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第七集

碱水炒饭

由于粮食紧张，那时是没有人家晚上舍得把剩下的饭菜倒掉的。一般都不会有饭菜是吃饱后剩下的，都是省下来留着第二天早上吃的。留下的饭食其它季节还好办，到了夏季一夜过来就容易馊掉了。尽管都会想办法把盛着饭、粥的锅碗用冷水冰着，但馊了的情况还是时时碰上。稍微有些馊味的，人们还是吃了的，馊得出水了就不敢吃了，只得忍痛倒给猪、鸡吃。

父亲因为有军人的战争期间的艰苦经历，饭量也大，所以什么都吃，就是一般人叫做的“嘴辣”，只要能填肚子。所以馊掉的饭也好粥也好，只要是食物，他都从不舍得倒掉。一天早晨，头天晚上的大半碗饭馊了，已经不再是那种黏糊糊的，而是已经出水了，闻起来酸味很浓。父亲把饭倒在锅里炒，越炒水越多、越酸，父亲就化了一点碱水倒进去，酸味似乎没了，饭也成了黄色。这碗饭吃下去不一会儿，父亲就肚子痛得厉害，满头汗水，显然是食物中毒了。母亲、姐姐和我急忙借了一辆小板车拉上父亲送到医院。还好，经过治疗下午就回家了。自此，馊得厉害的饭食父亲再也不敢吃了。

各种票证

那时候，粮油供应计划是写在折子上的，买其它计划供应的物品就要凭票了。买布要布票是从我记事到离开和县一贯如此的，居民每人每年大约是三、四尺，反正是成人做一件裤子都紧巴巴的，做一件褂子根本就不够。所以，小孩子过年时有一件新衣服那是再开心不过的。农村的农民靠队里超额和自家的棉花出售折换一些布票，这种布票叫做“奖励布票”，能换来的布票也是很少的，多数人家都是悄悄地卖掉，换点钱买买盐、肥皂、酱油，所以很多人都是穿家机布做的衣服。

六六年文革开始后，逐渐地就什么都要凭票购买了。当时最主要的票证除了布票就是粮票。粮票有三大类，主要的是“安徽省地方粮票”，由单位出具证明，写明理由，凭计划折子到粮站兑换，可以在省内使用。一类是“全国通用粮票”，这类粮票兑换时还要按比例扣除油计划，还需要到外地出差的证明。还有一类就是生产队完成粮食、棉花定购任务超额的部分给予的“奖励粮票”，可以在本县内使用。粮票很少用来在粮站买粮，因为离家在饭店吃饭必须要粮票，出差、出行在外哪怕钱充足，没粮票也是吃不上饭的，在饭店买烧饼、油条、馍馍没粮票也是不行的。

好几年当中，几乎一切生活品都是凭票才能买到。有肥皂票、豆腐票、煤油票、煤票（后来也用折子）、糖票、火柴票、酒票、烟票、肉票，甚至草纸票。那时的肥皂票少的时候一户每月只有半块“普通肥皂”（肥皂上有模子倒出来的这四个字），有时候是一块棉油皂。

糖票只有在中国新年的时候能买到白砂糖，一户大概在一到二斤的样子。平时的糖票只能买到黑糖和红砂糖，黑糖有时候不要票，糖票一般是一个季度发一次。顺便说一下那时的糖果。商店里卖糖果是六二六三年才有的。大多数是黑糖制出来的，深褐色，像老抽样的，一分钱一颗，小一点的一分钱两粒，吃起来有苦尾子。红糖制出来的糖果是蜜黄色的，三分钱两颗。七十年代初期有白糖糖果了，两分钱一颗。奶糖很少见，大城市是有的，很多上海下放的知青探亲回来都把奶糖当重礼送人，那时小孩子手上有两颗奶糖都是在小伙伴中值得炫耀的事。

