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海外，关于中国高层政治未来演变的讨论中，政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增加了不少。许多人希望习近平混不下去，而其中的一个猜测就是，会不会发生政变。但是，往往这样的猜测都“刹车”在政变这两个字上，因为究竟中共内部怎样才会发生政变，似乎是个谜。本文就来梳理中共建政以来经历过的政变。中共内部发生政变，实有先例；而影响政变成败的因素其实很简单，就是谁掌管枪。 一、习近平上台前周永康的未遂政变 最近的一次中共高层权力冲突发生在2012年3月19日，那时习近平还未上任。当时，对武警部队有指挥权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动用武警，似有政变企图，但阴谋被内部人举报；胡锦涛调动38军包围了中央政法委的几处办公地点。据中国的媒体事后介绍，当时给38军下达的任务是，“粉碎阴谋分子军事政变”。事后周永康被逮捕下狱，引发了一波周派人马的大抓捕。 武警部队并非是只持有轻武器的警察，而是准军事部队。1995年5月3日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发了国发（1995）5号文件，宣布《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武警总部接受公安部的领导和指挥，总队及其以下武警部队接受同级公安部门的领导”。 这样，武警部队的指挥权就变成了以公安部门为第一指挥者，中央军委只负责武警的组织编制、干部管理、训练等；武警部队的日常任务、规模和编制定额、指挥、经费物资保障等，均由公安部门决定。1996年10月中央军委先后将陆军的14个乙种步兵师划归武警部队序列，编为武警内卫部队机动师，直属武警总部指挥和管理。而在中央政府这个层级，直接指挥武警部队的便是周永康，这也是周永康2012年得以调动武警部队的原因。 2012年的那次“3·19”事件只是场未遂政变，其之所以发生，是中共的部分军队出现了双重指挥权。这也是习近平上任后改变军队体制、重新抓住军权的原因。习近平随后清洗了军队的主要将领，改变了中共长期以来由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掌握军队核心权力的双头体制，取消了原来的总参、总政、总后和总装四个军委内设总部，把军委各总部的二级部编成16个分管部门，各自直属“军委联合指挥部”。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也撤销了“武警部队”这相对独立的军种。 历史上，中共的军委主席对军队的管控是虚的，军委主席不负责军队日常运转的维持，只通过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这两个人的个人效忠来掌握军队；习近平则把军委主席变成实际掌控军队日常运转的职位，通过“军委联合指挥部办公室”，直接把军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的成功政变 中共建政后，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政变，就是抓捕“四人帮”。之所以要秘密抓捕，是因为会议上不占多数；但抓了党内高层里对立面的主要人物，就政变成功了。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2010年在《领导文萃》第5期发表的《胡耀邦与华国锋》一文披露，华国锋曾同胡耀邦有两次长谈，1977年12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这场政变的起因。华国锋说，“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只有把他们抓起来。” 范硕的《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一文则写道：当时对军队尚有控制力的叶剑英事先要王震多次去陈云那里通报意图。陈云反复考虑后，直接与叶剑英面谈，陈云认为，可供选择的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召开中共10届3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 而叶永烈的《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补充了一个重要细节：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了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算来算去，觉得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让与会人员举手投票，从而实现政治上打倒“四人帮”的目的，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是主张武力解决的，当陈云得知叶剑英的坚定态度后，便明确表示赞同，并且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显然，当时能代表军方意见的叶剑英，是这场政变幕后的主要决策者，而掌控中央警卫大权的汪东兴，则是政变的重要执行者。为什么陈云这个当时中共高层里资格最深的元老，却不能直接参与政变的组织和指挥？道理很简单，他是文官，指挥不了军队。 叶剑英下了决心，华国锋就得到了军队的支持，政变便得以成功。所以，能够实际掌控军队的军方主要人物，其实是这场政变的关键；反过来，如果叶剑英反对政变，那华国锋和汪东兴就不敢动，否则就面临与军队对抗的危险。这种情况说明，如果没有军方实际控制者的默许，最高领导人若单纯动用中央警卫局的权力来实施政变，就可能面临内战。 三、首长警卫抓首长 中共高官身边都有警卫，要有效抓捕其中的某些人，警卫这一关是饶不过去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共为高层人员提供的警卫制度，恰恰就隐伏着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国家级、副国级高官被随时抓捕的可能性。 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是唯一组织过成功的秘密政变的，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愿，继承了中共的最高权力，然后马上就发动了抓捕毛派高层骨干（“四人帮”）的政变。为什么如此轻而易举？华国锋去世前，曾谈到过中共高层警卫制度在政变中的作用。 2005年1月12日上午，曾多次探望华国锋的长沙市委秘书长蒋新祺又一次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与蒋谈到30年前抓“四人帮”的经过时，介绍了中共的高层警卫制度：“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这段话曝露了那场政变成功的秘辛。 首先，首长的警卫们并不是无条件听从他们奉命保护的首长所下达的指令；相反，警卫们必须无条件地优先执行他们的上级领导中央警卫局的命令。如果警卫局下令抓捕他们原来要保护的首长，那警卫们的枪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准这个首长。 其次，高官警卫们除了奉命保护自己负责的首长之外，也每天要向警卫局报告这首长的行踪；换句话讲，这样的报告制度同时也就是，通过贴身警卫，随时对那些受到保护的高官实行监控，那些高官其实并没有行动自由。 再次，高官们离开住所或办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或京西宾馆这些高层开会的场所，他们的随身警卫必须在会议地点交出手枪，留在警卫休息室待命。而高官们在会场里的命运，其实是由中央警卫局的会场警卫们掌握的。所以，如果在这些会场里发动政变，是可能抓捕高层中的某些人的；但只有能指挥中央警卫局的最高领导人才做得到，他如果下令让警卫局抓捕其他高官，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中共高层警卫制度的这三个特点说明，中共高层人员的人身安全，其实随时都掌握在最高领导人的手心里。这些特点迄今未变。 四、“管枪的”和“管纸的”，谁都能政变？ 中共高层如果发生政变，必然是用枪来说话的，根本不会让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们事先投票，来决定是否要秘密抓捕高层的某个人或几个人。如果有抓捕行动，从来是先秘密抓捕，事后开个会，形式上让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举手赞成。开会时大局底定，如果有政治局委员挺身而出反对抓人，那他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抓的。 因此，谈到中共高层的政变，就必须搞清楚，谁能够抓谁。这答案既清楚又简单，当然是“管枪的”抓“管纸的”，而不是“管纸的”抓“管枪的”。所谓“管枪的”，就是军权在手的高层成员；所谓“管纸的”，就是其他的那些高层成员，他们的权力只不过是在文件上签个同意之类，他手头不但没有枪，而且别人掌管的枪就顶在他背后。 “管枪的”是掌握军权的人，如果党魁同时有效地掌控了军权，又控制了中央警卫局的指挥权，他就是唯一的“管枪的”；剩下的那些“不能管枪的”高层成员，他们就只有“管纸的”资格，也只有被政变的可能。 中共高层成员中，除了掌握军权的最高领导人之外，其他人的个人行动、保健和通信联络，随时都处在被监控状态。政治局常委之间的电话被监听，手机不许用，出门有警卫秘书贴身监视。所以，最高领导人可以掌握其他高层人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谁想充当习近平的政敌，习近平一清二楚，随时可以应付。对习近平以外的政治局成员而言，这就是“别人掌管的枪就顶在自己的背后”。若以为这些高层人员可以互相联系、拜访或者随意通内部电话，那都是瞎猜。 五、习近平四换中央警卫局长 正因为掌控警卫局对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如此重要，所以，不管中共的领导模式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权，每换一个最高领导人，就会把前任留下的警卫局长换掉。习近平则换得更勤，七年里换了四次，但似乎与防止政变无关。 习近平上任时，中央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长是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曹清，习近平一直等到上任两年后才找到一个机会，通过警卫局使用习近平专机从非洲走私象牙这件事，先透消息给《纽约时报》和BBC，借外媒曝光了此事，然后调走曹清，让他改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接下来，习近平让曹清的副手、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少军接任局长。过了几年，2020年11月，习近平调驻福建漳州的陆军第31集团军91师政委陈登铝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到了2021年7月，再调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周洪许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撤掉了王少军的职务。但今年1月初，王少军又被习近平安排回任，重新担任警卫局局长。 习近平之所以如此仔细地反复安排警卫局长的人选，可能有这样一些因素。 其一，习近平对原来从副局长升上来的警卫局长王少军，总是有点不放心，想换从野战军调过来的军官。野战军的军官一下子调到御林军这个中枢位置，其本人从来不敢想过，所以会感恩戴德，对习近平就言听计从。 其二，虽然这样的野战军军官事先也反复考评过，但他们习惯在基层部队指挥，头脑比较简单，一旦到了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个任务非常复杂的中枢位置，很多事情和任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野战军军官会很不适应。 其三，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位一向是从内部拔擢，那样的人对警卫业务比较熟悉；同时，对多年的部下非常了解，指挥灵便。然而，调野战军军官来担任警卫局长，警卫局的中层干部会不服气，因此也会暗中掣肘，让新局长指挥不灵。所以，习近平最后还是只好把撤了职的老局长重新找回来，不过，经过这一番撤任和复任，王少军多少会乖巧一些了。 随着最近中共高层的北戴河度假期开始，中共政变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那里。其实，北戴河的警卫制度与北京一样，如何去指望李克强策划和实施政变呢？ 东亚国家当中，倒是有一个政变中刺杀成功、但事后政变失败的案例。那就是，1979年10月26日，韩国的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在安井洞的特务机关里举办的私宴场合，开枪打死了威权总统朴正熙，死者即后来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刺杀后，因军方不配合金载圭策划的政变，他被判了绞刑。韩国有一部政治历史电视剧《第五共和国》，开头三集就是这场政变成而又败的经过。这可以算是了解政变的一个参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实行个人专权，而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非常多，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对立。共产党政权出现个人专权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会反复发生。中共和苏共的历史证明，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会在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之间有规律地摆动，其关键原因是共产党的政治经济需要在不同历史阶段会发生变化。中国再也不具备回到集体领导模式的政治经济环境，而集体领导与个人专权一样，其实都是对国人和党内的专制统治。 一、外媒议论习近平连任问题 过去这一年来，习近平是否遭到中共内部反习派的抵制，他能否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连任，是一个各国媒体经常讨论的话题。6月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习近平禁止在共产党内部发牢骚（Xi Jinping Bans Grumbling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再次挑起了这个话题，还被不少英文媒体提及。 《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习近平对党内批评他的人加强管控，这不代表习近平将面临反习派的反击与政变，但反习派的阻挠可能影响习近平的连任。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反习派在中共的体制内是否能影响习近平的连任，其关键在于，反习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不清楚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现在中共内部的政治摩擦。 中共内部讨厌习近平的人确实占很大一部分，是不是这些人就可以一人一票，在党内会议上把习近平推下台呢？这涉及到中共高层的内部监管制度。共产党的统治之所以被称为专制制度，它不仅对民众是专制的，它对党内也是专制的。 专制制度下，中共什么时候是数着投票票数来确定重大人事的呢？从来没有过。中共只允许有监控的投票，中共的党代会、人代会都是如此；同时，中共根本不容许公开、透明的党职或公职竞选。在候选人由高层指定，党代会或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与会代表言行又受到严密监控的情况下，如果某高层成员在会议上站出来举手一呼，一帮人跟着喊，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就会被夺走吗？那是在编故事。在共产党掌权的中国，这从来就不是史实，也不是现实。 《经济学人》的上述文章还认为，习近平对抗党内的反对声音，等同于拔掉党内抒发异议的安全阀，这些没有管道倾泻的异议压力不会消失，将威胁着习近平的下一任期。这种看法似乎觉得，中共内部不同立场的派系可以让不同观点得到表达，有利于中共的统治。这种看法是错误地把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制衡套用到了共产党制度上去了，共产党的党内监控一向是它的传统，而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听从最高领导，更是中共一贯的党纪。 二、谁是习近平的党内对立面？ 究竟中共内部的反习派是些什么人，他们和习近平之间的争斗到底为了什么？ 当下，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非常多，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对立；而单纯出于理念上反对习近平个人集权的人数并不多，这是习近平上任后打击腐败造成的。涉及腐败、喜欢腐败的干部，占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各级干部的大多数，这些人都讨厌习近平。他们很难串联横向地搞地下组织活动，多半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背地里发牢骚而已。他们不敢公开活动，是因为各人都有腐败案底，私下发牢骚是担心遭到整肃；而不敢公开活动去反对习近平，还是因为害怕整肃。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对中共内部的言论管控越来越严厉。他不但在管控现职干部的言行，而且也管控退休干部的言行。5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个文件，即《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离退休干部对党忠诚、听党指挥。这个文件显然是在约束中共离退休干部的言行。 实际上，绝大多数反对习近平的中共干部都敌视民主制度，他们只是在利益问题上和习近平对立而已。喜欢腐败的干部虽然讨厌习近平，但心里很明白，共产党的统治才是他们发财的制度保障。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就一直如此，他们讨厌习近平是要保住自己捞到的利益，不是讨厌共产党制度。 