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再次强调了中共理论对于中共的事业的重要性。有关专家分析说，中共的性质决定了对理论的重视，但是“笔杆子”仍然常常成为内斗的牺牲品。 《人民日报》7月27日报道，习近平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话时再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共事业的重要性，并且说“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中共理论支撑中共合法性 中共中央有一个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机器。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以来，历任组长都是由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现任组长是当今中共头号“理论家”、党内排名第五的王沪宁。 《开放》和开放网主编金钟说：“共产党他们的百年革命，在这么漫长的时间中间，理论始终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是他们合法性、权力、革命战争的合法性的依据。” 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说，中共打天下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夺取政权以后，应当说是三个杆子。第一个是‘枪杆子’，第二个是‘笔杆子’，中间还有一个‘印把子’。” 中共“笔杆子”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既包括传统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和文化艺术（影视、戏剧、音乐、文学、美术等），也包括现代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进行鼓噪宣传和施展控制的大有人在。然而，被中共称为理论家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比较知名的除了现在的王沪宁，还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胡乔木和邓力群等。 宋永毅教授说：“中共的理论家，他最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上层，甚至是最重要的领导人，比如说现在的那些理论家，王沪宁啊，主要是为习近平服务，主要是鼓吹习思想，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东西不是下面的一个省市级的干部，更不是一个什么局级宣传干部可以提出来。他提出来就是‘妄议中央’了，要开除党籍的。” 金钟说：“习近平的什么什么建国的什么什么理论，王沪宁跟他们搞的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尤其是最高权利，他必须要有一个理论的包装。” 中共理论家命运多舛 中共顶级“理论家”都曾经有过耀眼的历史，也都经历过人生中的至暗时刻。陈伯达，任职时间最长的毛泽东的秘书，前后共计31年，深得毛泽东信任，曾长期担任中共理论研究最高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和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即今天的《求是》）杂志总编辑。最著名的文章是1951年在为纪念中共成立三十周年而写的两篇政论文章——《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革，任命陈伯达担任位高权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四。然而在他到达人生巅峰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受到毛泽东的怀疑，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被隔离审查，关进秦城监狱。文革后他被中共确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受到审判，被判处18年徒刑。 康生，1925年参加中共，在中共党内被称为“康老”。由于长期负责组织和情报安全工作，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实权的“理论家”。但是他本人并无著述，“理论家”头衔是虚衔，主要原因可能是他曾经长期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工作。文革期间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内排名第五，权倾一时。1975年康生病逝，中共在讣告中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在文革后的1980年，康生被“鞭尸”，开除党籍，撤销讣告，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张春桥，1936年加入中共，长期在中共宣传部门工作。文革中进入权力曾经一度超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二副总理，党内排名第八。最著名的写作是分别在1975年和1976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曾经把张春桥列为自己接班人的考虑人选之一。 