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自秦始皇以來根本沒有改變過 我的這個女婿，毫無疑問，有他頭腦清醒的一面。 在我談他入黨這件事之前，我要先說一下我對中國的一些個人觀察。 我身邊，我的親戚朋友，幾乎都是所謂愛國的，熱愛中共所建立的那個中國。 有時在閑談的時候，風花雪月之際，多少仍會涉及到政治與歷史啊這些事情，有幾次，我發表我的一些看法。 我說，中國的事情不難理解。古代的中國有甚麼，今天的中國也有甚麼，古代會發生的事，今日都會發生同樣的事，現在的中國，不是現代國家，你把今日的個中國當成古代國家，那就好多事情你都會看懂，二千年以來自秦始皇以來，中國根本沒有改變過。 我好幾次和朋友分享我這個看法，他們沒有一個同意。 他們的理由好簡單，今日的中國有高鐵、可以上太空探月、有核子彈，怎麼會是古代國家呢！ 但是，但是，有一個人，他聽完我的見解之後，想都不用想，回應一句：是呀，現在的中國是秦朝啰！ 這個人如此清醒，是誰？ 他就是我那個基督徒女婿。 我這個女婿，既是基督徒，在教會從事青少年事工的基督徒，同時又是共產黨員，毫無疑問，他比好多好多人聰明。 他可以看穿中共所建立的那個國家，只不過是中國歷史上延續到今日的最新一個朝代，他看得出尤其是今日的共產黨取得政權執政之後，已經演變成為一個利益集團，國家不過是黨用以欺騙和控制人民的工具而已。 入黨做黨員，他的領導和他，以至整個黨，大家的關係只不過是互相利用，各為私利，現在愛國愛黨有好處，提供發財機會。甚麼理想，都是假的，再沒有人真的聽黨話跟黨走啊！不過自己不信，卻叫人家相信，相信的都是傻瓜大笨蛋。 我這個基督徒共產黨女婿，或者是共產黨基督徒女婿，總之就是擁有兩個不可能相容的身分。 我這樣一個女婿，以為自己做了一個聰明的選擇，聰明的同時也是做了個愚蠢的選擇。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中國任何朝代，都有改朝換代的一日。今日的任何政黨，都不可能千秋萬世永遠執政下去。 簡單來說，2018年，也就是習近平修改憲法那一年，大概是中共自信心達到巔峰的一年，是中共如日方中的一年，所以習近平信心可以膨脹到敢去修改憲法，無限期做下去，確立他自己定於一尊的地位。 習近平一個人說了算的作風，全無制衡，早晚帶領他的黨他的國碰個頭崩額裂。於是乎，貿易戰、小英連任總統、香港反送中，連續吃了三場敗仗，連闖三個大禍。 中共是一條賊船，習近平定於一尊，早晚闖禍，坑害整個黨整個集團，中共這條賊船是一條下沉中的船。 中共這條賊船沉得有多快，沒有人知道，但肯定已經在下沉中。 所以我說我的女婿確實聰明，他上賊船搵著數（佔便宜）謀發財機會，但他究竟知不知道這條賊船將會成為沉船呢？ 所以我說他既聰明的同時也愚蠢。 當然啦，相信許多愛國愛黨者並不會與黨和國家天長地久，而只求眼前機會，賊船沉得差不多，肯定有些人頭腦能夠足夠清醒，會走避得及，及早跳船。中國人就是如此，自私自利。 再說我的女兒，我不會因為她沒有反對沒有阻止她的老公入黨而與她割席。 我問過她，有沒有祈禱問過主耶穌基督這個事，主耶穌基督又是怎樣跟她說？她沒有回應我。 每次當我談起她老公入共產黨的事，當我批評共產黨的時候，她就會罵那些暴徒扔汽油彈破壞社會。 我很難接受她的態度，但不會與她割席，畢竟她是我的女兒。 我身邊的親戚朋友，幾乎全都是這樣的人，「紅藍叢中一點黃」，就只有我這一點黃。 我不會與他們割席，最多就是不主動、不迴避。 對別人如此，我又怎會與我的女兒割席呢！不過，她是我的至親，她的這種行為，令我好傷心好傷心，傷透我的心。 紅絲奸詐 藍絲愚笨 我的共產黨基督徒女婿，他既聰明又愚蠢，而我的虔誠基督徒寶貝女是笨、愚笨、大笨蛋。 你知啦，蠢同笨是有分別的。 蠢人有機心、有計算，蠢人做蠢事，其實是以為自己這是個精明的選擇、聰明的方法。 笨人呢？傻呼呼的，腦袋進水啰。 我這個女兒，接受過那麼多年的教育，竟然不明事理，利欲熏心，分不清黑與白，缺乏判別是非的能力。 孔夫子提出過，人有上智下愚之別。大學者陳寅恪指出過，中國人社會上詐下愚，在社會上層的權貴以及統治者奸詐，一般中國人愚笨，被人玩被人操弄。 我大膽提出「紅詐藍愚」的看法。紅絲奸詐，藍絲愚笨。 藍絲愚笨，我指的是真心的藍絲。藍絲知不知道他們自己是被人愚弄呢？愚弄他們的是藏身後面的紅絲，即是共產黨。 我的基督徒共產黨女婿，就是個紅絲，而我的虔誠基督徒寶貝女則是個藍絲。 我這個基督徒共產黨女婿在人們面前，人家會以為他們是藍絲，其實是個假藍絲，撕開藍色的表皮，裡頭是紅。 在去年香港的民變，歷史書稱之為民變，現代人叫這些為逆權運動、民主運動，或者更具體，反送中、反修例運動。 我的女婿在Facebook當護旗手，有人說護旗手舔共，其實怎會是舔共呢！本來就是共嘛！舔甚麼共呢！ 我形容他們是藍皮紅骨，藍色的皮，撕開藍色外層的皮，裡面是紅色。 重複一次，藍絲都有真假之分，真藍絲是笨、愚笨，假藍絲其實是紅絲，奸詐，愚弄藍絲。 我的基督徒共產黨女婿算是個有點聰明的人，他想也沒想，不假思索，就指出現在的共產黨就是秦朝。 他能看得穿共產黨就是秦朝。 你知道秦朝是甚麼東西啦，秦朝對老百姓的監控好可怕。 在秦始皇的年代，你有本事的話，可以匿入深山，尋找桃花源，歷史上稱為避秦，秦始皇找不到你，但現在的是加強版的秦朝，是現代科技版的秦朝。 現在的秦朝更可怕，比二千年前的秦朝更可怕。 以前我在香港某間共產黨報紙工作過好幾年，被懷疑是反共特務，查我查到在外出面。我有份檔案在他們那裡，那份檔案怎樣寫我？我不知道。 幾十年前的檔案是手寫版，只放在一個地方，現在的檔案應該都是電子版，在整個中國，包括他們控制下的香港，只要敲兩下鍵盤click一下，任何時候都可以拿出來看一下。這不就是對當事人的威脅啰！ 我在他們手上的那份手寫版檔案會不會已經變成電子版呢？檔案裡頭是怎樣寫我的呢？對我有怎樣的結論呢？會不會有一日覺得要找我來補充update一下這份檔案呢？想到這些，越想就越覺得恐怖！ 那麼多年以來，我不懂得害怕，不害怕就沒問題，懂得害怕之後，就越想越感到不安。 我在明，他們共產黨在暗啊！ 我還有一些話要說。當我的女婿透露了他即將入黨的時候，我勸過他不要入黨。 他這個時候恢復了幾分理智，沒有先前那麼生氣。 我勸我的女婿，不如離開大陸，你既然一早就擁有加拿大國籍，不如返回多倫多。 他說多倫多沒發展，他要留在大陸，在大陸才有發展的機會。 難怪入黨那麼吸引他啦，一天到晚大灣區前大灣區後，這是利誘。 此時他的怒氣已經消減不少。當時他有一句話，我很深刻，超級深刻。 他說：「到了某個位置，你不可能不入黨啊！」 「到了某個位置，你不可能不入黨啊！」這不就是威迫啰。 讓你入黨，發展你成為黨員，給機會你可以作出更大的貢獻，你拒絕，那麼，你過去許多年的努力會怎樣？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岔開不再談我這個女婿，我現在要談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特別是警隊一哥鄧炳強、入境處處長曾國衛，還有其他的高官，我敢一千個percent肯定，他們都是共產黨，因為「到了某個位置，你不可能不入黨啊！」 入共產黨可以發財，我去年六月底自香港回到我定居的地方，當時華人社區藍黃撕裂仍未如今天如此明顯。 我與一位好朋友提及我的女婿入黨的事，他反應好平淡，「入黨對發展個人事業有幫助，沒有問題啊！」 你以為共產黨是個商會組織嗎！我為之氣結。這位仁兄還是個基督徒！ （全文完）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
