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和立法院立法委员的选举已经结束。民进党赢得了总统选举，但输掉了立法院多数；国民党赢得了立法院多数，但输掉了总统选举；民众党没希望赢总统选举，却取得了四分之一的总统选票。这次台湾大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多国媒体派记者云集台北，纷纷报道选前动向和选举结果。为什么台湾大选对国际社会如此重要？台湾大选当中引起重大争议的议题都是什么，最后是否通过大选展现出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呢？本文试做探讨。 一、台湾大选关乎国际局势稳定 2024年是全球超级选举年，有七十多个国家将举行重要选举，其中有两场选举会引起全球关注，一个是台湾的大选，另一个是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大选关乎全球的安定，引起全球关注并不奇怪。那各国关注台湾的选举结果，是不是担心台湾的安全问题呢？看来，既是也不是。 目前台湾并不见得马上会发生重大的外部安全问题。“国际危机集团”今年元旦发布的“2024年值得关注的世界十大冲突”清单中，台湾并没列在这十大冲突当中。“国际危机集团”是由原联合国副秘书长Mark Brown与美国前外交官Morton Abramowitz于1995年成立的的民间智库，任务是协助各国政府、政府间机构和国际社会预防致命的冲突。这个机构今年的报告列出了2024年世界上十大可能的冲突地区，中东地区、乌克兰、缅甸、海地排在前面，而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列为第十名。 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什么只排在第十名？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兼创办人Ian Bremmer展望2024年全球热点议题时认为，一方面，“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因持久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强大的防范机制而不会失控”；另一方面，中国最近国内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其经济困境不会很快得到改善，北京很可能会继续在地缘政治上规避风险。 那为什么台湾的这次总统大选仍然还有安全问题？因为大选的结果将关系到国际社会的安全。在政治层面，台湾目前的安全虽然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保障，但台湾大选的结果关系到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是与民主国家并行，还是渐渐靠拢专制的、挑战国际秩序的中国。 在经济层面，台湾的晶片产业事实上护持着全球的高科技产业，如果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朝认同中国这个方向移动，中共将试图把持台湾的晶片产业、乃至台湾的政治和经济；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不但台湾将失去民主自由，台湾经济也会在经济困境的中国压榨下沉沦。所以，台湾的这次大选结果，不仅关系到台湾的未来，更关系到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的稳定。 二、国际关注台湾大选 这次台湾总统大选会不会撬动全球的安定局面？《华尔街日报》在选前的1月12日发表了一篇报道，《台湾大选在即，变数之大牵动全球神经》。文章提到，台湾只有2,400万人口，但在世界舞台上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次大选中，形势动荡的三方角逐受到中美两国政府密切关注，其结果有可能改变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发展轨迹。 而日本则是最关心选举结果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富士电视台（Fuji TV)1月12日连线在台北的《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同时在东京邀请日本防卫大学前校长、前驻美大使等嘉宾，分析台湾大选的选情。节目标题是，“日本外交的不安定因素”，其中有一幅示意图，从左到右分别是民进党、民众党和国民党，而在三党名称的下面画出了一条示意箭头，标明为“亲中度”，民进党最低，国民党最高。很显然，如果台湾是亲中的政党当选，那么，日本所担心的是，中共会通过亲中政党来控制台湾，世界格局将因此发生变动。 世界各国都希望台湾本身的政治走向能维持现状；虽然中共在威胁世界和平，但美中两国之间的外交沟通，使得中共的对外威胁企图受到了遏制。各国既然无法阻止中共扩军备战，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台湾的政治走向稳定不变，这样，在一段时间内世界格局就不会发生突变。 台湾《政经最前线》的制作团队去年年初到美国采访时，我采访了华府智库马歇尔基金会的葛莱仪女士，当时她指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如果台湾有一个一贯的政策向前推进，无论新总统是谁，都会继续台湾过去的政策，这将被视为稳定和受欢迎的。 台湾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选前对内对外明确表示多次，台湾的对外政策会延续蔡英文总统的路线，因此将是一贯的、向前推进的方针。这当然是台湾的盟友们所欢迎的。 为了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台湾大选的前一天，美国联邦参议院无异议通过了友台决议案。这个决议不仅肯定台湾树立了民主典范，并关切中国介选情形，重申无论选举结果，美方均将致力维持台美伙伴关系。而美国联邦众议院也在同一天无异议通过了两项挺台法案。一项是“台湾保护法案（Pressure Regulatory Organizations To End Chinese Threats to（PROTECT）Taiwan Act）”，另一项是“不歧视台湾法案（Taiwan Non-Discrimination Act）。虽然这几个法案看上去似乎象征意义比较大，但法案可以让台湾感受到来自盟友的坚定支持。 三、民进党竞选短片收视高，但与年青世代沟通不良 民进党在选举十天前推出了一部竞选短片，《我们一起，在路上》，片长四分钟，影片的主角是三个人，即现任总统蔡英文，现任副总统、民进党下届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以及该党下届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影片用车拍的手法，在摄影棚内的汽车里拍摄，用车外的一圈LED超大屏幕，虚拟出蔡、赖两人先后轮流驾车，走在台湾各地。 影片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隐喻，执政党民进党在这次大选中可以赢得选举，现任总统和当选总统将顺利交接，保证台湾的国家路线继续延续而没有波折，而这辆车就代表着台湾，从而让观众体会到，台湾的未来可以充满希望。 影片播出后在台湾引起了轰动。1月2日晚9点这部影片推出以后，到1月4日下午1点，短短40个小时里，单是在台湾的主要社交媒体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平台上，就有八百万人次观看，而且回访率超过一半，即有一半人看过一遍后，还想再看第二遍。台湾的1,900万选民中，大约一半人都看过了这部影片。 不过，虽然选民很喜欢这部影片，但选举结果显示，台湾的年青世代当中，很多人并没把票投给执政的民进党，而是投给了第三势力，即柯文哲的民众党。台湾的年青世代求新求变，但对重大的外交、国防议题兴趣不大；他们当中很多人主要通过社交媒体获得资讯，喜欢使用中共的抖音（Tiktok），而民进党无法使用抖音，连注册抖音账号都会被抖音注销。因此，民进党很难通过抖音与台湾的年青世代沟通资讯。 台湾的《上报》刊登了一篇选后文章，《民进党错失与一个世代年轻人的对话》。该文作者认为，2000年以后的年轻人对民进党老一辈的民主奋斗史兴趣不大，而民进党的选举操盘没有注重与年青世代对话的管道，所以没能抓住年青人的心。 四、马英九提出“必须信任习近平”，中共称其为“说实话的乌鸦” 这次的台湾大选有一个特点，在野党的选战策略不是国政方针，而是以扭曲重要概念、抹黑、假消息来混肴视听。虽然执政的民进党比较注意正面介绍国家政策和国家命运，但民进党的这些诉求并没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 早在两年前，原国民党籍总统马英九就引用过“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票投国民党，两岸无战场”这样的口号。这次大选前，马英九在《德国之声（DW）》的采访中，又进一步提出了“不得不信任习近平”的说法。 在此次采访中，《德国之声》的记者问他，“Do you think that you can trust Xi Jinping（你认为能信任习近平吗）？”；马英九的回答是，“We have to（此处省略了trust Xi Jinping（我们不得不（信任习近平））。” 在英文对话的问答中，答问者不一定非要完整重复提问者问题中的动词，若答问者的回答是肯定式，那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提问者使用的动词；假如答问者不认同提问者所使用的动词，那答问者就必须用完整的、而不是省略句，采用自己认可的、不同于提问者的动词。 目前台湾的媒体基本上都是用“相信习近平”来解读马英九的回答；其实，在这段采访对话中，当提问者问，“你能信任习近平吗”，而马英九在省略句答问中的回应实际上是，“我们不得不（信任习近平，即马英九回答中依省略句惯例所省略了的文字）”。 这里讨论的不是无足轻重的词语差异，而是重要的含义差别。因为，“相信”和“信任”的含义有很大不同。“相信”的宾语是具体的事物、人物或口号，它的反义词是怀疑；而“信任”的层级要高很多，trust的英文原意特指，firm belief in the honesty, worth, justice，它针对的是特定人所具有的诚实（人格），以及他所拥有的价值观、正义观等信念，而信任的含义是，因对他信赖而敢于有所托付。 看来，马英九是把习近平看作“出类拔萃”的人物了，以至于马英九认为，习近平因诚实且价值观值得推崇，所以必须信赖他，而习近平的信念也让台湾值得托付。可是，马英九的这个评价既说服不了他的政党，也说服不了台湾选民。国民党高层认定，马英九的这句话只会让该党丢失选票，为此特地取消了马英九参加选前最后造势大会的安排；而台湾的选民用选票表明，他们不愿意把台湾托付给习近平。 而中共对马英九这句话的评价，可以从中共的外宣传媒《香港01》刊登的相关文章看出来，该文就此事下的标题是，“选战最后一里路，马英九选择做说实话的乌鸦”。这似乎不是对马英九的褒奖。 五、台湾大选中的两个未答题：统一与战争 这次台湾大选期间，出现了两个话题，其一，统一是什么？其二，战争是什么？选前辩论中，在野势力的竞选口号涉及到这两个重要问题，但朝野双方都没把这两个问题讲透，因为多数选民关心的是比较具体的小问题。然而，这两个话题对台湾来讲，都是事关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有必要厘清。 第一个未答题，统一是什么？所谓的统一，无非是中华民国统一大陆，或大陆统一台湾。中华民国统一大陆是蒋介石统治时期维持法统所必须的口号；在蒋经国和李登辉时代，中华民国就实质上取消了武力统一大陆的任何意图，只剩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句口号，后来这个口号也消失了。 所以，统一就只剩下被中共统一台湾这个含义了。中共的统一图谋，就是专制统一自由民主。台湾能有自由民主，一方面是从蒋经国到李登辉，一步一步地改变威权制度，一方面是当时的党外力量奋斗牺牲的成果。中共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它不但认为，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中共谋求既想疆域的最后障碍，也把自由民主的台湾视为对中共制度的挑战。 这种状况下，台湾能和中共协商未来的政治统一吗？台湾能用民主自由去和中国换取什么？除了政治经济上被中共压垮，没有任何其他结果。中国经济日益艰困，台湾已经没有可能从中国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好处了。所以，统一应该是一个在台湾逐渐淡出的政治概念，台湾能独善其身，是台湾民众安身立命的安全前提。 第二个未答题，战争是什么？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中共一直在谋划战争，并且公然以战争来威胁不愿意臣服中共的多数台湾民众。而且，中共的战争意图远远超越台海，它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实施军事上的威胁，都是它对外扩张总体战略的实施，这些行动，有的与台湾有关，有的与台湾无关。台湾的和平，不可能跪求中共赏给台湾；台湾只有与盟友一起增强国防，才能获得和平。 六、中共会如何应对台湾大选的结果 中国在台湾大选前警告说，这次选举很重要，因为选民们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同时，中共在台湾的大选中，前所未有地采用了几乎所有的干预手段，从控制总统选举参选人，到收买台湾的桩脚，试图达到有利于中共的选举结果，但终究归于失败。 那台湾的这次总统大选之后，中共接下来会做什么？中共的反应基本上可能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今年3月台海气候变好、风浪较小时，会继续军演，威胁台湾；其二是，经贸上给台湾制造难题。中共可能会用行政命令，把在大陆销售各种普通工业品的台企从中国市场上挤出去，因为中共认为，这些台企是在中国经济严重衰退时抢中国企业的饭吃；同时也阻止台湾农产品销到大陆市场。 但中共不太可能阻断两岸的全部贸易，因为，台湾销到大陆的制造业产品当中，绝大部分都是集成电路、太阳能板和电子零部件。中国需要从台湾进口电子零部件和精密机床，组装之后再出口到全球市场。中共如果切断台湾对大陆的上述产品出口，无疑属于经济自杀，这样的举动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的经济衰退。 中共的未来台海军演，可能不断扩大事端吗？美中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对抗状态当中，保护台湾是美国在第一岛链的最大使命；那冷战状态下中共有几个选项？其实只有一个，它可以军演，但不能真动武，因为动武就会破坏冷战状态，导向灭亡性的核战争。 拜登去年十一月在旧金山给习近平上了一堂美苏冷战时期形成的冷战铁律课。习近平以前假装不知道这一点，一直故意装傻，不断挑战美军的边界，以达到逼退美军的目的。现在拜登已经在旧金山当面把冷战铁律教给习近平了，习近平再也没有装傻的空间了。从此，美国会继续与中共保持沟通，确保对方的任何动态都能比较透明化。美国当然不会故意刺激中共；但美国也了解，习近平对拜登当面承诺，不会武力犯台，不是什么习近平给拜登面子，而是中共接受了冷战铁律的结果。 冷战铁律只会发生在两个核大国之间，是双方核武器威慑之下的和平承诺；美国在世界上的第一场冷战—美苏冷战—当中，曾经与苏联形成了这个冷战铁律，对共产党大国，唯一的冷战平衡就是战略核武器的威慑。毫无疑问，这种状态下的台海和平，绝对不是台湾的任何政党可以通过协商从中共那里求得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1月30日我在本网站发表本文的上篇之后，12月5日《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国的巨额隐性债务问题已到紧要关头》。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已经引起了华尔街的高度重视；而且，华尔街进一步把视角扩展到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巨大风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最近下调了对中国的信用评级。由此可见，如何观察中国经济的前景，再单纯看被官方操作的GDP增长率，已经变成十分幼稚的眼光了；而穿透中国潜在金融危机的本质，才是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聚焦金融部门 金融系统包括商业银行、专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的商业银行分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国内银行的主力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其中排名在前的是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还有一批城市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在中国开设过业务的外资银行曾达到47家，主要是美国的花旗银行、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银行，香港的渣打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银行和三菱东京联合银行等，台湾有12家银行在中国开办业务。花旗银行曾经多年来在中国开展高端客户服务（理财账户开户需50万元人民币起跳），去年底花旗已关闭中国的个人银行业务。今年12月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消息指出，华尔街金融机构已大幅减少对华投资。 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托、证券、保险、融资租赁等机构以及财务公司等。其中也有一些外资机构，比如著名的美国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其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前十名基金公司管理资产总和的六倍。这家曾活跃在中国公募基金市场上的机构最近决定，把已经收缩得很小的上海办事处关闭，退出中国。过去十年，面向中国市场的外企私募股权基金平均每年募资近一千亿美元，而今年这些基金仅募资43.5亿美元，业务大幅度萎缩。 金融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心脏”，它不断为各行各业“输送血液”；然而，六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研究报告提出，要警惕中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其背景是，中国的金融部门正在“脱实向虚”，走在不健康的扩张道路上，导致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从产业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金融业不发达时代的1.9%，快速上升到了现在的8.3%，这意味着金融风险的来临。 二、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迅速升高 中国的银行是和政权的存亡绑在一起的，中共会不择手段地不让银行破产。实际上，中国的金融系统是中共最后的经济“救命药”，财政的债务主要靠银行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国有企业的坏账靠银行消化；而银行唯一靠的就是政府信用，中国的民众倾向于相信政府不会让国有银行垮掉。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持银行业的声誉，银行奉命不得公布真实的坏账数目，也不会如实减记银行的资产。