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第五集
瘟死的小鸡
在那个中共统治的年代，人们餐桌上的荤腥实在太少了，“三月不知肉味”是很多人家的真实写照。我家紧靠河边，朝南向农村去就是圩田，水塘、沟渠很多，鱼虾倒是常常能吃到，不过，那个时候人们最馋的还是肉。鸡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宰上只把老母鸡，也会烧上只把公鸡。那时的老母鸡是真的老，都是三四年不能生蛋的鸡，只要能生蛋就根本舍不得宰，要留着生蛋。鸡蛋家家都平时舍不得吃上一个，只有孕妇、生大病了的才吃得上一些补补身子。
大多数人家养鸡生的蛋都是留着的，或者凑上一些卖，或者在节日或者来客的时候炒上一碟，或者是用作过年节时拜节的礼品。农村人更是要留着卖了买盐、火柴、肥皂、香烟这些不可缺的日用品。那时还有一种生意人，叫做“收鸡蛋的”，专门挑着箩筐到乡下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收购鸡蛋挑到城里卖，差价最多一个一分钱。
平常要吃到鸡一是在梅雨季节，小公鸡长到七八两一斤多的样子，再养下去没那么多饲料，留下一两只做种公鸡，其余的卖掉几只，自家宰上一两只解解馋。那时吃得多的是瘟鸡。春天常发鸡瘟，只要哪家有了发瘟的鸡，周边人家的鸡就很难幸免。常常是一开春孵一窝鸡，或者买上炕坊里孵出来的二三十只鸡雏，到了春暖发鸡瘟的时候，小鸡死得只剩下几只了，上年留下来的老鸡也瘟。
一看到鸡冠发紫、嘴流口水，头耷拉着，就知道这鸡瘟了，好多人家看到这种情况，就急急忙忙地拎到街上卖。看到那已经撑不了多久的赶紧宰了放血。死了的也不会扔，宰了自家烧了吃。大人们看着鸡一只只的瘟掉心里极为难受，因为今年家里会少了不少日用钱，但小孩子们却觉得又能解解馋了。
有一年，一个邻居家一只小鸡瘟死了，也就鹌鹑那么大小，她家的三女儿蹲在河边，小心翼翼地清洗了，心、肝、鸡胗一样都没舍得扔，连鸡肠子都刮干净留下了，中午烧烧，一个人夹那么一丁点，成了姐妹弟弟四个人的美味。那时，不仅死鸡、死鸭是美味，死猪也都是解馋的。瘟猪肉、死猪肉不仅自家吃，还可以卖，卖得还很快。一次，河对面的一个汉子，是北方人，他不知从哪里捞来一只泡得发胀的死小猪，把内脏扒掉，把肉炖炖吃了，结果弄得隔了好几家的人都闻到臭烘烘的味道。
节约粮食和“八大两”
六九年以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在这以前，农民家的自留地已被收回生产队了，只在边边拐拐的地方给每家分了一小块菜地。生产队卖了公粮后，分给农民家里的人口粮和工分粮明显减少了，人口粮是按成人和小孩子分别定量的。横江一队、二队的状况在当时的和县农村中是算很好的了，成人一个人的人口粮原粮（指稻子、小麦，山芋等其它杂粮则折合成主粮）大概也就三百斤多一点，整劳力（指干一天农活得十分工的人。体弱的老人和一些不够强壮的妇女一天八、九分工，十几岁刚下地干活的一般五、六分工）一年下来的工分粮大约能有个一百几十斤。一斤稻能加工成七两多一点糙米，一斤小麦能加工八两的面粉，这样主粮肯定是不够吃的了。
那时，副食品太少，城镇居民每人一个月能发到半斤肉票。农民则连肉票都没有，一年除了过年有的生产队能宰上一两头猪外，平时能吃上一点点猪肉那几乎是可望不可求的事。菜油那时也很少，城镇居民才配给每人每月四两的计划，中国新年时还给每人发过半斤菜油、二两麻油的票，我家每月只有八两油的计划。很多人家炒菜时只是在锅底滴上一点点油，俗称“挠挠锅”，只是不让菜炒的时候巴在锅上，至于炒好的菜里是很难看到油星的。
无论是普通居民家还是农民家，那时炒菜都是靠棉籽油。就这种油，很多时候也只能倒一点点，为的是炒菜不巴锅。肉食、油脂吃得太少，人们的饭量就特别大，成年汉子和大姑娘、小媳妇通常一顿都能吃上斤把米的饭，而前几年白米饭顿顿吃饱的日子已经成了美好的回忆。农民家里三餐普遍是一干两稀，早晚都是搭着山芋、南瓜、胡萝卜、青菜煮着粥吃，中午饭也经常加着山芋、萝卜一起煮。
