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仍未緩解 萬科預計上半年恐虧損150億人民幣
2026 年 7 月 13 日
2023年以來的經濟低迷，與其說是經濟不好，還不如說是經濟到了瓶頸期。 因為很多人都在困惑：科技產業還在如火如荼地發展，製造業也還是冠絕全球，但為什麼總感覺經濟發展不動了？就好像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停滯感和無力感，好像看不到未來了？ 其實這實屬正常。沒有哪個國家能保持狂飆式的發展超過三四十年，無論1880年到1920年之間的美國、二戰後的日韓，這種「光速」發展，「跑步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都持續不過三四十年。 經濟是有規律的，人類無法超越規律。中國人一向不信邪，認為中國模式舉世無雙，可以創造奇蹟，但現實告訴我們，規律還是起作用了，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紅利，已經耗盡了。 接下來，必須找到新的發展動力和模式，而不是依靠以前的舊思路。 網路圖片 現在這種紅利耗盡的表現有很多：經濟增長放緩、投資回報率下降、人口紅利消失、政府企業居民三部門的債務全都高企。再疊加外資撤離、內需低迷，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使中國經濟進入了我們所看到的瓶頸期。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騰飛的背後，有幾個關鍵動力。 首先，是人口紅利。從1978年到2010年，中國享受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勞動人口紅利——年輕、低成本的勞動力支撐了製造業的崛起。但如今，人口老齡化已成現實，年輕勞動力不足，抬高了企業的用人成本，也降低了經濟活力。 其次，是房地產紅利——本質上是政府賣地所釋放的資本紅利、融資紅利。過去幾十年，中國依靠大規模城市化、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投資，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增長動力。然而，如今房地產市場飽和，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債務壓力激增，房地產已經從增長引擎變成了負擔。 第三，是全球化紅利。中國加入WTO後，憑藉廉價勞動力和強大的供應鏈，成為世界工廠，享受了全球市場的擴張紅利。但這幾年來，全球產業鏈正在調整，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推動製造業迴流，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優勢正在被東南亞、墨西哥、印度等蠶食。 如果把中國經濟比作一輛高速行駛的列車，這些紅利曾是最強勁的動力來源。但現在，燃料消耗殆盡，列車的速度開始減慢。 網路圖片 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過「劉易斯拐點」理論，指出當一個經濟體從「勞動力過剩」進入「勞動力短缺」階段，工資上漲、投資回報下降，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轉型。而中國正是處於這樣的階段。 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窮？看看最新諾獎經濟學得主的分析報告吧！ 昨晚，2019年諾貝爾獎的最後一個重磅獎項——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它被授予三個發展經濟學家：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 過去，中國靠大規模投資拉動增長，但如今投資的邊際回報率在不斷下降。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開發在早期確實帶動了經濟，然而現在，很多城市的高鐵站荒無人煙、鬼城遍地，地方政府債台高築，投資回報遠不如從前。 企業端也一樣，以前製造業企業享受低成本擴張，如現在不僅成本上升，海外訂單減少，市場競爭也日趨激烈。這種成本優勢也在邊際遞減。 另一個最直觀的例子就是中國的房地產行業。 過去幾十年，房地產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軸之一，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居民將財富押注在房子上，銀行向房地產企業大量放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經濟循環。 但現在，這個循環正在斷裂。