共產黨要求根正苗紅 大概在十年八年前，我在香港遇到一位當年在那間共產黨報紙共事過的同事。 他和我一樣，是很少數不是所謂「愛國學校」出身的記者，這位老同事思想慎密，思維模式亦接近正常的普通的香港人。 不過，放上今日的藍黃光譜，他應該都是藍絲(香港親政府份子)。其實我的朋友，包括兄弟姊妹，甚至我迴流香港的女兒，都是藍絲，有點錢的、上了點年紀，多屬藍絲。 不說這些，回說我和這位舊同事多次敘舊，因此，有一次，我提及當年我被懷疑是特務之事。當時他已經辭職轉行做生意，不再在那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所以他不知道發生在我身上之事。 我們談了很久，又見面討論過，可能兩三次。他給我的看法是：羅孚被指特務，我被指特務，兩件事有沒有關係？可能有，可能沒有，最後相信沒有。 他認為，如果有的話，給我個任務出差返大陸，過了羅湖橋就可以抓我，而且，我一直待在報館那麼久，仍不自行了斷辭職離開。 他又提出另一個可能：曾德成開口問我，暗示我可以入黨，而我居然反應如此平淡，出乎曾德成意料之外。叫你入黨，你不入，太不給面子啦。 我這位老同事跟我說，不用太擔心，曾德成可能只不過是找人在外面放消息，查我的目的，是想把消息傳回我的耳朵，再說白一點，其實是想嚇跑我，不想讓我留在報館而已。 我這位老同事的分析究竟是對是錯？我一直不敢肯定，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檔案究竟是怎樣寫我。這就是共產黨之所以恐怖。 當年我到這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我不是應徵的，他們也不會如其他報紙般公開招聘員工。 我那份工作是我阿哥介紹。我阿哥在美國留學過，中共對這些海外留學生幾十年來一直有做統戰工作，我阿哥在讀中學時，已經去學友社。 許多人都知道學友社是甚麼東西，表面上是唱唱民族歌曲跳跳土風舞，幫學生補習溫功課，當然不是啦。 學友社是甚麼？看現在定居溫哥華梁慕嫻寫的「我與香港地下黨」這本書，就可以知得一清二楚。 我跟我阿哥的關係，自從三十年前「八九六四」事件以來，一直就有問題，彼此價值觀念不同之故。價值觀念不同，漸行漸遠漸無聲，是可以想像的發展結果。 我不會與人吵架，只是疏遠他。 但是有一次，我亦曾經向他透露我被懷疑是特務之事，因為他應該知道此事。當時報館查我，應該首先會從這位介紹人開始查我。對於此事，我阿哥沒有任何反應。 我去年在香港的時候，與一位相識快半個世紀，但二十多年來沒見過面的朋友重逢。 他向我透露了好多事情。 這位朋友跟我一樣，年紀一把，不過還要打工謀生，孩子還小的緣故。他說，政治耽誤了他的一生，準確一點來說，搭上了共產黨，影響了也耽誤了一生。 他年輕時候，在學友社以及其他一些共產黨的外圍社團好活躍。 表面上，他參加公餘活動，其實，他在出面打工，有份做不死人的輕鬆工作，好像有份正當職業，給人以為他是就業青年，事情並非如此，他的精力放在青年組織工作。 當年，我就是參與保釣運動，「百足咁多爪」（活躍），因此在文社活動中結識了這位朋友。 當時，我自以為是文青（文藝青年），香港有不少這樣的團體。當時香港的社會風氣就是如此多元，既有人們所稱的飛仔飛女（不羈男女），亦有文藝青年，有各種歐西流行歌曲歌迷會，或者是陳寶珠蕭芳芳之類的影迷會，亦有一些吸引文藝青年的各種文社，談文說藝，討論新詩小品文創作以及歷史哲學思想。 我這位朋友，他就是在那些學友社之類的地方見過我阿哥。 在那些地方或者場所，你可能都會知道，基督教會的團契，團契分成不同的cell group，共產黨亦如是，可以說，理念不同，但形式差不多。 我這位朋友認識我阿哥，他在那些地方見過我阿哥，還有梁錦松。 我阿哥同梁錦松同屬一個cell group，大家應該知道梁錦松是誰，董建華做特首時的香港財政司長。 我這位朋友在「八九六四」期間跟共產黨割席，脫離共產黨，不再參與他們的任何活動，不再聯絡以前那群人，包括斷絕與他的上線來往，他的上線，大陸叫領導，香港人叫上線。 他一心想著要重新出發，希望能找一份正正式式的工作，希望成家立室，再不理世事。 糟糕！此時他的年紀已經來到奔四之齡，那麼多年來為黨做社團工作，以致自己無一技之長，找不到甚麼好工，去讀書進修增值，增加找份好工機會，亦已經不可能。 他跟我說，在他好沮喪的時候，也就是他脫離共產黨一兩年之後，他在路上遇到他的上線，他的上線好關心他的生活情況。 當時香港工業仍未全部北上大陸，香港還有個別工廠大廈建成使用。 我這位朋友的上線表示，可以幫他找條出路，解決生活問題，表示可以幫忙搞個印刷工場，在一座新建成的工廠大廈找個鋪位，開印刷公司，客路不用愁，資金不是問題，可以幫忙搞掂一切。 但是，我這位朋友依然拒絕。他說，如果當日答應了，他今日可以賺到盤滿砵滿，因為建制派有海量的訂單給他，印刊物印文宣造banner，停不了手。 我那位在「八九六四」期間脫離共產黨的朋友透露，我阿哥有另一個身份，我阿哥是共產黨，在香港的共產黨地下黨員。 接著，至於為甚麼我會被懷疑是特務，入了這間共產黨報紙之後，還要在外面查我，我這位朋友提供另一個看法，就是我未算根正苗紅，來曆始終不明，人家愛國有往跡可尋，而我沒有，起碼不足夠。 再說，在半個世紀前認識的一位在香港的朋友，他曾經是火紅年代保留學籍的學生會幹事，後來他把兒子送去那些甚麼愛國學校染紅，染成紅色，來凸顯愛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 我們的這位共同朋友，年輕時候表示過，要做職業革命家，用我們今日的語言，比較接近的是從政，但比從政更顯決心。 他加入民建聯那麼多年，依然得不到信任，上不到位，原因可能可能就是一個，組織始終認為他來歷不明，根不夠正，苗不夠紅。 何況他也年紀一把，如果要培養，都不會培養他，一九九七以來，大批年輕的爭著入黨爭著上位，他怎能爭得過眾多的後起之「獸」呢！ 懷念港英 討厭港共 我那位在「八九六四」期間脫離共產黨的朋友，他還向我透露，我們以前在香港的文社認識的一位朋友都是共產黨員，與他一樣，七十年代初入黨。 我與這位朋友沒有見面已經二十幾三十年，當年各自忙於自己的工作，沒有聯絡，我只知道他是工程界一些團體有職務，好活躍。 這位朋友前年離開這個世界，死前一年改信耶穌基督，其實在他死前好多年已經疏遠共產黨，因為香港始終不是中國，中共對他們的黨員的控制沒有那麼嚴。 以前的共產黨員，在香港的，應該大多數都是為了理想，可以說，是被共產黨以甚麼理想啊來騙人入黨，壯大自己的實力。 共產黨在打江山的時候，就已經如此，任何階層他們都騙，騙所謂民族資本家、騙知識份子、騙年輕人，接受過高深教育的被他們騙，沒接受過高深教育的一樣更被他們騙，騙盡所有人。 