然而，尽管中共最早的领导人，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王明，甚至毛泽东，都是以理论和文章著称，但是自毛泽东以后，“枪杆子”的分量显然超过了“笔杆子”。 毛泽东1939年12月曾经说：“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 但是毛泽东同时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 《开放》和开放网主编金钟说：“这个跟中共的这个传统，跟他们的正宗有关。毛提倡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就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军权，是掌握部队、军队的。” 自毛泽东以后，“笔杆子”出身的人再也没有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甚至第二号、第三号领导人都不是。 宋永毅教授说，文革期间张春桥和其他文革派重要人物请求毛泽东撤换当时掌控中南海警卫部队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但是毛泽东只说了一句“我用惯了他”，就给回绝了。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春桥的担忧，在抓捕“四人帮”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就是汪东兴。此外，毛泽东一方面认定张春桥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却选了华国锋做实际的接班人，为华国锋日后一网打尽最忠诚于毛泽东的张春桥和文革派奠定了最重要的权力基础。 毛泽东曾经让张春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是最终张春桥这个“笔杆子”由于缺少在军队中的根基，还是没有变成“枪杆子”。 宋永毅教授说：“共产党是很实际的，像它这样一个以暴力为宗旨，崇尚暴力的组织，军权是决定性的。毛泽东曾经想选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对吧？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为什么？军队反对。” 中共理论家特征：左派 中共理论家多数被视为左派，即使是中共思想领域最活跃的八十年代，以胡乔木和邓力群为首的中共理论家也仍然被人们封为“左王”。这两个人都在那个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共的意识形态工作，但是也都有自己难念的经。1985年，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由于腐败问题被逮捕判刑，胡乔木的家曾经被搜查。 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之后，陈云等人曾经力主由邓力群接任总书记，但是邓小平没有同意。在同一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竟然被挤出中共中央委员会。此后他曾多次撰文批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但在政治上再没有东山再起。 两位“左王”的晚年尽管不尽人意，但是比起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顶级“理论家”来说，已经算是“善终”了。 宋永毅说：“钱钟书有句话嘛，他的《围城》里面说知识分子，这个文人永远是统治者的如夫人。正妻大老婆，平妻小老婆，下面就是小妾，就是如夫人。这个如夫人是最不值钱的。” 宋永毅认为，中共党内的理论家都像如夫人一样。 他说：“陈伯达就是个典型嘛。‘庐山会议’上就首先把陈伯达抛出来，为什么他不敢抛林彪，甚至黄吴李邱都没有抛呢？因为那个是‘枪杆子’啊，‘枪杆子’是中共安身立命的东西，而这些理论家是不值钱的吧，对不对？抛出来就抛出来了。” 毛泽东思想催生人的结局 “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了解一些中共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最早是由曾经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1943年提出来的。也有人会知道，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 绝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人是中共早期“理论家”张如心。他1941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说毛泽东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主张“党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张如心还提出要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是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最好指南针之一”。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张如心对毛泽东的推崇并没有得到好的结局。据百度百科记载，他“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6年1月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
