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指使襲擊餐旅場所 墨市男出庭受審
2026 年 7 月 15 日
序言 2020年， 1月23日， 凌晨2:00， 武漢宣布： 關閉所有離漢通道。 除夕前夕， 武漢封城。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 對一個人口千萬級別的大城市， 採取的最嚴厲防疫措施。 至今， 已整整三年！ 謹以此文，獻給為抗擊新冠犧牲的李文亮等全部醫護人員、獻給在武漢疫情中去世的3000多名遇難者、獻給在三年疫情中去世的全國約十萬遇難者。 （一） 2019年， 12月30日， 下午5:43時許： 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等八位醫生，在同學群里第一個發布「疫情」的消息，成為全世界公認的這場人類浩劫的吹哨人。 （二） 2020年， 1月3日， 警方發布通報認定，李文亮等八名醫生的言論不實，定性為謠言。 兩天後， 李文亮等八名傳播疫情信息的醫生，被帶到武漢市武昌區中南路派出所，接受訓誡。 訓誡書中寫道：如果你固執己見，不思悔改，繼續進行違法活動，你將會受到法律制裁！ 隨後， 國家級媒體，多個頻道，報道了李文亮等八名造謠者被訓誡的新聞。 隨後， 武漢衛健委，發布通報，稱：疫情「可發可控」。 （三） 1月8日， 李文亮被安排繼續接診。 1月10日， 李文亮出現咳嗽癥狀。 1月12日， 李文亮入院，開始接受治療。 1月14日， 李文亮被安排隔離。 1月14日， 世界衛生組織，將此病毒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 （四） 1月23日， 凌晨2:00， 武漢關閉了所有離漢通道。 2020年除夕前一天， 武漢封城。 武漢封城，是人類歷史上，對一個千萬級人口的大城市採取的最嚴厲的防疫措施。 （五） 2月7日， 凌晨2:58分， 李文亮去世，享年34歲。全國網民自發的，在朋友圈裡點燃蠟燭悼念李文亮醫生。 李文亮醫生病重期間，曾接受《財新》雜誌採訪，他說：「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4月2日， 李文亮被評為烈士。 4月8日， 凌晨2:30時許， 武漢正式宣布解封。一共封城76天。 6月12日， 凌晨， 李文亮醫生的遺孀付雪潔，產下一名男嬰，6斤9兩，母子平安。 2020年， 9月8日， 上午10:00， 全國抗擊新冠疫情表彰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授予鍾南山「共和國勳章」，授予張伯禮、張定宇、陳薇「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 （六） 自2020年4月8日， 到2022年春節， 這期間，國內偶有零星散發的疫情，但都迅速處置，偶有封城，但大部分地方沒有受到疫情影響，大部分人出門可以不戴口罩，沒有核酸，沒有封控，正常上班遊玩生活，經濟領跑全世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這階段，病毒肆虐在全世界肆虐。 客觀公平地說，這階段的抗疫措施，無疑是勝利的。 （七） 2022年， 2月16日華亭賓館正式歇業，進行裝修改造。改造尚未完成的華亭賓館被徵用，作為隔離酒店。 因該酒店比較老舊，空調通風系統是通的，而且沒有過濾網，病毒在賓館迅速傳播，被感染的工作人員在毫無覺察的情況下，繼續乘坐地鐵上下班，疫情迅速在上海傳播。華亭賓館成為全國疫情爆發的導火索。 （八） 3月11日， 上海學校全部停課。 3月14日， 上海客運全部暫停。很多人開始有計劃地囤菜。大家心照不宣。 3月15日， 上海發布最新消息，其中最關鍵的一句話是：「目前，我們沒有「封城」，現在也不必「封城」。讓人看著心裡發慌。 3月16日， 上海發布通知，開展全員核酸檢測。拉開了全國性的「全員核酸檢測」序幕。 3月27日， 晚8：23， 上海發布了一則爆炸性的通知，3月28日5時起，上海市以黃浦江為界分批實施封控管理，小區封閉，交運暫停。