所以，中国的金融部门之债务是个黑箱，没办法准确算出来；也就是说，各家银行，主要指大型银行，它们的债务到底是多少，无法按账面数据来判断。 今年11月23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对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2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意见和建议》。这份官方文件指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明显超过了欧盟的3.9%，也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4.9%；中国金融业规模巨大，但净资产收益率、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重要指标存在问题，资本金补充渠道不通，上市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价普遍跌破每股净资产价值。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现在要建立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全国人大是中国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中，它实际上是中央领导者手中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既没有真正的权力，也没有真正监督政府的资格；它唯一的任务就是，为中共领导者交代下来的文件走一个“议政”的过场，然后盖上一个“奉旨照准”的“图章”。因此，全国人大的公开文件中，对政府行政之弊，从来都是用温柔的语词“挠痒痒”。当这样的文件开始质疑金融风险的时候，自然就意味着金融风险已经在“叩门”了。 虽然国际金融界无法了解中国金融部门债务黑箱的状况，但还是凭种种讯号看出了一些端倪。最近，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嗅到了中国金融风险的味道，于是将中国的主权信贷评级由“稳定”降至“负面”，同时将八家中国的重要银行之信贷评级由“稳定”降至“负面”，这八家银行包括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及进出口银行这三家政策性银行。这种负面评价标志着，中国的金融部门潜在的风险正在显性化。 三、中国的金融“大锅饭”体制 自由经济国家的读者不容易了解中国的金融制度，他们往往用自由经济之下私营银行的管理运作体制去看待中国的银行。其实，中国的金融体制与自由经济国家实在是天差地别的。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曾经改变了共产党传统的计划经济，那么，共产党传统的金融“大锅饭”体制，其实质则没有多少改变。 在共产党制度下，政府是把银行当“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来用的，财政没钱了，国有企业亏损了，一律都是靠银行用贷款来喂养的。中国改革之前，国民经济当中的资金，八成由国有企业和财政来掌控；民众非常贫困，1978年人均新增储蓄存款只有5元钱，因此，银行能运用的居民储蓄非常少。在这种状况下，银行实际上主要靠国有企业的存款和财政存款来维持经营，它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国有企业，所以银行实际上不过是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出纳”。 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后，财政能控制的资金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而随着民众收入的增加和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需要，银行的资金来源逐渐转变成主要依靠民众的存款，银行也替代财政而成为经济成长的推手。但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江山，而国有企业依赖国有银行贷款来维持运转的局面并未改变。 由于地方政府可以影响国有银行在各地的分行、支行，银行不能拒绝国有企业无穷尽的贷款需要，国营企业则把银行贷款看成是“政府拨款”。因此，虽然银行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变成了居民的私人存款，可是银行贷款仍然是面向国有企业的“大锅饭”机制。这就为中国的银行体制埋下了一个致命的“地雷”，一旦银行被国有企业掏空了，银行的巨额坏账就必然动摇金融部门的安全，诱发金融危机。 四、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危机 当前中国面临的潜在金融危机其实是改革以来的第二次，而第一次发生在1996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城镇就业者中86%是国有部门和具有国有部门特征的集体企业员工。中共为了政治稳定，试图稳定国有经济，为此江泽民提出了“安定团结贷款”这个金融方针，即为了稳定城市的国有企业，要无条件地为国有企业提供它需要的银行贷款。然而，国有部门的效率却持续下降，当金融资源里国有部门占用份额占八成时，这个部门对GDP的贡献只有四成多。这代表着国有部门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国民经济资源，同时国有部门负债累累，越来越多的国企开始向银行“打白条”，即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不再支付。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1994年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83%。 在中共的这种经济政策之下，当时金融系统进入了危机状态，四大银行贷款的两成已成坏账，若加上逾期呆滞贷款，贷款总额的七成实际上已沦为无法归还的烂账。1991年四大银行的呆帐约4,300亿元，而同期这些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银行系统已严重地资不抵债。1994年中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银行的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的自有资本减少，也就是银行的自有资本快要被国有企业吞噬殆尽。 当时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10到15倍，而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面对这种危险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采取了激进的国企全面私有化方针，目的是为银行系统“止血”。当局掩盖私有化的词语是国企“改制”，至于改成什么所有制，则故意避而不谈。 朱镕基1997下半年开始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都作为“包袱”甩掉，迫使几千万“全民所有制”职工低补偿或无补偿下岗，借此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 五、国企私有化暂时救了中共 在中国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不会白白当“替罪羊”。国有私有化，企业都卖给谁？事实上，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鼓励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使用非法手段，摇身一变而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作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了自己主管企业的国有财产，把企业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贷款。此外，许多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等于让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中国1996年有11万家国有工业企业，2008年底只剩不到1万家，其中还包括已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国企。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究竟谁成了国企“改制”后的新老板？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做的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大约50%到60%的国企都变成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其中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 朱镕基推动私有化的时候，中国正急于加入WTO，以扩大出口。WTO接纳中国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取消计划经济并实行国企私有化。因此，中共当时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特别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因此，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但当局在国内对私有化真相掩耳盗铃，不许国内媒体报道私有化的结果，也禁止国内学者研究这个专题。 此后中共迎来了外资涌入的高潮，外企帮助中国的银行把坏账打包处理，度过了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危机；同时，借助大规模出口和“世界工厂”的形成，中国经历了经济繁荣的二十年。 六、中国银行业的第二次危机 国企私有化确实帮银行从此甩掉了为中小型国企“输血”的任务，但并没改变大型国企“汲取”金融资源的运行特征。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为了通过开发房地产赚钱，发行了大量债券，大部分让银行认购，因此，2010年开始，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入了从银行“吸血”的行列。中国的金融“大锅饭”体制并没被改变，相反却成了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连民营的房地产企业也学会了吃金融“大锅饭”，最终引发了大型房地产公司接连爆雷，戳破了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国企和民企的巨额贷款坏账，再加上民众无法归还的大量贷款，最后都把压力集中到银行系统，导出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二次金融危机。本文提出的“债毁中国”现象，从根本上讲，就是共产党统治下吃金融“大锅饭”的结果。中共为了控制金融资源，只让银行上市圈钱，却把大一点的银行之主要所有权掌控在自己手里，结果中国的第二次金融危机，与第一次金融危机一样，仍然构成了政权的危机。 2023年10月底全国金融机构账面上的贷款是235万亿，承购债券是64万亿，合起来是300万亿。目前官方承认的坏账率是1.8%，实际上，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券很大一部分还不了，仅仅按地方政府债券的坏账率50%，企业贷款的坏账率为10%来计算，金融部门的坏账就有56万亿。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114万亿，加上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220万亿，再加上金融系统的最低债务56万亿，合起来就是390万亿，将近400兆。这个数字是中国GDP的3倍多。假如把中国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营业额是每年120万亿，负债则高达400万亿，这家公司是不是已经快要破产了？ 七、重新审视中国的债务 我估计的中国债务，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计算结果要高很多。IMF预测的中国负债占GDP的比重似乎不算高，比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数值低一些。但是，IMF的统计有三个错误。第一，IMF低估了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第二，IMF的计算排除了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巨额债务，而国有企业以其政府背景、向银行大量借的不会归还的贷款，其实也是中共的政府债务；第三，IMF的计算完全没考虑中国的国有金融系统的巨额坏账。 由于美国和日本都没有中国的这三种状况，所以美国和日本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其实与中国并没有可比性。中国的负债占GDP的比例实际上早已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国的两倍多。 此外，中国的大量国际债务是不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因为人民币不是硬通货。而中国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除了要偿还外债，还要应付数万亿美元外企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汇出盈利和撤回投资的需要。单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债务危机就很难化解了。 那中共能象度过第一次银行业危机那样，再一次把国企私有化，从而化险为夷吗？私有化靠私营企业的实力，美国和日本的私营企业都是世界级大公司，主导着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但中国的私营企业除了房地产公司之外，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完全没办法把国有的巨无霸公司民营化。一句话，此路不通。 中共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是靠美国帮忙解决的，而这一次银行业危机就没有美国帮忙了。地球上只有一个WTO，中共无法再找到另一个脱身危机的外助。其实，中共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美国是不知道底细的，糊里糊涂地帮了忙；而这第二次“债毁中国”，美国的华尔街已经比较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了，当然不会再上当。《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个信号，这篇报道的标题是，《“不碰中国”的投资战略行之有效》。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初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拯救房市的措施，三个月后房市的反应是，二、三、四线城市房价持续下降，连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也降价一到两成。最近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中植集团宣布“严重资不抵债”，它的投资人多半是富人，似乎不象恒大、碧桂园暴雷那样冲击买房户的信心，但中植濒临破产，压住了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证券、信托类）的活跃度，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似乎被冻住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救不起来？答案是，因为“债毁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相关的内容很多，我将分上下篇来分析。 一、房地产的潜在客户濒临枯竭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房价涨了25倍，为什么房地产公司却亏得一塌糊涂？原因在于，债毁房地产业，恒大负债2.58万亿人民币，碧桂园更多。但民营房地产公司的巨额负债，比起中国居民的买房负债，其实只是九牛一毛。 由于房地产是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支柱，而房地产业现在的衰微又与居民购房能力不足直接相关，所以，考察中国房地产的潜在购房户状况，才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行情的前景究竟如何。 全中国14亿人，按家庭户数来看是5亿户家庭，但并非所有这5亿户居民都想在城市里买房。因为，居住在乡村的2亿户农村居民都有自住房，他们基本上不需要、也没能力进城购房。所以，居住在城市的约3亿户居民的钱袋，就是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极限。 进一步来看，9亿城市人口当中，5亿是流动人口，或者是半流动型（即人口调查时确定为人户分离），这5亿人多半没有购房需求。扣除了9亿城市居民中的5亿流动或半流动型人口，只有4亿城市居民是潜在的住房购买者。而这4亿城市居民里，能够借房贷购房的，也只是年龄在30岁到50岁的人口，因为50岁以上的人离退休不远，未必能有偿还30年房贷的条件。根据人口普查的年龄构成来计算，4亿城市居民里，30岁到50岁的人口约占一半，即2亿人，相当于7千万个家庭。从银行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从银行申请贷款的居民已经达到1亿户了，其中主要是申请了房贷。也就是说，城市家庭当中，虽然现在能够贷款买房的不到7千万户（这其中包含了已经还清贷款的家庭或不需要买房的家庭），但在银行里仍有房贷债务的达到了1亿户；换言之，有些家庭的成年成员现已超过50岁了，但还背着房贷没还清。 这样的分析说明了一点，20多年的房地产狂潮，早已把潜在的房地产客户吸空了；而现在及今后潜在的住房需求户，只能是随着年龄自然增长而又事业有成的一个很小的人群，以及想通过置换房产来改善居住条件的少量家庭，或想趁房产价格下跌、从中赚一把的投机客。这个结论说明了一点，中国的房地产趋跌，乃事所必然，在所难免。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房地产狂潮之后，必定是房产价格和房地产业务明显下跌。房地产被中国政府选定为经济支柱，其功能很明显是阶段性的；等到房地产客源萎缩，这个支柱就垮下来了，然后便带动整体经济持续下滑。 二、城市家庭负债沉重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贷款额达到了80万亿。申请过贷款的1亿户家庭当中，户均负债80万元。当然了，申请房贷的家庭，多少会有一些存款，把家庭负债扣除家庭存款（包括其他金融资产），就是家庭的净负债。这个数字反映出家庭今后的财务困难度和家庭支出及投资的潜在意向。 