沒有接受過教育的，只用「打土豪分田地」六隻字來騙，就已經足夠。打土豪分田地，清楚易明，就是殺地主占田地那麼簡單。 受過教育的，還要用甚麼民主啊、自由啊、平等啊來騙，於是甘心情願為他們共產黨付出生命搶奪江山。 但是共產黨成功奪取江山之後，那麼多年，現在再使用這一套，當然不行啦！共產黨自己自己都不相信，還可以用來騙人的，剩下來的就只有民族主義。 當年我在那間共產黨報紙的同事，我相信他們都是好人，都是有理想的。 現在那些就不是啦，聽說，八九六四之後，報館已經換血，減少聘用本地香港人，改為聘請來自大陸的所謂新香港人，說不定，乾脆自大陸安排人員到香港，尤其是編輯部這個最重要的部門。 先說一件事，三十年前八九六四期間，香港有兩次百萬人遊行，支持北京民主運動。我一家大小都參與過。三十年後，也就是去年的六月九日，香港又再出現百萬人遊行反送中。當時我在香港，我有參與。 我從銅鑼灣出發，在炮台山地鐵站下車，在站內被困，起碼也有一個小時，塞在裡面無法出閘，結果在當日下午兩點鐘，才成功離站，遊行來到金鐘，差不多要十個小時。 遊行期間，我有感而發。 三十年前的百萬人遊行，得到港英警方配合，遊行雖然人多，但好順暢，幾個小時已經行完。 三十年前我是帶著我的女兒一起遊行的，於是我給個WhatsApp跟她說，其中有句調皮話，八隻字：「懷念港英，討厭港共。」 同樣那麼多人，一百萬人，三十年前港英警察好配合，遊行好暢順，三十年後，港共警察卻千方百計來阻攔，因此遊行不止十個鐘頭。 好與壞，是由比較而得出的，所以我和我的女兒說：「懷念港英，討厭港共」。 去年六月九日，當時我住在我女兒家，那一日我外出參加反送中遊行，凌晨兩三點，我才回到家。 第二、第三日我都好疲累，沒外出，不過，在這第二、第三日，我已察覺到氣氛有點詭異，尤其是我的女婿黑口黑臉。 第三日晚飯時間，他終於安捏不住問我，六月九日那天我哪兒去？是不是參加遊行？ 我當然承認，我沒理由否認。我女兒夫妻倆開始指責我，尤其是針對我在WhatsApp那八隻字：「懷念港英，討厭港共。」 我那個平時超虔誠的女兒，指責我不愛國。我那位同是基督徒，我看著他接受洗禮的女婿，在這個時候衝口而出一句：「我還有十日就要入黨。」 言下之意，當然是指我也這個時候參與這些共產黨不喜歡的活動，如果給他的領導知道了，會對他有影響啊！ 我這個女婿在大陸做生意。共產黨看上他，讓他入黨，是認為他有利用價值。 雖然我的女婿好清楚共產黨的本質，但他對中共抱有很大的期望，一天到晚大灣區前大灣區後，又透露過他跟香港的那些臭名昭著的福建社團好相熟，又認識那位人稱「何已完」的何君堯。 他對中共抱有期望，當然一切是為了利益。 在反送中一百萬人遊行的幾日之後，也就是六月十六日，兩百萬人遊行反送中那一天，中午我前往維園之前，我和我的女兒再交談了一次。 我問她，為甚麼不阻止老公參加共產黨？我的女兒坦白的承認：是呀，就是為了錢。 我無言以對。 我得承認，我這個人反應並不敏銳，好平庸，我曾經在那份共產黨報紙出過一陣子鋒頭，只不過是當時的同事都是來自左派學校，思想有個框框，而我的思維方式接近外面的行家，所以我有過出色一點的表現，這是跟同事比，與其他報紙比，就不算甚麼。 總之，我在言語衝突中，即吵架時，我的反應遲鈍。我如此平庸，這亦是為甚麼我離開那間共產黨報紙之後轉行，沒有去其他報館求職的原因之一。 回說我女兒的事，我當然不開心。她的價值觀與我的不相同不一致。她是基督徒、虔誠基督徒，但為了金錢，不反對老公入共產黨，愛耶穌，同時又可以愛國愛黨。這就是香港的典型建制派。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
中國人社會上詐下愚 談到在共產黨報刊的工作，好多往事湧上心頭，讓我回想過去，從剛進這間共產黨報紙初時的興奮，到意興闌珊，默默的離開。 我在這個地方，遇到過那些我沒想到會遇到的大作家，例如好多人當作歷史書的「金陵春夢」作者嚴慶澍，他是副老總。 我遇到梁羽生，雖然只是一面之緣，當時他來探班，就站在我身邊跟一位前輩交談。我下意識即能猜到他就是梁羽生。他的衣著是現代服裝，但整個人的談吐、氣質，是古代人。我如此描述，完全是褒不是貶。 那些同事，尤其是感情曾經如兄弟姊妹般的記者同事，他們其實好單純，用今日的話來形容，是「真心膠」（黏著）。他們愛國，是不是同時愛黨？我不知道，但他們接受「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共產黨員掌權，非黨員只能做事)，理所當然，不覺得欠妥。 至於那些我幾乎可以肯定是共產黨員的，包括羅老總羅孚，其實一樣，都是好單純的人。 我不相信，羅孚沒有理由會當美國特務。可是審訊不公開，但他自己含含糊糊好像承認了控罪，判囚十年，實際上卻不用坐牢，而是軟禁。 我只是胡亂猜，會不會他又是因為黨性太強？不過他黨性雖強，但沒有害人。 以下是我所猜的：他有他的領導，他的領導會不會是廖承志呢？當年的港澳辦主任廖承志。 羅孚從事香港文化界統戰工作，向廖承志負責，羅孚在做統戰工作時做過了頭，和他的統戰對象走得太近、太close，一個不小心做過了界，被人家打報告。很不幸，廖承志在這個時候往見先帝毛澤東，沒有人知道羅孚在做甚麼，沒有人站出來保羅孚。 由於羅孚的黨性實在太強，肯吃虧，美國特務這條罪，他都可以啃得下。羅孚黨性強，但他又是個與人為善的大好人、大大好人。 這都只不過純屬我揣測而已，很難找到實質根據。 你知啦，尤其是共產黨說你是，你怎可以不是，在大陸上法庭，吿得你，法庭審訊結果絕少是罪名不成立！如果真的罪名不成立，無罪釋放，那麼黨的面子要擱哪去？為了維護黨的面子，所以就承認啰，反正一切事前都已經談好，不用你真的要坐牢，給你一個地方好好休息、看看書，悠哉悠哉，還有專人侍候，就當作退休。 羅孚的兒子羅海雷曾經寫書寫他的父親，也是如此說，他說他父親是愚忠嘛。 我又突然想起四十年代有位學者陳寅恪，他曾經指出過，中國人社會，上詐下愚，處於社會上層的奸詐，這些人是權貴，他們握有權力，佔據統治地位，處於社會下層的一般人愚笨，被人操弄。 我以前是羅孚粉絲，讀他寫的文章，他好推崇陳寅恪，但似乎羅孚自己都走不出陳寅恪所指出的中國人社會上詐下愚的格局。 不僅中國人社會如此，現在海外華人的社區都如此，實在好無奈。 如果說，我離開這間共產黨報紙時，唯一替我farewell的同事是一個仍然擁有人性臉孔的共產黨員，那麼，羅孚應該是另一個，曾德成當然不算。 我幾乎忘記了透露那位同我farewell的同事名字，他叫李其燊。 由於被調去紐約，所以他也一家移民去美國。那麼，是誰調他呢？先由另一間在香港的共產黨報紙調來我當記者的那間，後來又調去美國，是誰可以把人調來調去的呢？用不著我說，還會是誰。 香港以至美國的一些報紙，他們背後都有一個組織，甚麼組織？不用我說出來，你懂嗎？ 還有還有，我似乎停不了，但是我說的不是我的同事，而是有一次在外面採訪時，我居然遇到一位新華社真記者。 他真的能拿得出一張名片，寫著新華社記者。他真的是來採訪。以前我在某些場合遇到的新華社人員，都是掛名甚麼甚麼副總編輯，其實他們的工作與新聞完全無關。 我記不起當時是甚麼事，可以吸引到新華社記者都出來採訪。 他這位稀客，印象中完全是表叔的樣子。 