拉開了全國性的「封城靜默管理」序幕。 聽到這個消息的浦東人民立刻行動了起來，紛紛開始採購囤菜，價格已經沒人關心，有什麼拿什麼成為主旋律。浦東的搶購，拉開了全國性的瘋狂搶購「囤菜屯糧囤葯」序幕。 （九） 2022年， 9月18日 ， 凌晨， 貴州黔南州三荔高速發生一起疫情轉移隔離人員的客車側翻事故。 造成27人遇難，20人受傷。震驚全國。 2022年， 11月23日， 河南鄭州爆發富士康萬人徒步返鄉事件。震驚全國。 2022年， 11月24日， 19時49分許， 新疆烏魯木齊市天山區吉祥苑小區一高層住宅樓突發火災，火災共造成10人死亡、9人受傷的嚴重後果。本次事故成為我國抗疫政策轉向的標誌事件，拉開全國性反對「強制隔離」、反對「全員核酸檢測」、反對「靜默管理」的序幕。 （十） 2022年， 11月27日， 北京各小區物業以居委會的通知為依據，要求全體業主居家隔離。本次操作，被理解為「北京封城」。 此舉，遭到北京各個小區居民的強烈反對。 隨後，以北京最大的小區天通苑為起點，迅速傳遍北京城各個小區，大家以法律為依據，與物業和居委會抗爭，要求解除強制隔離護欄設施。在整個抗爭的過程中，居民主動打電話要求民警到場。在執法人員的監督下，小區居民向物業公司以及居委會人員進行普法教育，取得徹底勝利。 此日下午，北京所有小區的強制隔離措施解除，小區居民可以自由進出小區。 北京事件，是我國疫情轉向的標誌性事件。北京居民的做法，體現了居民依法維權、依法表達意見的最合法、最規範、最有效、最高的水平。 （十一） 2022年， 12月7日， 在經濟和輿情的雙重壓力之下，在綜合研判奧密克戎在全世界的致死率大大降低的基礎上，我國疫情政策正式轉向。核酸檢測、強制隔離、健康碼、行程碼、方艙醫院、大白，等等，成為歷史。 12月13日， 我國不再發布疫情數據。 2023年， 1月8日， 我國對新冠病毒正式施行乙類乙管。這標誌著我國防疫政策的正式放開。 （十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2022年12月疫情放開之後，短短時間內，在全國迅速傳播，速度之快，顛覆了人類對傳染病的所有認知。 因官方不再公布疫情數據，據各個渠道的感染情況來看，全國的感染率達到90%以上，超出了全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感染率，感染率之高，再次顛覆人類對傳染病的所有認知。全國各地再現搶購屯藏藥品大潮。 […]
在武漢封城三周年之際，曾因報道武漢疫情真實情況而遭公安帶走的公民記者李澤華接受本台記者唐家婕的專訪。這位九五後出生的前央視主持人，武漢之行後的人生發生了180度大轉彎，現在在紐約學習電腦科學專業，成為一位流落異鄉的中國人。他開始了新生活，也在找尋新認同。以下請聽專訪李澤華的下集：技術極權的鬥爭者。 【武漢封城三周年】專訪消失近2年的公民記者李澤華（上） 我是誰? 「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李澤華Kcriss，我現在在羅徹斯特, New York. United States. 呵呵…….我覺得有點傻啊，這句話，你覺得要說嗎?」 2022年12月中的一個周末早晨，我們到離李澤華宿舍不遠的安大略湖走走。溫度接近冰點，飄起了細雪，湖像海，浪花一波一波地撲向被白雪覆蓋的沙灘。背景有燈塔、有美式的小木屋、有綠色的美國路牌。我提議他在鏡頭前錄一段像之前Vlog一樣的自我介紹開場。 李澤華靦腆笑場好幾次，他說，也想過重新做油管影片，但反覆琢磨了一年多，還沒錄出來。 與李澤華見面之前，他已經警告我多次，他整個人變得很不一樣。外型變了，成天在書堆里學代碼，加上前陣子膝蓋開刀，健身荒廢，人圓了一圈。見面後，讓我更訝異的轉變是他心境上的。看25歲以前李澤華擔任央視主持人時，在船上徒手抓著大魚、用誇張的表情跟村民采蜂蜜、在七彩的舞台後空翻……那位曾在B站上誇口要成為中國第一Vlogger的傳媒生，全國朗誦大賽一等獎的贏家，牽著哈雷的重機車手、在地上轉圈的街舞者、穿著垮褲的饒舌歌手……現在通通不在了。 眼前的李澤華，一連兩天穿著一樣的藍襯衫，前晚寫代碼到三點，眼角掛著黑眼圈。像浪花打來又退去，剩下一片純粹的沙礫，無濾鏡。