战依然是美中关系的基本面。处于冷战中的美国自然不能实行强敌弱己的战略。因此，美中经济关系今后很难摆脱中美冷战的既定格局，也无法回归中共期待的方向。面对挑起中美冷战的共军，美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每年年底会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下一年的经济工作，这种例行公事往往是官样文章，没有新闻含量。今年则不然，官媒的相关报道中诸多线索一一曝光，从中可以发现不少事关中共经济命运的变化。《淮南子·说山训》里有句话，一叶知秋，后来成了成语，意思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知道秋天的到来，比喻通过个别的细微迹象可以看到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向与结果。现在从中国互联网巨头纷纷“码农卖白菜”，亦可一叶知秋，看出中共面临的经济困境。 一、财政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已告失败 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是“三驾马车”，靠消费、投资、出口这三匹“马”来拉。今年第一、第二季度因为疫情猖獗，所有经济活动都处于半停顿状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是，一季度GDP下降6.8%，二季度下降3.2%，这种局面在预料之中，这两个数据只会少报，不会多报；三季度经济活动开始复苏，国家统计局公布，三季度经济增长4.9%，这个数据只会多报，不会少报。今年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7个百分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0.6个百分点。如果只看消费和出口，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只有2.3%，但当局采用了经济刺激方案，通过政府投资来强行拉动经济，造成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了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一半多是靠政府投资制造出来的。 当局用政府投资强行拉动经济，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扩大中央财政赤字1万亿；二，发行1万亿元特别抗疫国债；三，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专项债发行数量额外增加了1.6万亿元至3.8万亿元。三项合计，2020年用来强行拉动经济的财政投资达到3.6万亿至5.8万亿元，占GDP大约3-5%。然而，用占GDP大约3-5%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过是2个百分点而已，明显是得不偿失。明年当局已经不愿再这样做了，因为会造成更大的财政困难和潜在的金融危机。 政府花了3.6万亿至5.8万亿元投资，通过各种渠道分散到各行各业中，最后都用在哪些方面呢？投资主要是三大方向，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2020年1月到9月制造业投资下降6.5%，基础设施投资只增加0.2%，而房地产投资却增加3.8%。这首先说明，由于民众收入减少、失业大增，因此消费疲软，哪怕政府大力鼓励制造业投资，这3.6万亿至5.8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基本上没能用在制造业投资上；其次，尽管地方政府大量发行基础设施方面的专项债券，但这些钱多半用于还旧债，并没启动多少新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再次，中央和地方政府刺激经济的巨额投资放出去后，最后绝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公司，改善了房地产公司因为住宅卖不动而非常紧张的资金链，也让它们增加了一些房地产投资。 中南海意识到财政投资拉动经济政策的失败，所以在2021年将收紧财政开支，也不再允许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从今年的经济动向看，明年的经济可能比今年还糟：消费疲软会加剧，这将进一步导致制造业萎缩；虽然今年年底前出口一度走热，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买家担心中国疫情复发而采取了提前补货的紧急措施，明年的出口依然困难；而投资又失去了方向，今后不能投资房地产了，也就不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投资，而制造业在相对萎缩的情况下无意增加产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匹“马”都趴下了。 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目光“远大” 12月18日中共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这是当局布置下一年经济工作方针的例行会议。会前在北京的《多维新闻》在12月7日的文章《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四大看点值得关注》中承认，疫情抑制了消费倾向和消费预期，消费恢复明显滞后。因此该文预测，这次会议可能会关注如何促进消费。但这个预测似乎错了，实际上中南海的目光好像颇为“远大”，它当前更关注科技攻坚和产业升级。 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般都将财政、货币政策作为首要内容，而此次会议列举2021年的重点任务时首先强调的是科技和产业自主。为此中共领导人在会议上提出，要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盯住战略性需求导向，把高端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喷气式发动机、关键原材料、新能源等领域作为重点创新方向。 中国经济真的高枕无忧，到了一门心思追求“高大上”的经济发展目标的时刻了？其实，中共高层之所以如此考虑，与中美关系的未来格局有关。据《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服下两颗“定心丸”》介绍，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重点放到战略产业的突破上，其实是为了解决中国在发展和安全上的重大难题，而这个难题的根源在于“美国遏制”。 三、走出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提到，尽管中共内部有观点认为，若拜登就任总统，美国的对华遏制和科技封锁将有所缓和，但中南海的战略研判没那么乐观，其考量是，美国的对华遏制具战略性、整体性，不会随总统更替而变化。为了避免被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重要科研院所及高校作为“国家队”的角色，实行科研力量配置和资源共享。这个思路与上世纪毛时代军工科研和军工产业的“攻关”模式基本相同。 当然，中共经过几十年处心积虑地从美国盗取科技知识和军工机密，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科研基础，其实力与毛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套举国体制自身的无效率和浪费，已经反复被前苏联和中共建政后的现实所证明；倘若举国体制真能带来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中共也就不会对美国的科技封锁那么担忧了。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把中共盗取科技知识和军工机密的“门窗”稍微“关小了”一些，中共就立刻面临“发展和安全上的重大难题”。 中共的“国家队”都是张着双手向“国家”无止境地索要资金和外汇的单位，只要给它们下达国家任务，它们的“伸手派”“张嘴派”嘴脸就马上暴露无疑。而中共其实并没有金山银山供它们挥霍，于是，当局也把眼光投射到那些多金的民营企业身上，希望它们能配合政府，慷慨解囊，为发展政府想要的重点产业投资送钱。 