房價下跌，消費者信心不足，企業融資困難，政府財政收入減少，整個經濟進入了「去槓桿」的痛苦階段。 房地產，導致居民財富、政府財政都在直接縮水。 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外資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跨國企業帶來了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和市場渠道，同時也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但近年來，外資正在加速撤離中國。 首先，是因為地緣政治風險上升。中美貿易戰以來，西方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受挫。美國、日本、歐洲等國紛紛調整供應鏈，蘋果、三星、富士康等科技巨頭已開始把部分生產線轉移到印度、越南等國。 其次，中國的營商環境不如過去。早期，外資進入中國時，享受低稅收、土地優惠、寬鬆的市場監管。但如今，政策不確定性增加，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加劇，許多外資企業感覺「水土不服」。 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創下新低，一些跨國企業開始減少在華投資。外資的撤離，不僅意味著技術和資本的流失，也影響了中國企業與全球產業鏈的融合。 網路圖片 如果說外資撤離是「外患」，那麼消費疲軟則是「內憂」。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最終要靠消費支撐。但近年來，中國的消費市場呈現出疲軟的態勢。 首先，居民收入增長放緩。過去幾十年，中國家庭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但近年來，收入增速放緩，而物價、房貸等支出卻在上升，導致居民消費意願下降。 其次，消費信心不足。疫情、房地產危機、就業壓力等多重因素，使得很多人不敢花錢，儲蓄率上升，消費降級成為趨勢。年輕人更傾向於節省開支，「特種兵旅遊」、「九塊九外賣」、「躺平式消費」成為新潮流，這與十年前中國消費市場的火熱形成鮮明對比。 從凱恩斯的消費理論來看，消費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如果消費動力不足，企業銷售下降，投資意願減弱，最終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那麼，中國經濟還有出路嗎？當然有，但關鍵在於如何調整方向。 網路圖片 首先，必須真正推動市場化改革，而不是讓市場化成為一句行政命令式的口號。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力度逐漸減弱，甚至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停滯。要想突破當前困境，政府需要放鬆對市場的干預，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給予企業更穩定的預期。 其次，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中國過去依賴「模仿——改進」的模式，但未來需要真正依靠原創技術，提升高端製造業和科技產業的競爭力。目前來看，這種原創雖然有但還不夠多。 第三，推動消費升級。政府可以通過減稅、增加社保保障、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式，增強消費信心，真正讓老百姓敢花錢、願意花錢。 當然，這些改革並不容易，甚至會伴隨著痛苦的調整期。但如果繼續依賴舊的增長模式，最終只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難以為繼。 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確實已經消耗殆盡。人口紅利不再，投資回報下降，外資撤離，消費疲軟，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讓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了瓶頸期。 但危機也是轉機。如果能夠真正推動市場化改革，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激活消費市場，中國經濟仍然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長動力。 關鍵是，願不願意邁出這一步。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新年伊始，國際組織和華爾街金融圈開始討論，中國能否再度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任期只剩兩個月的中國副總理劉鶴專門跑到「世界經濟論壇」，試圖迎合這些「國際輿論」，重振外資的信心。