酒票只有在中国新年（有时还有端午、中秋）才发一下，一户一斤或两斤，能买的是瓶装60度的粮食白酒或白干酒，粮食白酒一块钱一瓶，白干酒八毛五一瓶。平时可以到杂货店打到散装的山芋干酒，也是60度的，八毛钱一斤，特别上头，既辣喉咙又烧胃。那时似乎只有买盐不要票，盐是那种海滩上晒出来的大子盐，买回来要在小碓窝里舂一下才好烧菜，有的时候里面含的沙土太多，只能化成盐水用。

二舅的女婿在南京下关码头工作，过年回来带上一点细盐，那是很金贵的东西。二舅母给我家分上几小勺，母亲用一个小瓶子装起来特意留着，只有拌好一些的凉菜时才舍得洒一点点。记得每月月头的时候，街道会计是最忙的，家家户户都要到街道居委会办公的地方或者会计家里领票。各种票按每家的人头一户户地登记、清点、发放，会计不敢有一毫大意，要是给谁发少了一张票那可是大麻烦。

家机布

六七十年代，布料都是严格地按计划供应，必须有布票才能在商店买到布。城镇居民一个人一年的布票只有三尺到四尺（一年发一次），而且布幅还很窄，一般都是二尺六寸或二尺八寸。一个人一年的布票只能做一条裤子，基本上不够做一件上衣，裤子口袋和上衣内口袋用的还都是旧衣服拆出来的布。不只是买布料要布票，买袜子、买布鞋也要布票。

农村人没有布票计划，要靠生产队卖棉花的超定额部分才得到奖励布票。布票太紧张了，太多的人衣服都是补丁加补丁，裤子的屁股、膝盖，上衣的领子、袖口、肩膀是最多见的打补丁的地方。袜子很少有不打袜底的，在袜子的前掌用布缝上一层底叫做打半底，整个袜底都用布缝底的叫做打全底。袜后跟是袜子最容易磨通的，后跟打补丁也是最多的。至于穿的布鞋，大脚趾头伸在外面的，大街上随处可见。

尽管人们的衣服都是缝缝补补又一年，单靠布票还是让很多人穿不上衣服，无论农村的农民还是城里居民都一样。所以很多人家要靠买或者请人加工家机布来做衣服，那时，农村有些人家还有老式织布机。白天都要下田干活，阴雨天和夜晚就是织布的手艺人忙碌的时候。这些织布的人叫做机匠，他们织出的布除了保自家用，如果生产队分的和自留地收的棉花还有富余，就织了布悄悄地卖掉。

机匠更多的是帮人加工，通常是各家自己纺出纱锭，带着纱锭去请机匠织成布。那时城里居民家和农户几乎家家都有纺车，我家也有，我们全家人都会纺纱。有好几年家里都是用纱锭到城南请人加工家机布做衣服的，有家机布做的新衣服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家机布因为是用纺车手工纺的纱，所以粗细不是很匀，而且劲道也比机器纺出来的差不少，这就决定了家机布布面比较粗糙，不耐磨，而且缩水比较大。新布料在做衣服前都先要用开水烫一下缩个水，尽管这样，原来按身材做出来的衣服，哪怕放了尺寸，几水一洗都会缩不少，裤子经常洗几水就要加裤脚。纺纱的质量和机匠的技术也影响着缩水率，家机布做外罩衣裤还要染色。

和城在油坊巷的南头、和中东院墙隔一条路的地方有一个染坊，每到晴天时，外面的晒场的木架上就会晒着染成黑色、深蓝色、紫色的布。不送到染坊加工，自家里也能染，五金店有袋装的染料卖。无论是染坊加工的还是自家染的，家机布的落色都很厉害，洗衣服时这些染出来的家机布衣服都要单独洗。那时，就是在布店买的深色的布料也都落色，当然比染色后的家机布要好不少。那时，家机布不仅是用来做衣服，很多人家的垫单、被单里子、枕套也都用的是家机布。

