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第四集
讨饭的妇女
六十年代头两三年的时候和县是见不到讨饭的，六零年还在大饥荒中，正在饿死人的高峰，自己都饿的活不下去了，哪有吃的给别人，自然也就没有讨饭的上门。再说，那时对讨饭的是严防严控的，多少人想出门讨饭也出不去。六一年，情况好了一点点，人们靠着挖野菜、熬糊糊终于能不那么挨饿了。
六二年，很多人家基本上能吃上饱饭了，不过白米饭还是不能常吃的。六三年，日子终于回到了正轨，一切都在逐步好起来。这时，讨饭的也多起来了，听口音几乎都是北方的，也就是和县人口中的“侉子”。偶尔也遇到个把从南乡上来的，似乎都是孤寡老人，不是实在没办法，和县人是拉不下这个面子的。一般在中国新年过后到四五月份这段“青黄不接”的时间讨饭的人要多一些，夏末秋初秋粮没收上来的时候也有一些。
那时讨饭的是真正的讨饭，只想着要一口吃的。有的站在人家门口低声说着“给点吃的吧”，边说还边躬身作着揖。有的敲着莲花落或打着快板，边敲打着边说着一些祝福语。莲花落在不少要饭的人手上常见，是一根一米多长的细竹竿，靠下的地方拴了几根彩色的布条和一两串串在一起的几枚铜钱，在腿上、手臂上、肩膀上敲打着发出很有节奏的哗啦啦的声音，这个节奏伴着他们口中的祝福语常常引来小家伙们的围观，这样主人家抹不开面子，多少就会给上一点吃的。
讨饭的人当中以妇女和年纪大一些的人居多，有的还在身后背着小孩，或者背着破烂的被子。好些次还见到她们把要来的干饭自己没吃就倒在手臂上挎着的小筲箕或小桶里，妇女这样做的要多不少。问她们怎么不吃，她们就告诉主人家，一道出来的还有小伢子，也有的说还有老上人，走不动，带点给他们吃。遇到有讨饭的上门，多数人家都会盛上半勺一勺的饭啊、粥啊、糊糊啊倒进他们的碗里，有的人心肠比较好，还夹上一些蔬菜、小菜给她们就饭。后来讨饭的越来越多起来，一些人家吃饭的时候就会把门关起来，一般来说不是主人家小气，因为自家口粮也紧张，给上他们一勺半勺的也是从家里人嘴里克扣下来的。这当中也不乏有的人家把他们轰走了的，恶劣些的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他们也不还嘴，只是默默地走向下一家。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号，这天是我的十岁生日，按照规矩，做整生日是做九不做十，因为九岁那年的生日其实是进入十岁了。六四年、六五年是老百姓日子过得最好的时候，人们从大饥荒中真正的复苏了。那天，母亲这边有走动的亲戚们都来了。家里特意备了一些菜，荤菜除了鸡鸭鱼之类的还设法买了两斤肉红烧了。我吃过饭，和几个表侄女在院子里站着正说着话，院子门口忽然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做做好事吧，给我女儿一点吃的吧。”
我转过身一看，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正站在离门两三步远的地方看着我们。她瘦条条的个子，脸上算是白皙，有些瘦，剪着齐耳短发，似乎有点见白，约莫四十来岁的样子，身上衣服虽然有点破，但收拾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和经常见到的那些讨饭的很有些不同。我们看着她，她又低低地说了一句：“给一点吃的吧。”侄女们都看着我，她们都比我大，最大的比我大了十几岁，但我是长辈，是表叔、表舅，又是在我家，她们都不好做主。我对两个大些的说，给她盛一碗饭来吧。那天客人有十几个，饭也煮得多，两个侄女似乎也想做点好事，就用中号的饭碗盛满了一碗扣在她的碗里。
这位妇女嘴里说着感谢的话，蹲下来把身后的孩子放下来，把碗凑在她的嘴边小心地向她嘴里扒拉着饭。这时，我不知怎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触动，又对大侄女说，去给她尖（和县方言，夹）两块肉来，再尖点别的菜，就说我讲的。她进了堂屋里从饭桌上夹了两块肉和一些别的菜用一个小碗端了来，我说就连碗给她吧，等会洗一下就是了。大约我们看着她干净整齐，也就没嫌弃她。她脸上似乎有一种诧异也有着激动，连连说着感谢的话，还特意对着我说，你好人有好报啊。我给她端了一个小板凳坐着，看着她一脸笑意的喂着自己的女儿。我又对她说，这肉你也吃一块。和县人家办喜庆的事，红烧肉是肯定要上桌的，而且块子也比较大，我想着一块肉她女儿足够了才这么说。