这时的城镇居民也被“响应号召”“节约粮食”了。那时，各家都有一个到粮站购买粮油的记录本，统一印制的，六十四开大小，牛皮纸封面，有二十几页。人们俗称之“计划折子”。街道会计每个月都要到派出所去，由他们对照户口册核一下人口增减、身份和年龄等变化，然后再到粮站核定每个人每月定量的粮食计划。那时的粮站全都是国营的，个人不得从事粮油交易。私下进行十几二十斤的粮食买卖，一旦被街道干部、民兵、群众积极分子，也包括红卫兵、群众专政队员发现，轻则没收，重则定为“投机倒把分子”受批斗、被监督，甚至被关押起来。
居民每家每月都要带着计划折子去上粮站好几次来买粮油。因为手里都没有多少现成的钱，凑了点钱就去买一次，几乎没什么人把全家一个月的粮油一次性买回来的。当然这说的是普通居民家庭，干部家和有工作能拿到工资的人家又另当别论了。计划折子上每月一页，上面登记好一家人家的计划总量，每次买粮油都要先在窗口排队，由粮站的业务员在折子上登记上这次买粮油的数量，还要盖上自己的私章，然后开票。买粮的人拿着票再到发米打油的地方用自家带去的口袋装米、装面，山芋干则是用篮子、筐子拎着，打油也都是自家带着油瓶的。
再来说说居民的“节约粮食”。六十年代的城镇普通居民和各行各业有工作的人都有粮食供应计划，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定额不同，小孩子计划定额每月是十二斤，小学生在十八到二十斤，初中学生二十四斤，高中生听说是二十八斤，成人二十八斤。干部好像是三十二斤。工厂工人按照工种，基本定量在三十斤到三十六斤，特殊工种比如锻工能有四十五斤的样子。
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国家号召节约粮食，其实就是直接在折子上扣除计划定额。成年居民扣四斤，初中生扣二到三斤。记得六九年以后的好几年，节约后的定额也不能都买到米，要搭杂粮。十斤计划只能买六斤米，再搭一斤面粉和三斤计划的山芋干，山芋干是一斤计划买三斤。粮食紧张又成了许多人家的最愁的事，尤其是家里半大孩子多的人家。
那时有人坐牢去了，人们就会说他是“吃八大两去了”。坐牢的释放出来后，也会被人指着“他吃过八大两”。“吃八大两”之所以成为坐牢的代称，是因为那时犯人的粮食计划供应的定量是每天八两。
吃不完的山芋南瓜
印象中，六十年代中晚两餐能吃上白米饭，也就是六三、六四、六五年的事，六六年上半年也还行。以后的几年，基本上是一半米面，一半杂粮，有些时候甚至是杂粮为主。那几年，城镇居民家要比农村家庭稍好些，家里有工人、干部（包括教师、医生）的更好些，但粮食计划也是不够的。工人、干部家有固定工资，可以买黑市粮。
黑市粮主要是农民家里为了弄点现钱购买其它日用品，硬从嘴里省下来的米、面和其它杂粮上街偷偷摸摸卖的。而农民和没工作的居民家就不得不主要以杂粮充饥。和县那里的杂粮主要是山芋、南瓜和苞谷、饭萝卜（即黄萝卜）。我们家和农民家包括境况差一些的普通居民家一样，早饭吃的都是煮山芋、山芋干、南瓜、苞谷和饭萝卜，好一点的是兑在一起煮粥；中午是饭，但上面还是要铺一层切成厚片的山芋或南瓜；晚上则是把山芋、南瓜、饭萝卜切成丁少掺一些米一起煮成饭。老的玉米磨成粉熬糊或者做成粑粑，嫩些的就直接煮熟啃着吃。
我们家因有后院菜地以及父亲从生产队分得的一小块菜地，这些杂粮都是自家收的，有时不够也买一些。其它居民家有的靠房前屋后种一点，多数还是要靠买的。这些杂粮里最难吃的是山芋干，因山芋时间放长了会烂，所以，一般都是把秋天收上来的一部分山芋刨成片晒干。
六九年以前，春天里青黄不接的时候，山芋干虽也是主要的杂粮，但基本上是当地农民家自己晒的，是放在簸箕、苇席、门板、棉萡（一种用荻苇杆编成的晒棉花的簾子）上晒出来的。六九年以后，粮站计划搭配的山芋干是北方调配过来的，大多数是直接在地里晒的，或是在晒的过程中淋了雨，或是没晒干就收储了，很多都是霉的，洗的时候两面用刀刮都不行，里面都霉透了。这样的山芋干煮出来汤水都是深灰色的，吃在嘴里发苦。就这样的山芋干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的早餐。
有一段时间，煮中饭的时候还把煮熟的山芋干捣碎了和在米里一起煮，煮出来饭是铁灰色的，虽然很难吃，但肚子总算能填饱。有南瓜、山芋、饭萝卜、苞谷吃，比起“三年艰巨”天天吃野草，这日子还是要好得多的。七二、七三年，不再搞“节约粮食”了，白米饭也就能经常吃了，当然，杂粮也还是要搭一些的。
干净的米缸
