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特將重建「愛國政黨」 泰勒誓言擊敗「社會主義總理」
2026 年 6 月 1 日
現在年輕人所接觸的輿論其實大多數都是缺乏深度的，沒有一些關鍵性的細節性的分析，大多都是沖著情緒、恐慌而來的。 近段時間，國內黃金零售市場價格連續上漲，引發了輿論熱議。2022年，黃金零售價最低只有368元/克，而現在一些地區飾品黃金報價已經達615元/克，一年半的時間就暴漲了63%。不過優惠下來，價格普遍在570—600元/克。 黃金價格上漲，首先是因為傳統節日消費旺季到來，結婚等黃金消費需求有所上升。中國黃金協會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黃金消費量554.88噸，同比增長16.37%。其中，黃金首飾為368.26噸，同比增長14.82%，佔總消費量的六成以上；金條及金幣達到146.31噸，同比增長30.12%。國內的實物黃金市場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在市場需求大增之下，價格就會上漲。 與此同時，央行降息對黃金價格有著一定的影響。央行降息注入了流動性，鼓勵投資和消費，會導致資金流向黃金消費和避險投資，從而推升黃金價格。 在這一波黃金購買熱中，與傳統認知中的大媽買黃金不同，年輕人成了主力。 年輕人買黃金，更多是因為缺乏更好的投資選擇 這並不奇怪，年輕人也是中國人。中國人一向喜歡購買黃金，這種文化基因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很多時候，並不是年輕人變得和上一代不一樣了，而是年齡不夠大。待到長大，時機成熟，往往會像他們的長輩一樣，喝白酒，買黃金，跳廣場舞。 實際上，年輕人早就成為購買黃金的主力。《2021中國黃金珠寶消費調查白皮書》顯示，在金店的消費群體中，25至35歲的顧客佔75.59%。面對這個趨勢，黃金珠寶品牌為了吸引年輕客戶，近年來，一直在做產品的年輕化，推齣卡通款、聯名款，比如叮噹貓、HelloKitty、玉桂狗之類的系列產品，受到年輕人群體歡迎。 其中最受追捧的，是「金豆豆」「小黃魚」等新品種，「攢金豆」已成為95後中流行的理財方式，每隔一段時間買幾顆。網購平台上的很多店鋪「金豆豆」類型產品月銷量破萬，這些產品首先是有著明顯的儲蓄功能。這種產品造型簡單，通常一個的重量就是一克，也便於計數。商家的宣傳語是「攢錢佳品」「小金豆投資金」，也強調的是保值、儲蓄功能。實際上，黃金產品中，金豆、金幣、金條的銷量增速最快，超過了各種足金首飾，這意味著消費者，特別是年輕人，更看重黃金產品的儲蓄價值功能。 金豆豆一克的價格在500-600元，對於年輕人來說，雖然沒有利息，但在現在金價上漲的背景下，比有風險的股市、基金似乎還靠譜一些。當下經濟壓力很大，年輕人想避險。買黃金，其實是因為沒有其他「東西」可買。股市不好，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各種段子病毒式傳播。年輕人天然更容易接觸到這些段子，自然對股市、理財望而生畏。 面對黃金漲價，一種心態是買漲不買跌，覺得儘管金價上漲幅度很大，但自己有這個需求，擔心繼續漲，所以還是會買。而且，心裡懷著希望：買了之後，金價繼續上漲，那就賺了。網上有媒體發起的「黃金價格未來還會上漲嗎」網路投票，608人參與投票，67%的受訪者選擇「會上漲」。這種心態也會影響到年輕人。 而且，這些金豆豆，小黃魚，因為造型，具有了某種程度上的社交功能，買了可以發朋友圈。某種程度上，對年輕人來說，這就像一個盲盒或者手辦，同樣具有炫耀功能。每周買兩個盲盒，和一個月買一個金豆豆，花的錢一樣，金豆豆的炫耀功能可能還強一些。 不過，從理財角度分析，買實物黃金並不是避險或者儲蓄的好選擇。 金價美元計價跌，人民幣計價漲，年輕人買了個寂寞？ 大多數情況下，黃金仍然是一種有風險的金融資產。而且，實物黃金變現難，除非金融崩潰、社會崩潰，否則紙黃金、黃金合約，也比實物黃金好太多。所以，買黃金，其實是年輕人在經濟下行大環境下，理財暴雷、股市不振中的缺乏知識的無奈之選。 此外，現在國際黃金價格在下跌。 從今年初開始，國際金價從高位盤整後下跌，隨後反彈，從每盎司1850美元上漲，到5月4日，國際黃金現貨價站上2080美元。但從那以後，國際金價開始下跌，目前每盎司價格在1930美元左右。所以，雖然國內在漲，國際上卻在跌。 國內黃金價格卻強勢上漲。上期所黃金期貨從8月中旬的每克453元，漲到9月15日的480元/克，這是黃金合約上市13年來的歷史新高。年內滬金期貨的漲幅達15%，也創下2019年來最佳年度表現。而在實物黃金市場上，金價更是突破了600元每克。 出現這種價格背離的一個原因是匯率。在黃金交易市場上，國內金價的報價貨幣是人民幣，而國際金價的報價貨幣則是美元。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變化，也會使得國內金價和國際金價的走勢不一樣。由於美聯儲不斷加息，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一直處於貶值通道，這就導致國內金價有較大的上漲趨勢。比如在國際金價為1900美元/盎司時，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按照1:7來算，那麼每克黃金大概相當於428元。可如果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為1:7.3，每克黃金就會漲到446元左右。所以，這也能解釋，國際、國內金價的背離。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近期對貴金屬進口採取了一些限制，國內黃金的供應受限。數據顯示，中國7月份的凈進口量為25.769噸，低於6月份的34.648噸。經香港進口的黃金總量下降21%，至30.239噸。這麼做的原因，可能與國內經濟調控和外匯儲備管理有關。限制黃金進口，可以更好地控制外匯流出，有利於穩定人民幣價值。 這就意味著國內黃金市場價格，是一個政策市，受政策影響很大。一方面，政策跟隨市場而動，有其客觀規律，但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如果政策結束，國內的黃金價格可能會大幅回撤。 年輕人對社會輿情敏銳，但缺乏知識。現在年輕人所接觸的輿論大多數是缺乏深度的，缺乏關鍵細節分析的，大多都是沖著情緒、恐慌而來的。年輕人的思想底蘊，少有現代經濟、金融知識框架。所以，就很容易隨波逐流。購買金豆豆的熱潮也成為了認知不足下的一個縮影。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關於生育率的熱搜，似乎幾天就會爆一條。生育率的話題，愈發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一個恆定熱點，和今年突破20%的青年失業率，共同組成當下年輕人表達情緒的賽博交響。 媒體學者痛心疾首，不停明知故問為什麼年輕人生育意願下降。 接著繼續用時代的話語，覆蓋個體的困境，在輿論場完成一場意料之中的自我嘲諷。 生育率的暴跌，其實反映的是這一代年輕人成長中，社會預期調節的失敗。那些過高的、過低的，都是不曾被清楚呈現的事實。 首先，學歷教育以隱含的體力勞動鄙視，無限吹高受教育者的職業預期。 既造成校園學習和實際工作的技能脫節，也帶來大批將就不了的藍領崗位。高考口號里的飛黃騰達並未到來，幸福美滿的傳統人生理想，就此被虛無主義消解，不婚不育未必自由，但至少砸碎枷鎖。 再者，這代年輕人的青春期里，咖啡館和高鐵上動輒上億的電話不曾停歇，遍地的烈火烹油，濺的人直迷眼睛。 而近來感受到的，過去房產債務擴張和傳導帶來的切身痛感，顯然算是某種上下文呼應。 周期和突變的到來，儘管措手不及但也無能為力，資本和崗位被裁剪，一直穩定增長的預期，落得被暴錘的下場。未來信心的受挫和降低中，生育率只是最直接的反映。 其次，被無限踩低的女性生育成本預期，過去尚且能在隱忍和賢惠的儒家婦德中，得到圓融的貼合。 而女權意識漸強的今天，女性收回曾經默然付出的補貼，生育的收支終於完整納入家庭的公賬。 拉高的成本既攤平不到社會，也帶不來足夠顯著的收益，生育這一事項，已然變成人生市場里的垃圾股。 歷史上多生孩子多條路的粗糙生育觀，和經濟發展培育出的精緻生活觀，必然無法兼容也不應該兼容。為何要將自己的匱乏和焦慮傳導給一個新的生命，成為最真誠的群體心聲。 數據是難以得到矯飾的東西，斬釘截鐵的符號里，或許才能有最大聲的表達和最凝鍊的問題。 這篇文章的寫作衝動，來自於前幾天再次看到，某些人口研究者的生育責任綁架論。 我常常在思考，為什麼他們總喜歡用很正的、很大義的、很歷史的東西，試圖鈍化個體當下的切膚的感受？ 為什麼一些本能的、未經建構的，對資本式盤剝的反感，會被視為成吃不了苦和不負責任的利己主義？ 如果年輕人的退場，就會帶來世界的崩塌，那麼這脆弱的架構為什麼能夠建立起來？用人口兜底產能，用數量篩選創新，這種已然成為過去的狡猾，才是應當儘早退場的東西。 只談社會責任，不談社會承擔，高處的視角不曾照向人的角落，目的和手段被輕易顛倒融化進宏大，那麼生育的傳單必然只會得到一句「關我屁事」。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唐一水）