我们几个就这么看着她喂好了小家伙，好些菜都喂给了女儿，然后自己一口气吃完了剩下来的饭菜和一块肉。我又让一个侄女用刚才盛菜的碗给她倒了一碗开水，她在嘴边吹了几下给女儿喝了几口，自己才咕噜咕噜地喝干了。看她吃喝过了，脸上也有了神采，侄女们就问她是哪里的人。
我至今记得，她说她是苏北盱眙的。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是她从上衣里面掏出了一张证明给我们看，是当地为了她们这些人出门讨饭被查时特意开出来的身份证明和说明，上面写着盱眙，我不认识这两个字，读成了“于台”，她告诉我是“盱眙”，后来我又查了字典，所以印象很深。她说，夏天家里那边遭了灾，没办法才出来的。说话之间，她看到我家屋檐下的墙上挂着干扁豆，是做种用的。她看出来几个人中我是做主的，就对我说（似乎喊了我小少爷），能给点给我吗，我带回家去，明年春天就能种了，就有的吃了。我没有迟疑就让一个个子高的侄女摘下来一串递给她。她接过来又背上女儿，不住地躬着身子说着感谢的话就转身走了。
愤怒的男人
七五年，大约在初秋时节，一天上午九、十点钟光景，我正在新菜市口的小食业里打笏板（烧饼），只听得不远处东边的小市口方向传来一阵阵的起哄声。店里有两三个人正好手边没活，就三把两把地解下围腰跑了出去。
过了好一阵子，他们陆续回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刚才发生的事。他们说，刚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男人追着另一个男人疯跑，前面的男人头上脸上都是血，后面的男人只要一追上，揪住就是几拳。前面的男人也不还手，挣脱开了继续跑，跑了百来米终于窜进了县公安局的大门。后面的男人被值班的在大门前拦了下来，随即又有几个干事（当时对民警的称呼）把他围住，要把他抓起来。这个男人一下子蹲在地上捂着脸嚎啕大哭。
干事和围观的群众七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你在大街上把人打成这样是犯法的，人家是打不还手，你欺人太甚。男子边哭边说，我恨不得打死他，打死他活该，我找了他这么多年了，今天他落单了，给我逮到了。有干事问，你是哪里的，是干什么的。男人说，我家原来是城东大队（这个大队属城南公社，离小市口约莫六七里地）的，五八年，我招工到马钢公司，那时候，大炼钢铁，我没办法回家。我老婆一个人带着三个小的，最小的一岁多。
艰巨的时候，实在没得吃，找了些野菜在锅里煮。他是生产队长，看到我家在冒烟，就带着几个民兵到我家把野菜摢（方言，倒掉）掉了，锅也掼烂了，灶也推倒了，还不让食堂给打饭，我家四个人全饿死在他手上。说着，他又猛地站起来，边口里嚷嚷我非要打死他，边要往里冲。有干事把他抱住然后说，这里是公安局，不作兴打人的，你真想被关起来？闹腾了一会，好像是他的熟人来了，连拖带劝，干事们也纷纷说，算了算了，你真把他打死你自己也要犯法，今天的事就算了。他的熟人把他硬拖走了。店里的同事给我们叙说着他们看到的场景，有几个老师傅嘴里在嘟哝着，作孽啊，打死活该。
养禽畜
经过三年大饥荒，六二年以后，大家终于得以休养生息。农村包产到户，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上种上了麦子、山芋，也有芝麻、花生、棉花等等。无论城乡每家都养上了鸡，有的人家还养了鸭、鹅。
横江街居住的居民和生产队社员因为处在城乡结合部，房前屋后多少都有些空地，除了养些鸡鸭鹅，多数还养上了猪，一般是一头，少数人家也有养两头的。教门（和县人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的称呼）家里则养上了羊，多数是山羊。我家因紧靠河边，家里有个小院子，又有一块不到两分地的菜园。所以，在六二年到六六年间除了鸡鸭是必养的，也养过鹅，还每年养上一头猪，有两年还养过羊，有一年还养了两只。