统计学用平均数来代表一个群体的数值，但前提是，数据的分布要基本上符合常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是，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处于偏态分布当中（skew distribution），即大多数家庭的资产数量很少，而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家庭占少数；用数据图来表示，就是横轴上显示的向右延伸的曲线，在靠近原点的位置非常高，然后曲线贴近横轴向右方延伸很远。偏态分布中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干扰用平均数所作的统计推论，因为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拉高平均值，造成统计推断的偏差或失误。 胡润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202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拥有600万以上金融资产的“富裕家庭”，只有518万户。由此推断，中国的3亿户城市家庭当中，金融资产比较多的不过占1.5%而已，而绝大多数家庭并没有多少金融资产。 “富裕家庭”的金融资产，绝大部分是股票、债券或其他理财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放在银行的存款户头里。而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越少，投资股市、债券的可能性就越低，存入银行的可能性则越大。 因此，笔者用居民家庭的银行存款，来估计他们的家庭金融资产，可以大体上排除极少数“富裕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因为，金融资产不多的普通家庭之钱财，多半是银行存款，这样的家庭所组成的群体之财产分布，会比较接近统计学理论上的常态分布（即钟型曲线）。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总额是134万亿，全国5亿户家庭，户均存款25万，其中的2亿户农村居民的户均存款很少。那么，那1亿户申请了贷款的，其家庭存款总数大约是25万亿，而贷款总额是80万亿，净负债大概是55万亿，平均每户净负债55万。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万元，户均可支配收入为14万元；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成用于偿还房贷本息来估计，那户均所欠的55万元净负债，还需要13年才能还清。 也就是说，从城市家庭已经非常沉重的债务负担来看，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家庭已经再也没有举债能力了，即便目前各地的二手房交易价格已平均贬值20%，也不会带来大量住房需求；何况各行业的薪资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论，中国的房价可能继续贬值；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好不起来了。由于居民的购买力被房贷重负压制，而房产价值又不断下降，现在城市居民们更关心的是尽量加快偿还贷款，同时不愿多消费。 三、各级政府债台高筑 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大到再也还不起的时候，经济就没救了，中国当下就是如此。中国到底现在各行各业、各级政府的总债务是多少？从来没人算过这笔帐。按照国际惯例，要估算中国的总债务，就需要参考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这个分析框架是把整个经济分为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四大部门。 上文已经分析过居民部门的债务负担，在这一节里分析政府部门的债务状况。关于这个部分，今年2月27日我在本台的文章《人大换届看财政》已经介绍过，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88万亿，中央政府的债务2022年底是26万亿，合起来是114万亿。2023年显然又有新的债务叠加上去了。 这些硬债务都是必须到期要还的，但各地政府还能够偿还吗？显然是不可能了。因为，2022年全国31个省市，除了京、沪、晋、粤、苏、鲁这6个省市以外，剩下的24个省市，债务都相当于年度财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其中债务负担最重的吉林和青海省，债务都超过年度财政收入的8倍以上。 上述所列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只是两级政府财政部门所欠下的债务，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并不止于此。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有大量由这两级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其中，由中央政府所有的央企级国有企业里，许多是巨无霸型垄断大企业，比如中国铁路集团、联通、中石油、中石化、兵器工业集团、兵器装备工业集团、航天集团、造船集团等等，每个集团公司都下属几十乃至上百个企业。地方的省市一级也有数达上万的国有企业，多半是地方政府视为摇钱树的企业。 央企级大企业集团统一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管理；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由地方政府的国资委管理。逻辑上，这些国有企业如果欠债难还，应该由国资委作为所有者来负责偿还。但各级国资委其实只有所辖国企的管理权和主要负责人任免权，却没有自己的财源去偿债。 照道理，国资委作为一级政府的国企管理机构和政府所有权的代表者，其下辖国企的债务，理应由同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偿还。而事实上，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里，根本就没有替国企还债的项目；也就是说，国企的债务，财政部门既还不起，也从来没打算还过。因此，国企的债务是一个迄今为止在中国从未讨论过的债务陷阱。 四、国有企业债务黑箱 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把金融企业（如银行等）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不涉及金融的企业区分开来分析，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非金融企业这样的范畴。如此区分的原因是，金融企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不能与非金融企业混在一起对比。本节所谈的都是非金融企业，均简称企业。 如上节所述，企业因所有权不同，有国有和民营之别。国有企业当中，除了大量军工企业之外，许多国企都上市了。上市的国企虽然有很多小股东和机构股东，但国资委所代表的政府所有权始终在上市国企中居于控股地位，行政上国企也只听从政府的命令。 凡是企业，当然就有用于运营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库存和金融资产），同时也有债务。企业的资产到底应该如何估值，取决于它的经营状况，如果企业常年连续大规模亏损，那它的资产就会贬值。但是，企业资产贬值的情况下，企业的负债仍然必须偿还，如果资不抵债，这样的企业就属于行将破产的状况。 然而，如果企业是国有控股的，那政府可能就不许它破产。比如，中国铁路集团就是如此。去年及今年1季度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铁集团”）的财务决算显示，去年亏损696亿元，今年继续亏损，该公司的负债已经超过6万亿。现在高铁通到全国，但没一条线路赚钱。过往唯一的一条赚钱的线路是京沪之间的高铁线路，但这条线路今年开始也赔钱了。很显然，中国铁路集团根本就无法偿还债务了；何况，它因为连年亏损，所欠银行债务越来越大。它只是靠国有银行不停地输血，才能够活下去。 日本的国有铁路公司(JR）在80年代也曾经如此，日本政府随即开始了JR民营化。日本的经济结构是私营企业大而多，国有企业少，因此JR很快就被切割成多个地区公司，分别完成了民营化。 日本的办法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而多，民营企业小而弱，不可能指望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而且，央企都属于战略型行业，政府不肯放手，而这些央企也大得卖不掉。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所欠债务，政府不打算还，就只能永远挂在国企的账上，这就形成了国企的债务黑箱。 五、国有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关于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数额，有一个估计，国有企业的债务大概占全部非金融企业债务的九成以上，而私营企业的债务只是一小部分。至于私营企业的负债，其中主要是私营房地产企业欠债，总债务约20万亿。 那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多少？今年10月官方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其中说，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40万亿、负债220万亿。其中央企的资产总额109万亿，负债总额74万亿。 这些债务，不管是贷款还是债券，都是要还的，那不是资产还很多吗？其中的花样就在于，债务是硬的，资产是软的。为什么资产是软的？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资产在会计上都是按购进价或者投资数额算的，不作资产价值重估，所以，这个账面数的资产是靠不住的。比如。国有企业普遍涉入房地产炒作，那它们现在持有的房产，按照市价已贬值20%了。 另一个原因是，资产必须能够交易，才能变现，但中国央企的资产实际上是无法交易的，找不到买主。为什么？就算中共打算拍卖国有央企，但中国的私营企业买不下，因为国有央企都太大了。国有央企大约是1百家，单个企业集团的平均资产规模达到1万亿，有哪家民营企业能拿出那么多的现金，买下其中的一家，不可能。何况，民营企业会想并购军工企业吗？那是民企敢插手的领域吗？此外，央企还有一个财务黑箱，那就是，其中的军工集团因涉保密，其资产、负债和财务数据从不公开。因此，无法判断这些企业的负债状况到底如何。 基于以上原因，我做一个保守的估计，即地方国企的垄断性低，资产规模相对较小，其债务尚可通过部分民营化来化解一些，央企则基本上无法这样做。现在央企有70万亿债务，这些巨无霸集团无法依靠自身财力来偿还，中央财政又从不编列偿债预算，这种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为什么中央财政不编列为央企偿债的预算？因为数额过大，中央财政目前的债务是26万亿，而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事实上，央企除了发行债券以外，其债务的主体部分是欠银行的贷款；而央企的存续靠银行用新贷款维持。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国民核算体系里金融部门的债务问题了，我将在本文的下篇分析，并给出一个中国总体债务的估计，以及为什么国企的这第二次债务危机度不过去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习近平访问美国，他用的是参加旧金山APEC领袖峰会的名义，却不参加这个峰会的首日议程，而是花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与拜登会谈。究竟中国今后会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影响到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向如何？世界各国都十分关心，而台湾正是拜登与习近平对话的焦点，当然台湾就要格外注意了。 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在野势力仍在互相蚕食中纠缠，而争执的焦点竟然是统计学教科书里的入门定义—“统计误差”的各自解读（即由抽样方式及样本大小所决定的固有误差），却不曾触及与国家安全攸关的重大政策话题，而选民的注意力也因此被转移了。 习近平这次访美，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美国的商界、特别是华尔街，再次向中国投入巨额资金，来拉动中国那个疲软不振的经济。而习近平归国那一天，《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送行文章，标题是《“不碰中国”的投资战略行之有效》。而习近平访美的第一天，事实上却到“拜登教室”里“上了一堂课”，“所学”内容事关重大。 一、习近平访美的背景：美中关系紧张 过去一年半以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和以色列加沙地区发生的冲突，吸引了各国媒体的目光。相比之下，中国空军和海军对台湾的骚扰，似乎被看作是印太地区以台湾为焦点的紧张局势之常态。 共机扰台从马英九政府执政的2013年下半年开始，起初是试探性的“绕岛巡航”，2017年有3次，2018年6次，2019年2次。然后，2020年共机扰台次数突然暴增，当年有380架次进入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2021年增加到972架次；2022年扰台次数高达1,727架次，增加78%；到2023年到10月20日，共机扰台次数已近3千架次，再增加七成多。 中共如此对台湾施压，只是因为“台湾不听话”吗？当然不是。一直没有人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共是在2020年突然大量增加军机扰台的数量？因为，中共从2020年开始执行“攻台必攻美”的军事战略了。这个战略的目的是，以占领台湾为目标，威胁并阻止美军对台湾的支援。这样就能解释，中共为何一方面用军机扰台对台湾施压，另一方面扩大航母舰队的远海演练，到台湾东部去展示对美威胁。 从台湾的角度去观察，台湾的在野势力试图用和谈来缓和两岸关系，以为这样就能给台湾带来和平。然而，台海和平的破坏者不正是专制的中共政权吗？面对这样一个嚣张跋扈的专制者，用求和就能让它同意台湾继续维持现状吗？那么，谁才能真正按住中共试图夺取台湾之手？其实，在国家关系的现实格局中，只有美国才能做到；而且，在这次旧金山会谈中，至少让习近平表面上似乎表示了暂不攻台的态度。 那美国会因为遏制中共而造成台海局势紧张吗？这是台湾某些声音不断制造的“疑美论”之一。事实上，美国通过外交交涉所实现的目标，恰恰是缓解台海局势，为台湾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而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中共在2020年点燃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冷战之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而美国最后顺势利导，用军事实力和外交交涉双管齐下，从而迫使习近平承认，中共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不容许他在台海水域胡作非为。 二、中途岛中美海军对阵：中共亮出“攻台必攻美”军事战略 过去几年来，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被解读成经贸利益上的冲突所引发。其实，真正的紧张关系之根源，乃是军事领域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这一连串事件的开头，就是大多数国际观察家都不知道的中途岛对阵。2020年初中国的“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突然前往中太平洋海域，这支舰队由导弹驱逐舰呼和浩特号、综合补给舰查干湖号、导弹护卫舰咸宁号和电子侦察船天枢星号组成。这支编队进入了美国的军事要地中途岛海域，展开了针对美军的军事演习。 关于这一事件，我曾在台湾的《政经最前线》时事评论节目里讲过多次，因为时间有限，往往是点到为止；2020年2月28日我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海军剑指珍珠港，意欲何为？》，也指出了中国海军舰队突然挺进到美国海军太平洋防线的腹地，展开了威胁美国的演习。然而，当时我的思考还不够深入，此文并没点出中共海军这次演习真正意图之所在。 现在看来，中美海军突然在中途岛对阵，其实是中共执行“攻台必攻美”军事战略的开端，因此就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危机，也同时造成了比1996年飞弹危机更严重的台湾之重大国安问题。台湾很多关注两岸关系的人，并不了解这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及其意义，而台湾的媒体当时和事后也没报道过。 中途岛中美海军对阵这一与台湾的国家安全关系重大的国际事件，之所以台湾民众很陌生，是因为绝大多数国际媒体都没抓到这条新闻。只有中国国家安全部背景的《多维新闻》网站曾详加报道（此网站已关闭）；而美国海军官网当时则有一条关于紧急出动航母编队、赶赴中途岛海域的相关报道，映证了中方的消息。 2020年2月22日中共官方的《多维新闻》网以《中国舰队挺进敏感海域》为题，报道了相关消息。此新闻写道，这次演习是“近年来首次以战斗姿态进入西半球，‘逼近’夏威夷”。其战略意图是，“与其在‘内线’（第一岛链）疲于奔命，不如在‘外线’（第二岛链）主动进攻，以攻为守”；“时下解放军‘军事斗争准备’的最核心问题是统一台湾，夺岛时要阻止‘蓝军’从海上驰援台湾”；即迂回至大洋纵深，保证台海战场不被外军介入”。 这个官方宣示表明，中共海军的作战战略有了重大转变，将从近海作战转向远海对美作战准备，也就是所谓的“攻台必攻美”。上述报道中提到的“蓝军”和“外军”，主要是指美军。因此，2020年开始，中共大量增加军机扰台的数量，以尝试孤立台湾、阻断美军对台湾的防务支援。 三、“攻台必攻美”：美国如何应对？ 自从二战结束直到苏联解体，唯一曾与美国在军事上冷战对抗四十年的苏联海军，从未到过中途岛海域，美军在它的太平洋腹地中途岛的防御一直都是象征性的。美国显然没料到，2020年初中国海军会突然前进到美国太平洋舰队防守海域的腹地，以挑衅性的姿态展开演习，并搜集当地的防务资讯。当时美国海军从加州圣迭戈海军基地紧急出动一支由罗斯福号航母率领的舰队，赶赴中途岛海域，与展现威胁姿态的中国海军舰队对峙。 中国官方一直指责美国挑起新冷战，而各国媒体上不少不了解中途岛对阵的评论人和记者，往往也误以为，中美之间之所以出现了军事上的紧张关系，是美方挑起的。唯有了解了中途岛对阵这个事件，才能真正理解，最先发起军事威胁的，是中国海军的中途岛行动；而这个行动标志着，中国明确地表示出它试图改变太平洋海域的稳定与安全的战略企图。 台湾之所以成为国际关注的战略重心，其实就是从中美海军的中途岛对阵开始的。虽然中共海军的一支小舰队当时并不构成对美国海军太平洋防线的真正威胁，但这个行动充分展示了中共的对外军事战略企图，由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美国海军此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共威胁台湾、进而破坏第一岛链的安全和稳定的军事动态评估。而美国制定的印太战略，就是针锋相对地应对中共“攻台必攻美”战略的有力措施，其主要目标是尽量遏止中共的攻台企图。 