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23年以来的经济低迷，与其说是经济不好，还不如说是经济到了瓶颈期。 因为很多人都在困惑：科技产业还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制造业也还是冠绝全球，但为什么总感觉经济发展不动了？就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停滞感和无力感，好像看不到未来了？ 其实这实属正常。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持狂飙式的发展超过三四十年，无论1880年到1920年之间的美国、二战后的日韩，这种“光速”发展，“跑步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都持续不过三四十年。 经济是有规律的，人类无法超越规律。中国人一向不信邪，认为中国模式举世无双，可以创造奇迹，但现实告诉我们，规律还是起作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红利，已经耗尽了。 接下来，必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和模式，而不是依靠以前的旧思路。 网络图片 现在这种红利耗尽的表现有很多：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的债务全都高企。再叠加外资撤离、内需低迷，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我们所看到的瓶颈期。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腾飞的背后，有几个关键动力。 首先，是人口红利。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享受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人口红利——年轻、低成本的劳动力支撑了制造业的崛起。但如今，人口老龄化已成现实，年轻劳动力不足，抬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也降低了经济活力。 其次，是房地产红利——本质上是政府卖地所释放的资本红利、融资红利。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大规模城市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投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然而，如今房地产市场饱和，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激增，房地产已经从增长引擎变成了负担。 第三，是全球化红利。中国加入WTO后，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强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工厂，享受了全球市场的扩张红利。但这几年来，全球产业链正在调整，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动制造业回流，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正在被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蚕食。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这些红利曾是最强劲的动力来源。但现在，燃料消耗殆尽，列车的速度开始减慢。 网络图片 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过“刘易斯拐点”理论，指出当一个经济体从“劳动力过剩”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工资上涨、投资回报下降，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而中国正是处于这样的阶段。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看看最新诺奖经济学得主的分析报告吧！ 昨晚，2019年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重磅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它被授予三个发展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 过去，中国靠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但如今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在不断下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在早期确实带动了经济，然而现在，很多城市的高铁站荒无人烟、鬼城遍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投资回报远不如从前。 企业端也一样，以前制造业企业享受低成本扩张，如现在不仅成本上升，海外订单减少，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成本优势也在边际递减。 另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过去几十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轴之一，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居民将财富押注在房子上，银行向房地产企业大量放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循环。 但现在，这个循环正在断裂。房价下跌，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融资困难，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整个经济进入了“去杠杆”的痛苦阶段。 房地产，导致居民财富、政府财政都在直接缩水。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外资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跨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近年来，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 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战以来，西方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受挫。