我問他:現在的李澤華是誰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好難回答對我來說，這太難了，我發現構建這個世界常規的一些事，有它的肌理，以及你深入一件事情去看的話，你會覺得I don』t know anything! (我一無所知)，就是這種感覺。說我是誰?我就是一個學習者，不斷在學習的人，不斷發現自己啥也不是的一個人(笑)。」 李澤華在紐約羅徹斯特大學裡的圖書館（RFA） 當中國九零後邁入中年 1995年出生的李澤華在江西長大，中學時輟學。他叛逆、曾差點被送進少年看守所，最後一個人跑到深圳商場打工、賣電腦。那是胡溫主政下的中國，他在深圳看見改革開放後的大千世界，嚮往著上海、北京大城市的繁華。於是復讀，幾年後還真的考上了排名第一的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系。才華洋溢，又生有一張韓版男星似的臉孔，李澤華在畢業後順利進了央視，挑大樑主持美食節目，走遍中國大江南北。 “我其實還蠻感謝我之前的工作，讓我不再想去探索所謂的外部世界了，就是一個內心變得更篤定了。在中國，尤其2020年我一直在閉關，我哪都不去，一直在學習，準備托福、GRE，自學高數、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數理統計。那時候就已經對現在的整體生活是有預估的。」 李澤華讀書，以前沉浸於文史哲學，他讀易經尚書、讀魯迅，也讀盧梭、康德與尼采。2020年冬天，在武漢派出所的詢問室里，公安拿出共產黨百年理論嚇唬他，他反過來瞪大眼睛，向七八位穿著制服的大漢說起歷史。 「他們跟我說一百年前共產黨的承諾，我就跟他們說當年馬克思這個屌絲為什麼巴著恩格斯借錢？為什麼要罵英國資產階級的壓迫?他們(公安)跟我講列寧、馬克思，我就問，你們知道馬克思跟費爾巴哈、黑格爾是什麼關係嗎?」 李澤華今年27歲，自嘲已經進入中年： 「有意思的是，人每天的生活是人一生的小小微分嘛，從微積分的視角來看人生，你會發現變化是累積的，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我們人生軌跡，或內心狀態是線性、或非線性，但在某個階段或許有些非線性的節點或函數，使我們發生劇烈的變化。但這種每天一點一點的變化，到現在來到美國，最大的變化就是我覺得我現在比以前更冷靜了，更沉穩了，有時候又覺得好像到中年了，哈哈哈哈少年結束了。」 九零後的一代中國人進入中年，他們成長記憶里的中國是悶聲發大財、是擁抱世界的奧運煙火，也是不斷高築的防火長城，和他們掂高腳尖探索自由知識的渴望。 後來，李澤華讀了英國演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讀《連線》主編凱文·凱利的《科技想要什麼》……科學書籍像是打開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大門，他思索，如果文明發展的主體不是人類，是技術本身，我們是誰?我們可以是什麼? 「後來逐漸開始學一些真正的知識，我看了MIT的公開課程，尤其是數學方面的，我當時英語越來越好，整個眼界和世界的寬容度突然變得大很多。 我覺得在中國，尤其當時那樣的環境，連話都不讓說，就覺得很煩，就覺得有毛病嗎?」 李澤華對中國的現實感到不滿，將現今的中國與五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相提並論： 「尤其是發現權力的執行者，在我離開後情況變得更加惡劣，大白變成白衛兵，白衛兵甚至都不是專業醫療人員，就是街上的丐溜子，你就會發現整個社會依然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沒有什麼變化。如果文革那時就有攝像機、社交媒體的話，現在大家不會有什麼奇怪的，因為沒有什麼變化。」 高科技作惡 「你看這書桌就是兩個顯示器，一個MAC book一個MAC mini，」李澤華介紹著他的書桌，這是他搬到美國一年多來最常待的地方，也是他唯一買的新傢具，擺在他老舊宿舍窗邊的一角，像挺立的堡壘。