然而，如果单纯把美国海军的备战，理解为传统的海上热战风险，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事实上，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不能爆发热战，而只能维持冷战。因此，应该讨论的问题，不只是如何防范热战爆发；更重要的问题是，双方的冷战格局怎样才能形成稳定状态。由于美苏冷战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很多人对核大国之间的冷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完全陌生了。 事实上，中共在差不多四年前点燃了又一场冷战。关于这场冷战，今年6月16日我在本台发表的《中美冷战格局固定化》一文，曾经初步分析过。自2020年以来，美中关系就进入了军事上的紧张状态。近四年来中国的海空军不断在南海、东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与美国试图维持东亚稳定的海军力量展开了反复较量；同时，中国迅速增加针对美国的核弹头洲际导弹部署，构成了对美国的新军事威胁。非常明显，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元凶和罪魁祸首，正是台湾某些政治人物对之点头哈腰的中共。 为什么说，中共的中途岛对阵行动点燃了新冷战？这要懂美苏冷战史才会明白。两个核大国之间，一旦进入潜在的军事对抗状态，就不能把眼光再放在传统热战的避免擦枪走火这个层面了。使用枪械的人，擦枪走火，最多是打死几个人；而核大国之间，擦枪走火意味着热战可能诱发核战，因为在热战中失利的一方可能动用核武器；而一方动用核武器，就是主动引发核战争，那被核武器攻击的一方，除了同样动用核武器来消灭对方的各种核武器发射平台，没有别的选择。 因此，冷战被点燃，就意味着双方的扩军备战不可能停步了；任何一方都不得不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也就是，备战才能止战。那处于冷战状态的两个核大国之间，从此它们的关系就被锁死在冷战状态中了。而这一关键就决定了，中美关系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 四、中共错判军事战略 最近一年来，习近平陷入了两个困境，一个是经济不断滑坡；而另一个困境是，中共在军事战略上犯了大错误。2020年在中途岛对阵事件中，中共喊出了“攻台必攻美”的战略，其实，那是无知导致昏庸，昏庸导致头大症。所谓的“无知导致昏庸”，是指中共在军事战略制定和海军战斗训练的组织方面犯下了重大错误。简单来讲，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中共海军选错了军事战略。以俄国黑海舰队旗舰被乌克兰用飞弹击沉为标志，航母舰队用舰载机决战的时代已经结束，最新的海战模式从此进入了飞弹决胜负的时代，航母会变成靶子和累赘。中共长期以为，有了航母，就可以控制制海权，其实，现在制海权落在飞弹占优势的国家手里，台湾虽小，不用航母也可以控制制海权。 第二，中共低估了海军装备的技术性能。海军现在必须要依赖高科技装备，而高科技装备需要运用到最先进的晶片和AI技术，中共目前还不具备这种作战能力。美国的晶片战，就是针对中共的这个弱项所采取的制裁措施，可以延缓中共高科技装备升级的速度。 第三，中共看轻了现代高科技海军的专业素质训练。中共现在的海军水兵主体依然是从农村召来的低文化程度士兵，而军官普遍不具备足够的技术素养。所以，就算中共海军研发了土法上马搞出来的舰用科技装备，官兵都用不好。而航母进入作战演训后才发现，从舰长开始，就没有合格的能懂航母作战并综合运用所有最先进高科技装备的指挥官。 这三个层面的重大错误迫使习近平回头重新考虑对外扩张战略的实施计划，也因此他在这次旧金山会谈中告诉拜登，他最近没有攻台计划。美军了解中共的这些弱点，并不担心中共航母的威胁性。但美军担心一件事，那就是，中共不懂冷战状态下如何控制军方的行动。经历过美苏冷战的美军知道，苏联当年一直与美国保持高层热线联系，特别是军方之间有热线可以随时沟通，双方都能做到，在重大事情上不互相欺骗、实话实说；而遇到任何突发事件，也能有效联络沟通，以便第一时间了解对方意图，避免误判。 也就是说，虽然共军现在完全不具备进攻台湾的真实能力，但对美国而言，除了继续提升军力，并帮助台湾不断改善防卫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即指导中共学会苏联在冷战中形成的决策模式。 五、拜习会谈的重点：防止共军行动失控 在冷战状态下，中共不会停止军事威胁行动，更不会停止扩军备战。而中共的各种军事挑衅行动经常在“打擦边球”，试图用高风险的对抗动作，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政治目的。这就是美国军方最担心的事，因为共军“打擦边球”的行动会造成双方军事对抗扩大化的高风险，这样的高风险本来是可以用外交协商来避免的。但过去几年来，中美紧张的军事关系也延伸到了外交活动方面，中国外交系统的高阶外交官与美国外交官会面时，中方官员连续采用“战狼”式外交手法。 中共的这种做法事实上关闭了中美之间的外交协商管道。以前，美中之间有八个层级的军事互动管道，但全都习近平被关闭了。所谓的外交协商管道，当然包括传统的外交沟通；而在冷战格局下，双方军方的互动管道，才是防范军事摩擦扩大化的最重要工具。 这次习近平访美，虽然他有自己的意图，但却是拜登主动安排并邀请他来的；而习近平也想借这个机会，为中共争取扩军备战的时间窗口以及挽救经济的必要机会。所以，10月中王毅便到美国先行铺路；而中国邀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访华时，习近平甚至对他说，“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这句话是习近平2017年到美国与川普总统会谈时讲的；然后，习近平用一条理由就把美中关系搞坏了，这一条理由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现在习近平又来了一个发夹弯大改变，他从此要当乖乖的“熊猫”、不当战狼了？他会停止威胁美国和印太地区的扩军备战吗？ 拜登找习近平来美国，并不指望中共停止扩军备战，只是要说服习近平恢复军事热线，建立美苏冷战式的那种危机防范机制，那习近平也初步答应了。不过，中共现在只是恢复了过往军事热线中的几条管道而已。重点在于，习近平现在算是稍微懂了一点美方要教给他的事情。其中主要是两个部分：其一，核大国之间的常规军事威胁不能玩过头，要及时收敛；其二，双方之间必须建立互信机制，一方的欺骗行动会严重威胁到互信机制，导致风险防控机制破局。 这种美中之间防范冷战状态下的军事冲突风险机制，不会一夕之间就成功建立，但会在持续不断的摩擦中逐渐形成，当年苏联也是一步一步学会的。实际上，美国设法防范与中共的军事冲突危机，首先保护的就是台湾的安全。台湾现在能得到安全，不是因为台湾有政治人物对中共点头哈腰，言听计从，而是因为，美国按住了习近平的手，不让他武力攻台。 但是，习近平就算知道了危机防范机制的必要性，他仍然不会放弃他的扩张战略。他告诉拜登，一定要统一台湾，就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暗含的意思是，既然武攻台湾不行，那中共就会设法和平夺取台湾。所以，当前台湾的大选，是一场对台湾选民的政治智慧和国际眼光的巨大挑战。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10月24日习近平视察了国家外汇管理局，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局势的重要信号。但是，紧跟着，李克强去世的消息吸引了各国媒体的注意力，于是习近平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新闻就被盖过去了。然而，回归中国观察的基本面，中国的外汇储备敲响警钟这个事实，值得我们多加注意，当然更让在中国投资的外企心生焦虑，也值得上百万中国在各国的留学生关心与自己的人生规划直接相关的留学资金问题。 一、习近平为何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 习近平以前去过这个机关，那是他就任大位之前的2010年8月，他到过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大致了解一下什么是外汇管理业务。那时，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副局长照例要到场汇报，但主管外汇管理局的总理温家宝或其他副总理，没一人陪习近平去。这说明，那时习近平的访问，不过是他这个备位角色想要略微了解一点金融圈的大致情形而已。 时隔13年之后，这次习近平突然率副总理何立峰和其他官员，“参观”国家外汇管理局。何立峰是国务院现任总理、副总理当中，主管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人。“参观”这个词，是外媒报道这则消息时的用语。实际上，习近平的这次“参观”，不仅是一次罕见的举动，而且也是一次重要的举措。因为现在的习近平与13年前的身份大不相同了，他在国务院相关主管何立峰的陪同下亲自到场，显然意味着外汇管理局的工作出现了重大问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重要功能，是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习近平此刻专程到该机构去，当然不是象上次那样，有闲暇去逛逛，更不是现在对外汇管理业务突然想了解学习了。外汇管理局只有一堆办公室，许多台电脑，以及一批业务官员，他们每天的具体工作内容，习近平根本听不懂。 常规情况下，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是国务院总理分工主管的单位。因为这两个机构功能特殊，专业性很强，外行听不懂，内行好摆谱，因此，历任总理往往倚重央行行长来代替自己作日常的掌控。而总理本人并不会直接过问这两个重要机构的日常运行，因为中共历史上的各任总理，对这两个机构的政策和业务都不甚了了。 那习近平为什么要去外汇管理局呢？他唯一的目的，其实就是去视察；而视察背后的真实含义，则是去监督与告诫。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外汇管理局的办公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可以想见，那就是，外汇储备状况不妙，事关中国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全局，习近平很不放心。 习近平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消息，中国的媒体完全没报道，但路透社作了报道，随后香港和新加坡的媒体转报。但境外媒体无法透过打探消息而找到更多的报道点，因此这几个媒体无法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习近平要突访外汇管理局。 二、外汇储备再度告急 事实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的外汇储备出现了迅速缩水。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过一次大缩水，2014年9月到2016年12月，外汇储备从将近4万亿美元，一步一步地下降到3万亿美元左右。接着，习近平开始全面反腐，同时大力打击官员的境外逃资。 然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一直在3万1千亿美元上下波动，其中有1-2个月下降，然后再度回升，总体上来看，外汇储备基本上是稳定的。从2017年到2023年上半年，长达6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呈小幅度起伏。 因此，国际金融界都不怎么关心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或者说，他们变得对这个数据不敏感了，就象一个人的生命监测仪上每秒钟的读数多少年来基本稳定，医生们会习惯性地认为，他的身体状况不至于突然恶化。 华尔街金融圈的研究者会以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继续平稳；当他们用时间序列平滑统计软件来分析中国外汇储备动态时，这样一个平稳的印象，似乎是得到数据支撑的。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最近开始滑坡了，但却没引起被平稳印象麻痹了的华尔街之注意。 从今年8月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再度出现缩水征兆，8月减少了443亿美元，9月再次下降450亿美元，而10月显然又是明显缩水。笔者落笔之时已是10月底，等到了11月上旬，10月底的外汇储备数额就要公布了。在那个公布数据的日子，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三连降，非常可能是一个令国际商界非常不安的开端。 这个开端，习近平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证明。假如今年8月和9月之后，10月的外汇储备有所回升，那么，中共高层的外汇储备焦虑就会淡化，习近平也就不再操心外汇储备问题了；他可以象以往6年来一样，安之若素，大可不必专门跑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去，直接过问外汇储备的实际状况。 什么是中共高层的外汇储备焦虑？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1,150亿美元，10月底可能就接近3万亿出头了；而如果外汇储备滑坡的趋势不变，则11月底是有可能跌破3万亿这个心理关口的，那就跌回到2011年的水平去了。 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多不多？ 为什么中共高层那么在意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因为，外汇储备是中国经济的风险指标，而3万亿这个数字，就是风险可控或者风险失控的心理关口。不但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界和商界会关心这个心理关口，中共自己也害怕这个心理关口一旦跌破，就会动摇国人对政权和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 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当中，一直有一种外行的说法，那就是，中国有3万亿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少一点点也没关系。之所以说这是外行的认知，是因为持这种看法的人只看到财产，看不到负债。就象一个人在银行里有1千万存款，可以自夸是千万富翁；但同时他欠了银行5千万贷款，他还是富翁吗，不是了，他实际上是财产“负翁”。 把这个“负翁”换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那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不多了，原因是，中国欠各国企业和投资者的钱，远远超过3万亿美元。到了还债高峰的年头，这3万亿美元就捉襟见肘了，外汇管理局会“八个坛子四个盖，盖来盖去要穿帮”。所谓的“穿帮”，就是轻则国际信用降级，重则国际信用破产。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2021年年报披露，截至2021年末，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27,466亿美元。到了2023年底，这个数据应该接近甚至超过3万亿美元，正好与外汇储备相当，资产=负债。 这里讲的还只是所欠债务，不包括以投资形式进入中国的几万亿绿地投资和金融投资。因为，虽然外商投资不是中国直接欠下的借债，但外汇管理局却需要用外汇来支付外企撤资或汇出利润所需外汇。 假如外企赚了钱，它们的利润需要汇回母国；如果所有外企都不赚钱，那它们就会设法撤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外汇管理局都另外需要上万亿美元的外汇，来应对这种外企的外汇需要。那现在外企在中国投资的存量一共有多大？到2019年底是1万3千多亿美元，此后几年，还要再加上1万多亿美元，那是最近几年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金融投资和新增绿地投资。 因此，国家外汇管理局面对近3万亿外债和1万多亿可能的外企用汇需要，那3万亿外汇储备还多吗？一言以蔽之，还账都不够。 四、外汇储备因何滑坡？ 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或者至少相对稳定，中共高层或许和可以寄望于未来。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外汇储备陷入了滑坡趋势，难怪习近平会紧张起来。那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滑坡？是事发突然吗？当然不是，其实，这次滑坡早有征兆。 一般人观察外汇储备的变化，通常会对比外贸进出口的数据，这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但同时还有另外三个同样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服务项目的收支、外商的金融投资、以及银行抛外汇挺人民币汇率的支出。下面我来做一些简单分析。 首先讲外贸，中国今年到9月底，出口已经连续五个月下降，这种趋势意味着，出口收汇在下降。中共一直在拼出口，甚至让国有的石化企业用从俄国进口的石油，加工为成品油，再用低于进口成本价的低价卖到西方国家，以赚取外汇。这是出口兴旺的标志吗？ 其次讲服务支出，这主要用在运输、旅行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几个方面。服务支出项目，中国向来是逆差，所以，它会抵消外贸出口的外汇收入。 再次是外商的金融投资，主要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金融账户部分。由于不熟悉会计学概念的读者，不容易理解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使用的借贷平衡法之相关概念，我在刊登于本台的《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上下篇）里，换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中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来说明，由于中国的数个非金融企业所欠大笔外债到期拒绝偿付，国际金融界的对华金融投资已基本上断流。从大量投入到突然断流，这对外汇储备自然构成了巨大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从2021年人民币汇率达到峰顶之后就一路下滑，8月底跌到了7.3(兑换美元的汇率)。这就涉及到了外汇储备的第四个用途，即银行抛外汇挺人民币汇率的支出。中国的各商业银行本来有大约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头寸在手中，但奉命抛外汇挺人民币汇率之后，它们的外汇头寸迅速耗尽，而汇率只支撑了3个月左右，略有回升。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用完之后，人民币汇率重新止升回跌，再度降到了7.3。 这就是习近平在视察外汇管理局的同时，也访问人民银行（央行）的原因。因为，支撑汇率的外汇不多了，归央行管的人民币汇率要进入贬值通道了。此刻习近平不得不去关心，汇率将跌到什么程度，而外汇储备又可能降到什么程度。 五、加紧外汇管控 外汇储备不足，中共自然就只能看紧外汇钱包，限制外汇流出。除了国人出国旅行的限制越来越多以外，个人汇出外汇的额度也会收紧。此外，中共也尽量转移能源进口的来源，增加不用外汇的原油进口，这是节省外汇的一个重要渠道。