中國國家統計局在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4月中國16-24歲青年的失業率已經達到20.4%，創下了歷年以來的新高。那麼，這一年齡段的青年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沒有工作？三位家庭背景不同的青年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採訪，講述了他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高校教師子女：競爭激烈學歷不足 令人無緣公務員教師工作 今年21歲、正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留學的上海青年許科，來自一個高校教師家庭。他在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目前在比他大幾歲的朋友里，很多人就業非常困難：「崗位少，競爭性太強，導致什麼崗位都是什麼人都願意做。什麼人都願意做，工資就不高，福利待遇就不高。」 許科表示，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教師和公務員子女，他們中有很多人的就業意向都是進入體製做公務員，或在師範類、政治類本科畢業後前往中小學做老師。而目前，他的朋友中失業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完全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上估計四五成是有的。畢竟體制內（家庭的子女），不是所有人都考得上高中，讀高中的也不是所有人能考得上大學。」 中國在2021年推出了中考「五五分流」政策。在這一政策下，初中畢業生在中考後進入高中和中等職業教育學校的比例變為大體相等。而在這一政策實行之前的多年裡，中國的初中畢業生中，就讀高中的人數佔比要比就讀中等職業教育學校的多出超過十個百分點。 許科表示，無法就讀高中和大學本科的青年，會無緣有學歷要求的公務員、教師工作；而他那些沒有考上高中和大學本科的朋友會面臨的命運是：「工資很低，乾重體力活。有些人吃不起苦實在做不了這種工作，或找不到（工作），他們就基本上整天在啃老了。」 在工人和小生意人家庭成長的青年 如何看待就業？ 現年30歲的單文濤來自安徽太和縣的一個工人家庭。他表示，他的朋友多是在工人家庭長大的，其中也有一些比他年齡小几歲的人。他談到了這些比他年輕的朋友的就業情況，表示這些朋友不管是什麼學歷的，失業率都很高，因為當下的就業環境「卷得厲害」。在這些朋友中，沒有讀到本科或大專的人會去自己做生意或從事體力勞動。他以他的一位朋友為例，講述了這些青年面臨的困難，表示這位朋友曾經開過店，但因生意不好而在去年找了體力勞動工作：「找班去上，結果都是那種建築工地的。建築工地人比較多，然後工資就給得越來越少了，活也挺重的。」 單文濤說，他的這位朋友因為身體原因和被拖欠工資，只在工地幹了半年，就在上個月辭去了工作。他也表示，拖欠和壓低工資現象在中國的建築工地行業相當普遍。 另一方面，在談到出自工人家庭的青年是否存在「躺平」啃老、不找工作的現象時，單文濤根據他所觀察的情況說，這種「躺平」只能出現在家庭情況比較好的人中，許多打工者家庭出身的青年則承擔著更多的家庭經濟壓力，也有一些人已經成家，沒法「躺平」。他說，儘管現在工作很難找，但他的朋友們依然在努力地找工作：「沒辦法，我感覺他們其實也不想上班，但實在沒辦法。」 在廣東深圳打工多年的陳小姐，則向記者講述了她一位17歲的親戚的情況。她的這位親戚來自一個小生意人家庭，目前正在廣東珠海的一所中專讀書，並多次說自己已經失去了畢業後就業的意願。陳小姐表示：「她說在中專學習環境太差，學不到東西，出來以後賺錢也少，還不如躺平。」 當記者詢問陳小姐，她的這位親戚對未來有沒有什麼長遠規劃的時候，陳小姐表示：「她不想做體力工，因為打工太辛苦了，她家裡也沒有資源和條件送她出國讀書。對未來她很絕望也很迷茫。」
當今的中國大陸，一批年輕人正在湧向寺廟。在北京的雍和宮，擁擠著在大殿上香的人群中，多了許多年輕人。他們有剛剛從象牙塔走入社會求職的小萌新，也有仍在校就讀的大學生。燃香的氤氳籠罩著他們略帶焦慮的臉，就像未來那不確定的人生。 19歲的陳同學也是其中一員，她對路透社說，她來到雍和宮為她的職業前景祈福，儘管距離畢業還有好多年。但「就業門檻不斷提高，壓力巨大。」 面對找工作的壓力和無法承受的房價，22歲的王曉寧(譯音，Wang Xiaoning)「希望能在寺廟裡找到一些平靜。」王曉寧是今年中國1158萬名大學畢業生中的一員。去年嚴格的「清零政策」帶給中國經濟沉重打擊，他們面臨的就業市場仍受其影響。 22歲這年，肖醒經歷了大學畢業、考編失敗、申請失敗和被同齡人拋下的恐懼，有時她夜裡睡不著覺，翻來覆去，腦海里只有一個念頭，「我完了」。於是她決定住進寺廟。她的目標是，在佛祖的保佑下，把雅思刷到6.5分。寺廟的生活輕鬆自由，同輩壓力在更多沉重苦痛的襯托下顯得渺小。她也說服自己，要平和，要沉靜，要用包容的姿態面對人生。可這始終是一種逃避，她對網易看客表示，回歸生活，她才發現寺廟裡的一切，就像一劑止疼葯，短暫的平靜過後，她將再次踏上擁擠的人生軌道。 年輕人湧進寺廟是誠心禮佛嗎？顯然不是，而是他們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不確定，祈求神明保佑罷了。希望佛祖保佑求職順利，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最好不要996，007的工作制，可以不被裁員…… 在經歷三年疫情的動態清零後，中國許多省份經濟按下暫停鍵，外資出走的腳步加快，求職難，失業潮不斷困擾著年輕人。值此之際，「年輕人愛上香」也成為大陸媒體關注的最新現象，《新京報》4月底的一篇報道稱，2月至今，預定寺廟景區門票的90後和00後總佔比近50%，寺廟的網路搜索量自2019年起增加368倍，年輕人熱衷於到不同寺廟上香問卜，甚至願意高價購買佛珠手繩。 報道稱，年輕人拜香求佛的流行趨勢始源於社會經濟不景氣、找工作壓力大等原因，有網民表示，「努力能改變的東西越來越少，學歷能帶來的變化越來越小」，促使他們急需一個渠道來釋放壓力，而寺廟便成為他們轉移焦慮的渠道。 大陸《新周刊》也曾報導，從搜索熱度來看，近期關注度較高的寺廟景區分別是杭州靈隱寺、普陀山風景區、寒山寺、雍和宮、佛光寺、白馬寺、大雁塔、雞鳴寺、少林寺、布達拉宮等地。 事實上，去寺廟旅遊早於去年就在年輕人當中流行。去年10月，微信公眾號「ONE文藝生活」就刊登了一篇題為<上不了岸的年輕人，都在沉迷上香>的文章。文章指去年「十一」長假期間，北京戒台寺一路望去全是年輕人，並稱在中國網路社交平台小紅書上發布關於寺廟的帖文，已成為一種流量入口。 所謂「上岸」，意指考上研究所或公務人員，或是成功達成目標。 年輕人就業問題已經不容忽視。今年3月，中國官方發布的數據顯示，16-24歲青年人失業率19.6%，意味著每五個16-24歲青年人當中便有一個處於失業狀態。如果再考慮到今年大陸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1158萬人，則更加說明青年就業問題突出。 然而就在大陸面臨幾十年來最高的青年失業率之際，官媒卻將問題歸咎為畢業生理想太高，批評他們不願意從事藍領工作。 北京市官媒《北京日報》3月曾在社論中表示，就業和學術焦慮「可以理解」，「不過面臨壓力而真的寄希望於上蒼和佛祖的年輕人，顯然也是誤入歧途」。 但是，相關言論引發不小爭議。有網友批評官方以偏概全；也有人認為，年輕人愛到寺廟上香「上班上學不如上香；求職求人不如求佛， 據招聘網站「51job」去年11月對100家中國僱主調查發現，即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計劃在 2023 年減少招聘，無疑為求職無門的畢業生再關窄門。 