三、共产党的个人专权时代和集体领导时代之异同 针对习近平的个人专权，中国国内和国外都有一种怀念集体领导时代的说法。是不是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就比个人专权好一些呢？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对比一下。 首先，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模式并不是没有最高领导人，集体领导当中的最高领导人仍然拥有对其他高层人员生杀予夺的权力；只是在集体领导时代，最高领导人使用这种权力比较少一点而已。江泽民打击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胡锦涛打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长陈良宇，就是最高领导人处罚不顺从的高层人员的典型案例。而从社会镇压的角度来看，集体领导之下，对民众的大规模镇压同样会发生，“六四”屠杀便是中共元老们“集体领导”的结果。 其次，集体领导模式和个人专权模式与民主都毫无关系。集体领导模式是中共高层集体对全社会和党内的各层级实行专制；其领袖的个人专权则是他一个人对全党和全社会专制。这两种模式都是专制，并没有民主或不民主之分。 再次，对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这两种模式的差别，感受最深的是官场中人。在集体领导下，官员们可以各自跟随不同的上级，而这些上级最后都跟到政治局常委的不同人那里去，一旦下级需要保护时，可以求助于自己一直以来巴结逢迎的“靠山”；但在个人专权状态下，官员们的绝大多数都无法直接和最高领导人建立关系，只能听命于高层，个人的回旋余地很小，犯错倒霉时就没有保护伞了。 最后，个人专权模式和集体领导模式各自服务于共产党领导人不同时期的掌权目标，而这样的目标最终会体现在经济方面。从民众的角度去体会，大体上可以说，在集体领导的时代，共产党的政策会让民众感觉生活上舒适一些，比如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和中国的胡赵时代、江胡时代就是这样。尽管如此，在集体领导模式之下，90年代后期朱镕基曾迫使几千万国企员工下岗，逼他们艰难度日，但这段岁月已经被年轻一代忘却了。而在个人专权时代，比如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和习近平时代，民众的生活往往会比较艰困。 那么，是不是共产党的个人专权模式可以随时转换成集体领导模式呢？要回答这个疑问，就必须理解这两种模式的生成原因。 四、习近平的个人专权是偶然现象吗？ 共产党政权出现个人专权，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会反复发生？我分析中共和苏共的历史之后发现，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只有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而有趣的是，高层权力格局会在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之间有规律地摆动，在苏联和中国都是如此。我给这种规律起了个名称，即“钟摆现象”。意思是，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一般都是先集体领导，然后个人集权；再集体领导，最后又个人集权。 这个“钟摆现象”证明，共产党政权高层的权力格局会在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之间摆动，从一端摆向另一端。这种摆动并不是随意的，它有明显的规律；既然是有规律的政治现象，它就不是反常现象，是可以预判的。这种规律的重点不是习近平的个人专权如何不好；重点在于，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共产党政权高层的权力格局会发生改变，这个“钟摆”为什么会在某个时候“摆动”。 共产党建立政权初期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和朝鲜在50年代初期都是如此，这是高层权力格局的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便成为常态，再通过推动个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第三阶段，独裁者死后，又重回集体领导；第四阶段，由于集体领导阶段造成的政治经济困境，最高领导人再度重新建立个人专权。 “钟摆”“摆动”时，当然会发生权力斗争。但更大程度上，这种“摆动”与共产党的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 五、共产党统治需要的阶段性变化 苏共和中共之所以出现同样的“钟摆”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两个政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出现了相似的政治经济需要。 苏共和中共从当政之初的集体领导向个人独裁转变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民众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了。这是政治高压最大、经济成本最低的统治模式。 从个人独裁到集体领导转变，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最高领导者死后出现权力真空，为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再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效忠。这种局面一段时期内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种“高成本统治模式”。 集体领导是否再向个人集权转变，其触因是，“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控的经济资源。“高成本统治模式”快要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时，可能会倒逼集权。而集体领导模式之下，通常会有部分高层人员抵制改革，胡赵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是如此；集体领导模式也必然阻挠反腐败。这两种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权的利益集团反对不利于自己的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因为推动政治、经济改革受阻，就改变了苏共的集体领导模式，实行了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急于改变苏共的政治经济现状，是因为苏联过去几十年盘剥民众积累起来的经济资源，被勃列日涅夫时代“花钱买稳定”用光了，处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状态下的戈尔巴乔夫没办法再继续“花钱买稳定”。 习近平上任前，高层权力斗争已经爆发，上台后他为了应付权力斗争而开始集权，又因为反腐败受阻，最后走上了恢复个人集权的道路。这是当时的情势，但习近平后来的作为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江胡时代对贪官的“放贪买平安”方针，掏空了中国经济。因此，习近平对官场的管控便越收越紧，在这点上，贪官们和习近平永远是对立的。 六、中国可能重回江胡时代吗？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哲理所包含的意思是，河中的水在不断流动、更新，如同万物流变、无物常驻一般。事实上，希望习近平时代的中国重新回到江胡时代或胡赵时代，仿如刻舟求剑。 习近平的统治和赵紫阳时代、胡锦涛时代其实不可比，因为各自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赵紫阳时代中共的腐败才初步出现一些苗头，经济还有发展的空间。胡锦涛时代则经济发展的空间被差不多用尽了，同时，中共的全面腐败让各级官员积累了巨额财产；这些数以万亿计的贪官资产开始向国外转移，以求安全。 而习近平上任后，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打击腐败，范围越来越大，各级贪官的不安全感日益上升，便加快对国外转移资产，并且办理家族成员的国外身份，以便必要时逃之夭夭。到2015年，中共贪官们向国外转移资产已累积上万亿美金，动摇了中共的外汇储备，也让习近平感受到了中共统治的内在危险性，于是他又进一步堵死官员们出逃之门。这个过程和他的个人专权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习近平的个人专权之下，除非他本人想退隐，否则，没有人能够真的去成功地发动政变。虽然习近平在党内、党外都有大量政敌，但这种局面并不等于习近平就一定会倒在政敌手里。关键在于，习近平的政敌有没有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习近平不断强化政治高压，就是试图消灭潜在政敌的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另外写一篇文章来分析。 当然，习近平如果身体不行了，中国政治完全可能大翻盘。共产党政权的个人专权领导人一旦撒手，通常会发生接班人危机，那个时刻将是权力斗争交火的触发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致命弱点。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最高权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不仅如此，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往往还遭到昔日下属的批判，而党国的大政方针也经常因此发生改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经济正在下滑，今年4月，工业、服务业、消费都明显下降。各级官员十万人奉命参加中央的稳经济大会，表明中南海挽救经济之心何其迫切。与此同时，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率正向20%挺进，而官方的失业率数据始终在掩盖真相。大规模失业将成为中国未来的长期经济和社会问题，90后的几代人会面临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环境。 一、中国经济大滑坡，北京开十万干部视频大会稳经济 5月25日下午3点，中国召开了一次“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这个会议算得上是个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会议，《经济观察报》报道，参加人数高达十万人，包括地级市、区一级以及乡镇一级的主要官员。以地级市为例，市长、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与经济有关各部门负责人，市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台中央新的稳经济政策，而是为了敦促各地落实本地的稳经济政策。一句话，要全国各省市上下一起出力，挽救下滑的经济。 这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财政部长刘峰、总理李克强先后讲话，披露了一系列经济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滑坡的现况确实十分严重。仅举几例：今年4月工业生产下降2.9%，全社会用电量减少1.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跌落11.1%，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6.1%。这样的经济形势，当然谈不上经济增长，而是经济严重萎缩。经济萎缩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清零”政策的推行，但此前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清零”政策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李克强还提到了两个事关经济未来走势的资讯。其一，由于4月全国的财政收入扣除退税后减少5.9%，地方财政入不敷出，非常吃紧，有几个省已经向国务院打报告，想从中央财政借钱度日。但李克强表示，中央财政的钱要负担军费、国防开支、义务教育，只剩下一笔用于应对特大灾害的总理预备费算是机动资金。他的意思很明确，地方政府没钱，只能自己想办法，而且不许加税；至于向中央财政借钱，各地就死了这条心吧。地方政府没钱了，要落实稳住经济的政策也就成了“无米之炊”。 其二，中国70%的制造业要靠进口零部件来维持生产，而4月的进出口是零增长。这意味着，企业没打算为今后扩大生产而增加零部件进口，这样，疫情之后制造业企业不会很快复苏。另一方面，去年底全国的企业是1.5亿家，但今年4月底与去年同期相比，企业减少了近13%，因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注销了在工商局的企业登记。企业减少将近一成半，就会有相当于两成的在岗员工加入失业大军。 二、现在中国多少人失业？ 为什么一成半的企业关闭，会有约两成就业员工失业？因为，关闭的企业会全数裁员，但尚未关闭的企业也会裁员自救，因此，失业员工占原来的就业员工的比例，会多于关闭企业的比例。 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镇就业人数大约是4.4亿，如果今年被裁员的员工占两成，相当于被裁员工达到8千8百万，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新增失业人口。如果加上城镇人口中原来已经失业的，以及今年新毕业的1千万难以就业的大学生，总的城镇失业人口可能超过1亿。 如何据此来估计城镇失业率呢？失业率是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因为老人和小孩不属于可就业人口。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的常住人口是9亿，而全国16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3%。也就是说，9亿城镇人口当中，劳动年龄人口约为5.7亿，其中1亿人失业，则城镇失业率大约是17.5%。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真实的失业率可能更高。 但5月25日的这次会议上披露的相关数据是，全国平均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6.1%，在31个大城市为6.7%，而16到24岁的青年人的待业率是18.2%。其中只有青年人的失业率接近笔者估计的17.5%的城镇失业率。官方的调查失业率是什么含义，为什么似乎偏低？这就涉及到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背后的隐情了。 三、官方如何掩盖失业真相？ 中国政府会夸大经济成长方面的数据，但同时也想尽办法压低负面经济数据，失业率就是一个它一直在掩盖真相的统计指标。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官方认可的失业数据，而那是个完全不可靠的统计。所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城镇户口的人为了得到失业补助金去社部门登记的人数。但批准给予少量失业补助的政府规定极为苛刻，要有城镇户口，失业者的原雇主必须连续几年为其购买过政府的失业保险，失业后要取得原就业机构给予的解雇证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不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因此他们不会去登记失业。 失业者只要不去政府部门登记，政府便视若无睹。这样，官方的这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曾经变成一个常数，恒久不变，总是3%上下，经济好或者不好，都是这个数据。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多年来都故意不公布真实失业率，只公布就业人数。 随着5年前中国失业现象日益恶化，为了掩人耳目，从2018年开始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首先，这个统计概念排除了农村人口当中的失业现象，假定农村户口的人家里有几亩承包的土地，不算失业，所以官方只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尽管很多农村户口的年青一代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事实上，相当大数量的农村出身的青年既无务农技能，亦无务农意愿，在农村家中无所事事混日子，却从未被计入失业人口。 其次，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不能反映真实失业率，因为国家统计局用抽样调查方法获得的失业率，其调查范围很小，尽量少覆盖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在城市失业人口调查时，又用“自由职业者”这个概念，把许多事实上失业、但在网上卖一点东西的人口从失业范围中排除掉。 再次，中国地方大，按道理，调查城镇失业率应该尽量扩大样本才有更全面的代表性。但国家统计局只抽样8.5万城镇住户，仅占城镇就业人数的万分之三，抽样率不到美国失业调查的一半。而且，官方对样本覆盖地区保密，不让研究者了解，究竟这个样本的代表性有多大。 用了这些手法以后，中国从2018年以来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是5%略高；疫情后经济恶化，这个失业率也只不过上升半个百分点而已。与其说官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为了公布失业状况，不如说，它是为了掩盖真实失业状况。 四、毕业大学生千军万马挤“公”门 毕业大学生就业难，就是中国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必然结果。2021年全国有1,02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212万人考公务员、462万人考研究生、900万人考教师资格证，加起来是1,574万人次。也就是说，其中有人同时在考两种以上与求职相关的资格考试。