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總統第二次就任以後，一個月內推出了一系列對內對外政策，其中的大部分都與以往美國行政當局的政策有明顯的區隔，所以可以說，今年出現了川普新政，也因此全球震驚不斷。值此之際，對川普新政做一個全盤的分析，十分必要，也有助於澄清國際社會和國際媒體上的一些模糊認知。 川普新政可以分為國內國外兩個部分，但是，其國內新政策與國際新政策是密切關聯的。而在國外政策部分，似乎對美國的鄰居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衝擊，以及對歐盟和北約的衝擊，表面上比對中國的衝擊大得多。但是，深入進去分析，就會發現，其實，川普新政對中國的衝擊是最大的，儘管表面上不那麼明顯。而中國面臨的諸多壓力中，最大的衝擊就是經濟全球化1.0版似乎正在走向終結，全球經貿格局面臨重構。而美國內政上出現的很多問題，也與經濟全球化1.0版有直接關係。 面對這樣一個非常大的大話題，筆者試圖去繁就簡，深入淺出地用兩篇文章來做一個勾畫。上篇即本文，《中共軍事新戰略，中美冷戰成必然》，重點是，中國一面利用經濟全球化1.0版積蓄實力，一面早已制定了對外擴張的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下篇是《永別了，WTO？》，分析特朗普新政重建世界貿易格局的過程當中，中國將如何失去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會與可能。這兩篇文章也是對美中關係三十年的一個粗略總結和前瞻評估。 一、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的來回變換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月17日刊載了一篇簡短的分析，《川普的關稅讓美中關係出現重大轉折點》。文章引用歐盟安全研究所研究主任Alice Ekman和巴黎政治學院院長Stéphanie Balme的看法指出，川普總統重新掌權後，簽署了大量行政命令，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以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一些分析人士擔心，這會加強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貿易發展和高科技研究領域的主導地位。這兩位歐洲學者認為，川普重新掌權，保護主義措施和戰略對抗的加劇，似乎不可避免，從而會重新定義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和政治平衡。這樣的看法在歐洲具有代表性。 而《華爾街日報》同一天的報道，《「中國+1」到「避開中國」：西方企業戰略之變》，則從跨國公司的眼光，分析了經濟全球化1.0版走向終結的前景。 上述法國學者提到的川普新政會「重新定義全球經濟」這一看法，在《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報道中得到了印證。《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報道提出了兩個概念，即「中國加一」和「避開中國」。如果在這兩個概念之前，再加一個概念，「中國依賴」，就能夠描繪出過去二十五年里，中國如何利用經濟全球化1.0版，積蓄了發動美中冷戰的實力的整個過程；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跨國公司會從「中國依賴」變成「中國加一」，如今再變成「Off China」。 其實，這三個西方國家的概念，在中國也有三個對應的概念：在中國，對應「中國依賴」的是「世界工廠」；對應「中國加一」的是「騰籠換鳥」；對應「Off China」的是「自主發展」。 如果把這三個中國式概念，理解成中國過去二十五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和國際經濟地位變換過程的三個階段，就會發現，過去四十多年來，中國似乎走了一個閉環，正在重新回到原點。因為，在「世界工廠」之前，中國的經濟方針是「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之前，則是毛澤東時代的「閉關鎖國」。「閉關鎖國」到什麼程度？僅舉一例，1978年中國的外匯儲備是1.6億美元，教育部派公費留學生出國，每人只能換50美元帶上應急。 為什麼中國從「改革開放」又朝著原點回歸？這個問題在中國是政治禁區，在國際社會卻是一個困惑。事實上，其中的關鍵點是，中共利用了經濟全球化1.0版，壯大了挑戰美國的實力，然後點燃了中美冷戰，把中國重新推回到了的「自主發展」的舊路。那麼，這到底是中共偶然的失誤，還是必然的宿命？ 二、中共的新國際軍事戰略：威懾美國及相關國家 如果中共果真只是謀求和平發展，今天的世界也許仍然還在寬容它。但中共在經濟和技術實力增強後，就迫不及待地要「秀肌肉」了。這就是經濟全球化1.0版和中國的「世界工廠」走向凋零的主要原因。2020年初，中共正式用行動和公開宣示表明，它開始實行新版國際軍事戰略，即挑戰美國。 過去筆者講中美冷戰時，講到了中美冷戰的開端，但沒有講中美冷戰的根源，也就是，沒有追溯中共在戰略思考方面，為什麼要點燃中美冷戰。本文可以算是在全球媒體當中，首次說明中共實行威懾美國及相關國家的新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到底是怎麼回事。 談到中美冷戰的開端，主要是指解放軍2020年上半年的三項軍事行動，也可以說，是三項軍事威脅動作。第一，2020年1月派遣海軍艦隊遠赴美國的中途島海軍基地附近海域，挑釁並搜集電子情報；第二，2020年3月宣布，已經把南海從國際海域，變成了中國戰略核潛艇艦隊的「堡壘海區」，隨時可以安全地在這個深海堡壘里，用潛射的帶核彈頭洲際飛彈打擊美國；第三，2020年6月又宣布，「北斗」導航系統已經完成了引導洲際導彈對美國全境精準打擊的部署。 這三項行動不但未曾保密，反而由當時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高調報道。為什麼要高調報道？因為，這些報道本身就是中共新軍事戰略的一環，要向美國明確表明，解放軍正在向美國施加新的軍事壓力。 中共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軍事行動？其戰略意圖究竟為何？或許可以說，中共是經過了長期準備以後，從2020年開始，正式宣布了它的新軍事戰略意圖。這個意圖的核心是，要用軍事手段，脅迫美國妥協，讓中共取得國際霸主的地位。 講到中國的新軍事戰略，就必須簡單回顧一下過去四十年來解放軍的戰略構想，解放軍的戰略構想，決定了它的軍隊部署和軍備發展。從上個世紀的80年代到現在，解放軍戰略構想的中心思想，從80年代的「服務經濟建設」，到90年代的「積極防禦」，再到目前的「戰略威懾」，經歷了三次轉變。 據2013年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編寫的《戰略學》介紹，中國的戰略體系，由國家戰略—軍事戰略—軍種戰略—戰區戰略—重大安全領域(核、太空、網路空間)戰略這三級五類構成。 在第一階段，1985年中央軍委決定，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從「臨戰狀態」改為「和平時期面向經濟建設」；第二階段，1993年1月中央軍委把軍事戰略調整為「積極防禦」戰略方針；到2013年《戰略學》出版時，中共的軍事戰略依然是「積極防禦」；第四階段，2020年中共的軍事戰略發生了重大轉變，變成了針對潛在「敵國」的「戰略威懾」。 下面，筆者引用解放軍國防大學2020年出版的《戰略學》一書之內容，來說明中共的新戰略意圖。此書關於解放軍新的戰略意圖之表述如下：「戰略威懾」是「指國家為迫使對方屈服於自己的意志、而進行的顯示武力和準備使用武力決心的戰略性舉動」。此書沒點明，要迫使「對方」屈服於中共意志的國家，到底包括哪些；過去五年中我們所看到的是，解放軍用軍事行動加以脅迫的，至少包括美國、台灣和菲律賓，但並不會僅限於這幾個國家。 三、美國為什麼把軍力重心放回東亞？ 當解放軍的軍事戰略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為經濟建設服務」，轉變成2020年的「戰略威懾」，這就徹底改變了中美關係，使得兩國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的夥伴型和平共處，變成了對抗型冷戰對手。需要特別補充一點，解放軍的這個軍事戰略上的重大轉變，並非國際局勢變化所迫，而是中共高層主動做出的戰略選擇；也可以說，它是共產黨政權基因裡帶來的本能型舉動。 最近川普總統試圖推動俄烏停戰，他有一個最大的考量，那就是，美國要調整全球軍力，增強應對中國軍事威脅的實力。在最近的歐盟國家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副總統萬斯在發言中指出，川普總統再三強調，我們的歐洲朋友必須為歐洲大陸的未來，發揮更大的作用，歐洲國家應有所作為，讓美國能專註在世界上面臨嚴重危險的地區。萬斯副總統提到的「世界上面臨嚴重危險的地區」，就是東亞，而中國就是造成危險的主要國家。 1月24日美國軍方報紙《星條旗(Stars and Stripes)》報道，五角大樓計劃從美軍在歐洲的十萬駐軍中，抽調兩萬回防太平洋地區；因為，美國需要在歐洲發揮較小的軍事作用，並將能力轉移到太平洋，以應對來自中國日益增長的威脅。 什麼是中國日益增長的威脅？答案就在解放軍的新國際軍事戰略當中。中共的軍事戰略從「積極防禦」轉變成「戰略威懾」，完全不是「口頭威脅」，而是早就設計了一個全盤的「軍事威懾戰略計劃」。 據解放軍2020年出版的《戰略學》介紹，解放軍依照「戰略威懾」的軍事戰略，要採取八種行動模式：第一，營造戰爭氣氛；第二，展示先進武器；第三，舉行軍事演習；第四，調整軍事部署；第五，提升戰備等級；第六，實施信息攻擊；第七，限制性軍事行動；第八，警示性軍事打擊（見該書第6頁到第7頁）。 一個擁有相當核武力的紅色大國採取上述行動模式，對美國進入了軍事威懾的戰略姿態以後，解放軍的行動當然就變得越來越具有威脅性和攻擊性了。這當然也就意味著，中共對美國點燃一場新冷戰了。 事實上，上文提到的解放軍2020年初點燃中美冷戰的三項軍事行動，正是有計劃地實施其新軍事戰略的具體部署；這三項軍事行動的意涵是營造戰爭氣氛、展示先進武器、舉行軍事演習。而解放軍過去幾年來對台灣採取的威脅動作，則把2020年版《戰略學》構想的「戰略威懾」軍事戰略的八種行動模式，除最後兩項之外，全部都用了個遍。 顯而易見，解放軍對東亞和東南亞和平的威脅，並非針對某一國際局勢之變化的應急反應，而是依照其「戰略威懾」新軍事戰略的構想，有計劃、有步驟地不斷升高東亞和南海地區的緊張態勢。其戰略目的非常明確，即如2020年版的《戰略學》所述，要用「顯示武力和準備使用武力決心的戰略性舉動」，「迫使對方屈服於自己的意志」。 而最危險的是，中共準備採取的「戰略威懾」逐項行動當中，最後兩步便是軍事行動和軍事打擊。換言之，中共明確表明了它有發動戰爭的計劃和企圖，這就是來自中國的日益增長的威脅。 四、中國：從對外擴張的國家戰略到擴軍備戰的軍事戰略 美國的專家一直在追蹤研究中共軍事戰略的演變，比如，2022年3月，面向軍方和外交界的戰略研究學術雜誌（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發表了一篇分析解放軍軍事戰略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本文中我引用的中共軍方出版的兩本《戰略學》。但是，到今天為止，世界上各國的媒體並未報道過中共的這個新軍事戰略，儘管解放軍點燃中美冷戰已經有五年了。 中國實行這個新軍事戰略，是謀定而後動的。也就是說，它不是確定這一戰略之後，才開始做實施準備；相反，中共至少在加入WTO之前，就擬定了這樣的「戰略威懾」軍事戰略，長期準備近二十年後，它認為自己已經有實力、有基礎了，才公開宣布了它的新軍事戰略。 上文提到，中共運用外宣官媒，對點燃中美冷戰的三項軍事行動專門加以報道（但中國國內的民眾被禁止訪問這個外宣官媒），這樣的宣示動作，本身就是「戰略威懾」這個新軍事戰略的組成部分。中共試圖用軍事威脅來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標，所以，這些關於解放軍「戰略威懾」行動的對外公開報道，本意就是發出明確的「軍事威懾」信號。當然了，如果「戰略威懾」的前六個手段未能奏效，中共最後會想用戰爭來逼降它要威脅的國家。 正如解放軍的2013年版《戰略性》所說明的，中共的戰略體系構想分成三個層級、五個類別，其軍事戰略並非軍方自己的閉門造車，而是屬於被置於國家戰略之下、依照中共國家戰略的指導所制定的軍事行動方面的基本構想。 由此反推，中共多年前就已經開始準備對外擴張的國家戰略，擴軍備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在民間經濟活動旗號下推進的、與許多國家的經濟合作和外交強化，都服務於這個對外擴張的國家戰略的。 五、中共的「戰略威懾」新軍事戰略涵蓋全球 是不是中共計劃中的「戰略威懾」，只針對台灣和南海呢？如果不是，那中國服務於擴張型國家戰略的軍事和非軍事活動，都延伸到哪些國家，又是什麼時候開始的？答案是，中共的「戰略威懾」新軍事戰略涵蓋全球，而時間上的啟示點是1997年。 筆者1月22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巴拿馬和格陵蘭 – 川普出新招，防範中國威脅》已經指出，中共謀求未來威懾美國的布局，西到大西洋的北端格陵蘭，東到中美洲的巴拿馬，最早是上個世紀90年代後半期開始著手的。 中共賄賂時任巴拿馬總統，再借香港公司作為「白手套」，開始控制巴拿馬運河，那是1997年就開始的動作。此後，中國的多家國有公司陸續進駐巴拿馬，把巴拿馬差點變成了「中國城」。但是，由於中共用「韜光養晦」策略掩蓋其後來的新軍事戰略，美國在1997年的時候，並沒看破中共當時的國際戰略大布局，反而積極安排中國加入了WTO。 美國意識到中共的國際擴張不只限於北半球，還延伸到了南半球，直指澳大利亞，也是最近幾年的事。2020年12月14日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曾刊登兩篇文章，一篇是，《北京可以不戰而勝佔領領土，中企新項目轟動澳大利亞》，第二篇是，《中國敲打澳大利亞，「選邊站」不如「靠邊站」》，這就是中共針對澳大利亞的「戰略威懾」行動。 當時，中國在南太平洋國家巴布亞紐幾內亞靠近澳大利亞北部的一個15平方公里的荒涼小島達魯島（Daru）上，簽約投資2億澳元，要修建「綜合多功能漁業工業園區」，但那個小島周邊海域卻沒有漁業資源，當地土著居民是用獨木舟釣魚維生的。中國的真實意圖很可能是以此項目為掩護，企圖在那個小島上建立其戰略核潛艇的海外前進基地。後來這個投資計劃未能實現。 一定有讀者想問，中共對澳大利亞想幹什麼？筆者研究後發現，中國的優質鐵礦資源已經枯竭，現有的未開採鐵礦不是埋藏太深、開採太難，就是礦石的雜質過多，不適合軍用。中共為了繼續加快海軍的擴軍備戰，已經在覬覦澳大利亞及其豐富的優質鐵礦石資源了。 因此，從2020年到現在，中國海軍一直不斷派軍艦到澳大利亞沿海，了解近岸水情和航道，訓練其海軍軍官適應在南太平洋的活動。《解放軍報》2023年9月20日、27日、10月24日及28日，先後刊發四篇新聞，集中報道中國海軍的「戚繼光」號軍艦的遠航活動，它載著幾百名海軍軍官，專門到澳大利亞沿海巡航實習。今年2月19日中國海軍的特遣艦隊又首度到悉尼以東150海里處訓練。看來，中共的「戰略威懾」計劃里，澳大利亞在目標國名單上排名靠前。事實上，南太平洋駐島國當中，凡是擁有可使用軍港的，都已經被中共「友好」了，其目的應該是配合其構想中的南太平洋軍事行動。 在以上中美冷戰的背景下，美中經貿關係和經濟全球化命運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川普總統就任以後，立即推出了一系列新政。其中有幾個他先前已經提出的議題，是外界了解不多的，那就是關於巴拿馬運河和格陵蘭島的問題。巴拿馬運河和格陵蘭島遠離中國，為什麼中國在那裡的影子會令美國擔憂？ 一、中共對美姿態貌似回歸，實則覆水難收 由於美中之間的對壘已進入了一種新冷戰的狀態，美國對中國威脅的認知經歷了一次徹底的全方位轉換。這就是巴拿馬運河和格陵蘭島的問題重新進入美國視野的背景。 我早在2020年就指出，那一年的上半年中共點燃了美中冷戰。可以不客氣地說，全世界我是第一個這樣講的，沒有人象我這樣，用中共自己公開的資訊，證明了中共點燃美中冷戰乃蓄意為之。 在互聯網資訊快速傳播的時代，舊新聞很容易被遺忘。現在美國的智庫學者談美中關係，已經很少有人想過，在川普就任第二個總統任期的此時此刻，中共對美中關係的態度，又重新回到了六年前的起點。 所謂「六年前的起點」，就是最近中共開始重彈美中兩國要「互利共贏」的老調，這個說法並不新鮮。因為，川普總統第一個任期內，於2018年啟動了與中國的貿易和知識產權談判。當時中共一直對美國反覆表示，「合則兩利，斗則俱傷」，甚至稱此為中美關係的「金科玉律」。現在中共喊出的「互利共贏」，與六年前的「合則兩利，斗則俱傷」，何其相似奈爾。 但是，美中關係舊轍猶在，中共重喊「互利共贏」，就能讓美中關係「再度回春」嗎？這裡所謂的「舊轍」，是指六年前中共試圖在談判桌上用空話哄騙無果後，立刻翻臉，改而擺出軍事威脅姿態。2020年初中共用海軍艦隊到中途島示威，宣傳「攻台必攻美」，隨後又用洲際核導彈來威脅美國。這就是展示軍事實力，改用「斗則俱傷」，試圖逼美國向它讓步。 然而，那時中共並未意識到，此舉不可避免地點燃了美中冷戰，就此覆水難收，美中關係已經無法回頭地走上了美中冷戰的軌道。 二、美中對壘，視角轉換 五年來，中共漸漸從美國對美中冷戰的各種應對當中，開始意識到了自己的弱點。因此，北京現在策略性地重新降低了姿態。 紅色大國對美國發動冷戰，這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二次。而美蘇冷戰四十年前結束時，就已經展示了這種冷戰本身的一個規律，即一旦冷戰被點燃，就沒有退出機制；冷戰狀態下，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信任對方的口頭承諾，因為紅色大國不斷在擴軍備戰。 蘇聯當年在冷戰中對美國的承諾，用的詞語是「和平共處」；中共如今使用的是「互利共贏」。這兩句漂亮的口號都無法掩蓋一個冷酷的事實，那就是，當一個紅色核大國加速擴軍備戰，並且做出全球布局，展示其威脅另一個核大國的姿態之後，紅色大國的真實意圖已經暴露無疑。 在紅色大國的這種真實的戰略威脅之下，美國過去幾年來不得不積極應對，再也無法掉以輕心了。所以，當下重新評估美中之間各方面的關係，是一個全球性的新課題。全世界的主要國家以及各國的跨國公司，現在都有必要補上一堂「冷戰常識課」，否則就會拘泥於非冷戰時代那常規而過時的角度，進而錯判美中對壘的現狀和未來走向。 那現在美國的重要政要如何解讀美中冷戰呢？我選用拜登當局和川普行政當局的重要官員的話來說明，他們是如何看待中國威脅的。 去年9月18日美國的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 出席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時表示，「人們已經認識到，這是我們歷史上最重大的挑戰。坦率地說，與中國帶來的多方面挑戰相比，（美蘇）冷戰顯得微不足道。這不僅僅是軍事挑戰，而是全方位的。它體現在全球南方，體現在技術方面。我們需要全面加把勁兒了」。 