當時香港人開始形容，特別是在灣仔華潤公司附近街頭出現的大陸外派人員，稱他們做表叔。 這位新華社真記者就是那個樣子。這位表叔可能習慣了在大陸事先安排好的採訪，再加上他不懂廣東話，不知所措，所以當時我主動全程為他提供協助。 捏死你，就猶如捏死一隻螞蟻 我是背負著沉重的家庭經濟負擔離開報館的。在經濟壓力下，我幾乎把我一直耿耿於懷、被懷疑是特務的事忘記了。 我先去了一間做大陸生意的公司打工，在頭一年經常去廣州。 我在廣州結識了一位來自北京的朋友，我們相當投契。 這位朋友有好多關係，返大陸做生意，關係好重要，所以必須承認，我多少是帶著功利的原因和他成為死黨（好朋友）。 他也把我視為死黨，經常幫忙，替我解決問題，介紹關係給我。 似乎在大陸好多人心目中，記者的社會地位頗高的，人們認為記者有文化，記者是一個備受尊重的職業。 這位廣州朋友，祖籍廣東，但看來看去都不像廣東人，原來他是在北京長大。 在所謂解放的時候，跟隨共軍南下然後當官的，叫南下幹部，但這位朋友的父親相反，是個少有的北上幹部。所以，這位朋友是在北京長大，飲北方水，不像南方人。 他一口北京口音，夾雜北京土話，聽他講廣東話，完全不會相信他是廣東人。 他屬於幹部子弟，在北京的幹部大院長大，和一些高幹子弟一起長大，今天這類人被稱為紅二代。 我在共產黨報紙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我稱他們為紅二代，嚴格來說，其實只是開玩笑而已。 紅二代，要看其父母是誰，份量夠不夠，父母當上京官的，就差不多啦。 所以紅二代，是權貴的同義詞。我老婆根正苗紅，我笑稱她為紅二代，開玩笑而已，用香港的俗話來說，摱車邊都冇份（沒資格）。 我岳父以前在海豐他的老家打土豪分田地，都不過是個小屁民，好聽點說，是個所謂革命群眾，就算動手過殺地主，都算不上甚麼。 現在共產黨有黨員九千多萬。這九千幾萬黨員當中，他們的父母早就是黨員的，那麼這些黨員的子女算不算紅二代呢？父母不是黨員的，但自己是黨員，那麼，自己的下一代又算不算紅二代呢？當然不是啦。 我曾經遇到過有來自偉大祖國的同胞，好自豪地自稱強國人，「我是強國人，中國成為強國，我自豪，我是強國人又怎樣！」 我還不曾遇到過有人自稱紅二代。強國人可以亂認，可以自認，紅二代沒有人會自認敢自認的，因為在那個偉大祖國，紅二代不是隨便可以認，你算老幾啊？想攀附？想錯你的心，走開點啦。 九千萬黨員，其中大多數，用俗話來說，只不過是共產黨的嘍啰、小弟而已。 在離開了共產黨報紙的那頭兩三年，我的工作不大穩定，有時甚至只幹了幾個月就拜拜，後來稍為穩定一些，開始經常去北京、上海，有時去南京、大連，尤其是在北京，我去得最多。 透過我那位北京長大的廣州死黨，我很快就在北京結識了好幾個私人朋友。 我也曾嘗試過做自己的生意，不再替人家打工，但別人可以賺到盤滿砵滿，我卻很失敗，開始知道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子。 不過，在北京的那兩三年，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對大陸社會、對共產黨的認識。 我認識的那些人相當複雜，包括公安，他們多是幹部子弟，和這些幹部子弟混得相當熟，經常進出他們的甚麼幹部大院，所謂幹部大院，就是香港人所稱的政府宿舍。 大家的年紀差不多，混熟了之後，見面時就無話不可說，甚麼話題都可以。 其實當時他們都好想走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我在和他們相處之時，所透露的資訊，多少可以滿足到他們。 當時是八十年代初，這個時期可以說，是大陸最開放的時期，言論好開放，一見面，他們愛開玩笑般爭相數落共產黨，臭罵嘲諷共產黨，不是今天那樣，禁止妄議中央，這樣不行那樣不準，有所謂七不講。 有一次，在聊天擺龍門陣的時候，我提起幾年前的西單民主牆事件。 我那位在廣州認識的死黨都在場，他對西單民主牆事件有這樣的見解。 他說，在中國，像魏京生那樣清醒、能夠清楚看穿共產黨的，有千千萬萬，但好像魏京生這幾個人如此笨，會走出來說出來的，全中國就只得他們幾個。 我這位廣州死黨，後來移民離開他長大的中國，還早過我移民離開香港。當我在北京試圖建立起自己的事業之時，我仍未有移民的念頭。 我甚麼時候才開始有移民的打算呢？讓我先說一些事情。 我說的是我以前在香港一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時，我的老總羅孚。 說起羅孚，當年有資深同事有時會好親切般用「羅斯福」來提及羅孚，有時又會開玩笑用接近諧音的「老屎忽」（老屁股）來提起他，「老屎忽」的確有點不雅，但沒有不敬之意，純屬貪玩，隨後哈哈哈。 之所以後來羅孚被指特務，報館內召開全體員工大會宣布，據我所知，好多人都不相信，只不過沒出聲，上面說甚麼就甚麼啰。 中國人就是如此，尤其是在這些共產黨單位工作的員工。 說回羅孚，我是於讀報時才知道他在北京被軟禁，時不時又有消息傳出，有人在王府井的書店見到他，又有報導，有個別的老同事去過他被軟禁的地方探羅孚。 於是，我趁我在北京的時候，都想去見一見我這位老總。 羅老總不是對我特別好，他對誰都好，我亦不曾得到過他特別的教誨。總之，畢竟在我心目中，羅孚的為人，好值得我尊重。 就是如此，我趁我在北京的時候，問起那有公安背景的朋友，可不可以幫忙，打聽一下羅老總被軟禁在哪裡，我可不可以找個機會去探訪羅孚。 羅孚是誰？他們不知道，香港人會知道，但是他們從未聽聞其人其事。 於是我向他們介紹羅孚被指特務之事，這個時候，我衝口而出一句，我也曾經被懷疑是特務，報館在外面查我。 在這個時候，我的廣州死黨問我，為甚麼我當時不趕快走。他說，被指特務這種事好嚴重。 他說，你的老總有名有姓，你沒有，你甚麼都不是，捏死你，就有如捏死一隻螞蟻，沒有人會關注。 其實在大陸求發展事業的好幾年，我都知道，每個人都有份檔案，這一份檔案放在單位那裡，跟隨著這個人一生，你轉單位，這份檔案跟著你轉去你新的單位，沒有工作單位的，也有一份檔案，檔案就放在甚麼街道委員會之類的地方。 我雖然是香港人，但在共產黨的機構工作過，尤其是報館這些新聞單位，又是編輯部，我一定有份檔案在他們那裡。 我這份檔案是怎樣寫我，沒有人知道，我自己更不知道。 這個亦是我為甚麼在一九九七年中共取得香港主權的時候，移民離開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個原因就是恐懼，我比其他人心中的恐懼，是更實實在在的恐懼。 總之，我是想說，當我開始知道我被懷疑是特務，在外面查我的那一日開始，這麼多年以來，我只懂得憤怒，好沮喪，工作失去動力，而這位朋友的提醒，我才開始懂得驚慌，以前不知死，現在才開始知死。中共就是以恐懼來治國。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