今年又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依然如此。 考研究生的人是为了提升就业资历，那剩下的人为什么都挤到公务员考试和教师资格考试里面去，为什么没多少人去企业求职？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在裁员，而聘用新人的机会少之又少。 那毕业大学生能在政府部门或各种学校里找到工作吗？看一下中国现有的白领工作岗位数量就知道了。过去几年来，中国的白领职位一直是5千多万个，其中公务员占三分之一，教师占三分之一，剩下的是IT行业、金融业等等企业。毕业大学生想挤到政府部门或学校去教书，可能找到工作机会吗？这5千多万白领职位，平均每年只有150万人退休，而且不一定有钱招收新人，所以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当中，最多有十分之一可能找到白领职位，剩下的如果不愿意去做蓝领，就会失业。 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年内找不到工作，就可能变成长期失业，因为下一年又有1千万新出炉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求职，会把前两年毕业的人挤下去。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的真实失业率仅仅因为失业大学生，会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 现在中国出生于经济繁荣年代的90后、00后青年人从未想象过，他们的人生前途会如此暗淡。中国的文革时期，因为经济停滞，政府无法安排中学毕业生在城市就业，就实行了中学生大部分“上山下乡”的政策，把他们统统强制赶到乡村去当农民。前两年，中国政府又重新提出了大学生“上山下乡”这个口号，虽然做不到，也可以看出当局对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无奈。 五、大规模失业的潜在威胁 分析中国经济的表现或中国的失业规模，都需要区分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欲振乏力、失业长期化的趋势；其二是疫情导致部分城市经济停摆的短期影响。显然，失业问题既有趋势性恶化这一面，也有经济短期停摆造成突发性失业潮这个近期因素。疫情以来，大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倒闭，大量商业服务业小企业破产，虽然是疫情的短期冲击造成的，但这些新失业的几千万员工可能会转变成长期失业。 城市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不仅代表着经济恶化，也意味着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对社会和当局的不满上升。民国时期，之所以有大批青年人投奔共产党，除了马克思主义在召唤反叛青年之外，当时的中学生缺乏就业机会也是一个原因。如今，中国青年人对未来的期待正在从向往美好变成恐慌，从恐慌再走向绝望，这会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正在开始。中共用强化社会监控来防范社会不满，但监控只能暂时压住表面上的社会不满，却无法改变青年人的绝望。那是一个“高压锅”，大规模失业就是锅子地下的火，青年人的不满则是锅子里的水，早晚可能沸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场乌克兰战争让欧盟的领导国德国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原形毕露，而近年来一直被欧盟的西欧成员国们蔑视的波兰却展现出了它的高瞻远瞩。欧盟的“丑小鸭”波兰如今正获得赞誉，而“欧盟之星”德国却在自寻坠落。乌克兰战争开始后，德国的富裕和繁荣因为实行“政治正确”方针的后果而日益消失；同时，由于德国的主要政党拒绝承认“政治正确”方针的荒谬，它们正拖着自己的国家和西欧小兄弟们滑向经济没落。 一、波兰因何一度在欧盟内部遭到孤立？ 英国的一家杂志3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The West Has Rediscovered its Purpose（《西方重新发现了它的目标》）”。文章说，“上个月人们还在思考，‘北约去哪儿？’这已有30年历史的问题，而如今北约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波兰已从欧洲贱民转变为人道主义超级大国。最令人震惊的是，几十年来白白浪费美国国防预算的北约国家突然加紧行动，德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国防预算翻了一番”。这段话里点出了一个欧盟内部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波兰被欧盟在政治上打压已久，但乌克兰战争中德国的政治地位明显沦落，而波兰的国际地位却突然明显提高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为什么先前德国要刻意打压波兰？我在上个月给《大纪元》写的一组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德国因素的文章中，提到了西欧左派政府试图推行大一统欧洲的战略。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盟是以大一统欧洲为旗帜的，而德、法的左派政府把这面旗帜视为“政治正确”的重要组成部分。奉行“政治正确”的西方左派政府都有一个继承自马克思主义的遗传基因，那就是“唯我正确”、“不服从者必打压”。 德国政府在2015年欧洲的外来非法移民危机面前，对内对外都展示出强硬的打压异己、“唯我正确”的姿态，波兰因此得罪了德国和欧盟。德国主导下的欧盟长期以来实行欧洲各国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和边界开放，这为2015年北非的大量人口提供了闯关进入富裕欧洲、享受欧洲社会福利的动力，当时爆发了数百万非法移民从海上和陆地闯入欧盟南部和东部成员国的浪潮。为了显示这种大一统欧洲制度的优越性，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行要求德国国内和欧盟成员国接受这些非法移民。 在欧盟的大一统方针之下，作为领导国的德国要求各成员国执行统一的方针，而这类的方针由德国说了算。2015年9月4日具有明显红色色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开放德国，接受这些非法移民，并由各欧盟成员国分摊非法移民的负担。直到2016年新年夜在德国科隆市火车站广场上发生了650名德国女性被来自北非的阿拉伯非法移民性骚扰或性侵事件后，默克尔的态度才略有收敛，但她始终拒绝认错。 当时德国政府对国内舆论和公职人员实行了严厉管控，不许批评政府接受非法移民的政策，否则公职人员可能被解职；甚至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奉命把手伸到国外，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亮出该机构的名号，有针对性地威胁批评默克尔移民政策的外国人。这种专制做法发生在中共治下毫不奇怪，但在德国也如此，就显现出“政治正确”派执政的专制危险性了。默克尔在东德红色政权下生活多年，从政后只赞扬年青时代东德的“美好生活”，却从不清洗她心中的“红色基因”。在她掌控之下的德国面临自己制造的非法移民危机时，实际上展示了民主国家发生民主倒退的第一个先例，此后我们在北美就看到更多了。而波兰当时抵制默克尔的上述政策，于是在欧盟内部遭到孤立，本节开头引用的文章提到，波兰因此被欧盟视为所谓的“欧洲贱民”。 二、波兰不迷恋马克思主义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兰和苏联先后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现在的差别会这么大？其中的关键是，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因为缺少全社会红色价值观的转型而彻底失败，现在昔日的“苏联”又活回来了；而波兰却推动了荡涤红色价值观的社会转型，因此与俄罗斯完全分道扬镳了。 波兰能与俄罗斯继承的苏联时代红色价值观划清界限，与波兰的现代历史有直接关系。二战前期苏联与纳粹德国合谋瓜分了波兰，1939年法西斯德国侵入波兰西部，波兰共和国的政治和军队精英大批流亡到被苏联占领的波兰东部，却被苏联占领军关押。苏联为了将来统治波兰时不会遇到波兰精英的抵抗和反对，屠杀了原波兰共和国的政治、军队和知识精英。1940年4月至5月间被苏联俘虏的波兰军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22,000人被苏联在卡廷森林、加里宁（特维尔）、哈尔科夫等地杀害。1941年德国侵入苏联后在卡廷森林里发现了这次大屠杀留下的“万人坑”，苏联当局拒绝承认这一严重罪行，反而诬指德国制造了这次屠杀。直到苏联解体，叶利钦才代表俄国政府就此正式向波兰人民道歉。 二战后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苏联在二战期间便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干部，制定了夺取政权的方案。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遂利用占领军的权势，把培养好的东欧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打击并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东欧各国战前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支持，二战结束时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民众的，在当地没有社会基础。因此东欧各国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都在苏联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了。这些反抗为后来波兰的民主化和精神上清除苏联的红色价值观开辟了道路，也排除了后来社会转型的障碍。 正因为波兰不像俄国那样拒绝清理苏联时代的红色价值观，也不像德国那样迷恋马克思主义，波兰结束共产党统治之后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得以通过成功的社会转型，保障了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成功。波兰开始制度转型时，人均GDP和俄罗斯差不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2021年波兰的人均GDP是17,318美元，而俄国只有11,654美元，仅及波兰的三分之二。俄国出现的苏联时代旧价值观左右民主化的现象，导致俄国的制度转型基本失败，不但经济落后，依赖能源出口，而且在俄国精英中产生了从上到下的制度自卑感，由此又引导这个国家重新回到了对外霸权、对内镇压的旧道上。 三、波兰在欧盟的国际地位大翻转 过去七八年当中波兰一直被西欧的左派政党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典型，因为波兰不认同那些西方左派奉为神圣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正确”主张，诸如世界大同、开放国界、鼓励变性、放纵吸毒、同性恋至上等等。波兰的这种立场触犯了西欧和美国左派的大忌，认为波兰简直是在藐视欧美左派的价值观以及奠基在这些价值观之上的所谓“制度自信”。 同时，波兰还一直警告说，普京正在积蓄俄罗斯帝国的野心，将威胁欧洲的安全。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波兰总统与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领导人一起前往该国首都，在那里波兰总统警告西方国家注意俄罗斯的侵略。他说，“今天的格鲁吉亚，明天的乌克兰，后天——波罗的海国家，也许以后，我的国家波兰的时候到了”。乌克兰战争开始后，波兰总理又赶到柏林去告诫德国领导人，“我们在德国这里看到了自私自利的现象，现在我们没有自私的时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朔尔茨（德国总理），来晃动德国的良知”。 当2015年欧盟国家响应默克尔的要求，接受中东的大量非法移民时，波兰曾拒绝接收；波兰的最高法院还裁定，某些欧盟法律不适用于波兰。但这次乌克兰战争中波兰却对乌克兰难民敞开双臂，接收他们，比西欧其他国家主动得多。华沙大学的心理学家比莱维茨（Michal Bilewicz）认为，波兰对乌克兰难民的态度说明，“在俄罗斯的攻击面前，历史记忆被唤醒了”，让波兰人民产生了对乌克兰难民的共情。 一直以来，欧盟的多数西欧成员国把波兰对普京的担忧视为过时的冷战思维，不屑于理睬，甚至因为波兰抵制欧洲左派价值观的做法，对波兰极为不满。拜登在竞选过程中居然把波兰称为“世界上极权主义政权的崛起”。乌克兰战争爆发了，拜登的说法被证明是完完全全的胡说八道。 乌克兰战争证明，波兰才是欧盟成员国里正确把握了国际关系方向的国家；而德国等“政治正确”的欧州左派政府则属于一再犯错误的“小学生”，它们犯了重大战略错误，错看了俄罗斯。最近德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一位研究员Adam Traczykn承认，波兰领导人现在相信，他们在与西欧的关系中占据了制高点，“波兰是对的，德国是错的”。 其实，不只是波兰政府知道自己对俄罗斯的判断一直是正确的，现在其他国家的人也认同这一点了。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布劳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表示，过去几周让西欧人感到羞愧，他们被迫承认，他们对俄罗斯的看法是错误的……特别是，德国奉行“通过贸易改变”的政策，希望与莫斯科的新能源交易有助于向俄罗斯输出自由主义价值观，从而消除波兰关于欧洲变得过于依赖敌对政府的天然气的抱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看不起的人实际上知道一两件事”。 《华尔街日报》3月2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For Years, Poland Warned of the Russian Threat. Now, the West Is Listening（《多年来波兰一直警告俄罗斯的威胁，现在整个西方都在聆听》）。很显然，普京的行动证明，欧盟各国当中波兰不但是对的，而且敢于站出来警告欧盟的领导国德国；现在欧盟正不得不改用波兰持之以恒的立场，来重新修正北约的防务政策。 四、德国会知错悔改吗？ 波兰和德国在欧盟内部国际地位的大翻转代表着当下欧洲面临的困境，被德国为首的西欧诸国长期蔑视的波兰现在被证明是真正有远见的，而德国却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为乌克兰战争铺平了道路，陷欧盟于两难之中，它已经不配再领导欧盟了。 但德国会知错悔改吗？这要看德国能不能真正地迷途知返，目前来看，德国各政党的做法并不及格。德国的主要政党中，现在执政的是社会民主党（SPD）和绿党，默克尔时代是基民盟（CDU），对德国目前的绿能政策、对俄政策和统一欧洲政策，这三个党都各有自己的责任。其中社会民主党的前总理施罗德非常亲俄，默克尔则因其强势推行上述政策而责任难逃，目前德国舆论对这两个人的批评非常多。 但这两个前总理都受到其政党的保护。德国舆论认为，默克尔对乌克兰战争负有潜在的连带责任，而默克尔拒绝认错，基民盟的高层则明确支持默克尔路线，掩护默克尔和该党过关。社会民主党也在掩护其前党魁施罗德，虽然制裁施罗德的呼声在德国越来越高，他甚至被称为是“普京理解者”（Putinversteher），即对普京十分同情的人，但现任总理朔尔茨却拒绝谴责他的前辈，当然也不肯否定该党长期以来亲俄的所谓“东方政策”。 德国现政府用来应付舆论的办法是，让虚位总统出来检讨一番，搪塞而已。德国的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曾任默克尔的外交部长，最近他出面表示，当年德国政府及他本人都对俄罗斯的政局发展误判，德国对俄政策错了，从俄国进口天然气的北溪2号输气工程的显然也错了；这些对俄政策是“令人苦涩的”，“我们将俄罗斯融入欧洲大家庭的努力失败了”，“当时的判断是，普京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帝国狂热而葬送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样误判了局势”。但施泰因迈尔现在不掌握任何决策权，他的检讨会改变当局政策吗？显然不会。 德国现在已明确表示，只能象征性地停止从俄国进口煤炭，但不能停止进口俄国的天然气。俄国煤炭对德国的能源构成占比极少，停不停止无关紧要。只要德国坚持依赖俄国的天然气来避免工业停摆，就只能继续向俄罗斯支付天然气开支，所谓欧盟对普金的制裁就被破功了。绿党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近日推出的德国新能源计划是，坚持绿色能源，继续谋求风能、太阳能的完全转型。如果绿色能源方针真能生效，德国就无需俄国天然气了；德国之所以现在高度依赖俄国天然气，就是因为风能、太阳能之类既不稳定，又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价格高昂得难以承受。 乌克兰战争尚未结束，德国政府又转回了乌克兰战争之前的对俄立场，所有的舆论批评都改变不了这些政党死守“政治正确”的顽固信念；同时，德国政界的各种反省被证明不过是假话和空话。唯一发生改变的是，从现在开始，德国政府将成为挨批的靶子，因为它显然是个没有勇气抛弃错误、知错不改的恶劣典型。更值得深思的是，过去几十年来德国社会是如何逐步走上迷恋新马克思主义、推动“政治正确”这条荒谬自害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德国正在摧毁它的富裕和繁荣。 （原文链接）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民主国家齐声谴责普京的侵略行动。这场战争不仅分裂了乌克兰的国土，打破了欧洲大陆70多年来的和平局面，而且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的布局。可是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苏联解体后俄国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为什么这个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进反退，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顺从独裁者的社会？