然而，無論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那些國際權貴，或者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華爾街，還是中國政府以及它的「經濟吹鼓手」 劉鶴，都迴避談一個有關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基本問題：中國經濟有沒有難以克服的內在困境？如果這樣的困境是無解的，那怎麼能指望今後中國來拉動全球經濟？ 一、「崛起」碰壁 曾幾何時，中共的喉舌們不斷鼓噪，聲稱中國已經「崛起」；然而，「崛起」論言猶在耳，過去幾年裡卻不再聽到來自北京的此類喧囂了。這個轉變源自中國經濟陷入了困境，此困境並非疫情所致。實際上，中共渲染「崛起」之時，便忽視了即將到來的經濟困境，這是內生的頑疾，而疫情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實際上，2019年是中國的國運轉折之年。在那一年，李克強「穩經濟」、「穩就業」的號令，就讓人感受到了經濟下行的寒意；與此同時，「崛起」論也悄悄地從官方宣傳話語中淡出了。但許多中國人並未理解這一逆轉的原因；而華爾街也依然被「崛起」論和表面繁榮所迷惑，至今仍不願意相信，強勢的中共政權其實無法挽救經濟滑坡。 本世紀前20年中國的「崛起」，經濟上主要依靠「一個機遇（加入世貿組織）和一個產業（房地產業）」；技術發展上仰賴從美國「竊取」知識產權；軍事上則依靠組建航母艦隊和增大核威懾。於是，對美國的長期巨額貿易順差，導致了美國的貿易反制；大規模的技術盜竊，使美國開始阻斷中共肆無忌憚的技術間諜活動；而中共那美國指向的擴軍備戰，則點燃了中美冷戰。與此同時，支撐中國膨脹的房地產泡沫也行將破滅，讓經濟「榮景」原形畢露。 2019年就這樣成了中國的國運轉折之年，中國經濟告別了過去20年的繁榮；而美中經貿談判的反覆拉拔，則標誌著延續幾十年的中美蜜月之終結。這個國運的轉折，始於中共的「崛起」謀略，也終於這個「崛起」謀略；甚至可以說，中國的國運，成也「崛起」，敗也「崛起」，因為「崛起」謀略帶來了短暫的成功，同時也挖下了國運的陷阱。 二、「中國模式」：霧裡看花的困惑 目前，中國國內和世界各國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有著完全不同的判斷和期待。不少人希望，中國經濟還能象過去20年那樣一帆風順。中國民眾當然希望今後的日子能夠好過，而台商則希望在大陸的生意可以順利經營。然而，希望未必能成為現實。 從本世紀初開始，美國讓中共搭上WTO的便車，大批外企進駐中國，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繁榮。從此，全世界就出現了一個中國繁榮的神話。相信這個神話的人多半認為，中國經濟會一直這樣繁榮下去。而許多外企、包括台商都覺得，中國經濟繁榮這塊大餅那麼大，十幾億人的市場，又一直繁榮下去，如此機會怎可放棄。於是，搶進中國市場，就成了一種時髦。 20年來，相信中國經濟會長期繁榮，幾乎成了多國政界、財經界和媒體的一種教條。政治經濟評論人士要是講一些相反的觀點，往往會被中國的官方、小粉紅以及各國力挺中共的人，扣上「唱衰中國」的帽子，似乎中國經濟繁榮這種想像，屬於不可質疑的定律。 如果把中國經濟看成是一個到醫院看病的病人，他萎靡不振，渾身都痛，醫生是給他開點止痛藥，還是做全身檢查？持上述第一種看法的人會說，他一向身體很好，連止痛藥都多餘；持第二種看法的人會認為，它只是太累了，開點止痛藥，好好休息一下就沒事了；而持第三種看法的人會說，還是做全身檢查，查一查病因到底是什麼。實際上，這個「病人」早已患上癌症，而且已經擴散；而病人自己卻堅持認為沒病，一直通過吸毒來延緩發作。現在，這個「病人」的狀況進一步惡化了，已經引發一系列難以治療的癥狀。 那麼，中國經濟這個「病人」的「癌症」到底是什麼？表面上看是不思飲食，用經濟分析的術語來講就是消費疲軟；其病根其實是中國經濟走上了依靠過度發展房地產來拉動全國經濟的絕路。中國經濟的房地產泡沫太大，瀕臨破滅，這就是中國經濟的致命「癌症」，而且無法根治。目前中共對這個經濟「癌症」的做法是保守療法，因為「癌症」已經擴散到不能切除了。 三、中國的房價收入比遠超合理邊界 衡量一個國家房地產是否過度發展，可以看一個指標，即房價和居民收入的比例。中國現在雖然是中等收入國家，但世界銀行的研究發現，中國的房價已居於全球最貴之列，北京、上海的房價收入比（房價÷家庭年總收入）遠遠高於紐約、巴黎和東京等城市。中國100個主要城市住宅的平均價格當中，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幾個一線城市的住宅價格，2010年是每平米約2萬元，2021年已上漲到每平米4.3萬元；二線城市的房價也從2010年每平米的8千元漲到14,000元。房價的上漲速度遠遠高於收入的增長。 為了讓讀者們對房價收入比有一個直觀的概念，這裡列舉台灣北部都會區邊緣的相關數據作為對照。