事实上，中共对自主技术开发的前景并不乐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部署颇有“卧薪尝胆”的意味。 四、“断链”的“世界工厂”没有明天？ 自从中共爱上了“世界工厂”这顶桂冠，其媒体经常强调，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系统的产业链，地球离不开它。然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却道出了当局目下之尴尬。据《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介绍，中国政府认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中国必须具有更加坚实和可靠的产业供应能力和对关键核心产业的掌控。 那么，这个多年来“配套完整”的产业链系统如何在一年间就失去了“安全稳定”呢？其原因是中共不愿承认的。过去几年来，出口产业链当中具中枢地位的外企和中国企业为了避免美国提高关税带来的压力，纷纷出走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或撤回本国。不仅仅是下游的组装企业带走了订单，而且还带走了一些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那些上游企业如果不跟着下游客户迁移出国，就只有倒闭一途。以致于现在越南的外国移民中突然出现了几十万“中干”（来自中国的干部），即为了保住饭碗而跟着东家转移到越南就业的原在华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这些企业的出走，就是“世界工厂”的各种产业链突然失去“安全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原来“配套完整”的产业链系统突然失去了若干重要环节，实际上就成了无法顺利运转的“断链”，剩下的上游厂家自然就成了“无水之鱼”、“无土之木”，只能纷纷裁员关厂。于是广东多地的工业园区出现了大范围厂房空关，甚至拆厂房盖住宅。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补齐各种产业链的短板，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多维新闻》12月19日的文章甚至提到，今后中国政府必须承受可能的失败，“忍受可能长达几年、十几年的投入产出的倒挂”；还要“顶住国际产业巨头的产品冲击和价格打压与诱惑”。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为了救活“产业断链”，中共将不惜成本，投入大量资金去研发技术和设备，对产业链上原来依靠外企采购的关键零部件实行“进口替代”，以便修补各种“断链”；而挽救“世界工厂”可能需要“长达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那些出走厂家早已把产品送到了美国的商场货架上，而修补后的中国产业链即便可以出货，也可能式样落后、质次价高，缺乏竞争力。即便如此，中南海也下定决心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否则，“断链”的“世界工厂”就没有明天了。 五、互联网巨头“卖白菜” 正当中共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修补“断链”的“世界工厂”挠头之时，它却发现，那些坐拥巨资的互联网大公司变得越来越“不务正业”。最近一些互联网企业相继投入大量资源，进入生鲜食品社区团购行业，试图利用自己掌握的海量数据、先进算法和雄厚资本，掌控生鲜团购，也就是批量卖菜。 互联网企业被认为是高科技企业，现在把经营重点放到卖菜上，放弃了高科技的发展，虽然来钱快，却可能挤垮原来的网购生鲜食品企业，还可能形成日用食品销售业新的垄断。微信公号“人民日报评论”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社区团购”争议背后，是对互联网科技巨头科技创新的更多期待》，此文引述习近平的原话，“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随即市场监管总局宣布查办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投资公司等三家企业，各开出50万元罚单。 中共为何对大民营企业如此不满？不是因为这些企业新的经营做法触犯了当局的“奶酪”，而是因为，当局看到经济局势恶化的危险，希望这些有钱的企业为挽救经济出力，把资金投入高科技突破或产业链修补这个政府急需的方向上去，而不是避难就易，热衷于“卖大白菜”。那么，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巨头不约而同地都想“卖大白菜”，它们拥有大批经验丰富的码农，难道只会做“卖菜”这种生意吗？ 其实，互联网巨头们过去这两年对开发新的业务市场和运用投资创造回报，已经动足了脑筋。它们在企业服务平台、物流公司或面向消费者的文娱传媒公司方面的投资，去年仅号称互联网巨头的BATJ（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和TMD（今日头条、美团、滴滴）这7家公司就有67个项目，金额达217亿。但是，随着民众的荷包渐渐收紧，这些投资的回报越来越少。不是这些大公司无能，而是经济环境的恶化令它们十分无奈，于是就看上了为十几亿人口吃饭服务的食品供应行业。在这个最传统的行业里，社区团购关系到4万亿生鲜食品的经营和批发零售，是老百姓吃饭的来源，也是整体经济萧条之后中国经济最后还相对稳定的商业领域。高科技大公司用“码农卖白菜”，是因为只剩下“白菜”可以卖了。 六、中国经济局势恶化，企业走投无路 其实，早在2018年底，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就发表报告称，中国的新型经济（指与高科技相关的产业）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且新兴行业的财务健康状况自2017年开始迅速恶化；相对规模的停滞不前和企业财务健康的恶化都表明，中国新型经济的光芒似乎愈来愈黯淡；收入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正在侵蚀企业的财务健康，加上消费和家庭收入放缓，为中国是否可以依靠新经济来推动经济升级划了问号。 该行对中国内地传统和新兴行业的3,000家上市企业进行分析，并对比它们2014年以来的财务健康情况，发现了两个事实。首先，新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在新经济行业，国内上市企业的份额略有缩小，而全球同业企业的相对份额更高并仍在上升。第二，新兴行业的财务健康情况自2017年起迅速恶化，毛利缩水，偿债能力恶化。 该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新经济的投资已经骤减，因为新兴行业的收入增长率由2017年的25%降至2019上半年的-8%，甚至低于传统行业。这表明，在整体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新兴行业既不能削减成本，也无法提高收入，其投资回报率已经降至低于传统行业的水准，未来前景不乐观。 法国外贸银行2018年底的这份研究报告其实给出了中国经济大致的未来前景。新型经济虽然是中共高层寄予极大期望的经济升级动力，但这些行业本身受制于经济下滑、居民收入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不可能有成长空间。中共指望通过发展新型经济来拉动经济，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中国经济的颓势，岂是互联网巨头们可能扭转的？中南海始终不愿承认的现实是，高科技公司想“卖白菜”，正是中国经济苦无出路的真实写照。但是，生为中国企业，这些民营大公司并不能真正地在商言商，它们必须为党国“尽忠”，至于会不会投资“打水漂”，就只能明知不可为也得勉力为之了。民营大公司如此，党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各自刊登了一篇文章，谈同一个话题，指责中国异见人士支持川普（特朗普）。《华尔街日报》此文中还侵及《大纪元时报》。特撰文一驳。 一、被美国出版物点名的川普支持者 《纽约时报》11月19日的文章标题是“Why Do Chinese Liberals Embrace American Conservatives?”