「那是一個音效卡、這是一個麥克風……。」。 桌上三個顯示器上都是代碼或是人工智慧研究的論文，他說現在很少看書了，看論文像是讀到最最前沿的知識，讓他興奮、也讓人謙虛。從藝術生轉到理工科，這麼大的轉彎為的是什麼? 「 首先是因為我們在中國那個環境， 長期受到不自由的壓迫，這種不自由，尤其是信息上的不自由，再帶來了諸多的不自由。我相信目前的這種專制極權，或信息極權、數字極權，他是由技術帶來的，由技術帶來的問題，也許只有技術本身才能解決。」 武漢作家方方在她廣為流傳的《封城日記》其中一篇反思科技的文章中寫道：「微博有一種技術：就是你以為你發出去了，但其實沒有人能看得到。自從知道有此一技術後，方明白：高科技作起惡來，一點不比瘟疫弱。」 李澤華有相同的感受。 「我覺得庫茲韋爾說的技術奇點好像就要到來似的，如果一個極權在使用一個這樣的技術在控制人民，那人民想要反訴他，甚至我連認識對手的機會都沒有，我覺得很有必要把現在最前沿的技術和最落後的社會制度，正在利用這些前沿技術乾的事情，把它抽絲剝繭、扒開揉碎來講，這是有意義的。」 「這也是你在公眾視野中消失這麼久，願意再重新出來講的原因嗎?」記者問。 「對。」李澤華說。 那天早晨在安大略湖邊走著，李澤華哼起了崔健的《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他正準備畢業、展開新生活，他說雖然沒想過要面對銀行帳戶見底這種有點「憋屈」的人生，但心安是歸處，他計劃用自媒體及新學到的電腦專業做些事，為中文觀眾科普、解讀技術集權。 流散異鄉的人，重新找工作、也找自我認同，但挂念總是離不開故土。 怎麼定義這個新的自己呢?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天命使然的鬥爭者，我一定會把那些我看不慣的東西，像極權、像暴政、用我的方法去跟它們鬥爭。當然不僅僅是我一個人，我覺得未來應該會有更多人會跟我走在一起，也許我會成為領導者，或許我也可以只是一個推動者，……。」 在羅徹斯特的雪地里，李澤華突然說出了這個新的身份想像，眼睛一亮，那一萬公里外的故鄉，彷彿不在遠方。
1月23日是武漢封城三周年。這場席捲全球的瘟疫至今已造成六百多萬人死亡、累計超過六億人確診，許多人的世界因為疫情終止，也有許多人的人生因此有了大的轉折。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唐家婕採訪了疫情之初進入武漢採訪的公民記者李澤華，他在公眾眼前消失近兩年後，聽他分享疫情之初在武漢的見聞以及他＂被帶走＂後的人生轉折。以下是上集：中國可以是什麼？ 2020年一月，武漢。 「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力不強。」——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剛，1月19日。 「目前資料表示，他是肯定的有人傳人。」——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鍾南山，1月20日。 「自2020年1月23日10時起，本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無特殊原因，市民不要離開武漢，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恢復時間另行通告。」——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1月23日凌晨。 「我請大家放心，我們的物資儲備和市場供應是充足的。」——湖北省長王曉東，1月23日。 逆行武漢 三年前，1月23日這天，中國官方宣布封鎖千萬人口大城武漢，舉世嘩然。 人們對這個傳染力及致死率都很高的新型病毒一無所知，病毒從何而來？人是怎麼感染的？我們怎麼保護自己？人們充滿疑問與恐懼。正當老百姓急需各種信息的時候，中國政府不僅僅封鎖了這座城市，還有各種獨立調查報導和信息。 大批市民在惶恐及未知中逃離。從官方凌晨發布通知、到關閉離漢通道的十個小時內，三十萬人連夜湧出武漢，黑夜裡幹道上燈火通明，這是異於往常的人流速度。