新北市西南的樹林區房價是每坪35萬台幣，新莊區是45萬台幣。如果按一家三口，兩個大人就業，家庭月收入平均10萬台幣計算，若一個家庭購買30坪的新房，那樹林區和新莊區的房價收入比分別是8.8和11.3，即房價大約是家庭年收入的9到11倍。 而中國省會城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約17萬人民幣，如果在省會城市買和台灣30坪一樣大的房子，每平米的價格以4萬人民幣計算，其房價相當於400萬人民幣以上。所以，中國省會城市平均的房價收入比是24，即房價是家庭年收入的24倍。 這樣一比就可以知道，中國省會城市的房價收入比，是台灣的差不多兩倍半。 四、房地產泡沫破滅的證據 一個家庭的總收入大約最多可用三分之一到歸還房貸上。在大部分國家的商業銀行里，當客戶申請房產抵押貸款時，銀行都會用這個公式來計算可貸款數額。 台灣樹林和新莊區的房價收入比說明，購房家庭可以30年還清貸款，這是大部分國家的居民貸款買房時的可承受底線。而中國的民眾要想還清房貸，要麼是家庭收入今後30年內突然增加2倍半，要麼就是另尋其他親友掏腰包援助。顯然，這兩種情況不可能成為普遍現象，這就是如今中國的普通家庭再也難以承受高房價的原因。 中國的房價收入比，已經遠遠超出合理邊界，這就必然造成中國房地產業目前的困境。這也意味著，中國房地產業的擴張到頭了，再也賣不動了。儘管去年下半年中國政府力圖挽救房地產業的蕭條，但國家統計局對70個大中型城市的商品房銷售價格統計的結果是，去年12月55個城市的房價下降，而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全年下降四分之一。 中共為了挽救經濟，總想把民眾兜里的錢挖出來，多多買房。但民眾現在真有持續的購房意願嗎？這可以從全國銀行的住戶貸款總額的變化情況看出來。從2019年到2021年，中國民眾當年新借的住房貸款，每年大約是近6萬億到8萬億人民幣，這就是房地產公司每年銷售業績的金融來源。 但是，居民當年新借住房貸款的數額，兩年前就開始出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了，2021年比2020年減少22%，2022年又比2021年下降55%；2022年與年度新借住房貸款達到高峰的2020年相比，整整少了65%。很明顯，不管中國的房地產業怎樣拼銷售，這整個產業去年比2020年少了六成貸款購房的客戶。這就是中國房地產泡沫正在破滅的證據。 五、百業蕭條看商業 去年11月開始，中國政府開始大力鼓勵個體工商戶的發展。這個政策的背景是，2022年是中國大批個體工商戶經營虧損、乃至倒閉的高峰年，對於這種狀況，國內的媒體和網站全都迴避報道，以免招來當局的封殺。 個體工商戶的運營關係到3億人的就業，究竟那些破產倒閉的個體工商戶如何應付未來的生計？這個答案可以從銀行的居民存款數額的變化當中來尋找蹤跡。中國所有銀行的住戶存款當中，既包括不經商居民的存款，也包括個體工商戶的存款。通常，不經商居民的存款主要是養老、防病的安全型金融資產，相對比較穩定，以定期存款為主；而個體工商戶的存款則多半是活期存款，因為他們要應付商業活動當中周轉資金的收支。 如果某個年份全國銀行的定期存款突然反常地大量增加，這樣的變化與不經商居民的關係相對較少，而很可能與個體工商戶的資金流向有很大關係。2022年就是全國銀行住戶個人的定期存款反常大增的一年。從2019年到2021年，住戶定期存款的增加每年都相對穩定；但2022年這種存款的增加突然比上一年大幅度跳增。這裡講的不是存款餘額，那是存量，是歷年存款數的積累；筆者分析的是流量，即當年存款餘額的增加數。 2022年當年住戶定期存款的增加數，比2021年定存的增加數多了三分之二，5.5萬億元。那麼，這些錢是誰存的？顯然，並非來自不經商的居民，因為去年城鎮居民的收入扣除物價上漲之後，實際增長2%，這些居民並沒有突然多餘出來的閑錢；所以，基本上可以說，多存的這5.5萬億定期存款，是退出商業活動的原個體工商戶的經營資金。假如平均每個個體工商戶存入20萬原來用於生意的周轉金，那這5.5萬億的定期存款意味著，2022年有差不多兩千多萬個體工商戶歇業了。 正因為去年是個體工商戶的倒閉高峰年，那些生意做不下去的人，紛紛把手頭平時保存的現金全都存到了銀行里；而他們不約而同地存成定期存款，則意味著，短期內他們不打算把經營資金再重新投入商業活動，而只想收一點微薄的存款利息來補貼家用。 六、從房地產支柱垮塌看中共國家戰略的錯誤 這就是中國當前百業蕭條之下，對經濟動向最敏感的個體工商戶，用實際行動在表明他們對未來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這不只是「一葉知秋」而已，而是「千樹萬樹落葉飄」。 中共現在最怕的就是銀行業受垮塌的房地產業拖累而倒下來；與此同時，去年所有省市的財政均收不抵支，從今年開始，財政危機即將上演。在這種局面下，中共當局當然不便再唱「崛起歌」了，那首「歌」再也不能吸引民心，反而成了對當局的絕妙諷刺。 中共「崛起夢」的失敗，與其國家戰略的錯誤有直接關係，崛起本不該成為國家戰略的目標。