被共產黨懷疑是特務 我和曾德成在餐廳聊天之後，不多久，忘記了有多久，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有朋友來找我，問我發生了甚麼事。 我回問發生了甚麼事？他說有人來查我，懷疑我是特務（滲透入港共的反共特務）。 他是盤古雜誌的朋友。盤古雜誌是一本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雜誌，辦雜誌的是一群知識人，主要人物，當時包括古兆申、馮可強，劉佩瓊，這些人後來有些當上了人大政協，有一些去了大學當講師。 這群朋友關心中國前途，從文化、藝術發展，到政治、時事。盤古雜誌在保釣運動期間，曾經發表過一篇檄文，橫掃香港一切牛鬼蛇神，力數當年香港所有論政的刊物。盤古雜誌深受中共統戰影響，在左右政治光譜中，盤古是最左的論政刊物，曾經有一段頗長的時期，我亦深受這本雜誌的影響。 再說回頭，我在保釣運動中可謂「百足咁多爪」，好活躍，參加不同團體舉辦的活動，但不是頭面人物。我最拿手的是在抗議活動中寫橫額、造標語，派傳單這些。 「百足咁多爪」，所以保釣運動退潮之後在香港發生的社會運動，我仍然積极參与，都不過是一些路人甲之類的角色而已。 保釣運動和運動退潮之後的這一段時期，香港出現過一些雜誌，還有一些文社、團體、組織，時不時我都會去探班，志同道合嘛，也就是這個原因，我才會因緣際會到共產黨報紙當記者。 我不是一個好醒目的人，我要到了好多年之後，才察覺到，我經常去的團體、文社之類，原來一早已經被共產黨滲透，或者背後其實就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表面上沒有顏色，揭開表層，是紅色。 我知道我被懷疑是特務，沒有驚慌，但我好憤怒，真的，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反應。這是對我極其嚴重的打擊，我好像泄了氣的氣球，可以用沮喪來形容。 再沒有人通知我參加那些甚麼學習會之類。在這個時候，超無聊的學習會大概已經取消了，但是工作會應該還有嘛。 我亦覺得身邊的同事好像躲避我，開始再沒有下班之後一起去玩，再沒有人跟我聊天。 一位父母是駐港中資高層的同事，用今日的用詞，是個紅二代，他甚至用很囂張的態度來跟我說話，我在報館從來不曾遇過。 在以前，還正常的時候，這位同事曾經帶我去過一些一般人去不到的神秘地方，例如新華社的招待所，通行無阻。 我越來越覺得很沒有意思，心情很壞，工作提不起勁，這種情況可能維持了一兩年，或者兩三年，上班？我不想上班，但無論如何我都要上班。 其實，回想當時我應該主動找上司問個究竟啰，為甚麼要在外面查我，懷疑我是特務，但我當時真的完全沒想到。 我越來越覺得不安，報館好像不想我拿著記者的名片在外面活動，把我調去當翻譯。 編輯部是由編、采、譯三部份組成，職級高一些的是編輯，資深一些或年紀大了跑新聞跑不動的記者，通常會訓練他們當編輯，因為編輯之後的是記者。 這是不成文的職級，翻譯是比編輯和記者低級。我不介意，因為我已經盤算著何時離開，我要辭職。 我當記者的那幾年，在那幾年的採訪活動中，好積極、好主動，我好深刻感受到香港社會的變化，各行各業都開始走向專業的時代。 我沒有接受過新聞的專業訓練，就算單憑我比人家更努力，都會事倍功半，我只不過是個好平庸的人而已。 加上家庭經濟壓力越來越沉重，又接觸到不少人返大陸做生意做得不錯，於是乎，我開始有轉行做生意的念頭。 再說曾德成，在這個時候他成為翻譯組或者翻譯科的主任，負責看外電負責選稿，換句話說，他是我的上司。 我曾經說過，我剛來這間共產黨報紙的時候，他給我的印象相當好，他穿上國貨公司的藍色工作服，亦可以顯出一派不同凡響的氣質。 其實羅老總亦如是，穿著藍色工作服，但不會給人一種噁心的感覺。 但是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他好像變了另外的一個人，他平時已經說話不多，笑容不多，相當陰沉，此時覺得他沉默得有點陰森，像誰呢？就好像西片「齊瓦哥醫生」裡頭主角的那位表哥。 這位表哥是共產黨，奉命滲透沙俄軍隊，策動兵變。那場戲的那位表哥，曾德成就是那個模樣。 剛才提起曾德成，又想談羅孚，讓我想起一件事，要叉開先談這一件事。 那一年，經過六七暴動後嚴重受挫，報館為求擴大影響力，以報慶為由，擴大慶祝，廣交朋友，廣結善緣，設宴數十席於酒樓，廣邀香港各個新聞媒體編輯部以及電子媒體同業參加，來賓儘是有頭有臉。 是時我已被懷疑是特務，以致意志消沉，但作為編輯部一員，仍不至於被終極冷藏，我有份出席是晚盛會。 編輯部同事們都知我被指特務受查事，所以我只能形單影隻，獨坐辦公室內一旁，打算夠鍾才前赴位於報館不遠處的酒樓。 羅孚仍如往常，他從來不曾閑著，此時還在埋首寫稿或處理甚麼的。他見我一個人獃獃的樣子，放下筆走過來，跟我說，叫我等等他做完手上的事，和他一起出發。 通常大人物都是在盛會要正式開場時才現身，當晚一眾要人進場，我陪伴在老總羅孚身旁。 羅孚讓我陪伴一起出席報慶盛會，事後我曾聯想到一事。鄧小平三次被打倒，又得以復出。某年中共搞天安門慶祝五一煙花歌舞匯演活動，老毛讓鄧小平陪伴身旁一起現身，在天安門城樓觀賞，此一舉動被視為平反鄧小平。 羅孚畢竟是中共黨員，深受這種文化熏陶，當晚他是否效法老毛，給我平反？但羅孚不是老毛，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報館還有黨委啊。記憶所及，當晚應該就是我與羅孚老總的最後一次互動。 他自身難保，我被懷疑是特務，很可能是捕風捉影或其他人事原因，而羅孚被指特務事，就大條得多喇。 現在回到談與曾德成一起工作時所見到的事。 共產黨報刊內抓反共特務 當翻譯的時候，是我和曾德成接觸最多的時候，亦因此，我有一次目睹他罵人，衝撞一位年紀比他大好多的前輩。 這位前輩是影視娛樂界黎小田的母親，她名叫楊莉君，我稱呼她為楊大姐。 我曾經去過楊大姐的家，就在報館的後面，地方不大，但好雅緻，問題是煙灰缸裡頭好多煙蒂，她是個香港人所稱的「煙鏟」（沉迷吸煙）。 楊大姐給我的印象是憂鬱，但為人很nice，對我們這些年輕的後輩很nice。 楊大姐跟我在工作上接觸不多，但有時我會越界。她是娛樂版編輯，而我曾用我非娛樂記者的角度來採訪一些娛樂界人物，歌星、明星之類。我找過羅文，走進過嘉禾片場訪問許冠文，寫專訪，獲得楊大姐的讚賞。 當日曾德成與楊大姐發生語言衝突，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只知道曾德成大聲，楊大姐小聲。 我在這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的那幾年，同事之間相處真的好融洽，我從來都不曾感覺到上司的存在，可以說，我一直屬於沒大沒小的那類人，但我也從來沒見過有人吵架。 我當時只是覺得，楊大姐比曾德成年紀大一截，可以當曾德成的母親。 我當時正埋頭工作，只聽到他們在吵架，曾德成大聲罵楊大姐，不大好嘛，無論如何都應該尊重一下楊大姐嘛。 在這段當翻譯的期間，我覺得曾德成對我的眼神有點兒怪怪，有點詭異。 我不是說他針對我，事實上他一直都沒有挑剔過我的工作。 事隔多年，回顧當年，好可能是報館在外面查我，懷疑我是特務的這件事，對我是好大的打擊，才導致我有這樣不舒服的感覺，可能是我疑心生暗鬼啰。 總之，當時我每天上班，做自己應做的事、份內的事，只想著快一點做完工作，早一些下班，不想留在這個地方。 