（该报中文版把此标题译成“为什么许多中国自由派支持特朗普？”），作者是Ian Johnson，一位美国的知华派。《华尔街日报》11月22日文章的标题是“Chinese Dissidents Back Trump’s Claims of Election Fraud, Some Influential Activists who Support the President’s Policies on Beijing Want to Hold off on Recognizing Biden as the President-elect”（中国异见人士支持川普关于大选舞弊的诉求，一些有影响的支持总统对北京政策的活跃人士想拖延拜登当选总统之被承认），作者是该报驻香港记者Sha Hua。据网上的资讯介绍，她是一位亚裔，在德国西部的铁锈带（指鲁尔工业区）长大，并在英美接受教育。 Ian Johnson的文章主要谈到在中国的川普支持者，他提到的人包括黎智英、孙立平、郭于华、田飞龙等。而Sha Hua的文章谈的是在美国的川普支持者，她批评的人包括陈光诚、傅希秋、王丹以及在德国的艾未未。 这两位作者显然都是“政治正确派”，他们的文章也都是从“政治正确派”的立场出发的。“政治正确派”目前的首要立场是采用任何手段扳倒川普，包括选举舞弊，也包括否定川普的政策。 在这两篇文章发表前后，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特里‧特瑞纳（Trey Trainor）11月20日在电视节目中表示，川普竞选团队通过可信证人的宣誓证词以及在挑战各州选举结果中使用的其它证据，正将“合法指控”提交到法院。考虑到自己迄今观察到的证词水准，在此阶段，可以预计数百份宣誓书证词是可信的，另一方确实需要回答这些问题。特瑞纳说：“归根结底，我要说的是，这些合法指控将在法庭上进行审判。”他补充说：“我们需要让这一法律程序发挥作用，以便我们得出这次选举的有效结论，（以便）让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合法的（选举）。” 但是，Ian Johnson在文章中断言，拜登已经打败了川普；而Sha Hua则在文章中斩钉截铁地写道，“大选中没有出现广泛的选举舞弊的证据（No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raud has emerged in the election）”。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政治正确派”的喉舌封杀了大量被披露出的关于选举舞弊的宣誓证词和统计学家的专业分析，那么，总统大选结果就只能由“政治正确派”来裁断。 二、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 既然这两位作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所谓的“中国异见人士”，就有必要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 首先，美籍华人的选举自由不可侵犯。Sha Hua的文章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她把已经入籍的华人和没入籍的华人永久居民或在校学生混为一谈，因此对这两个群体在美国的政治权利毫无概念。虽然Sha Hua为美国媒体工作，但她未必是美国公民。然而，她曾经在美国学习过，应该了解美国公民与旅居美国的外籍居民法律上的身份差别，她来美国念书时就是后一种身份，没有投票权。 被Sha Hua统称为中国异见人士的那些未入籍的美国永久居民，他们或者仍然是中国公民，或者因为中共的政治迫害而成为无国籍人士，他们看美国问题的角度可能各不相同。而入籍的华人曾经宣誓效忠美国，美籍华人与其他美国人享有同样的投票权，而且有受美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入籍的华人法律上不再属于中国人，而属于美国人，他们和其他的美国人一样，他们支持谁、批评谁，不受“政治正确派”的束缚；更不能因为他们入籍前是中国公民，就指责他们支持川普的立场，这是对美国公民选举自由权利的蔑视。 其次，身在中国或其它国家的川普支持者，比如黎智英、孙立平、郭于华、田飞龙、艾未未等人，他们并非美国居民。外国人对川普的态度如何，Ian Johnson有什么资格在《纽约时报》去教训他们？除非这位作者认为，美国的“政治正确派”有权掌控全世界所有人的言论，凡不符合“政治正确派”立场的外国人都必须教训一番？ 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犯有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从“政治正确派”的立场出发，否定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支持川普，就被认为是冒犯了“政治正确派”，因此必须加以批判，这正是共产党钳制专制社会里民众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做法。 Sha Hua撰写此文之前，采访过在美国的一些有影响的华裔人士。有的被采访者提出，只接受书面访谈，并且要求Sha Hua发表文章之前，将采用的被采访者的文字发给被采访者核查，以免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结果被Sha Hua托辞拒绝，于是书面采访落空。这位记者不愿意让被采访者事先看一下记者稿件草稿中的相关段落，似乎与记者准备利用被采访者的话来批评被采访者的意图有关。 三、派系喉舌与《大纪元时报》 在这次美国的总统大选期间，不少所谓的“主流媒体”采取了一致的立场，那就是封杀任何对民主党不利的消息。无论是在美国的华人还是在中国的人，都有一些支持拜登的人将报导拜登弊案的《纽约邮报》斥为“花边小报”、不屑一读。 在民主国家，一谈到媒体，不言而喻地是指自由媒体。而按照西方公认的新闻主义原则，自由媒体必须坚持事实在先、平衡报导的报导伦理，如此方能扮演第四权的监督功能。据此观察，《纽约邮报》在拜登弊案问题的报导上秉持了传统的新闻主义原则。而《纽约时报》则不同，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第三天，该报发行人阿瑟‧小萨尔茨伯格在致订户的信中发誓，该报会“重新献身于《纽约时报》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此语妙哉，倘无“背离”，何言“重回”？过去四年来《纽约时报》真的重新献身于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吗？实际上，它拒绝了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顽固地转型成为派系喉舌。派系喉舌显然不再属于自由媒体，它也确实成功地与其它的喉舌一起，引导着那些只看“主流媒体”的人们相信川普一无是处、拜登当选理所当然。 在中国长大的许多华人都非常清楚中共出版物和电视台的喉舌功能，他们比从小习惯于自由媒体的美国人更能识别喉舌的面目。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中说过，当今的《纽约时报》还不如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的《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体制上属于中共喉舌，却努力追求民主社会的新闻主义原则，虽然报导本地的负面新闻会受到打压，该报仍然尽可能地报导不利于中共的异地负面新闻，因此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现在的《纽约时报》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愿意跳出派系喉舌的窠臼。 在民主社会，通常一家媒体不会发表对另一家媒体的整体性评论，而Sha Hua在上述文章中很奇怪地专门写了一段对《大纪元时报》的评论。她写道，“法轮功的出版物严重地偏向川普，传播了极右翼（QAnon）阴谋论，通过满足中国移民而形成了读者群；但是，长期以来造成了充满错误信息的新闻环境。”该文发表后，《大纪元时报》致信该记者，她在上面这段话后面补充了一句，“《大纪元时报》说，它提供了以事实为基础、不偏向的报导，是中文环境里的一家独立新闻出版物。” 中共对《大纪元时报》极端敌视，那Sha Hua为什么也对《大纪元时报》严重不满呢？或许，她的不满和其它派系喉舌一样，那就是，《大纪元时报》的中英文版打破了喉舌系统对真相的封锁，赢得了许多美国读者的喜爱，令喉舌们既难堪也痛苦。