谴责、憎恶普京这个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容易的，但对中国人来说，俄国民主化倒退的教训更值得警醒。 一、俄国民主化的终点：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没料到，有朝一日，苏联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鼻祖、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催生婆居然会抛弃社会主义道路；更没人料到，俄国的民主化居然最后通向了沙皇式统治，俄罗斯重新走上了穷兵黩武、称霸东欧的传统霸权主义道路。 1991年8月，苏共高层的一批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把苏联引向危险的道路，因此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结果绝大部分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却站出来反对政变。事后，由苏共党员组成的苏联国会（苏联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禁止苏共在苏联的一切活动。一夜之间，统治苏联74年的唯一执政党苏共被苏共的国会取缔了，以苏共总书记身份担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随即苏联的3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共和国的总统们一致同意，依据苏联宪法从苏联独立。于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苏联就这样解体了，乌克兰因此也独立建国。俄国进入叶利钦时代后，因为苏共已被取缔，唯一能取代苏共专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因此俄国自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同时，叶利钦当局也选择了市场化方向的经济制度转型。 俄国转型初期，表面上一切似乎都与民主国家相近，政治开放，经济自由化，社会气氛活跃。我1995年去俄国考察制度转型之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一位到访的俄国科学院学者，当时他颇为自得地坐在会议室里自言自语，“（现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莫斯科啊（Совсем другая Москва）。”然而，俄罗斯的好日子并没延续多久。 1999年底，叶利钦请辞，普京受命接任总统。在普京的统治下，俄国又朝着专制的原点回归。他通过修改宪法以及连任、替任等种种花样，事实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终身总统。苏联解体后俄国确实踏上过民主化道路；可今天的俄国离个人独裁却只隔着一层“帝位”的窗户纸。当普京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同时在国内打压反战的声音时，俄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经回归到沙皇时代了，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只剩下国会这个躯壳，俄国实际上再也不是民主国家了。 然而，现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度转型走向依然不甚了了。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以为，只要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果欧盟不东扩，俄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当中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其实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这种转型失败对周边国家乃至国际和平具有很大的威胁。乌克兰战争之所以震撼了多年主张“和平主义”的西欧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懂，俄国民主化的终点居然是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二、苏联解体：假“男儿”败给了真男儿 俄国退回专制和霸权，是回归其历史传统吗？苏联也有70多年的历史传统，为什么却被苏联人抛弃了？习近平以为，苏联解体，就是其共产党统治的传统无人捍卫，即所谓“竟无一人是男儿”。其实，用传统这个词来解释俄罗斯失败的转型道路，实在太苍白无力。 习近平以为，苏共领导层里，但凡有几个“男子汉”，血气方刚，绝不退缩，苏联就不至于垮下来。他完全被中宣部的意识形态专家误导了。事实上，当时苏共的政变委员会就算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勇敢男儿”，他们确实站出来了，但却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男儿”站出来反对这几个不识时务的政变委员会成员。客观地讲，“扼杀”苏联的其实就是苏共的大部分精英。他们对苏联和苏共前途的判断与习近平的判断相反：守住苏联和苏共才是“窝囊废”，识时务的“好汉”就应该埋葬苏联和苏共。 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有从经济凋敝到国力渐衰、从民智开启到反对派萌芽等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他只是想改良。他的政改口号（俄文гла́сность）原意是“公开性”，指政治上的有限开放；其经改口号（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重建”，即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些改革并非制度转型。老戈之所以要实行这样的改良，实在是因为苏联的制度病入膏肓了；而他的改良不可避免的失败，还是因为这架制度机器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按照邓小平的认知，苏联人求变，是没能“富起来”。其实，1990年苏联解体前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揭示，90%的苏联老百姓认为，物质生活过得去。苏联老百姓求变，并非中国官媒宣传的那样，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好；他们实际上是对苏共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满。随着苏联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苏联民众的价值观比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了很大进步。比如，诚实、有尊严地生活、排斥暴力之类的价值观念，不仅深入知识分子的心，深入苏联军人的心，也深入苏联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心。 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总理雷日科夫当时如此评价苏联政府的状况：“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所以，当时整个苏联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够了，我们不想再这样没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了。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改变。”当时苏联人普遍认为，他们不想再忍受这种充满腐败、充满谎言、依靠镇压的制度。1990年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员的88%认为，苏共不再有威信；70%多党员准备退党。这个党其实已经被老百姓和它的党员抛弃了。 当不识时务的那几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发动政变时，苏联70%的地方政府首脑宣布，不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军队的大多数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同时，人民自发地上街抗议政变，阻挠政变的实施；最后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苏共代表投票送终了苏共。 三、俄国制度重建：用“旧”零件装出“新”机器？ 既然苏联解体时，其多数国人向往民主化，那为什么俄罗斯今天会走到这种地步？俄罗斯民主化失败的关键在于，俄国的制度转型是用“旧”零件组装“新”机器，这就必然导致“新”机器充满了“旧”功能。所谓的“旧”零件，是指俄罗斯民主化中，新官僚都是苏共旧人；而国人的价值观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时代的旧观念。这样，民主化开始后，官场、商场上旧人云集，投票时选民的旧观念作祟，民主化失败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1995年，我曾经在圣彼得堡市采访了一个该市的前苏共区委书记。她被采访时担任一家私人银行的董事长，为我解释了苏共被取缔时党内掌实权的各级干部的共同心态。据她说，当时苏共各级干部关心的是怎样摆脱旧的苏联桎梏，开通自己发财致富的道路，又不必受克格勃的威胁，这就是他们抛弃苏联的主要原因。这种想法虽然未必与中共充分沟通，却天然地符合邓小平思想和江泽民路线。由此可见，共产党国家的官员心向贪污，又怕整肃，在俄国和中国都一模一样。采访时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位前苏共区委书记如何赤手空拳开了银行，当上了“金融家”？同样的问题在中国是讳莫如深的，而她却怡然自得地准许我把录音机放在她的面前，毫不隐讳地给我这个外国人讲了其中的奥秘。 苏共被取缔的次日，她召集原来由她任命的该区各国有企业厂长开会，商量出路，因为她和厂长们的合法性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她的建议是，由她出面注册一家私营银行，厂长们把本企业的国有流动资金作为这家私营银行的入股资金，转入此银行；再用银行贷款的形式，把来自各企业的资金转回企业。通过一番这样的“神操作”，这家私营银行就凭空有了雄厚的“资本”，而各位厂长也从此成为掌握自己企业金融命脉的私营银行“股东”；虽然“组织上”不再任命这些厂长，但厂长们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 当时我追问：“这样做合法吗？”但却没料到，自己问了一个道地的傻问题。这位前区委书记微笑着问我：什么是法律（что такое закон）？她解释道：“我们各地的‘干部’们都在这样做，他们支持的国会议员在‘杜马’（俄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法令因此规定，这样的做法属于合法行为。不然，我也不敢告诉你了。”这就是“旧”零件组装出来的“新”机器在如何运作的典型案例。 苏共干部们并非真不懂经济，只是他们不喜欢计划经济之下的束手束脚而已，也不喜欢被党纪部门或克格勃勒索威胁；一旦让他们用权力自由自在地发财，就无师自通地各显神通，呼风唤雨。他们就是普京们的权力基础，仿佛沙皇时代的贵族一般。然而，用这些“旧”零件组装出来的俄国“新”政治制度，只是个民主制度的冒牌货。当中国民间呼唤民主化时，很少有人想过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却“换汤不换药”，这样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辙。 四、为什么俄国逃避社会转型？ 共产党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就从此一帆风顺地完成转型呢？实际上，答案是否定的。成败之别在于，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转型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缺一不可。政治转型是民主化，经济转型是私有化和市场化，而社会转型是民众价值观、道德观的涤荡和清洗。在民主选举的状况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成败取决于选民支持哪种政策主张。因此，社会转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归于失败的关键影响因素。 因此，所有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展现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这是以波兰、捷克为代表的中欧模式；第二种，实行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这便是俄罗斯模式；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不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此乃中国模式。 俄罗斯民众在苏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可以轻松地推动象中欧国家那样的社会转型。俄国民众和大多数前苏共党员，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人，把共产党制度的失败推给了被取缔的苏共，却回避实行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红色历史、红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国民经济战略馆（北京展览馆采用了它的图纸）曾偶遇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两人谈了五个小时，中心话题是：为什么民主化的俄罗斯不能深入批判共产党文化？他的回答是，这是情感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他的爷爷是赤卫队队员，见过列宁，父亲是高干，他自己也算高干，一家三代全都和共产党血肉相联。他说，我们知道民主化比共产党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于是让我否定我爷爷和我爸爸的人生价值，这我做不到。 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叶利钦时代的中学教科书，也检视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市的政治历史博物馆的展品。结果发现，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部门采用了混淆是非、逃避争论的实用主义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从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展览馆里彻底消失了。结果，民主化过程中，俄国为了避免还原真实的历史，把苏联历史切碎了再稀里糊涂地拼在一起，这种做法其实是为逃避社会转型创造条件。 五、民主化失败的俄国重新成为战争温床 在俄国考察后我意识到，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既然不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评价，也就谈不上全社会范围的忏悔意识和净化意识。所以，俄罗斯在民主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乱七八糟的混乱的历史教育，又在头脑里装进了苏联时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比父辈还混乱。 被旧价值观深深影响的数代俄罗斯人会喜欢一个强大的政府、强汉般的领导人和强硬、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化必然走上失败的轨道，而普京当道却成为必然趋势。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对外霸权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看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为中国进攻台湾的军事计划叫好。 从更深层次去看，失败的民主化又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这种制度劣势会进一步深化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让他对那些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成功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所以，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这就是乌克兰战争的俄国背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10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接受法国TF1频道采访时承认，欧盟犯了错，但他的认错却走歪了，他说：“我愿意承认我们犯了一些错误，错过了与俄罗斯走得更近的机会。”欧盟的最大错误就是与俄国走得太近，如果走得“更近”，其错更大。德国和欧盟的大多数西欧成员国的错误是西方左派政府积年累月所犯错误的集中爆发，最后引爆了乌克兰战争，也导致欧盟步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这组系列文章的上篇和中篇谈了德国和欧盟的两个错误，反战的和平主义泛滥而放弃军备，盲目追求绿色能源而导致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供应；下篇则进一步分析，德国这个欧盟领导国的欧洲大一统理念如何导致欧洲陷入混乱。 