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出口工业消费品，来换取俄国的石油，从而减少对中东地区原油进口的外汇用量。 最近几年来，很多外企陆续撤离中国，而人民币汇率看跌，官方的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外企就格外紧张。由于中共加强了外汇管控，外企撤资困难重重。比如，台商撤资时，汇出管道经常被官方卡住，结果只能寻求地下金融的管道。过去，走地下金融的途径，所收费用只有3%左右，尚属正常；如今，地下管道汇出资金的成本，已经超过了10%，不但难度越来越大，能撤出的资金越来越小，而且撤资花销迅速爬升。 今年以来，华尔街各投行都改变了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策略，从多出少进，变成了基本上只出不进。但是，撤资并不容易，尤其是金融投资，要撤更难。金融投资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证券投资，一是私募基金。证券投资只能抛盘，但中国股市委靡不振，始终在3千点徘徊，需要撤出的资金数量庞大，若一次性抛盘数量过大，会造成证券市场崩盘，那就无法完成撤资任务了。而私募基金项目，依投资合约，十年内不能退出，所以外商只能在中国国内寻找下家，而中国经济整体疲软，下家难觅，甚至外企贴上知识产权白送，也不容易撤资。 随着外企多年来陆续从中国撤离，中共对自己在国际上的金融信誉也越来越不在乎了。最近恒大和碧桂园陆续有外债到期，却分别赖账不还，其实背后就有这个因素。如果中共还在意中国的金融信誉，仍然指望今后继续获得国外的投资，那它会命令这些赖账的公司马上还债，并且提供必要的外汇。但中共知道，在国际金融圈，自己已经声誉扫地，因此，民营企业赖外债不还，它不但不干预，还乐得省下几千万美元的外汇。今后，这样的事情会陆续曝光。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走入下行通道。普通中国人可能不关心金融圈的动态，但是，外汇收紧的局面，早晚会让中国的中产阶层有越来越明显的感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当中共的“东升”、“崛起”转化成军备扩张之后，中国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至于因为冷战而彻底消失。与此同时，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 一、21世纪全球安全格局的变化 如果说，上个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相互较量，牵连到北半球许多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本世纪的美中关系已经变成了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从中国在2020年初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演习开始，中国持续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意图日益明显，加上中国不断出动海空军围绕台湾四周海域展开威胁，一场由中共点燃的冷战，事实上已经形成。 中共的意图不仅仅是企图统一台湾而已，也不仅仅是设法控制南海、为威胁美国的战略核潜艇构造“深海堡垒”，它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岛国，包括试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靠近澳大利亚的达鲁岛修建永久性海军基地。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对外扩张意图，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也展开了相应的应对型部署。虽然双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战这个词汇，但是，一种类似上个世纪美苏冷战的新世界格局已经出现，把相关国家的关注点陆续吸引到这个方面。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国防预算，加强了对日本的西南列岛之防卫措施；随后，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开始合作建造潜艇，以应对中国从南海出发、日益活跃的潜艇活动；接下来，韩国开始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合作，菲律宾也加强了美菲防务配合。种种迹象表明，过去几年来，中共紧锣密鼓的扩军备战，已经改变了越南战争后从东亚到南太平洋长达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时也改变了美中两国自建交以来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国不得不投入军力，来防范任何可能动摇东亚及南太平洋和平稳定的企图。 而另一方面，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它逐步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并且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现了全球的“世界工厂”称号。那么，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究竟会有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还是经济全球化会间接地帮助中国实现其对外扩张的野心？或者两问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存在冲突 本世纪的美中关系与上个世纪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是，经济全球化之下，美中两国之间出现了互相的经济依存。过去几年来，虽然在区域防务方面，美中两国的军事对垒从不停步，经济技术方面，中国大规模盗窃美国技术的攻防也持续演进，但在投资和贸易领域，两国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似乎始终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美中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这不仅是相关国家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也是在中国的外企和希望对中国大量出口的外国企业不得不担忧的问题。 当年的美苏冷战，是双方基本上在经济隔离状态下的对抗，美国选择应对方法比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格局，但新格局并不总意味着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直接冲突，而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发生了某些矛盾。 当中共的武力扩张和对外强势姿态让周边国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时候，他们担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军事威胁，也担心区域关系紧张，可能导致海上货运的中断；此外，与中国有经济来往的国家，也会担心出口减少和本国公民在中国的处境。但中共似乎并不介意周边国家的这些担忧，北京事实上曾表现出一种“绑架”经济全球化布局的企图。 数年前，中国的媒体经常强调，“世界工厂”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国如果想继续获得“中国制造”的产品，或者让“世界工厂”购买各国的矿物和农产品，就必须顺从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场，否则会在经济上吃大亏。这种“绑架”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为了报复澳大利亚政府对北京的批评，曾经一度禁止澳大利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北京试图用经济压力来展现自己的强势。 中共习惯于用物质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却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布局本身对低风险的高度要求。中共误以为，外企和外国政府都只在意一时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这种利益考量当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杠杆”来利用。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布局是跨国公司决策的产物，而这些决策最关心的不是一、两年内的利润，而是供应链的稳定、货源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制造的东亚不安全局面，构成了动摇经济全球化布局的客观效果。 三、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原来确实是以“世界工厂”为重心；而过去十多年来却陆续发生了成本导向的产业链外移和风险导向的产业链重新布局。如果说，17年前的外企撤资，主要是成本驱动的，那么，过去几年来的外企撤资，则与风险飙升直接相关。 早在十七年前，由于工资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企业（比如制鞋、服装、玩具等）开始迁出中国。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应对方针是“腾笼换鸟”，希望继续引进高科技外企来继续强化“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但最近几年外企撤资的动因，成本已经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回避供应链风险，却成了重点考量，因为中共的对外扩张战略使东亚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当中共把经济崛起与军事崛起直接挂钩时，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风险自然就会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总统大幅度提高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税，本来是想要通过施压，来改变中国低价倾销商品、又频频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的做法。这种策略并非真正的经济对抗，其实可以在协商谈判中解决双方的分歧。但是，中共采取了软泡硬磨的办法，始终不肯承认并终止盗窃美国技术的大规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的美国跨国公司，对白宫施压，逼美国行政当局放弃关税制裁；而美国公司那时也希望继续维持中国供应链。可以讲，关税问题并没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布局。 然而，当中共摆出了增强武力、威胁台湾的强硬姿态之后，跨国公司终于意识到，在商业上把中国视为长期盟友的战略，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因为，一旦中共的军力增强以后，跨国公司不得不随时面对中共制造紧张局势情况下自己的供应链可能被切断的严重困境。所以，以出口为主的跨国公司，现在纷纷在筹划替代供应链，也就是供应链分散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关闭在中国的工厂；但是，这些公司也在其他国家组建同类产品的生产线，一旦建成，跨国公司的订单就会从“世界工厂”分流转移。这就是中国的出口持续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间相互经济依存的质变 美中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经济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经认为，西方国家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可以予取予求，即使军事和外交上摆出强硬姿态，西方国家也只能妥协让步。这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论的思考逻辑。但是，当“东升”、“崛起”落实到军备扩张之后，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必然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许多外企为了自身商务活动的安全，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 此外，中国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中南海对国内经济架构四大板块（财政、银行、企业、家庭）严重的债务负担估计不足，而不少企业（比如恒大、碧桂园等）濒临破产时无法偿还外债，势必严重动摇中国的国际金融信誉，结果吓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资者。 在美中经济关系当中，双边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西方投行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以及大企业在中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曾经是两国相互经济依存的重要环节。但是，随着美中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对立日益明显，以中共作为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感受到了高风险，因此开始逐步关闭它们设在中国的研发机构；而中国经济衰退造成了民营企业拖欠外债和无力偿还，让从事对华金融投资的西方投行看到了严重亏损的高风险，因此，它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迅速收紧。 这就使得中国在出口下滑的同时，又失去了来自西方的巨额金融投资（参见笔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上篇与下篇））。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动人民币贬值的推手。虽然中国的央行可以让商业银行抛出库存的外汇储备来买进人民币，却只能短期内暂缓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因为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所余不多，缺乏长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能力。 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国投入了一万三千亿美元的证券投资；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汇来源，人民币汇率也不过五年内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从2021年的高点贬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日渐趋紧，拉抬人民币汇率的力道会越来越弱。可以想象一下，今后人民币还会有升值空间吗？对外企来讲，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将压缩外企在中国经营的盈利空间，这会进一步产生“汇率驱离外资”之效。 华尔街对中国市场的金融依存逐渐终止，以及大企业对中国高科技研发的利用逐渐撤除，意味着美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开始发生质变：“推手”离场，只剩下以中国内销为主要经营目的之外企继续在中国维持下去，如此便出现了商场上的“西撤东衰”。不过，美中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并不会终止，它只是从举足轻重渐渐变成聊胜于无。 五、21世纪美中关系的实质是经济依存中的对峙 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会因为冷战态势而彻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冷战被启动后就存在着不可逆趋势；而经济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结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国公司对中国销售市场的依赖，当这样的跨国公司看清了冷战可以制止热战的本质之后，它们会尽可能长久地利用中国市场，其利用长度取决于利润空间。但是，每当中共在境外制造一次局部冲突，这些留在中国的外企就会受到一次震动；而它们对自身财产和利润汇出的担忧，也无时无刻不在干扰着它们的神经。 另一方面，中共摆出了对外威胁的架势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就不得不做好应对。事实上，中共除了加紧练兵以外，还在加快其核武库的扩充，试图用核威胁增强自己对美国的战略恐吓。这样，美国也只能加强防范北京核威慑的防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尤其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与北京保持沟通，以避免任何突发事件造成的冲突升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战双方都需要随时保持外交沟通，越是局势动荡，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测对方的最终意图。当年美苏冷战从未引起双方的交火，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美苏都明白，彼此某种程度的信任之建立与维持，是各自国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准备上压制对手，则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当1969年中苏双方军队发生边界战争之后，苏联曾经考虑用核武器打击北京，但最后仍然主动派出总理柯西金，以途径北京的名义，与中共展开机场谈判，设法降低双方军事冲突的热度。这就是苏联从美苏冷战中学会的冲突防范策略之运用。中共虽然点燃中美冷战不过几年，现在也在学着使用这样的策略。 就美国而言，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同时也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中共在经济衰退大势既定的情势下，经受不起脱离经济全球化的沉重压力，因为中国已经无法依靠本国资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铁矿石这些基础战略资源以及饲料和油料这样的重要农产品，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中共会希望保留现存的对外经济依存关系，同时也依然寄希望于西方投资的重新进入。