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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再次強調了中共理論對於中共的事業的重要性。有關專家分析說,中共的性質決定了對理論的重視,但是「筆杆子」仍然常常成為內鬥的犧牲品。 《人民日報》7月27日報道,習近平對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講話時再次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於中共事業的重要性,並且說「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鮮明的政治品格和強大的政治優勢。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 中共理論支撐中共合法性 中共中央有一個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專門負責宣傳和意識形態機器。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成立以來,歷任組長都是由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現任組長是當今中共頭號「理論家」、黨內排名第五的王滬寧。 《開放》和開放網主編金鐘說:「共產黨他們的百年革命,在這麼漫長的時間中間,理論始終是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是他們合法性、權力、革命戰爭的合法性的依據。」 中國事務專家、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說,中共打天下靠的是「槍杆子」和「筆杆子」:「奪取政權以後,應當說是三個杆子。第一個是『槍杆子』,第二個是『筆杆子』,中間還有一個『印把子』。」 中共「筆杆子」組成了一個龐大的宣傳機器,既包括傳統媒體(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等)和文化藝術(影視、戲劇、音樂、文學、美術等),也包括現代網路媒體和社交媒體,進行鼓噪宣傳和施展控制的大有人在。然而,被中共稱為理論家的人實屬鳳毛麟角。比較知名的除了現在的王滬寧,還有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胡喬木和鄧力群等。 宋永毅教授說:「中共的理論家,他最主要的服務對象還是上層,甚至是最重要的領導人,比如說現在的那些理論家,王滬寧啊,主要是為習近平服務,主要是鼓吹習思想,什麼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有這些東西不是下面的一個省市級的幹部,更不是一個什麼局級宣傳幹部可以提出來。他提出來就是『妄議中央』了,要開除黨籍的。」 金鐘說:「習近平的什麼什麼建國的什麼什麼理論,王滬寧跟他們搞的這些東西,都是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尤其是最高權利,他必須要有一個理論的包裝。」 中共理論家命運多舛 中共頂級「理論家」都曾經有過耀眼的歷史,也都經歷過人生中的至暗時刻。陳伯達,任職時間最長的毛澤東的秘書,前後共計31年,深得毛澤東信任,曾長期擔任中共理論研究最高機構–馬列主義研究院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負責人和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即今天的《求是》)雜誌總編輯。最著名的文章是1951年在為紀念中共成立三十周年而寫的兩篇政論文章——《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相結合》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毛澤東發動文革,任命陳伯達擔任位高權重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排名第四。然而在他到達人生巔峰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就受到毛澤東的懷疑,1970年9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之後被隔離審查,關進秦城監獄。文革後他被中共確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受到審判,被判處18年徒刑。 康生,1925年參加中共,在中共黨內被稱為「康老」。由於長期負責組織和情報安全工作,因此被認為是最有實權的「理論家」。但是他本人並無著述,「理論家」頭銜是虛銜,主要原因可能是他曾經長期負責中共的意識形態和理論工作。文革期間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黨內排名第五,權傾一時。1975年康生病逝,中共在訃告中稱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但是在文革後的1980年,康生被「鞭屍」,開除黨籍,撤銷訃告,被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 張春橋,1936年加入中共,長期在中共宣傳部門工作。