中共為了國內政治需要和國際野心而鼓吹「崛起」論，結果走上了破壞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逆行之徑；而它在國內則飲鴆止渴，把早晚會破滅的房地產泡沫當作堅強的經濟支柱，最終害國害民。 中共真正關心的，其實只是政權的強固和崛起，而不是國家的成敗；它控制著這個國家，把這個國家和社會當作其政權及其領袖實現「崛起夢」的基礎和工具。因此，它並不真正關心國家在中共的崛起追求當中，將付出什麼樣的代價；而對國民的洗腦和政治高壓，也封殺了國民問政。這個政權一如既往地為所欲為，即便其國家戰略錯了，買單的總是沒有資格問政的國民。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在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的報告，確實是一個標誌性的文件，它標誌著大家的猜測或者說謠言成真。習近平確實走在恢復皇權統治的道路上，這也是加速共產黨滅亡的道路。 當年鄧小平放棄馬列主義，恢復到市場經濟的所謂中國模式，使用了一個掩飾性的模糊片語，叫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時有許多共產主義老頑固還在位，所以他使用了社會主義這個詞，以便迷惑反對市場經濟改革的力量，救中國的經濟以便救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鄧小平的兩頭騙最終獲得了成功，市場經濟和美國的資助造成了經濟的高速發展。 但和許多天真的西方學者的看法相反。鄧小平經濟上的成功沒有帶來政治體制的變化，反而是加強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個成功不是西方學術所熟悉的階段論模式，是西方學者搞不清楚的中國模式。也就是兩千多年來的，以專制政治管理市場經濟社會的模式，而不是西方學術所熟悉的從封建社會轉型到資本主義的模式。 中國學者們從五四時代以來，都是以洋人的學術為學術，所以就直接武斷地說中國兩千多年是封建社會。這樣才好和西方學術接軌，特別是要和馬列主義接軌。甚至還有更傻的學者說，中國兩千多年來是奴隸制社會，而且還說不清什麼時候變成了封建社會。於是共產黨專門花錢研究，中國什麼時候從奴隸制轉型成為封建制，叫做什麼夏商周斷代工程，簡直荒唐至極。這也是五四時代留下來的學術遺產之一。連自己的祖宗都說不清，還罵別人數典忘祖。 現在習近平終於要恢復祖制了。這也不能全怪習主席，因為鄧小平的半吊子改革，自相矛盾難以持續。到了習近平時代大家越來越傾向於改變，否則難以持續的徵兆越來越明顯，總得找到個出路吧。或者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把政治體制改革為適應市場經濟的民主法治，這是正確的選擇。但前提是放棄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否則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各種弊病，仍然會製造嚴重的腐敗和亂政，仍然還是無法持續發展。 但是習近平和鄧小平一樣，什麼都可以放棄，就是不能放棄一黨專政和集中在手中的大權。那麼就剩下了另一種選擇，恢復曾經成功施行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制。要說習近平和毛澤東很相似，都沒有兒子接班，不像朝鮮的金家王朝可以實際上恢復皇權制。他們只能恢復到一代人的皇權。但他為什麼還要為他人做嫁衣裳呢？這就是剛才說到的歷史的必然。 這個歷史的必然不是只有一種結果，而是有至少兩種選擇。所謂的集體領導已經不能很好地駕馭專制的市場經濟，兩種不相適應的體質糅合在一起的結果，就是市場受到嚴重的壓抑和破壞，政治自然傾向於極端的腐敗。這兩者都是國家崩潰的基本條件。擺脫這兩條基本條件，就必須選擇前進還是倒退。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是清朝中學為體，西學為輔的最新表述。說明共產黨領導層和習近平本人，一致選擇了倒退到傳統的皇權體制。 有評論認為，專制也許更適合中國社會。異議群體也有人說：朝鮮的金家王朝不也很穩定嗎？可是多數中國精英和民眾早在一百年前就認識到，民主加市場經濟，是最合理的社會制度。西方人不懂中國社會，可以諒解。中國人不懂中國社會，還要妄加評論，就是對自己和別人都不負責的錯誤行為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與歐美的關係正在從合作與競爭，轉向為競爭與對抗。儘管歐盟與美國的對中態度還是存在一些差異，但到底是競爭大於對抗，還是對抗大於競爭，卻是人們常問的一個問題。今年夏天北約峰會時關於中國的措辭討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德法堅持將中國描述為對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挑戰」，而美國則希望將中國描述為「威脅」。 