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筆名：肅生

第七集

鹼水炒飯

由於糧食緊張，那時是沒有人家晚上捨得把剩下的飯菜倒掉的。一般都不會有飯菜是吃飽後剩下的，都是省下來留著第二天早上吃的。留下的飯食其它季節還好辦，到了夏季一夜過來就容易餿掉了。儘管都會想辦法把盛著飯、粥的鍋碗用冷水冰著，但餿了的情況還是時時碰上。稍微有些餿味的，人們還是吃了的，餿得出水了就不敢吃了，只得忍痛倒給豬、雞吃。

父親因為有軍人的戰爭期間的艱苦經歷，飯量也大，所以什麼都吃，就是一般人叫做的「嘴辣」，只要能填肚子。所以餿掉的飯也好粥也好，只要是食物，他都從不捨得倒掉。一天早晨，頭天晚上的大半碗飯餿了，已經不再是那種黏糊糊的，而是已經出水了，聞起來酸味很濃。父親把飯倒在鍋里炒，越炒水越多、越酸，父親就化了一點鹼水倒進去，酸味似乎沒了，飯也成了黃色。這碗飯吃下去不一會兒，父親就肚子痛得厲害，滿頭汗水，顯然是食物中毒了。母親、姐姐和我急忙借了一輛小板車拉上父親送到醫院。還好，經過治療下午就回家了。自此，餿得厲害的飯食父親再也不敢吃了。

各種票證

那時候，糧油供應計劃是寫在摺子上的，買其它計劃供應的物品就要憑票了。買布要布票是從我記事到離開和縣一貫如此的，居民每人每年大約是三、四尺，反正是成人做一件褲子都緊巴巴的，做一件褂子根本就不夠。所以，小孩子過年時有一件新衣服那是再開心不過的。農村的農民靠隊里超額和自家的棉花出售折換一些布票，這種布票叫做「獎勵布票」，能換來的布票也是很少的，多數人家都是悄悄地賣掉，換點錢買買鹽、肥皂、醬油，所以很多人都是穿家機布做的衣服。

六六年文革開始後，逐漸地就什麼都要憑票購買了。當時最主要的票證除了布票就是糧票。糧票有三大類，主要的是「安徽省地方糧票」，由單位出具證明，寫明理由，憑計劃摺子到糧站兌換，可以在省內使用。一類是「全國通用糧票」，這類糧票兌換時還要按比例扣除油計劃，還需要到外地出差的證明。還有一類就是生產隊完成糧食、棉花定購任務超額的部分給予的「獎勵糧票」，可以在本縣內使用。糧票很少用來在糧站買糧，因為離家在飯店吃飯必須要糧票，出差、出行在外哪怕錢充足，沒糧票也是吃不上飯的，在飯店買燒餅、油條、饃饃沒糧票也是不行的。

好幾年當中，幾乎一切生活品都是憑票才能買到。有肥皂票、豆腐票、煤油票、煤票（後來也用摺子）、糖票、火柴票、酒票、煙票、肉票，甚至草紙票。那時的肥皂票少的時候一戶每月只有半塊「普通肥皂」（肥皂上有模子倒出來的這四個字），有時候是一塊棉油皂。

糖票只有在中國新年的時候能買到白砂糖，一戶大概在一到二斤的樣子。平時的糖票只能買到黑糖和紅砂糖，黑糖有時候不要票，糖票一般是一個季度發一次。順便說一下那時的糖果。商店裡賣糖果是六二六三年才有的。大多數是黑糖制出來的，深褐色，像老抽樣的，一分錢一顆，小一點的一分錢兩粒，吃起來有苦尾子。紅糖制出來的糖果是蜜黃色的，三分錢兩顆。七十年代初期有白糖糖果了，兩分錢一顆。奶糖很少見，大城市是有的，很多上海下放的知青探親回來都把奶糖當重禮送人，那時小孩子手上有兩顆奶糖都是在小夥伴中值得炫耀的事。