挤  功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产品的严重匮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很多情况下人们买东西都要排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根本就没东西卖，所以也就谈不到什么排队的事。

后来买东西只要是要排队的，就一定会拥挤。排队只是在营业员、售票员还没有开窗收钱的时候还像那么回事，只要窗口一打开，原本还排着队的人就会一哄而上，一个一尺见方的收钱、出票窗口顿时就能伸进去四五个捏着钱、票的拳头。买肉、买电影票、买车票以至在粮站凭计划折子买粮油，无一不要排队，无一不出现拥挤。那时排个队排上一两个小时是常态，排上两三个小时的也不少，至于买稀罕一些的东西甚至能排个通夜。

那时尽管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票，无奈一个县城只有一个在新菜市里的属于县食品公司的猪肉供应点，都是清早上售卖，当天宰的猪卖完就收摊子。这个供应点只有一个收钱和肉票取飞子（在肉案那里称肉的纸票）的窗口，是一个木板钉的岗亭。每天供应的肉量有限，时常排队排着排着就会有肉案前的师傅跑到亭子外面对里喊，“没肉了，不要开飞子了！”很多人为了能买到肉、买到好那么一点点的肉，常常是凌晨三四点就去排队了，争取排在最前面，有的还带着小板凳坐在队伍里。不过，一到了售票的、割肉的上班的时候，人们马上就不管不顾地涌到了窗口跟前，除了排在最前面的那几个人还有一点优势外，其余的就全靠挤了，每次都有人带去的小篮子被挤扁了。

那时卖肉猪身子是连骨头卖的，七毛三一斤，一块肉割下来后还要搭上一些前槽肉、大骨头或者皮皮挂挂的，越排到后面搭的越多。很多人家一次只舍得买上半斤斤把的肉，再一搭，就没多少真正的肉了，所以谁都不想排在后面。当然，有关系的人也可以先给割肉的师傅打招呼，私下留一些好的肉，这样的人也就不要排队了。

买车票、买电影票也都是经常排得稍后些就买不到票，人们要么提前早早去排队，要么就凭挤功挤到前面。其实到粮站买粮倒是不会出现货源跟不上停止营业的情况，但去的稍迟排在后面也担心下班关门买不上。哪怕就不是这样，但人们挤惯了，也没多少人管什么秩序不秩序的。挤的时候也有人大叫着“排队！排队！”，也有高声咒骂的，发生打架的事也不少。更多的是一个个挤得浑身大汗、扯破了衣服，但手上握着票、脸上带着笑的成功者。

还有，每个排队的地方结束后总会捡到一些纽扣，都是挤的时候从上衣上被扯下来的。也经常有人戴着的军帽、像章（那时候人们胸口都要戴某主席的像章表忠心，像章有大有小、各式各样）被人趁乱抢走。挤的人太多，戴的人经常没感觉，就是发现被抢了，也找不到抢的人，哪怕看到了抢的人也没办法回身挤出去再抢回来。

我那个时候已是半大小子，每当排队的时候，别人不挤我也守规矩，一旦挤起来我也是当仁不让。后来经验也多起来，逢到买肉、买电影票（这是很少的，一是那时电影本来就很少，再是除了特别火的电影我都不去看，舍不得花钱）、买预售的车票，我都是找一件破旧的上衣，带上一根绳子到时候捆在腰间束紧上衣，还把鞋带系得紧紧地。挤的时候不是跟在人们后面朝前挤，而是插在窗口左右的侧面，身子紧贴着墙，一只手尽量朝着窗口伸着向中间挤。一旦手扣住窗口的边沿，就一边拼命拉一边扭着身子把挡着我的人挤开。靠着这些招数，我买种种票几乎没空手而归过。