文革中進入權力曾經一度超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後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二副總理,黨內排名第八。最著名的寫作是分別在1975年和1976年發表在《紅旗》雜誌上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曾經把張春橋列為自己接班人的考慮人選之一。 然而,儘管中共最早的領導人,諸如李大釗、陳獨秀、王明,甚至毛澤東,都是以理論和文章著稱,但是自毛澤東以後,「槍杆子」的分量顯然超過了「筆杆子」。 毛澤東1939年12月曾經說:「如果知識分子跟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結合起來,就是說,筆杆子跟槍杆子結合起來,那麼,事情就好辦了。拿破崙說,一支筆可以當得過三千支毛瑟槍。」 但是毛澤東同時加了一個註解,他說:「但是,要是沒有鐵做的毛瑟槍,這個筆杆子也是無用的。」 《開放》和開放網主編金鐘說:「這個跟中共的這個傳統,跟他們的正宗有關。毛提倡的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啊,就說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軍權,是掌握部隊、軍隊的。」 自毛澤東以後,「筆杆子」出身的人再也沒有成為黨內最高領導人,甚至第二號、第三號領導人都不是。 宋永毅教授說,文革期間張春橋和其他文革派重要人物請求毛澤東撤換當時掌控中南海警衛部隊和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汪東興,但是毛澤東只說了一句「我用慣了他」,就給回絕了。歷史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張春橋的擔憂,在抓捕「四人幫」中起了最關鍵作用的就是汪東興。此外,毛澤東一方面認定張春橋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卻選了華國鋒做實際的接班人,為華國鋒日後一網打盡最忠誠於毛澤東的張春橋和文革派奠定了最重要的權力基礎。 毛澤東曾經讓張春橋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但是最終張春橋這個「筆杆子」由於缺少在軍隊中的根基,還是沒有變成「槍杆子」。 宋永毅教授說:「共產黨是很實際的,像它這樣一個以暴力為宗旨,崇尚暴力的組織,軍權是決定性的。毛澤東曾經想選張春橋作為接班人,對吧?最後他還是放棄了,為什麼?軍隊反對。」 中共理論家特徵:左派 中共理論家多數被視為左派,即使是中共思想領域最活躍的八十年代,以胡喬木和鄧力群為首的中共理論家也仍然被人們封為「左王」。這兩個人都在那個時期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中共的意識形態工作,但是也都有自己難念的經。1985年,胡喬木的長子胡石英由於腐敗問題被逮捕判刑,胡喬木的家曾經被搜查。 1987年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之後,陳雲等人曾經力主由鄧力群接任總書記,但是鄧小平沒有同意。在同一年舉行的中共十三大上,鄧力群竟然被擠出中共中央委員會。此後他曾多次撰文批評中共的改革開放,但在政治上再沒有東山再起。 兩位「左王」的晚年儘管不盡人意,但是比起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這些頂級「理論家」來說,已經算是「善終」了。 宋永毅說:「錢鍾書有句話嘛,他的《圍城》裡面說知識分子,這個文人永遠是統治者的如夫人。正妻大老婆,平妻小老婆,下面就是小妾,就是如夫人。這個如夫人是最不值錢的。」 宋永毅認為,中共黨內的理論家都像如夫人一樣。 他說:「陳伯達就是個典型嘛。『廬山會議』上就首先把陳伯達拋出來,為什麼他不敢拋林彪,甚至黃吳李邱都沒有拋呢?因為那個是『槍杆子』啊,『槍杆子』是中共安身立命的東西,而這些理論家是不值錢的吧,對不對?拋出來就拋出來了。」 毛澤東思想催生人的結局 「毛澤東思想」這個詞,中國人幾乎無人不知。了解一些中共歷史的人可能會認為「毛澤東思想」這個詞最早是由曾經是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的王稼祥1943年提出來的。也有人會知道,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中共二號人物劉少奇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毛澤東思想。 絕大多數人所不知道的是,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概念的人是中共早期「理論家」張如心。他1941年在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共產黨人》上發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說毛澤東是「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主張「黨教育人才,應該…..忠實於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張如心還提出要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是研究、分析中國社會、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最好指南針之一」。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張如心對毛澤東的推崇並沒有得到好的結局。據百度百科記載,他「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1976年1月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8歲」。