11月2日，美国进行地方选举，共和党一举拿下具有指标意义的维吉尼亚州，民主党一身冷汗地勉强保住了铁票仓新泽西州，就连被视为美国左派大本营的纽约市，共和党的得票率都获得了令人惊异的增长。这样的结果，固然有拜登上台以后施政不力导致民怨的原因，但另一个面向的因素更耐人寻味，那就是美国主流民意对于这几年左派社会力量的大举扩张已经开始产生警惕。 这次维吉尼亚州选举，民主党候选人落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就是他顺从左派主张，要在公立学校系统中强行推广所谓的“批判式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的课纲，而且在面对部分家长的反对时竟然批评说家长不该干涉学校的教学内容。小孩在未成年之前，家长既拥有监护的权利，这是法律认可的；现在家长都不可以干预自己的子女所受的教育，等于让学校系统或者说公权力接管家长的监护权，这样的主张当然不能被大部分家长接受。这个事例，就是当今美国左派走火入魔的典型表现。 用走火入魔来形容这几年美国左派精英的主张和作法，并非情绪性用词，看看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如此形容的正确。 前不久，纽约布鲁克林一名公立小学的代课教师，因为在课堂上向一群华裔学童讲“新冠病毒源自中国实验室”，“中国是没有自由的共产国家”，就被部分家长认为是带有歧视亚裔的教学内容，声称他们的孩子被教师霸凌。现在，这名教师已经被市教育局勒令停职，接受调查。 新冠病毒源自中国实验室，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判断和猜测，如果这就是歧视亚裔，难道我会歧视我自己吗？说“中国是没有自由的共产国家”更是一点错也没有，怎么就成了霸凌学生了呢？部分家长显然是受到前一段时间美国左派发动的“反对亚裔仇恨”运动的影响才提出的投诉，问题是只要特别指向亚裔的背景，不管内容是否符合事实，不分青红皂白就认定是种族歧视，这实在是荒谬至极。 今年2月份的时候，另一座左派的大本营旧金山市爆发了一波改换校名的呼吁声浪。有人列出了一份名单，要求用名单上的人名命名的学校，应当更换校名，理由是他们曾经蓄奴，大概属于中共口中的“历史反革命”之类的吧。最神奇的是，名单中还包括了前总统林肯。 众所周知，林肯恰恰是以解放黑奴而青史留名的，为什么反倒成了反种族歧视的人士的指责目标了呢？原因居然是他在1862年曾经处决了38名印地安战士！这份名单中还有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名列列出的理由是爱迪生曾经在实验的过程中电死无辜的小动物。反思历史固然是一种转型正义，但反思到了这个地步，不是走火入魔是什么呢？美国今天存在的所谓“结构性的不平等”，到底与爱迪生有什么关系，以至于要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改名来当作“政治正确”呢？这样的观点和主张，不是走火入魔是什么呢？ 对于美国左派的走火入魔，就连一些原本的真正的左派也已经看不下去。麻省理工的教授，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就曾经参加了一份知识界的连署，批评“取消文化”对言论自由的侵害。至于一般的中产阶级和具有宗教信仰背景的美国人来说，就更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了。拜登在竞选的时候宣称他上台之后就会致力于美国社会的团结，但他的承诺在他上任后至今显然没有任何具体落实的做法。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表明作为美国社会的主流的中产阶级尽管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各种政治正确，但是对于左到走火入魔的种种社会现象，也已经心生警惕。 对此，更应该心生警惕的应当是民主党。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依靠BLM运动为代表的左翼社会运动动员支持民众的民主党，会不会最终也被左翼社会运动反噬和拖累，是他们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本月19至23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召开每两个月的例会。闭幕时，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讲话，突然抛出五个坚决反对：坚决反对、抵制和防止西方所谓“宪政”、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司法独立的侵蚀影响。 按理说，对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而言，这五个反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身为习家军人物的栗战书上任人大委员长多年，直到临近最高领导层换届，才突然并首次抛出这种提法。背后必有玄机。 联想到十年前，即2011年，也是在即将换届之前，门出“上海帮”（江派）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突然抛出“五不搞”的提法：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对照之下，栗战书的“五个坚决反对”，几乎就是吴邦国“五不搞”的翻版；而他们的身份也一样，都是主管立法的人大委员长；抛出这种说法的时机也一致，都是在最高领导层换届前夕、各自即将卸任之前。这两人，一个是江派大员，一个是习家军要角，殊途同归，反映了保守派和极左派势力在中共内部的根深蒂固。 