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纷纷调整供应链，苹果、三星、富士康等科技巨头已开始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 其次，中国的营商环境不如过去。早期，外资进入中国时，享受低税收、土地优惠、宽松的市场监管。但如今，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加剧，许多外资企业感觉“水土不服”。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创下新低，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减少在华投资。外资的撤离，不仅意味着技术和资本的流失，也影响了中国企业与全球产业链的融合。 网络图片 如果说外资撤离是“外患”，那么消费疲软则是“内忧”。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最终要靠消费支撑。但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市场呈现出疲软的态势。 首先，居民收入增长放缓。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庭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但近年来，收入增速放缓，而物价、房贷等支出却在上升，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 其次，消费信心不足。疫情、房地产危机、就业压力等多重因素，使得很多人不敢花钱，储蓄率上升，消费降级成为趋势。年轻人更倾向于节省开支，“特种兵旅游”、“九块九外卖”、“躺平式消费”成为新潮流，这与十年前中国消费市场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 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来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果消费动力不足，企业销售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那么，中国经济还有出路吗？当然有，但关键在于如何调整方向。 网络图片 首先，必须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而不是让市场化成为一句行政命令式的口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力度逐渐减弱，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停滞。要想突破当前困境，政府需要放松对市场的干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给予企业更稳定的预期。 其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中国过去依赖“模仿——改进”的模式，但未来需要真正依靠原创技术，提升高端制造业和科技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来看，这种原创虽然有但还不够多。 第三，推动消费升级。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加社保保障、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式，增强消费信心，真正让老百姓敢花钱、愿意花钱。 当然，这些改革并不容易，甚至会伴随着痛苦的调整期。但如果继续依赖旧的增长模式，最终只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中国的改革开放红利，确实已经消耗殆尽。人口红利不再，投资回报下降，外资撤离，消费疲软，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让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瓶颈期。 但危机也是转机。如果能够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激活消费市场，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关键是，愿不愿意迈出这一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新年伊始，国际组织和华尔街金融圈开始讨论，中国能否再度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任期只剩两个月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专门跑到“世界经济论坛”，试图迎合这些“国际舆论”，重振外资的信心。然而，无论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那些国际权贵，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还是中国政府以及它的“经济吹鼓手” 刘鹤，都回避谈一个有关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基本问题：中国经济有没有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如果这样的困境是无解的，那怎么能指望今后中国来拉动全球经济？ 一、“崛起”碰壁 曾几何时，中共的喉舌们不断鼓噪，声称中国已经“崛起”；然而，“崛起”论言犹在耳，过去几年里却不再听到来自北京的此类喧嚣了。这个转变源自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此困境并非疫情所致。实际上，中共渲染“崛起”之时，便忽视了即将到来的经济困境，这是内生的顽疾，而疫情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实际上，2019年是中国的国运转折之年。在那一年，李克强“稳经济”、“稳就业”的号令，就让人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寒意；与此同时，“崛起”论也悄悄地从官方宣传话语中淡出了。但许多中国人并未理解这一逆转的原因；而华尔街也依然被“崛起”论和表面繁荣所迷惑，至今仍不愿意相信，强势的中共政权其实无法挽救经济滑坡。 本世纪前20年中国的“崛起”，经济上主要依靠“一个机遇（加入世贸组织）和一个产业（房地产业）”；技术发展上仰赖从美国“窃取”知识产权；军事上则依靠组建航母舰队和增大核威慑。