11月2日,美國進行地方選舉,共和黨一舉拿下具有指標意義的維吉尼亞州,民主黨一身冷汗地勉強保住了鐵票倉新澤西州,就連被視為美國左派大本營的紐約市,共和黨的得票率都獲得了令人驚異的增長。這樣的結果,固然有拜登上台以後施政不力導致民怨的原因,但另一個面向的因素更耐人尋味,那就是美國主流民意對於這幾年左派社會力量的大舉擴張已經開始產生警惕。 這次維吉尼亞州選舉,民主黨候選人落敗,壓倒駱駝的最後一個稻草,就是他順從左派主張,要在公立學校系統中強行推廣所謂的「批判式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的課綱,而且在面對部分家長的反對時竟然批評說家長不該干涉學校的教學內容。小孩在未成年之前,家長既擁有監護的權利,這是法律認可的;現在家長都不可以干預自己的子女所受的教育,等於讓學校系統或者說公權力接管家長的監護權,這樣的主張當然不能被大部分家長接受。這個事例,就是當今美國左派走火入魔的典型表現。 用走火入魔來形容這幾年美國左派精英的主張和作法,並非情緒性用詞,看看幾個例子就可以說明如此形容的正確。 前不久,紐約布魯克林一名公立小學的代課教師,因為在課堂上向一群華裔學童講「新冠病毒源自中國實驗室」,「中國是沒有自由的共產國家」,就被部分家長認為是帶有歧視亞裔的教學內容,聲稱他們的孩子被教師霸凌。現在,這名教師已經被市教育局勒令停職,接受調查。 新冠病毒源自中國實驗室,是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的判斷和猜測,如果這就是歧視亞裔,難道我會歧視我自己嗎?說「中國是沒有自由的共產國家」更是一點錯也沒有,怎麼就成了霸凌學生了呢?部分家長顯然是受到前一段時間美國左派發動的「反對亞裔仇恨」運動的影響才提出的投訴,問題是只要特別指向亞裔的背景,不管內容是否符合事實,不分青紅皂白就認定是種族歧視,這實在是荒謬至極。 今年2月份的時候,另一座左派的大本營舊金山市爆發了一波改換校名的呼籲聲浪。有人列出了一份名單,要求用名單上的人名命名的學校,應當更換校名,理由是他們曾經蓄奴,大概屬於中共口中的「歷史反革命」之類的吧。最神奇的是,名單中還包括了前總統林肯。 眾所周知,林肯恰恰是以解放黑奴而青史留名的,為什麼反倒成了反種族歧視的人士的指責目標了呢?原因居然是他在1862年曾經處決了38名印地安戰士!這份名單中還有著名的發明家愛迪生,名列列出的理由是愛迪生曾經在實驗的過程中電死無辜的小動物。反思歷史固然是一種轉型正義,但反思到了這個地步,不是走火入魔是什麼呢?美國今天存在的所謂「結構性的不平等」,到底與愛迪生有什麼關係,以至於要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校改名來當作「政治正確」呢?這樣的觀點和主張,不是走火入魔是什麼呢? 對於美國左派的走火入魔,就連一些原本的真正的左派也已經看不下去。麻省理工的教授,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就曾經參加了一份知識界的連署,批評「取消文化」對言論自由的侵害。至於一般的中產階級和具有宗教信仰背景的美國人來說,就更是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了。拜登在競選的時候宣稱他上台之後就會致力於美國社會的團結,但他的承諾在他上任後至今顯然沒有任何具體落實的做法。這次地方選舉的結果,表明作為美國社會的主流的中產階級儘管反對種族歧視,支持各種政治正確,但是對於左到走火入魔的種種社會現象,也已經心生警惕。 對此,更應該心生警惕的應當是民主黨。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依靠BLM運動為代表的左翼社會運動動員支持民眾的民主黨,會不會最終也被左翼社會運動反噬和拖累,是他們必然會遇到的問題。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全文轉自上報)
本月19至23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召開每兩個月的例會。閉幕時,人大委員長栗戰書講話,突然拋出五個堅決反對:堅決反對、抵制和防止西方所謂「憲政」、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司法獨立的侵蝕影響。 按理說,對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而言,這五個反對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身為習家軍人物的栗戰書上任人大委員長多年,直到臨近最高領導層換屆,才突然並首次拋出這種提法。背後必有玄機。 聯想到十年前,即2011年,也是在即將換屆之前,門出「上海幫」(江派)的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突然拋出「五不搞」的提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對照之下,栗戰書的「五個堅決反對」,幾乎就是吳邦國「五不搞」的翻版;而他們的身份也一樣,都是主管立法的人大委員長;拋出這種說法的時機也一致,都是在最高領導層換屆前夕、各自即將卸任之前。