酒票只有在中國新年（有時還有端午、中秋）才發一下，一戶一斤或兩斤，能買的是瓶裝60度的糧食白酒或白乾酒，糧食白酒一塊錢一瓶，白乾酒八毛五一瓶。平時可以到雜貨店打到散裝的山芋干酒，也是60度的，八毛錢一斤，特別上頭，既辣喉嚨又燒胃。那時似乎只有買鹽不要票，鹽是那種海灘上曬出來的大子鹽，買回來要在小碓窩裡舂一下才好燒菜，有的時候裡面含的沙土太多，只能化成鹽水用。

二舅的女婿在南京下關碼頭工作，過年回來帶上一點細鹽，那是很金貴的東西。二舅母給我家分上幾小勺，母親用一個小瓶子裝起來特意留著，只有拌好一些的冷盤時才捨得灑一點點。記得每月月頭的時候，街道會計是最忙的，家家戶戶都要到街道居委會辦公的地方或者會計家裡領票。各種票按每家的人頭一戶戶地登記、清點、發放，會計不敢有一毫大意，要是給誰發少了一張票那可是大麻煩。

家機布

六七十年代，布料都是嚴格地按計劃供應，必須有布票才能在商店買到布。城鎮居民一個人一年的布票只有三尺到四尺（一年發一次），而且布幅還很窄，一般都是二尺六寸或二尺八寸。一個人一年的布票只能做一條褲子，基本上不夠做一件上衣，褲子口袋和上衣內口袋用的還都是舊衣服拆出來的布。不只是買布料要布票，買襪子、買布鞋也要布票。

農村人沒有布票計劃，要靠生產隊賣棉花的超定額部分才得到獎勵布票。布票太緊張了，太多的人衣服都是補丁加補丁，褲子的屁股、膝蓋，上衣的領子、袖口、肩膀是最多見的打補丁的地方。襪子很少有不打襪底的，在襪子的前掌用布縫上一層底叫做打半底，整個襪底都用布縫底的叫做打全底。襪後跟是襪子最容易磨通的，後跟打補丁也是最多的。至於穿的布鞋，大腳趾頭伸在外面的，大街上隨處可見。

儘管人們的衣服都是縫縫補補又一年，單靠布票還是讓很多人穿不上衣服，無論農村的農民還是城裡居民都一樣。所以很多人家要靠買或者請人加工家機布來做衣服，那時，農村有些人家還有老式織布機。白天都要下田幹活，陰雨天和夜晚就是織布的手藝人忙碌的時候。這些織布的人叫做機匠，他們織出的布除了保自家用，如果生產隊分的和自留地收的棉花還有富餘，就織了布悄悄地賣掉。

機匠更多的是幫人加工，通常是各家自己紡出紗錠，帶著紗錠去請機匠織成布。那時城裡居民家和農戶幾乎家家都有紡車，我家也有，我們全家人都會紡紗。有好幾年家裡都是用紗錠到城南請人加工家機布做衣服的，有家機布做的新衣服對我來說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家機布因為是用紡車手工紡的紗，所以粗細不是很勻，而且勁道也比機器紡出來的差不少，這就決定了家機布布面比較粗糙，不耐磨，而且縮水比較大。新布料在做衣服前都先要用開水燙一下縮個水，儘管這樣，原來按身材做出來的衣服，哪怕放了尺寸，幾水一洗都會縮不少，褲子經常洗幾水就要加褲腳。紡紗的質量和機匠的技術也影響著縮水率，家機布做外罩衣褲還要染色。

和城在油坊巷的南頭、和中東院牆隔一條路的地方有一個染坊，每到晴天時，外面的曬場的木架上就會曬著染成黑色、深藍色、紫色的布。不送到染坊加工，自家裡也能染，五金店有袋裝的染料賣。無論是染坊加工的還是自家染的，家機布的落色都很厲害，洗衣服時這些染出來的家機布衣服都要單獨洗。那時，就是在布店買的深色的布料也都落色，當然比染色後的家機布要好不少。那時，家機布不僅是用來做衣服，很多人家的墊單、被單里子、枕套也都用的是家機布。

擠  功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由於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產品的嚴重匱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很多情況下人們買東西都要排隊。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根本就沒東西賣，所以也就談不到什麼排隊的事。