針對此事，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沒有立即回復置評請求。教育當局指出，北京碩、博士畢業生人數今年首度多於大學畢業生。 有文章分析，目前中國有三類最困難的青年人群，如果無法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直接影響社會穩定，當局的執政合法性也會收到衝擊。 第一類是農民家庭的年輕人，他們的父母都是常年在農村生活、耕作和務工的農民，收入和社會保障水平都比較低。對於這類年輕人來說，父母把他們養大，供他們讀書，已經十分不容易，父母受制於家里現實經濟條件，非但難以持續幫助和救濟他們，而且很有可能還指望他們工作後回饋家裡。 第二類是農民工家庭的年輕人，儘管他們的父母在城市打工，收入在整體上要比農民高一些，但非常不易，其中多數人都是賺的辛苦錢，且易受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對年輕人的支持能力比較有限。 第三類是城市底層家庭的年輕人，父母雖有城市戶籍，但畢竟是底層，幫不了他們。 上述三類人群屬於當下相對最困難的年輕人，他們的訴求亟待社會傾聽。他們也是最先失業的一批人，而面臨的困境遠遠大於那些富裕家庭的年輕人。富裕家庭的年輕人如果失業，還可以考慮繼續深造或旅遊、居家休息。但上述三類年輕人一旦失業，恐怕退無可退。 青年人失業問題突出，只是近年來大陸年輕人焦慮和迷惘的一個縮影。不久前發生的天門山事件，便以一種決絕的悲劇形式暴露出大陸農村外出務工年輕人的困境。年輕人「拜佛上香」現象的出現，則反映出一些年輕人的精神壓力。 而最近大陸輿論熱議的「孔乙己文學」，根源是就業困難。作家餘華在回答「年輕人要不要脫下孔乙己的長衫」這一問題時說，大陸一家文學雜誌《當代》今年要招6個編輯，結果有6000人報名，且都是碩士或博士，但這個工作崗位放到20年前壓根就沒大學生看得上。餘華說他能理解年輕人的困境，因為他們的父母用一生的勤勞把他們供養為大學生，結果許多人可能找到的工作只需中學畢業即可。 近年來，社畜、打工人、996工作制、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過勞、內卷、躺平的字眼或新聞，之所以能在內地網路上引起廣泛關注或共鳴，一個關鍵原因便在於年輕人的困境。不過，抱怨歸抱怨，吐槽歸吐槽，在殘酷的現實生存壓力下，多數家境普通的年輕人並沒有躺平的經濟條件，但他們又的確不願繼續內卷下去，所謂「躺不平、卷不起」。期望和現實的巨大落差，困擾大量年輕人。 《香港01》在《大陸16-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19.3%：一個令人不安的數據》一文中分析稱：「網路上有一個關於中國青年的流行說法：很多青年對國家充滿信心卻對自身前途一片迷茫。這說的是改革開放40餘年以來的經濟騰飛和國家進步，讓許多年輕人對國家的未來滿懷信心，但由於改革紅利的代際遞減，階層分化和固化持續加劇，內卷的蔓延，大城市高房價的擠壓，又導致他們對自身前途充滿迷茫。這種對國家未來和個人前途的落差在某種程度上足以警示當下社會：若不能趁多數年輕人對國家滿懷信心之際，早日解決困擾年輕人的深層次問題，讓更多來自於鄉村、偏遠地區、中下階層的年輕人公平參與社會競爭，恐影響年輕人的積極性和對於國家的信心，尤其當階層固化、內卷、高房價和經濟下行壓力相疊加，讓許多年輕人對經濟下行有切膚之感時，更應及早積極作為。」 中國政府目前已經宣布了鼓勵企業僱用年輕工人的措施，提供培訓補貼和更多學徒計劃。年輕的畢業生也可以為自己的初創公司獲得資金。 但是，在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中，任何勞動力市場改革和刺激措施都需要時間才能產生結果。 隨著中國經濟不再以兩位數增長，職業方面向上的流動性也開始逆轉。社會製造了很大的成功壓力，工作上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 在新冠封鎖期間，許多年輕人開始拒絕”內卷”，而是選擇收入較低、活動空間更大的工作。這種現象被稱為 “躺平”。 《亞洲勞工評論》的研究員和執行編輯Kevin Lin對德國之聲說：”躺平反映了年輕的勞動者中放棄努力的情緒，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他們是否能夠做得到真正的躺平。中國不是一個福利國家，沒有支持失業青年的機制。”
又到五四了。五四是青年節。今年的五四青年節過得好像很冷清，既沒見舉辦什麼大型的紀念活動，也沒見中共領導和官方媒體大做文章。不錯，很多官媒都在顯要位置上刊登了習近平關於青年的講話，不過一看，全是過去講的。 今年國內的五四缺少節日氣氛，說來也情有可原。因為在這段期間，中國的年輕人普遍很鬱悶。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3月份全國失業率為5.3%，但16至24歲的青年人失業率卻高達19.6%。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有工作的薪資也很低。今年的大專畢業生多達1160萬，破歷史記錄。其中相當一部分將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命運。近來，年輕人求神拜佛的格外多，甚至還出現了好幾起相約自殺的。這一系列負面信息，都給今年的五四投下了深重的陰影。 關於五四，有必要多說幾句。 五四是兩岸三地和海外華人唯一一個共同的政治性節日。五四的歷史地位奇特，越到後面越成箭靶子，什麼箭都往上射。五四被不同的人賦予了不同的意義，以至於到後來，一般人都分不清什麼是它本來的意義，什麼是它引申的意義，以及哪一種引申的意義更真實、更合理。 五四有兩個含義，一是指發生在1919年五月四日當天的學生運動和隨後幾天在全國多個地方發生的有學生也有市民參加的的街頭運動；五四的另一個意思是指在1919年前後幾年間發生的新文化運動。這是有聯繫也有區別的兩件事。 在五四運動中，學生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思想界大力推崇「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有人還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說五四運動是當代中國激進主義的濫觴，應不為錯；但要說在五四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有多大的影響力，那就未必了。五四時期，思想界百家爭鳴。在那時，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只是其中的一家一派，而且還是比較小比較弱的。這也難怪。因為在那時，國人知道的那點關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東西，全都是三手貨四手貨，連《共產黨宣言》都是在五四運動過去一年多的1920年8月才有了第一個中文譯本。連中共創始人、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都是在五四運動一年多以後才宣布自己是共產主義者的。五四運動大力推崇的是德先生賽先生，不是馬（克思）先生共（產主義）先生。五四的學生領袖，沒一個姓「共」。至於毛澤東。五四時期的毛澤東，還不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徒，也不主張暴力革命。五四時期的毛澤東思想很龐雜，主要是無政府主義。五四運動爆發時，毛澤東在湖南。他和湖南的青年一道成立了湖南的學生組織，和北京的運動相呼應。在這一年的7月，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他在發刊詞主張的是「呼聲革命」、「無血革命」。中共說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我們要知道，就在五四那一天，北京學生遊行到美國公使館門口，高呼的口號是「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以上這些事實，就連中共體制內的一些學者專家都寫到都承認的。只不過由於中共一向篡改歷史，並且利用宣傳機器大力鼓噪，蒙蔽了不少人。今天我們紀念五四，有必要說明這些真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3年的五四青年節，中國年輕人正面臨著各式各樣的升學、工作與生活壓力，除了青年失業率逼近20%外，近來也頻傳集體相約自殺事件。