如果在外面能找到機會，第一時間，我馬上辭職離開。 在我last day離職那天，做完了應該要做的工作，有一位姓李的編輯主任邀請我一起去飲杯茶，算是farewell。 在飲茶之時，除了一般的話別啊、鼓勵啊，以後有甚麼他可以幫忙的，他必定會幫忙，這些說話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說他知道我在報館受了好多委屈，希望我可以忘記過去著眼未來。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這句話，他知道我受了好多委屈。 再說這位編輯主任，他能夠攀升成為主任，當然是黨員，「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嘛，能上位能升職的，黨員身份應該是必須條件，起碼是其中一個必須條件。 這位唯一為我farewell的同事，在我被懷疑是特務之前或之後，我沒大沒小，曾經與他為一些具體工作的事而爭執。 我是挑事情來做的，我認為做自己喜歡做的，才會做得開心，做得好，但他不是，他認為需要你做的，就應該做。 觀點不同，當然我承認我的觀點不是絕對正確啦。 但他真的能夠做到他所說的，需要你做的就應該去做，所以在報館沒人願意做的事情，沉悶得可以令人發瘋的，例如馬經狗經之類，都是他一肩扛起。 這些亦可以說是他的黨性，因為他是黨員嘛，但這位共產黨員又同時有人性，芸芸同事中，就只有他一個替我farewell送行。 我曾經在之前提過歐洲共產主義，這些在文革期間被批判為背叛共產主義的修正主義，communism with a human face。那麼，這位替我farewell的，就是一位communist with a human face，擁有人性臉孔的共產黨員，又或者是人性未泯的共產黨員。 至於我一直好尊敬的老總羅孚，在我離職前一段頗長的日子，都沒見過他。 離職之後，看新聞我才知道他出了事，在廣州坐直通車返香港上車時被捕，罪名是美國特務。 說起來，我在這間共產黨報紙沒有跟任何人爭吵過，同我farewell的那位，是唯一的那個。 他進來比我晚，其實好資深，因為他是從另一間左報調來的。 在farewell的時候，他還透露，他會被調去紐約，因為收購了紐約一份報紙。當然不是他收購，想都可以想到啦，是中共收購啦。 我移民之後，曾經找到他在紐約的聯絡電話號碼，我好想找他聚舊。 好遺憾，他的家人告訴我，他已經不在人間。我真的好傷心。 他的服從性好強。這是他的黨性，用今日習近平的說話，聽黨話、跟黨走，只要服從，叫你做甚麼你就做甚麼，但他同時還是有人性。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
根正苗紅的紅色關係網 要談一下甚麼是根正苗紅。 我岳父在香港出生，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家人就已經定居香港。他的父親在「喇沙書院」教書，教的是英文，教香港人所稱的「鬼仔」英文。可想而知，即使不是有錢人，我岳父總算是來自小康之家，家境不錯。我岳父也是在喇沙讀書，讀「番書」（英文書），接受西式教育，是個香港人所稱的「番書仔」（英式學生）。 我上網了解過，戰前的「喇沙」，有一半學生是華裔，四成歐裔，其中應該多數是英裔，其餘一成是印裔。如此看來，戰前的喇沙，其實相當於今日的國際學校。 我岳父在喇沙讀到中三，那一年，即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偷襲珍珠港，同時攻打香港，在這個時候，「喇沙」停課。換句話講，我岳父在「喇沙」讀書讀到中三上學期，就沒有再讀下學期，從此停學。 大概在1943年底或1944年初，美國反守為攻，包括轟炸香港的日軍設施，炸彈不長眼，炸死平民乃平常事，我岳父的父親在美國飛機空襲中被炸死。 我在共產黨報紙當記者時，我岳父對我很好，我們之間經常交談。他曾經透露，日本仔炸死他父親，我表示可能性不大，應該是美國飛機吧。我父親當年在深水埠都曾經險些被美國飛機炸死。 我岳父沒有透露他的父親是在哪裡被炸死，他沒有再說下去。 我曾經想過，有沒有可能他的父親是於他們返回故鄉海豐時，被日本飛機炸死？但不會啊。海豐這些窮鄉僻壤，有甚麼值得日本兵派飛機去轟炸呢？ 而且，日本佔領香港之後，為了減輕人口壓力，尤其是減少糧食需求，強迫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幾年自廣東逃難到香港的無證居民離開香港返回大陸。 但是，我岳父的父母和兄弟，一直都是香港居民，他們都有香港身份證。 我岳父是於他的父親被炸死之後才返去海豐。海豐這個地方，自從二、三十年代以來，都是共產黨的勢力範圍。有一位好著名的人物彭湃，彭湃在海豐搞暴動，共產黨稱之為起義，打土豪分田地，具體行動是殺地主占田地。歷史記載，彭湃起義期間，殺了五萬人之多。 馬、恩、列、斯、毛，毛澤東其實不是繼承或師承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太林，我認為海豐這位彭湃是以毛澤東祖師爺。 日本雖然佔領中國大片土地，中國如此大，日本兵力有限，佔領的主要是城市，所以農村本來就是共產黨勢力的地方，更加完全成為共產黨的天下。我岳父在他的故鄉海豐受到共產黨影響。 一兩年之後，日本投降，國民黨如日方中，挾其餘威，大軍回來，國共不斷衝突，少不免海豐這個紅色據點。 我岳父在此時回到香港。回到香港，他先去左派工會打工，後來，華潤公司成立，他改去華潤。 華潤前身是中共駐港軍事採購辦公處，日軍佔領香港前早已存在，為八路軍採購各種物資，正式名稱為八路軍採購辦公處，簡稱八辦。 中共奪取政權後，八辦人員返回香港，掛招牌叫華潤公司，華潤是中共駐港外貿單位，代理大陸所有外貿機構，除了雞鴨豬牛羊農產品之外，由五豐行負責。 沒多久，韓戰爆發，中共被聯合國制裁、封鎖。好多人都知道霍英東在這個時候靠走私違禁品返大陸發達的故事。 我岳父有份走私，不過他沒有因此發達，因為他是替華潤走私，坐霍英東的快艇，有時直接走私返大陸，有時是交給澳門的南光公司，澳門南光相當於香港的華潤。 我當了我岳父的女婿幾十年，他一直都好自豪自稱工人階級，又或者是令人覺得好out好out的甚麼無產階級，「越窮越光榮」。 如此傻的都有？但真的有。我不相信他是共產黨員，但肯定是一個非常忠誠的擁護共產黨的所謂革命群眾，幾十年來到今日都是，誰上台，都堅定不移支持誰，從毛澤東到劉少奇，再從劉少奇回到毛澤東，接著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今日的習近平，他都支持。 他這個番書仔，識英文，但幾十年來抗拒英文，不看英文不聽不寫英文，我想起電影「老港正傳」裡頭那個黃秋生。 他的幾個子女，包括我老婆，都是讀左校。以前入讀左校絕不容易，沒有關係是不可能的。我老婆在1967年不用考試就畢業，畢業之後被分配去國貨公司。有track record。這些就是根正苗紅，我跟我老婆開玩笑，你算是個紅二代。 