正是这样复杂的国际关系，将决定未来美中之间那既谈判又威胁、既冷战又经济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本世纪开始，中共当局悄悄地逐步改变对外国策，从“卧薪尝胆”渐渐变成了对外扩张；它除了扩军备战之外，还在地图上作出扩界修改。今年8月28日中国的自然资源部公布了《2023年版标准地图》，这是以往多年来中共当局一系列擅自修改地图、变更国界行为的延续。这次修改国界，分陆界和海界两部分。在中国军力不断威胁东南和西南邻国之国家安全的背景下，这次中共更新标准地图，不仅引来了陆地接壤国印度的抗议，俄国也强调，应以两国已有的划界条约为准；而南海海域的相关国家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汶莱和尼泊尔则纷纷抗议。 修图扩界，若偶尔为之，犹可酌议；倘频频不断，便疑窦丛生。中共建政以来，玩弄国界争议和擅赠国土之事，其实屡屡发生。那今年的这张官版地图，疑点何在？这是第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为何有疆无界？这个问题乃是如今中国边界争议的根源。再次，中共多年来又是如何玩弄领土政策的？剖析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共当局对国土和边界政策的真正意向。最后，中共圈占南海的所谓“九段线”，它符合国际法吗？为何中共当局把这条U型虚线，先从“十一段线”变成“九段线”，现在又变成了“十段线”，国界能如此随意地乱画吗？本文逐一加以分析。 一、中国的2023版新地图，疑点何在？ 中国官方最新颁布的《2023年版标准地图》，将钓鱼台、南海诸岛、黑瞎子岛以及中印有争议的藏南和阿克赛钦地区，都纳入其版图内，中国的国土面积大幅成长，超越了加拿大而成为全球仅次于俄国的国土第二大国。即便不考虑历史上中国与邻国未解决的领土争议，单纯就事论事地分析这张新地图，起码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的疑点，即中国的国土为何出现了新面积，新领土又从何而来？ 首先，这张新地图计算出来的国土面积，突然多了85万平方公里，其从何来？第二，这张新地图是中共与相关国家签订新的边界协议的结果吗，哪个国家突然让给中国一大块领土呢？实际上，过去几年中，中共并未与任何周边国家达成边境划界协议，没有任何国家出让国土给中国；相反，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边界纠纷，双方甚至动用棍棒，大打出手。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讲，中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这是建政初期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当时的地图计算出来的。那现在多出来的85万平方公里是怎么回事？中共官媒的解释是，1992年中共通过卫星测绘，得到了更精准的国土面积数据，所以就多出来了这么多国土面积。1992年的测绘结果，为什么20多年前不及时公布呢？这有两种可能，或者是1992年的测绘结果不过是个托词而已；或者，中共在1992年时觉得国际形势不利，不愿公布，现在中共自认是“东升西降”，于是连国土面积也自我夸大了。 中共关于1992年的测绘结果这个解释当中，还隐藏了两个不肯交代的细节。其一，中共有很多尚未划定的边界，这些地区与邻国之间其实没有准确的、双方正式认可的边界，只有双方实际控制区，比如与印度的边界地区就是这样。中共这次讲，新的国土面积是精准的，这一说法其实并没有与邻国之间边界协议那样的国际法上的可信度，因为不少边界地段的交界区如何划分，双边在各说各话。 其二，中共过去70多年中，与一些国家划定了边界，其中有的地方，中共得到了一点领土，有的地方中共放弃了一些领土。既然中共不交代它放弃了多少领土，就没办法讲清楚，为什么现在中共宣称的领土只增不减。举一个中国领土减少的例子，1962年中国和蒙古划界的时候，中共放弃了历史条约所规定的35,500平方公里领土，而这个数字以前从未从960万平方公里扣除。 这张2023版新地图上，中国多出来的领土，其实是中国政府单方面自行划界，强行把与某些邻国之间有争议的土地，在地图上圈定为自己的领土。这样的做法自然加剧了中国与邻国的矛盾，中印关系就是如此。 二、为何中国会”版图略定，国界未决”？ 中国的地图有一个特点，它虽然有版图，但很多地段与邻国的边界都是虚线。所谓的虚线，就是“未定界线”。“未定界线”的含义是，国界两边的国家虽然有一个大致的疆界共识，但国界具体的地理标识未经双方勘定，更没有精确的经纬度地标。因此，这样的所谓国界，其实有待双边政府友好协商，逐步勘定并设立界标。 这种状况是历史的产物。清朝承续了中国的儒家文化，皇帝的“天下观”即《诗经》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天朝观念里，皇帝只看重边疆的藩属是否归顺天朝，却轻视疆土之划分，因此皇朝往往是有疆无界。而近代以来，外国利用了清朝的这个疆域特点，不断蚕食清朝及其藩属国的疆土，用国际条约割走了大片领土。而这样的领土条约，往往都是大致在地图上划一条线，并没有沿线的精确坐标，因此给中华民国留下了大量的边界纠纷。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先有军阀割据，后有中共内乱，国民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处理边疆划界的复杂问题。二战结束后，苏联策动外蒙古独立，并造成了中国北方疆域大范围的未定边界问题。而印度与中国的边界也未曾完全界定，中共建立政权后，地图上西藏与印度的交界地区一直用虚线，即“未定界线”。 中共最近几年擅自把中国与印度有争议的部分地区，直接划入中国边界之内，在地图上采用了实线标注，即“确定界线”。这样的做法其实不自今年始，2016年就这样做了。这说明，过去差不多十年来，中共开始逐步实施对外扩张战略之后，它就越来越藐视邻国，也不在乎邻国对领土争议的态度，完全采取了霸权主义式的一意孤行态度。 那中共对周边邻国的态度，是不是一贯都采取霸权主义姿态呢？其实不是。中共建政以来的领土政策究竟是什么？所谓的“祖国领土，寸步不让”，那只是欺骗国人的，中共长期以来对边疆地区国界划定的方针，简单来讲，就是势利主义。所谓的势利主义方针，即划界服务于政治需要，“看人下菜碟”。 中共刚建立政权时，完全仰赖苏联的援助和保护。所以，老毛做任何事，都要看苏联的颜色行事，对苏联的其他仆从国也非常客气。当时中共的邻国一共是12个，其中4个属于苏联阵营，即苏联、北韩、蒙古、越南，其他8个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共的领土政策是，对苏联集团的国家，领土问题完全回避不碰；对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哪个国家对中共不太买账，中共就会制造领土争端，甚至发生武力冲突，跟印度就是这样的。 三、中共如何对北方大国玩弄领土政策？ 在斯大林时代，虽然北洋政府与苏联有边界条约，但在新疆北部、蒙古西部，中共建立政权后与苏联的国界，实际上有些地段是三条线。中苏边界全长约7,600公里，东段4,200多公里，西段3,300多公里；但北洋政府与苏联的边界条约，完全无法约束苏联，从北洋时期到中共建政，中苏在西北的边界一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三条线”。所谓的“三条线”，第一条是指历史“条约文件”划定的边界线，深入苏联；第二条是苏方提出“历史形成线”，稍微靠近中国的范围；第三条是“苏军实际守卫线”，那是中苏之间实际上的界限，却远离历史上边界条约规定的疆界。 那这三条线之间有多宽呢？从“条约文件”划定的“第一条”边界线，到现实的“苏军实际守卫线”，中间最宽的距离是一千多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原来，苏军从边界条约规定的“第一条”边界线，把“中国控制区”挤压到这么远；而“第一条”边界线与第三条“苏军实际守卫线”之间，便是“条约文件”上划定的中国“领土”上、被中共默认的“苏方实际控制区”。中共一直对国人隐瞒这个真相，因为建国初期它怕得罪苏联。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老毛与苏联的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双方翻脸，1964年中共才开始提出，与苏联要“核定边界线”。中苏双方对照各自的边界地图，确定了19块争议地区，面积达3.4万平方公里。彼此确定争议地区以后，本可进一步展开讨论，但老毛的“政治头大症”发作了。 这次谈判在中苏东段边境的划定方面进展更大，已就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4,200公里边界线基本上达成一致。1964年6月底苏方代表团向莫斯科报告，建议草签协议。但7月10日老毛突然决定，外交上要对苏联“采取攻势”，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边界谈判，不谈拉倒；于是他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表示，要算算沙皇俄国“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都划过去”的旧账。他当然知道，这个“旧账”扯不清，“新帐”的谈判自然会被推翻。但老毛不在乎国界划界是否能推进，他要的是自己“出风头”。这次边界划定谈判，就这样被老毛“玩”没了。 如今中共和俄国的关系变成相互依赖了，中共又开始有点“得瑟”了。这次中共公布的新地图，就把俄罗斯的一小块领土划到中国境内了。2022年的中共官版地图上，中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界，用的还是代表“未定界”的虚线；但2023年的新版地图就把这段界线改成了实线，即“确定界线”，尽管过去一年里中俄两国并没签订新的边界条约。所以，那段未定边界被中共擅自篡改了。按照中共的新地图，在中俄边界的东北角的黑瞎子岛，按2004年中俄双边签署的《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其主权一分为二，中俄各一半；现在中共的新地图把这个岛属于俄罗斯的那一半也划到中国国界里了。这就是中共又在“玩”领土政策了。 四、南海海域U型线到底有几段？十一段还是九段线？ 中国的中学生上地理课时，都知道南海有个U型海疆线，西到越南近海，南到马来西亚近海、东到菲律宾近海，其中的袋型海域被9段虚线，圈成了中国“领海”,俗称“九段线”。其实，“九段线”源自中华民国1946年在地图上画的“十一段线”。 1946年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聘用西北大学地理系郑资约教授，以内政部专门委员的身份，考察南海岛屿国界的划定，郑资约是在地图上南海的范围里，用“U”形的11段虚线，圈了上述海域。当时郑资约所用的地图属于小比例尺地图，整个南海在图上面积不大，所以他用11段虚线就圈出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如果地图是办公桌那么大的大比例尺地图，就可能要用100多段虚线了。郑资约画的这种粗略的图上标示，没有经纬度坐标，实际上无法明确虚线所代表的精确位置。当时没有国际海洋法，南海周边各国尚未独立，它们的宗主国不关心海上边界问题，因此中华民国用“U”形虚线在南海上圈出主权海域，并没发生国际争议。 这“十一段线”的概念，被中共建国后接收；然后，中共宣称，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海；其实，中华民国内政部1946年开始采用“十一段线”的地图标识，到现在才77年。然而，1965年之后，中国的地图上，“十一段线”偷偷地变成了“九段线”。这是因为，中共这一年悄悄地把海南岛西面的白龙尾岛，连同岛上的中国居民，送给了北越，其目的是，收买北越当局为中共攻打南越。白龙尾岛原归广东省管辖，岛上居民从民国六年开始从海南岛陆续移居过去；1934年广东省政府还派专员到该岛视察，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发表在广东省政府的出版物上。 白龙尾岛位于海南岛和越南的中间，大致上就在“十一段线”上，当这个岛被老毛送给北越之后，白龙尾岛以西直到越南的海域，就变成了越南领海。这样，中共相当于把“十一段线”上靠近越南的两段线所代表的岛屿和海域，都送给了越南。这个阴暗交易，中共从没告诉国际社会，更不告诉国人，它只是把官版地图上的“十一段线”的那“U”型左半边最上面的两段偷偷抹掉了。在中共的词典里，从此再也不存在“十一段线”了，只剩下“九段线”。 不过，“十一段线”也好，“九段线”也好，从1994年起就在国际上作废了。因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中国是签字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这个公约与南海归属权有两点相关：一，领土外12海里为一国之领海；二，涨潮时会被淹没、不适合长期居住的礁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因此，国际海洋法公约事实上否定了中华民国1946年用“十一段线”把南海300多平方公里海域圈为领海的企图；而中共继承的中华民国内政部1946年自行宣布的南海主权，也相应失效了。换言之，南海的大部分海域，除了西沙海域少数几个有渔民长期居住的岛屿及其领海之外，其余海域1994年以后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就成了公海。 中共对国与国之间的领土和边界问题，采用的是势利主义方针，中共对国际法也同样如此。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时，中共还很弱，所以它随大流投票支持这一公约。而十年前中共觉得它羽翼丰满了，就开始公然践踏国际海洋法公约，筹划控制南海，以作军事用途，在南海的7个暗礁上大规模建造了人工岛和海军基地。菲律宾2016年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国际司法仲裁，当年7月12日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案做出裁决，否决了中国的领海主张。国际法庭认为，国际海洋法公约1994年生效之后，这个国际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否定了中国关于南海主权的说法；中国对“U”形虚线（中共称为“九段线”）范围内海域拥有主权的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无论争端方是否参与，法庭的裁决都具有确定性和约束性。 今年中共又通过新版地图，在国际法方面玩弄它的一贯伎俩，把从1994年开始就失效的“九段线”改成了“十段线”，特地把台湾的东部海域，圈进了中共的海域。本来中华民国内政部1946年在地图上画“十一段线”时，还没有国际海洋法，而“十一段线”只是用来圈南海水域的；但中共现在把来源于“十一段线”的“九段线”改成了“十段线”，就变成是圈太平洋海域了。这不仅偏离了“九段线”原本的含义，也成为在地图上乱画定界的劣行。这是中共的势利主义领土领海政策的又一次表演。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国经济接连呈现败象，引起国际媒体的诸多关注。但中国的金融外资断流这个更大的事件，却基本上未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本文分成上下两篇，试图说明，投入中国的金融外资，曾经帮助中国挺过了疫情期间的经济困难，但金融外资最后仍然断流了，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导致中国经济进一步出现越来越大的困境。本文的上篇业已刊出，下篇着重说明，中国的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构成多大的冲击。 一、金融投资：福兮祸兮？ 西方的巨量金融投资投进中国，当然是想在中国的泡沫经济中“分一碗羹”；客观上，的确给中国2015年以来正逐渐衰弱的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外商金融投资的高峰年份是2019年和2020年，两年内达到7,93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中国外贸顺差的83%。也就是说，中国全国上下拼出口，赚来的贸易顺差只不过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的金融投资略多一点而已。 对中国而言，外商的金融投资相当于一大笔从天而降的外汇收入，这些资金会被中国的银行卖给央行，补充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当中去，或者留在银行的手中运用。外商的金融投资，毕竟是中国的企业借来的钱，其中的债券投资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而私募基金投资的项目一旦成功，外商投资者作为股东，则会出让股权，套现走人。 无论是哪一种金融投资，当外商回收金融投资时，集中管理外汇的中国政府就需要支出相应的外汇。从外汇管理的角度看，外商的金融投资其实是国家的负债。借来外资用一用，虽然短期内是好事，但从长期来说，终有一还；而一旦经济泡沫破灭，中国的企业倒账不还了，所有借钱给中国企业的西方投行都会睁大眼睛盯着中国，看中国政府是否帮助中国的企业偿还国际债务。这就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华尔街的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中国经济种种乱象的原因，因为华尔街从中闻到了投资变成坏账的味道。 如果中国经济的大势向好，那么，外商的金融投资会产生向上的助推作用；若中国经济滑坡难免，则外商的金融投资就会成为致命的外汇负担。而更加致命的是，当中国的经济已习惯于外商金融投资的润滑作用时，中国房地产业的领头羊又由于国内原因而一蹶不振，那么，只要外商的金融投资被倒账，就会激出西方的金融投资断流和外企撤资潮。而外商的金融投资断流，对下滑中的中国经济大势，必然成为向下的助推力，这就是当下和今后中国面临的局面。 二、外商金融投资的经济与非经济作用 对中共而言，从华尔街吸金，显然比拼出口容易得多了。那这样巨额的金融投资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呢？2019和2020年，中国的GDP一共增加了8百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两年里，西方的金融投资是中国GDP增量的10倍。这些金融投资基本上对中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客观地讲，对稳定中国经济却有重要帮助，所以我用润滑剂来形容西方的金融投资。正因为有了华尔街的巨额金融投资，中国经济在2019年和2020年才勉强维持住了；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金融投资，中国经济早在三年前就大滑坡了。中共很清楚，国外金融投资已经取代外企建厂开店，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但中共从来不让其国人知道这一点。 西方的金融投资还产生了另一个非经济的作用，那就是，它成了维系美中关系的最后一根纽带。过去几年来，由于中共扩军备战、大量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美中关系每况愈下，但中共在美中关系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方面，始终十分强硬，老神在在，因为中共觉得，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越多，中共手中的底牌就越好，不怕美国翻脸，因为对华尔街来说，美中翻脸的经济代价太大。 