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

两间草房

一家人回到横江街后，首先要解决的是住的问题。父母刚回来，情况不熟悉，按照传统规矩花钱买了一户开槽坊的吴姓人家的一块地，在得胜河支流南岸那段被称之为后街的小巷的南侧，随后请了些木工、瓦工和农民来盖房子。盖成的房子是三架两间的草房，山墙立柱和椽子是碗口粗的杉木，四面墙用乱砖砌了尺把高的墙脚，墙脚以上是泥巴搭的土墙，房顶铺的是稻草。六十年代末大风把屋顶掀开，换成了麦秸顶。堂屋和里间之间的隔墙是小竹竿裹上稻草两面再扎上芦席做的，两间房面积总共也就是三十平米多一点的样子。草房的南边用泥土搭墙围了个院子，大约有四十多平米。院子西面用毛竹、稻草搭盖了一间披厦做厨房，十来个平米，墙用竹竿裹上稻草再糊上泥巴，叫做“泥巴帚子”墙。

那时粮食已经很紧张了，干活的人是包伙食的，所以每天早上一来就要吃的，不吃就干不动活。父母就想方设法的买粮食让他们吃饱，结果盖房子的木料、草料钱远不如被吃掉的钱多。等草房盖出来，加上买地的钱，母亲的退职费900多元钱也就花的差不多了。在这两间草房里我住了二十年。

特别的院墙

我家的院墙恐怕是满世上绝无仅有的，当初搭墙的时候也是用乱砖垒了尺把高的底脚，上面是泥土搭的，高不到两米。院子靠着草房的南墙朝东开了一个门，是我家的大门，上面用稻草搭了个门檐。大门的两扇门板不知是哪家的破旧货，上面坑坑洼洼，一扇的下面还有个书本大小的缺口。院墙因为是泥巴搭的，为防止被雨水淋垮，父亲每逢上工、下工看到路边有破碎的缸、罐片子，只要稍大一点就捡回来搭在墙头，日积月累，整个院墙上加了三四层陶片，奇形怪状，灰的、黑的、黄绿的、土红的都有，看到的人都说，这个墙头什么小偷也爬不进来。

文革初，有“革命小将”向街道居委会提出，我家的大门开在侧面，北边朝路的一边成了屋后，没有门窗，不好监督反革命分子。街道干部找到母亲说了这番话，无奈之下，只好把院墙的大门拆了用土基堵上，在草屋朝路的一面开了大门，用的还是原来的门板。

菜园子

父母买的地在盖好草屋、搭出院子后，南边还有一分多不到两分的空地。开始是荒着的，父亲61年回到横江街后，就把空地开挖成了菜园。菜园的东边和南边是邻居家的屋墙和围墙，西边栽了许多野玫瑰、野蔷薇，以及其它现在想不起来的带刺的灌木，又栽了不少老虎藤爬在上面，大的空隙又用树枝捆扎出杂七杂八的栅栏。菜园里按时节栽的有青菜、菠菜、瓠子、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大蒜、韭菜等等，总之，有了菜园蔬菜是不用买了。

从七八岁起，每到夏季，我就跟着姐姐帮着父亲从河里拎水浇地，早先是用小桶半桶半桶地拎，十来岁就用稍大一些的桶两桶一次的拎。到了十三四岁拎的是两只大洋铁皮桶，一桶水有三四十斤，菜地浇水的事就全是我的了，好在菜园离河边也就是三四十米的样子。69年4月父亲从群众专政指挥部释放回来后，到田里干了几天农活后，因被长期关押，体力丧失，实在干不动，就不再干活了。我接着又上了中学，菜园里只种了些不太需要多照料的懒菜。我下放后，菜地的事也顾不上了，地里的菜日渐稀疏。我招工后，菜地就彻底荒芜了。

那双眼

六十多年来，我时不时地想到一双眼，仿佛是一种灰白色的，没有瞳仁，应当是有的，只是也是灰蒙蒙的，没有光泽。整个眼神是那样的木然、无助，或许是对周围的一切已经失去了反应。那是六零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我到在街道居委会的母亲那里去，似乎是中午放学后到食堂去等着打饭。街道居委会在一座前后两进的院落里，居委会办公的地方在前进，中间是院子，后进是街道食堂。在前进的后门处有一个兔笼，当然早就没兔子了，人都在饿死，哪有东西喂兔子。

这天，我进去后看到兔笼前站着几个人，一个人说，可怜啊，饿的把这些手指头啃成这样了，都见着骨头了。一个人是街道干部，赶快接口说，这小家伙是个神经病。他这句活一说，其他几个人都会过意来，一句话不说了。我从大人的腿旁钻了过去，于是，看到了那双眼。那是个男孩，大约三岁多的样子，是街道上的人在什么地方收容来的。他身上裹着街道上的人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件破棉袄，两只手被做蚊帐用的旧纱布裹了起来，手指前端都是血水。有好心人从后面的食堂里盛来一小碗“米汤”端到他的嘴边，把他扶坐起来让他喝，好像喝了一两口就没喝了。有人嘀咕了一句：“没劲喝了”。食堂开始打饭了，大家立马散去了。第二天，我放学再去街道，兔笼上空荡荡的。我问母亲，那个小家伙呢？母亲说，昨天下午街道上叫驼老奶奶把他抱回去了，早晨驼老奶奶来说，小家伙夜里死了，刚才去两个人把他埋在张家坟茔了。