中國年輕人告訴美國之音，他們真正需要的是尊嚴與公平的對待，每當一種卑微的自我傷害、甚至是自我摧毀式的控訴行為出現的時候，它預示的很可能是在不遠的將來，就會有一種排山倒海式的憤怒表達，比如白紙運動。 中國年輕人現狀 兩年前從福建一所「雙非」大學（指非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和非一流學科建設高校的其它本科高等學校）畢業的阿寶，至今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他每天窩在圖書館讀書，一天只吃兩餐，真的沒錢了就去當一下外賣小哥，他說這是為了「二戰考研」（第二次考研究所）在做準備。阿寶深知自己並非來自一流大學，所以光拿大學文憑在外面的企業也找不到工作，所以必須要「考研」才有希望。他說，現在除了考試，其他的都不敢多想，但自己也不曉得哪一年才能考上，更不用談什麼未來買房的夢想。 另一位就讀音樂專科的淑敏，已經大學畢業四年，她現在在深圳從事音樂相關的服務業，包括當音樂家教，偶而也接一些商演工作，一個月的薪資大概四、五千塊人民幣。她對美國之音說，這樣的薪資在很多城市生活或許還過得去，但在深圳來講非常低，生活壓力很大。 淑敏說，她大部分的同學都有工作，至今仍失業的也有，但不多，只是大家的薪資都不高。她認為，有工作的同學最後都是向「低薪」妥協，她自己也是；而還沒有找到工作的人，是一些不願意向低薪妥協的人，因為他們從小就被灌輸要好好念書，長大了才有出息，覺得自己辛辛苦苦在大學奮鬥了這麼多年，如果最後只換來一份不體面的工作，代表過去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想起來就令人「不甘心」，所以不願屈就，但持續找不到足以匹配的工作的結果，只是令失業的同學對人生越來越悲觀。 去年自山東大學畢業的小華現在也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她說她的同學有一半的人都沒有工作，即便有工作的人進到企業以後，只做兩、三個月就被公司以未通過考核解僱了，所以很多人變成只好繼續考研究所，一年沒考上就考第二年、第三年，「備考時間變得很長」。 小華表示，她現在做的是國有企業的實習工作，但其實是連薪水都沒有的，只有一點交通費和保險費的津貼，大概1000多塊人民幣而已。她認為，這種實習計劃只是政府為了美化青年失業的問題而已，除非政府有補貼，否則根本不夠年輕人生活，對年輕人不具吸引力，「實在是沒辦法了才去做」。 炫富文揭社會不公 中國除了苦於找不工作的年輕人對自己的前途感到無助悲觀外，另有一批年輕人出生自富有家庭，而不忘在網上炫富。三月底，有一名微博帳號為「北極鯰魚」的網友發文，她自稱是一名中共退休官員的孫女，家中有高達9位數的存款，並稱「我家那麼多錢都是韭菜供的，我怎麼能不喜歡呢」。該帳號已被封禁。 出生在江蘇、去年取得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的青年學者徐全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該炫富文在中國網路引發軒然大波。中國年輕人之間最近流行著一句話：「他在羞辱你，但是他講的從來都是實話」，意思是大多數的人都是在基層戮力打拚，即使辛苦一輩子也累積不到九位數的存款。徐全說，該網友的發言在年輕人心裡留下深重的創傷，「因為她揭開了中國社會非常敏感的貧富不均以及不公平的問題。」 他表示，現在中國年輕人要的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收入，他們還要的是一個公平競爭的機制與尊嚴，雖然彼此出生的起點不同，但是年輕人可以透過自身的努力與公平的機制，達到在社會上向上流動的目標，從而實現自己人生的飛躍，從基層變成中產，然後他們的下一代也可以透過自身的努力，從中產變成社會精英 。 徐全說，這位暴露家中有九位數存款的年輕人，恰恰顯現出中國兩種截然不同的年輕人狀態，一種是在體制的優越感所帶來的舒適環境中甘之如飴的年輕人，另一種是近來頻傳集體相約自殺的年輕人。他說，從那些尋短的年輕人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他們對於這個社會、對於自我人生深深的不滿、失望，甚至是控訴。」 相約自殺事件頻傳 四月初中國知名景點張家界天門山玻璃棧道，4名來自不同省份的年輕人有3人翻越了安全護欄跳崖身亡，另一人被及時阻止後緊急送醫，但因此人跳崖前已服毒，經搶救無效死亡。他們的年齡介於22歲到33歲之間。 4月24日凌晨，四川省德陽市什邡公安發布警情通報，在4月22日傍晚有3名來自不同外省的年輕人，在什邡市鎣華鎮的一個森林深處服毒自殺身亡。身份證上的信息顯示，三人均是90後。 除此之外，天津市也傳出在3月19到3月23日的5天內有7名學生輕生。成都自本學期開學後也已出現了十幾起學生輕生案例。 徐全表示，在白紙運動爆發之前，中國大學生曾經用一種集體在地上狗爬的方式，來表達對於大學校園清零封控的不滿跟抗議，當時很多中國媒體都覺得這是一種行為藝術，認為是年輕人在標新立異，沒有想到過不了多久，白紙運動就爆發了。 徐全說：「所以每當一種卑微的自我傷害，甚至是自我摧毀式的一種控訴行為出現的時候，它預示著很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就是一種排山倒海式的憤怒的表達，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應該引起中國官方深思的。」 年輕人失業率高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3月份全國失業率為5.3%，但16至24歲的青年人失業率卻高達19.6%。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乾脆跑到寺廟拜拜，把謀職的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 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4月24日啟動實施「2023年高校畢業生等青年就業創業推進計劃」，推出10項具體行動，意在「千方百計促進青年就業創業」，以解決今年預估將會有破紀錄的1160萬大專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的問題。 這10項行動包括「就業政策落實」、「公共部門穩崗擴崗」、「創業服務支持」、「離校未就業畢業生服務攻堅」等行動。其中，官方將在畢業生離校前發出公開信，提早公布服務管道。離校後並對未就業的畢業生展開實名幫扶，針對性提供職業指導、崗位推薦、培訓或見習機會。 中國一位不願具名的大學教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透露，中國高校有一項「就業指標」，學生畢業後必須要回報就業狀況，如果學生的就業率不高，會影響到明年度的招生名額，所以就業回報 「灌水」的不少。 這名老師表示，按照領導的說法，對於沒有找到工作的學生，老師「必須要持續不斷地給他做思想工作」，因此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很多老師為了「績效」只好不實回報，他們會請學生至少交個證明回來，「有沒有工作是另一回事」，然後老師再拿去給親戚朋友蓋公司章，「就這樣應付過去了」，所以大學畢業生的實際失業率，一定比數據上的更嚴重。 穩就業措施 為了解決青年失業問題，廣東近來就有一項「三鄉行動」引發關注，預計到2025年底，將動員30萬青年下鄉工作，包括「累計組織10萬名青年下鄉幫扶、聯繫服務10萬名青年返鄉實踐、培訓服務10萬名青年提升興鄉技能」，高校畢業生和研究生都在招募人選之列。外界認為，此舉也能避免因失業引發的動亂，並縮小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貧富差距。 中國國務院辦公廳4月26日也發布了《關於優化調整穩就業政策措施全力促發展惠民生的通知》，強調要多措並舉，穩定和擴大就業崗位，將動員各類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募集不少於100萬個青年見習崗位。 台灣世新大學助理教授吳巨盟表示，中國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的原因，首先是跟中國在1999年之後的高校擴招有關，因為擁有本科學歷的大學生數量大幅提升，超過了原先就業市場的需求，以致很多人一下子找不到工作。