可以推断，栗战书和吴邦国抛出“五不论”的背景也相似，那就是，在党内出现了不同声音：党内有人、或者有政治派别主张推行民主与宪政，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 如果类似呼声出现在民间（其实一直存在于民间），中共领导层根本不予理会；但如果类似呼声出现在党内、尤其出现在中共高层，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就会坐不住，忍不住要找机会反击。 吴邦国抛出“五不搞”，正值胡温时代的第二个五年任期。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开始谈论政治改革，而且言论一天比一天大胆，他的说法是：“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温家宝还在记者会上表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作为保守派和极左代表人物的吴邦国，抛出“五不搞”，就是针对温家宝的“政治改革”。当温家宝把政改论述纳入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吴邦国也毫不示弱地把他的“五不搞”纳入了他自己在人大的工作报告。 回头来看，同样是保守派和极左代表人物的栗战书，忽然抛出酷似吴邦国的“五不论”，究竟针对谁？鉴于习近平时代的政治高压气氛，从表面上很难看出谁是当今中共高层里的温家宝。但当他们关起门来开会，无论是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是北戴河会议，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他们中，有人表达出了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思路，按照中共语言，叫做“路线斗争”。就是在内部辩论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前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曾经说过：“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说穿了，栗战书突然抛出“五不论”，针对的就是党内的反习阵营，或是团派人物如总理李克强和政协主席汪洋，或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又或是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等等。由此证实，党内两派，习阵营和反习阵营，在远比外界想象的更为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交织的还有激烈的观念博弈、思想交锋、前途和命运的论战，即，路线斗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8月6日，正值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该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再度一语惊动美国：与拉丁裔比较，非裔不多元化。在奉政治正确为生命线的民主党阵营看来，这是对黑人的严重歧视。于是，民主党这个百年老字型大小政党非得坚持选一位被怀疑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出来竞选总统，再度成为美国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议题。 克鲁格曼们的教导：拜登不需要与川普辩论 关于拜登因为避疫躲在地下室里，并非是抹黑，而是事实。这点，就连他的竞选团队也未否认，外界一直怀疑他是否会出席总统大选辩论，有幅漫画的画面是总统大选辩论台上，站著川普一人；另一张讲台后方是撕开一个洞的幕布，拜登的头象在那破洞里若隐若现。不过，现在对这点不用再怀疑了，莫说拜登不想面对词锋甚健的川普，就连党内的不同声音，他也不想面对。8月5日，民主党全国大会委员会（DNC）宣布，拜登和任何其他大会发言人都不会前往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参加本月的提名大会（8月17-20日）。 当然，这一切有个堂而皇之的解释：疫情期间对总统候选人的健康考虑。但真实情况却是被怀疑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拜登时常说错话，今年以来，拜登几乎每出场就会说错话：5月22日早间，拜登在接受电台节目“早餐俱乐部”采访时发表言论称，如果不支持他就不算黑人。6月25日，拜登在兰开斯特市的一场竞选活动上说“美国超过1.2亿人死于新冠肺炎”。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即时统计资料，截至当地时间25日，美国累计死亡病例数为125796例。7月5日，拜登接受美国国家教育协会的负责人邀请参加一场线上演讲活动，在介绍拜登的时候，这位负责人热情地介绍说，拜登的妻子是国家教育协会的长期成员，而这时大萤幕上出现拜登的画面，竟然是拜登对著大萤幕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乔·拜登的丈夫，乔·拜登。” 正因拜登说错话成为常态，关于他的老年痴呆症，不仅共和党与中间选民怀疑，就连民主党内也有不少人怀疑。拉斯穆森民调公司于6月份就此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8％的选民认为拜登患有痴呆症，有61％认为拜登公开解决痴呆症问题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20%的民主党选民认为拜登患有痴呆症。 正因如此，就连铁了心力挺拜登与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也怀疑拜登会输掉这场大选。