59年冬、60年上半年经常听到大人们讲，路上又倒了一个。一天我走在路上，前面不远处一个男的走着走着就这么歪了下去，陆续有人走近了去，我也跟了上去，只听到有人说，吐黄水了，不行了。我还想朝里挤，被大人赶开了。一会功夫街道上来了两三个人，用一张芦席卷起了尸体抬走了。后来听大人们说，饿死的人，死前嘴里都会吐黄水。

消失的村子

大约是74年春夏之交的某天，我们生产队的几十人去支援大西门的蔬菜队干活。在田里，我旁边有几个人边干活边说着闲话，其中有人指着不远处的一块高地说，这块原来是个村子（她还说了村子的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有二三十家，艰巨（当地人称三年大饥荒时期为“艰巨”）的时候村上的人都饿死了，一百多人哦。旁边有人接口说，是的哦，房子的柱子、门啊什么的都给食堂拆了做烧锅料了。

驷马河

在大饥荒的三年中，和县的有些人特别是青壮年，不甘心守着故土被活活饿死，冒死逃往邻省，主要的是向江苏、江西跑。那时，出外地必须要派出所的证明，而证明又很难开到，于是就出现了“偷渡者”。和县乌江镇毗邻江苏江浦县，江浦的长江对面就是南京。江苏那边人虽然也吃不饱，但没听到有饿死人的。于是很多人就想逃到江苏，逃到南京。乌江镇和江浦之间以驷马河为界，有一座公路桥相连。桥上日夜都有民兵把守，没证明就过不去，有些人就夜间泅水过河。和县这边就组织当地民兵夜晚沿着河边用手电、马灯巡查，发现到河中有人就呼喊责令回来，回来的就被抓起来了。不回头的就直接开枪，有的人就这样死在了河中。

小马和小妹

大姐文瑶、二哥文琪在甘肃病亡后，父母深为担心三姐文光又因水土不服而夭折，于是在她一周多的时候母亲送她回和县交给母亲的二姐家照料。在和县又生下了四哥，因为是马年出生，乳名就叫了小马，比我大一岁。58年又有一个妹妹出世，从甘肃回来的时候还不到一周。父亲交乡管制一开始的时候被分在大西门的历阳镇蔬菜队。不知什么原因，我和姐姐跟着母亲划成居民户口，就住在横江街的草房里，而小马和妹妹被划成农村户口，和父亲住在离家有三里多路的蔬菜队的一间草屋里。因为每顿都要在食堂打饭，他们也不能回来。

大约在60年的时候，他们都“病死了”。父母明面上尽管这样说，但从他们有时私下嘀咕中，我知道了他们其实就是饿死的。那时候居民食堂的食物供应比农村多少要略好一些。每当念想到这两个在记忆中没有印象的哥哥和妹妹时，就不由地想着如果当时我被划成农村户口，和父亲在蔬菜队熬饥荒，那一具幼小的饿殍就是我了。

小秋收粑粑

60年春天之后，食堂的粮食计划在粮站基本上买不到口粮了，米麦根本没有了，苞谷、山芋干也没有了。街道食堂总得要开伙，于是政府推出了“小秋收”生产运动。早先食堂还有皮糠（即通常说的细糠）、麦麸做的粑粑、熬的糊，打饭时一个人还能分到一块饼或者一勺糊，大人多些、小孩少些。逐渐地饼里、糊里就加进各种野菜了。再后来皮糠、麦麸也得不到多少供应了，食堂里就把各家各户枕头里的粗糠（稻壳）倒出来，收集起来磨成粉加一点点细糠熬成糊。

到了这个时候，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差不多都枯竭了，实在找不到可以填肚子的东西，人们就在“小秋收”上想点子，有点东西塞肚子总归可以不立马饿死。街道上组织了一些人挨家挨户地找过去留下来准备做烧锅料的各种藤子、豆秸。因为自从“人人吃食堂”以后，家家户户的铁锅基本上被收走“大炼钢铁”了，就是有私藏的也不敢用，因为谁家冒烟了就会有街道的干部赶去查，一旦查到，锅就被掼碎，灶就被扒掉。因而，豆秸、藤子存下来的还算不少。我家院墙上爬着一些前一年的扁豆藤，枯干的已成灰白色了，也被扯下来带走了。