不過在這股湧向城外的滾滾人流中，卻有一些與眾人反方向而行、進入武漢的「逆行者」，其中包括剛從央視辭職不久、25歲的公民記者李澤華。 李澤華用視頻方式記錄在武漢百步庭小區、火葬場、車站的所見所聞。最後，他在探訪病毒實驗室前，意外地以一個戲劇性的方式，在直播中，被公安以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罪”帶走。消失了兩個多月後，李澤華在一部簡短的影片中報平安，感謝警察「文明執法」，影片留下重重疑點，李澤華則是從此消失在公眾眼前。 三年後的今天，李澤華重新回到公眾的視野之中。與他的訪談不只是回顧在武漢的經歷，也是一位中國青年的反思。做為一位在中國長大，曾在體制內工作的九零後，李澤華對一個自由的中國有他的想像──這個想像驅使他帶著攝像機、防護服、口罩衝進了疫情初始的武漢，也讓他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這次的訪問集結了兩年多來與李澤華的通信及通話素材，最長的一次訪談是來自2022年12月，在他紐約上州羅徹斯特的大學宿舍里的對談。武漢之後，李澤華的人生轉了一個大彎，他現在是電腦計算工程專業的研究生，馬上要畢業了。 他說現在回頭看來，武漢封城對他來說意味著完成了一位傳媒人應有的使命。當時他的偶像是拍攝空氣污染調查紀錄片《穹頂之下》而遭全網封鎖的中國調查記者柴靜。 肅殺與恐懼 「當時封城之後，我就已經在準備去(武漢)了。當時有的感覺，最害怕的可能並不是病毒，而是一種幽幽的恐懼，那種感覺是很難描述的。我在武漢當時很多個時刻都讓我回想到 2019年，我去過一次朝鮮。我在羊角島酒店，是平壤中心一個專門給外國遊客住的地方。我們在酒店裡面即使可以所謂的自由行動，實際上還是完全被控制的狀態，你會感覺到想出去那個酒店，雖然看上去沒有人守著，但你會覺得下一刻就會被人抓。」 肅殺與害怕，是李澤華對武漢封城時期留下最深的感覺記憶。 「但有時候又會覺得到底在害怕什麼呢?那種害怕我覺得是挺悲劇的。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們應該擔心的可能是怎麼去干一些實事，不是說去擔心我們被所謂的權力、規則制定者、被極權的威攝而（產生的）恐懼，這是我當時在武漢感受比較強烈的地方。」 李澤華說，他想說的事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很「正常」：就是以第一視角紀錄下武漢到底發生了什麼？官媒唱著讚歌，但社媒上卻出現大量的求助信息，前線醫護人員哭訴防護物資不足、患者在院內外大量去世、火葬場超負荷運轉、武漢病毒所的謠言滿天飛、真相到底是什麼?在武漢的人們到底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疫情爆發之初，幾家中國市場化媒體以及自媒體，包含財新、財經、三聯、冰點、新京報、南方周末、北京青年報等，其實一度出現許多第一線的紀實、調查報導。但這個自主采編的口子，在2月3日習近平「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講話後快速縮緊。媒體的報道變得與政府的說辭相一致，民眾在社媒上的求救、疫情討論，面臨前所未有的審查、刪號刪帖。 「公民記者彌補了官方媒體或者是市場化媒體不能報導的領域，那些媒體不能報導的，我們來報導，這點非常重要。」前騰訊《大家》的主編賈葭告訴自由亞洲電台。 2月6日，中國知識份子最大自媒體平台之一、騰訊《大家》被封號，封號前的最後一個頭條文章是《中國正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同一天，在武漢的另一名公民記者陳秋實在「方艙醫院」採訪時失聯，幾天後，公民記者方斌也被警方帶走。同樣在武漢報導的公民記者張展後來則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目前仍身陷囹圄。 2月26日，當李澤華被公安追捕時，他做了一件與其他幾位公民記者不同的事:開啟近四個小時的直播，讓網友目睹了他被警方帶走的過程，當時有上萬人在屏幕前和他一起屏息。 