前美國國務院官員黃之瀚（Alex Wong）擔任川普總統這個任期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和總統助理，他2023年在里根總統基金會及研究所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與中國的競爭：關於殘局的辯論」（Competition with China: Debating the Endgame）》。他寫道，「未來的風險，比（美蘇）冷戰中的風險更令人擔憂。事實上，確保我們與中國的競爭，保持與蘇聯競爭一樣的『冷戰』狀態，對我們來說是一項更艱巨的任務……(美蘇)冷戰時期美國的遏制戰略，旨在維持蘇聯周邊的邊界。蘇聯要麼在共產主義自身固有的內部矛盾壓力下『軟化』，要麼崩潰，而中共強加給美國的『殘局』則具有不同性質，也更加危險」。 三、兩場冷戰三不同 這兩位先後任職的美國重要官員對中國威脅的看法，不但基本一致，而且一脈相承，從川普的第一任期到現在，乃至今後，始終保持了一個認知上的一貫性和連續性。他們兩人都指出，中共在美中冷戰中對美國及其盟友包括台灣的威脅，要遠遠大於美蘇冷戰時期蘇聯對美國的威脅。但他們兩位的話都只是點到為止，沒做進一步的說明。 作為同時研究美蘇關係和美中關係的學者，我比較容易理解他們兩位沒講出來的題中應有之義。對於未來的美中關係，有三點必須釐清。第一，蘇聯和中國，何處不一樣？第二，為什麼如今的中國威脅比當年的蘇聯威脅更大？第三，美國的冷戰應對戰略，對蘇聯和對中國會有什麼差別？我會把這第三個不同，放到本文的下一節分析。 同樣是兩場冷戰，美國的先後兩個對手，在哪些地方不同？ 首先，蘇聯當年沒實行經濟改革，所以，它的經濟體系與西方國家是相對孤立的，彼此沒有經濟上的互相滲透。所以，當年在歐洲，北約國家跟蘇聯集團國家在陸地邊界上壁壘分明，彼此基本上沒有大量的人員滲透和商務交往。 而中國長期以來利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開放，不但形成了大量的商務往來，也有全方位的人員滲透。因此，現在對美國來說，應付中共的威脅，不但會遇到中共的反擊，而且還會遇到本國公司和民眾的不滿。 另一方面，蘇聯跟美國在美蘇冷戰中比拼實力，蘇聯只能靠自己的經濟基礎與軍工實力，而蘇聯的共產黨經濟制度本身沒有競爭力，越比拼實力，蘇聯就越會落敗下風。 而中共通過大量商務往來，不但吸收和偷盜了大量西方國家的技術，還騙走了大量美國的資金，同時也佔領了西方國家的市場。這樣，美國就需要花很大的精力，來逐漸關閉中國利用美國高科技跟資金的管道。拜登當局已經這樣做了，相信川普總統會繼續這樣做下去。 為什麼中共更危險？ 中國在冷戰中的危險性，不是爆發戰爭的危險，也不是中國崛起的危險。首先，冷戰之中無熱戰。中共知道，對美國發動戰爭，就可能引發核大戰，那是沒有贏家的。而中國今後也沒有經濟和科技崛起的可能性了，當下中國的經濟狀況是經濟下滑到哪裡的問題，翻身的機會越來越小。 那一個正在變弱的中國，為什麼更危險？因為中共比蘇聯狡詐，更不講國際規則，蘇聯沒用過的手段，中國全都在用。比如，中共用低價傾銷來打擊西方國家的公司，試圖保住中國在西方國家的市場份額。中共這樣的無底線做法，是為了自己能在經濟方面活下去，為此恨不得把西方國家的市場完全吞掉，逼死西方國家的大部分企業。 此外，在人員往來方面，在美蘇冷戰中美國沒什麼蘇聯人，蘇聯在美國的間諜基本上都是克格勃訓練過的職業間諜；而在美中冷戰里，中共大量收買拉攏在美華人，充當非專業的「群眾間諜」，這就讓美國防不勝防。 四、從巴拿馬運河到格陵蘭島：中國的對美威脅 為什麼美國對蘇聯的冷戰戰略，跟美國對中國的冷戰戰略會不一樣？由於上文分析的蘇聯跟中國的不同狀態，美國當然不可能簡單地套用當年對付蘇聯的經驗和方法。在美中冷戰今後的十幾年裡，美國會逐漸擴大對中國的全方位應對，從經濟上的貿易戰到科技戰，從間諜戰到網路戰，再到強化軍力。 而在地理上，美國也不會單純錨定印太地區，還會考慮到中共滲透到美國後院的威脅，比如，美國最近對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的關注，就是出於這個原因。 1月21日剛上任的美國國務卿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當天就與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外長在華盛頓召開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外長會議，四國外長重申了各自國家對這一機制及其目標的承諾。這個會議針對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海上脅迫行為，發出了一個含蓄但堅定的示警。魯比奧在確認其提名的參議院聽證會上，還誓言要威懾並遏制中國對台灣的可能入侵。 如果說，「四方安全對話」的機制是要確保印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那麼，美國對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的關注，顯然遠離中國。那中國威脅如今是如何延伸到美國後院的？很多人對此不甚了了。 其實，中共對巴拿馬運河地區的滲透，已經快三十年了，把這個過去放在桌面底下的話題拿到桌面上來公開講的是川普總統。美國對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的關注，其實質既不是領土爭議，也不是地緣政治，而是因為在這兩個遠離中國的地方出現了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實質威脅。 美中冷戰拉響的國家安全警報，讓美國開始從如何應對中國的冷戰式威脅這個角度，認真考慮如何排除中國通過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對美國產生的威脅。那中國滲透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到底對美國構成了怎樣的國家安全威脅呢？ 簡單來講，中國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造成了對美國軍力調動和日常經濟活動的威脅，而中國對格陵蘭的滲透企圖，則構成了對北冰洋南向航道的安全威脅、對潛在的稀土資源來源之威脅，以及中國向西發射洲際導彈、打擊美國東海岸的導航威脅。 五、巴拿馬運河今昔劇變 巴拿馬運河過去處於美國控制之下，美國於1999年從巴拿馬撤軍，把運河交給巴拿馬政府管理。但美國仍然與巴拿馬有《關於巴拿馬運河永久中立和營運的條約》(Treaty Concerning the Permanent Neutrality and Operation of the Panama）。 川普總統在1月20日的總統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到，美國為巴拿馬運河花費了比以往任何項目都多的錢，並在修建巴拿馬運河的過程中失去了3萬8千人的生命。特朗普總統認為，前總統卡特把巴拿馬運河愚蠢地贈給巴拿馬，然後美國卻受到了極其不公正的對待，這本不該發生的，而巴拿馬對美國的承諾也已經被打破。而最重要的是，中國正在運營巴拿馬運河，我們當初並未將其交給中國，我們交給了巴拿馬。 川普總統所說的，「巴拿馬對美國的承諾已經被打破」，指的是，過去三十年來，巴拿馬對運河管理的中立狀態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早在1997年，香港李嘉誠家族的長江和記實業就開始管理運河兩端的樞紐港；2016年中國國有的路橋集團收購了巴拿馬大西洋一側的最大港口瑪格麗特島。2017年巴拿馬政府按照中國政府的要求，與台灣斷交，並與中國建交。 每年從巴拿馬運河通過的貨物，六成以上來自美國或運往美國，美國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軍力和軍用物資的調動，也需要通過這條運河。過去多年當中，美國對巴拿馬運河管理已經發生的悄悄巨變，一直十分關注。現在美國從美中冷戰的角度來思考，會發現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已經深入到了美國的後院，因為巴拿馬運河的關鍵基礎設施已被中國控制，巴拿馬政府傾向於美國在新冷戰中的對手中國。 2020年以前，美中關係表面上還是舊的盟友狀態，所以，對巴拿馬政府改由隸屬中國的香港公司、乃至直接由中國的國有公司，來管理巴拿馬運河，美國是否要把相關的疑慮擺上檯面，似乎有一點猶豫。現在美中兩國事實上已進入了新冷戰狀態，美國重新考慮巴拿馬政府對中國的信任和依賴，就是對國際格局重大變化的一個認知上的必然舉措了。 巴拿馬政府現在一味迴避這一點，但該國政府在美中冷戰狀態下事實上依然偏向中國的這一態度，其實正好映證了美國對巴拿馬運河管理方式可能危害美國的國家安全這一憂慮是合理的。因為，一條經濟利益上依靠美國船運的運河，今後維持由美國的對手來管理，並且順從美國的對手，就成為問題了。 六、中共的北極戰略：格陵蘭島的作用 美國與中國在新冷戰中的競爭，已經不限於台灣海峽和南海，也不限於印太地區，而是延伸到了大西洋北端的格陵蘭島。格陵蘭島是世界最大島，其保護國為丹麥。格陵蘭島上美國早就建立的皮圖菲克太空基地（Pituffik Space Base）部署了導彈預警系統和衛星監測站，原來是美國應對蘇聯洲際導彈對美威脅的戰略設施，現在由美國的太空軍指揮。 中國的全球戰略中早就包括格陵蘭島。2014年到2019年中國開始試圖在格陵蘭島投資，2019年中國提出，由它資助修建格陵蘭機場。中國還與格陵蘭島最大的稀土礦開發商聯繫，想建立稀土資源的購買合作。所有這些企圖，都在丹麥和美國的干預下，遇到了障礙。 2018年1月中國正式發布了《中國的北極政策》，明確提出了中國要利用北極、參與治理北極，並深化涉北極合作。這個白皮書的內容都是「偉大的空話」，而中共的興趣所在才是中共北極戰略的最好說明。 該島只有五萬多人口，已經有一個國際機場，中國再建機場，經濟上毫無價值。那為什麼中國還想在格陵蘭島修建第二個機場？丹麥皇家國防學院副教授喬恩·瑞白克-克萊門森(Jon Rahbek-Clemmensen)認為，「中國可以結合外交、經濟投資和科學合作，在格陵蘭島站穩腳跟，然後北京可以在與美國的大國對抗中，將其用於戰略目的。中國擁有的基礎設施，如港口和機場，可能在20年後突然被中國軍方用於未來的衝突」。 對中共來說，如果從中國西部發射針對美國東海岸的洲際導彈，最近的軌道就是向北穿越北極、經過格陵蘭島，再進入加拿大領空、直達美國東海岸各地。因此，美國在格陵蘭島已有的導彈預警系統對中國的對美戰略威懾構成了制約。若中共能成功地滲透格陵蘭島，以機場的名義建立洲際導彈的導航系統，就能增強對美國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 此外，從北冰洋向南的航道有兩條，東面的白令海峽通向太平洋，中國已經與俄國聯合在那裡演習，直接威脅美國的阿拉斯加，美國正在加強對那裡的駐防。從北冰洋向南通向大西洋的航道，首當其衝的就是格陵蘭島。但負責保護格陵蘭島的丹麥王國，現在是用小型巡邏艇、無人機和雪橇犬巡邏隊，在象徵性地保持格陵蘭島的所謂「國防安全」。這種紙糊的「國防」，根本無法應對現代海軍和大型艦船的活動。 同時，格陵蘭島有大量的重稀土資源，這種礦產資源廣泛應用於國防領域，去年中國已經對外禁止出口，試圖造成對西方國家的壓力；中國還企圖獲得格陵蘭島的重稀土資源。美國不得不設法阻止格陵蘭島把重稀土礦產賣給中國，那會進一步增強中國對這些重稀土礦產的壟斷，產生對西方國家軍工生產的威脅。 如果不從美中冷戰的角度來看格陵蘭島的作用，就很難理解，美國為什麼關注這個島正面臨的中國滲透之威脅。川普總統的長子今年1月7日到格陵蘭島作私人訪問，應該是為未來美國與格陵蘭島深化合作預作準備。格陵蘭島與丹麥長期以來關係緊張，格陵蘭總理一直呼籲格陵蘭脫離丹麥的統治，1月12日他表示，格陵蘭是北美大陸的一部分，是「美國人認為屬於其世界的一部分」，與美國「合作意味著對話，也意味著努力尋找解決方案」。
2025年剛開頭，中國經濟好像突然不行了。經濟情況日益嚴峻，大批企業裁員降薪，還有更多的中小企業加速倒閉。中國人普遍在問，「經濟形勢這麼差，看不到任何希望，這到底是怎麼啦？」一些中國人在微信上用一個代表性辭彙來提醒大家，「時勢維艱，各自小心」。 為什麼中國經濟如此艱難？雖然很多中國人心中仍然抱著經濟回暖的期待，卻又不得不面對經濟寒冬遇春不退的現實。中國人真懂經濟衰退的原因嗎？本文回顧過往中國經濟繁榮的由來以及其中隱伏的巨大危險，為讀者們解讀中國經濟前景的真相。 一、經濟衰退其來有自 很多中國人現在都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的經濟衰退還要延續多久？這個問題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經濟怎麼突然就衰退了？如果這次的經濟衰退事出偶然，那麼，這樣的問題似乎內含著一個自我認定的答案，即假以時日，中國經濟還能恢復昔日輝煌。但是，如果經濟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會演變成其衰無界。 可以講，中國經濟現在和未來的嚴重困境，事實上乃是「其來有自」。此語指事情的發生和發展有其來由，並非偶然。由於當下很多中國人在國內資訊被封鎖的狀況下，不明白中國經濟繁榮之後突然的衰退，其實具有共產黨最喜歡講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一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概念，即「歷史必然性」。 當前中國經濟的衰退，一半來自其過往經濟政策的錯誤，一半來自其對外政策的錯誤。但是，對這內外兩大錯誤，中國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對，於是便出現了很多誤解和錯誤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兩個撲朔迷離的認知。第一，房產價格暴漲之後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嗎？第二，「世界工廠」能保證中國的出口長期維持高速成長嗎？ 對這兩個問題，早在2017年我就發出了中國的經濟繁榮即將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標題是，《繁榮緣何而去？——中國經濟現狀和趨勢的分析》。此文並非即興之談，而是仔細分析相關數據、綜合判斷中國經濟的內外環境之後，所得出的研究結果。不過，在互聯網上資訊浩如煙海的年代，中國的讀者看過這篇文章的人並不多。 二、繁榮緣何而去？ 為什麼今日在中國，經濟困境成了「新常態」？事實上，過去20年中國經濟繁榮的成因，正是當下乃至今後經濟困境揮之不去的緣由，榮兮衰所伏。 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讓國際社會和中國人都形成了一種認知，似乎這樣的持續繁榮就是中國經濟的本色。而筆者則以為，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由「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構成，只有了解它們的由來，才可能理解，為什麼今日中國的經濟困境事出必然。 中國從1978年開始農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數百億美元，對經濟成長的推力不大。隨著港台企業在大陸建立越來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業，2000年中國的出口達到2,492億美元。但真正推動中國經濟進入「出口景氣」的，主要是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這些投資幫助中國提升了國際市場和生產技術的開發能力，使中國的出口產品品種延伸到製造業的各個領域，至2013年中國的出口額達到22,090億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國2001年加入WTO，伴隨著引進外資高潮，為中國創造了第一個十年繁榮。從2002年到2011年這十年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每年增長9%以上。在此期間，中國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長，一些年份的增長率甚至高達35%，出口成為帶動中國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中國能讓出口連續幾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長率嗎？顯然不可能。從常識判斷，人口規模小的國家，出口數額小，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長期貿易順差。但對中國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來說，全球市場顯得太小，中國的勞動力佔全球就業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場都讓給中國，中國的「出口景氣」也不可能無限期延續下去。 何況，從國際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這也不現實，因為貿易必須互利才能久遠。若中國賺盡了全球的錢，長期多賣少買，積累起巨額外匯儲備，其他國家長期的大量貿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經濟困境。所以，中國不可能長期依賴出口高增長來維持經濟繁榮，「出口景氣」總有結束的一天，「出口景氣」早晚會下滑，中國的經濟成長必然會因此失去動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氣」 當中國還陶醉在「出口景氣」帶來經濟高成長的成就感當中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突然導致中國的出口訂單大幅度減少，中國政府決定採取強有力的經濟刺激措施。中國的主要政策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由此帶動了一輪「土木工程景氣」。 當全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屬企業都開始大興土木工程之後，中國與土木工程相關的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迅速從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雖然「土木工程景氣」又支撐了中國十年的經濟繁榮，但土木工程投資的反常暴漲若持續多年，必然產生房地產泡沫。與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經濟泡沫就不算嚴重了，因為當時日本的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僅為9%，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的這一比例不過是6%。 短短十年內，土木工程成了中國經濟的領頭產業，帶動了幾十個上下游產業的繁榮。在「土木工程景氣」的高潮期，中國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國整個20世紀消耗的水泥量還要多；中國的粗鋼生產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從2008年的6.6億噸，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億噸，佔世界粗鋼產量的比重從49%，跳升到69%。