这些收集来的藤子、豆秸先用铡刀铡成一两寸的段子，然后倒在大缸、水盆里泡，泡的很软后带水用大磨子磨，磨成的稀糊再倒进吊起来的四角绑在十字木架上的纱布袋里摇晃过滤，滤下来的汁液再倒进木盆里沉淀，淀上一两天倒去上面的清水，留下来的稀泥状物做成碗口大的一块块粑粑放在大匾子、簸箕、门板上晒半干，免得散了。我们小孩子放学一看到这些晒着的粑粑就喊，又吃牛屎粑粑了。这些半干的粑粑放在蒸笼里蒸一下就成了食堂中午、晚上供应的主餐，就这样的粑粑食堂打饭的时候一人一顿也只能打到四分之一或者半块。“小秋收粑粑”的颜色就和牛粪表面的颜色一样，它的营养应该还不如今天的牛粪。这样的粑粑我们大概吃了有一两个月。

砸苞芦

苞芦是和县人对玉米的一种叫法。大约在60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食堂里中午、晚上只能打到半小碗的煮玉米，都是老玉米粒。我家对面是一间披厦草屋（一边墙高，一边墙低，没有房柱，在墙头搭上毛竹、盖上草的屋子），朝路的一面开了个门，其它三面都没有窗子，除了大中午的，平时里面都是黑洞洞的。屋里住着老两口，五六十岁的样子。那老头子嘴里牙几乎掉光了，老玉米粒根本没法嚼。我经常看着他蹲在门前把玉米粒一粒粒地放在一块大些的石头上，手里拿着一块拳头大的石头一下一下地砸，砸扁了的用水就着吞下去。一边砸一边流着泪嘀咕：“不吃，饿死了，吃了，拉死了。早死早好，不受这个罪了。”玉米粒难消化，吞下去就会拉稀，好像没多长时间，他就“病死了”。

霉  粥

7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我去含山拜望一个长辈。那天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中午时，天上飘起了雪花，我俩围着煤炉，锅里炖着杂七杂八的咸肉、咸鸭、豆腐、白菜，慢慢地喝着酒，漫无边际地闲聊着。突然，他眼睛红了起来，声音也有些哽咽，看看我，缓缓地说，有一件事这么多年我没和人说过，就是家里三个人也没说过，不敢啊！他接着说，饿死人的时候，我那时不是右派嘛，下放在农村劳动。一天，干活回来走在路上，实在是渴的不行，看到一家门开着就进去了。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坐在床沿上，头耷拉着，似乎都没气了，看到我进去，她抬头看了一眼，没说话就又低下了头。我说：“大妈，我讨口水喝。”她抬起头用浑浊的目光又看了我两眼，大概看我不是当地人，也不像坏人，就用手点点床肚下面，说：“盆里有些粥，你喝吧。”我一惊，怎么还会有粥？赶忙趴下身子钻到床肚里，一看，有一个小木盆，盆里有小半盆几乎看不到什么饭粒的稀粥，上面飘着一块块绿绿的霉，鼻子里一股酸臭味。我立马转身找了个碗，拨开上面的霉块，舀了大半碗，立起身来，两口就吸光了。

她似乎就像没我这个人似的，也不说话，也不看。我又钻下去舀了半碗，站起来正要喝，猛然觉得不对，忙问：“大妈，你怎么不喝粥？你家怎搞的还剩这些粥？”她慢慢地掀开身后的帐子，我伸头一看，床上码着四个人。她又缓缓地合上帐子，移了移身子把帐门压在身下，也不看着我，低低地说，老头子和三个侠子（方言的读音，孩子）都死了，不敢讲，讲了就打不到他们的粥了。我是到食堂去把他们的粥也打回来了，心里伤心哦，一口也喝不下，这几天都偷着倒在这盆里了，你能喝就喝吧，我这样子也不行了。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了这几句话，她就又像我刚进来时看到的样子把头耷拉下去。

我头脑里稀里糊涂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地又把手中那半碗稀粥喝完，也没再说什么，放下碗，昏昏沉沉地就这么走了出去。这位长辈边说着这番话，那泪水就这么一滴滴地落在衣服上。话说完了，我俩都默默地好一会不言语。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脸，我给他倒了一杯酒，递到他手上，说，“喝吧”。

粪里的豆子

这是父亲和一个串门的邻居说起的一次所见：

那年（应该是60年）冬天，我在南滩挑江堤（是从长江大堤的外侧挖土挑到堤面上给大堤加高、加宽，和县每年冬天各生产队都要抽一部分壮劳力去挑江堤），刚挑了一担土倒在大埂上，回头往下走了半截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个男的把空担子从肩上一抛，也不顾脚下的哧滑，跑到一旁有三四丈远的下坡处，双手在地上一捧，又跌跌撞撞地向下跑到一个小水洼里，两手在轻轻地摆弄。我想想有点好奇，也就走到他的旁边。只看见他的手里捧着的是一泡屎，在水里小心地漂洗搓揉，洗了几下后，我才看见他手心里有几粒洗剩下的黄豆，有整粒的，也有半个小半个的。他转过头看看我，赶忙把几粒豆包在嘴里，起身边走边嚼，走到自己的担子边挑在肩上，若无其事地继续挑土了。我不认识他，不知是哪里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