Sha Hua对《大纪元时报》的恶意攻击，除了暴露出自己的“政治正确派”立场，也折射出她与中共相似的偏好。 四、“政治正确派”的危险性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政治正确派”为了扳倒川普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严重冲击了美国的国本，即民主、法治和公民的宪法权利。当不少州出现的选举舞弊剥夺了选民的自由选举权，当喉舌媒体封锁真相以剥夺新闻自由，当教育界对不认同“政治正确”观念的人进行排挤打压、钳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当美国总务署署长遭到民主党的骚扰、威胁和虐待，当民主党议员开始讨论建立川普支持者黑名单以打击报复时，我们看到，政治专制的阴影已经在美国大地上出现。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这次总统大选已经不是候选人的个人输赢问题，而是美国的民主法治与“政治正确派”的对决，其结果将决定，美国今后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是否会被撼动；而民主党声称准备在拜登上台后推出的开放国界、开放毒品等措施，更是构成了对美国社会稳定的威胁。 我今年8月10日发表的《还原“政治正确”的真实面目》一文谈到，“政治正确派”的思想背景十分可疑，与从欧洲进口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不管是老版本还是新版本马克思主义，都主张阶层对立和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治正确”观的意识形态基础不过是马克思和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的新式翻版而已。若这种流行的“政治正确”观能与民主制度相容，就不能被称为“政治正确”；如果它坚持“政治正确”的标签，就暗含其与民主制度与天赋人权不相容的实质。实际上，“政治正确”观是一种从民主、自由和法治向思想专制和言论、行为管制倒退的反动，也是否定社会道德、价值伦理的逆流，不但不能听任其泛滥，还应该多加批判。 美国“政治正确派”的特点是，只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是唯一“政治正确”的，任何其他人如果质疑他们的立场或观点，特别是质疑他们的政治领袖，就显然有“政治不正确”之嫌。这派人虽然在教育界、媒体、文化机构里人数众多，聚在一起彼此“认证”之后，似乎就忘了一个基本问题，谁授予了他们“正确”的“桂冠”？如果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自诩“永远正确”，旁人自然懒于置言；倘若把自封的“政治正确”当作衡量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事物和人群的标准，对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横加指责，岂不是在侵犯那些被他们指责的人之民主社会里宪法保护之下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吗？ 目前，美国家庭中父母和子女这两代人之间因为价值观分歧而发生道德、伦理、政治观点方面的分裂，是普遍现象，不仅仅限于华人家庭。其根源就在于，美国的整个教育系统的严重左倾化以及“政治正确”口号的政治专制色彩，正在严重地扭曲美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社会学理论认为，青少年价值观的自然形成主要在小学到高中阶段，其中家长、老师、同学三种影响力并存。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三种力量因为政治分歧而互相对立的问题，这是这种家庭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 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下的“进步主义”，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与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即一种共产党式的社会专制。 《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对在美华人和中国国内的一部分活跃人物非常不满，急于撰文批判，自然是因为这些人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言论令这两位作者难以容忍；然而，此两人的不满，或许还与这些人对“政治正确派”的揭露更深入骨髓有关。就像佛罗里达州的古巴移民强烈支持川普一样，这些华人川普支持者对共产党文化的深刻认识，让他们对美国出现的任何类似版本都抱有高度警惕。而这样的警惕，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共产党专制的人才能具备；要发现“政治正确派”的言行与共产党专制的相似性，大部分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可能并没有足够的眼力。《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以为，在华人中找几个自己的同道，就能证明挺川之谬，实在是低估了“政治正确”抵制者的政治透视力和时事洞察力。 （全文转自大纪元）
民主制度建立在诚实、正直的君子式行为之上，由此形成全社会对民主选举结果的政治信任。但是，如果有人恶意利用社会上这种久已存在的政治信任，玩弄违法勾当，就完全可能钻民主选举制度的空子，达到操纵选举结果的目的。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密西根州出现65万可疑选民的现象，就是一个例证。 一、在美国总统大选关键州选票的背后 美国总统大选于11月3日结束，但选后几天来，在一些两党激烈争夺的关键州，发生了不少有关选举舞弊的争议乃至诉讼，到11月7日，美国全国的选举结果依然扑朔迷离。在这次选举中有7个州的选情胶着，特别是在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次选举中发生的一系列选举舞弊行为是否会左右总统大选的结果，现在美国的许多选民正投以越来越大的关注。 11月5日内华达州前总检察长亚当·拉萨（Adam Laxalt）的讲话视频出现在互联网上，他在对公众和媒体讲话时说，“我们坚定地相信，所谓的邮寄选票选民中有许多人并无投票资格。过去多天来我们接到了来自州内各地的许多不正常选票情况的报告。” 他所说的举报选举舞弊的报告，不少州都有，其中多半是针对选举现场发生的事件，或针对个别投票者身份的质疑等。这些举报可能转变成地方法院需要处理的选举诉讼，但也可能被行政人员们淹没。所以，个案举报数量的累积，并不一定产生及时纠正选举统计的结果。共和党的竞选团队11月4日已就计票问题提起多项司法诉讼，要求密西根州、乔治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让团队观察员对开票和点票进行有意义的观摩监督之前，暂停继续统计选票；同时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计票。 此外，据FOX News 11月6日报导，密西根州安特里姆县（Antrim County）发现计票软件Dominion把共和党的6千张选票统计为民主党得票。该州的83个县当中，有47个县使用这一软件，是否同类错误已经发生，尚待进一步的消息。 实际上，选举舞弊现象不只是出现在选举现场和选票软件中，还有一些公开展示的漏洞揭示出明显的选举舞弊问题，密西根州的可疑选民即为一例。 二、密西根州的65万可疑选民 密西根州今年发生了登记选民大大超过合法选民人数的情况，而这一现象可能影响到非法选民的选票是否有效这个重大问题。 美国公民年满18岁之后，完成了选民登记程序，就可以获得投票资格。正常情况下，一个州的居住人口可以通过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网站查到数据，其中包括18岁以下人口的比例。因此，用该州的人口数据扣除18岁以下的非选民，就得到了年龄已达18岁的合龄投票人口（voting age population）。但是，人口普查数据中包含外国移民，需要将他们从合龄投票人口中扣除。美国移民协会公布各州的移民人口数据，通常会包括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移民人口比例，据此就可以计算出各州居住的移民人口中尚未归化的外国人数量。