當中國政府製造出「土木工程景氣」時，也埋下了製造業和採掘業嚴重的產能過剩危機。 與「土木工程景氣」同時出現的是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一線城市的平均房價相當於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當工薪階層買不起房的時候，房地產業的不斷膨脹，就意味著房產逐漸地泡沫化，許多買房者把住宅當作資產增值的投機手段。發達國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間；2015年6月中國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達到了22%到26%。 據2015年的調查，中國農村家庭的93%都擁有住房；在城鎮有戶籍的家庭，戶均擁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滿足，而當時中國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還有1億套。換言之，早在2015年，2.5億戶城鎮家庭，4億套城市住宅，供給比需求多60%。當房地產泡沫膨脹到這種程度時，「土木工程景氣」就走到頭了，房價隨後下跌，乃是必然趨勢。 四、為什麼中國的消費拉不起來？ 當中國經濟不能再靠不斷擴張出口或投資快速膨脹來保持繁榮時，能否靠十幾億居民的消費能力來實現經濟繁榮呢？如果不了解過去近50年國民消費對經濟成長的拉動力，就無法理解，為何中共「拉動消費」的口號始終無效？ 改革開始之初，中國的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為53%；此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繁榮狀態，這一比重不斷下降，從2006年到現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這麼低，是因為各級政府的消費，包括維穩費用、軍事支出和軍工研發，佔用了巨量經濟資源。 世界銀行公布173個國家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人口超過1千萬的國家裡，僅有3個國家的這一比重，處於35%上下這樣極端偏低的異常狀態，中國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國內消費都是經濟的主要支柱，這些國家多年來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相當穩定，美、英、日、法、德分別是69%、65%、61%、56%、55%。 由於中國14億人口中，具有高消費能力的只佔4%。單靠這少數人的消費力，根本無法拉動整體經濟。十年前中國經濟學界曾反覆討論「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卻始終找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現在這個話題已在中國消失，因為這其實是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的產物，並非經濟政策可輕易解決的。 中國這種低消費、高投資和高出口的經濟結構，使中國只能靠長期大規模地投資和出口，才能維持經濟成長。投資要持續成長，就必須不斷興建工程，但投資沒回報，如何持續擴大投資？出口要持續成長，就要不斷擴大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佔領，那會傷害到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 五、中共兩次犯錯，經濟螺旋下落 過去十幾年來，中共實際上是錯誤地選擇了以房地產為支柱的經濟發展戰略；而在經濟成長靠出口這方面，中共以為，用堅船利炮就能逼美國讓出更多市場，結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戰，徹底惡化了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 中國自從建立所謂的「世界工廠」以後，一直有一個錯覺，以為從此就能決定世界各國消費者的命運，各國都要看中國的臉色，因此中國就崛起了。其實，中國的「世界工廠」是經濟全球化1.0版的產物，但那不是製造業廠家來主導的，而是市場主導的。當下游的外國公司轉移產品訂單之後，「世界工廠」就可能衰退。 和氣生財本來是這個「世界工廠」生存下去的秘訣，但中共的本性從未改變，有點錢就野心勃勃，想要充當世界霸權，改變國際秩序，達到對外擴張、擴大勢力範圍的目的。結果，中共的霸權企圖破壞了台海穩定，也動搖了中國賴以生存的「世界工廠」。而中共2020年初點燃美中冷戰的時間點，恰恰選在經濟開始下滑的時刻。 中共在對自己的前景和對未來國際關係做出完全錯誤判斷的背景下，在錯誤的時間，做出了點燃美中冷戰這種極其危險的重大國際關係決策，其後果必然是，紅色大國的壽命被中共決策層直接縮短了。 中共決策上的這兩大問題，即選擇以房地產為支柱的經濟發展戰略，其責任在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承繼了前任的錯誤；而點燃美中冷戰，則完全是習近平的責任，不過，擴軍備戰的準備工作，其實從江澤民時代就開始了。 絕大多數中國人並未意識到，中共領導人其實是一代繼一代地，在稀里糊塗當中，把中國推到了經濟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於現在已難以挽救。 六、通貨緊縮成禁忌，經濟困境無葯醫 中國經濟困境的初步徵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現，但疫情掩蓋了經濟困境；等到疫情過去之後，房地產泡沫就突然破滅了，然後就是房價連年下跌。 作為經濟支柱的房地產業之崩塌，其連鎖效應波及上下游許多行業，裁員降薪接踵而至，失業率飆升，中小企業大量倒閉，中產階層感受到了生存危機。他們一旦失業，除了送外賣、快遞，很難找到能維持家計的工作。現在中國的中產階層除了拚命節衣縮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願望就是存錢保房貸的高額月供；否則，一旦失業，月供中斷，房子這主要的家庭資產被法拍，就淪為徹底的無產階級，甚至是負債階級了。 《華爾街日報》去年12月23日報道，去年早些時候，中國的一個重要諮詢機構為高層領導人準備了一份報告。該報告提到，如果不採取更緊急的措施重振經濟增長，中國可能會陷入螺旋式通貨緊縮，就像美國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時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運一樣。但習近平對此不為所動。據接近中國高層決策圈的人士透露，習近平曾問他的顧問們，通貨緊縮有什麼不好？大家難道不喜歡物價更便宜嗎？據知情人士說，習近平的這種輕視態度，使得通貨緊縮在中國決策圈幾乎成了禁忌話題。 其實，中國的那個智庫把通貨緊縮這個概念用錯了。所謂的通貨緊縮，是指流通中的貨幣減少，導致物價持續下跌。但中國央行明確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業銀行準備金率不斷下調，財政又通過超額發行長期國債，讓央行通過再回購來釋放大量貨幣。所以，講中國現在是通貨緊縮，屬於錯誤解讀。 中國經濟的現況，其實比通貨緊縮還嚴重。物價下跌有兩種原因，一種是通貨緊縮造成的，另一種是經濟萎縮造成的。而中國現在原物料價格持續下跌，並非流通中的貨幣減少，而是因為經濟活動全面萎縮，這比通貨緊縮的後果更嚴重。通貨緊縮還有救，放鬆貨幣政策就可以解決；但中國的實況是，央行已反覆放鬆貨幣政策，經濟卻持續自動地全面萎縮，這就難救了。 今年1月2日《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指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已導致城市家庭戶均損失家庭財富九萬美金；這使中國家庭財富的總損失達到十八萬億美金，相當於中國一年的GDP；而現在中國政府、家庭和企業的借貸總額已達到一年GDP的三倍；而當下中國現在還有八千萬套空置住房，相當於整個美國住房總量的一半。 中國這麼多的空置住房，意味著房價還會下跌，那麼中國家庭的財富就會進一步受到損失。所以，現在並非中國經濟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還在下滑的半途當中。在這種狀況下，中國人各自小心、長期應對，是一種必要的心理準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5年剛開頭，中國經濟好像突然不行了。經濟情況日益嚴峻，大批企業裁員降薪，還有更多的中小企業加速倒閉。中國人普遍在問，「經濟形勢這麼差，看不到任何希望，這到底是怎麼啦？」一些中國人在微信上用一個代表性辭彙來提醒大家，「時勢維艱，各自小心」。 為什麼中國經濟如此艱難？雖然很多中國人心中仍然抱著經濟回暖的期待，卻又不得不面對經濟寒冬遇春不退的現實。中國人真懂經濟衰退的原因嗎？本文回顧過往中國經濟繁榮的由來以及其中隱伏的巨大危險，為讀者們解讀中國經濟前景的真相。 一、經濟衰退其來有自 很多中國人現在都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的經濟衰退還要延續多久？這個問題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經濟怎麼突然就衰退了？如果這次的經濟衰退事出偶然，那麼，這樣的問題似乎內含著一個自我認定的答案，即假以時日，中國經濟還能恢復昔日輝煌。但是，如果經濟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會演變成其衰無界。 可以講，中國經濟現在和未來的嚴重困境，事實上乃是「其來有自」。此語指事情的發生和發展有其來由，並非偶然。由於當下很多中國人在國內資訊被封鎖的狀況下，不明白中國經濟繁榮之後突然的衰退，其實具有共產黨最喜歡講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一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概念，即「歷史必然性」。 當前中國經濟的衰退，一半來自其過往經濟政策的錯誤，一半來自其對外政策的錯誤。但是，對這內外兩大錯誤，中國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對，於是便出現了很多誤解和錯誤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兩個撲朔迷離的認知。第一，房產價格暴漲之後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嗎？第二，「世界工廠」能保證中國的出口長期維持高速成長嗎？ 對這兩個問題，早在2017年我就發出了中國的經濟繁榮即將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標題是，《繁榮緣何而去？——中國經濟現狀和趨勢的分析》。此文並非即興之談，而是仔細分析相關數據、綜合判斷中國經濟的內外環境之後，所得出的研究結果。不過，在互聯網上資訊浩如煙海的年代，中國的讀者看過這篇文章的人並不多。 二、繁榮緣何而去？ 為什麼今日在中國，經濟困境成了「新常態」？事實上，過去20年中國經濟繁榮的成因，正是當下乃至今後經濟困境揮之不去的緣由，榮兮衰所伏。 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讓國際社會和中國人都形成了一種認知，似乎這樣的持續繁榮就是中國經濟的本色。而筆者則以為，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由「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構成，只有了解它們的由來，才可能理解，為什麼今日中國的經濟困境事出必然。 中國從1978年開始農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數百億美元，對經濟成長的推力不大。隨著港台企業在大陸建立越來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業，2000年中國的出口達到2,492億美元。但真正推動中國經濟進入「出口景氣」的，主要是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這些投資幫助中國提升了國際市場和生產技術的開發能力，使中國的出口產品品種延伸到製造業的各個領域，至2013年中國的出口額達到22,090億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國2001年加入WTO，伴隨著引進外資高潮，為中國創造了第一個十年繁榮。從2002年到2011年這十年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每年增長9%以上。在此期間，中國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長，一些年份的增長率甚至高達35%，出口成為帶動中國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中國能讓出口連續幾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長率嗎？顯然不可能。從常識判斷，人口規模小的國家，出口數額小，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長期貿易順差。但對中國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來說，全球市場顯得太小，中國的勞動力佔全球就業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場都讓給中國，中國的「出口景氣」也不可能無限期延續下去。 何況，從國際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這也不現實，因為貿易必須互利才能久遠。若中國賺盡了全球的錢，長期多賣少買，積累起巨額外匯儲備，其他國家長期的大量貿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經濟困境。所以，中國不可能長期依賴出口高增長來維持經濟繁榮，「出口景氣」總有結束的一天，「出口景氣」早晚會下滑，中國的經濟成長必然會因此失去動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氣」 當中國還陶醉在「出口景氣」帶來經濟高成長的成就感當中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突然導致中國的出口訂單大幅度減少，中國政府決定採取強有力的經濟刺激措施。中國的主要政策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由此帶動了一輪「土木工程景氣」。 當全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屬企業都開始大興土木工程之後，中國與土木工程相關的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迅速從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雖然「土木工程景氣」又支撐了中國十年的經濟繁榮，但土木工程投資的反常暴漲若持續多年，必然產生房地產泡沫。與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經濟泡沫就不算嚴重了，因為當時日本的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僅為9%，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的這一比例不過是6%。 短短十年內，土木工程成了中國經濟的領頭產業，帶動了幾十個上下游產業的繁榮。在「土木工程景氣」的高潮期，中國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國整個20世紀消耗的水泥量還要多；中國的粗鋼生產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從2008年的6.6億噸，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億噸，佔世界粗鋼產量的比重從49%，跳升到69%。當中國政府製造出「土木工程景氣」時，也埋下了製造業和採掘業嚴重的產能過剩危機。 與「土木工程景氣」同時出現的是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一線城市的平均房價相當於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當工薪階層買不起房的時候，房地產業的不斷膨脹，就意味著房產逐漸地泡沫化，許多買房者把住宅當作資產增值的投機手段。發達國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間；2015年6月中國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達到了22%到26%。 據2015年的調查，中國農村家庭的93%都擁有住房；在城鎮有戶籍的家庭，戶均擁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滿足，而當時中國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還有1億套。換言之，早在2015年，2.5億戶城鎮家庭，4億套城市住宅，供給比需求多60%。當房地產泡沫膨脹到這種程度時，「土木工程景氣」就走到頭了，房價隨後下跌，乃是必然趨勢。 四、為什麼中國的消費拉不起來？ 當中國經濟不能再靠不斷擴張出口或投資快速膨脹來保持繁榮時，能否靠十幾億居民的消費能力來實現經濟繁榮呢？如果不了解過去近50年國民消費對經濟成長的拉動力，就無法理解，為何中共「拉動消費」的口號始終無效？ 改革開始之初，中國的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為53%；此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繁榮狀態，這一比重不斷下降，從2006年到現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這麼低，是因為各級政府的消費，包括維穩費用、軍事支出和軍工研發，佔用了巨量經濟資源。 世界銀行公布173個國家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人口超過1千萬的國家裡，僅有3個國家的這一比重，處於35%上下這樣極端偏低的異常狀態，中國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國內消費都是經濟的主要支柱，這些國家多年來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相當穩定，美、英、日、法、德分別是69%、65%、61%、56%、55%。 