然而在歐盟與北美之外的區域，對於中國的態度卻是大相徑庭。德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近日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歐美陣營之外的國家(報告的撰寫者來自8個不同的國家)普遍傾向於將美國作為安全夥伴，將中國作為經濟夥伴。在過去十年中，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強，並且都反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隊，所在國政府均希望在美中競爭中尋找新的機遇。 歐美陣營外的對中看法 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是歐洲最大的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機構，這份名為《陣營之外：全球對中國和美中關係看法》(Beyond Blocs: Global Views on China and US China Relations)的報告的撰寫者，來自孟加拉、智利、印尼、哈薩克、肯亞、奈及利亞、沙烏地阿拉伯和土耳其，這些國家都是中等規模的「中堅」國家，並多是所在區域的強國。 自從2019年歐盟將中國定義為「制度性對手(systemic rival)」後，這一概念已經逐步成為歐盟各國決策者看待與中國關係的主導框架。但正如該報告在主要結論中指出的那樣，「即使在歐盟內部，這種觀點也不完全相同，在全球範圍內當然也不普遍。對中國崛起的態度與聯合國成員國一樣紛繁多樣，許多國家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看法比對中國的看法更為尖銳。」 這份報告的編者雅各布-岡特(Jacob Gunter)和海倫娜-萊加達(Helena Legarda)表示，這八個國家的對中態度與發達自由民主國家的主流說法有很大差異，對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的態度也是如此。 該報告的撰寫者之一，奈及利亞拉各斯州立大學政治學系講師阿卜杜勒-加法爾·托比·奧肖迪(Abdul-Gafar Tobi Oshodi)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表示，「奈及利亞與許多西方國家的關係就像一個老師和學生，「老師來告訴你，哦，你不需要這種方式」。他們想告訴你，建議你，但中國不是這樣的。奈及利亞或非洲與中國之間的發展差距是巨大的，但中國願意作為同行來到桌上討論」。 「我認為大多數西方國家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已經在建設這裡的基礎設施，一個戰略基地或你可能看到的未來生態。現在，中國不僅僅在考慮著影響精英們，並且正在超越這一點。中國正日益成為非洲國家的大學中的一個大玩家。獎學金、學者間的交換交流，這就是(與中國合作的)未來，中國已經在考慮下一代非洲的領導人了」，奧肖迪在採訪中表示。 對中態度的多面性 另一方面，即便在同一個國家內部，對於中國的態度也是存在很大差異的。 來自智利的報告撰寫者帕梅拉-阿羅斯蒂卡-費爾南德斯(Pamela Aróstica Fernández)表示，在考慮智利對中國的看法時，有必要區分當局的官方言論和非官方精英團體的言論。官方的言論總是對中國持有積極的看法，稱讚智利與中國的「特殊關係」。 另一方面，由於智利與中國間在地緣政治、外交、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不對稱性，非官方的精英們的看法里則充滿了對中國的不信任和恐懼。 比如，政治和學術界人士對雙邊關係中軍事層面的加強表示出了擔憂。在智利的企業界，對中國的積極或消極看法則取決於所處領域與中國的關係。在大型企業協會(原材料出口商和中國製成品進口商)中，中國被認為是 「機會之源”。但中小型企業的看法則不同；比如製鞋業的對中負面看法最為強烈，由於中國的競爭，該行業智利幾乎已經消失。 哈薩克也存在著跟智利類似的情況。該報告的撰寫者之一，倫敦大學國王學院DIGISILK項目研究助理奧尤娜-巴爾達科娃(Oyuna Baldakova)表示：「中哈關係可以用 『暖陽的政治，冰冷的公眾 』來形容，政權和商業精英表現出謹慎的親中態度，而廣大公眾則對此存在異議。公眾輿論往往會將中國與中國移民相提並論，而中國移民則通常被認為是負面的。儘管反華抗議活動越來越多，但哈中政府間享有穩定的高層關係，並在2019年達成了雙邊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哈薩克的專制體制使得公眾的關注很難直接影響政策制定，儘管廣泛的公眾抗議有時會導致政策的轉變，例如2016年土地改革的暫停」。 一項2020年的調查顯示，只有7%的哈薩克受訪者「強烈支持」中國的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而超過70%的人對中國購買土地的前景感到非常擔憂。 