後來買東西只要是要排隊的，就一定會擁擠。排隊只是在營業員、售票員還沒有開窗收錢的時候還像那麼回事，只要窗口一打開，原本還排著隊的人就會一哄而上，一個一尺見方的收錢、出票窗口頓時就能伸進去四五個捏著錢、票的拳頭。買肉、買電影票、買車票以至在糧站憑計劃摺子買糧油，無一不要排隊，無一不出現擁擠。那時排個隊排上一兩個小時是常態，排上兩三個小時的也不少，至於買稀罕一些的東西甚至能排個通夜。

那時儘管城鎮居民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票，無奈一個縣城只有一個在新菜市裡的屬於縣食品公司的豬肉供應點，都是清早上售賣，當天宰的豬賣完就收攤子。這個供應點只有一個收錢和肉票取飛子（在肉案那裡稱肉的紙票）的窗口，是一個木板釘的崗亭。每天供應的肉量有限，時常排隊排著排著就會有肉案前的師傅跑到亭子外面對里喊，「沒肉了，不要開飛子了！」很多人為了能買到肉、買到好那麼一點點的肉，常常是凌晨三四點就去排隊了，爭取排在最前面，有的還帶著小板凳坐在隊伍里。不過，一到了售票的、割肉的上班的時候，人們馬上就不管不顧地涌到了窗口跟前，除了排在最前面的那幾個人還有一點優勢外，其餘的就全靠擠了，每次都有人帶去的小籃子被擠扁了。

那時賣肉豬身子是連骨頭賣的，七毛三一斤，一塊肉割下來後還要搭上一些前槽肉、大骨頭或者皮皮掛掛的，越排到後面搭的越多。很多人家一次只捨得買上半斤斤把的肉，再一搭，就沒多少真正的肉了，所以誰都不想排在後面。當然，有關係的人也可以先給割肉的師傅打招呼，私下留一些好的肉，這樣的人也就不要排隊了。

買車票、買電影票也都是經常排得稍後些就買不到票，人們要麼提前早早去排隊，要麼就憑擠功擠到前面。其實到糧站買糧倒是不會出現貨源跟不上停止營業的情況，但去的稍遲排在後面也擔心下班關門買不上。哪怕就不是這樣，但人們擠慣了，也沒多少人管什麼秩序不秩序的。擠的時候也有人大叫著「排隊！排隊！」，也有高聲咒罵的，發生打架的事也不少。更多的是一個個擠得渾身大汗、扯破了衣服，但手上握著票、臉上帶著笑的成功者。

還有，每個排隊的地方結束後總會撿到一些紐扣，都是擠的時候從上衣上被扯下來的。也經常有人戴著的軍帽、像章（那時候人們胸口都要戴某主席的像章表忠心，像章有大有小、各式各樣）被人趁亂搶走。擠的人太多，戴的人經常沒感覺，就是發現被搶了，也找不到搶的人，哪怕看到了搶的人也沒辦法回身擠出去再搶回來。

我那個時候已是半大小子，每當排隊的時候，別人不擠我也守規矩，一旦擠起來我也是當仁不讓。後來經驗也多起來，逢到買肉、買電影票（這是很少的，一是那時電影本來就很少，再是除了特別火的電影我都不去看，捨不得花錢）、買預售的車票，我都是找一件破舊的上衣，帶上一根繩子到時候捆在腰間束緊上衣，還把鞋帶系得緊緊地。擠的時候不是跟在人們後面朝前擠，而是插在窗口左右的側面，身子緊貼著牆，一隻手盡量朝著窗口伸著向中間擠。一旦手扣住窗口的邊沿，就一邊拚命拉一邊扭著身子把擋著我的人擠開。靠著這些招數，我買種種票幾乎沒空手而歸過。