将各州的合龄投票人口减去未归化的外国人，就得到了合法投票人口（legal voter population）的数据。 此刻商务部普查局关于密西根州的人口数据是，2019年7月1日该州有居民9,986,857人，其中18岁以下的人口占21.5%。由此推算，密西根州的合龄投票人口为7,758,657人。美国移民协会的数据显示，该州的外国移民人数约占总人口的7%，其中约60%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因此，从776万合龄投票人口中减去未归化的外国人，密西根州的合法投票人口为7,479,025人。这是该州今年合法选民的最大极限数。 然而，从网上可以查到，今年密西根州的登记选民人数却是8,127,040人；也就是说，该州已登记的选民人数比合法选民多648,015人，已登记的选民人数是合法选民的108.66%。无论如何，登记选民人数不可能超过全州的合法投票人口，也不应该如此。 如果与密西根州往年的合法选民人数以及登记选民人数对比，也可以发现2020年的登记选民人数有明显异常。据密西根州州务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该州历年选民登记人数和投票率来看，密西根州2016年的合龄投票人数是7,737,250人（可能未扣除没有美国选举权的外国人），登记选民人数是7,514,055人。我用上述计算方法得到的2020年该州的合龄投票人口为7,758,657人，比2016年增加了千分之2.8，21,407人，似乎情况正常；而该州2020年的登记选民人数8,127,040人，比2016年的登记选民人数7,514,055人增加了61.3万人，增长8.16%。人口只有微量增加，而登记选民人数却反常暴增，其中显然有可疑之处。由此可以判断，2020年密西根州登记选民人数的反常增长，基本上都发生在2020年。 据州务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信息，密西根州的登记选民人数历史上也有过数字跳升或跳降的情形，那是与选举权相关的法律变更造成的。比如，曾经有法律规定，数年未投票者，将取消其选民登记权。但2020年并未有美国的全国性或密西根州的类似法律通过，所以今年登记选民人数的跳升不属于正常的、可合法解释的范围。 三、65万可疑选民从何而来？ 这多出来的约占9%的将近65万已登记的非法选民，究竟从何而来呢？ 目前CNN报导的密西根州选举指南介绍，该州规定，选民必须先到镇的选举办公室完成选民登记，或通过网上登记，才能取得投票资格，今年大选时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是10月19日；只要是属于已登记选民，今年可以向当地选务部门提出取得邮寄选票的要求，无需提供理由。 那65万超出合法选民人口数的已登记选民，可能本人去镇政府办公室完成选民登记吗？他们如果是孩子，便没有汽车驾照等身份证明，无法登记为选民；他们如果是已经去世的人，作为“幽灵人口”，就更不可能去办理选民登记了。从正常选民登记的细节来看，在各地政府选务部门的选民登记数据库里，一个合法选民只能登记为一人；合法选民登记时自己无法一身变两人，也不可能冒充一个不存在的选民另外登记一次。 而从宏观上的人口变化来看，过去4年间合龄投票人数只增加了2.1万人，即便他们全部都在今年登记为选民，也只能造成登记选民人数增加2.1万人。很显然，2020年登记选民人数高于合法选民人数的那65万人，与人口的自然增长无关，而很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既然未成年孩子或“幽灵人口”不可能到政府的选务部门现场办理选民登记，那就可以推论，这65万非法选民的选民登记活动可能与选民登记数据库被修改有关。若有人在选民登记数据库里把去世的人或未满18岁的人、甚至外国籍的居民变更成今年的已登记合法选民，同时要求获得邮寄选票，那么，虚假选票就出世了。从常理上看，要为65万未成年孩子或“幽灵人口”办理虚假的选民登记，不但工作量很大，而且明显触犯法律，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不会有正常的人去做这种事。但是，如果以影响选举结果为目标，那么，制造假选民及其邮寄选票，就成为可以想像的事了。 据Politico网站11月7日中午的数据，密西根州的拜登选票为2,790,648张，而川普的选票为2,644,525张，拜登比川普多14.6万张。这65万非法选民可能产生65万张假选票，若这些选票集中投向一个总统候选人，就足以支配密西根州的选举结果。 （全文转自大纪元）
中美关系恶化之后，中共虽然强调要自力更生，但它的经济却严重依赖石油、粮食和芯片等商品的进口。在对美出口前景未卜的情况下，中共能否有足够的外汇继续进口所需要的商品，取决于它的外汇储备究竟能否支撑下去。而中共外汇储备的真实状况往往扑朔迷离，不易把握。10月11日国内的网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国外汇储备还有多少可用？》，就外汇储备不足发出了警讯。本文详细分析中共外汇储备的真相，认为中共的现金外汇储备行将见底。 一、从家庭金融资产看国家外汇储备 要理解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可以用个人的家庭金融资产来做个通俗的比喻。分析家庭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了解家里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有多少，借来的钱要还，别人欠的钱如果要不回来就泡汤了，帐面上的钱扣除这两部分之后，才是净金融资产。每个家庭正常情况下每月都有收入和支出，如果经常性收大于支，家庭净金融资产就会增加；如果支大于收，家庭净金融资产就会减少。 国家的外汇储备总数相当于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但扣除借来的钱和别人欠你但还不上的钱，剩下的才是可以动用的外汇，这就是国家外汇平衡中的净外汇储备。如果外汇经常处于支大于收的状况，就只能动用净外汇储备来填补开支窟窿。中共每年要进口石油、粮食、芯片以及其它制造业零部件来维持经济的日常运转，2019年的食品进口为420亿美元，石油2,413亿美元，芯片进口3,055亿美元，仅此三项合计即达5,888亿美元。除了进口需要外汇之外，还有民航、船舶、国际保险等非贸易支出，加上出国者（如旅游者、留学生）所需外汇，这些开支每年还需要1千亿美元以上。 中共的日常外汇收入主要是靠出口，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本世纪前十年出口曾创下每年平均增长25%的记录，外汇收入源源不断；而今年1到9月的出口只增长2个百分点，与过去的外汇收支相比，几乎就是收入不涨，开支照增。以前中共每年通过对美贸易净赚3千到4千亿美元，对所有其它国家的贸易大体上外汇收支打平，因此，保持外汇储备稳定的关键是对美贸易顺差。今后对美出口下降，这笔来自美国的外汇来源就靠不住了。少了这几千亿，每年进口所需外汇就只能吃外汇储备的老本。一旦要靠动用净外汇储备来填补外汇开支窟窿，就必然造成中共看紧外汇储备这个“荷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到国内中小银行换汇或提取外汇存款越来越困难的原因。 二、外汇储备的虚实面目 表面上看，今年9月底中共坐拥31,426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似乎阔得不行，其实，这些外汇并不都是可以随意使用的现金。这3万多亿外汇储备实际上只是个虚数，因为中共同时也背负巨额外汇债务。中国的外债包括政府、银行、企业向外国所借款项，按照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0年9月底外债馀额为20,325亿美元，其中六成是1到2年的短期债务，到期就得偿还；全部外债当中，硬通货外债是13,498亿美元，占66%，必须用外汇还债。所以，真实的外汇储备要扣除硬通货外债，剩下的才是真正可以动用的外汇。过去十年中共的外债馀额不断增加，而真实可用的净外汇储备则不断减少，到今年9月底中共的净外汇储备只剩下1万8千亿美元。 这个帐面上的1万8千亿美元仍然是个虚数，因为中共还欠著对外企的隐性外汇债务。中共要求所有外企的投资全部强制兑换成人民币，相当于把外企投资的外汇全部充填了自己的外汇储备；一旦外企需要汇出利润或者撤资，中共就不得不给他们外汇。目前外商投资已累积到7千亿美元，由于中美冷战大大增加了外企在华经营的风险，大批外企正在部分或全部撤资，所以会集中出现大额外企撤资用汇的需要。按照近期外企撤资三成的最低估计，至少会用去2千亿美元，这个数字今后还会上升。从帐面上的1万8千亿美元中扣掉这2千亿，中共的净外汇储备就只有1万6千亿了。 