牙粉和碱

六十年代，牙膏很少，很多老年人早晨不刷牙，只是洗脸时用擦脸布把牙擦擦，再喝点水在喉咙里哈那么两嗓子吐出来就完事了。父母多年的习惯，怎么也要刷牙。牙刷有两种，一种是竹子做的把，头部钻上几排孔，穿上猪毛或者山羊毛用线在背面固定住。还有一种钱要贵些，是用骨头做成的把。牙膏经常买不到，特别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几乎就没有卖的。

那时杂货店里有牙粉卖，是一种袋装的白色的粉末。漱口时先把牙刷浸湿，再倒上一点点牙粉。这种牙粉的成分是什么不知道，刷在嘴里像糊糊，几乎没有泡沫，也没什么味道。有时候牙粉也买不到，就用盐刷。把盐碾成末，用湿牙刷轻轻蘸一点就行了。

六七十年代，肥皂是紧缺的物品。普通肥皂要凭票供应，经常是一家一个月只有半块。有一段时间供应的是棉油皂，既不下脏，又不容易漂洗。好在那时候碱还不怎么紧缺，所以洗衣服经常是先用碱水浸泡，浅色衣服的领口、袖口再打点肥皂

搓一下。不仅洗衣用碱水，就是洗澡、洗头也都是用碱水，洗手就更不用说了。

手纸代用品

这里回忆的事，人们一定觉得匪夷所思，然而却是当年人们生活的真实。

六十年代后期是生活物资极为匮乏的时期，那时因很多工厂工人都激情高涨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中而停工停产，生活物资凭票供应的种类越来越多，连人们如厕用的草纸也成了紧缺的东西。当然杂货店里大白纸、大红纸还是有的，那是“革命”需要的，刷大标语、贴大批判专栏必需要有这两种纸，不然就会影响“革命”。不过这两种纸做手纸就不合用了，大红纸是落色的，总不能染一屁股的红色，大白纸太薄太脆，稍用力纸就通掉了，最主要的是人们舍不得花一毛多点的钱来买一张纸。

那时草纸是不是也要凭票买已记不清了。记得的是，南门口杂货店里有个店员和母亲是小时候在一起玩的老姊妹，有几次，她走我家过，悄悄地告诉母亲店里到了几刀草纸，母亲就乘着早晚人很少的时候到店里去买纸，还时常只能买半刀。我和父亲没草纸用，就用香烟纸、旧作业本、旧课本、我打草稿的废纸对付着，有时也用写春联时裁下的一小块一小块的红纸叠起来用背面，我还偷偷地把那些贴在墙上的大字报没粘住的地方撕了下来带回来裁了用。

接到的大小传单可是好东西，我每次在城里转都会收到一些。这些纸比较光滑，用作手纸都要揉，每次如厕都要一边蹲着，一边在手上把纸揉成团再不断地搓，揉搓软了些再小心展开了用。那时的报纸只有机关、工厂、街道上有那么一两份，一般人也弄不回家，就是偶尔搞到几张也不敢用作手纸，因为那时的报纸上某主席的照片和字眼也太多，谁用了保不定就突然成了“现行反革命”。

农村里很多人进茅坑都是临时在稻草堆上抽那么一小缁，在手上折成一个小小的草鬏子，起身的时候，就用这东西擦几下就完事了。农机厂宿舍门口旁有一个邻近的农民家的茅坑，比较大一些，是砖头砌的，一圈可以蹲两三个人，我有时也去。那里的围墙边上，经常有一小撮、一小撮的草鬏堆子，每过两三天这家人就会把它们扫到一起，点把火烧掉。

有的人一时找不到稻草（麦秸不行），就从地上捡个土坷垃、碎砖块到时候擦几下。能从树上摘几片大的树叶算是好东西，麻浆泡树（学名构树）的叶子就是最常用的。甚至还有捡一两根小树枝子到时候刮刮就起身走人的。我刚下放的时候还经常看到有人（基本上都是男的）在田埂上揪几把青草跑到远处田埂的下坡来大解的。七十年代初期，商店里草纸才逐渐多了起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