家家都养禽畜，饲料就很紧张了。农村的家里还有粮食加工剩下的皮糠、麦麸，除了自家用，省下的就背到街上卖。那些年，粮食虽然多了许多，但还是很紧缺的，除了刚孵出来的鸡雏，没人家舍得用稻、麦、玉米喂禽畜。
我们家养的鸡晚上唤上笼的时候喂上一些麦麸、皮糠，白天就散养在屋前屋后，让牠们自己在垃圾堆边和地上刨小虫子、小蚯蚓。鹅、鸭子就赶到河里去，让牠们自己找食，晚上回笼时也喂些麦麸、皮糠。
春末到秋初这段时间，尤其是夏季，父亲、姐姐和我就到河里，有时也到附近的塘里摸河蚌、螺蛳。一些蛤蜊之类的和大点的螺蛳我们就做汤或炒着自己吃，河蚌劈开挑出肉切成条，小螺蛳砸碎了都抓给鸭子吃。天气冷，不能下水摸河蚌、螺蛳，就只好给鸭子喂些皮糠、麦麸。鹅则是吃拌上皮糠、麦麸的剁碎了的猪草和菜帮子。养的羊和猪，除了下雨天，姐姐和我就一早把牠们拉到离家不远的河堤上，选一块地方，钉下桩，拴好绳子，让他们自己吃草、觅食。不过这样肯定是不够的，晚上牵回来要喂饱牠们。于是，姐姐和我每天都要出去打猪草。除了在池塘、田埂边割挖青草外，主要的是在塘里捞浮萍、割水草。水草当中有野菱角的茎叶，还有一种像莼菜，也可能就是的。最多的是一种现在叫不上名字的水草，根扎在塘底，柔柔细细的茎上还有节，每节有好几寸长，节上长有像柳叶一样的叶子，我们都把它叫做猪草。春末到秋初，姐姐和我每天都要用竹竿绑上镰刀在水里把细茎割断，捞回来一大篮子或一大筐，剁碎了，傍晚拌上皮糠、麦麸就成了禽畜们的正餐。秋天，山芋、南瓜收上来了，藤子就成了最好的饲料。快到冬天的时候，为了给猪贴膘（让猪长肥些）也煮一些南瓜、山芋来喂。
虽然很多人家都养了鸡鸭，但蛋和鸡是舍不得吃的。鸡蛋偶尔炒上韭菜、洋葱或做一点蛋汤解解馋，剩下来都是攒着卖的。平时有客人上门，打上一两个蛋，泡上炒米，或下一点面条就是很好的招待了。特别尊贵的，打上三个鸡蛋，那是非常高的礼遇了。不过，客人只会吃两个，一定要留下一个，尽管恨不得一口再吞下去，但嘴上还是要不迭地说吃饱了、吃饱了。真有不客气吃了的，那是很丢面子的，被人看作不懂礼的馋鬼。平日能吃上鸡蛋的除非是产妇、病人，小孩子头打破了也会吃上鸡蛋补补。
当然，过年时家家都会煮一点五香蛋，那是一年一度的口福。那时中国新年给长辈拜年，礼物大多数都是包上十个鸡蛋，另加一斤一包的白糖或红糖。养的鸡各家也都是不舍得吃的，尤其是母鸡更要留着下蛋，所以寿命不长的就是那些公鸡了。春天，很多人家都自己家里孵小鸡，也有从炕坊买小鸡。养上几个月，到了梅雨季节时，小公鸡还没开始打鸣，留一两只做种公鸡，剩下的阉上两三只，留着养到中国新年炖汤，多了不行，没那么多饲料。其余的仔公鸡叫做梅鸡，卖上几只，家里也陆续红烧着吃上几只，那是我们童年时难得的美味。
我们家鸭养的不多，最多一年大概也就十来只，鹅更少，也就几只。秋天时，青草、河蚌、螺蛳少了，买饲料喂划不来，除了留几只冬天杀了腌起来，其余的陆续也就宰了，中秋节肯定是要吃红烧鸭的。
那时，宰年猪是中国新年前的盛事。进入腊月，陆陆续续地就有人家开始宰猪了。那几年，我们家除了有一年养的那只猪在夏天病死了，也有三四年宰过年猪。杀猪的那天，是小孩子最最开心的。一是门前人多热闹，二是可以饱餐一顿猪肉，三是有猪尿泡玩了（那时没气球，大人们就把猪膀胱吹上气，扎紧口，让小孩子们拍、踢着玩）。
和县的习俗，家家宰年猪都要请一些亲朋好友来家里喝猪汤，一般是用猪心肺、猪肚、前槽肉切块放在大锅里炖汤，大气一些的还会切上一两刀五花肉放进去，就这样白汤炖出来，好像客人们也不吃饭，来了只在锅里盛上一大碗吃吃喝喝，吃完也就走了。哦，宰一头猪还要缴三块钱的屠宰税。我家宰出来的猪肉一般都是自己家里留一半腌起来，另一半就卖了。其他人家也大多如此。
可惜，好日子不长。六六年以后，因怕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脚”，很多人家就不敢再养猪羊了。同时，粮食又紧张了，饲料更缺了。七十年代中期，“割资本主义尾巴”，连养鸡也只准每家两三只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