于是，对美国的长期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了美国的贸易反制；大规模的技术盗窃，使美国开始阻断中共肆无忌惮的技术间谍活动；而中共那美国指向的扩军备战，则点燃了中美冷战。与此同时，支撑中国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也行将破灭，让经济“荣景”原形毕露。 2019年就这样成了中国的国运转折之年，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20年的繁荣；而美中经贸谈判的反复拉拔，则标志着延续几十年的中美蜜月之终结。这个国运的转折，始于中共的“崛起”谋略，也终于这个“崛起”谋略；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国运，成也“崛起”，败也“崛起”，因为“崛起”谋略带来了短暂的成功，同时也挖下了国运的陷阱。 二、“中国模式”：雾里看花的困惑 目前，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和期待。不少人希望，中国经济还能象过去20年那样一帆风顺。中国民众当然希望今后的日子能够好过，而台商则希望在大陆的生意可以顺利经营。然而，希望未必能成为现实。 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让中共搭上WTO的便车，大批外企进驻中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从此，全世界就出现了一个中国繁荣的神话。相信这个神话的人多半认为，中国经济会一直这样繁荣下去。而许多外企、包括台商都觉得，中国经济繁荣这块大饼那么大，十几亿人的市场，又一直繁荣下去，如此机会怎可放弃。于是，抢进中国市场，就成了一种时髦。 20年来，相信中国经济会长期繁荣，几乎成了多国政界、财经界和媒体的一种教条。政治经济评论人士要是讲一些相反的观点，往往会被中国的官方、小粉红以及各国力挺中共的人，扣上“唱衰中国”的帽子，似乎中国经济繁荣这种想象，属于不可质疑的定律。 如果把中国经济看成是一个到医院看病的病人，他萎靡不振，浑身都痛，医生是给他开点止痛药，还是做全身检查？持上述第一种看法的人会说，他一向身体很好，连止痛药都多余；持第二种看法的人会认为，它只是太累了，开点止痛药，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而持第三种看法的人会说，还是做全身检查，查一查病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这个“病人”早已患上癌症，而且已经扩散；而病人自己却坚持认为没病，一直通过吸毒来延缓发作。现在，这个“病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已经引发一系列难以治疗的症状。 那么，中国经济这个“病人”的“癌症”到底是什么？表面上看是不思饮食，用经济分析的术语来讲就是消费疲软；其病根其实是中国经济走上了依靠过度发展房地产来拉动全国经济的绝路。中国经济的房地产泡沫太大，濒临破灭，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致命“癌症”，而且无法根治。目前中共对这个经济“癌症”的做法是保守疗法，因为“癌症”已经扩散到不能切除了。 三、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远超合理边界 衡量一个国家房地产是否过度发展，可以看一个指标，即房价和居民收入的比例。中国现在虽然是中等收入国家，但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房价已居于全球最贵之列，北京、上海的房价收入比（房价÷家庭年总收入）远远高于纽约、巴黎和东京等城市。中国100个主要城市住宅的平均价格当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几个一线城市的住宅价格，2010年是每平米约2万元，2021年已上涨到每平米4.3万元；二线城市的房价也从2010年每平米的8千元涨到14,000元。房价的上涨速度远远高于收入的增长。 为了让读者们对房价收入比有一个直观的概念，这里列举台湾北部都会区边缘的相关数据作为对照。新北市西南的树林区房价是每坪35万台币，新庄区是45万台币。如果按一家三口，两个大人就业，家庭月收入平均10万台币计算，若一个家庭购买30坪的新房，那树林区和新庄区的房价收入比分别是8.8和11.3，即房价大约是家庭年收入的9到11倍。 而中国省会城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约17万人民币，如果在省会城市买和台湾30坪一样大的房子，每平米的价格以4万人民币计算，其房价相当于400万人民币以上。所以，中国省会城市平均的房价收入比是24，即房价是家庭年收入的24倍。 这样一比就可以知道，中国省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台湾的差不多两倍半。 四、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证据 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大约最多可用三分之一到归还房贷上。在大部分国家的商业银行里，当客户申请房产抵押贷款时，银行都会用这个公式来计算可贷款数额。 台湾树林和新庄区的房价收入比说明，购房家庭可以30年还清贷款，这是大部分国家的居民贷款买房时的可承受底线。而中国的民众要想还清房贷，要么是家庭收入今后30年内突然增加2倍半，要么就是另寻其他亲友掏腰包援助。显然，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成为普遍现象，这就是如今中国的普通家庭再也难以承受高房价的原因。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远远超出合理边界，这就必然造成中国房地产业目前的困境。这也意味着，中国房地产业的扩张到头了，再也卖不动了。尽管去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力图挽救房地产业的萧条，但国家统计局对70个大中型城市的商品房销售价格统计的结果是，去年12月55个城市的房价下降，而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全年下降四分之一。 中共为了挽救经济，总想把民众兜里的钱挖出来，多多买房。但民众现在真有持续的购房意愿吗？这可以从全国银行的住户贷款总额的变化情况看出来。从2019年到2021年，中国民众当年新借的住房贷款，每年大约是近6万亿到8万亿人民币，这就是房地产公司每年销售业绩的金融来源。 但是，居民当年新借住房贷款的数额，两年前就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了，2021年比2020年减少22%，2022年又比2021年下降55%；2022年与年度新借住房贷款达到高峰的2020年相比，整整少了65%。很明显，不管中国的房地产业怎样拼销售，这整个产业去年比2020年少了六成贷款购房的客户。