其次是產業結構改變，疫情封城造成很多外商企業撤離中國市場，對中國就業市場帶來了相當大的挑戰。第三個是教育系統的問題，也就是學生所學的專業跟市場所需人力可能無法完全的搭配。 他說，另一個則跟年輕人的就業態度有關，他們因為生活壓力大，對人生感到悲觀，所以很多人選擇「躺平」、「佛系」過活。 吳巨盟表示：「我覺得這個情況如果沒有持續因應的話，中國大陸會出現相對的社會不穩定，甚至帶來政治的不穩定。」 雖然中國政府的就業計劃在短期內或可解決青年失業的問題，但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仍值得觀察。不過，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中國年輕人異口同聲表示，在穩就業之餘，他們也希望能獲得一些心理疏導和社會關懷的資源，因為曾有研究顯示，中國的隱形抑鬱症人數有將近一億人，但很多人都羞於啟齒，不願主動就醫，但中國社會在這方面的輔導機制並不完善，以致無法及時干預或介入治療，造成年輕人的生活壓力與精神壓力都特別大。 26歲的安徽人陳宇鎮現在已經「潤」到美國了。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政府應該要有一些社會福利組織，不管是由政府還是民間主導的都好，以緩解中國年輕人的課業與就業壓力。他還說，如果中國年輕人的生活壓力實在太大的話，「可以的話就盡量潤到其他國家，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近日，中國連續出現年輕人輕生的新聞。據網路報道，3月19日至23日，在不到一周時間內，天津市7名中小學生輕生，原因據稱是家庭壓力或成績不佳。據社交媒體上很多家長表示，4月1日起，天津市緊急召開全市中小學家長會，排查學生的心理狀態。無獨有偶，4月4日，湖南張家界天門山，4名年齡在23到34歲的青年，相約在此跳崖輕生。據當地警方通報，四人分別來自河南、河北、福建、四川，通過網路聯繫到一起。在跳崖前，四人服了毒藥，並寫下了日期為4月2日的遺書。遺書內容很簡單，只有一句話，「本人xxx，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本人是輕生，與其他人無關。」據記者調查，四名死者均來自貧窮的農村家庭，對生活失去希望應該是他們集體輕生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天津中小學生連續輕生，還是張家界四青年集體跳崖，都反映出同一個問題：中國年輕世代未來的生存狀況堪憂。 中國自所謂的「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率平均超過兩位數，持續了超過三十年，國際社會紛紛將中國這段時期的高速發展稱為經濟奇蹟。但自2012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受結構性因素影響，開始放緩，疫情三年更加劇了經濟的頹勢。今年的人大會議上，時任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將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定為「5%左右」，這是三十年來最低的增長數字。恐怕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再也無法恢覆之前的高增長率。經濟疲軟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據人社部統計，2023年大學畢業生將達到1158萬人，創歷史新高。由於現有的經濟無法吸納如此龐大的就業人口，很多年輕勞動力不得不投入到外賣、快遞、網約車等零工行業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截至2022年末，沒有簽署正式勞動合同的「靈活就業」人數達到2億人，約佔全部勞動人口的1/4。這些所謂「靈活就業」的人口，其中很多人處於待業、下崗或朝不保夕的打零工狀態。 面對這種現實，官方不得不創造新的話術，安撫焦慮的社會情緒。去年，官媒《光明日報》刊登文章《年輕人選擇靈活就業，無需過度憂慮》。文章中指出，當下中國年輕人不同於父祖輩，對單位、組織已不再抱有執念，追求的是「合興趣、匹配專業技能」的工作；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生活間的平衡。文章稱，靈活就業是多數年輕人的主動選擇，外界無需過度憂慮。將被迫打零工說成是年輕人的自主選擇，宣傳部門也真是煞費苦心了。但宣傳無法徹底掩蓋現實，在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考公考編愈發火熱。年輕人也清楚，在這個一切資源被黨壟斷的社會，抱緊體制這棵大樹是唯一的出路。 生長在這樣的經濟低速增長時代，00後未來不管是就業還是生活，都將面臨嚴峻考驗，稍有不慎，就會成為新的都市貧困階層。而這樣的一代又是在網路中成長的一代，各種社交媒體把富裕生活的樣子赤裸裸地呈現在他們眼前。年輕人對於好的生活有具體的認知，但自己卻達不到。這種強烈的貧富對比會使00後乃至更年輕的一代陷入絕望，產生強烈的不公平感和幻滅感。但這種不公平感會導致他們走向何方，暫時還看不出來。00後背景差異和階級分化極大，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將會選擇反抗還是會忍受，甚至成為被統治者利用的政治力量，目前很難判斷，因而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大變數。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全文轉自上報）
去年上半年數據，全國46萬家公司倒閉，活下來已經算不容易了，今年可能會更慘。 看數據，滴滴4500萬的用戶跌到現在1,000萬，少了¾ 。 攜程從2600萬用戶跌到600萬，也是少了¾ 說明出差的人少了。 怪獸充電器用戶從300萬跌到100萬，說明⅔的人逛不起商場了。 現在人都是失業的沒錢了。唯一上漲特別好的是什麼呢？Boss直聘，全國用戶增長100%，就是老闆現在都找工作。 中國的低收入人口，已經有130萬人去了越南工作不回頭。 現在經濟下行，三年疫情和與西方的逐漸脫鉤，從大企業到小門面，都很困難。 日本東芝33家工廠緊急撤離中國搬往越南，導致40萬人失業， 上海深圳東莞60萬人找不到工作，替蘋果代工的東莞五大加工廠接不到訂單，三家工廠倒閉，12萬人面臨失業，全國460萬家工廠沒有訂單，一片哀嚎，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失業潮來了。 富士康為蘋果代工，僱傭了80多萬中國人，4月份以來再度傳出了大量解僱員工的消息，富士康的員工透露，這個數量可能達到32萬，和他們相關的資金和產能中心都會遷往印度和越南。 這是富士康在深圳觀瀾最大的宿舍畔山公寓，以前富士康正常運轉的時候，過去能住12,000多名員工，傍晚看這個公寓，那是燈火通明，現在這裡卻沒有幾盞燈火。 富士康對此專門辟了謠，說撤離中國是不實的消息，但是最近有很多的自媒體作者都在短視頻平台上爆料稱，深圳的生產線如今已經被拆除了8條。 這是觀瀾/龍華廠區的食堂，裡面出現了許多印度人。據說是過來學習和培訓的。 據稱鄭州富士康也開始撤人，這是代工了全球50%以上的iPhone的工廠，佔地784個足球場，面積，相關收入佔據富士康45%營收。過去有35萬人在這裡工作，現在只剩下7萬人。 這是鄭州富士康廠區的現狀，從中可以看到廠區冷冷清清，看不到幾個人，和以往每天熙熙攘攘的上班人群對比，形成巨大的反差。 全中國富士康員工幾十萬人，再加上富士康的上下游產業鏈，可能影響幾百萬人就業。 更糟糕的是，當這些失業的人試圖重新找工作時，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困難。企業倒閉潮讓就業形勢更加嚴峻，而中國企業在招聘方面對年齡的挑剔也日益加劇。 有些公司在招聘現場甚至會使用大喇叭不斷播放，明確表示1986年以前出生的人不予錄用。這種現象引起了網民的憤怒和諷刺：「65歲才能退休，35歲以後我們還有30年要生活，難道讓我們去要飯嗎？」 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許多中國人別無選擇，只能到東南亞地區尋找工作機會，尤其是鄰國越南成為了他們的首選目的地。