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中关系需要“去风险化”，不能受制于中共。这里所讲的风险，包括技术、军事、金融等多个层面。这就回到了本文上篇提到的，华尔街金融投资给自己“埋雷”这个问题了。由于华尔街通过私募基金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四分之一都与中国的军工需要相关，因此，这些投资实际上意味着，华尔街对中国的的金融投资，增大了美国面临的中国风险。 事实上，中共只是在利用华尔街的金融投资来开发中国需要的各种军用科技，但绝不可能让华尔街了解这些初创企业真正的研发进展，因为那是中共的科技绝密。如果这些初创企业不成功，华尔街的私募基金投资自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若中国的初创企业用美国的资金取得了研发进展，中共则会轻松地安排中国的初创企业“金蝉脱壳”。这样的设想，只是金融全球化过程当中，美中金融的往来不发生突变时的场景；但是，突变还是发生了。 三、拜登限制对华金融投资 今年8月9日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将限制美国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合资企业对中国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这三大敏感科技领域的投资。对此，国际社会反响很大，虽然这项行政命令只是直接将三个与中共军用科技相关领域的美国金融投资断流，它实际上波及的是整个华尔街的对华金融投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用标题是，《美国对华投资禁令将进一步推动美中脱钩》。这篇报道指出了一个前景，即拜登的这个行政命令，关系到美中经济关系脱钩；而这样的脱钩会让美国和中国都会受到很大冲击，当然也关系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未来大变。 拜登的禁令并非无的放矢，据PitchBook Data的数据，自2016年以来，美国投资者参与了700多个中国初创企业在AI和半导体领域的合资项目。此禁令生效以后，中国政府会尽快把这些企业变形成它可以主导的项目，并直接或间接地把华尔街的私募基金投资留在被空壳化的初创企业里，令这些私募基金项目的美方投资者血本无归。而后，白宫的该行政令对华尔街的金融投资自然会产生重大的寒蝉效应，何况先前的投资可能都变成了“肉包子打狗”。 从拜登的禁令宣布之后的反应来看，华尔街并未表现出非常震惊的态度。其实，这道禁令已经酝酿很久了，白宫一直投鼠忌器，害怕伤到华尔街。现在华尔街在禁令公布后似乎比较淡定，显然是因为，华尔街已经知道，先前总共约两万亿美金的对华金融投资，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本来就已经难以回收了；而白宫的禁令不过是在“伤口”上贴上了“创可贴”，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投资损失。 所以，无论是从商业风险的角度去考虑，还是从美国政府对中共的金融制裁来看，华尔街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今后无疑将会断流。华尔街从完全信任中共，到彻底抛弃中共，在短短五年中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而过去几年里维系美中经济关系的最后纽带—对华金融投资，即将被切断。金融投资是经济全球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过去几年里，金融全球化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资金投入变成以中国为重心，其规模远远超出对华实体投资的规模。这个金融游戏的突然中止，当然对全球金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四、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命运 对华金融投资的断流，是一个意外吗？其实不是。当今世界上，信任中共、喜欢中共的，多多少少都有点象迂腐的“东郭先生”，甚至可能比东郭先生还迂腐。它们把中共这头狼看成了可爱的“宠物”，那不过是几十年里留下来的陈旧印象。 美国在尼克松时代把中国发展成了对抗苏联的冷战盟友，因此，几十年里美国的历届政府一直信任中共，开放技术和投资，还把美国的市场给中共用来积累财富，中国才得以繁荣起来。过去，中共只是个“狼仔”，又小又弱，于是被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当成了“宠物”；然而，“小狼”被喂饱了，长壮了，它就要咬人了，那是它的本性。 和中国做生意，谁都希望国际环境稳定，中国与国际社会也保持和谐，这样中国的经济稳定繁荣，外商的生意才能顺利。但是，世界各国的企业家都被经济全球化所蒙蔽，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是共产党执政，共产党一旦有了一点力量，它就会试图扩大统治范围，破坏和平。这与其领导人姓什么，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姓邓的以前戴牛仔帽、姓江的当年跳草裙舞，是因为中共还是“狼仔”，要讨好“饲养员”；而姓习的如今玩航母编队、扩大核武器装备，是因为自认已长成“头狼”了。 中美关系最近几年来的逐渐恶化，破坏者都是中共。当中共不断扩大对美贸易顺差，却对西方国家设立市场限制时，当中共大规模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时，川普用加关税的办法，试图逼中共坐到谈判桌上，结果中共寸步不让、针锋相对；当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日益猖獗时，川普关闭了中共在美国的休斯顿领事馆，同时加大力度打击中共在美国收买的技术间谍，中共并未收手；中共威胁台湾，美军不得不频频发出警告，并开始调整部署，应对中共的军事威慑；中共经济开始下滑时，曾诱使西方送去金融投资，之后拜登才决定要斩断中共对华尔街资金的觊觎之心。 凡是忽视中共真正战略意图的人，都不愿意面对以下四个基本事实：一，2020年初中共派海军舰队到中途岛美国海军基地去挑衅，宣称“剑指珍珠港”；二，在南海强行霸占公海，造岛建七个海军基地，构建对美发射核飞弹的“深海堡垒”；三，不断扩大核武库数量，准备把核飞弹打到美国全境；四，最近与俄国一起派舰队到美国阿拉斯加州外海演习，进一步威胁美国。中共所做的这些一再说明，共产党政权从来不放弃统治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野心，它现在正威胁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这并不是一个国际社会可以信任的政权。 从华尔街金融投资的失败当中，至少可以看到四条教训。第一，不能假定中共会信守商业诚信，金融全球化延伸到中国之后吃了亏，即为典型案例；第二，中国的经济繁荣本来是个大泡沫，现在已经到了泡沫破裂的时刻；第三，看不到经济全球化会养肥中共这头“狼”，那是国际战略上的重大误判；第四，自由世界早晚会遇到中共对外霸权的威胁，这是经济全球化将重点移师中国的必然结果。 五、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要判断中国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可以有两种观察角度。从小局看，似乎微波不惊；而从大局看，则非同小可。 所谓的微波不惊，是指很多人紧盯着人民币汇率。这个汇率会不会随着拜登的禁令应声大跌呢？很可能不会。原因就埋藏在笔者7月27刊登在本站专栏的文章里，这篇题为《中国的金融命脉日渐枯竭》的文章介绍了一件事，2016年起，中国所有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被央行“清零”了。这个外汇储备统计上的变化，从此再也没改回来。而此后几年，华尔街金融投资蜂拥进入中国之时，上万亿美元的金融投资，并没让央行的外汇储备明显增加。 很显然，这里面有蹊跷。但是，稍微想一下就明白了，央行不把金融投资纳入自己的外汇储备，其实是有道理的。如果外汇储备突然跃增，不仅暴露了巨额金融投资的注入和外债剧增的真相，而且也让先前“清零”商业银行外汇头寸的造假之举，被公诸于世了。为避免这些不利于中共形象的真相曝光，中国的央行让商业银行把这些金融投资带来的外汇留在各自的手里。这就方便了中共现在运用商业银行手中过去几年里积累的外汇头寸，来干预国际市场，设法减慢人民币贬值的速度。所以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肯定趋于下降，但中共不会让它大幅度快速跌落，因此，短期内汇率可能是微波不惊。 但是，金融外资断流，从中国经济的大局看，却是非同小可之重大事件。这次拜登对中国的投资禁令，实际上关掉了华尔街对中国金融投资的闸门，这也是对全世界金融界的一个严重警告。 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早已恶化，其中的三个层面分别是贸易、技术转让和金融外资，现在后两个方面基本上关闸了，唯一还保存的，就是“世界工厂”剩下来的大半个供应链体系的产品出口，依目前动态来看，已属每况愈下。因此，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羁绊变得越来越小了，而相应地，中共对美政策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窄。美中关系影响全球，其格局之变，各国岂会漠然视之？ 金融外资断流之后，中共还面临一个国际金融政策上的重大考验，那就是，是否公然吞掉华尔街那两万亿金融投资。美国金融界现在正拭目以待，中共果若一吞了之，那就触犯了天下大忌，让全球商界都看透了中共蔑视国际商业规则的真实嘴脸，那时，中共的对外开放就算被它自我毁灭了。 拜登的这个禁令切断了中共从国际金融界获取投资的管道，今后中国的经济将会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还会继续调整格局，避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美中经济关系因此清晰化了，美国在切割对中国的经济关系方面，把金融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切断了。不过，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国内的投资规模影响不大。现在中共虽然不断扩大货币投放，试图刺激投资来拉动经济，但企业面对日益萧条的市场，缺乏投资意愿，而居民面对房价趋于下跌的房地产市场，也不愿意贷款买房。所以，今年7月的金融数据显示，贷款和社会融资的增量断崖式下滑，这个“印钞机卡死”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中国民众期待经济重现活力的期望，似乎是落空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国最大的房企碧桂园出现危机，人民币汇率也开始再度开始下滑，引起诸多关注。但是，一个直接导致此事的更大事件，中国的金融外资断流，却基本上未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本文就来分析，何谓金融外资断流，为何会断流，以及金融外资断流将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几乎牵涉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一篇短文难以厘清，所以分成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外国的金融投资如何成为中国的外资主力，以及以华尔街为主的金融投资在中国遇到了哪些麻烦。下篇则分析，华尔街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被迫断流，将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中国经济的重大冲击。 一、外商投资的两条路径 通常所说的外资，实际上是两种，一种即大家熟悉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又称“绿地投资”），这是指外商投资实体企业，建厂房、租店面，开厂开店。而另外一种外企投资的规模更大，动辄上亿美元，那就是金融投资（又称“证券投资”）。但是，中国的很多人往往以为，吸引外资只是接纳外商的直接投资，而对外企的金融投资不甚了了，甚至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如此认知。 一般来讲，西方国家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往往主要是直接投资，办厂开店，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力有限，金融市场不发育，不具备吸纳外国金融投资的吸引力。但是，当被投资国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时，因为国家规模大，经济体量大，一旦其国内金融市场成长起来以后，就可能会吸引西方的金融投资者。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长期以来，外商投资都是以直接投资为主，所以中国官方公布的外商投资只包括这个部分。但去中国的外企投资，其实早就悄悄地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从2016年开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已悄悄地变成以金融投资为主了。 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以美国为主，因为美国的国力基础坚实，金融实力雄厚，而且，世界级的全球金融中心也在美国，即纽约的华尔街。对中国的外商证券投资，主要来自美国的华尔街。所谓的证券投资，包括两个部分，即债券和股权。其中所谓的债券，主要是外商购买中国的公司债券，比如投资恒大、碧桂园在香港发行的美元债券；而所谓的股权，指外商投资给中国的私募基金。 二、金融投资成为中国的外资主力 讲清楚金融投资的类别和特点以后，就可以进一步来介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金融投资，是如何变成外资主力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2004年底，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累计为3,690亿美元（以下数据均为美元），证券投资累计数是968亿，后者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而到了2021年底，当直接投资累计数上升到36,238亿时，证券投资累计数则跃升到21,554亿。对比这两类外商投资的累计数（存量），可以看出，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了。但这样的存量数据对比，还不能从动态上清晰展现出外商的证券投资活动是何时开始活跃起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外商的证券投资活动跳升的那些年份的流量数据（即当年投资额，而不是累计数额）。这些数据无法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中找到，因为国家统计局不掌握这些情况。中国负责掌握外国金融投资动态的机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该局年报中有一份“国际投资头寸表”，从中可以找到每年金融投资的数据。 从最新的外汇管理局年报里可以看到，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中国一共拿到13,071亿外国证券投资；而同期外商的直接投资才8,687亿。五年中全部外商投资里，证券投资占六成，而直接投资只占四成，很明显，过去几年来，金融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的外资主力了。若从金融投资的动态来看，最集中的年份是2019和2020年，这两年里，证券投资占三分之二。如果看2017到2021年的投资流量，五年里的证券投资当中，45%的资金购买了中国的公司债券，55%的资金都投在私募基金上了。 三、私募基金的双重风险 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是一个许多人不熟悉的金融领域。它是指美国的投资银行与中方合作者签下投资某些中国初创企业的合资协议；西方投资者是合股人，不管初创企业前景如何，投资者十年内不能撤股。 投资初创企业，一般是面向高科技研发的风险投资，如果投资者错判了初创企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前景，可能因为初创企业研发失败而血本无归。但是，如果投资者所选的投资对象在技术研发中获得成功，并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将来成功的初创企业上市之后，西方投资者的股权可以随股价上涨而获得很高倍数的利润，那时投资者就能通过转让该公司的股份，而收回投资和所获利润。 所以，投资私募基金后，需要等初创公司技术研发成功、占领市场后，这样的公司或上市或被收购，那华尔街的投资者作为股东，才可以将股权出售给其他买家，从中获利。华尔街的投行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是，要想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钱不泡汤，最好中国的初创企业有官方背景，那样就比较可靠。但这官方背景恰恰就埋下了华尔街今天被迫“割肉”的“地雷”。8月11日《华尔街日报》披露，华尔街在中国参与的私募基金项目将近3千个，四分之一与军工相关。这个“地雷”问题，也就是西方投行“下注”中国私募基金的风险之一，我将在下篇介绍。 而私募基金的另一重风险则是，企业的投资人不但不能退股，而且连要钱都不如借钱给企业的人地位优先。在私募基金项目里，外商投资者是股东，一旦所投资的企业经营失败、破产清盘时，企业的剩余资产如何清算，股东的排序不能优先，反而是排序在后。以今年3月恒大公司的资产重组为例，它把境外债务分为A组和C组，A组债务包括优先担保票据和债券、贷款，将优先全额赔偿；而C组债务是私募基金，股东作为债权人，只能“差额索偿”，也就是看恒大剩余财产之多少，得到部分的赔偿。 四、华尔街的错判 为什么华尔街这么热衷于对中国做金融投资？2005年以前，对中国的金融投资并不多；最近几年金融投资才热起来了。其实，这场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热，基本上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误判之上。 中国经济早在2015年就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化征兆，当时中国国内都在讲，经济正在“脱实向虚”，其最大的特点是，从地方政府到民众，都拼命借钱炒房地产，房价则迅速飙高。但那时中共仍然在吹嘘中国经济稳定向好。 虽然华尔街各投行都雇佣了不少精通数学模型的高学历人才，但是，数学模型只能用历史数据来模拟和外推，却很难把握不透明的中国经济之内核。偏偏在中国的经济被房地产畸形发展的泡沫淹没在一片迷雾当中的时候，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误以为，投资中国的最佳时刻来了。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破灭，反而以为，中国政府会力挺并保护房地产业这根中国经济的支柱，因此争相充当中国房地产公司美元债券的“接盘侠”。 