由於中國14億人口中，具有高消費能力的只佔4%。單靠這少數人的消費力，根本無法拉動整體經濟。十年前中國經濟學界曾反覆討論「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卻始終找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現在這個話題已在中國消失，因為這其實是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的產物，並非經濟政策可輕易解決的。 中國這種低消費、高投資和高出口的經濟結構，使中國只能靠長期大規模地投資和出口，才能維持經濟成長。投資要持續成長，就必須不斷興建工程，但投資沒回報，如何持續擴大投資？出口要持續成長，就要不斷擴大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佔領，那會傷害到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 五、中共兩次犯錯，經濟螺旋下落 過去十幾年來，中共實際上是錯誤地選擇了以房地產為支柱的經濟發展戰略；而在經濟成長靠出口這方面，中共以為，用堅船利炮就能逼美國讓出更多市場，結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戰，徹底惡化了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 中國自從建立所謂的「世界工廠」以後，一直有一個錯覺，以為從此就能決定世界各國消費者的命運，各國都要看中國的臉色，因此中國就崛起了。其實，中國的「世界工廠」是經濟全球化1.0版的產物，但那不是製造業廠家來主導的，而是市場主導的。當下游的外國公司轉移產品訂單之後，「世界工廠」就可能衰退。 和氣生財本來是這個「世界工廠」生存下去的秘訣，但中共的本性從未改變，有點錢就野心勃勃，想要充當世界霸權，改變國際秩序，達到對外擴張、擴大勢力範圍的目的。結果，中共的霸權企圖破壞了台海穩定，也動搖了中國賴以生存的「世界工廠」。而中共2020年初點燃美中冷戰的時間點，恰恰選在經濟開始下滑的時刻。 中共在對自己的前景和對未來國際關係做出完全錯誤判斷的背景下，在錯誤的時間，做出了點燃美中冷戰這種極其危險的重大國際關係決策，其後果必然是，紅色大國的壽命被中共決策層直接縮短了。 中共決策上的這兩大問題，即選擇以房地產為支柱的經濟發展戰略，其責任在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承繼了前任的錯誤；而點燃美中冷戰，則完全是習近平的責任，不過，擴軍備戰的準備工作，其實從江澤民時代就開始了。 絕大多數中國人並未意識到，中共領導人其實是一代繼一代地，在稀里糊塗當中，把中國推到了經濟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於現在已難以挽救。 六、通貨緊縮成禁忌，經濟困境無葯醫 中國經濟困境的初步徵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現，但疫情掩蓋了經濟困境；等到疫情過去之後，房地產泡沫就突然破滅了，然後就是房價連年下跌。 作為經濟支柱的房地產業之崩塌，其連鎖效應波及上下游許多行業，裁員降薪接踵而至，失業率飆升，中小企業大量倒閉，中產階層感受到了生存危機。他們一旦失業，除了送外賣、快遞，很難找到能維持家計的工作。現在中國的中產階層除了拚命節衣縮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願望就是存錢保房貸的高額月供；否則，一旦失業，月供中斷，房子這主要的家庭資產被法拍，就淪為徹底的無產階級，甚至是負債階級了。 《華爾街日報》去年12月23日報道，去年早些時候，中國的一個重要諮詢機構為高層領導人準備了一份報告。該報告提到，如果不採取更緊急的措施重振經濟增長，中國可能會陷入螺旋式通貨緊縮，就像美國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時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運一樣。但習近平對此不為所動。據接近中國高層決策圈的人士透露，習近平曾問他的顧問們，通貨緊縮有什麼不好？大家難道不喜歡物價更便宜嗎？據知情人士說，習近平的這種輕視態度，使得通貨緊縮在中國決策圈幾乎成了禁忌話題。 其實，中國的那個智庫把通貨緊縮這個概念用錯了。所謂的通貨緊縮，是指流通中的貨幣減少，導致物價持續下跌。但中國央行明確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業銀行準備金率不斷下調，財政又通過超額發行長期國債，讓央行通過再回購來釋放大量貨幣。所以，講中國現在是通貨緊縮，屬於錯誤解讀。 中國經濟的現況，其實比通貨緊縮還嚴重。物價下跌有兩種原因，一種是通貨緊縮造成的，另一種是經濟萎縮造成的。而中國現在原物料價格持續下跌，並非流通中的貨幣減少，而是因為經濟活動全面萎縮，這比通貨緊縮的後果更嚴重。通貨緊縮還有救，放鬆貨幣政策就可以解決；但中國的實況是，央行已反覆放鬆貨幣政策，經濟卻持續自動地全面萎縮，這就難救了。 今年1月2日《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指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已導致城市家庭戶均損失家庭財富九萬美金；這使中國家庭財富的總損失達到十八萬億美金，相當於中國一年的GDP；而現在中國政府、家庭和企業的借貸總額已達到一年GDP的三倍；而當下中國現在還有八千萬套空置住房，相當於整個美國住房總量的一半。 中國這麼多的空置住房，意味著房價還會下跌，那麼中國家庭的財富就會進一步受到損失。所以，現在並非中國經濟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還在下滑的半途當中。在這種狀況下，中國人各自小心、長期應對，是一種必要的心理準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筆者準備在本文中討論今後相當長時間內，中國經濟下行的非經濟難題。不少人可能馬上會想到，中國經濟的非經濟難題當然就是政治因素，然後就會聯想到中南海權斗。其實，中共軍方高階軍官遭到清洗，未必會產生直接的經濟效果；而且，高層權力鬥爭也不太可能是一個長期型過程。那中國今後的經濟狀況，最可能受到什麼樣的非經濟難題影響或衝擊？本文就此試做分析，也作為我在2024年末對今後數年乃至多年的未來中國經濟前景的一個總結和預判。 一、觀察未來中國經濟的誤區 中國未來經濟狀態的兩大觀察誤區是，單純經濟觀點以及非經濟摩擦無關論。 所謂的單純經濟觀點，就是就經濟談經濟，似乎一切經濟問題都可以用經濟思維來找出答案。然而，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的重大變化，明明已經在發生作用了，比如，中美這兩個核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正在加速，那是各國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能解決的嗎？軍備競賽到底因何而起，是貿易摩擦造成的嗎？是貿易政策可以解決的嗎？ 而所謂的非經濟摩擦無關論，就是認為，國際經濟局勢會一如既往地依照過去幾十年的模式運轉下去，至於科技領域的技術競爭和國家安全領域內的反間諜對抗，都是短暫的局部小問題，與國際大格局無關。「中美研究中心」(ICAS)12月12日在華盛頓舉辦的研討會上，中國駐美使館公使的發言，就代表了這種說法。 這兩個誤區既有類似之處，又有不相干的地方。類似的地方在於，單純經濟觀點以及非經濟摩擦無關論，都偏好把研究者自己不熟悉或者想迴避的非經濟領域的摩擦和對抗，排除在國際經濟和中國經濟的分析之外。這樣，分析者才能用自己習慣了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工具，來演繹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向。 之所以說，單純經濟觀點與非經濟摩擦無關論又有不相干的地方，是因為，非經濟摩擦的發生，並非經濟政策或者經濟全球化本身的結晶，而是中國政府的國家政策之產物。比如，大量盜竊他國實驗室階段的知識產權，這在被盜國必然產生刑事責任調查，當中國用「引進先進技術」的政策，設法規避這些「盜案」調查的時候，本身就說明，中國政府很清楚地知道，盜竊知識產權本來就是既不合法、又違背國際商業規範的作為。 中國持續多年地用「市場換技術」的說法，大量廣泛地奪取發達國家的各種技術和專利，再把這些技術和專利用於生產與發達國家類似的產品，進而奪取發達國家的市場，獲取巨額的貿易逆差和外匯儲備，這就造成了必然的非經濟摩擦。 推動經濟全球化1.0版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假定各成員國之間有基本的尊重知識產權的共識，但WTO卻沒有「防賊」機制。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1.0版的「養賊」機制，世界貿易組織必然軟弱無能，無力應對。 之所以稱單純經濟觀點以及非經濟摩擦無關論是觀察誤區，是因為國際社會以及中國國內的研究圈常常按照「路徑依賴」的方式，總想把對中國經濟的分析，還原到過去幾十年當中形成的慣性思維之軌道上，因此而誤入盲區。其結果就必然越來越偏離國際局勢的新現實。 二、中美冷戰的源起：2000年中國用戰爭威脅來應對「盜案追究」 如果擺脫單純經濟觀點以及非經濟摩擦無關論，那就可能發現一種理解未來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新認知方法，即美中冷戰開啟五年後的未來國際格局，將走向一個與以往五十年截然不同的方向。其基本特徵是，美中之間只可能在高風險防控方面互相協調，卻不再存在雙方無條件合作的空間。 為什麼說，美中冷戰開啟五年了？因為，這場冷戰的起始點是2020年1月，距今差不多滿五年了，而挑起中美冷戰的，則是中南海的決策者。2020年1月中國的海軍艦隊第一次突然抵達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基地中途島海域，舉行了針對美國海軍的軍事演習。中共國家安全部的官方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同時宣布，中國「攻台必攻美」。 對美國來說，這是1942年中途島遭到日本聯合艦隊的空襲之後，這個海域第一次有外國海軍艦隊來此發出軍事威脅。當時美國海軍在中途島海域和檀香山海軍基地並沒有航母艦隊，只能臨時從加州聖迭戈軍港出動「羅斯福號」航母編隊去倉促應對。 為什麼中共要做這個動作？它的軍事意圖很明顯。但在軍事意圖之外，其實還有政治意圖。當時正是川普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從2018年開始，川普總統決定用貿易戰來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壓力，促使中國坐上談判桌。美國的聯邦調查局曾經公布，中國通過盜竊手段竊取的美國企業和研究機構的知識產權，平均每年價值5千億美元。川普總統的貿易戰之戰略目的，其實是針對中國長期的大規模技術盜竊，關稅本身不是核心目的，而是試圖通過談判來終止技術盜竊的一種工具。 然而，三年談判下來，美國一無進展，中共既不承認技術盜竊，也不承諾從此尊重美國的知識產權，反而擴大了用於技術盜竊的多個「千人計劃」。客觀地講，川普總統當時並沒有意識到，中共在頑固不讓步之外，還會著手加強對美國的軍事威脅，進而試圖反過來逼美國放棄「盜案追究」，於是就發生了中途島美中海軍海上對壘的場面。 中共當時對美國的軍事威脅非此一端。2020年3月中共又公開宣布，中國海軍已經在海南島三亞東面的龍坡海軍基地建成了地下潛艇洞庫，從此南海的深水區域將成為中國的戰略核潛艇艦隊的「堡壘海區」，從這裡可以隱蔽而安全地隨時用帶核彈頭的潛射洲際飛彈，打擊美國全境的任何目標。這是美國自美蘇冷戰時期遇到蘇聯製造的古巴導彈危機之後，再一次遇到一個紅色大國發出的公開核威脅。 當時川普總統正投入總統大選，未及時就此作出全面反應。然而，中共的上述戰爭威脅，事實上就完全終止了美蘇冷戰時期形成的美中盟友關係；此後，當美國政府採取多方位的應對之後，中美冷戰的國際格局就定格了。如此來看，五年來，國際社會當中，多國政府和國際商界對上述中美關係的嚴重逆轉，確實相當忽視，因此才有了涉中經濟的單純經濟觀點和非經濟摩擦無關論之言論空間。 三、美中關係：從無條件合作變成有協調對抗 自從中共點燃了中美冷戰之後，拜登在過去四年中，逐步採取了一系列多方位的應對策略，其涵蓋的範圍，從科技戰到反間諜戰，從在東亞地區重新配置兵力，到美軍多兵種前進基地的開闢等等。這些應對，全都是從美國在美蘇冷戰中積累的「冷戰工具箱」里找出來的辦法。 在美中兩個核大國針對對方的軍備競賽不斷加速的同時，美中冷戰的國際格局也就「格式化」了。能不能看懂這種國際關係的重大轉折，關鍵在於，是否真正了解中共點燃中美冷戰之舉的全部含義。 在這樣的背景下，應該如何理解未來長期的美中關係呢？美中之間還能返回尼克松時代以後那五十年的軌道上嗎？認識未來的美中關係，在美中冷戰已歷經五年之際，現在國際社會有兩種認知框架。 一種是非冷戰認知框架，採用這個框架的分析者，不關注美中冷戰的起源和延展，一廂情願地以為，特朗普總統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並無差別，無非就是貿易戰罷了，而經濟全球化1.0版是不可撼動的。因此，多國商界都希望明年美國的關稅政策越早清晰化越好，那樣跨國公司的經營，就可以有比較明確的風險管控。 中國的學者完全不知道中南海五年前點燃中美冷戰的過程；但他們全都在講一點，就是，冷戰對中國不利，中國經受不起冷戰。正因為他們不懂冷戰被點燃之後無法退出這一冷戰鐵律，所以，今年8月中國的澎湃新聞網連發多篇以《尋找「基辛格」》為題的文章，這種緣木求魚的思維，的確給人以不識時務、管窺蛙見之感。 而另一種認知框架就是美中冷戰的認知框架。用這個框架來看，美中冷戰是長期型的鎖緊型結構。研究者首先要分析，冷戰架構下，美中兩國將在軍備競賽和核武器管控、長期經濟實力的競爭、高科技領域的對中管控、國際金融地位的競爭、防範互聯網惡意攻擊等等領域會如何博弈，然後才能分析，中國經濟下行將長期面臨的國際關係難題是什麼。 很顯然，拜登卸任以後，川普總統將沿著美中冷戰的軌道，繼續強化兩國之間的實力競爭，這就是當下所謂的川普關稅戰的背景。需要指出的是，美中關係進入冷戰格局之後，美中之間當然不會再有過去五十年當中的那種無條件合作了。 但是，兩國之間也並非是無條件對抗。因為，核大國之間必須就重要議題隨時協商（比如核武器數量的競賽等），以免兩國關係「出軌翻車」。關於這一點，拜登在加州與習近平面談時，已經講過了。在大量核武器構成互相威脅的時代，冷戰大國之間，有一個共同責任，即在競爭和對抗中防止熱戰。這就是冷戰之所以被稱之為「冷」的原因。 四、普習「棋局」重開，「起手」宛若「雲手」 需要了解的是，在冷戰格局下，美中之間相互滲透的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將逐漸淡出，若繼續清談美中貿易「自由化」，就成了迂腐之議。川普總統的加關稅意向，是他上任後與各國調整經濟貿易關係的一種可以運用的手段；到底這個關稅手段要怎麼用，用不用，什麼時候用，用到什麼程度，全看雙方的協商過程了。 與此同時，現在經濟全球化1.0版已經到了必須大調整的時候了。而能夠主導這次全球貿易金融大調整的，只能是美國。所以，川普總統居於一個比較有利的地位和時機，可以與各國來商談經濟全球化1.0版如何調整。 但是，調整經濟全球化1.0版，其實並不是川普總統的首要任務，他同時還面臨著一系列國際國內重大議題，必須優先解決。比如，在國際上，如何儘快在俄烏戰場上停火，如何應對中美冷戰的挑戰等等，會耗費很多心力；而在美國國內，如何有效地管控邊境，清理上千萬的非法移民，如何恢復毒品管制等等，也是急迫的政策議題。 美國政府並非世界政府，美國與各重要國家政府的相關協商，從來就不可能談一次就通盤解決。即使是盟友，雙方也有利益上不一致的地方，會有拉鋸。因此，關稅作為談判手段，自然就會在運用上反覆調整，可用可不用，可大用也可小用。如此看來，不能把美國的對外關係，簡單化地理解成貿易政策或者關稅政策；其實還不如說，關稅和貿易政策，是美國對外政策中的一種可能會用到的工具。川普總統上任後，會與主要的盟國調整一系列經貿關係，還有關於非法移民和毒品管控的議題等等。 但是，美國接下來要處理的國際大議題，並不都是跟盟友協商；有些大議題，美國是必須跟對手協商的，比如俄烏戰爭和美中冷戰，這些相關的對手，在軍事、諜報戰方面，也是美國的敵手。與敵手協商，跟與盟友協商，完全是兩回事。其中的差別在於，與盟友協商，有基本的信任在；與敵手協商，對方是否可以信任，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最近川普在12月8日播出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 News）的訪談中表示，他已經與習近平溝通，要求中國協助烏克蘭實現和平。12月11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又報道，川普總統已邀請習近平明年1月來華府參加川普總統的就職典禮。 這就是典型的與對手協商的「起手式」。美國與中國已在冷戰狀態中交手五年了，今後會長期這樣對峙下去。在這樣的背景下，川普請習近平協助烏克蘭實現和平，以及對不可能應邀的習近平發出參加美國新任總統就職典禮的邀約，就是一種典型的與對手的交手，而且是一種「太極拳」的「雲手」。 中國早就不再是美國的盟友了，自從中國主動在2020年1月點燃中美冷戰之後，美中之間過去五十年的盟友關係和信任，已經被中國終結了，美中關係從此轉化成了中美冷戰中的對手關係。所以，在處理美中關係方面，川普的第一個任期與第二個任期所面對的，是截然相反的國際局勢，他面對的棋局也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用圍棋來比喻川普總統對中共的「起手式」，可以說，川普總統目前的做法有點象是在圍棋開局時率先落子。這第一步的後手可有無數種變化，對未來的棋局之作用則似有似無；待對手回應一子後，對手的意圖就展現出來了。 雙方的這盤「棋」會繼續，各自都想取得更多的「勢」，也不斷地緊對方的「氣」。而貿易戰不過是這盤棋里可能要落的幾個子，但誰也無法預測，這幾個子在這盤棋當中是第幾步。因為，每一步棋都需要根據對方的落子來決定，而每個子又是互相呼應、相互關聯的。 不懂這盤「圍棋」的人，可能會缺乏耐心，因為剛開局是看不出輸贏的；而懂得棋路的人，才能逐漸看出盤中「大勢」的變化，和局部地塊的「死活」。這是一盤有一方最後力竭不支，才能決出勝負的「棋局」；上次的那盤「棋」收盤時，倒下去的「棋手」叫蘇聯。