事實上，這種趨勢與越南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過去的20多年，西方向中國開放市場，中國憑藉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成了世界工廠。然而，隨著西方和中國在地緣博弈上的持續升級，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思考的不只是成本，還有可能隨時爆發衝突的不可控因素。因此，中美經濟上正在逐漸地脫鉤，訂單、產業鏈市場都開始轉移到周邊國家，尤其是越南。去年該國GDP增長8.02%，不僅創下了25年來的最快增速，而且創出了過去10年來的最高增長紀錄。這其中外貿的拉動至關重要。 僅去年，越南的進出口總額就達到7,325億美元，雖然相比廣東的12,470億美元，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然而這只是供應鏈轉移的初期，繼續往下走，越南趕上來的勢頭就會越來越猛。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大前提下，越南不僅與歐洲簽訂自由貿易協議，還與美國達成和解；加強與日本、韓國等國家的聯繫，使韓國、日本企業大舉投資越南，並通過與WTO多個成員國簽訂雙邊或多邊自貿協定，在准入、關稅等方面為越南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便利。 目前越南在電子設備製造、紡織鞋服及傢具等領域，都出現了領先中國的局面。截至去年5月的統計數據，這三個行業的在美國進口份額中，越南產品佔比已經超過中國產品。在圖表中可以看出差明顯的越南上升，中國下降的剪刀圖形。就算是在技術要求比較高的工業機械和設備領域，越南也超過了中國零點幾個百分比。 這是越南的藍思總部，從中國湖南遷來的。在深圳玉律的維珍妮工廠，也來到了越南。這是中國比亞迪在越南的分部。原來在廣東中山的大洋機電，現在也搬到了越南。過去在廣州的LG工廠業遷到了越南。也有從江蘇前來的，比如說Yadea 電動車的總部。這是2019年從中國撤離搬到越南三星，它們在蘇州崑山的廠房，現今仍是無人接手。 在中越邊境的各個口岸，每天都迎來大量的民眾排隊，入境越南。這是廣西省和越南邊境上的友誼關口岸，長長的隊伍望不到頭。在雲南省的紅河州河口口岸，出境的隊伍也是人山人海，3月18日的時候，人們排了4個小時的隊，卻僅僅往前移動了10米。 一般來說，中國人在越南一次簽證只有幾個月，但是工廠幫助辦簽證，能一次簽下來1年，如果是中國工廠直接遷入越南，廠里的老職工如果願意到越南，公司也能幫助辦護照，在通過技術考核之後，只需要到醫院通過身體檢查，就能前往越南。 在越南工作的中國人，如在車間工作，待遇包括基本工資和加班費，總收入可達到人民幣7-8千元。而對於機器維修和電工等技術崗位，起薪就是人民幣6000元一個月。 甚至在越南開摩托拉跑出租的，也能月收入過萬。一位中國博主打摩托車去胡志明市，在路上跟摩托車司機聊天，真的是刷新了三觀。這個職業中國可是一天也賺不到100塊錢，可是在越南，摩托車手每個月可以賺到上萬塊錢。 值得一提的是，與中國強調的有房有車不同，越南人認為摩托車才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擁有數千萬輛摩托車的國家，一個人如果沒有摩托車，會被人取笑的。 在越南開辦公司也和在中國不一樣，越南的勞動法規矩寬鬆，但是執行嚴格。去年8月，比亞迪在越南的電子代工廠，傳出了千人以上越南工人抗議比亞迪，沒有執行勞動法的規定。 那麼比亞迪在越南都幹了些什麼呢？據稱，比亞迪沒有按勞動法發放夜班補助，給的伙食補助太低不足以在公司吃兩頓飯，基本工資只有420萬越南盾，低於工業園區的其他企業，強迫每天加班2小時，否則會被扣績效獎，宿舍環境差，食堂伙食菜品單一質量差，等等。罷工兩天後，比亞迪的越南公司迅速作出整改，承諾，從9月1日起基本工資從420萬越南盾上調至480萬，加班工資上浮到130%到200%不等。 可是比亞迪在中國的工廠，對於工作日加班，只補貼兩元錢。 2021年的11月5日，比亞迪西安工廠一名36歲的員工在加班後猝死，比亞迪起先以沒死在工作崗位為由不認賬，最後在家屬爭取，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下，比亞迪才同意一次性支付20萬元，一條命只值20萬元，諷刺吧。 那麼，為甚麼越南的打工人如此硬氣？首先越南的勞動法給力，允許勞動工作者成立自己的工會組織，這個和中國的工會一切聽黨領導完全不同。越南勞動法確實是落實到了實處。 其次，越南工人的工會也給力，一系列在中資老闆看來是雞毛蒜皮的事，比如說飯菜中吃出了蟲子，沒辦法接送孩子上學，其他工廠的平均薪資比自己的工廠高，這些問題，工會都會出面同廠家談判，一旦談不攏，就立即組織工人停工，迫使僱主妥協。 在越南，老闆替員工繳納的社保費率也比中國低，比例在21.5%，比中國的29.5%，減負超過¼ 。但僱主必須替員工繳納社保，否則就是刑事犯罪。 在越南，法定工作時間8小時嚴格執行，每天加班不能超過2小時，法定節假日加班，老闆要支付的工資是平時工資的三倍。而且員工在公司工作超過一年，每年還能有12天的帶薪假。 在中國，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在中國，情況截然不同。儘管中國也有相關的勞動法規定，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很多企業和僱主對員工的權益保護並未達到越南的水平。中國的工會受到黨的領導，為共產黨和僱主說話，其次，中國的許多企業並未為員工繳納足額的社保，甚至存在逃避繳納社保的情況。而且與越南不同，中國對於未為員工繳納社保的僱主處理力度相對較小，一些違法行為得以逍遙法外。在中國，企業加班現象普遍，而且未按照法定規定支付加班工資的現象常見，甚至存在「加班文化」。與越南相比，中國工人在法定節假日加班時獲得的加班工資待遇也較低。中國員工的帶薪休假制度相對落後，儘管法律規定員工有這個權利，但在實際操作中，許多企業就推諉、拖延或者不予執行。 中國和越南不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兩者的差距怎麼就這麼大呢？ 令人驚訝的是，越南政府竟然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力圖成為第一個實行三權分立、實行憲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反腐，越南要求官員們把自己和親屬的財產都公布出來。自2013年起，越南就開始對高級官員進行財產申報，而且還計劃對財產申報範圍進行擴大。與此相比，雖然中國共產黨也提出過要進行官員財產申報，但至今仍未落實到具體操作。 越南在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方面的表現，吸引了眾多國際企業。據統計，截至2021年，越南外資企業數量達到3.6萬家，其中許多為高科技企業。最近，包括SpaceX和輝瑞在內的50家高新科技公司訪問了越南，計劃加大在越南的投資。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越南的經濟增長速度在2010至2020年間保持在平均6%左右。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未來越南的發展有望超越中國。屆時，前往越南工作的中國人，可就不是現在的130萬了。