我當時在報館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主要都是紅二代，其中有一位相當談得來的。他向我透露，他父親在所謂解放廣州前夕，接受黨組織指示，來香港從事工會工作。 廣州解放，共軍打深圳河，但沒有趁勢解放香港。他父親以為會被黨組織調回廣州去，但不是，而是叫他長期留在香港。後來，他的父親成為一九六七年暴動中鬥爭委員會的其中一個斗委。 探聽是否願意加入共產黨 曾德成——香港知名所謂傳統左派人士、立法會前任主席曾鈺成的弟弟。在談曾德成之前，先說一些其他的事。 我在這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的頭兩三年，老闆時不時會讓我參加一些接待大陸來香港的訪問團，在接待過程中我甚麼都不用做，不用寫稿，不用攝影，只是坐在一旁，派派名片就是。 這些訪問團來自大陸不同地方，主要應該還是新聞單位。 我在這些活動中，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多次見到社長現身，平日見不到他的。他是費彝民。 他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九十年代經常在電視新聞中見到的江澤民，每次見到江澤民，我就會想起我那位社長。 外貌有點相似之外，他們的style更像。當我們在升降機外等待貴賓出升降機時，升降機門一打開，我們那位社長他就「啊」一聲高叫，趨前握手，好high好high的，像極了江澤民。其實不知道是誰像誰，費彝民像江澤民，還是江澤民像費彝民。 為甚麼會叫我參加這些接待大陸訪客的活動呢？我一直想不出答案，只可以猜。 只是叫我，後來還有一位是他父親母校教師的新入職同事，他的父親教過我老婆，老闆沒有叫其他記者同事。 後來，我猜可能是觀察我們這些新人，看我們是不是可以培養的人才，或者是擺放在哪個崗位更適合的人才。 我那位同事後來沒有當記者，調去了廣告部。 所以我曾經可能是在被培養的人選之內，後事如何，以後再講。 曾德成，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相當好，白襯衫的外面，他經常穿一件當年國貨公司、大陸銀行員工穿的藍色工作服。這種藍色工作服，與當年大陸的解放裝有少許分別。 為了返大陸不會那麼突出，六七十年代好多香港人不想穿解放裝，都會去國貨公司買件藍色工作服，因為穿香港一般人穿的，會太明顯是香港人，太突出，可能有些不方便。 現在回說曾德成，別人穿藍色工作服不好看，沒品味不成樣子，但他穿藍色工作服，又的確好看，有一番與眾不同的氣質。 好多人都知道，六七暴動中他坐過牢，出獄之後獲安排進報館，他是報館的重點培養對象。 當時他每天看南華早報，翻譯一些東西，他的工作當然不僅這些。 他平日笑容不多，說話不多，給我的印象是有點呆板，當然不是啦。 他很少出現在我們的學習會，在這些學習會，我只見過他一兩次或兩三次，學習氣氛都會認真起來，而且他都會做總結。 他的總結有他的套路，好喜歡第一是甚麼，第二是甚麼，第三又是甚麼，在我的印象中，就好像當年國產電影裡頭的某些場景某些角色，相當好笑。 在編輯部當了記者大概兩三年，有一日，曾德成約我下班後去附近一間相當清靜的餐廳聊聊。 坐下來之後，他先稱讚我一番，工作表現好啦，工作態度好啦，為人正直啦之類，然後他問我對共產黨有何看法。我還未說，他又問我想不想有更大的貢獻之類。 我的悟性不高，當時沒有即時領悟到他想表達甚麼。我只不過當作是聊聊天而已，沒有認真回答，共產黨好或不好。 當時我大概做了好幾個鐘頭工作，下班之後只想輕輕鬆鬆聊聊天而已。飲杯茶聯絡一下感情，好讓腦袋放空一下，休息一下，我沒想過我要回答如此一個可以寫成一篇大文章的題目。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可以回答yes or no的簡單問題。 當我回到家後，我才想起，曾德成的一番話是表示可以推薦我入黨，發展我成為共產黨員。 其實在報館，除了學習會之外，我屬基層員工，一直都不覺得黨的存在，但也曾經在跟同事閑談到得意忘形之時，聽過「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有牌照的決定事情，沒有牌照的執行事情)這句調皮話。 甚麼是「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牌，就是牌照、執照。在這個語境中，牌，就是黨員證。「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的意思，當然是指黨員話事，非黨員做事。你有牌沒有牌，換言之，你是不是黨員，決定了能否升職，特別是你的職權能不能擁有話事權決定權。如果你不是黨員，你永遠只可以做事務工作，按照指示做事。 不過，「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這句話並非完全正確。 有牌，除了可以話事之外，遇到一些非常沉悶，可以悶死人厭惡到極的事，沒有人願意乾的，有牌的也要自己硬著頭皮來執行。 以後當我提及到在報館另一位人物的時候，我會再談這個「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 總之，「有牌的話事，還要做事，冇牌的就只能做事」。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
既是單純也是受騙 歐洲共產主義的活動好像嘉年華會，他們的論述不再是殺氣騰騰，而是溫良恭儉讓，不再是正宗共產主義從仇恨出發，不再講階級鬥爭，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鬥爭。但中國共產黨重視黨性，有黨性沒人性，用今天的說話來說，聽黨話跟黨走。 八十年代在共產黨辦的香港報紙上，竟然可以談歐洲共產主義這些東西，談有人性的共產黨，可想而知，當年港共報紙都好想開放思想，打破思想局限，或者是假裝開放，要打開一個新局面，走出沒人看、銷路低迷的困局。這個亦可以見到我在我的同事當中，的確是有所不同。 我其實不是好厲害，而是他們實在太封閉而已。他們出身左校，工作被動，沒看到他們會主動去找新聞挖新聞，每日只是接採訪主任的指示去採訪。 我剛到這間港共報館當記者的時候，我真的好開心，尤其是可以遇到我的偶像，包括「金陵春夢」的作者。 「金陵春夢」這一共四冊的巨著，洋洋洒洒可能多達一百萬字，講述蔣介石當年在南京主政時期的事迹。 我曾以為書裡頭講的是真實的故事，當時信以為真，要好多年之後，才知道，書中所講的，除了人名地名之外，其他的都是虛構。 我又遇見過香港三大武俠小說作家之一的梁羽生，沒有與他交談，因為我認識他，而他不認識我。我只是在一旁聽他跟我的前輩談話。 憑他的談吐、用詞，以至氣質，只覺得他是個穿上現代服裝的古人，就好像是從他的小說裡頭跑出來的人。 我又在編輯部遇到一些不同工作範圍的其他同事，他們年長一些，是我的前輩。 我又在同一層樓遇到其他共產黨媒體的人。這些人有他們的特彆氣質，除了他們的氣質之外，他們的打扮、甚至衣著，有別於當時香港主流社會。 