哈薩克還有一個此次報告中其他7國不存在的問題。占該國人口70%以上的哈薩克族，在中國的新疆也有超過150萬的人口。巴爾達科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近些年新疆人權問題的迅速惡化，「強迫勞動和再教育營，這裡的人都知道這些」。 「自從哈薩克獨立以來，政府一直在實施一項計劃，邀請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哈薩克人回到哈薩克，給予他們土地，在國家的支持下，讓他們回到這個國家。所以很多哈薩克人從中國搬到哈薩克，在這裡得到了土地，並把他們的家人帶過來。而這些搬回來的哈薩克人仍然與新疆有著聯繫，他們仍有家人在那邊。這些社群是有相互聯繫的，這就是為什麼哈薩克社會對在新疆發生的事情有普遍的認知」，巴爾達科娃在採訪時表示。 作為經濟夥伴的中國 墨卡托公布的報告指出，通過貿易、直接投資(FDI)、基礎設施融資和項目促進，中國與該報告提及的8個國家的經濟交往都在進一步擴大。但另一方面，這種經濟關係絕大多數是單方向的，中國的出口、投資和融資都在增加，而另一方卻很難跟上腳步。 在過去十年中，這8個國家中的大部分都在對中貿易上出現了顯著增長，總體貿易量增加了數倍。但除了智利和沙烏地阿拉伯之外，其他國家在貿易量增長的同時，均出現了顯著的對華貿易逆差——進口急劇上升，而出口卻保持不變。從整體貿易上看，中國在這些國家的進口和出口中，都佔據了更大的份額，中國已經成為這些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或最大貿易夥伴之一。 人們普遍對更密切的經濟關係、不斷增長的貿易和來自中國的投資持積極態度。像沙烏地阿拉伯和哈薩克這樣的石油資源大國，都擁有可觀的主權財富基金，在面對中國資本時的態度就顯得較為從容。巴爾達科娃在採訪時就表示，「中國和哈薩克政府間曾簽署過一項關於52個不同類型的工業投資項目的協定。但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由於哈薩克有一個規模可觀的主權財富基金，可供國家用於自己的基礎設施項目。因此，他們並不真的需要那麼多來自中國在該領域的資本。所以在這個方面，他們沒有那麼依賴中國」。 但總有一些例外，比如在奈及利亞，中國進口產品壓低商品價格和取代當地小生產者就令人擔憂，但更大的問題則來自於債務。 奈及利亞拉各斯州立大學政治學系講師奧肖迪在其報告中指出：「截至2020年12月，中國對奈及利亞的貸款約佔外債總額(333億美元)的10%(33億美元)。雖然從總的外債組合來看，這似乎是可以控制的，但中國是奈及利亞最大的雙邊貸款國，占雙邊貸款的80%。因此，西方外交官們所使用的中國債務陷阱的說法，可能很快就會進入(奈及利亞的)國家話語。2020年，關於中國貸款影響奈及利亞主權的問題，成為了國家議會和新聞中的一個重要議題。最常見的批評集中在來自中國的貸款在不斷增加；這些貸款協議缺乏透明度；以及在中國資助的建設項目中工作的中國公民人數。 中國模式 在34個非洲國家中，奈及利亞在2019/2021年非洲晴雨表調查中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最佳評價排名第七，29%的受訪者表示喜歡這種模式，有36%的人喜歡美國模式。 奧肖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我看來，中國模式是關於「簡便性」的，這是從總統到普通人的觀點。從中國來的項目，沒有很多官僚主義的問題，比如詢問你的治理、你的預算，以及所有這些東西的。這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簡便性，而只是同行之間的關係——看看我們能做什麼，行的話就進行談判，這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中國不會問你，你的治理結構是什麼」。 這種不過問政治和人權話題，只專註於經濟投資和成本效率的所謂務實態度，對於奈及利亞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也在成為一個優勢。 「美國模式是非常民主的，社會很棒，機構都在發揮作用。但我們是否可以複製這一點？許多非洲國家都有這種民主模式，但它並沒有真正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這就是挑戰所在之處。當你通過非洲晴雨表的調查看到一些非洲國家說中國模式比美國模式更適合他們，你也許會感到震驚和困惑，但這是人們所看到的」。 「當你擁有的民主制度幾乎貧困潦倒時，人們談論這些事情不一定是因為他們想擁有中國的那種政治制度，但他們希望複製中國人的做法。這就是你所看到的模式——中國的轉型，為什麼他們能夠實現同樣的目標。我認為大多數非洲人會想要民主，他們相信民主。但問題是，民主並沒有回答這個棘手的難題 「為什麼我一年比一年更窮 」，奧肖迪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