这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的证据。 五、百业萧条看商业 去年11月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大力鼓励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这个政策的背景是，2022年是中国大批个体工商户经营亏损、乃至倒闭的高峰年，对于这种状况，国内的媒体和网站全都回避报道，以免招来当局的封杀。 个体工商户的运营关系到3亿人的就业，究竟那些破产倒闭的个体工商户如何应付未来的生计？这个答案可以从银行的居民存款数额的变化当中来寻找踪迹。中国所有银行的住户存款当中，既包括不经商居民的存款，也包括个体工商户的存款。通常，不经商居民的存款主要是养老、防病的安全型金融资产，相对比较稳定，以定期存款为主；而个体工商户的存款则多半是活期存款，因为他们要应付商业活动当中周转资金的收支。 如果某个年份全国银行的定期存款突然反常地大量增加，这样的变化与不经商居民的关系相对较少，而很可能与个体工商户的资金流向有很大关系。2022年就是全国银行住户个人的定期存款反常大增的一年。从2019年到2021年，住户定期存款的增加每年都相对稳定；但2022年这种存款的增加突然比上一年大幅度跳增。这里讲的不是存款余额，那是存量，是历年存款数的积累；笔者分析的是流量，即当年存款余额的增加数。 2022年当年住户定期存款的增加数，比2021年定存的增加数多了三分之二，5.5万亿元。那么，这些钱是谁存的？显然，并非来自不经商的居民，因为去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扣除物价上涨之后，实际增长2%，这些居民并没有突然多余出来的闲钱；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多存的这5.5万亿定期存款，是退出商业活动的原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资金。假如平均每个个体工商户存入20万原来用于生意的周转金，那这5.5万亿的定期存款意味着，2022年有差不多两千多万个体工商户歇业了。 正因为去年是个体工商户的倒闭高峰年，那些生意做不下去的人，纷纷把手头平时保存的现金全都存到了银行里；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存成定期存款，则意味着，短期内他们不打算把经营资金再重新投入商业活动，而只想收一点微薄的存款利息来补贴家用。 六、从房地产支柱垮塌看中共国家战略的错误 这就是中国当前百业萧条之下，对经济动向最敏感的个体工商户，用实际行动在表明他们对未来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这不只是“一叶知秋”而已，而是“千树万树落叶飘”。 中共现在最怕的就是银行业受垮塌的房地产业拖累而倒下来；与此同时，去年所有省市的财政均收不抵支，从今年开始，财政危机即将上演。在这种局面下，中共当局当然不便再唱“崛起歌”了，那首“歌”再也不能吸引民心，反而成了对当局的绝妙讽刺。 中共“崛起梦”的失败，与其国家战略的错误有直接关系，崛起本不该成为国家战略的目标。中共为了国内政治需要和国际野心而鼓吹“崛起”论，结果走上了破坏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逆行之径；而它在国内则饮鸩止渴，把早晚会破灭的房地产泡沫当作坚强的经济支柱，最终害国害民。 中共真正关心的，其实只是政权的强固和崛起，而不是国家的成败；它控制着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和社会当作其政权及其领袖实现“崛起梦”的基础和工具。因此，它并不真正关心国家在中共的崛起追求当中，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对国民的洗脑和政治高压，也封杀了国民问政。这个政权一如既往地为所欲为，即便其国家战略错了，买单的总是没有资格问政的国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在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文件，它标志着大家的猜测或者说谣言成真。习近平确实走在恢复皇权统治的道路上，这也是加速共产党灭亡的道路。 当年邓小平放弃马列主义，恢复到市场经济的所谓中国模式，使用了一个掩饰性的模糊词组，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时有许多共产主义老顽固还在位，所以他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以便迷惑反对市场经济改革的力量，救中国的经济以便救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邓小平的两头骗最终获得了成功，市场经济和美国的资助造成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和许多天真的西方学者的看法相反。邓小平经济上的成功没有带来政治体制的变化，反而是加强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个成功不是西方学术所熟悉的阶段论模式，是西方学者搞不清楚的中国模式。也就是两千多年来的，以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社会的模式，而不是西方学术所熟悉的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的模式。 中国学者们从五四时代以来，都是以洋人的学术为学术，所以就直接武断地说中国两千多年是封建社会。这样才好和西方学术接轨，特别是要和马列主义接轨。甚至还有更傻的学者说，中国两千多年来是奴隶制社会，而且还说不清什么时候变成了封建社会。于是共产党专门花钱研究，中国什么时候从奴隶制转型成为封建制，叫做什么夏商周断代工程，简直荒唐至极。这也是五四时代留下来的学术遗产之一。连自己的祖宗都说不清，还骂别人数典忘祖。 现在习近平终于要恢复祖制了。这也不能全怪习主席，因为邓小平的半吊子改革，自相矛盾难以持续。到了习近平时代大家越来越倾向于改变，否则难以持续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总得找到个出路吧。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把政治体制改革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民主法治，这是正确的选择。但前提是放弃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否则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各种弊病，仍然会制造严重的腐败和乱政，仍然还是无法持续发展。 但是习近平和邓小平一样，什么都可以放弃，就是不能放弃一党专政和集中在手中的大权。那么就剩下了另一种选择，恢复曾经成功施行了两千多年的皇权制。要说习近平和毛泽东很相似，都没有儿子接班，不像朝鲜的金家王朝可以实际上恢复皇权制。