一、欧洲大一统的乌托邦梦想 欧盟的领导国德国和法国都醉心于实现欧洲大一统，这种理念的意识形态根源其实来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由于西欧以德国为首，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慢慢地向“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方向左转弯，北约和欧盟都被欧洲“左祸”所支配，他们相信世界大同的美妙，钟情于欧洲大一统政府的力量，从欧盟成立开始，一步一步把欧盟引导到欧洲大一统的轨道上。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取消国界、取消关税，到人口自由流动，再到用欧盟的资金补贴经济实力不足的成员国，甚至一度想实现欧盟财政的大一统。一句话，就是用欧盟的大政府来领导各成员国，而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实力最大的欧盟成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欧盟的“当家人”。 这种构想其实早就有一个模板，那就是苏联。实行极权主义的苏联最终解体了，苏联人不满极权主义只是原因之一；而苏联解体的更重要原因其实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当中的“当家人”俄罗斯再也难以承受苏联这个大一统联盟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要寻求解脱，于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率先扔掉了苏联这个大一统包袱，其他小加盟共和国便别无选择，既然无人照应了，就只能自立。 热爱大一统欧洲的德国和法国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浸染中，看不到苏联大一统必然终结这个历史规律，却对大一统欧洲“当家人”的国际地位和权力垂延欲滴。德国和法国自以为，建立并掌控了欧盟，自己就把握了欧洲未来的命运；而为了实现统一欧洲的乌托邦美梦，就要不断扩大欧盟的范围，然后希望以欧洲之主的身份，与美国平起平坐。 相关阅读： 程晓农：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上篇） 程晓农：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中篇） 由于西欧各国基本上都已成为欧盟成员国了，德国和法国要实现统一欧洲的乌托邦梦想，就只能在欧洲的东部寻找新成员国，而这些新成员国多半都是前苏联集团的成员。这样，欧盟东扩就导致欧盟的边界不断向东延伸，越来越接近俄国的边界。被这个乌托邦冲昏头脑的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完全忘记了，欧盟东扩会警醒俄国，从而加重欧盟对东部成员国的防务义务，而德国自己裁军和缩减军备的战略又取消了欧盟国家的实际国防能力。这种狂妄而昏庸的欧盟国际战略种下了大祸，事实上为普京的霸权主义敞开了大门，创造了乌克兰战争的条件。 二、失败的民主化使俄国恢复霸权主义 如果俄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尊重邻国的领土主权，没有霸权主义野心，那欧盟东扩并不至于引起欧盟和俄国的冲突。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一直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走向作出错误判断，误以为俄国不会走向霸权主义道路。他们缺乏对俄罗斯的深入了解，以为俄罗斯可以变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像西欧国家一样值得信任。这种自以为是的幼稚错误之根源是，他们根本不懂，俄罗斯在制度转型中走的是民主化必然失败的道路，而民主化失败就必然复活俄国的霸权主义。 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有两个明显的制度建构层面，即民主化和市场化；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通常被忽略的社会层面，那就是，要顺利完成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指的是全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洗脑是“极权国家”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目的是改变人们在共产党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把老百姓改造成按照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来思考、行动的人。如果共产党国家走上了转型道路，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如果社会转型不顺利，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在所有走过转型道路的共产党国家当中，只有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实现了社会转型，清理了共产党的价值观，也从中上层排除了大批共产党时代的官僚。而俄罗斯只是在民主化过程中设立了议会，实行了选举，但民众的价值观仍然是共产党时代的，因此叶利钦时代的民主化成果到了普京时代就倒退了。虽然普京时代的选举常被操纵，但俄国民众反复多次地选择普京这样的领导人，根源就在于，多数民众的心目中，苏联时代的自豪感、对强权国家的信任和经济依赖，仍然是左右他们投票行为的内心尺度。所以俄国的民主化是明显失败的，而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出现民主倒退，就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恢复对外霸权的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 此外，失败的民主化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又进一步深化了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普京的倒行逆施毕竟在社会上遇到少部分人的反对，因此普京始终清楚地知道，俄国在他的统治下，与那些成功民主化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制度相比，俄国的制度劣势是非常明显的，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因此，普京始终有非常强烈的制度自卑感。他对内用不断增强的政治高压来打击反对他的声音，对外对那些试图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因此就发动了乌克兰战争，而且想进一步威胁其他前苏联集团的成员国。 三、北约内部对俄罗斯的两种立场 德国之所以坚持亲俄、裁军，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德国算是民主国家，但它同时也是世界上热爱马克思主义的“左祸”发源地。因此，德国对共产党制度从来缺乏深刻批判，更不愿面对俄国民主化倒退所造成的霸权主义复活。而北约的西欧成员国则长期以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以为放弃军备就能换来普京的信任与合作，本篇开头引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的话，就是一个注脚。 而另一方面，欧盟和北约的新成员国当中，有一部分是前苏联集团国家，它们在冷战时期曾经纷纷要求民族自主，发生了反对苏联压迫的抗争，却遭到苏军坦克的残酷镇压，比如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都与这些国家结下了血仇。这些经历过苏联军队血腥镇压的欧盟和北约新成员国并不相信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亲俄政策会带来和平，所以不断寻求美军给以象征性保护。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普京一直谎称，北约东扩对俄国是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要发动乌克兰战争。但是，所谓的“北约东扩”其实是个虚假命题，因为今天的北约与昔日的北约大相径庭。当西欧国家日益左倾化、逐步走上亲俄道路时，东欧和中欧新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却很难接受西欧国家的立场，这造成北约内部对俄罗斯的两种立场。 昔日的北约没有价值观上的严重分歧，这里讲的价值观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区别，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塑造的左派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国家传统价值观的差异。昔日的北约成员国也尊重美国的领导作用，大家要团结一致维持冷战中的优势，不会多头争夺领导权。而今日的北约内部，西欧国家的左派要反战亲俄，其战力急剧萎缩，实际上放弃了与俄国霸权主义对抗的能力；而苏联解体之后加入北约的原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野心保持高度警惕，于是两种价值观一直在打架。 今日北约内部，德国、法国率领西欧左派政府，要按照自己的左派价值观把北约改造成“无牙老虎”，为此试图争夺北约的领导权。而欧盟那些前苏联集团成员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前苏联集团附庸国的状态加入欧盟，必然会有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在德国无国防的情况下，向美军求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所谓的“北约东扩”论，其实只不过是美军在前苏联阵营成员国、现在的欧盟新成员国的小规模进驻，其规模根本不构成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只是一种美军应这些国家的要求做出的象征性姿态。 四、“北约脑死”为哪般？ 北约每年会例行地举行峰会，2017年之前北约峰会的主调是讨论乌克兰东部的分裂问题和欧盟东扩问题。在德国和法国的主导下，欧盟不断向东扩容，而防务却越来越松弛。于是出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随着欧盟不断东扩，欧盟的边界越来越接近俄国，俄国的反弹理应唤起欧盟的防务意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德国和法国却致力于靠拢俄罗斯，德国等一批西欧国家只剩下了象征性的“吃干饭”军队。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欧盟在防务战略上的判断开始背道而驰。一方面，德国和法国希望在国防开支上不要让俄国有威胁感，因此不断压低军费，但同时又不断采取欧盟东扩的措施，事实上不断制造新的对俄国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俄国仍然是潜在的威胁。这样，德国和法国就想主导欧盟乃至欧洲的走向，反对美国对俄国保持警戒姿态，又要美军继续为欧盟免费提供军事防卫。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德国和法国的极度自私和狂妄。一方面，德国认为，欧盟东扩提升了德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所以欧盟的亲俄政策不能受美国的干扰；另一方面，德国不愿花必要的军费来维持军力，却要求美国长期为欧盟的国防买单。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明确表达，德国不能增加军事开支，钱必须用在经济上。而站在美国纳税人的立场来看，既然德国认为，亲俄政策可以保证欧洲的安全，德国的军力不过是摆个“花架子”，没有军队不像话，真有军力不应该，那美国人为什么还得用自己的税款为欧盟的安全买单？ 正因为如此，川普总统上任后，在2017年和2018年的北约峰会上对德国的上述自私而矛盾的立场提出了批评。川普总统指出，德国已经被俄罗斯控制了，成了俄罗斯的俘虏；德国总理默克尔有钱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却不肯为北约支付足够的军费。川普总统认为，北约的欧盟成员国应该老老实实地按照北约的规定，各国的防务开支必须立即达到其GDP的2%。2017年5月在北约峰会上川普总统说：“目前28个成员国中，有23个国家未能支付其应该支付的份额。这对美国人民及其纳税人是不公平的。” 当北约内部德国和美国杠上后，2019年10月底，支持默克尔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时说了一番话：北约已经脑死亡，美国独自做战略决策、不与盟友协调……他的意思是，北约内部在战略和政治维度存在着根本分歧，已经不能在认识上就假想敌而统一思想了。马克龙的“北约脑死”论表达了法国、德国不能完全主导北约防务战略的牢骚；但“北约脑死”可以在字面上用到德国和法国领导人身上，他们的亲俄战略确实导致了“北约欧盟成员国脑死”问题。这种“脑死”状态的后果显而易见，乌克兰战争充分证明，川普总统说对了，德国的亲俄、裁军两大战略都造成了这场战争爆发。所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过，德国对乌克兰遭受的战争苦难是有罪的。 五、欧洲从此陷入困境 以乌克兰战争为转折点，本世纪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抗比上个世纪欧洲大陆两个阵营的冷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乌克兰战争是二战后欧洲大陆上爆发的第一次战争，上个世纪欧洲的东西方阵营相互对抗40年，始终处于冷战状态，而乌克兰战争却打破了欧洲二战之后70多年的和平，以致于欧洲国家不得不接受欧洲的战争难民。几百万乌克兰难民不得不流亡到欧盟国家，大部分在波兰；就在这困难时刻，欧盟议会却在3月10日通过决议，制裁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和匈牙利，卡住欧盟本应给这两个国家的经费。这表明，左派占大多数的欧洲议会反对欧盟成员国帮助乌克兰难民，西欧国家害怕乌克兰难民进入自己的领土，增加本国的财政负担。这等于是帮普京逼乌克兰投降，欧洲左派议员们撕碎了自己假装的“高大上”面目。 其次，上个世纪欧洲的东西方阵营相对稳定，界限分明，斗志坚定，而这次欧洲的东西方对抗，西方阵营中有的国家要求旗帜鲜明地顶住，而另一些国家则全无斗志，甚至与敌方眉来眼去，使得双方的对抗变得格外复杂。 不管俄乌战争的结局如何，只要德国不放弃绿色能源方针，它改用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为主要能源，将进一步推高德国的能源成本，造成全面通货膨胀；然后德国的制造业成本大幅度上升，让德国在欧洲的“经济皇冠”摇摇欲坠。德国不可能在坚持高成本能源的同时，还有效遏制高通胀、维持高增长和高福利，又保证高军费，它必定要放弃其中的某些选项；很可能，德国将不得不忍受长期的因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经济萧条和社会福利缩水。德国经济一旦进入自己制造的困境，欧盟对经济落后的成员国实行补贴的方针就难以为继，因为出钱的主要是德国，那时德国对这些成员国的号召力也就荡然无存。德国如此，欧盟的西欧各国无不如此。就这样，乌克兰战争将从此撼动欧洲的稳定；这也同时预示着“政治正确”派衰败的开始。 （评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章原出处）
乌克兰战争和德国的能源政策有什么关系？战争不就是普京要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吗？表面上这两件事似乎毫不相关；但深究起来，德国的绿色能源方针还真与乌克兰战争有关。多年来德国为了贯彻绿色能源的既定方针，形成了依赖俄国天然气供应的能源战略，这就把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的能源绞索奉送给了普京；而普京等到德国今年决定废除所有核电站、必须大量进口俄国天然气的关键年份，看准了德国冬季取暖依赖俄国天然气的时机，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一、德国把勒住自己脖子的“绞索”送给普京 为什么普京选在今年侵略乌克兰？我3月8日在《大纪元》上的文章《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上篇）》中介绍过，早在乌克兰现任总统泽连斯基当选前的2018年，乌克兰就已经把加入北约和欧盟写入了宪法，但当时普京并没采取任何行动，他耐心地等着德国 这条“鱼”上钩；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年，就在德国这条“鱼”上钩之后发生了。 德国为了自身错误的气候政策而做了大量违反北约国家集体安全的事情，等到德国把可能勒死自己的“绞索”交到了普京手上之后，普京获得了德国奉送的开战机会。这根“绞索”就是德国的绿色能源方针。德国准备今年彻底废除核电，因此就必须从俄国大量进口管道天然气；而德国形成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它就不可能在欧盟和北约成员中发起对抗普京侵略乌克兰的行动，这等于是充当了普京在欧盟和北约国家当中的“内应”。 为什么普京选在寒冷的冬季侵略乌克兰？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第一，普京侵略乌克兰，用的还是二战时传统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发动攻击，而冬季的乌克兰地面冻得很硬，方便坦克行动；第二，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高度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供应，而需要天然气取暖的德国在冬季变得尤其软弱，它为了自己的能源安全，不会支持乌克兰，因此普京抓住了这个时机讹诈欧盟和北约。 要解决乌克兰危机，欧盟的团结一致和强有力的坚定立场是前提，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的态度非常暧昧。