筆者準備在本文中討論今後相當長時間內，中國經濟下行的非經濟難題。不少人可能馬上會想到，中國經濟的非經濟難題當然就是政治因素，然後就會聯想到中南海權斗。其實，中共軍方高階軍官遭到清洗，未必會產生直接的經濟效果；而且，高層權力鬥爭也不太可能是一個長期型過程。那中國今後的經濟狀況，最可能受到什麼樣的非經濟難題影響或衝擊？本文就此試做分析，也作為我在2024年末對今後數年乃至多年的未來中國經濟前景的一個總結和預判。 一、觀察未來中國經濟的誤區 中國未來經濟狀態的兩大觀察誤區是，單純經濟觀點以及非經濟摩擦無關論。 所謂的單純經濟觀點，就是就經濟談經濟，似乎一切經濟問題都可以用經濟思維來找出答案。然而，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的重大變化，明明已經在發生作用了，比如，中美這兩個核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正在加速，那是各國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能解決的嗎？軍備競賽到底因何而起，是貿易摩擦造成的嗎？是貿易政策可以解決的嗎？ 而所謂的非經濟摩擦無關論，就是認為，國際經濟局勢會一如既往地依照過去幾十年的模式運轉下去，至於科技領域的技術競爭和國家安全領域內的反間諜對抗，都是短暫的局部小問題，與國際大格局無關。「中美研究中心」(ICAS)12月12日在華盛頓舉辦的研討會上，中國駐美使館公使的發言，就代表了這種說法。 這兩個誤區既有類似之處，又有不相干的地方。類似的地方在於，單純經濟觀點以及非經濟摩擦無關論，都偏好把研究者自己不熟悉或者想迴避的非經濟領域的摩擦和對抗，排除在國際經濟和中國經濟的分析之外。這樣，分析者才能用自己習慣了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工具，來演繹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向。 之所以說，單純經濟觀點與非經濟摩擦無關論又有不相干的地方，是因為，非經濟摩擦的發生，並非經濟政策或者經濟全球化本身的結晶，而是中國政府的國家政策之產物。比如，大量盜竊他國實驗室階段的知識產權，這在被盜國必然產生刑事責任調查，當中國用「引進先進技術」的政策，設法規避這些「盜案」調查的時候，本身就說明，中國政府很清楚地知道，盜竊知識產權本來就是既不合法、又違背國際商業規範的作為。 中國持續多年地用「市場換技術」的說法，大量廣泛地奪取發達國家的各種技術和專利，再把這些技術和專利用於生產與發達國家類似的產品，進而奪取發達國家的市場，獲取巨額的貿易逆差和外匯儲備，這就造成了必然的非經濟摩擦。 推動經濟全球化1.0版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假定各成員國之間有基本的尊重知識產權的共識，但WTO卻沒有「防賊」機制。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1.0版的「養賊」機制，世界貿易組織必然軟弱無能，無力應對。 之所以稱單純經濟觀點以及非經濟摩擦無關論是觀察誤區，是因為國際社會以及中國國內的研究圈常常按照「路徑依賴」的方式，總想把對中國經濟的分析，還原到過去幾十年當中形成的慣性思維之軌道上，因此而誤入盲區。其結果就必然越來越偏離國際局勢的新現實。 二、中美冷戰的源起：2000年中國用戰爭威脅來應對「盜案追究」 如果擺脫單純經濟觀點以及非經濟摩擦無關論，那就可能發現一種理解未來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新認知方法，即美中冷戰開啟五年後的未來國際格局，將走向一個與以往五十年截然不同的方向。其基本特徵是，美中之間只可能在高風險防控方面互相協調，卻不再存在雙方無條件合作的空間。 為什麼說，美中冷戰開啟五年了？因為，這場冷戰的起始點是2020年1月，距今差不多滿五年了，而挑起中美冷戰的，則是中南海的決策者。2020年1月中國的海軍艦隊第一次突然抵達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基地中途島海域，舉行了針對美國海軍的軍事演習。中共國家安全部的官方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同時宣布，中國「攻台必攻美」。 對美國來說，這是1942年中途島遭到日本聯合艦隊的空襲之後，這個海域第一次有外國海軍艦隊來此發出軍事威脅。當時美國海軍在中途島海域和檀香山海軍基地並沒有航母艦隊，只能臨時從加州聖迭戈軍港出動「羅斯福號」航母編隊去倉促應對。 為什麼中共要做這個動作？它的軍事意圖很明顯。但在軍事意圖之外，其實還有政治意圖。當時正是川普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從2018年開始，川普總統決定用貿易戰來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壓力，促使中國坐上談判桌。美國的聯邦調查局曾經公布，中國通過盜竊手段竊取的美國企業和研究機構的知識產權，平均每年價值5千億美元。川普總統的貿易戰之戰略目的，其實是針對中國長期的大規模技術盜竊，關稅本身不是核心目的，而是試圖通過談判來終止技術盜竊的一種工具。 然而，三年談判下來，美國一無進展，中共既不承認技術盜竊，也不承諾從此尊重美國的知識產權，反而擴大了用於技術盜竊的多個「千人計劃」。客觀地講，川普總統當時並沒有意識到，中共在頑固不讓步之外，還會著手加強對美國的軍事威脅，進而試圖反過來逼美國放棄「盜案追究」，於是就發生了中途島美中海軍海上對壘的場面。 中共當時對美國的軍事威脅非此一端。2020年3月中共又公開宣布，中國海軍已經在海南島三亞東面的龍坡海軍基地建成了地下潛艇洞庫，從此南海的深水區域將成為中國的戰略核潛艇艦隊的「堡壘海區」，從這裡可以隱蔽而安全地隨時用帶核彈頭的潛射洲際飛彈，打擊美國全境的任何目標。這是美國自美蘇冷戰時期遇到蘇聯製造的古巴導彈危機之後，再一次遇到一個紅色大國發出的公開核威脅。 當時川普總統正投入總統大選，未及時就此作出全面反應。然而，中共的上述戰爭威脅，事實上就完全終止了美蘇冷戰時期形成的美中盟友關係；此後，當美國政府採取多方位的應對之後，中美冷戰的國際格局就定格了。如此來看，五年來，國際社會當中，多國政府和國際商界對上述中美關係的嚴重逆轉，確實相當忽視，因此才有了涉中經濟的單純經濟觀點和非經濟摩擦無關論之言論空間。 三、美中關係：從無條件合作變成有協調對抗 自從中共點燃了中美冷戰之後，拜登在過去四年中，逐步採取了一系列多方位的應對策略，其涵蓋的範圍，從科技戰到反間諜戰，從在東亞地區重新配置兵力，到美軍多兵種前進基地的開闢等等。這些應對，全都是從美國在美蘇冷戰中積累的「冷戰工具箱」里找出來的辦法。 在美中兩個核大國針對對方的軍備競賽不斷加速的同時，美中冷戰的國際格局也就「格式化」了。能不能看懂這種國際關係的重大轉折，關鍵在於，是否真正了解中共點燃中美冷戰之舉的全部含義。 在這樣的背景下，應該如何理解未來長期的美中關係呢？美中之間還能返回尼克松時代以後那五十年的軌道上嗎？認識未來的美中關係，在美中冷戰已歷經五年之際，現在國際社會有兩種認知框架。 一種是非冷戰認知框架，採用這個框架的分析者，不關注美中冷戰的起源和延展，一廂情願地以為，特朗普總統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並無差別，無非就是貿易戰罷了，而經濟全球化1.0版是不可撼動的。因此，多國商界都希望明年美國的關稅政策越早清晰化越好，那樣跨國公司的經營，就可以有比較明確的風險管控。 中國的學者完全不知道中南海五年前點燃中美冷戰的過程；但他們全都在講一點，就是，冷戰對中國不利，中國經受不起冷戰。正因為他們不懂冷戰被點燃之後無法退出這一冷戰鐵律，所以，今年8月中國的澎湃新聞網連發多篇以《尋找「基辛格」》為題的文章，這種緣木求魚的思維，的確給人以不識時務、管窺蛙見之感。 而另一種認知框架就是美中冷戰的認知框架。用這個框架來看，美中冷戰是長期型的鎖緊型結構。研究者首先要分析，冷戰架構下，美中兩國將在軍備競賽和核武器管控、長期經濟實力的競爭、高科技領域的對中管控、國際金融地位的競爭、防範互聯網惡意攻擊等等領域會如何博弈，然後才能分析，中國經濟下行將長期面臨的國際關係難題是什麼。 很顯然，拜登卸任以後，川普總統將沿著美中冷戰的軌道，繼續強化兩國之間的實力競爭，這就是當下所謂的川普關稅戰的背景。需要指出的是，美中關係進入冷戰格局之後，美中之間當然不會再有過去五十年當中的那種無條件合作了。 但是，兩國之間也並非是無條件對抗。因為，核大國之間必須就重要議題隨時協商（比如核武器數量的競賽等），以免兩國關係「出軌翻車」。關於這一點，拜登在加州與習近平面談時，已經講過了。在大量核武器構成互相威脅的時代，冷戰大國之間，有一個共同責任，即在競爭和對抗中防止熱戰。這就是冷戰之所以被稱之為「冷」的原因。 四、普習「棋局」重開，「起手」宛若「雲手」 需要了解的是，在冷戰格局下，美中之間相互滲透的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將逐漸淡出，若繼續清談美中貿易「自由化」，就成了迂腐之議。川普總統的加關稅意向，是他上任後與各國調整經濟貿易關係的一種可以運用的手段；到底這個關稅手段要怎麼用，用不用，什麼時候用，用到什麼程度，全看雙方的協商過程了。 與此同時，現在經濟全球化1.0版已經到了必須大調整的時候了。而能夠主導這次全球貿易金融大調整的，只能是美國。所以，川普總統居於一個比較有利的地位和時機，可以與各國來商談經濟全球化1.0版如何調整。 但是，調整經濟全球化1.0版，其實並不是川普總統的首要任務，他同時還面臨著一系列國際國內重大議題，必須優先解決。比如，在國際上，如何儘快在俄烏戰場上停火，如何應對中美冷戰的挑戰等等，會耗費很多心力；而在美國國內，如何有效地管控邊境，清理上千萬的非法移民，如何恢復毒品管制等等，也是急迫的政策議題。 美國政府並非世界政府，美國與各重要國家政府的相關協商，從來就不可能談一次就通盤解決。即使是盟友，雙方也有利益上不一致的地方，會有拉鋸。因此，關稅作為談判手段，自然就會在運用上反覆調整，可用可不用，可大用也可小用。如此看來，不能把美國的對外關係，簡單化地理解成貿易政策或者關稅政策；其實還不如說，關稅和貿易政策，是美國對外政策中的一種可能會用到的工具。川普總統上任後，會與主要的盟國調整一系列經貿關係，還有關於非法移民和毒品管控的議題等等。 但是，美國接下來要處理的國際大議題，並不都是跟盟友協商；有些大議題，美國是必須跟對手協商的，比如俄烏戰爭和美中冷戰，這些相關的對手，在軍事、諜報戰方面，也是美國的敵手。與敵手協商，跟與盟友協商，完全是兩回事。其中的差別在於，與盟友協商，有基本的信任在；與敵手協商，對方是否可以信任，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最近川普在12月8日播出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 News）的訪談中表示，他已經與習近平溝通，要求中國協助烏克蘭實現和平。12月11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又報道，川普總統已邀請習近平明年1月來華府參加川普總統的就職典禮。 這就是典型的與對手協商的「起手式」。美國與中國已在冷戰狀態中交手五年了，今後會長期這樣對峙下去。在這樣的背景下，川普請習近平協助烏克蘭實現和平，以及對不可能應邀的習近平發出參加美國新任總統就職典禮的邀約，就是一種典型的與對手的交手，而且是一種「太極拳」的「雲手」。 中國早就不再是美國的盟友了，自從中國主動在2020年1月點燃中美冷戰之後，美中之間過去五十年的盟友關係和信任，已經被中國終結了，美中關係從此轉化成了中美冷戰中的對手關係。所以，在處理美中關係方面，川普的第一個任期與第二個任期所面對的，是截然相反的國際局勢，他面對的棋局也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用圍棋來比喻川普總統對中共的「起手式」，可以說，川普總統目前的做法有點象是在圍棋開局時率先落子。這第一步的後手可有無數種變化，對未來的棋局之作用則似有似無；待對手回應一子後，對手的意圖就展現出來了。 雙方的這盤「棋」會繼續，各自都想取得更多的「勢」，也不斷地緊對方的「氣」。而貿易戰不過是這盤棋里可能要落的幾個子，但誰也無法預測，這幾個子在這盤棋當中是第幾步。因為，每一步棋都需要根據對方的落子來決定，而每個子又是互相呼應、相互關聯的。 不懂這盤「圍棋」的人，可能會缺乏耐心，因為剛開局是看不出輸贏的；而懂得棋路的人，才能逐漸看出盤中「大勢」的變化，和局部地塊的「死活」。這是一盤有一方最後力竭不支，才能決出勝負的「棋局」；上次的那盤「棋」收盤時，倒下去的「棋手」叫蘇聯。
中國人的絕大部分家庭財產主要是房產價值和金融資產，而金融資產的大頭是銀行存款。由於房產價值持續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銀行存款，視為家庭最後的可用資金來源；而很多小企業主經營虧損而關閉生意後，也把經營資金存入銀行。但很少有中國人想過，自己的家庭金融資產，與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龐大債務有什麼直接關係？其實，中國地方政府的借債，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為政府所用，而且賴賬不還，銀行則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擺渡」。 本文要解開的謎團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巨大債務，債主是誰？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講實話，而民眾則基本上不知情。民眾多半不了解，他們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賴、萬年不還」的巨大債務之「債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實已被各級政府吞噬耗盡。 一、公債填補財政赤字 中國政府大筆揮霍資金的最方便手法有兩個。一個是，超出稅收等可能的財政收入來源，大幅度擴大財政支出，造成中央財政的巨額赤字，然後由中央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來滿足財政赤字所需要的資金。另一個辦法是發行政府債券，由於人民幣債券並非國際上受歡迎的金融投資標的物，因此，中國各級政府的天量債券，基本上都是在國內發行。 前一種手法實際上是以通貨膨脹為代價，來滿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觀經濟學原理的人都知道，這是任何政府都必須盡量避免的「毒藥」。因為，在中央銀行為財政赤字「買單」的情況下，財政赤字必然造成貨幣濫發，進而產生物價上漲，既造成居民消費力相對萎縮，也令居民存款相對縮水。一句話，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財政金融的民眾往往不了解，在財政預算中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財政照例常年編列的財政赤字，可以直接讓中央銀行提供超量貨幣，也可以由中央財政發行國債來獲取資金。地方政府不能發行貨幣，但按照中國《預演算法》的規定，允許省級政府的財政預算，編列中央政府許可的財政赤字。而省級政府經中央財政批准編列的地方財政赤字，可以納入國務院每年下達的該省市政府債券發行限額內，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來獲取資金。所以，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在中央和省市這兩級是連通的。 到底中國的財政赤字大不大？歐盟為了控制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規模，規定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公債總量不難超過GDP的60%。如果以歐盟的這兩個限制性指標為參照系，那麼，2024年中國政府財政預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國政府當年的財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財政收支差額；而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才反映這個國家的長期債務負擔。中國的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幾乎是歐盟的一倍，與GDP的規模相當，這就相當危險了。 當中國政府大量舉借公債，進而積累了巨額的未償公債時，其長期後果其實與財政赤字率偏高，同樣嚴重。財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後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償公債過多的後果是，民眾的銀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實，中共之所以濫發公債，其原因就是，通過銀行掏空居民存款，實在是太方便了。赤字發債不頭疼，這似乎是中國各級政府的「獨家專利」。但是，現在中國政府開始擔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債，快把銀行系統壓垮了。 二、各級財政債務真相 2024年中國的財政赤字為40,600億元，比2023年的預算增加1,8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33,400億元，地方財政赤字7,200億元。今年11月8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議案，批准未來三年內，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元。這6萬億元人民幣，到底是要救活經濟，還是救活地方財政，或者是救活銀行？事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既不是為了救活經濟，也不能救活地方財政，更不能救活銀行，唯一的作用是續銀行系統的命，好讓中國的潛在金融危機，不至於很快暴露而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各級政府總共欠下了多少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2023年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本身的債務是40萬億，現在用發新債還舊債的辦法往後拖；而地方政府擔保的官辦融資公司未償還的債務還有65萬億元，但這些公司很多都瀕臨破產，沒辦法繼續發新債還舊債，而它們欠下的這65萬億債務會拖垮銀行。這些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中，很多已經還不起銀行貸款或債券的利息，這些債務到期之前，銀行會因為巨額貸款收不到利息而破產。 中國的整個銀行系統因為利息收入越來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參見筆者10月25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如果再出現大量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停付利息，那銀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就是為了讓地方政府的財政部門，把佔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緊迫債務，先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代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 然而，這只是債務搬家，把債務從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財政的名下而已。