他们只能恢复到一代人的皇权。但他为什么还要为他人做嫁衣裳呢？这就是刚才说到的历史的必然。 这个历史的必然不是只有一种结果，而是有至少两种选择。所谓的集体领导已经不能很好地驾驭专制的市场经济，两种不相适应的体质糅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市场受到严重的压抑和破坏，政治自然倾向于极端的腐败。这两者都是国家崩溃的基本条件。摆脱这两条基本条件，就必须选择前进还是倒退。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清朝中学为体，西学为辅的最新表述。说明共产党领导层和习近平本人，一致选择了倒退到传统的皇权体制。 有评论认为，专制也许更适合中国社会。异议群体也有人说：朝鲜的金家王朝不也很稳定吗？可是多数中国精英和民众早在一百年前就认识到，民主加市场经济，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西方人不懂中国社会，可以谅解。中国人不懂中国社会，还要妄加评论，就是对自己和别人都不负责的错误行为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与欧美的关系正在从合作与竞争，转向为竞争与对抗。尽管欧盟与美国的对中态度还是存在一些差异，但到底是竞争大于对抗，还是对抗大于竞争，却是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今年夏天北约峰会时关于中国的措辞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德法坚持将中国描述为对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挑战”，而美国则希望将中国描述为“威胁”。 然而在欧盟与北美之外的区域，对于中国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欧美阵营之外的国家(报告的撰写者来自8个不同的国家)普遍倾向于将美国作为安全伙伴，将中国作为经济伙伴。在过去十年中，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并且都反对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所在国政府均希望在美中竞争中寻找新的机遇。 欧美阵营外的对中看法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是欧洲最大的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机构，这份名为《阵营之外：全球对中国和美中关系看法》(Beyond Blocs: Global Views on China and US China Relations)的报告的撰写者，来自孟加拉、智利、印尼、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是中等规模的“中坚”国家，并多是所在区域的强国。 自从2019年欧盟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后，这一概念已经逐步成为欧盟各国决策者看待与中国关系的主导框架。但正如该报告在主要结论中指出的那样，“即使在欧盟内部，这种观点也不完全相同，在全球范围内当然也不普遍。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与联合国成员国一样纷繁多样，许多国家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看法比对中国的看法更为尖锐。” 这份报告的编者雅各布-冈特(Jacob Gunter)和海伦娜-莱加达(Helena Legarda)表示，这八个国家的对中态度与发达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说法有很大差异，对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态度也是如此。 该报告的撰写者之一，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讲师阿卜杜勒-加法尔·托比·奥肖迪(Abdul-Gafar Tobi Oshodi)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尼日利亚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就像一个老师和学生，“老师来告诉你，哦，你不需要这种方式”。他们想告诉你，建议你，但中国不是这样的。尼日利亚或非洲与中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是巨大的，但中国愿意作为同行来到桌上讨论”。 “我认为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已经在建设这里的基础设施，一个战略基地或你可能看到的未来生态。现在，中国不仅仅在考虑着影响精英们，并且正在超越这一点。中国正日益成为非洲国家的大学中的一个大玩家。奖学金、学者间的交换交流，这就是(与中国合作的)未来，中国已经在考虑下一代非洲的领导人了”，奥肖迪在采访中表示。 对中态度的多面性 另一方面，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来自智利的报告撰写者帕梅拉-阿罗斯蒂卡-费尔南德斯(Pamela Aróstica Fernández)表示，在考虑智利对中国的看法时，有必要区分当局的官方言论和非官方精英团体的言论。官方的言论总是对中国持有积极的看法，称赞智利与中国的“特殊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智利与中国间在地缘政治、外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对称性，非官方的精英们的看法里则充满了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恐惧。 比如，政治和学术界人士对双边关系中军事层面的加强表示出了担忧。在智利的企业界，对中国的积极或消极看法则取决于所处领域与中国的关系。在大型企业协会(原材料出口商和中国制成品进口商)中，中国被认为是 “机会之源”。但中小型企业的看法则不同；比如制鞋业的对中负面看法最为强烈，由于中国的竞争，该行业智利几乎已经消失。 哈萨克斯坦也存在着跟智利类似的情况。该报告的撰写者之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DIGISILK项目研究助理奥尤娜-巴尔达科娃(Oyuna Baldakova)表示：“中哈关系可以用 ‘暖阳的政治，冰冷的公众 ’来形容，政权和商业精英表现出谨慎的亲中态度，而广大公众则对此存在异议。公众舆论往往会将中国与中国移民相提并论，而中国移民则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尽管反华抗议活动越来越多，但哈中政府间享有稳定的高层关系，并在2019年达成了双边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哈萨克斯坦的专制体制使得公众的关注很难直接影响政策制定，尽管广泛的公众抗议有时会导致政策的转变，例如2016年土地改革的暂停”。 