这次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德国不仅反对北约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对抗姿态，也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甚至还反对彻底切断俄罗斯使用国际支付系统（SWIFT）。这就导致欧盟面对俄罗斯的侵略十分软弱。 二、荒谬的全球监测网布点 德国的绿色能源方针源起于“全球暖化”论，如果不了解左派的全球气候政策之由来，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德国政府的绿色能源方针本身十分荒谬。遏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气候政策建立在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这个假设之上。世界气象组织(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通过全球大气监测网(Global Atmosphere Watch Program , GAW)来监测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但这个监测网的布点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全球大气监测网在地球上一共设立了30个观测基准站，其中12个观测站设在没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那里的监测结果无法直接反映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这12个观测站当中，南极3个，北极圈附近4个，太平洋上3个，印度洋2个，它们周围基本上没有多少人类活动，其空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主要是季风或火山造成的。 其次，全球大气监测网在有人类活动的各大陆上的观测点一共只有18个，但这18个观测点对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基本上不怎么关注。这18个观测点的分布非常奇怪，整个美洲大陆上，仅在南美洲最南端面向南极的位置设了1个观测点，而北美洲不设点；亚洲大陆只有2个（1个在印度，另1个在中国西宁市西南90公里的瓦里关）；东南亚2个，大洋洲2个，非洲大陆5个，西欧国家6个。这18个网点的分布有一个特点，它并不想有代表性地监测分析全球各地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变化，而主要是为了证明西欧国家减排政策有效。 按照这样的监测点来分析各国实际的二氧化碳浓度情况，其严重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采用这样的观测网点数据来评判世界各国的二氧化碳减排程度，本身大可质疑。其实，世界气象组织并不了解，从东亚、中亚、南亚、东欧、中欧、中东，到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国家，广大而人口密集的地区里究竟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宣称，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造成了地球暖化。 三、两个观测点决定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正因为世界气象组织不了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所以它只能依赖这30个观测网点中个别网点的数据，便轻率地做出了地球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这样的结论，由此导出了地球暖化论和气候政策。 2020年9月9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气候变化并未因COVID-19而止步》指出，“根据WMO全球大气监视网(GAW)中基准站的报告，2020年上半年二氧化碳浓度超过百万分之（ppm）410。2020年7月莫纳罗亚(Mauna Lua，夏威夷)和格里姆角(Cape Grim，塔斯马尼亚)分别为414.38ppm和410.04ppm，高于2019年7月的411.74ppm和407.83ppm……要稳定气候变化，必须持续将排放量减少到净零。” 从这段话来看，去年11月全球气候峰会大力推行的气候政策，其所谓的“科学”依据就来自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仅凭这两个点的观测，能得出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因人类使用化石燃料而明显提高，因此地球变暖这样的结论吗？何况，这两个点的数据根本就与人类活动无关。 塔斯马尼亚观测点位于澳洲自然生态保护最完善的地方，当地自然保护区的土壤干燥后会转变成易燃的“褐煤”，容易发生野火，排放出二氧化碳，这与人类活动无关。而夏威夷观测点位于美国夏威夷州最大的夏威夷岛，这个岛有活火山，经常喷发，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被用来证明地球暖化，大可质疑。假如地球暖化确实日益严重，世界气象组织就不必选用塔斯马尼亚和夏威夷那不靠谱的数据；而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被选用，恰好反映出该组织的无奈，因为它实在找不出恰当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造成“地球暖化”的证据。 虽然“全球暖化”这个词现在已经消失了，但“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成了代名词。小布什任总统期间首次愚蠢地使用了“气候变化”来代替“地球暖化”，原因是“全球暖化”论声誉不佳。如今已没有一个政府继续使用“地球暖化应对政策”这样的概念了。塔斯马尼亚的野火或夏威夷的火山不至于毁了地球，人类也并未愚蠢到去阻止火山喷发。然而，“气候变化”已被纳入西方左派“政治正确”的框架，而“政治正确”派不容许别人质疑自己的“正确性”，理由是，它“政治上是进步的，因而就是正确的”。这逻辑和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来证明其制度优越是一样的。 四、德国的绿色能源政策走向“自杀” 德国是推进绿色能源最积极的国家，它也带领着西欧各国沿着这条“自杀之路”前行。由于西方的左派政党认定，煤炭和石油等传统燃料会排放二氧化碳，加速地球暖化，而核电又可能产生核泄漏，所以最安全又“绿色”的能源就只有可再生的太阳能、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但水力发电要建水电站，而大自然中能建水电站的地方有限，要充分满足能源需要，只有太阳能和风能可以替代。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极高，而且电力来源既不稳定，又难以储存；退而求其次，就需要大量使用天然气。 德国地势平坦，水力发电的条件差，2000年以水力为主的再生能源只占能源消耗的5%；过去20年来德国的能源政策非常激进，2010年能源消耗中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到了19.2%；计划到2030年把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总发电量的65%，到2050年占80%。德国2000年时核电占三成，为了配合绿色能源战略，德国政府决定逐步淘汰核电，2019年核电降低到能源消耗的13.8%，并准备2022年底关闭所有核电站。这样德国就需要大量增加天然气进口来替代核能。 进口天然气有海运液化气和管道天然气两种途径。前者运途远，要从美国和加拿大海运，而且成本高；后者成本低，从俄国进口。这样，德国为了维持绿色能源的价格不致于超出经济承受力，就走上了能源方面严重依赖俄国的道路，进口天然气的55%靠俄国用管道输送；而且，为了实现废除核电这个目标，还要大量增加俄国天然气进口，为此修了从俄国输送天然气的“北溪2号”管道工程，准备为德国2,600万户家庭供应50年天然气。如果这个管道工程开始输气，将把德国将近八成的能源供应变成完全依赖俄国。 德国这样经济上高度依赖潜在的敌国，就把自己花钱买的“上吊绳”送给敌方，成为敌方用来威胁自己的“杠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本来就喜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以对俄国的红色权贵掌控民主化并不反感；相反还发展出双方紧密的经济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上台的前总理施罗德甚至离任后直接帮助俄国天然气公司修建输往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工程，后来又充当俄国石油公司的董事。当年，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因此把施罗德看作是“政治妓女”。后来默克尔上台了，她在东德共产党政权下长大，对共产党统治从来有好感，她理所当然地继承了施罗德那套能源依赖俄国的政策。 要解决乌克兰危机，欧盟的团结一致和强有力的坚定立场是前提，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的态度非常暧昧。默克尔在任多年，引导德国一直走交好俄国、削减军备的道路。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德国不但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也不愿意承诺减轻对俄国天然气的依赖。因此欧盟就无法表达针对俄罗斯侵略意图的坚定立场。为什么德国如此偏向俄罗斯？这是一个西方国家都心知肚明而又不愿意完全点穿的问题，那就是，德国为了自身错误的气候政策而做了大量违反北约国家集体安全的事，以至于最后把可能勒死自己的绞索交到了普京手上，让普京有机会和本钱对北约叫板。 因此，德国的国际政策经常要考虑普京的眼色，凡是普京反对的，德国就在欧盟内部反对；也在国防政策上采取弱国防、对俄亲善外交的基本策略。正因为如此，德国一直坚持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嘴上虽然不说，但利用欧盟内部规则要求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接受新成员国的机会，采用“拖字诀”。德国的乌克兰政策让普京认为，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抓住德国依赖俄罗斯能源的软肋，有德国在欧盟内部做“内应”，如果侵略乌克兰，不会遇到欧盟的强烈反应。 五、欧盟集体落入绿色能源政策陷阱 德国现任总理朔尔茨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上一直坚信要与俄罗斯对话，但普京的入侵把德国对莫斯科的交往逼入了死胡同。波兰总理指责德国总理说：“我们在德国这里看到了自私自利的现象，现在我们没有自私的时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奥拉夫·朔尔茨（德国总理），来晃动德国的良知。”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德国总理朔尔茨2月27日在德国议会宣布政府的国际战略做重大转变，要扩充军力，削减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这等于是承认，德国多年来的和平主义国策和能源依赖俄国战略全错了。 但是，德国总理朔尔茨的立场转变马上遭到副总理、绿党的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的反对，哈贝克说，如果不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会危及德国的社会凝聚力。这番话的意思是，德国社会的多数人依然相信绿色能源必须坚持到底，如果不进口俄罗斯能源，绿色能源方针就会破产，这就是左派意识形态绑架国策的典型例子。 欧盟于3月8日提出了一个计划，要“摆脱对俄罗斯石化燃料的依赖”，同时加快部署《欧洲绿色协定》。去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了1,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占天然气总进口量的45%，而乌克兰战争之前从俄国进口天然气的涨价已经逼近西欧承受能力的极限。欧盟在不得不摆脱对俄国能源依赖的同时，又想挽救绿色能源政策的失败，在经济困境和坚持“政治正确”之间陷进了两难处境。这也印证了德国绿党党魁担忧的事，那就是，欧洲左派政党集体落入绿色能源政策的陷阱之后，如何再向他们的支持者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 实际上，欧盟的领导国家德国为了维持能源价格，已经开始讨论恢复使用煤炭；倘若如此，德国的左派政府将自己抛弃绿色能源政策。那去年底刚召开的全球气候峰会是不是也要重新开会，宣布全球气候政策作废，拜登也应该解雇他的气候特大使克里？这是骑虎难下的西方左派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德国的绿色能源政策走向“自杀”，为乌克兰战争铺平了道路，这还只是开头；不管乌克兰战争的结局如何，欧洲左派政党的“噩梦”已经开始，从此欧洲不再太平，经济、对外关系、欧盟内部冲突会接连发生。乌克兰战争强制地切断了德国和欧盟国家对俄国的能源依赖，而在能源价格暴涨造成的经济困境和绿色能源政策之间，欧洲的左派政党只能放弃后者，而那无疑将是一场不亚于乌克兰战争威胁的国内政治灾难。 （评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章原出处）
自从乌克兰战争开打以来，国际社会的眼光始终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身上，至多再关注一下美国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但这种眼光有一个很大的缺失，那就是漏看了这次战争的第三个最重要的关联方德国。3月5日以色列总理为了调和俄乌双方的谈判，先到莫斯科见普京，然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打个电话，便赶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为什么德国在俄乌冲突中如此重要？以致于以色列总理协调俄乌谈判，不去见乌克兰总统，却要找德国总理？ 德国不仅仅是欧盟的领导国，当俄乌冲突危及欧盟成员国安全的时候，德国采取何种立场至关重要；还因为，真正了解这场战争始末的政府都清楚德国在这场战争源起中所扮演的亲俄角色，而战争的终结又离不开德国因素。笔者今年2月上旬在台湾的《政经最前线，无码看中国》节目中谈过这个问题；现在，随着战事和谈判的进行，德国的影响力越发明显。这组文章专门分析少见于国际媒体的俄乌战争中的德国因素。上篇分析德国的和平主义策略如何瓦解了德国和欧盟的国防；中篇探讨德国的“绿色能源”方针如何断送德国经济和乌克兰的独立安全；下篇谈德国的全球主义主张如何造就了欧盟的内在困境。 一、普京等德国“上钩”，欧盟拒保乌克兰 为什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在2022年？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借口是，乌克兰要加入欧盟和北约，所以要用战争来制止这种行动。事实上，早在2018年，乌克兰现任总统泽连斯基当选的前一年，乌克兰就已经修宪，把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乌克兰的首要国家战略，写入了宪法；也就是说，乌克兰想加入欧盟和北约，并非今年的事，但2018年普京并没采取任何行动，他耐心地等到了2022年才动手。普京在等什么？他在等着“鱼儿”上钩，这条“鱼”并非乌克兰，而是德国。因为德国的“自杀”举动为普京的侵略行动创造了机会。 德国是欧盟的领导国家，又是欧盟各成员国当中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欧盟给予经济较差的各成员国的补贴，多半是德国掏钱。任何欧洲国家想加入欧盟，是否能够成功，实际上取决于德国的态度。如果德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欧盟的其它中小成员国不会与德国唱对台戏。这在俄乌战争初起之时，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证实。 2月25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开始后，泽伦斯基凌晨在基辅发表讲话时说，他告诉各欧盟成员国，乌克兰岌岌可危，“我问他们——你和我们在一起吗？他们回答说，他们和我们在一起，但他们不想让我们加入欧盟。我问过27位欧洲领导人，乌克兰是否会加入北约，我直接问过他们——所有人都害怕，没有回应……谁准备好向乌克兰保证加入北约？老实说，每个人都很害怕”。 这就是普京在等待的结果，只要欧盟不保护乌克兰，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就很容易得逞了。 二、乌克兰的德国宿命 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同意放弃境内的核武器，交换条件是，美、英、法、俄罗斯和中国这些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担保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但2014年俄罗斯策动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发动顿巴斯战争以后，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都对乌克兰国土被割裂无能为力，西方的主要大国也未有效制止俄罗斯的侵略行动。 这显然助长了俄罗斯的野心。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31日分析，普京很久以来就想把乌克兰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实现“大俄罗斯梦想”。而在另一方面，克里米亚被割走以及乌克兰境内俄国策动的顿巴斯战争又增强了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危机感。这就是2018年乌克兰修宪，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谋求国家安全保障的根本原因。 乌克兰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首要国家战略写入宪法的2018年，那时德国的国家战略正逐步走向进一步亲俄的方向，当时普京不想“惊走”德国那条正自己“游进网里”的“鱼儿”；他只要“稳坐钓鱼台”，就可以坐收果实，即操纵德国来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从而令孤立无援的乌克兰走投无路，臣服在普京的军事威胁之下。