三、外汇储备中现金不多 中共真实的可动用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不是现金，因为外汇储备不能用现金储备的形式放在国内各家银行的帐上或金库里；否则，外币一旦贬值，就立刻出现外汇储备亏损。外汇储备也不能分散存到外国银行里吃利息，因为外国银行对存款帐户的存款保险数额有限，万一银行经营不善而破产，外汇储备便消失了。外汇储备更不能买很多外国股票或公司债券，因为股市每天波动，贬值或亏损的可能性非常大。 为避免外汇储备贬值，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会购买可靠的外国国债。国债利息高于银行存款利息，这样便可以让外汇储备稳值或略有增值。所谓可靠的外国国债，指的是这些国家的国债信用可靠，其政府不会轻易破产，它们的国债也不会到期不还。中共虽然与美国为敌，双方已进入冷战状态，但在金融方面却不得不买大量的美国国债，因为只有美国的国债发行量大而且可靠，而日本或欧盟的国债发行量小，也不允许中共买多了。所以中共为外汇储备购买的主要是美国国债，还有小部分日元债和欧元债。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共到今年8月1日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是10,680亿美元，占其净外汇储备1万6千亿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有少量日元国债和欧元国债。 中国国内一直有缺乏金融常识的“妄议”，以为中共手持美国的1万亿国债，可以作为“武器”来要挟美国，假如大量抛售，便能逼美国于绝境。这种荒唐的想法十分可笑，因为美国的国债发行量目前是26万亿美元，中共只占其中的3.8%，就算全部抛售了，也无法冲击美国的国债市场。何况，外国的政府债券分短期、中长期多种，不到期不会兑付，而中共为了获得高一点的利息，所买美国国债基本上是中长期的，不能随时兑现，而短期国债只占3%。中共若要抛售持有的未到期美国国债，必须找到买家才行，而买家只有在中共压价求售的情况下才会接盘，于是吃亏的只能是中共。 由此可见，中共的1万6千亿净外汇储备扣除了已经购买的外国国债，只剩下5千多亿美元的现金了。 四、对外投资吸干现金外汇储备 就是这5千多亿美元的现金外汇储备，其实也多半不在中共手里，因为它们基本上被花出去、拿不回来了。过去多年来中共大量在海外投资，目前总额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用5千多亿现金外汇储备，如何能实现2.2万亿的对外投资？其中的奥秘在于，这2.2万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当中，大部分是用人民币投资，但统计上折算成了美元。 中共不公布对外投资中人民币投资的比重，但可以发现一些参考线索。据中国商务部的《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9》披露，到2018年底，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总投资达986亿美元，在非洲的投资累计达461亿美元，对香港的投资为11,003亿美元，这三部分合计占对外投资的43%。由于这些投资的绝大部分是人民币投资，中共对其它国家的投资当中，也有一部分是人民币投资，所以中共的海外投资中真正动用外汇的部分并不那么高。虽然如此，中共的巨量对外投资中需要外汇的部分仍然足以吸干现金外汇储备。 当中共的现金外汇储备即将见底时，中共能把对外投资撤回来，变现成外汇吗？到2018年底，中共的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等领域，这些行业的投资占总量的7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个领域的对外投资主要是设备租赁，因为这些设备不容易找到买主，只能租赁，当然设备也就很难出售变现；过去10年中共在国外也投资了大量矿山和资源类项目，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对矿产的消耗比中国还大，因此也不容易找到接手这些矿山的买主；中国公司还在许多国家购买了批发和零售企业，由于疫情的关系，这些行业倒闭风连连，谁会想这个时候接手买下来？投资国外的其它服务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王健林在美国购买的电影院连锁企业目前就因为疫情而濒临破产。 中共在外汇储备尚且宽裕时开放对外投资，而当对外投资达到顶峰、几乎吸干了现金外汇储备时，恰恰遇到中美关系恶化，外汇储备的美国来源将迅速收缩。本来，对外投资是长期项目，投资长周期（30年以上）之后才能用盈利收回投资。一旦外汇储备吃紧，临时想变卖以前投资购买的商店、矿山、仓库，并没那么容易。指望变现对外投资项目来缓解外汇储备的短缺，实属远水不解近渴。 五、3万亿外汇储备不过是虚好看 中共的外汇储备帐面上有3万多亿美元，但是，它的现金外汇储备却快要见底了。这不但令人难以理解，也实在让人不敢相信。但上面的分析说明，正是因为中共高层对国内经济形势和中共掌控国际局势的能力过度乐观，想操控世界的野心过于膨胀，多年来大规模挥霍外汇去国外投资，结果对外投资吸干了国家的现金外汇储备。 为了维持进口所需要的外汇支出，中共只能抛售美国的国债。据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9月20日报导，2020年前7个月中共一共抛售了1,07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按照专家估计，未来还将抛售超过2千亿美元的美债，持有美债的规模将逐步缩减至8千亿美元的水平。上文提到，中共持有的美国国债中只有3%是短期国债，剩下的都是中长期国债，而已经抛售以及今后准备抛售的数量达到中共持有美国国债总数的30%；这说明中共为了外汇用度的急需，已经开始抛售以前持有的中短期美国国债了。随著中共持有的中短期美国国债被抛售变现，今后中共将只能抛售持有的长期美国国债，那将出现打折变现、充填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形。 外汇储备最低层次的安全性一般要求覆盖短期外债偿付和3个月进口所需，对中共来说，这样的需要至少达到2千亿美元的数量；而中共已经通过抛售1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变现了外汇现金，今后准备再抛售2千亿美国国债，这正是满足短期外债偿付和3个月进口所需之数。与此同时，中共最近还不断增加中国国债的对外发行，用这种方式借外汇来应急。这属于寅吃卯粮，要不了多久，就会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陷阱中。 那么，中共的贸易顺差能带来多少外汇流量呢？今年前3季度其对美出口为3,2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自美进口961亿美元，增长2.8%，对美贸易顺差是2,309亿美元。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连任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拜登家族的电脑门事件进一步压缩了民主党得票的空间。川普明年很可能对中共提高进口关税，这将进一步减少中共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令中共的外汇储备更加吃紧。 今年从4月到9月这6个月里，中共通过对外发行国债，借来400多亿美元；又在1月到7月期间抛售了上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些钱都用于必需的外汇支出。即便这样筹措了将近1千5百亿美元的外汇现金，仍然无法维持外汇储备总额的稳定。今年9月底中共的外汇储备总额从上个月的31,646亿美元下降到31,426亿美元，一个月减少了220亿。中共不但是帐面上的3万亿外汇储备徒有虚好看，而且其外汇支出捉襟见肘的窘困局面已近在眼前。 （全文转自大纪元）