況且，這不過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車薪，因為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債務的九成，還是沒辦法償還，拖垮銀行的可能性只不過減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這已經是中共能夠用出來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這個措施，只不過是為了續銀行系統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讓我們看到，中共的銀行系統因為地方政府和國有大企業造成的債務危機，已經岌岌可危，以致於中共現在必須先救銀行，而中共事實上已經無力解決中國的地方財政危機和銀行系統的根本性危機了。 最近，中共當局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隱性債務」，財政部向全國人大作相關專門報告時，披露了去年未被發現的8起隱性債務，總額達到幾百億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廣西、陝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財政沒錢了，只能逼當地的國有企業出錢開發土地和建設基礎設施，或者是逼當地的銀行替地方政府還債。 中國的各級政府的總債務額當中，地方政府的債務總共相當於中國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餘額，大體相當於中國GDP的數額。這樣的債務規模的含義是，全體中國人一整年不領薪水，不領養老金，中共才能還債，這可能嗎？顯然，中共現在已經到了債重如山，永難還債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誰借錢？ 在市場經濟國家，銀行多半都是私營的，政府無法向銀行借錢，原因很簡單。首先，按照通行的商業銀行法，銀行和借款人之間的借貸合同，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行為，而政府不是民間團體，與銀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對等，無法簽訂借貸合同。其次，貸款需要提供擔保和資產抵押，如果政府貸款後違約，法院很難對抵押資產執行扣押。所以，如果私營銀行放貸給政府，相當於自殺式經營。 但是，如果銀行不是私營，而是公營的呢？而且，銀行的老闆就是政府，那麼，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從銀行拿到錢呢？這正是社會主義金融制度的「中國特色」。筆者在本網站發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指出了一個事實，即「中國的銀行皆官辦」，該文介紹了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的政府控股特色，這六家大型銀行必須滿足全國性國有企業集團的資金需求，導致這些銀行經營狀況惡化。 現在介紹125家城市商業銀行的真實背景，來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銀行的。上個世紀末中國出現了許多地方銀行（即城市商業銀行），這些銀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設立的，其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的總資產規模，2007年為11% ，2023年為15.5%。 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研究課題組」對東部、中部、西部三個有代表性的省份20個城市商業銀行的運營情況做了實地調查。調查證實，地方政府在城市商業銀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過其他企業或機構的間接持股，地方政府對城市商業銀行擁有絕對控制權。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城市商業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人選，讓這些銀行實際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過本地城市商業銀行獲取資金的方法主要是兩類，一類是指導性貸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銀行向本市政府所屬的投資平台公司定向貸款；另一類是讓本地銀行認購本地政府發行的債券。上述調查發現，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過於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項目，而這些項目主要面向當地的房地產開發。這就是中國地方銀行典型的官辦官用特徵。 那地方政府發行的海量債券，都是誰認購的？由於地方政府無權對中央所屬的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下令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所以，這些認購本地政府債券的銀行，都是當地的城市銀行。財政部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中心今年6月3日發表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報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債券持有者，81.52%是銀行，所持地方政府債券的餘額達到34萬億。 從此節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個結論：其一，地方政府的40萬億債務當中，本地城市銀行接下了85%；其二，中國銀行業的全部債券購買餘額67萬億當中，單是城市銀行認購的地方政府債券就佔了51%，而這些地方政府債券只是在「以新換舊」，卻永不歸還；其三，如果以城市銀行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總資產規模16%來估計，城市銀行的居民存款總額不過23萬億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債券從地方銀行拿走的錢卻高達34萬億。因此，地方銀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國金融危機2.0版 中共政權現在的維持，其秘訣就是吞噬民眾的存款，因為銀行都是各級政府辦的，政府從銀行里拿錢，就跟從ATM機裡面取錢一樣隨便。但這樣的日子還能維持多久？ 中國的地方政府辦銀行、銀行充當政府的ATM，必然會出現一種雙重效果：地方銀行可以讓地方政府的房地產開發如虎添翼；同時也會促成房地產的過度開放，進而把地方銀行拖進深淵。現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在財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辦法就是繼續掏空銀行，就這樣，中共的財政危機被轉化成了銀行系統的危機，即潛在的金融危機。 在中國，既然財政危機可以轉嫁給銀行，所以，財政危機就不算是最後的危機。那什麼是中國最後的危機呢？就是銀行成批地倒下來，那就沒有可以挽救的餘地了，因為銀行系統是中共最後的金融依靠。什麼時候中國的金融危機會爆發？時間點應該不遠了，中國金融危機2.0版已即將來臨。 講到中國金融危機2.0版，勢必要對比中國金融危機1.0版。但中國民眾普遍不知道這金融危機1.0版，因為那屬於政府機密，從不讓國人知道；而各國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也從沒討論過它。實際上，對比這兩次金融危機的成因、特徵和結局，對於理解中國未來的經濟前景，相當重要。 中國金融危機1.0版發生在1996年，這場危機的處理，使中國避開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迎來了後來的經濟繁榮；然而，那場金融危機的成因，也預示著中國金融危機的2.0版的發生。 1996年中國的絕大部分工商企業都是國有企業，由於幾十年來始終經營效率差，負債越來越高。當時中國只有四家大型國有銀行，負責為所有國有企業「輸血」。到1994年底，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83% 。這樣高的資產負債率意味著，大部分國有企業瀕臨破產的邊緣；同時，背著國有企業「包袱」的國有銀行也陷入了危險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國的四大銀行貸款總額當中，20%已成為壞賬，若加上逾期的獃滯貸款，將近70%的貸款都已無法歸還。當時四大銀行的貸款壞帳為4,300多億，而四大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這四大銀行已嚴重地資不抵債，即將破產。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國有工商企業不但早已停止償還貸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銀行利息達1千多億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國的銀行系統全面虧損 。 銀行本應用每年提取的壞賬準備金來支付壞賬損失，但當年中國的四大銀行的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 ；因此，面對巨額的壞賬損失，銀行只能用自有資本墊支，結果1994年中國的國家銀行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自有資本減少 。按此趨勢走下去，銀行系統不久就會破產。當時有學者指出，「居民才是銀行信貸風險與損失的最終承擔者。四大銀行在資不抵債的情況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出現金融危機」。這就是中國金融危機1.0版的真相。 現在，類似的局面似乎又開始冒頭了。我在《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一文中已介紹，2023年底國有銀行的凈息差已跌破1.5% ，進入了危險區間。造成這一危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銀行系統背負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令銀行不勝負荷；而中國經濟進入長期衰退之後，中央銀行只能壓低利率，則是又一個原因。 除了銀行的凈息差低到銀行只能降薪裁員，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其實也是一個潛在金融危機的徵兆。很多人以為，這是救經濟的舉措；事實上，這6萬億是為了把地方政府融資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債務，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由此可見，地方政府融資公司那65萬億債務，已到了倒賬在即的地步，隨時會威脅到銀行系統的生存。 中國的上一輪金融危機，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謂的國有企業「吃光了財政吃銀行」，銀行的自有資本被國有企業吞噬。而這一輪潛在的金融危機，其根源仍然還是制度性的，除了國有企業繼續「吃銀行」之外，還填了一個新的威脅，那就是「財政吃銀行」。如今所謂的「財政吃銀行」，不只是「地方財政吃銀行」，連中央政府發現國債，也靠銀行認購。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潛在的金融危機不易化解。 中國度過上一輪金融危機，靠的是三個辦法，即國企私有化（甩掉銀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資。而在這一次金融危機面前，中國不能再如法炮製了。首先，現在的國有大型企業都是壟斷性的戰略產業，無法私有化；其次，美中關係的惡化，使中國無法再靠不斷快速增長的大量出口來拉動經濟；再次，現在外資基本上已停止進入中國市場，這種局面受到美中關係的影響，可能不會改變了。 中國面臨上一次金融危機時，還比較幸運，因為有各種機會可以利用，這些機會主要是外貿擴張和外資湧入；而這一次金融危機來臨時，這些機會都已經消失。那中國政府還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緩解金融危機的辦法嗎？筆者對此表示懷疑，顯然，中國那脆弱的銀行體系可能動搖中國的穩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人的絕大部分家庭財產主要是房產價值和金融資產，而金融資產的大頭是銀行存款。由於房產價值持續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銀行存款，視為家庭最後的可用資金來源；而很多小企業主經營虧損而關閉生意後，也把經營資金存入銀行。但很少有中國人想過，自己的家庭金融資產，與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龐大債務有什麼直接關係？其實，中國地方政府的借債，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為政府所用，而且賴賬不還，銀行則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擺渡」。 本文要解開的謎團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巨大債務，債主是誰？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講實話，而民眾則基本上不知情。民眾多半不了解，他們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賴、萬年不還」的巨大債務之「債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實已被各級政府吞噬耗盡。 一、公債填補財政赤字 中國政府大筆揮霍資金的最方便手法有兩個。一個是，超出稅收等可能的財政收入來源，大幅度擴大財政支出，造成中央財政的巨額赤字，然後由中央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來滿足財政赤字所需要的資金。另一個辦法是發行政府債券，由於人民幣債券並非國際上受歡迎的金融投資標的物，因此，中國各級政府的天量債券，基本上都是在國內發行。 前一種手法實際上是以通貨膨脹為代價，來滿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觀經濟學原理的人都知道，這是任何政府都必須盡量避免的「毒藥」。因為，在中央銀行為財政赤字「買單」的情況下，財政赤字必然造成貨幣濫發，進而產生物價上漲，既造成居民消費力相對萎縮，也令居民存款相對縮水。一句話，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財政金融的民眾往往不了解，在財政預算中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財政照例常年編列的財政赤字，可以直接讓中央銀行提供超量貨幣，也可以由中央財政發行國債來獲取資金。地方政府不能發行貨幣，但按照中國《預演算法》的規定，允許省級政府的財政預算，編列中央政府許可的財政赤字。而省級政府經中央財政批准編列的地方財政赤字，可以納入國務院每年下達的該省市政府債券發行限額內，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來獲取資金。所以，編列財政赤字和發行政府債券這兩種手法，在中央和省市這兩級是連通的。 到底中國的財政赤字大不大？歐盟為了控制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規模，規定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公債總量不難超過GDP的60%。如果以歐盟的這兩個限制性指標為參照系，那麼，2024年中國政府財政預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國政府當年的財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財政收支差額；而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才反映這個國家的長期債務負擔。中國的公債未償還總量佔GDP的比率，幾乎是歐盟的一倍，與GDP的規模相當，這就相當危險了。 當中國政府大量舉借公債，進而積累了巨額的未償公債時，其長期後果其實與財政赤字率偏高，同樣嚴重。財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後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償公債過多的後果是，民眾的銀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實，中共之所以濫發公債，其原因就是，通過銀行掏空居民存款，實在是太方便了。赤字發債不頭疼，這似乎是中國各級政府的「獨家專利」。但是，現在中國政府開始擔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債，快把銀行系統壓垮了。 二、各級財政債務真相 2024年中國的財政赤字為40,600億元，比2023年的預算增加1,8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33,400億元，地方財政赤字7,200億元。今年11月8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議案，批准未來三年內，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元。這6萬億元人民幣，到底是要救活經濟，還是救活地方財政，或者是救活銀行？事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既不是為了救活經濟，也不能救活地方財政，更不能救活銀行，唯一的作用是續銀行系統的命，好讓中國的潛在金融危機，不至於很快暴露而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各級政府總共欠下了多少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2023年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本身的債務是40萬億，現在用發新債還舊債的辦法往後拖；而地方政府擔保的官辦融資公司未償還的債務還有65萬億元，但這些公司很多都瀕臨破產，沒辦法繼續發新債還舊債，而它們欠下的這65萬億債務會拖垮銀行。