从某种程度上讲，直到这次俄国入侵乌克兰的第三天，普京的策略都是成功的，德国为普京尽责尽力地挡住了乌克兰谋求国家安全的国际努力。这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战争开始时向欧盟求助却全然无果的真正原因。 三、俄国发动侵略战争，欧盟选择下策应对 欧盟国家如果要应对俄罗斯咄咄逼人的侵略威胁，逻辑上可以采取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欧盟在俄罗斯侵略之前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甚至加入北约，这样就以欧盟集体承担风险的姿态，迫使俄罗斯停止侵略计划；中策是对俄罗斯启动战端之后实行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切断俄罗斯出口能源这经济命脉，让俄罗斯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下策是采取不痛不痒的象征性轻度经济制裁，只是为了做做样子，骗骗舆论。 很不幸的是，因为德国坚持不能得罪俄国，所以欧盟的立场就完全软化了。面对上策，欧盟所有成员国都拒绝接受乌克兰，甚至连未来给乌克兰一个机会都不肯。2月19日，俄罗斯入侵前几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i）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讲，乌克兰民众8年前就作出了有意加入欧盟及北约的选择，甚至为此赔上性命，北约（NATO）及欧盟应向乌克兰民众交代加入的时间表；他也重申，西方国家现在应该制裁俄罗斯，以阻止对方入侵，因为乌克兰就是抵御俄罗斯入侵威胁的“欧洲的盾牌”。他甚至直言，如果北约内有成员国（这主要是暗指德国）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应该直接说出来，他重申，对方（亦指德国）需要向乌克兰作出一个明确交代。但德国就是装聋作哑。 至于中策，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是立即切断俄罗斯出口能源的收入支付管道，就是对俄罗斯关闭国际结算系统SWIFT。美国没有权力单独这样做，只有欧盟通过决议，才可能做得到。但德国总理朔茨（Olaf Scholz）站出来反对这样的制裁。原因是，如果这样制裁，德国的能源来源就会中断。欧盟成员国只好跟着德国一起“放弃”自己的国家安全，因此中策也无法实施。 如此状况下，欧盟要阻挡俄罗斯的坦克，就只剩下了下策，即象征性的口头谴责和轻量级制裁。这样的低调回应自然在普京侵略计划的预料之中，毫无作用。那德国又是如何“游进”普京的网里呢？这要从德国的“左祸”说起。 四、德国：热爱马克思主义的“左祸”发源地 德国是马克思和新老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的多数民众对马克思的影响与对纳粹主义的态度完全相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制度—苏联模式，不愿意承认苏联模式和纳粹统治这两种制度都是极权主义这个本质；相反却认为，马克思不能被否定，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正确”一定要坚持。欧洲的左派意识形态通过知识分子的传播，出口到美国后深深感染了美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终于产生了美国这些年来的“左祸”。 毛的“文革”时期德国出现了毛派恐怖主义小集团“红军派”，他们绑架企业家和政治家，勒索钱款，失败后骨干纷纷逃往东德，靠共产党政权保护。两德统一后，这些人又回到西德，后来发展出极左派政党——绿党，绿党早期的不少重要成员当年曾经是“红军派”的支持者或小喽啰。如今，德国绿党在选民的支持下已进入内阁，现在正与另一个左派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执政。 德国的“左祸”由来已久。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理维利·勃兰特1969年对苏联集团提出了他的“新东方政策（德语是Neue Ostpolitik）”之后，德国各届政府多半对红色帝国及其附庸国保持温和政策。这种政策走向当然有它的意识形态根源，不仅仅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一直对卡尔·马克思有好感，也因为该党继承了马克思的一些政治经济主张。所以，它对共产党政权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亲和感。这种意识形态在德国社会中有着长达几十年的影响，德国知识界和文化界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左倾为荣。 默克尔曾经在德国长期执政，她虽然代表表面上非左翼的基督教民主政治联盟（该党的德文缩写是CDU-CSU），但她生长在共产党东德，上台后曾经承认，对自己当年在东德的生活感到幸福。她从来没有深刻批判过马克思主义或东德的共产党制度（只批判过秘密警察体系）。显然，这也是一个身带红色基因的人物，她继承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亲俄政策；默克尔也是和平主义的推行者，在位时一直反对增加军费。 五、“和平主义”盛行，德国长期压缩军费 在国际关系方面，德国社会和德国政界长期以来弥漫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和平主义理念。所谓的和平主义（Pacifism）又被称为非战主义，它的意识形态背景是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反资本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平主义表面上反对一切战争，鼓吹用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们不区别战争的性质，即使是保卫自己国家的战争，他们也反对，他们天真地认为，通过和平谈判和协商就总能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再度兴起的和平主义思潮和欧美社会里出现的反越战运动有关，而反越战运动是欧美的毛主义派别推动的，他们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却假装不知道挑起和援助越南战争的正是他们崇拜的毛泽东。所以，和平主义借用了古代哲学里的和平主义思想，来包装他们骨子里的亲红色政权价值观。 正是在这样一种左派社会氛围当中，德国长期以来不愿意维持必要的军备。虽然北约从一开始就要求所有成员国按照GDP的2%列支国防费，但北约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支出的国防费用是GDP的3.61%，而德国仅支出GDP的1%，即400亿美元；在川普总统的压力下，德国的国防开支2021年才达到GDP的1.5%。 在欧洲防务方面，德国实际上的国防战略就是无赖式地搭美国的便车，不但不顾其他欧盟小国的国家安全，连德国自己的国家安全也全然不管；“和平主义”盛行的德国省下钱来多发福利，军费上则常年“揩美国的油”。川普总统对德国提出批评以后，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但不愿按北约的规定把国防开支恢复到2%的要求，反而对川普总统非常不满。德国这个欧盟领导国带了这个坏样子，其他富裕的欧盟国家纷纷照搬，长期下来，欧盟如果没有美军，就几乎成了不设防地区。 据德国之声报道，2011年德国取消了义务兵役制，目前的现役军人只有18万人，而其中6万人是行政、后勤、培训机构等文职人员，坐办公室看报、喝茶、领干薪，名义上的作战兵员只有12万。由于国防预算长期削减，从2014年德国就出现了军事装备和配件、弹药严重短缺的状态，这12万兵员事实上也徒有其名，根本不能上阵打仗去保卫欧盟国家。 六、没有自卫能力的欧盟领导国：德国放弃国防 据德国联邦议院国防专员巴特尔斯(Hans-Peter Bartels)今年1月底的年度报告，德国军队几乎每个领域都缺器材，豹2型主战坦克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投入使用，直升机只有不到一半能升空。这次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德国最后同意支援乌克兰部分军械，然后却发现，德军拿得出手的武器都老旧破损，不堪使用。 德国之声2月25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德国联邦国防军有能力保卫国家吗？》，介绍了德军现状。该报道引用德国联邦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麦斯（Alfons Mais）的话，在欧洲面临战争威胁之际，“联邦国防军和我指挥下的陆军几乎可以说只能空手以对。我们能够对联盟（北约）提供支持的选项极为有限”。麦斯在社交媒体上还表示，这要归咎于政府多年来缩减军备支出的政策。 而德国前最高层军官、退役北约将军拉姆斯（Egon Ramms）接受德国电视2台（ZDF）的“Heute（今日）”晚间新闻采访时也指出，2010年后联邦国防军缩小了编制，削减开支，减少弹药、装备修配部件等储备，严重影响到部队的应战能力；虽然最近几年开始增补，但仍不足以满足军队执行任务所需要的水准。当主持人问，联邦国防军“有没有能力保卫这个国家？”拉姆斯的回答非常果断：“可以简单地说，没有”。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由于欧盟基本上没有必要的军备，弱国惧战，就不敢对俄罗斯的侵略表明强硬立场。很多局外人指责美国不肯出兵，其实，当欧盟领导国德国带头反战，而其他欧盟成员国默不作声的时候，美国如果出兵，必然在政治上会遭到欧盟的强烈反对。普京正是看准了欧盟的“痛脚”，便肆无忌惮地发动了乌克兰战争，也料到德国会默许俄国的侵略。德国盛行的和平主义策略实际上是向普京发出的侵略邀请书。 德国在毫无国防的状态下，长期以来一直选择亲近俄国的基本对外关系战略，希望以此来避免任何冲突，甚至为此把德国的能源供应链改成主要依靠俄国。这就愚蠢地送给了普京一根“绞杀”德国经济的绳索，也可以说是德国的“上吊绳”。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这组系列文章的中篇来介绍。 （评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章原出处）
台湾是新的西柏林”，这是最近一位德国政治家的看法。如果不是美苏冷战时期在冷战前线西柏林生活过的人，很难对他这句话的题中深意有比较准确的理解。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我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任访问学者，目睹东西柏林合二为一、美苏冷战走向终结。现在我把当年在西柏林的观感与台海危局作一对比，为读者们理解中美冷战提供一个历史视角。 一、“台湾是新的西柏林” 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21日报道，德国的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CSU）政治家、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领袖韦伯（Manfred Weber）接受了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Handelsblatt（商报）》的采访。《商报》1月20日发表的采访中韦伯表示，“在制度之间的竞争中，台湾今天就像西柏林一样：我们的民主社会模式在一个制度性对手直接邻近的地区挣扎着求生存。我们必须支持那些坚持民主和法治的人。” 今天中美冷战在政治对抗层面，与美苏冷战开始时的局面十分相似，而这一点与美苏冷战时期的两件事密切相关，一件是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政变，另一件是西柏林空运。讲清了这两件事，我们就能对韦伯上面所说的产生共鸣。韦伯虽然是个70后，毕业于慕尼黑高等技术学院，但他对德国现代史和美苏冷战史的理解相当精准。 如果回顾一下美苏冷战的开端，有一个1948年的事件现在很少有人提了，但这个事件却是美苏冷战政治对抗的重要开启点之一。1948年初，二战后在苏联驻军范围内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保持着战前的民主体制，而民选的贝奈斯政府在民意支持下，不愿意屈从苏联的操控和指挥。于是这年2月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换上了亲苏的傀儡政府。 这个事件充分展示了苏联扩大它的势力范围和与以美国为后盾的欧洲民主国家对抗的实质，即专制的红色大国试图不断扩展其势力范围，用红色傀儡政权代替它想推翻的民主政权。这次事件把美国国内亲苏的声音和二战后对苏联的绥靖主义主张压了下去。从此，美苏冷战的政治对抗就全面展开了，其核心是，要守护民主国家，还是放任红色专制威胁世界。 中共今天在台湾所谋求的，与苏联当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实行的，没什么不同。两者都是要用红色傀儡政府替代不听命于红色大国的民主政府，在武力胁迫下实现“红色政变”；然后在红色大国驻军的威慑下，让傀儡政府为红色大国充当炮灰。中共讲的“爱共者治台”，就是用红色傀儡势力，在台湾实行中共的专制统治，它绝不允许民主制度和真正的民选政府在台湾存在。所以，中美冷战的实质与美苏冷战一模一样。 二、苏联对西柏林实施经济封锁 两场冷战都显示双方围绕着剥夺还是保护冷战阵营交界的边缘地区居民的民主要求这个政治层面的对抗。苏联围困西柏林，是美苏冷战正式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二战后处于盟军占领下的德国被美、英、法、苏四国分别占领；德国首都柏林也分别被这四国分成四个占领区，但柏林市整体上被苏占区包围，四面八方都是苏军控制的地区，只能通过北、西、南三条公路和三条铁路进入美、英、法占领的西德各州。 二战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美、英、法合作把各自的占领区合并，1948年5月23日在英美法三国代表的参加下，西德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这一天西德成立，定都莱茵河畔的波恩市，阿登纳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由他担任总理。而柏林市内的这三国占领地区也合并成西柏林市。 当时西柏林市西南方的Zehlendorf一带是比较好的住宅区，二战时遭到的轰炸也比较少，许多信任美国的柏林人都住在西柏林，那里也建有美军军营；而东柏林是东德的首都，许多住宅在东柏林地区的德国人仍然留在那里。东西柏林之间虽然有关卡，但居民可以来回走动，有些人工作和居住的地点分别在东西柏林，每天要穿过关卡来回通勤。 但是，由于西柏林的自由社会深深吸引着东柏林乃至东德其他地区的人，越来越多的东德人移居西柏林，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让东德当局产生了危机感，担心东德会逐渐失去技术专家，因此请求苏联支援。这种情况下，苏联突然发起了对西柏林的经济封锁，想制造西柏林居民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接受苏联式专制制度。 柏林封锁（德语是Berlin-Blockade）发生在1948年6月24日到1949年5月12日，这是美苏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重大国际危机。苏联为了给居住在西柏林的德国人施加经济压力，从6月24日起全面切断了西柏林与东柏林以及东德其他州的水陆交通及货运，只剩下从西德飞往西柏林市内Tempelhof机场的3条空中走廊通道还能飞行。历史上称柏林封锁为第一次柏林危机（后来修建柏林墙是第二次柏林危机），这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了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苏联以为，西柏林被经济上封锁之后，西柏林人为了活下去，就会反对西方盟军，从而达到把西方盟军驱逐出西柏林的目的。但是，尽管当时西柏林的粮食供应中断，燃料煤也库存用尽，当地市民生活艰难，但西柏林居民坚决不向苏联屈服，宁肯忍受处于孤岛状态下的忍冻挨饿日子。 三、美军的“运粮行动”，实行紧急经济救援 面对西柏林居民信任民主制度、拒绝红色统治的普遍立场，美国决定给西柏林居民实行高成本的物资空运计划，于是美军通过实施柏林空运，架起了西柏林的生命线。 当时驻西德的美军空军司令李梅是二战中曾指挥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官，他调集了自己所掌握的飞机，开始向柏林空运生活物资；同时还发急电，请美国政府从世界各地调更多的运输机以供空运使用。1948年6月26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驻欧空军，将所有能用的飞机都投入柏林空运，代号为“运粮行动”的空运作业正式开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见的特大规模的空中运输──柏林空运拉开了帷幕。 那时二战才过去3年，德国经济尚未复苏，孩子们的生活尤其艰苦。我在哥廷根大学经济系一位教授的家里听他讲过当时的苦日子，他过5岁生日的礼物就是一片黑面包上撒上几粒砂糖。西柏林的情况比乡下更糟，因为战时柏林是美军战略轰炸的重点地区，苏军攻克柏林时又发动大规模炮击，整个城市满目疮痍，有人形容它像“一只盛满瓦砾的大碗”。那时的西柏林仍然带着战争的创伤，疲惫、衰弱、生产力低下。 西柏林市区有230万居民，加上西方三国占领军，共有250万人，若没有粮食和燃料，一天也不能维持；这座城市每天需要至少4,500吨物资才能维持基本生活，除了饮用水，其他的一切生活物资只能靠美军空运。从6月29日起，美军派出大批飞机，为西柏林的250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及各种日用品，将近一年内飞行次数达277,728次，空运货物211万吨。这些货物既包括各种食物和日用品，也包括燃料煤和车用汽油。 从西德飞过苏联占领的东德、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有3条，即北部、中央和南部走廊，每条空中走廊宽32公里，高度必须在3千米以下。由于空域和机场都很窄，飞机数量又多，空中走廊内的飞机密度非常大，空中交通管制很不容易。当时的安排是：美军运输机从柏林南部的法兰克福和威斯巴登起飞，经南部空中走廊进入西柏林的Tempelhof机场，卸货后飞机再起飞进入西北的中央空中走廊，飞越汉诺威，再绕道向南飞回装货机场。 我到那个现在已废弃、位于西柏林南部的Tempelhof机场看过，那里仍然保留着当时在机场地区拍摄的照片。