4月4日13時30分許，4名年輕人在張家界天門山跳崖。經當地公安部門查明，4人為自殺。這幾個年輕人，均在外務工，最小的23歲，最大的也不過34歲。 孤單的老三 彭志軍出事後，徐明也是問了父母，才將新聞里的彭志軍跟自己認識的「老三」聯繫在一起。彭志軍家在河北省邯鄲市的李谷駝村。彭志軍兄弟姐妹四個，在家排行老三，村裡人常年這麼叫他，大名反而有些生疏。2023年4月7日張家界市永定區政府新聞辦公室發布通告稱，4月4日13時30分許，四名遊客從天門山景區山頂西線玻璃棧道出口約10米的位置跳崖，其中三名男子已跳崖身亡，女子被及時攔下，但因跳崖前服毒，緊急送醫搶救後無效死亡。這裡面，就有「老三」。 根據大象新聞的報道，一名逝者的朋友提到，警方向家屬透露，這4名死者通過群聊的方式溝通策劃，其中一名死者是帶頭人。他們以一種決絕的方式離開：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藥，還從本子上撕下紙寫下遺言，遺書內容很簡單，只有一句話，「本人xxx，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本人是自殺，與其他人無關。」這位朋友說，遺書是4月2日寫下的。 李谷駝村村子不小，有2000多人。徐明今年30歲，比彭志軍小三歲，他家離彭志軍家很近，只有幾百米。在徐明的印象里，彭志軍個子不高，不超過一米七，人看起來很瘦，也不愛說話。徐明告訴本刊，在跳崖前，彭志軍已經四年沒有回家。彭志軍的母親在四年前去世，去年是她逝世三周年，「三周年在我們這是個大事，要請親戚和村裡人幾百人，還要請戲班子，兒子女兒是一定要在場的，要上香磕頭。不來就是不孝順。」徐明還記得，當時彭志軍的家人在群里問：誰有老三聯繫方式？沒有人回，家裡人後來還報警了，「過了很久，才聽說他在四川。我們村裡人都在想，他是不是被騙進了傳銷組織。」 在李谷駝村，彭志軍家條件在村裡算是差的。這從房屋就能看出來，整個李谷駝村以二層小樓為主，只有彭志軍家還住在一層平房裡。徐明去過那個家，「村裡家家戶戶都有冰箱、彩電，他家進去後，柜子沒有，電視也沒有。房子沒有做吊頂，還漏水。」 跟村裡大多數同齡人一樣，彭志軍初中沒畢業就出去打工了。「我們那時，高中考不上就直接下工地。」徐明告訴本刊，村裡人基本上去天津一個叫小南河村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勞務市場，有不少人來找建築工，像刮膩子、刷大白等等。他們就住在工地板房，幾平米，四張上下鋪，廁所和洗漱都在外面。 彭志軍的工作是刮膩子，這是最基礎的活，他幹活不算勤快，「有點磨洋工」，「工地上五六十個人，幾個人一組幹活，偷懶也不容易被老闆發現。」彭志軍比較瘦，又不愛說話，存在感也低。建築工是個辛苦又枯燥的活，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六點半上班，一直上到12點左右才能吃飯休息一下，一天得干夠10個小時。活也臟，一天下來，身上抹的都是東西，還孤單，「雖然都是熟人，但不是朋友。」 徐明說自己下班後就會去附近市場逛逛，買點衣服，吃吃飯、喝喝酒，有時也去網吧玩遊戲。小南河有幾百號同村人，他們經常會約著一起吃飯喝酒，彭志軍很少參加，即使來了，也不怎麼說話，「要麼低頭看手機，要麼吃飯，就不回你，給人感覺愛答不理。大家也都不再叫他。」 即使如此，徐明和村裡人還是沒選擇離開，「一個月下來工資有八九千。」徐明很知足。彭志軍是個特例。在徐明的印象里，應該是在2021年秋天左右，他有一次在小南河的街上碰到彭志軍，對方穿個襯衫，外面套著小西服，頭髮是殺馬特造型，乍眼的藍色。徐明跟他打招呼，才知道彭志軍去了理髮店。這在徐明看來，是「奇葩」和難以理解的選擇，「理髮店一個月只有3000左右，村裡沒其他人做這種從高到低的選擇。」徐明說，他當時很為彭志軍著急，他沒結婚，家裡條件也不好，「但我也沒有勸他來工地。」 貧窮的壓力 如果要尋找四個年輕人身上的共同點，貧窮帶來的磨難以及不斷新添的變故或許是他們的共性。四川女孩陳婷今年23歲。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內江的一個村子裡。在初中同學孫苗苗的回憶里，陳婷個子很小，人也瘦，和班裡另外兩個女同學被稱為「矮子三劍客」，「一樣的髮型，一樣的身高，都穿著校服。」她膽子又小，遇到老師批評，她不敢像別的同學一樣當面頂撞，只敢背後說一說。孫苗苗說，外表上看來，陳婷並不是內向的人，她很愛笑，笑點低，也愛幫人忙，「經常幫我們買東西」。 陳婷一直成績不好，孫苗苗說，初中時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勸退了不少學生，陳婷就是其中一個。這之後，陳婷的媽媽吳丹給她找了一個學美容的師傅，陳婷跟著學了半年，就出去打工了，「她本來成績就不好，我就想著（她）能夠找個工作養活自己就好。」那時陳婷才16歲，她先後去了內江、成都、廣東等地方。吳丹告訴本刊，陳婷一般半個月到一個月打一次電話給她，「我也不問她在哪個城市打工，我就問她生活好不好，就不管那些。」 作為一個還在苦苦謀生的母親，吳丹其實有些顧不上孩子——家裡只有兩三畝地，七八年前包給了別人，她跟丈夫在縣裡的工廠打工，一年加起來有五六萬的收入。去年，丈夫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療，治療費用是筆不小的開銷。吳丹告訴本刊，陳婷原來在的美容院，工資是底薪加提成，好的情形下，一個月有5000多收入。但有一次給家裡電話，陳婷提到，工資沒有保底了，只有提成，她說自己想要辭職，「她說工資很低了，想換個高一點工資的工作。半個多月前，她辭了原來的工作。」 只比陳婷大三個月的張財睿家裡生活也是不富裕的。十多年前張財睿的父母離了婚。張財睿的父親五十多歲，兄弟六個，他是老四，因為家裡窮，兩個四十多歲的弟弟現在都沒結婚。一個鄰居告訴本刊，他們的村子在福建省德化縣的村子裡，三十多年前開始，村裡人相繼往鎮上搬，「就是集資建房。他們家現在還在山上，幾個兄弟湊錢蓋了房子，一人估計也就一間，磚頭都還露在外面。」 對於出生於1990年的彭志軍來說，生活給予的壓力是更迫切的。村裡人都知道彭志軍結婚難。彭志軍的父親已經70多歲。徐明聽父親提起，彭志軍的父親年輕時很能幹，除了種地之外，還會房屋修補的手藝，年輕時每天騎著摩托三輪帶著喇叭走街串巷，「他挺能受（吃苦）的，我們一般晚上七八點吃完飯，會聽到發動機的聲音，那就是他回來了。」在農村，兒子結婚，房子是「必需品」。彭志軍大哥結婚的時候，父親把自己的房子給了大兒子用作婚房。又靠著操勞和借貸給二兒子蓋了間普通的磚房。 但十多年前，彭志軍父親身體開始出現問題，不能再干零活了，只靠種地，因為家裡窮，老二也沒娶上媳婦，他和二兒子、彭志軍住在一起。徐明說，村裡的年輕人一般20出頭就要結婚。彭志軍大哥比彭志軍大十多歲，結婚時彩禮只有兩三萬。但到了彭志軍要結婚時，彩禮已經翻了好幾番，「現在彩禮要20萬，還得縣城買房，縣城一套房得好幾十萬。」徐明說，現在村裡年輕人一結婚，就開始給兒女攢錢，「村裡結不起婚的，要不是家庭條件差一點，要不就是腦袋不好使。」 徐明也沒結婚，每次回家都有媒婆給他介紹對象，最多的一天，他相了六次親。他還知道有個女孩，一天見過十個。沒有人給彭志軍介紹對象，在農村的婚姻衡量鏈條里，彭志軍各方面都處於最末端——他沒有房子，也沒有正式的工作。「在村裡，他有些抬不起頭。」徐明告訴本刊，沒有失蹤前，在村裡遇到人打招呼，彭志軍表現出來的都是迴避的行為，「他都是低著頭，很緩慢的『嗯』一聲，然後再看你一眼。」 最後一次聯繫 事發當天，劉志永的家人是通過警察才知道劉志永跳崖的事情的。他的堂嫂說，大家都無法相信這是真的，「就在上個月他還請了三四天假，專門從廣東回了趟老家看了父親。」這一次回家，在幾個鄰居的印象里，似乎是劉志永出去務工十多年來，為數不多的幾次回老家——以至於，他們已經不能一眼認出來這位34歲，已臨近中年的老鄉。 劉志永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縣的一個村子。2018年，沈丘縣才摘掉貧困縣的帽子。這一變化在這個不到2000人的村子裡最明顯的表現是：村子裡終於修好了水泥路，牆上寫上了規整的粉刷字。但對村民來說，種地和務工還是他們主要謀生的手段。 村裡的鄰居告訴本刊，劉志永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兩人都已出嫁。「條件苦」是村裡人對這家人最為直觀的印象：早在20多年前，劉志永的母親就去世了，他的父親多年前中風，行動不太方便，奶奶已經90多歲，兩個人住在一層的老房子里，守著半畝地生活，「他父親雖然身體不好，還是堅持什麼事都自己做，一個人照顧老母親。」 劉志永在十六七歲就出去打工了。在村裡人看來，十幾歲的劉志永，離開家鄉更像一場告別，「他很少回來，結婚都沒在村裡辦婚禮，聽說老婆就是廣東人，說不定是倒插門。」在同村村民劉強印象里，他至少13年沒見過劉志永。劉志永的堂嫂告訴本刊，劉志永平常也不怎麼跟家裡人聯繫。她對他的了解也有限，只知道他和妻子以前在一個工廠打工，後來離了婚，孩子也判給了前妻。後來，他又談了一次戀愛，據說被騙了。上次回家的時候，劉志永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遊玩一下，「說情緒有點低落，其他沒多說什麼。」堂嫂說，後來看新聞，劉志永跳崖時候染著紅髮。 陳婷最後一次與家裡聯繫是在4月1日，她告訴母親吳丹，自己已經到了成都，打電話是為了讓她安心。她說自己是去好朋友那裡看工作，她跟朋友租了房子，要一起進廠，「那是她的閨蜜，小學同學，初中也在一個學校。我也沒問她進什麼廠。」現在能看到的有關陳婷生前最後的信息，來自她跳崖的幾分鐘前發的朋友圈，她拍了照片，配文是：「你好世界，再見。」 徐明上一次與彭志軍聯繫還是在前年，當時彭志軍突然加他微信，問能不能向他借一兩百塊錢，說是用作路費。徐明給他轉了100元。他沒有還，徐明也沒有要。徐明記得，剛加微信時，彭志軍還把他屏蔽了，「他的朋友圈背景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看不到。感覺他還是挺封閉自己的，自己內心有一個小世界，很少人了解他。」 （實習記者方厚寅、王雅文對本文有貢獻，文中徐明、吳丹、孫苗苗、劉強為化名。全文轉自微信公眾三聯生活周刊）