与此同时，中共高层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催动了“芯片大跃进”，这又让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以为，他们到中国去玩自己熟悉的私募基金项目，是一个乘东风的大好机会。于是，大批金融投资便抢进中国。 这就是华尔街精英决策扩大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的第一个错误判断；在投资中国的公司债券和私募基金这两个方面，都错判了中国经济泡沫化的大趋势。 投资中国的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多少还可以根据公司公开的财务报告来跟进其业务，了解这些公司经营状况的变化。那投资私募基金，就没有公开资讯可以参考了，因为私募基金投资的对象是初创公司，它们的运营基本上是个黑箱，外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中国的初创公司运转是否良好。于是，华尔街精英们为了让自己投资的初创公司取得成功，会为这些公司送去初创公司所急需的专业知识和信息，这正好掉进了中共的“借资本引入知识”的陷阱。此乃华尔街精英的第二个错误判断。 华尔街精英的第三个错误判断则是，他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中国初创公司的政府背景恰恰是外国投资者的致命伤，对美国的华尔街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在针对美国扩军备战，华尔街的私募基金项目有四分之一却投资到中共的军工研发项目，其后果，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十分具有威胁性。 五、恒大、碧桂园美元债券倒账：“多米诺骨牌”启动 华尔街在中国的金融投资被“割肉”，始于2021年9月。彼时，中国排名第二的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拖到2021年12月，恒大宣布，无法履行债务责任，即赖账不还了。恒大除涉及巨额国内负债之外，还欠下了大笔美元债券，境内外总债务高达2万亿人民币，另外还有大量隐性负债。而恒大的外债当中，就有华尔街购买的大笔无法得到偿还的美元债券。 今年3月恒大终于明确摆出了赖账到底的姿态，它与境外债主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旧债到期不还，用新债代替旧债，推迟偿付时间。今年4月末，除了重组的境内外债券之外，恒大还累积了近3千亿人民币的到期未能清偿的债务。债主们现在只能被迫接受恒大倒账这个现实，号称“世界级”的中国次大房企恒大，现在成了世界级的“老赖”。 今年8月上旬中国房地产公司崩盘的“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第二块，排名第一的碧桂园公司也进入了赖账阶段。碧桂园证实，无法支付两笔共计大约2,250万美元的美元债券到期利息。这两笔债券的面值一共是10亿美元，连利息都付不出，本金恐怕也还不了了。 到了8月17日，恒大终于宣布，已经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部分债权人在恒大重组之后于美国提起民事诉讼，导致恒大最有价值的资产被扣押。申请破产保护，是企业走向破产清算之前的最后手段；如果难以起死回生，企业将最后被迫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终止营业。恒大走向破产，对境外投资者是一个严重的警号。恒大的2.44万亿人民币总负债当中，借款的27.3%是以美元和港币计价的，其境外债务规模约1千亿美元，偿债能力十分可疑。华尔街的一批美国的银行因此股价下跌，香港股市则跌入了熊市。 六、美国对中经济、金融：“去风险化” 很多醉心于经济全球化、又缺乏国际眼光的人，现在还在怀念昔日全球产业链的扩展和繁荣。但是，这样的看法现在已经落伍了，那什么是现今最新的国际经济思维呢？ 美国华府有一个专注于技术政策的机构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最近，在这个机构任职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Liza Tobin讲了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她说：“多元化、去风险、脱钩、脱离——你喜欢哪个词就随便选哪个——这种话题确实已在华盛顿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地进入硅谷，而且确实也在向华尔街传播”。她的意思是，以前，关于美中经济脱钩，只是在华府政策圈里讨论，然后硅谷这样的高科技中心也开始关心这个问题，最后，连华尔街都不得不坐下来讨论这个前景了。 确实，与华尔街相关的金融媒体，最近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新闻，并且根据这些动态，不断做出反应。比如，不久前，中共下令中国最大的几家官办银行向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贷款，以帮助地方财政克难，而且要求贷款必须长达25年，前4年不付利息。华尔街立刻闻到了危险的“味道”，因为这样的银行贷款将无法偿还，必然成为银行的坏账，并危及这些银行的生存。于是，这几家中国最大的银行在国际证券市场上的评级，马上被调到最低，华尔街的投行建议其客户，卖掉这些银行在中国境外发行的股票。 虽然商界喜欢讲“在商言商”，就算他们可以暂时不理会中共的扩军备战，但华尔街不得不关注自己投在中国的巨额金融投资的安危。当中国接二连三地出现危及这些金融投资的经济警号时，华尔街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当它们想到血本无归的可能而不寒而栗时，就不会对中国投放任何新的金融投资了。 可以讲，华尔街现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热衷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憧憬，已经被中国当前经济败象百出的状况击得粉碎，它们剩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只能是“去风险化”。华尔街先前对中国狂热的金融投资，事实上帮助了中国经济泡沫的扩大；而如今华尔街金融投资的断流，则会加快中国经济的滑坡。笔者将在本文的下篇具体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失踪，外交部发言人先是用生病搪塞，后来干脆拒绝回答记者的追问。显然，秦刚的失踪有蹊跷，内中原因无非是政治上“踩雷”，或品行方面“被抓包”。只要中共尚未给出相关说明，这件事至少说明，习近平的日子不轻松，不只是国际关系难处理，经济困境难解脱，连信任的高层官员也靠不住。究竟习近平的心境如何？笔者试作小析。 一、习近平的心思 习近平作为独裁者，当然不会在中共的全会或人代会上讲出心里的真话。不过，他对年青干部训话时，心理负担会小一些，那种场合他的讲话，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一下习近平的心境。 去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作了一个开班讲话。这种内部讲话，通常由秘书起草，但主要的意思要按照习近平的意图来写，成稿之后必须经过习近平审阅。这个内部讲话被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今年6月底刊登出来了。分析这篇讲话的内容，可以发现习近平最担忧什么。 习近平一开头就讲，“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 这番话说出了中共官场的现状，共产党的干部想要权、只信“钱”，对中共的意识形态都是口是心非，而真正所爱的是西方国家，有钱、有情人，都往那里送。这种现状说明，中共的整个党政机器，除了习近平在乎党国存亡，其他官员都不在乎；一旦风吹草动，党国根基动摇，习近平的处境就会和撞景阳钟的崇祯差不多。这就是习近平最担心的事，怕中共干部不忠于共产党，最后中共象苏联共产党一样完蛋。 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点兴趣的人，可能都知道，习近平讲话中引用的那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是五代十国之一的南唐小朝廷最后一任君主李煜亡国之后写的。李煜在南唐灭亡后投降攻灭南唐的宋朝，被软禁期间，写过一首词《春花秋月何时了》，词牌名是《虞美人》，这首词流传千古，据说是李煜的绝命之笔，其中就有这一名句。 习近平为什么让秘书在讲话稿中用了一个亡国之君的临终哀叹，已不可考；我们也不必去管，这样的语句是不是对中共不吉利；但至少可以看出，面对一批中共的年青干部，习近平的如此讲话，倒是实实在在地展示出他深重的危机感和悲凉心境。 二、苏联绝命与南唐亡国 为什么习近平老是想到苏联垮台，又把苏联绝命与南唐亡国联系到一起？南唐国小羸弱，不敌宋朝；苏联乃地球上的超级大国，七十余年与美国抗衡，在美苏冷战中美国从来没有想灭掉苏联。那习近平的执政恐惧从何而来呢？其中有一个真正的原因，那就是，苏联实亡于苏共。中共的宣传机器始终不愿意承认这点，但习近平大概还是知道这一点的。 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被本党同志弃如敞履，于是苏联绝命。如此命运，每每令习近平耿耿于怀，不免生出兔死狐悲的危机感。苏联共产党并不是被外敌直接打败的，没人去打它；苏共是被由苏共干部组成的国家议会（最高苏维埃）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完蛋的。正所谓，兴苏联者，俄共也；亡苏联者，苏共也。为什么苏共干部要灭掉苏共？其实原因很简单，想“跳船”了。而这正是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 那1991年8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国家大礼堂，苏联最高苏维埃为什么通过决议，“停止苏共的活动”？因为，之前苏共的一群高层官员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策动了政变，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但这些参与政变的官员没料到，他们遇到了莫斯科民众和军队的抵制。苏军坦克部队虽然奉命上街了，但面对支持叶利钦的莫斯科民众，苏军部队不愿意大开杀戒，而是偃旗息鼓，撤兵回营。 政变失败了，苏共中央在莫斯科的高层干部当中，多数人既没参与政变，也不愿出面反对政变，但政变委员会的高官们把苏共中央搞臭了。于是，当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面对如此处理苏共中央这个难题的时候，与会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们通过了决议，“停止苏共的活动”。苏共亡了，苏联的亡国之日为期不远矣。 当时苏共的高层干部对此，都捶足顿胸、痛心疾首吗？这里引用一段戈巴契乔夫政府的总理雷日科夫当时评价苏联官场的话，大家就了解苏联亡国的真实背景了。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所以，当时整个苏联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够了，我们不想再这样没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了。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改变。”雷日科夫的话是实情，当时苏联人确实普遍认为，他们不能忍受这样一种充满腐败、充满谎言、依靠镇压的制度。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苏共党员当中88%认为，苏共不再有威信；有70%多的人准备退党。 三、昔日苏联、今日中国 苏联当年解体之前的大部分情形，早就在中国发生了。虽然中共镇压了“八九民运”，习近平上台以后又一再通过反腐败来清洗干部，同时加强国内社会的严厉管控，但习近平改变不了党心。当下，中共官场上的党心究竟如何？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那篇讲话中都描画出来了。 第一个特点，习近平指出，“腐败是最容易导致政权颠覆的严重问题”。习近平心里很清楚，中共干部都想捞钱，只是在习近平的政治高压下不敢动而已；只要政治高压一松动，整个官场马上就变成腐败遍地。所以，习近平最怕的就是，各级官员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腹诽频频，贪心不灭，而最可能导致中共政权被从内部颠覆的，就是官场的贪财之心；习近平的政治高压只能改变官员们的表情和空话，却丝毫改变不了官场众人那贪财的初心。 第二个特点，下面的干部都在应付差事，混日子，对上面的命令，都是用“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的做法，喊得很响，恰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所言，“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如此行为的真实动机，无非是在等待时机，一旦政治压力稍懈，官员们就额手相庆，把贪腐玩得象江胡时代那样有声有色。 第三点，习近平提到，中共的干部队伍里，有一大堆“胆小鬼，心怀异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床异梦的人”。这是实话，世人皆知。中共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中，有几个人的家族中没人拿外国绿卡、没在国外置产藏钱的？习近平心里一清二楚。海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报告十多年前就把名单一一列出了；只是习近平不敢按图索骥，去一一拿办，否则就“洪洞县里无好人”，“伟光正”的包装彻底碎裂。 高官当中还有很多人现在贪而无恙，这不就是“榜样的力量”吗？中共官员既然贪心不淡，而钱藏国内又可能导致送命，那么钱转国外就成了必然选择。正因为如此，中共各层官员当中，“心怀异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床异梦”的人，其实不是“一小撮、个别人”，而是大多数。焉知这大多数不会在中共进入困境和危机的时候，做出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类似的行动呢？那样的行动，于官员们的私利无损，所损害的不过是党国及其独裁领袖而已。 四、银行救财政，民众存款塞进无底洞 现在中国经济在持续衰退，而中共这个集权政府的指挥号令，出了中南海的红墙就成了“雷声大，雨点小”，这就是中国经济没救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经济没救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为了紧急抢救陷入深度财政危机的地方政府，采用了饮鸩止渴的昏招，其后患无穷，前景可悲。 中国的地方政府一直通过地方财政担保的融资平台，发行大量债券，总额已经达到近70万亿。如此庞大的巨额债务，地方财政已经还不起了。最近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急剧萎缩，导致地方政府连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借新债还旧债”都难以为继。 而中共一直让银行购买地方政府的债券，变相地把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转移给银行去承担。中国5月发布的《2023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提到，2022年59家上市银行持有政府债43.7万亿元，占债券总额的七成；其中主要是六大国有银行承担了地方政府的债券。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几家顶尖银行正奉命给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提供期限25年的大量贷款，帮这些融资平台还旧债，这等于是让大银行给地方政府的烂账买单兜底，而且这些贷款前4年免息。 显然，为了眼下拯救地方政府的财政，央行不惜把国有的主力银行拖进了坏账泥坑。银行奉命送给地方政府的这些贷款，到今年6月底总额已经占地方政府巨额债务的将近八成，严重缺钱的地方政府将来注定还不上。这些钱来自银行的住户存款，相当于住户存款的半数，已经被中共塞进地方政府债务的无底洞，打了水漂。这些贷款注定会成为银行的坏账，可能导致中国的顶尖银行将来面临经营危机；而中国民众一旦发现存在顶尖银行的存款已经不再安全的时候，银行的末日就来临了。 之所以说，习近平让银行为地方财政的巨额债务兜底这种政策是昏招，是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国经济最后的支柱，而习近平的这个昏招，事实上是把财政危机转化成了潜在的金融危机；虽然短时间内地方财政喘了一口气，但银行系统却被送进了覆灭的深渊。 五、习近平的悲凉感 中共现在是一个虚胖的统治机器，面对现实的经济困难，其实束手无策。那习近平这个束手无策的独裁者，支撑着这么一个虚胖的政权，他当然会有很强、很深的危机感。其实，习近平的悲凉心境，也有他自身的能力问题。 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如果是从困难中上任，有机会推动改变，然后局面改善了，在这样的由难到顺的过程中，领导人可能积累智慧、提高能力。中国人往往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却忽视了其中的大环境变化和领导者个人的历练过程。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在由难到顺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和能力的。 而习近平则完全不同，他是从顺境中接位，然后整个局面不可避免地一泻千里，那他的施政就是由顺到难。在这个过程中，他很难从成功当中吸取到有益的经验，只会积累下越来越多的恐惧。何况，在中组部栽培他步步高升的过程中，习近平任职地方时唯一需要的是“积累资历”，而不是做出政绩。因此，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期间，无论是在福建、浙江，还是在上海，他基本上是个“不粘锅”，地方上的所有麻烦，他能躲就躲，自然谈不上处理和解决难题的能力了。 待到习近平到中南海就大位之后，上任伊始，中国经济上的泡沫还没完全暴露出来，经济运行表面上还比较顺利，所以习近平完全没想到快要克难了，更不懂如何克难。习近平任期的第一个五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打击政敌方面，特别是为了打破江泽民时代建立的军权结构、把军权抓到自己的手里，用反腐败为名，抓了一大批将军，改变了军队的指挥系统。 等到习近平任期的第二个五年，经济问题才陆续出现；直到他的第三个任期开始，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整体经济一蹶不振。就经济决策层面而言，习近平的执政之路，实际上是由顺到难，越走越难。他原本就不懂经济，也没在地方历练中学到什么。那现在的经济困境，来得比预期早，范围比预期广泛，困难比预期深得多；而最关键的是，中南海除了病急乱投医的昏招，拿不出有效办法走出经济困境，而已经用上的昏招，诸如用今后的金融危机来替代当下的财政危机，则只会加重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危机。 因此，习近平面对当下和今后的中国，他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其实是命中注定的。既然中国的命运现在“定于一尊”，那么，中国的前景似乎也已经看得见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