六十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很多居民家庭粮食一直都很紧张，农村更紧张。如果平时不算计着在煮饭、煮粥时多掺些山芋、萝卜、包谷等杂粮，到了月底那几天，就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个邻居家，月初计划折子上有粮可买，就贪图口腹之欲，常常煮白米饭吃，到了下半个月，特别是月底，家里就没粮了。快到中午做饭的时候，他家就安排一个人拎着筲箕到这家那家的借米，几乎把后街的家家户户都借遍了，而且都不是借了一次两次，常时借了又不还。大家看在老邻居的份上，特别是这家的老奶奶上门借的时候，抹不开面子，总会借给她一两斤。
那时，家家的粮食都金贵，借了一两次也就忍下了，长长久久地这样，大家都在心里厌烦。时时有人看到这家人提着筲箕过来，就赶紧把自家的门关起来，敲门也装着没听见。但这家人有个长处，就是爱干净，家里的地扫得干干净净，桌子也擦得一尘不染。一次，一个中年男人路过这家门口，随意地朝家里看了看，不由地自言自语说：“这家人家真干净。”这时正巧有个老人从对面走来，对他笑着说：“你没进去看，他家的米缸还要干净。”这句话自此成了邻居们私下里的笑谈。
拾煤渣和筢柴草
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无论城乡，家家户户的燃料都是稻草、麦秸、棉秸和田地里的枯藤和杂草。到了后期，城里居民才有了煤炭供应，不过供应量比较紧，很多人家都是白天才烧，晚上都灭了火，第二天早上再起火重新生煤炉，这样能省不少煤。进入七十年代，城里居民的煤炭供应才基本满足需要，农村人还是只能烧柴草。所以，在六十年代，解决燃料问题是各家各户都要想出办法的。
城里人只能到柴行（在新菜市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去买柴草，应该是大炼钢铁砍了很多树木的缘故，那时的木柴显得很少，多数是农村人挑上来的稻草和麦秸，这两样都不经烧，塞一把进锅膛里很快就化成了灰。山上割下来的荒草要好不少，经烧一些。棉秸最好，像烧树枝一样，火头足，剩下的炭火可以焐开水，冬天煨火坛子是最好的，但价格就贵不少，而且卖的人也不多，因为农村人自家也要烧，省一些挑进城卖是为了换一点钱家里日用。
柴草紧张，城里人只能在烧饭菜时生火，热水和开水都是到茶火炉子去打。一些机关单位和工厂有食堂的，也烧水供应给本单位的人家。
父亲六一年冬交乡管制期满后从高巷蔬菜队回到横江街，六五年又被下放到横江一队，这段时间成了无业居民。为了生活，在城南一带农村卖过油条，在街上挑着担子、摆着箩筐卖过西瓜、桃子、熟菱角、熟山芋，也挑过一段时间货郎担子。本来家里就没有柴火，为了煮山芋、烀菱角，柴火就更缺了，又舍不得把卖小货好不容易挣的几毛、块把钱用去买柴火，没法子，父亲就带着姐姐和我到农机厂、拖拉机站、直属库食堂边的垃圾堆捡煤渣，也到煤场的门口扫车上掉下的煤屑。等到姐姐熟练了，就由姐姐带着我在寒暑假期、星期天和下午放学的时间去捡煤渣。在这当中被人呵斥、赶走的事是经常遇到的。靠这样捡来的煤渣毕竟很少，平日里都是聚着舍不得烧，只有到雨天柴火堆的草淋潮了没法子烧和节日、寒冬的时候才起炉子。
这期间，父亲还在夏秋时附近的田里割麦子、稻子的时候，扛着竹筢到收割完毕的麦田里、稻田里筢散落留下的麦秸、稻草，夏天的时候就到河埂、田头锄草晒干了挑回家。等到我十来岁的时候，筢草、锄草就成了我假期和星期天的主要活计。后来被我发现了一个门路，就是夏秋时节棉花田里隔上几天就会在田沟里聚上一层晒得差不多的杂草，这是生产队的人拔或锄棉田里的杂草时甩下的。我就用五齿小钉耙顺着田沟一条条地耧，一下午能耧上四大簸篮分两趟挑回家。
这耧草的办法比在田埂河埂上锄草晒干收获要多得多，但要受得起闷热。夏秋的时节，棉花长的已经很高了，在田沟里耧草，整个人就钻在茂密的枝叶里，一点风都不透，上方还有炎炎的日头，一条沟耧完到了田埂边透口气那是说不出的舒畅。如果遇到有风吹来，再看看聚成一堆的干草，那种喜悦至今都难以忘却。上初中后，一是没多少空余时间，二是煤炭供应计划提高了，这种筢草、捡煤渣的活计也就结束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