有位大姐，她的形象好像三、四十年代的進步女性，我是指那位進步女作家丁玲，在我的想像中，丁玲應該就是如此款式，短頭髮、含著招牌笑容，走路時昂首挺胸，充滿自信。 我經常去報館的圖書館或資料室翻資料和借書，每次去都見到一位前輩，他每日都坐在那裡看台灣報紙。我知道他是在找材料來寫文章鞭撻台灣。 這位前輩一臉嚴肅，從來沒見過他有笑容，我用苦大仇深來形容他。 芸芸同事中，有一位前輩，不知道他是做哪部份的工作，我跟他在工作上從來沒有接觸，也沒有交談過，但是他對我的態度好nice，對我微笑。這位前輩對別人不一定都是如此的。 我見到他，總會想起魯迅，對好人好，對壞人恨，愛恨分明，溢於言表。 又有一位前輩，姓趙的，做外電消息的，學識豐富，很有四、五十年代左傾知識份子的風姿，我特別覺得他好像幾十年前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後來知道他退休後移民奧地利。 抱憾的是，我遇不到小說「青春之歌」裡頭林道靜模樣的。 「青春之歌」對我們當年那些左傾青年，有好大的影響力，林道靜這個小說人物，曾經是我的夢中情人。 不過幸好沒有在報館裡頭遇到，真的遇到的話，我可能會婚變家變。調皮話而已，不要當真！ 在這間共產黨報館，與我共事的同事，既可以形容為好單純，也可以形容為傻乎乎的大家都是被中共欺騙。 我在這裡工作，直到發生一件事之前，我還是覺得好舒服，心情好舒暢。是甚麼事讓我改變？我以後將會透露。 總之，同事之間無分彼此，上下級之間似乎無分彼此，工作崗位不同而已。 我一直不覺得老闆啊、上司啊之類存在，誇張來說，我從來沒想過誰是我的上司，大家好像一家人，年紀差不多的更親如兄弟姊妹。 在這段時期，當記者，我儘力做到最好，下班之後我還會主動去找事來做，身體有時的確疲勞，但真的好開心。 尤其是，我的工作表現曾經相當出色，這不是跟外面的同業比較，而是與我的同事比較。 我會有好出位的特稿專訪之類，所以在報館裡頭，好多時，人家認識我，而我不認識他們，不知道他們是誰，是哪個部門的。 例如在報館內，有位前輩阿姐，她永遠都穿著一件當年大陸機構員工穿的藍色工作服，見到面總是好親切的走過來替我整理衣領之類，我要過了好長時間才知道她是會計部的同事。 又有幾次，在街頭，記得一次是在元朗，有兩個人走過來拉著我，好熱情地跟我交談。原來他們都是發行部的同事，發行部負責去找報販收賬，他們當時正在外收賬。 當時，我覺得這些都是對我好大的鼓勵。 說一些有趣的事情。 剛開始在這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的頭一兩年、兩三年或三四年，我們仍然有每個月的學習會，學習會就好像教會那些查經班。 好無聊的學習會，我們輪流朗讀甚麼兩報一刊社論那些東西，兩報一刊，就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再加上紅旗雜誌。 有時論到我讀時，我曾經跳行跳段來讀，但沒有人知道，或者是有人知道但不說出來糾正。 主持學習會的採訪主任，可能自己都不想搞這些如此無聊的學習會。超搞笑！ 羅孚老總開放的一面 談一下我在香港那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時的「老細」、上司，我可以說感覺不到他們存在，但的確存在嘛，只不過露出水面的都是好親民，藏在後面的是否如此親民，我不知道。 我首先要談一下羅孚，他是我們的老總，幾年之後，被指美國特務被判十年的那位。 他是廣西人。好多廣西人說廣州白話，但羅孚不是。他的國語好難聽得懂，他的廣東話半咸半淡，也是一般人聽不懂的。但我是其中一個能聽得懂他的國語和廣東話。此話不是我說，是他跟我說的。 我第一次與羅孚見面的時候，記得他跟我說，不要視這份工作為職業，我們這個是事業，薪金低，事實上的確如此，我入職時，我的薪金低於我之前那份工作。 羅老總好斯文有禮（文質彬彬），對人好客氣，我和他之間的互動不多，但他有時卻會主動找我聊幾句，包括甚麼呢？包括問我外面社會對中共的看法。 於是乎我曾經寫過好幾份小報告給他。 我記得曾經寫過，我返大陸去廣州交易會，我自己在廣州沒有親戚，但我會趁機會找我老婆那邊的親戚飲茶吃飯，跟他們聊天，在外面沒甚麼特別的話題也沒聽到有甚麼特別的，在室內就可不一樣，我聽到他們的各種抱怨。 再具體一點來說，我在給羅老總的報告中曾經寫過，我老婆那邊的親戚好喜歡偷聽美國之音；她的表姐上過山下過鄉，她又好討厭農民。 我老婆的表姐說，農民沒文化、野蠻、「講粗口」（粗話）。其實，我老婆的親戚自己，男男女女老老嫩嫩都是從早到晚講粗口，文化革命那十年，大陸形成了講粗口的風氣，因為如此才顯得自己是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不是扮斯文，而是扮粗魯。 羅老總，我相信羅老總他早都知道這些，用不著我告訴他，他自己應該都知道大陸好多人偷聽美國之音，城市居民好討厭農民。 羅老總，好多人都知道，他除了是編輯部的老總之外，他在香港還背負著中共給他統戰文化界的任務。 而我是前線記者，又好主動找人做訪問、挖新聞，我好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些人脈，包括台灣的。 在採訪活動中，有時記者們會花好長時間在現場守候，一大群來自左中右媒體的記者走在一起，三三五五聊天，我同右派的，例如《工商》、《星島》、《快報》之類，大家很融洽，經常會互相「報料」（提供資料），交換消息，但是最右的《香港時報》記者知道了我是左報記者，不但不理睬我，更會惡狠狠的瞪著我。 有一個機會，我結識了來自台灣的中國時報記者，她剛被派駐香港，設立記者站。 她這個人好nice，給我很好印象，後來我無意中跟羅孚談起這位台灣記者。 羅老總好興奮，叫我安排飯局見個面。後來，這位台灣記者當了光華文化中心的負責人，這個光華文化中心是台灣駐港宣傳機構。 羅老總的確是一個好主動的人，我覺得他是個「真心膠」，他為他認為正確的事而埋頭奮鬥，將這份共產黨報紙當作是一個偉大、有意義的事業而奮鬥。 羅孚的兒子，羅海雷，寫書講述過他的父親。書中透露，他們兩父子曾經發生過語言衝突，衝突中他說過他的父親羅孚是愚忠。 再透露一些關於羅老總的事。1978年北京發生西單民主牆事件。民主牆事件可以說，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就是由於民主牆事件，而開始質疑中共統治的合法性。 當時我在報館屬於多言的其中一個，經常跟同事在閑談中透露出我對鄧小平不滿。羅孚大概察覺到。 記得在民主牆事件主角魏京生被判囚十五年那一兩日，羅孚拿了一份用原稿紙寫的文章給我看，是關於魏京生被判十五年的，他問我意見。 甚麼，老總居然問小記者有何意見？有這樣的事！就是有！ 我看過之後，對他說，我不同意文章中對魏京生的看法，魏京生不應該有罪，他提出的沒有錯，不應該要判刑。 我相信羅老總給我看的是他即將在報紙登出來的社論，但那一兩日的社論不是關於魏京生被判囚，而是其他一些關於香港民生之類的事情。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