当时的空运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平均每3分钟起飞1架；空运密度最高的时候，机场上平均每1分钟就有1架美军运输机降落。当时的飞机和机场都很原始简陋，飞机上没有仪表着陆系统，所有飞机必须人工操纵，严格按规定时间飞抵降落机场，时间必须控制在正负30秒之内。柏林空运历时11个月，美军参加空运的飞机是319架，总飞行时间60万小时，英军参加空运的飞机是140架，总飞行时间12万小时。 四、“摇翅膀叔叔的糖果轰炸机” 柏林空运期间发生了让西柏林孩子们难忘的“摇翅膀叔叔的糖果轰炸机”的故事。 当时有一位美军飞行员哈沃森（Gail Halvorsen）中尉，他在机场的跑道终点，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德国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女孩的话让美军中尉十分惊讶，她说，“如果我们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来了”。美军飞行员被这个女孩深深感动，给了几个孩子每人两片口香糖。他决定要为这些孩子们做点什么，就对这些小孩说，我下次回来时会摇摆机翼，然后把糖果包在小降落伞投下来给你们。虽然这样做违反军纪，但是他还是把自己每周定额配发的糖果空投给德国孩子们了。 很快哈沃森的话就传遍了机场附件的居民区，于是每天有几千个孩子在机场附近等待着。而这位飞行员也收到了许多寄给“摇翅膀叔叔”和“巧克力轰炸机”的孩子来信。西柏林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个故事。随后孩子们经常写信给美国空军，要求空投糖果的地点离他们的家近一点。 “巧克力轰炸机”的故事传回美国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糖果公司、民众和学校学生纷纷捐出糖果和巧克力，其他飞行员也加入空投糖果的队伍。第一位“摇翅膀叔叔”成了英雄，他的爱心像甜蜜的纽带，把美军飞行员和德国的年轻一代紧密地联接在一起。 1948年12月20日，为了让西柏林儿童过上一个快乐的圣诞节，盟军制定了一个特别空运任务，代号为“圣诞老人”，当天所有的运输机都装满了募集自美国各地的糖果和玩具；飞临西柏林机场上空时，所有运输机全都摇晃飞机翅膀，那次特别空运任务一共给西柏林的孩子们送去了20多吨巧克力、口香糖和其他糖果。 这11个月的空运和情谊，不但化解了美德之间“二战”中血的仇恨，还建立了美德两国民众之间深厚的友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机器设备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断送进德国。一位叫做黑尔佳·斯特洛的西柏林女孩说：“我们非常感激美国人，他们帮助了我们。你必须记住，我们曾是美国的敌人，而且战争刚刚结束3年，美国人就来帮助我们活下去。” 柏林空运60周年时，已经87岁的那位“摇翅膀叔叔” 哈沃森回忆道：“当时无论是西柏林人或德国人，早已不再是美国的敌人，新的敌人是斯大林。他企图封锁西柏林，将整个城市的人民活活饿死，而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我第一次运载一批面粉飞抵西柏林时，看到那里的人民如此地高兴，他们看到我就像看到天使。从那时起我们和德国人属于一个团队，我们成了朋友。”柏林空运使世界舆论转而反对斯大林，阻止了斯大林西进的步伐。哈沃森说：“我们驾驶着‘自由精神号’C-54型飞机，就是要提醒年长的人们不要忘记当年行动的意义，要教育美国的年轻人，自由对柏林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 五、台湾为什么象当年的西柏林？ 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不仅成功挽救了西柏林这个东西方对抗的桥头堡，并且震慑了苏联人。斯大林意识到，美国人不会再轻易放弃任何一块阵地。柏林空运给后来的冷战划定了路线，苏联自那以后，再也没得到一寸西欧的领土，也再没试图那样做。 当时空运必须经过东德的领空，可能遭到苏联空军的攻击，美国实际上要冒的是世界大战的危险，西方各国也做了战争准备。但当时苏联只是空中骚扰，始终没敢动手。因为斯大林看到，杜鲁门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顶住苏联的挑战，决不放弃西柏林。当时苏联在东德的驻军有40个师，而西方盟军只有8个师，兵力对比悬殊；但那时苏联没有原子弹，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原子弹的国家，所以苏联不敢攻击美国。最后苏联在1949年5月12日撤消了柏林封锁。 另外，柏林封锁与中国也有关系，这一点以前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据苏联情报机构的将军帕维尔·苏杜普拉图夫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一书，苏联在1948年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期间，特意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想以此转移美国对国共内战的战略注意力，把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从而减少美国对国军的援助，间接地帮助共军取得军事胜利。 英国的约翰·梅森在他的《冷战 1945-1991》一书中曾经这样分析：柏林冲突远不是一场外交磨擦，它具有战争的一切特征；然而，美国拥有原子弹，使这场冲突变得与众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经典的军事战略首次产生了革命性改变，它缩小了双方的选择余地，任何一方都无法利用各自军事力量的特长。柏林是核时代的第一次冲突，双方都显示出冻结地理现状的明显倾向。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事件，最后以柏林封锁而告终。 在中美冷战当中，军事上台湾是中共军队突破第一岛链，控制西太平洋地区的跳板；一旦中共占领台湾，它将把台湾作为进一步对外扩展，北威胁日本、南威胁澳大利亚的前进阵地，同时会试图迫使美军撤离冲绳等基地。而在政治上，台湾很象当年那个西柏林的德国女孩说得那样，“如果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来了”。 当年苏联和东德的红色政权想通过经济封锁，饿得西柏林人下跪，那时红色政权讲过“血浓于水”吗？面对那些有亲友在西柏林挨冻受饿的东德人，红色政权“面有愧色”吗？红色政权为了自己的目标，从来是冷血的；过去在西柏林如此，如今在台海问题上依然如此。当中共想动手威胁台湾时，除了军事恐吓以外，经济封锁肯定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它早已在台湾以往的选举时期试过禁止进口台湾农产品这样的招数。台湾问题如今不再是所谓的“统一”问题，而是专制与民主两种制度的决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北京冬奥会开始前不到两个月，又一波疫情在中国扩散，让中共防不胜防，现在中国超过半数的省市都已发现疫情。在这波疫情当中，病毒究竟从何而来，再一次成为疑问。所谓的“邮件传病毒”这个早已被中共否定的荒谬说法，如今被慌不择路的中共又重新捡起来搪塞国人，其中的曲折不禁令人莞尔。而中国最大的核酸检测机构曾故意传播新冠病毒，这更是令人惊骇莫名。 一、“病毒进口”——中共自难圆谎 武汉疫情告一段落之后，中共立刻宣布“成功战胜了疫情”，似乎外国的病毒不断变异，流播不断，唯独原生于武汉的病毒在中国却乖乖地臣服在集权体制之下。然而，病毒事实上并不接受中共的领导，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各地冒出来，不断打着中共的脸。 为了维持“成功战胜疫情”的神话，中共便造就了一种把新冠病毒及其变种归咎于国外输入的模式。每个地方只要一出现感染者，马上就会找出一个“国外来人”，说这次的国内感染是因为某国外来人身上有病毒，传染给国内的人了；另一个类似的说法则是，把国内出现疫情归咎于国外进口的食物或邮件。总之，“党的领导永远英明”，一切都是外国病毒到中国作怪。 2020年6月北京市爆发疫情后，当局就把疫情的传染源说成是三文鱼。当局声称，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中检测到病毒，因此全市超商必须下架进口三文鱼，还说这个传染源来自欧洲。 当时国外也出现了一种说法：中国通过商品出口，把病毒传到了全世界。这个说法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中共把进口食物说成是病毒来源，而2019年的全球疫情又是从武汉起头的，那么中国公司出口大量商品，特别是通过美国的Amazon和E-Bay等邮购网做生意的大量中国电商，每天从深圳等地给国外的邮购客户大批量寄出包裹，不也同样成了传播病毒的“罪魁祸首”？ 中共说疫情的传染源是进口货物，这一“枪”却“扎回”到中共自己身上。正因为如此，为了挽回中共的形象，中共官网《中国网》2020年3月2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出口产品上有新冠病毒？这种说法缺乏科学常识”。但这种解释依然扎到了中共自己：出口货物上病毒很难存活，那进口商品或邮件上病毒就能存活了？这是“病毒进口”谎言的—个显而易见的漏洞。 二、中国邮政总局再度造谣：“国际邮件带病毒” 不管中共前年的自我辩护如何自相矛盾，言犹在耳，由于最近这一波疫情爆发和传播得既快又广，中共“病急乱投医”，便再度捡起了“病毒进口”这个谎言。中国的国家邮政局安全监督管理司1月16日发出通知，要求“切实筑牢国际邮件快件疫情防控屏障，严防境外疫情通过寄递渠道输入”。这就给因为找不到本地病毒源头而头痛的各地政府一个机会，于是好几个城市政府心领神会，第二天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境外邮件传入病毒”。 1月17日北京市防疫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说，“不排除其经境外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因为最近北京市的确诊病例曾收发过国际邮件，该邮件检验出阳性，建议市民“尽量减少购买境外商品”。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廖凌竹还在这次发布会上要求北京市邮政管理部门，重点防控国际国内的进京邮件快件，做到“科学防控”。 同一天，深圳市卫健委官员也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有1名病例的患者接触并分拆了来自北美的快递，因此感染，深圳市卫健委巡视员林汉城说，“不排除本起疫情是由暴露于境外输入的新冠病毒污染物品引起感染的可能性。” 在珠海市，卫生官员1月17日说，该市疫情早期发病的个案从事某企业的客服工作，经常接触境外入境物品，研判本次疫情“不排除由暴露于污染入境物品导致”。 这种北京、深圳和珠海在同一天不约而同的说法，暴露出这种说法的来源与上层授意有关。但中共的愚蠢也因此又一次暴露了出来：如果外国邮局是病毒来源，为什么这病毒只“进口”中国内地？香港大学生物医学教授金冬雁在BBC的采访中分析，香港接收的国际邮件比中国多数城市加起来都多，但目前并没发生通过邮件感染的案例，因此不需要对国际邮件过分担心。 看来，国家邮政局的“旧谣新言”是建立在如下“科学”假定之上的：这些病毒都懂英文，因此它能在外国邮局里到处乱窜，专门寻找收件地址写着中国的邮件，然后就“扎根”在这些邮件上，苦熬好多天，直到国际邮件到达中国了，才跳下来往中国人身上钻。 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共的“病毒进口”谎言被自己揭穿 前面提到的国内官网《中国网》2020年3月21日的文章，其实已经驳斥了“病毒进口”谎言。如今中共为了营造“病毒来自国外”的社会氛围，又不得不捡起“病毒进口”谎言来用；当然，中共也知道，还得把《中国网》去年的这篇文章从国内网站上删除。然而，互联网时代，删文也难彻底，于是这篇文章还是被《大纪元》记者抓住了尾巴，留下了截图。 这里就用《中国网》去年那篇文章提供的说法，来看看今年国家邮政局的“旧谣新言”荒谬在哪里。 该文开篇就说，对疫情有恐惧心理，是人之常情，但把对病毒的恐惧衍射到产品上，就有一些想当然的味道。产品上会附着新冠病毒，这个说法咋一听乍一听很吓人，但仔细思考，就会觉得很滑稽，无论是从微生物学还是传染病学的角度来说，都站不住脚。 这篇文章说，认为病毒在物体上存活，“既没有科学根据，也背离事实”；因为新冠病毒是单链RNA（核糖核酸）病毒，只能寄生于宿主体内才能存活，它们留存于物体上并具有活力和传染性的时间很短。即便在产品上沾有病毒，这些产品到达其它国家后，病毒也早就死翘翘了。 此文还解释说，进口产品到达后，需要当地的工人卸货、上架，如果当地人员有隐性感染者，可能会让病毒附着在产品上。但这已经不是进口产品的问题了，而是当地疫情的严重程度和防控措施的问题⋯⋯所有国家的出口产品到达进口国后，都有机会让产品沾上病毒，从而成为传染源。 这话说得很明白，把其中的逻辑从产品移用到邮件上，其意思是，如果国际邮件上被检测出病毒，应该不是邮件原发地带来的，因为病毒活不了多久，更大可能是在邮件接收地被邮件处理人员沾染上的。换句话讲，国际邮件是进口的，而沾染上的病毒还是中国国产的。 按照官媒《中国网》的辟谣文章，国家邮政局要求“严防境外疫情通过寄递渠道输入”，不就是“背离事实，站不住脚”吗？当然了，中共的宣传中“背离事实，站不住脚”之处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中共并不靠事实来说服民众，而是靠管控媒体、封锁网络舆论、恐吓禁言来维持它的谎言。 四、病毒通过物体传播的十分钟“窗口期” 为什么国际邮件上就算带了病毒，它也不至于感染外国收件人？原因在于，病毒通过物体传播的“窗口期”只有十分钟。 《华尔街日报》1月17日的报导援引了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新兴传染病教授马丁·希伯德（Martin Hibberd）的看法。希伯德教授认为，病毒通过“（表面传播）的证据非常小，而且它不在那个十分钟的窗口内，而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这似乎不太可能”。 这位专家指出了一个关键，病毒通过物体传播的“窗口期”是十分钟，此后沾在物体上的病毒会活性下降，传染能力就很弱了，至于经过几天乃至十几天以后才到达的国际邮件，表面上存在活力十足的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而这正是中共官媒前年3月21日的文章表达的观点。 1月18日BBC发表了一篇报导，标题是，“中国北京、深圳等地疑似国际邮件接触感染，专家称‘概率非常低’”。BBC采访的香港大学生物医学教授金冬雁也表示，“如果纸张上检测到的阳性结果只属于死去的病毒，那对确认传播源头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即使纸张上存在活体病毒，也不能单凭这一证据，就判断病毒是通过纸张传染给病例，“如果确诊人士已经发病，也有可能是他污染到纸张和物件”；“通过接触表面造成感染的概率是十分之一”，这种形式的传播造成的风险不是很大；“由于接触到的病毒量很低，一般只会造成轻微症状或者无症状；并且不太可能造成聚集性感染。” 五、中国的核酸检测龙头公司传播病毒 关于中国这一波病毒的来源，真正令人惊骇的是，中国核酸检测行业的龙头企业“金域医学”被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通报。这个通报刊登在最高检察院的网站上，说明发出这个通报，是高层批准的，通报说这家公司传播新冠病毒。这不是医德败坏这样的职业道德问题，而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它说明，病毒在中国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传播，而且还有人为故意为病毒扩散创造机会。 许昌市公安局1月12日的通报指出，“金域”公司郑州分部门的负责人张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已经对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正对该案进一步办理中”。 “郑州金域”的母公司是“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公司”。据这家公司的网站介绍，它是一家以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业务为核心的独立医学检验中心；在内地和香港建立了38家中心实验室，为超过23,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检验服务，覆盖全国90%以上人口所在的区域。该公司学术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担任主席，而钟南山是武汉疫情发生以来知名度很高的一位著名“国家级专家”。 “金域医学”既然涉及全国的核酸检测，那它“实施引起病毒传播”这样的操作，结果是相当可怕的。关于“金域”协助病毒扩散的说法有好几种，比如“主动传播病毒”、“丢失样本”、“伪造数据”、“瞒报数据”等；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金域”故意把检测阳性的人报告成阴性，让这些感染者回到社区去传播病毒，并且把检测样本成批销毁。其目的是，“金域”可以依赖疫情检测而轻松地赚大钱。 “金域医学”以前是广州医学院的校办企业，该医学院的院长从1992年到2002年由现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担任。在此期间，先后任职于广州医学院教务处和科研处的梁耀铭得到钟南山的重用，于1997年把上述校办企业改为“金域医学检验中心”，专门做医学检验，成了中国的第一家独立医疗检测机构。后来这个机构变成了中国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的龙头企业。据公开资料，截至2021年11月，“金域医学”公司完成了2.2亿份核酸检测，全球第一，获利巨大，股价飚升。 如果这样的核酸检测龙头公司蓄意传播病毒，然后依靠疫情来维持高额利润，它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疫情不断扩散？这是一个全世界都需要质疑的问题，因为“金域医学”造成的罪孽，不仅仅祸害中国人，而且通过国际旅客祸害全世界。 中共对这个案子肯定是秘密审讯，不会公开案情。它对这个刑事案件将从维护当局能“战胜疫情”这个政治形象考量，无论如何都要表面上大事化小。因此，我们对“金域医学”的罪恶行为，就像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行为一样，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真相。 （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