在7月19日发表的《4件事可能使2020年竞选向川普迈进》，其中列出来的第三件事情就是Biden’s flubs（拜登的愚蠢），称拜登经常会说一些愚蠢的话，这些话并非口误，而是代表拜登的真实想法，比如“贫穷的孩子像白人孩子一样聪明，才华横溢”，并立即试图纠正自己，说“富裕的孩子，黑人的孩子，亚洲的孩子。 ” 只能说，拜登迎来了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最幸运时刻。由于仇恨川普，所有仇恨者都只能将他当作打败川普的最佳人选，因此，左派媒体会经常揪住川普的片言只语来说事，但对拜登的老年痴呆症状视而不见，一致拥戴拜登作为仇川联合阵线的共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是有名的仇川者，他完全不在意拜登的老年痴呆症，给他支了一个高招：拜登无需参加总统辩论，因为他说话远比不说话糟糕。拜登只需要看著别人帮他打败川普就行了。 获得提名之后拜登向左急转 民主党推出拜登，只因拜登在20多位提名竞争者当中，是唯一不那么社会主义化的人，其他的人，几乎一个比一个左，让华尔街与美国富人害怕，由于这些人在全球化的态度上与民主党高度契合，因此一直是民主党的金主。但是，从去年开始，他们当中有人公开表示，如果是那些社会主义候选人如桑德斯、沃伦当选，他们将会改投川普。今年第一季度，全美企业100强里的前10名，都捐款给川普。 但是，令支持拜登的温和左派们抓狂的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迅速地采用了候选人桑德斯的平台和沃伦的基石，推进也许是美国近代史上最激进的种族议程。拜登-桑德斯的“联合宣言”勾勒了一个全方位福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每一种需求都是一种权利，每一种权利都由纳税人出资保障。住房成为一种权利，“没有人应该为住房支付超过收入30%的费用”；公立大学将为”大约80%的美国人提供免学费”，这个 “联合 “计画宣称，几乎所有重大的差距 —— 财富、医疗、住房、治安、教育—— 都可以归咎于种族主义。解救的方法就是对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大规模改造。 人们评论：这个联合宣言简直比桑德斯原来的竞选纲领还要更左更激进，更具有社会主义色彩。 脆弱的拜登-桑德斯联盟 即使如此完整地吸收桑德斯一派的主张，咄咄逼人的极左派们仍然不满意。2016年美国民主党要求桑德斯退出与希拉里的竞争之后，支持桑德斯的社会民主联盟（约35000成员）集体加入民主党，这就是外界称之为“极端进步派”的极左社会主义者。他们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了众议员23个席位，其中就有来自纽约的拉丁裔女议员AOC，以及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穆斯林难民奥马尔。他们帮助民主党夺回了众议院，但民主党也不可避免经受著养蛊遗患的折磨，党内团结只体现在打击川普一项议题上，众议院议长南茜·佩洛西经常面临这些极左议员的挑战。 应付桑德斯一派的挑战，几乎是今年民主党内的重要议题。还在总统人选未定之时，桑德斯派系就发了一封题为《给DNC的公开信：你们欺骗，我们不再陪你玩》，威胁温和派必须全盘接受他们的计划。就算是在拜登-桑德斯宣言发布之后，桑德斯派联合了360位民主党大会党代表发表公开信，声称如果不将他们的全民医保方案列入竞选主题，他们将不支援拜登。就在7月底，拜登与桑德斯的支持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中发生严重冲突 ，许多不按规则来的行为，都没被纪录在案。这个拜登-联盟充满了争执，桑德斯前竞选联席主席尼娜·特纳（Nina Turner）用“令人作呕，令人不安，令人无法接受”这种词语评说民主党建制派。 民主党建制派面临激进派毫不留情的挑战，在国会议员的初选中，已经有数位多年的老资格议员被激进派打败。激进派的分舵有两个，一个是桑德斯旗帜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个是Black Lives Matter(BLM)。 从现在公开的情况来看，许多人同时在两个分舵里。什么时候用哪个分舵的名义活动，视情况而定。比如密苏里州寇里·布希（Cori Bush）女士竞选时的身份是民主党的桑德斯派，但她同时也是BLM的核心成员。据美联社报导，在密苏里州第一区的民主党众议院初选中，布希以49％的选票和全部选区击败了担任了近20年议员、在国会颇有势力的克莱。克莱是该周期内输掉主赛的第三位民主党老将。 民主党为什么非选拜登不可？ 民主党穷尽一切手段要夺回白宫，这几年已经使尽一切手段，从违宪废除选举人团制度、以疫情为由要求邮寄选票、给非移发驾驶执照以便让他们投票，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但独独不考虑美国纳税人的愿望。选择疑似老年痴呆症的拜登作总统的目的，美国早有人看穿了，在《marxism占领社会四步曲》一文里，谈到马克思主义者们毁灭自由社会分四个阶段。首先是道德沦丧。这里他指的是学生在左派控制的学校里被灌输一整套与美国传统相背的理念价值观；第二步，让社会失去稳定。武汉肺炎疫情流播到美国，被左派视为搞垮经济的完美机会；第三步是制造危机，比如BLM运动在全美国的打砸抢烧杀；第四阶段是建立左派的理想社会，进入“新的正常”。美国历史人物的雕像、纪念碑都毁掉了，各种公共活动包括总统大选辩论都取消了，人们不能去现场观看，一切都是他们过滤后灌输给大众的，然后拜登成了总统。当这位有病之人完全无法胜任时，根据宪法第25修正案，一个没经过选举的人掌控了国家——拜登选谁做副总统为何成为民主党内恶性竞争的标的，原因在此。 选择拜登的目标很明确：团结中间派，打败川普，把拜登推上去作为极左的木偶总统。这就是民主党原谅容忍和充分利用拜登的糊涂脑袋和行将就木的人生的全部原因。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