這兩人,一個是江派大員,一個是習家軍要角,殊途同歸,反映了保守派和極左派勢力在中共內部的根深蒂固。 可以推斷,栗戰書和吳邦國拋出「五不論」的背景也相似,那就是,在黨內出現了不同聲音:黨內有人、或者有政治派別主張推行民主與憲政,如多黨制、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 如果類似呼聲出現在民間(其實一直存在於民間),中共領導層根本不予理會;但如果類似呼聲出現在黨內、尤其出現在中共高層,領導層中的一些人就會坐不住,忍不住要找機會反擊。 吳邦國拋出「五不搞」,正值胡溫時代的第二個五年任期。時任總理的溫家寶,開始談論政治改革,而且言論一天比一天大膽,他的說法是:「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溫家寶還在記者會上表示:「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全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作為保守派和極左代表人物的吳邦國,拋出「五不搞」,就是針對溫家寶的「政治改革」。當溫家寶把政改論述納入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之後,吳邦國也毫不示弱地把他的「五不搞」納入了他自己在人大的工作報告。 回頭來看,同樣是保守派和極左代表人物的栗戰書,忽然拋出酷似吳邦國的「五不論」,究竟針對誰?鑒於習近平時代的政治高壓氣氛,從表面上很難看出誰是當今中共高層里的溫家寶。但當他們關起門來開會,無論是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常委會議,還是北戴河會議,就不能排除這種可能:他們中,有人表達出了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思路,按照中共語言,叫做「路線鬥爭」。就是在內部辯論中國應該走什麼道路。前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俞正聲曾經說過:「我參加政治局會議,我們很多問題都是敞開討論的,經常開會,它反映了各種利益。」 說穿了,栗戰書突然拋出「五不論」,針對的就是黨內的反習陣營,或是團派人物如總理李克強和政協主席汪洋,或是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又或是中紀委書記趙樂際,等等。由此證實,黨內兩派,習陣營和反習陣營,在遠比外界想像的更為激烈的權力鬥爭中,交織的還有激烈的觀念博弈、思想交鋒、前途和命運的論戰,即,路線鬥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8月6日,正值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該黨推定的總統候選人拜登再度一語驚動美國:與拉丁裔比較,非裔不多元化。在奉政治正確為生命線的民主黨陣營看來,這是對黑人的嚴重歧視。於是,民主黨這個百年老字型大小政黨非得堅持選一位被懷疑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出來競選總統,再度成為美國社交媒體上的熱點議題。 克魯格曼們的教導:拜登不需要與川普辯論 關於拜登因為避疫躲在地下室里,並非是抹黑,而是事實。這點,就連他的競選團隊也未否認,外界一直懷疑他是否會出席總統大選辯論,有幅漫畫的畫面是總統大選辯論台上,站著川普一人;另一張講台後方是撕開一個洞的幕布,拜登的頭象在那破洞里若隱若現。不過,現在對這點不用再懷疑了,莫說拜登不想面對詞鋒甚健的川普,就連黨內的不同聲音,他也不想面對。8月5日,民主黨全國大會委員會(DNC)宣布,拜登和任何其他大會發言人都不會前往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參加本月的提名大會(8月17-20日)。 當然,這一切有個堂而皇之的解釋:疫情期間對總統候選人的健康考慮。但真實情況卻是被懷疑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拜登時常說錯話,今年以來,拜登幾乎每出場就會說錯話:5月22日早間,拜登在接受電台節目「早餐俱樂部」採訪時發表言論稱,如果不支持他就不算黑人。6月25日,拜登在蘭開斯特市的一場競選活動上說「美國超過1.2億人死於新冠肺炎」。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即時統計資料,截至當地時間25日,美國累計死亡病例數為125796例。7月5日,拜登接受美國國家教育協會的負責人邀請參加一場線上演講活動,在介紹拜登的時候,這位負責人熱情地介紹說,拜登的妻子是國家教育協會的長期成員,而這時大螢幕上出現拜登的畫面,竟然是拜登對著大螢幕說:「大家下午好,我是喬·拜登的丈夫,喬·拜登。」 正因拜登說錯話成為常態,關於他的老年痴呆症,不僅共和黨與中間選民懷疑,就連民主黨內也有不少人懷疑。拉斯穆森民調公司於6月份就此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38%的選民認為拜登患有痴呆症,有61%認為拜登公開解決痴呆症問題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0%的民主黨選民認為拜登患有痴呆症。 正因如此,就連鐵了心力挺拜登與民主黨的《華盛頓郵報》也懷疑拜登會輸掉這場大選。