這些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中，很多已經還不起銀行貸款或債券的利息，這些債務到期之前，銀行會因為巨額貸款收不到利息而破產。 中國的整個銀行系統因為利息收入越來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參見筆者10月25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如果再出現大量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停付利息，那銀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就是為了讓地方政府的財政部門，把佔地方政府融資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緊迫債務，先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代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 然而，這只是債務搬家，把債務從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財政的名下而已。況且，這不過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車薪，因為地方政府融資公司的債務的九成，還是沒辦法償還，拖垮銀行的可能性只不過減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這已經是中共能夠用出來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這個措施，只不過是為了續銀行系統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讓我們看到，中共的銀行系統因為地方政府和國有大企業造成的債務危機，已經岌岌可危，以致於中共現在必須先救銀行，而中共事實上已經無力解決中國的地方財政危機和銀行系統的根本性危機了。 最近，中共當局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隱性債務」，財政部向全國人大作相關專門報告時，披露了去年未被發現的8起隱性債務，總額達到幾百億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廣西、陝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財政沒錢了，只能逼當地的國有企業出錢開發土地和建設基礎設施，或者是逼當地的銀行替地方政府還債。 中國的各級政府的總債務額當中，地方政府的債務總共相當於中國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餘額，大體相當於中國GDP的數額。這樣的債務規模的含義是，全體中國人一整年不領薪水，不領養老金，中共才能還債，這可能嗎？顯然，中共現在已經到了債重如山，永難還債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誰借錢？ 在市場經濟國家，銀行多半都是私營的，政府無法向銀行借錢，原因很簡單。首先，按照通行的商業銀行法，銀行和借款人之間的借貸合同，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行為，而政府不是民間團體，與銀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對等，無法簽訂借貸合同。其次，貸款需要提供擔保和資產抵押，如果政府貸款後違約，法院很難對抵押資產執行扣押。所以，如果私營銀行放貸給政府，相當於自殺式經營。 但是，如果銀行不是私營，而是公營的呢？而且，銀行的老闆就是政府，那麼，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從銀行拿到錢呢？這正是社會主義金融制度的「中國特色」。筆者在本網站發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指出了一個事實，即「中國的銀行皆官辦」，該文介紹了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的政府控股特色，這六家大型銀行必須滿足全國性國有企業集團的資金需求，導致這些銀行經營狀況惡化。 現在介紹125家城市商業銀行的真實背景，來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銀行的。上個世紀末中國出現了許多地方銀行（即城市商業銀行），這些銀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設立的，其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的總資產規模，2007年為11% ，2023年為15.5%。 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研究課題組」對東部、中部、西部三個有代表性的省份20個城市商業銀行的運營情況做了實地調查。調查證實，地方政府在城市商業銀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過其他企業或機構的間接持股，地方政府對城市商業銀行擁有絕對控制權。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城市商業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人選，讓這些銀行實際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過本地城市商業銀行獲取資金的方法主要是兩類，一類是指導性貸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銀行向本市政府所屬的投資平台公司定向貸款；另一類是讓本地銀行認購本地政府發行的債券。上述調查發現，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過於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項目，而這些項目主要面向當地的房地產開發。這就是中國地方銀行典型的官辦官用特徵。 那地方政府發行的海量債券，都是誰認購的？由於地方政府無權對中央所屬的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下令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所以，這些認購本地政府債券的銀行，都是當地的城市銀行。財政部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中心今年6月3日發表的《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報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債券持有者，81.52%是銀行，所持地方政府債券的餘額達到34萬億。 從此節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個結論：其一，地方政府的40萬億債務當中，本地城市銀行接下了85%；其二，中國銀行業的全部債券購買餘額67萬億當中，單是城市銀行認購的地方政府債券就佔了51%，而這些地方政府債券只是在「以新換舊」，卻永不歸還；其三，如果以城市銀行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總資產規模16%來估計，城市銀行的居民存款總額不過23萬億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債券從地方銀行拿走的錢卻高達34萬億。因此，地方銀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國金融危機2.0版 中共政權現在的維持，其秘訣就是吞噬民眾的存款，因為銀行都是各級政府辦的，政府從銀行里拿錢，就跟從ATM機裡面取錢一樣隨便。但這樣的日子還能維持多久？ 中國的地方政府辦銀行、銀行充當政府的ATM，必然會出現一種雙重效果：地方銀行可以讓地方政府的房地產開發如虎添翼；同時也會促成房地產的過度開放，進而把地方銀行拖進深淵。現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在財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辦法就是繼續掏空銀行，就這樣，中共的財政危機被轉化成了銀行系統的危機，即潛在的金融危機。 在中國，既然財政危機可以轉嫁給銀行，所以，財政危機就不算是最後的危機。那什麼是中國最後的危機呢？就是銀行成批地倒下來，那就沒有可以挽救的餘地了，因為銀行系統是中共最後的金融依靠。什麼時候中國的金融危機會爆發？時間點應該不遠了，中國金融危機2.0版已即將來臨。 講到中國金融危機2.0版，勢必要對比中國金融危機1.0版。但中國民眾普遍不知道這金融危機1.0版，因為那屬於政府機密，從不讓國人知道；而各國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也從沒討論過它。實際上，對比這兩次金融危機的成因、特徵和結局，對於理解中國未來的經濟前景，相當重要。 中國金融危機1.0版發生在1996年，這場危機的處理，使中國避開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迎來了後來的經濟繁榮；然而，那場金融危機的成因，也預示著中國金融危機的2.0版的發生。 1996年中國的絕大部分工商企業都是國有企業，由於幾十年來始終經營效率差，負債越來越高。當時中國只有四家大型國有銀行，負責為所有國有企業「輸血」。到1994年底，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83% 。這樣高的資產負債率意味著，大部分國有企業瀕臨破產的邊緣；同時，背著國有企業「包袱」的國有銀行也陷入了危險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國的四大銀行貸款總額當中，20%已成為壞賬，若加上逾期的獃滯貸款，將近70%的貸款都已無法歸還。當時四大銀行的貸款壞帳為4,300多億，而四大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這四大銀行已嚴重地資不抵債，即將破產。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國有工商企業不但早已停止償還貸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銀行利息達1千多億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國的銀行系統全面虧損 。 銀行本應用每年提取的壞賬準備金來支付壞賬損失，但當年中國的四大銀行的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 ；因此，面對巨額的壞賬損失，銀行只能用自有資本墊支，結果1994年中國的國家銀行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自有資本減少 。按此趨勢走下去，銀行系統不久就會破產。當時有學者指出，「居民才是銀行信貸風險與損失的最終承擔者。四大銀行在資不抵債的情況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出現金融危機」。這就是中國金融危機1.0版的真相。 現在，類似的局面似乎又開始冒頭了。我在《中國的銀行業正陷入危機》一文中已介紹，2023年底國有銀行的凈息差已跌破1.5% ，進入了危險區間。造成這一危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銀行系統背負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令銀行不勝負荷；而中國經濟進入長期衰退之後，中央銀行只能壓低利率，則是又一個原因。 除了銀行的凈息差低到銀行只能降薪裁員，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6萬億，其實也是一個潛在金融危機的徵兆。很多人以為，這是救經濟的舉措；事實上，這6萬億是為了把地方政府融資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債務，轉到地方財政的名下，由地方財政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直接拖垮銀行。由此可見，地方政府融資公司那65萬億債務，已到了倒賬在即的地步，隨時會威脅到銀行系統的生存。 中國的上一輪金融危機，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謂的國有企業「吃光了財政吃銀行」，銀行的自有資本被國有企業吞噬。而這一輪潛在的金融危機，其根源仍然還是制度性的，除了國有企業繼續「吃銀行」之外，還填了一個新的威脅，那就是「財政吃銀行」。如今所謂的「財政吃銀行」，不只是「地方財政吃銀行」，連中央政府發現國債，也靠銀行認購。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潛在的金融危機不易化解。 中國度過上一輪金融危機，靠的是三個辦法，即國企私有化（甩掉銀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資。而在這一次金融危機面前，中國不能再如法炮製了。首先，現在的國有大型企業都是壟斷性的戰略產業，無法私有化；其次，美中關係的惡化，使中國無法再靠不斷快速增長的大量出口來拉動經濟；再次，現在外資基本上已停止進入中國市場，這種局面受到美中關係的影響，可能不會改變了。 中國面臨上一次金融危機時，還比較幸運，因為有各種機會可以利用，這些機會主要是外貿擴張和外資湧入；而這一次金融危機來臨時，這些機會都已經消失。那中國政府還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緩解金融危機的辦法嗎？筆者對此表示懷疑，顯然，中國那脆弱的銀行體系可能動搖中國的穩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銀行是絕大多數中國家庭存放財產的最後「安全港」。2019年之前，房地產泡沫的膨脹已經造成了銀行業普遍的壓力；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的中國經濟衰退，再度重壓銀行系統，現在中國的銀行業已經陷入了危險境地。由於很少有人了解銀行系統的運營狀況，本文為讀者們剖析一下，中國的銀行業危機因何而來。簡言之，這場即將到來的銀行業危機，是各級政府共同造成的；而金融危機則預示著中國不久的將來會「暴雨欲來風滿樓」。 一、銀行界起風潮：裁員降薪、高管求辭 最近中國的上市公司陸續公布上半年財務報告，有媒體發現了一個重要現象，那就是，銀行出大問題了。《中國基金報》9月3日率先報道，《北京商報》9月4日也跟進報道說，中國所有銀行總共255萬員工中，有42家上市銀行的員工數量半年內減少4萬人，其中國有的六大銀行減員超2萬人，其他中型銀行裁員2萬人；同時，銀行業今年上半年薪酬比去年上半年平均下降5,321元，平均每個月降薪887元。 這裡需要特別說明三點。第一，銀行當中的上市銀行，都是規模大、服務範圍廣的金融行業佼佼者。當這些佼佼者開始裁員降薪時，規模小的地方銀行的情形可能就更糟了。 第二，銀行往往是上半年發上一年的年終獎，銀行員工今年上半年的薪酬包括了年終獎。而結果是，正常薪資加上年終獎，銀行員工今年人均比去年同期少了五千多元，這顯然是銀行經營艱難的徵兆。 第三，這條消息中提到的國有的六大銀行，都是中國金融界的巨無霸，業務覆蓋全國，其中的「領頭羊」中國工商銀行乃資產規模排名世界第一的超級大型銀行。這六大國有銀行的放貸規模佔中國銀行業的六七成，它們尚且要裁員2萬人，說明這些巨無霸銀行同樣與中小型銀行一樣，經營不佳。 代表著中國金融業危機徵兆的另一個信號是，最近一個月內，有超過1,100位上市公司的高管已經辭職，其中不乏董事長、副董事長或總經理級別的高管，其中一半是金融業高管，有的銀行居然多位高管同時提出辭職。中國的銀行都是政府設立的，分別由各級政府控股，董事長、副董事長和總經理都由他們的上級政府任命。銀行高管想辭職，必須向主管的政府部門遞交辭呈，已經得到批准的其實只佔一小部分，而多數想辭職的銀行高管卻未能獲准。因為中共高層考慮到，大量銀行業高管辭職，會引起社會恐慌，加速金融危機的到來。 現在銀行業大量高管害怕繼續留任會面臨銀行倒閉，他們可能因此而被追責坐牢，所以紛紛想在自己的銀行破產前開溜。那存款客戶怎麼辦？他們是不是把自己的存款轉移到「巨無霸」銀行去，相信那些銀行「大到不會倒」，如此便能保住自己金融資產的安全呢？銀行一向被視為「金飯碗」，如今高管紛紛求辭，員工降薪被裁，說明中國的銀行業確實出現了危險的警號。 二、銀行是如何生存的？ 最近兩年來，由於中國的經濟持續衰退，很多中小企業倒閉，業主把經營資金從日常運營中抽了出來，大筆存入了銀行。銀行收存了大量存款之後，是不是就安然無憂了呢？其實，銀行並非這些存款的主人，它們只是受存款人的委託，來運營這些資金。所以，對銀行來說，存戶的存款其實是銀行的負債，是銀行欠存戶的。而且，銀行收取了存戶的存款，就得付存款利息，對銀行來說，存款利息其實是銀行的成本開支，存款越多，成本越大。 銀行經營的收益，來自發放貸款所獲得的貸款利息。每家銀行都必須盡量為存戶的錢找到可靠的貸款客戶，按期收取貸款利息，這樣才能支付存款客戶的存款利息。銀行的日常運營還需要開支人事和辦公成本，當銀行的利息收入扣除了銀行的利息支出之後，剩餘的差額才能讓銀行有錢來維持日常的人事和辦公開支。 這個差額就是金融界通常所說的凈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其計算公式是：（銀行的全部利息收入 – 銀行的全部利息支出）/全部的生息資產。如果一家銀行的凈息差數額超過銀行的人事和辦公成本，銀行就有盈利；反之，如果凈息差數額小於銀行的人事和辦公成本，銀行就屬於虧損狀態。今年上半年中國的銀行界普遍降薪，就是因為大小銀行全面虧損，才不得不降薪裁員。 經濟繁榮時，市面上資金短缺，銀行的貸款利率會比較高，這時銀行的凈息差會相對高一些；然而，經濟蕭條時，絕大部分的貸款企業經營狀況惡化，難以承受貸款的高利息，中央銀行為了刺激經濟復甦，就會不斷降息，幫助企業降低利息成本。這樣的金融政策正好打痛銀行，銀行的利息收入會因為央行降息而不斷縮減。 按照國際銀行業的通常規律，銀行系統維持生存所需要的凈息差警戒線是1.8%，只要凈息差低於警戒線，銀行就會開始虧損。以中國的國有銀行為例，2022年1季度凈息差首次跌破2%之後，一路直線下落；到2023年第4季度，國有銀行的凈息差已跌破1.5%，進入了危險區間。今年上半年中國工商銀行的凈息差只剩1.43%了，下半年的數字還未出來，但肯定會更低。 銀行入不敷出，虧損嚴重，就會吞噬居民存款來求活。為什麼世界第一的超級大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的狀況也如此狼狽？