中國直播行業火爆程度已經成為世界級現象。凌晨1點的湘江岸邊，他們有的人用鞋底拍打臀部，有的人醬油洗頭、有的人則在地上打滾。對，你沒看錯，這裡是湖南長沙的街頭，上百位直播網紅穿著棉襖在江邊瑟瑟發抖做直播，而且是凌晨。這些主播有的還成群在立交橋的橋洞中支起燈架現場直播。不少網友發問：直播行業現在內卷都這麼嚴重了嗎？迫使這些主播從室內都轉向室外了？ 不只在長沙，近日廣西省桂林也在寒夜下出現大批直播網紅，蹲坐在一座立交橋上。有現場女網紅對法新社表示，「現在室內主播太多了，競爭力也飽和，也多」，她哭笑道「外面太冷了，有時候零度實在受不了。」但為了生活，不得不選擇深夜時段賺取更多流量賞金。 中國桂林，寒夜下的大橋上擠滿了網紅主播，靠打賞討生活 pic.twitter.com/6mzrgMQN8P —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February 28, 2023 另一位女網紅則表示，有些人會帶有歧視的眼光看我們，並質疑「怎麼大半夜還在這裡直播，所以我們直播的地方就選在離居民區很遠的地方。」 你見過凌晨一點的長沙街頭嗎，直播亂象，各種群魔亂舞！小編點評:打屁股那個我喜歡！ pic.twitter.com/Cv0PeSRkm5 — 瓜娃子? (@chiguazhongxin) March 8, 2023 這類半夜戶外直播工作，早已引起官方注意。據極目新聞報導，去年4月因戶外直播涉及擾民，桂林交警、城管對此進行了整治。但這類現象並沒有因此「絕跡」，反而迎來一波新的紅利：「有網紅直播幾小時漲粉過萬，一個晚上賺了5萬元」。 當時有業內人士透露，雖然戶外直播唱歌看起來門檻低、收入高，但真正能掙到錢的並不多，大多是「看起來很美」，「而且這是一個短暫的工作，大多主播堅持不了太久，一般在三個月左右。此外，以後想要轉行也會面臨各種困難。」 針對中國大陸這種詭異的直播亂象，不少人認為是中國失業率增高的警訊，因為中國國內過去3年受到疫情嚴格封控影響，加上中美角力，導致外資陸續出走，讓中國就業問題逐漸浮上檯面。 美國《華爾街日報》2月報導，中國發改委在今年初發布一項管理辦法，呼籲產業界「能用人工的盡量不用機械，能組織當地群眾務工的盡量不用專業施工隊伍」，分析認為，中共政府這項「以工代賑」的政策，反映出中股票政府正擔憂農村勞動力失去謀生的機會。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中國新年過後，官方期待的就業回歸沒有如期到來，大批求職的農民工和白領階層，成了過剩勞動力，不僅國營事業一職難求，許多農民工頻頻傳出被欠薪、淪為「人礦韭菜」。僅2月13日到20日一周時間，至少發生7起致命連環血案，主因就是因就業形勢嚴峻，底層民眾已處於崩潰狀態。 一直關注勞工問題的左翼傳媒人陳洪濤認為，目前從身邊人得到的資訊，基本可以得出就業困難的結論。但並沒有準確的統計資料。他認為，中共官方沒在乎這些底層民眾的生計問題。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和就業有關的資料，只有2022年12月發布的當年前11個月的資料，稱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6%。稱當年二季度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1%。 但這個說法備受詬病。中共官媒《人民日報》理論版早於2004年，就公開指出全國失地農民總數估計約4000萬人，並以每年200多萬人的速度增加。 2020年，官媒《中青報》援引資料稱，失地農民為一億人。而在中國疫情封控期間，中共政府亦沒基本的統計，更談不上基本的失業或疫情期間紓困救助。 有關上述數據，外媒記者多次致電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多個司局，都沒能得到回應。 談到直播，不得不提到中國東北，在GDP墊底的東北三省，卻是網紅主播的崛起之地，「重工業靠燒烤，輕工業靠直播。」在如今的東北民間話語中，「直播」已成為發展東北經濟的支柱型產業。 2016年，在國內「千播大戰」最為焦灼的階段，騰訊科技發布的直播行業報告顯示，在直播平台粉絲量排名前20位的主播中，東北籍約佔半數甚至更多。 2020年底，快手商業化發布的平台創作者數據顯示，在快手，東北用戶達1.08億人，其中，東北三省的創作者總數超過4600萬人。 抖音上的東三省創作者群體佔比也不遑多讓。2019年抖音創作這視頻播放量最多的前五名，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作品佔了其中三個位置。 然而對於東北的主播來說，這並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而是東北年輕人不得不自保謀生的另闢蹊徑。 中共建政之初，東北是中國大型廠礦企業最為集中的地方，東北重工業基地不僅推動了區域經濟發展，還不計成本支援了全國11個三線省區。 然而，到了1986年，瀋陽市防爆器械廠卻成為東北第一家破產的公有制企業。 20世紀90年代末，一大批國有和集體企業員工遭遇失業潮，「父母下崗」成為當時許多70後、80後東北人的童年記憶。 東北主播蔣博文告訴大陸媒體，他的家鄉遼寧阜新曾被譽為「亞洲第一大露天煤礦」，整個城市幾乎都是靠「挖煤」發展起來的。 「到了21世紀初期，我們那兒的礦產資源基本上已經給『吃黃』了，眼看資源一點點枯竭，經濟走向下坡路也是必然。」他說。 「東北留不住年輕人，有能力的都去關內大城市了，在當地，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才是父母親戚眼裡的正經職業。」蔣博文說。 截至2010年，東北三省歷年累加的人口凈流出規模達219萬人，相比2000年40.4萬人的凈流出規模，激增了5倍；非農人口流出比例高達42.9%。 在傳統的社會階層中，受限於家庭背景和文化程度，那些早早輟學的東北年輕人無法在本地找到體面的工作。 而早期的東北主播形象也間接印證了這一現象：文化程度不高，做著最底層的工作，在機緣巧合下開始「玩網路」，慢慢玩出門道。 比如，主播「MC天佑」初中輟學，最早靠擺攤賣炸串為生；直播公會「舞帝傳媒」創始人「利哥」，最早靠修理汽車謀生。 「YY（直播平台）的崛起主要靠這批東北主播，尤其是MC天佑這樣的喊麥主播，其他地域的主播沒有什麼競爭力。」曾經營過直播公會的視飛科技CEO曾誠回憶道。 在直播野蠻生長的年代，成百上千的年輕人湧入直播平台，東北主播更是一度佔據直播行業的半壁江山，享受著眾人擁躉的「高光時刻」。 不過，在很多老一輩東北人眼裡，「主播」這個職業和民間「賣唱」「賣藝」的營生沒有本質區別，既不體面，也不光鮮，更不是什麼「鐵飯碗」。 「從我選擇做主播開始，家裡就不是特別認同。」蔣博文的父母都是軍人出生，在他們看來，去富士康這樣的「大廠」工作，都比做主播「體面」。 然而，對於失業率逐年攀升、人口流失加劇的東北來說，「直播」是東北年輕人可以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低門檻、高收入」工作。乘著平台的流量紅利，東北主播們可以在人均月收入三五千的小城市裡，拿上萬元的月收入。 陌陌2017年的行業報告顯示，東北三省不僅是主播職業化認可度最高的地區，也是最能吃苦的一個群體。在直播超8小時的省份統計中，吉林、黑龍江、陝西、遼寧位列前四。 不過風光過後，親眼見證「千播大戰」盛況的主播們，自身也不得不面對大浪淘沙的行業洗牌。 而網路直播政策的日漸趨嚴也給東北主播的生存帶來諸多挑戰，東北「喊麥之王」MC天佑、社會搖「鼻祖」牌牌琦都因違規直播被全網封殺。 中國當局越發嚴格的審查制度極大地限制了直播主的創作內容。中國直播一個人李佳琦因在2022年6月4日前夕在直播間展示了一個用冰淇淋製作的坦克，被當局認為是映射六四天安門事件，這位全中國帶貨能力最強的主播，於是消失了數月，連電商平台淘寶每年的購物節都沒能參加。 另一位與李佳琦並駕齊驅的帶貨一姐薇婭也因為偷稅被封殺，看到昔日賺的盆滿缽滿網紅的遭遇，令不少直播主有兔死狐悲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