今年上半年中共的3项对美军事威胁行动从7月开始点燃了中美冷战。美国随即确定了对中共的新政策，同时启动了针对中共的全方位反制。这些反制行动主要集中在冷战的4个核心领域，按其重要性排列，依次为军事对抗、谍报对抗、经济对抗和政治对抗。在中美经济关系层面，冷战状态下的双方不可能再互利互惠，而只能是互防互限；彼此以往的合作关系必然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弱敌强我。中美冷战的未来结局只有一个赢家，而这个赢家只可能是美国。 一、中美冷战：中共点火又赖帐 中共现在很清楚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冷战状态。中美冷战究竟是谁点燃的？我7月26日在本网站的文章《中美冷战进入升级快车道？》对此做了说明。然而，西方各国的媒体基本上都没找到中美冷战爆发的真正原因。事实上，由于中共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到今年6月底完全公开，因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从而采取了从7月开始的全方位反制行动，中美冷战由此正式展开。本来，今年1月到6月美国对中共的备战活动一如既往地比较低调，但从7月开始，突然采取了一系列高调的对抗行动；在谍报领域也同样如此，虽然美国过去几年来一直在抓中共间谍，但把针对中共的反间谍活动全面公开，也发生在7月以后。 中共今年上半年采取了3项重大军事行动，展现出其军队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能力和意愿，迫使美国不得不在中共的挑衅面前全面调整对华政策，采取各领域的自卫行动。这3项重大军事行动的第1项是今年1月底中共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到中途岛海域演习这一对美“亮剑”行动；第2项是中共宣布正式占领南海公海的大部分海域，把这几百平方公里的海区建成了对美发射远程核导弹的核潜艇之“安全屋”；第3项是6月底中共宣布对美太空战部署完毕，可以对美国全境实现核导弹的精准打击。这3项行动的组合，相当于美苏冷战期间苏联把核导弹安装在古巴以威胁美国的古巴导弹危机，那次危机以苏联的退让收场。 无独有偶，这次中美冷战爆发后，中共也稍稍作了退让。据《南华早报》8月11日报导，北京现在试图缓和与美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已下令中共的飞行员和海军官兵在与美国飞机和军舰日益频繁的对峙中保持克制；与此同时，中共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军方表示了“决不首先开枪”的态度。但是，在对内对外宣传上，中共却旁顾左右而言它，绝口不提今年上半年的上述3项军事威胁行动；相反，它把中美冷战爆发的原因赖到疫情上，似乎这场冷战仅仅是因为中国爆发的疫情传播到美国而让川普勃然大怒。西方各国的媒体之所以找不到中美冷战爆发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它们看漏了关于上述3项对美军事威胁行动的新闻，而这些新闻都是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发布的，而且，同一条新闻有多达数篇报导。 二、中共官媒：《中美新冷战是最保守估计》 如果说，中共上半年玩火的时候还以为美国只不过是个“纸老虎”，那么，美国从7月开始全方位反制后，中共似乎一瞬间有点懵懂，而现在则已经开始意识到局势急转直下的严重性了。前两天中共的外宣官媒发表了一组关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访谈，其第一篇题为“对话时殷弘：中美‘新冷战’是最保守估计”。时殷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经常在官媒上发表关于国际时事的分析文章，一向为中共官媒所推重。他的特点是，观点比《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等官媒的御用口气稍微前进一步，但比较稳重。 时殷弘在访谈中一开头就表示，“回顾1979年开始发展至今的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一个‘冷战形成’的过程。毫无疑问，中美正在进入新冷战，最近一两个月来，西方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且‘爆发战争的危险急剧增加’。这种判断可能有点过分，但总体来看，中美正在进入新冷战是一个最保守的说法。”这段话一开始就确认，即便在中美80年代的“蜜月”期间，中美关系就暗含著走向冷战的足迹；而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则不仅肯定了中美冷战的现实存在，而且暗示，当下的中美冷战有冲突激化的可能。 当中共采取了对美核威胁的上述3项军事行动之后，两国就不再是和平发展之下的合作关系，而是进入了冷战升级程序。冷战状态下，敌对双方之间，市场规则和外交斡旋不再是和平时期的主要行为规则；取而代之的是冷战规则，即全方位对抗，它主要包括四个核心领域，最重要的是军事对抗，其次是谍报对抗，再次是经济对抗和政治对抗。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全方位反制才开始了两个月，中共已倍感压力。而冷战一旦开启，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后中共只能不断承受美国反制措施的压力，而中国的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必然逐步恶化。显然，中美关系不可能再返回过去的状态了，因为任何冷战都是零和博弈，中美冷战的未来结局只有一个赢家，而这个赢家只可能是美国。 三、2020年7月：美国确定了对中共的新政策 现在的美中关系与今年年初时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美中关系基本上是延续从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的既定方针，就是合作加容忍。有人说，川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转变了。其实，直到今年6月底，川普只是在经贸领域展开谈判，虽然中共一再耍赖，但川普一直采取容忍态度，对习近平也说了一些好话。很显然，川普当时的目的是维持双方的关系，以便推进经贸谈判。 中美冷战被中共点燃之后，7月份美国国务卿、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长等人相继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美国应对中美冷战的新对华政策已经初步展示出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戴雅门（Larry Diamond）7月25日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看清了中国政府与日俱增的野心和不尊重国际准则的行径；美国朝著这个方向制定政策应对，将以更加警惕、质疑、坚决和谨慎的态度应对中国。戴雅门说：“我认为美中关系正朝著双方各有坚持的方向发展。美国的政策是在回应中国一直以来的行为，中国对邻国和世界民主价值，与日剧增地欺凌、挑衅和采取敌对姿态。他们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这些官员的演说反映了美国国会里相当一致的立场，那就是美国不会再容忍了。我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趋于深化的冲突轨迹，越来越多的冷战特性出现。” 8月10日川普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与今年初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相比，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他说：“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跟8个月前不同了，大为不同”。而国务卿蓬佩奥同一天在每年一度的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CPAC）上接受美国保守联盟主席施莱普（Matt Schlapp）的采访时说，川普总统告诉中共，美国欢迎中国人民获得成功，希望他们也拥有好的生活，但不是以美国为代价，不是以美国的农民、美国企业以及美国的知识产权被中国政府盗走为代价；“川普总统只是说，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情况了”，川普总统说过，够了。蓬佩奥说，“我们的政策已经从绥靖和接触转变为这样一种政策，我们希望找到与你们合作的地方，但我们会不信任而且要核实。针对中共他们所从事的广泛活动中构成的挑战，我们要确保我们会保护美国人民。”