因為，它還有另一個難以啟齒的造成制度性虧損的原因，那就是，它是國有銀行，其資金要服從中央政府的支配，而中央政府長期用中國工商銀行的居民存款，去補貼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集團，讓中國工商銀行壞賬高企，不堪賠累。 三、中國的銀行皆官辦 中國的銀行業有兩個特點，一是超大型銀行佔大頭，二是中國的銀行皆官辦。這種政府壟斷金融業的社會主義制度特徵，註定會葬送銀行業。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把所有的私營銀行都充公合併成官營銀行了。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為止，中國只有四家國有銀行，即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八十年代後期，中國出現了一些半官方背景的股份制銀行，這些銀行的誕生，並非民間行為，其組建和資金來源仍然有官方背景。 再後來，各級地方政府設立了許多地方銀行。這些地方銀行分為兩類，一類是城市商業銀行，另一類是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雖然數量很大，有幾千家，但都屬於局限於鄉村範圍的小區域銀行。 現在，真正在中國的銀行業里佔據重要地位的是6家大型國有銀行，12家股份制銀行和125家城市商業銀行。這125家城市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占銀行業的總資產規模，去年是16%；而國有的六大銀行占銀行業資產規模的六到七成。支撐中國經濟的，主要就是這幾家超大型銀行。 這些大型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和規模比較大的城市商業銀行，都是上市公司。但是，它們並非獨立運營的商業銀行。雖然它們通過上市，吸收了民間投資，有了非政府股東，但政府持股或國有金融機構持股的比例依然很高。 比如，中國工商銀行的股東結構是，中央匯金公司和財政部、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合計持股佔七成。中央匯金公司是中國政府操作外匯儲備的投資公司，它是中國工商銀行的第一大股東。中國工商銀行的第二大股東是中國財政部；第三大股東是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它對各家公有銀行都有資本投入。 由此可見，中國並沒有真正的獨立經營的商業銀行，幾乎所有銀行，不管大小，都是官方設立的，官股占重要部分；每家銀行的高管都由官方任命，為官方服務，政府要用錢，銀行必須給，而如果政府不還錢，銀行卻沒資格動問。每家銀行歸誰管，要看銀行的大小。超大型銀行都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城市商業銀行則由本地市政府控制。政府控制銀行，會最後要了銀行業的命。 四、「工商行」= 政府的ATM 官辦銀行如何為各級政府服務，下面以資產規模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國工商銀行（以下簡稱「工商行」）與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鐵路網之中國鐵路集團（以下簡稱「國鐵」）為例，加以說明。 「工商行」完全聽命於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則用這家銀行來支撐大批的全國壟斷型超大企業，比如中國鐵路集團、中國石油、中國石油化工，還有各大軍工集團等等。「工商行」一直奉命給這些壟斷性集團巨額貸款，動輒數千億，或者是奉命購買這些集團發行的債券，累以兆計。 中國是全球高鐵里程最長、運輸密度最高的國家，雖然中國政府修建高鐵網的目的不單純是經濟必要性，此外還有軍事等考量，但對「國鐵」的融資銀行「工商行」來講，「國鐵」的無利運營和巨額債務，始終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國鐵」今年上半年的財務報告顯示，營業總收入近6千億元，凈利潤卻只有千分之三，幾乎近於零。去年底中國的高鐵營業里程是4.5萬公里，但盈利的里程只有2,300公里，佔全部里程的6%。如此業績的「國鐵」集團，是如何不斷得到融資來擴張高鐵網路的？中共養活賠錢的「國鐵」之辦法，就是讓國有銀行充當政府的ATM，所以，「國鐵」可以不斷從銀行拿錢來「無利」運營，而全無還債之虞。 每次「國鐵」有一筆債務到期，國家發改委就發一個公文，規定由「工商行」等銀行認購「國鐵」的又一筆新債券，其中部分資金用來替換舊債，另一部分資金用於「國鐵」的日常運營和建設。就這樣，「工商行」奉命用買新債、頂舊債的方式，一直幫助「國鐵」不斷擴張，同時維持著「國鐵」的無利運營。 「國鐵」2022年的債券餘額是1.8萬億，長期借款是2.75萬億。這4.6萬億的銀行債務，「國鐵」既沒能力還，也不想還。而「工商行」2023年的貸款餘額26萬億當中，「國鐵」一家的長期借款餘額，就占「工商行」全部貸款餘額的10.6%；「國鐵」的債券餘額更是占「工商行」承購債券餘額的36.1%。 「國鐵」欠「工商行」的貸款和債券合計已達到4.6萬億，而「國鐵」基本是零利潤，完全不可能償還銀行貸款或債券，所以，「國鐵」只能持續不斷地借新債還舊債。這4.6萬億的銀行債務，就相當於「國鐵」對「工商行」的「千年不賴，萬年不還」之巨額壞賬，也意味著同等數額的居民存款，其實已經化為烏有。 從金融的角度看，「工商行」因為承擔著「國鐵」債務的不斷攀升，銀根就不斷受到擠壓。「工商行」同時還負擔著象「國鐵」一樣的上百家國有壟斷性大企業集團的同類巨額債務，再加上一萬多億失敗的晶片開放項目投資，這樣的銀行能不出問題嗎？中國的銀行業出問題，是早晚的事，不出問題才奇怪呢。 五、「一手好牌打稀爛」，還是「一手爛牌裝好牌」？ 中國人最近經常有人講，習近平是「一手好牌打稀爛」，所以造成了今天的這種危險局面。其實，中共並非「一手好牌打稀爛」，而是「一手爛牌裝好牌」。所謂的「一手爛牌裝好牌」就是，中共的官辦銀行制度和政府不斷巨額挪用銀行資金的做法，明明是「擺爛」之舉動，中共卻假裝是「一手好牌」。 當大型銀行長期「輸血」大型壟斷型工業企業，城市商業銀行則持續「輸血」當地政府，這樣的制度型政府行為已成積年惡習時，這些壟斷型的企業集團或地方政府，都是債多不愁之「老賴」，它們永遠都用新債頂舊債。政府擔保的一筆債券到期了，它就下一紙公文，再發一筆新債，原來欠一千億，現在公文寫兩千億，讓政府自己控制的銀行認購。債滾債，理還亂，銀行存戶的錢就這樣源源不斷流到政府手裡，用掉不還了。 越是大銀行，由政府造成的資產壞賬就越大越多。現在這些壞賬都掛在賬面上，銀行根本沒能力用資產減值準備金去對沖，因為，壞賬多達上百萬億。我在自由亞洲電台剛發表的《中國股市的最後一波起飛？》一文中指出，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餘額大體相當於中國GDP的數額。其中，單是地方政府設立的本地城建融資平台公司未償還的銀行債務就達到65萬億，地方政府對銀行欠下的政府債券還有幾十萬億，地方政府的債務總共相當於中國GDP的85%。 既然這些壞賬已經達到上百萬億的規模了，而銀行的資產減值準備金僅及壞賬的百分之一而已，所以，銀行實際上已經再也不可能消化如此巨額的壞賬了，它們只能一面耗盡儲戶存款，一面維持著政府債務不致於立即崩盤。有關中國的龐大國家債務數額，很多國外研究者只是拿這個數額與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作對比，但這樣的對比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中國獨有的事實，即中國政府的巨額債務已經轉移給了全國的銀行系統，造成了潛在的金融危機。 中國的大中小銀行之壞賬高築，意味著各家銀行可以使用的對民間中小企業的貸款資源在不斷枯竭，因此，中共通過銀行來拉動經濟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而經濟越差，銀行的壞賬就加速堆疊，銀行撐不下去時，那一定是儲戶倒霉。所謂的儲戶倒霉，就是居民保命用的最後之金融資產化為烏有，只剩下存摺上的一個虛擬數字。 中共模式的「政府辦銀行、銀行充當政府的ATM」，必然會造成一種雙重效果。銀行可以讓政府的房地產開發或盲目的高鐵擴建如虎添翼；但同時也會促成房地產和高鐵的過度開發，進而把銀行拖進深淵。從中就可以看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真正失敗之處了。 改革之前，中國的銀行也是官辦的，銀行的信貸資金來源一靠財政撥款，二靠財政性存款和國營企事業單位的存款。這種金融架構當時在中國被稱為「大財政、小銀行」模式。如今，中國的金融架構已經形式上改成了「小財政、大銀行」模式。然而，財力有限的各級政府，卻能把銀行里的居民存款，當作自己可以任意揮霍的資金來用。這種「官吃銀行」或「官府吞噬銀行存款」的社會主義制度運營模式，正在迅速掏空銀行里的居民存款，進而掏空支撐政權的最後支柱—銀行系統。 正所謂，如今莫談改革好，且看銀行幾多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九月下旬中國政府決定讓央行投放貸款來拉動股市，一批年青的股民衝進了股市，上證指數一度暴漲數日。一個月過去了，上證指數從3,490的短期最高點，現在躺平在3,300點左右，已然失去了活力。這番官方發動的股市拉抬計劃究竟有什麼目的，大量持股的基金和企業如何因應，股民又面臨何等局面，未來中國的股市乃至經濟將面臨什麼樣的前景，本文試做分析。 一、中國股市為何暴沖？ 在自由經濟國家，股市大體上是經濟動向的晴雨表。數年來，中國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股市卻在一個月前突然開始起跳。為何如此？不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改善了，而恰恰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好，中國股市這次才會起跳。這種「股市特色」證明，中國的股市並非正常的企業經營狀況基本面的反映，而是被政府操縱著上下震蕩。 代表中國股市的上證指數2007年以前一直不到兩千點，2007年短暫跳到五千點，以後就一路下行；從2015年開始，一直徘徊在三千點上下，十年之後，今年8月跌到了兩千七百點以下。由於外資紛紛撤出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的金融投資，股市一蹶不振。 於是，今年9月中旬中共高層下令，一定要拉抬股市，重新把外資吸進來。中國政府選在今年10月1日的國慶長假之前，開始了人為拉抬股市的大動作。其設想是，把股市拉起來以後，在國慶長假期間證券業停止交易，股市指數可以形成一個「長紅」十天的假象。 其具體做法是，讓中央銀行對上市公司和金融界提供資金，一下子投入八千億人民幣，讓基金、債券公司、證券公司、保險公司都來炒股票，還讓上市公司回購股票來托市。結果，從9月24日開始，上證指數從兩千七百點跳到了三千三百點。這種操作，全世界只有中國政府才會如此選擇。 中國的上市公司現在都處在財務困境當中，既有經營虧損，又有債務到期，它們當然想把股價拉高，趁機出貨，撈一筆現金。雖然證券監管部門不許上市公司大筆拋售持股，但上市公司把自己的股票賣給已經拿到中央銀行融資的私募基金公司，再讓私募基金公司去操作拋售，這樣表面上就不算違規了。 10月4日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舉辦了研討會，榮鼎諮詢公司（Rhodium Group）中國市場研究主管洛根·懷特（Logan Wright）認為，這次中共的刺激措施主要的目的是改變股市的市場預期，而不是改變經濟走向，核心在於，是想通過政策信號來吸引外資。 二、「擊鼓傳花」沒下家 國外的金融投資機構近一年來已基本上不碰中國了，但中共玩的這一招托市，還是會騙到一些外資。9月30日《華爾街日報》報道，華爾街的大投行之一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有個投資顧問說，「過去48小時內，我關於中國的Zoom通話比2024年全年還多。」許多投資者紛紛跟他開Zoom會議，討論的話題是，到底這是個機會，還是個陷阱。認為可能是機會的人，其實並不懂中國經濟，而是抱著一種Fear of Missing out (FOMO，害怕錯過）的心理。 但講風涼話的外資公司也很多。比如，10月1日《華爾街日報》報道說，美國加州的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的中國研究主管Nick Borst表示，現在進場買中國股票的風險在於，當前引導中國市場的是希望而不是事實。這句話的意思是，大家投機的不過是一個中國經濟可能復甦的幻覺，而中國經濟的事實恰好相反。 旅美經濟學家Davy Huang則認為，中國單純的股市大漲，其實是一個人造牛市，它跟經濟沒一點關係；股市本應為企業融資提供資金，但中國股市大漲，上市公司和金融機構這些大戶趁機把資金從股市上掏走後，根本沒把這些錢用到實體經濟里。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日本的著名投行野村（Nomura）證券發出警告說，中國股市這次過往16年來最大的一次反彈，可能會轉為崩盤。這種結果的「概率」，可能比更樂觀的情況要高得多。 看來，在中國的證券市場上吃足苦頭的外資，雖然有一點試探性操作，卻並未大舉入場，現在外資在中國股市和債市的佔比僅3%到4%。中共指望拉抬股市引誘外資進場的企圖，似乎基本上落空了。沒有大量外資爭購股票，中國股市就只能靠散戶來維持這一輪股價「起飛」了。 當大批年青的股民衝進股市之後，上市公司和金融機構等大戶就趁機拋售所持股票，讓散戶接盤。一開始的幾天里，上證指數的確起飛了。但是，中國股市上散戶的小額資金並不足以支撐股價的持續上漲。隨後，在搶進的散戶陸續接盤之時，股價便開始回跌，把新進散戶套牢了。這就是最近幾天上證指數平平不動的原因，因為被套牢的散戶把潛在入場者的預期撕碎了。而沒有連續不斷的入場資金，股市上的「擊鼓傳花」遊戲就找不到下家了。 三、中國股市暗語：「武則天守寡」 中國人當中，有一些人進場買股票；同時，也有很多講風涼話的。在中國，經濟學家或股評人要是在這波「政策市」當中唱衰股市行情，會被當局懲處。9月30日有人匿名在網上發了一篇文章《股市瘋狂背後的社會心態》，此文馬上就被中共的互聯網管控機構封殺。 既然中國人不能公開批評當局的股市新政策，有人便用隱喻來表達相同的意思。前幾天中國的互聯網上流傳著一個關於當下股市的暗語，用的是中國唐朝時候的典故，還是句歇後語，即「武則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 唐朝的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任皇帝，他的皇后姓武，原系唐高宗李治之父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唐太宗去世後長子李治繼位，封父皇的妃子武氏為自己的皇后。唐高宗病弱，無力治理政事，皇后武氏總攬大權，後臨朝稱制，改名為曌（日月臨空之意），自立為武周皇帝，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獲得正史承認的女皇。她死前遺命改稱「則天大聖皇后」，故史上稱其為武則天。 用「武則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這一句歇後語，來比喻今天中國的股市，就是提醒大家，股市兇險，現在入市要小心。那篇被封殺《股市瘋狂背後的社會心態》提到，那些無知的股民在狂歡，證明了中國人還是那樣，「好了傷疤忘了痛，似乎什麼教訓都沒吸取」。這篇文章還說，「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狂歡，是因為所有人都吃不準，這樣的利好能持續多久……既然如此，那就趁現在趕緊行動，能套現的套現，能撈的撈一筆，誰不抓住這個機會，才是傻瓜。」 其實，中共直接拿錢把股市拉起來以後，很多老股民和上市公司的想法一樣，都想把原來被套牢的股票趁機拋掉。這樣的股市「熱潮」能持續多久，是可想而知的。 四、各級政府越來越窮 中共當局之所以用央行的貸款來拉抬股市，乃是因為各級財政囊空如洗，連「吃飯錢」都不夠了，哪來多餘的資金去拉動經濟。 最近中共當局正在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隱性債務」。財政部在向全國人大作相關的專門報告時，披露了去年未被發現的8起隱性債務，數額達到幾百億元，涉及到湖北、廣西、陝西、江西等地方政府。這些案子如出一轍，地方財政沒錢了，逼當地的國有企業出錢開發土地和建設基礎設施，或者是逼當地的銀行替地方政府還債。 中國的各級政府已經欠下多少債？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去年地方政府設立的融資公司未償還的債務達到65兆，加上地方政府直接欠下的債券，地方政府的債務總共相當於中國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餘額大體相當於中國GDP的數額。 一個國家的各級政府之債務餘額佔GDP的比重，可以衡量總的政府債務水平，這個指標國際通行的警戒線是60%。而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規模已經超過100%了。地方政府還製造了很多隱藏起來的債務，到底有多大，中央政府也沒辦法完全掌握。 現在中共的各級地方財政都入不敷出，嚴重依賴中央財政補貼，而中央財政也沒錢幫地方政府還債，何況債務規模大到跟GDP的規模一樣大。這樣的債務規模之含義是，全體中國人一整年不領一分錢薪水，也不領一分錢養老金，才能把各級政府的巨額債務償還。實際上，中共現在已經到了債重如山，永難還債的地步了。 面對這種局面，中共除了讓各級政府機構裁撤冗員，最近還對大型國有企業的主管級人員開刀了。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個新政策，大型國企的主管人員每年實行末尾淘汰制，不管經濟如何蕭條，這些企業的各級主管幹部一律人人打分，排名最後10%的捲鋪蓋走人。中共這麼做，就是因為國有企業也債務成山，只能裁掉主管幹部來省錢。 五、銀行成為最後的支柱 中共政權現在之所以還沒破產，它混日子的秘訣是吃民眾的存款，因為銀行都是各級政府辦的，政府從銀行里拿錢，就跟從ATM機里取錢一樣隨便。中國有六大全國性國有大銀行，還有一百多家地方政府辦的城市商業銀行，這些銀行全都被各級政府掏空了。 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雖然無法指使中央政府掌控的全國性大銀行，但地方政府有各自的地方銀行可以隨時掏空，因為這些地方上的城市商業銀行本來就是當地政府所創辦，各家城市商業銀行的高管也由本地政府任免。 政府從銀行拿錢，是永遠不還的，也沒錢還，中共的各級政府多年來就是靠掏空銀行的居民存款活下來的。在中國，既然財政危機可以轉嫁給銀行，財政危機就不能算是最後的危機。中國真正的最後危機，其實是銀行瀕臨系統破產。由於銀行系統是中共最後的融資依靠，則各級政府和大型國企拖欠各家銀行的巨額債務，早晚會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當局能夠用來刺激股市的資金越來越短拙；何況，這次的股市刺激政策看來只產生了不到十天的拉抬作用，中國股市就微瀾不動了。很可能，將來的經濟史家會如此記錄：2024年，中國股市經歷了短暫的最後一波起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