在7月19日發表的《4件事可能使2020年競選向川普邁進》,其中列出來的第三件事情就是Biden』s flubs(拜登的愚蠢),稱拜登經常會說一些愚蠢的話,這些話並非口誤,而是代表拜登的真實想法,比如「貧窮的孩子像白人孩子一樣聰明,才華橫溢」,並立即試圖糾正自己,說「富裕的孩子,黑人的孩子,亞洲的孩子。 」 只能說,拜登迎來了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最幸運時刻。由於仇恨川普,所有仇恨者都只能將他當作打敗川普的最佳人選,因此,左派媒體會經常揪住川普的片言隻語來說事,但對拜登的老年痴呆癥狀視而不見,一致擁戴拜登作為仇川聯合陣線的共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是有名的仇川者,他完全不在意拜登的老年痴呆症,給他支了一個高招:拜登無需參加總統辯論,因為他說話遠比不說話糟糕。拜登只需要看著別人幫他打敗川普就行了。 獲得提名之後拜登向左急轉 民主黨推出拜登,只因拜登在20多位提名競爭者當中,是唯一不那麼社會主義化的人,其他的人,幾乎一個比一個左,讓華爾街與美國富人害怕,由於這些人在全球化的態度上與民主黨高度契合,因此一直是民主黨的金主。但是,從去年開始,他們當中有人公開表示,如果是那些社會主義候選人如桑德斯、沃倫當選,他們將會改投川普。今年第一季度,全美企業100強里的前10名,都捐款給川普。 但是,令支持拜登的溫和左派們抓狂的是:在很短的時間裡,他迅速地採用了候選人桑德斯的平台和沃倫的基石,推進也許是美國近代史上最激進的種族議程。拜登-桑德斯的「聯合宣言」勾勒了一個全方位福利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每一種需求都是一種權利,每一種權利都由納稅人出資保障。住房成為一種權利,「沒有人應該為住房支付超過收入30%的費用」;公立大學將為”大約80%的美國人提供免學費”,這個 “聯合 “計畫宣稱,幾乎所有重大的差距 —— 財富、醫療、住房、治安、教育—— 都可以歸咎於種族主義。解救的方法就是對美國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大規模改造。 人們評論:這個聯合宣言簡直比桑德斯原來的競選綱領還要更左更激進,更具有社會主義色彩。 脆弱的拜登-桑德斯聯盟 即使如此完整地吸收桑德斯一派的主張,咄咄逼人的極左派們仍然不滿意。2016年美國民主黨要求桑德斯退出與希拉里的競爭之後,支持桑德斯的社會民主聯盟(約35000成員)集體加入民主黨,這就是外界稱之為「極端進步派」的極左社會主義者。他們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贏得了眾議員23個席位,其中就有來自紐約的拉丁裔女議員AOC,以及來自於明尼蘇達州的索馬利亞穆斯林難民奧馬爾。他們幫助民主黨奪回了眾議院,但民主黨也不可避免經受著養蠱遺患的折磨,黨內團結只體現在打擊川普一項議題上,眾議院議長南茜·佩洛西經常面臨這些極左議員的挑戰。 應付桑德斯一派的挑戰,幾乎是今年民主黨內的重要議題。還在總統人選未定之時,桑德斯派系就發了一封題為《給DNC的公開信:你們欺騙,我們不再陪你玩》,威脅溫和派必須全盤接受他們的計劃。就算是在拜登-桑德斯宣言發布之後,桑德斯派聯合了360位民主黨大會黨代表發表公開信,聲稱如果不將他們的全民醫保方案列入競選主題,他們將不支援拜登。就在7月底,拜登與桑德斯的支持者在一次內部會議中發生嚴重衝突 ,許多不按規則來的行為,都沒被紀錄在案。這個拜登-聯盟充滿了爭執,桑德斯前競選聯席主席尼娜·特納(Nina Turner)用「令人作嘔,令人不安,令人無法接受」這種詞語評說民主黨建制派。 民主黨建制派面臨激進派毫不留情的挑戰,在國會議員的初選中,已經有數位多年的老資格議員被激進派打敗。激進派的分舵有兩個,一個是桑德斯旗幟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一個是Black Lives Matter(BLM)。 從現在公開的情況來看,許多人同時在兩個分舵里。什麼時候用哪個分舵的名義活動,視情況而定。比如密蘇里州寇里·布希(Cori Bush)女士競選時的身份是民主黨的桑德斯派,但她同時也是BLM的核心成員。據美聯社報導,在密蘇里州第一區的民主黨眾議院初選中,布希以49%的選票和全部選區擊敗了擔任了近20年議員、在國會頗有勢力的克萊。克萊是該周期內輸掉主賽的第三位民主黨老將。 民主黨為什麼非選拜登不可? 民主黨窮盡一切手段要奪回白宮,這幾年已經使盡一切手段,從違憲廢除選舉人團制度、以疫情為由要求郵寄選票、給非移發駕駛執照以便讓他們投票,幾乎無所不用其極。但獨獨不考慮美國納稅人的願望。選擇疑似老年痴呆症的拜登作總統的目的,美國早有人看穿了,在《marxism佔領社會四步曲》一文里,談到馬克思主義者們毀滅自由社會分四個階段。首先是道德淪喪。這裡他指的是學生在左派控制的學校里被灌輸一整套與美國傳統相背的理念價值觀;第二步,讓社會失去穩定。武漢肺炎疫情流播到美國,被左派視為搞垮經濟的完美機會;第三步是製造危機,比如BLM運動在全美國的打砸搶燒殺;第四階段是建立左派的理想社會,進入「新的正常」。美國歷史人物的雕像、紀念碑都毀掉了,各種公共活動包括總統大選辯論都取消了,人們不能去現場觀看,一切都是他們過濾後灌輸給大眾的,然後拜登成了總統。當這位有病之人完全無法勝任時,根據憲法第25修正案,一個沒經過選舉的人掌控了國家——拜登選誰做副總統為何成為民主黨內惡性競爭的標的,原因在此。 選擇拜登的目標很明確:團結中間派,打敗川普,把拜登推上去作為極左的木偶總統。這就是民主黨原諒容忍和充分利用拜登的糊塗腦袋和行將就木的人生的全部原因。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