他特别提到了中共与自由世界不同的意识形态，他说：“共产党人对世界应该如何运行有著不同的看法。川普总统想要确保下个世纪不是由源自中国的威权政权统治的世纪。” 四、美国启动对中共的全方位反制 如果说，美国政府官方的新对华政策宣示只是讲了原则性方向，那么，观察一下美国7月份以来密集的对中共的全方位反制措施，可以很清晰地看清美国的行动方向。这种全方位反制主要表现在军事对抗领域、谍报对抗领域、经济对抗领域和政治对抗领域。 首先，在军事对抗领域，7月4日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声明说，“尼米兹”号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演练。这是美国自2014年以来第一次派出“尼米兹”和“里根”两艘航母在南海举行军演，目的是破除中共海军试图把南海封锁起来成为对美发射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的“深海堡垒”的做法。然后，美国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和侦察机不断加大对大陆沿海的侦察力度，防范中共对周边地区的威胁。针对中共海军从8月21日到28日在渤海海峡的黄海北部、唐山外海、南海粤东海域进行的实弹演习，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8月19日发布消息称，已出动4架B-1B战略轰炸机和2架B-2隐形轰炸机从美国本土和关岛基地起飞，到朝鲜海峡和日本附近上空飞行。韩联社称，美军6架轰炸机同时现身朝鲜半岛近海，实属罕见。美方通过此举向朝鲜和中国发出了强烈的警告信号。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也在同一天表示，第7舰队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马斯廷”号8月18日穿越台湾海峡，接近大陆的海岸线。 其次，在谍报对抗领域，美国加快了对中共间谍活动的调查和侦办。关闭休斯顿总领馆是其中的一个行动，因为这个领馆是指挥很多间谍活动的指挥中心；美方通知中共关闭此领馆时，同时也要求中共撤走所有在美的有解放军背景的学者。此外，在通讯方面，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新举动。中共开发的社交媒体，包括抖音和微信，现在都进入了美国的反制范围，因为抖音在美国的活跃用户已达到1亿，它掌握了美国近半数社交媒体活跃使用者的个人资讯和音频、视频谈话内容，可以被用作策反间谍之用。微信也同样具有这方面的功能。对华为的制裁显然属于谍报对抗领域里的反制措施，因为华为手机和它的基站网可能搜集美国用户的个人信息，不仅会被用来策反间谍，而且可能掌控美国的部分国内通讯，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谍报对抗还包括高科技领域里双方在网络战、信息战（电子对抗）、软体应用中的谍报功能防范等等，其中一些反制活动由美国军方操作，可能不会公开。 在政治对抗领域，美国除了针对香港国安法正采取一系列施压措施，也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共在美政治影响的措施。比如，清查美国的大学从中共获取资金的情况，清查美国媒体接受中共资助、为中共宣传的情形，加强对孔子学院系统在美国活动的监管，对中共派在美国的大量记者采取限制签证措施，调查收取中共资助的美国智库等等。 五、美中经济关系重算帐 中美过去40年的所谓“经济合作”，从上世纪80年代中共的有限获利，逐渐演变成了美国单方面受损的局面，最后为美国培育出中共这个新的冷战对手，让美国面临中共越来越大的军事和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如今看清了中共一步一步在经济方面掏空美国的布局，要就美中关系重新算帐了。冷战状态下，以美中两国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1.0版，必然会逐步转轨到摆脱“世界工厂”的经济全球化2.0版；美中之间不可能再维持继续让美国单方面受损的所谓“合作”关系，今后双方的经济关系只能是互防互限、弱敌强我。所谓弱敌，就是全方位地削弱对手的经济力量，强我则是同时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其实，中共过去几十年来在合作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旗帜的掩护下，对美国采取的一直是弱敌强我政策；现在美国不再被摆布了。 在经济对抗领域，过去一年半以来最受关注的中美经贸谈判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中美经贸谈判的初衷是在两国合作发展的前提下，要求中共减少让美国在经济上吃亏的做法，比如长期以来每年的巨额贸易赤字、美国对华出口受到中方的单方面管制、大量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等等。现在，既然中美冷战已经展开，经济对抗的目的就是逐步减少或终止中共可能从美国谋取经济上好处的各种通道。若继续让中共在经济上捞美国的好处，就会为中共扩军备战提供经济支持，加重美国国防研发的负担，而冷战中削弱对手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经济对抗。 川普前几天接受FOX News的采访时说，“有许多事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断开双方的整个关系”。这就是“脱钩论”的由来，脱钩是相对于两国经济关系密切相关的现状而言。从中美冷战的角度来看，双方经济的逐步脱钩是非常自然的，早晚会发生，因为敌对双方必然采取全方位反制措施，此类措施的不断增加，理所当然地会导致经济层面多方位的脱钩，甚至全方位脱钩。 六、防止中共经济上掏空美国 中美冷战爆发之前，中美经济关系的概况是，中共利用经济全球化，持续地全面掏空美国。首先，在贸易领域，中共通过每年对美国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积累了巨量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又为中共扩军备战、扩大在美谍报活动、收买各种国际组织、收买非洲国家对付美国等等，创造了经济条件；其次，在金融领域，至7月28日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概念股总市值达1.9万亿美元，总计245家公司，而它们的财务状况对美国投资者完全不透明，这相当于掏空美国民众的金融财产；再次，中共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大量盗窃美国企业的技术机密和专利，每年给美国造成几千亿美元的损失，这属于掏空美国的知识产权财富。这三方面就是中共过去20年来经济上发迹的主要渠道。 现在，川普总统首先通过提高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关税来缩小贸易逆差，这必然导致“世界工厂”中的大批面向美国的出口导向企业撤离中国，从而减轻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其次，美国正准备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取消财务审计豁免权，这将使部分中国上市公司退市或跌破发行价，放慢中共在金融上掏空美国金融财富的速度；而美国行政当局要求美国若干大学的校方资产减持中国股票，以及其它可能今后会采取的经济和金融措施，都是为了保住美国的金融资产不流失到对手国家，从而达到削弱敌手经济能力的目的。最后，美国对中共间谍的打击逐步强化，将减少中共掏空美国知识产权财富的可能，对中共“千人计划”成员的清查和司法追究，就是防范知识产权被盗的经济对抗措施之一。 这些措施会让美国逐步脱离对中国制造商品的依赖，逐渐堵塞美国的金融财富和知识产权财富被继续掏空的管道。目前美国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只是一个开端。从美中经济的部分“脱钩”开始，到最后多方位“脱钩”，将会是一个耗时若干年的过程。在目前阶段，美中经济只可能是部分“脱钩”，整个局面会略略有点混沌不明，因为各跨国公司的行动会犹豫不决、左右摇摆。一些跨国公司可能仍然贪图从中国赚取短期利润，但它们无法扭转中美新冷战的基本方向，而且将不得不承受这场冷战逐步升级造成的巨大商业风险，最终它们只能放弃所谓的“中国市场”。 （全文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