牙粉和鹼

六十年代，牙膏很少，很多老年人早晨不刷牙，只是洗臉時用擦臉布把牙擦擦，再喝點水在喉嚨里哈那麼兩嗓子吐出來就完事了。父母多年的習慣，怎麼也要刷牙。牙刷有兩種，一種是竹子做的把，頭部鑽上幾排孔，穿上豬毛或者山羊毛用線在背面固定住。還有一種錢要貴些，是用骨頭做成的把。牙膏經常買不到，特別是六十年代中後期，幾乎就沒有賣的。

那時雜貨店裡有牙粉賣，是一種袋裝的白色的粉末。漱口時先把牙刷浸濕，再倒上一點點牙粉。這種牙粉的成分是什麼不知道，刷在嘴裡像糊糊，幾乎沒有泡沫，也沒什麼味道。有時候牙粉也買不到，就用鹽刷。把鹽碾成末，用濕牙刷輕輕蘸一點就行了。

六七十年代，肥皂是緊缺的物品。普通肥皂要憑票供應，經常是一家一個月只有半塊。有一段時間供應的是棉油皂，既不下臟，又不容易漂洗。好在那時候鹼還不怎麼緊缺，所以洗衣服經常是先用鹼水浸泡，淺色衣服的領口、袖口再打點肥皂

搓一下。不僅洗衣用鹼水，就是洗澡、洗頭也都是用鹼水，洗手就更不用說了。

手紙代用品

這裡回憶的事，人們一定覺得匪夷所思，然而卻是當年人們生活的真實。

六十年代後期是生活物資極為匱乏的時期，那時因很多工廠工人都激情高漲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中而停工停產，生活物資憑票供應的種類越來越多，連人們如廁用的草紙也成了緊缺的東西。當然雜貨店裡大白紙、大紅紙還是有的，那是「革命」需要的，刷大標語、貼大批判專欄必需要有這兩種紙，不然就會影響「革命」。不過這兩種紙做手紙就不合用了，大紅紙是落色的，總不能染一屁股的紅色，大白紙太薄太脆，稍用力紙就通掉了，最主要的是人們捨不得花一毛多點的錢來買一張紙。

那時草紙是不是也要憑票買已記不清了。記得的是，南門口雜貨店裡有個店員和母親是小時候在一起玩的老姊妹，有幾次，她走我家過，悄悄地告訴母親店裡到了幾刀草紙，母親就乘著早晚人很少的時候到店裡去買紙，還時常只能買半刀。我和父親沒草紙用，就用香煙紙、舊作業本、舊課本、我打草稿的廢紙對付著，有時也用寫春聯時裁下的一小塊一小塊的紅紙疊起來用背面，我還偷偷地把那些貼在牆上的大字報沒粘住的地方撕了下來帶回來裁了用。

接到的大小傳單可是好東西，我每次在城裡轉都會收到一些。這些紙比較光滑，用作手紙都要揉，每次如廁都要一邊蹲著，一邊在手上把紙揉成團再不斷地搓，揉搓軟了些再小心展開了用。那時的報紙只有機關、工廠、街道上有那麼一兩份，一般人也弄不回家，就是偶爾搞到幾張也不敢用作手紙，因為那時的報紙上某主席的照片和字眼也太多，誰用了保不定就突然成了「現行反革命」。

農村裡很多人進茅坑都是臨時在稻草堆上抽那麼一小緇，在手上折成一個小小的草鬏子，起身的時候，就用這東西擦幾下就完事了。農機廠宿舍門口旁有一個鄰近的農民家的茅坑，比較大一些，是磚頭砌的，一圈可以蹲兩三個人，我有時也去。那裡的圍牆邊上，經常有一小撮、一小撮的草鬏堆子，每過兩三天這家人就會把它們掃到一起，點把火燒掉。

有的人一時找不到稻草（麥秸不行），就從地上撿個土坷垃、碎磚塊到時候擦幾下。能從樹上摘幾片大的樹葉算是好東西，麻漿泡樹（學名構樹）的葉子就是最常用的。甚至還有撿一兩根小樹枝子到時候刮刮就起身走人的。我剛下放的時候還經常看到有人（基本上都是男的）在田埂上揪幾把青草跑到遠處田埂的下坡來大解的。七十年代初期，商店裡草紙才逐漸多了起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