一项2020年的调查显示，只有7%的哈萨克受访者“强烈支持”中国的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而超过70%的人对中国购买土地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忧。 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个此次报告中其他7国不存在的问题。占该国人口70%以上的哈萨克族，在中国的新疆也有超过150万的人口。巴尔达科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新疆人权问题的迅速恶化，“强迫劳动和再教育营，这里的人都知道这些”。 “自从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政府一直在实施一项计划，邀请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哈萨克人回到哈萨克斯坦，给予他们土地，在国家的支持下，让他们回到这个国家。所以很多哈萨克人从中国搬到哈萨克斯坦，在这里得到了土地，并把他们的家人带过来。而这些搬回来的哈萨克人仍然与新疆有着联系，他们仍有家人在那边。这些社群是有相互联系的，这就是为什么哈萨克斯坦社会对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有普遍的认知”，巴尔达科娃在采访时表示。 作为经济伙伴的中国 墨卡托公布的报告指出，通过贸易、直接投资(FDI)、基础设施融资和项目促进，中国与该报告提及的8个国家的经济交往都在进一步扩大。但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关系绝大多数是单方向的，中国的出口、投资和融资都在增加，而另一方却很难跟上脚步。 在过去十年中，这8个国家中的大部分都在对中贸易上出现了显著增长，总体贸易量增加了数倍。但除了智利和沙特阿拉伯之外，其他国家在贸易量增长的同时，均出现了显著的对华贸易逆差——进口急剧上升，而出口却保持不变。从整体贸易上看，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进口和出口中，都占据了更大的份额，中国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或最大贸易伙伴之一。 人们普遍对更密切的经济关系、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来自中国的投资持积极态度。像沙特阿拉伯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石油资源大国，都拥有可观的主权财富基金，在面对中国资本时的态度就显得较为从容。巴尔达科娃在采访时就表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政府间曾签署过一项关于52个不同类型的工业投资项目的协定。但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由于哈萨克斯坦有一个规模可观的主权财富基金，可供国家用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项目。因此，他们并不真的需要那么多来自中国在该领域的资本。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没有那么依赖中国”。 但总有一些例外，比如在尼日利亚，中国进口产品压低商品价格和取代当地小生产者就令人担忧，但更大的问题则来自于债务。 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奥肖迪在其报告中指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对尼日利亚的贷款约占外债总额(333亿美元)的10%(33亿美元)。虽然从总的外债组合来看，这似乎是可以控制的，但中国是尼日利亚最大的双边贷款国，占双边贷款的80%。因此，西方外交官们所使用的中国债务陷阱的说法，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尼日利亚的)国家话语。2020年，关于中国贷款影响尼日利亚主权的问题，成为了国家议会和新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最常见的批评集中在来自中国的贷款在不断增加；这些贷款协议缺乏透明度；以及在中国资助的建设项目中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 中国模式 在34个非洲国家中，尼日利亚在2019/2021年非洲晴雨表调查中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最佳评价排名第七，29%的受访者表示喜欢这种模式，有36%的人喜欢美国模式。 奥肖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关于“简便性”的，这是从总统到普通人的观点。从中国来的项目，没有很多官僚主义的问题，比如询问你的治理、你的预算，以及所有这些东西的。这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简便性，而只是同行之间的关系——看看我们能做什么，行的话就进行谈判，这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中国不会问你，你的治理结构是什么”。 这种不过问政治和人权话题，只专注于经济投资和成本效率的所谓务实态度，对于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在成为一个优势。 “美国模式是非常民主的，社会很棒，机构都在发挥作用。但我们是否可以复制这一点？许多非洲国家都有这种民主模式，但它并没有真正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这就是挑战所在之处。当你通过非洲晴雨表的调查看到一些非洲国家说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更适合他们，你也许会感到震惊和困惑，但这是人们所看到的”。 “当你拥有的民主制度几乎贫困潦倒时，人们谈论这些事情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想拥有中国的那种政治制度，但他们希望复制中国人的做法。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模式——中国的转型，为什么他们能够实现同样的目标。我认为大多数非洲人会想要民主，他们相信民主。但问题是，民主并没有回答这个棘手的难题 “为什么我一年比一年更穷 ”，奥肖迪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