2020年2月，李澤華抵達武漢開始發布視頻。(李澤華油管截圖) 李澤華探訪疑似疫情爆發處:武漢百步亭小區。(李澤華油管截圖) 李澤華在武漢直播被帶走過程。(李澤華油管截圖) 「最可笑的事」 「他們剛開始追我的時候，我想用手機直播，但我許可權不夠，我就先讓朋友幫我發視頻，我抓緊到我住的地方，用電腦直播。」 李澤華說，他做直播，其實是一種保全自己的方法，「因為我知道只要我影響力足夠大，對於一個想要傷害我、或讓我窒息的極權，制衡力就會更大。我就是想要找一個平衡。你看現在風起雲湧的白紙運動，有理想的青年一定要學會在這樣一種肅殺環境中的苟活，雖然這是一種很悲劇的事實。」 我這次採訪他時，正值烏魯木齊大火引發的「白紙運動」發生後不久。李澤華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了這次運動： 「最可笑的事是什麼? 我沒幹什麼啊！我們都沒幹什麼啊！就像現在大家舉張白紙怎麼了?整個中國的審查、壓抑所有人都不能說話，我覺得很可笑的就是他們、或者規則制定者，你在怕什麼呢? ＂ 幾年後回述起來，李澤華說得輕鬆；但我記得很清楚，在他直播的時候開門讓公安進入以前，李澤華傳訊息告訴我，他心裡非常害怕。在打開門讓公安進入前，李澤華在不太穩定的網路鏡頭前對觀看直播的人們「最後喊話」:「我不願吞炭為啞，我也不願意閉目塞聽，我為什麼要從中央電視台辭職？我為的就是希望中國有更多的年輕人能夠站出來 ，不是說我們說兩句話就反黨了! 我知道理想主義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經破滅 ……。」 「當時他出來的時候，我覺得挺振奮的，這樣年輕人在緊要關頭站出來，衝到最危險的地方做危險的工作……。＂中國作家慕容雪村曾反覆看李澤華拍攝的視頻。他說李澤華、方斌、陳秋實這些第一批在武漢報導的公民記者為他提供很多珍貴的素材與經驗。慕容雪村在封城後期也進入武漢，最後出版了一本書《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在德國的小說家廖亦武也受李澤華的故事啟發，以一位被追捕的公民記者為主角，撰寫了一本紀實小說《當武漢病毒來臨》。 2020年，時任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在題為「一個美國視角下的中國’五四’精神」演講中，也點名了在新冠疫情中不幸喪命的”吹哨人”李文亮醫師、公民記者李澤華、方斌、陳秋實都是現代中國「五四」精神的繼承人。 武漢封城之後，中國極端清零的防疫政策逐漸清晰，封控、全民核酸、健康碼出行機制、強硬的隔離手段陸續在各大城市落實。這種方式抑制了病毒在中國大規模傳播，卻也衍生了無數被記錄或不被記錄的次生災難：自殺、因延誤治療或被醫院拒收導致的死亡……特別令人震驚和嘆息的是在貴州一輛轉運隔離大巴翻車，導致27人死亡；幾個月前烏魯木齊發生火災，封控導致救災與逃生不易，造成至少10人死亡…… 積累了近三年的苦難及怒氣，像堆疊的乾柴，在2022年11月被烏魯木齊的大火點燃，燒出了蔓延全中國及海內外的 「白紙運動」。人們、由其是校園裡的年輕人們走上街頭，高舉A4白紙以示對中國政府嚴酷打壓言論自由的抗議，高喊解封、要自由。 「解封、解封、解封……。」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 「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 李澤華說，當聽到這些大膽的口號，他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同時也為這些年輕人的勇敢而感動。 「我覺這才是年輕人啊，這才是最基本活力的體現，你作為這個社會的人要參與到社會的治理。有些人老說我不關心政治，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悲的， 因為你不關心政治，政治最後一定會來關心你。不關心政治的人可能只有兩種，一種是貴族，是規則制定者；還有一種是奴隸，因為關心也沒用。但有人不關心政治，他以為自己是貴族，不知道自己是奴隸，整個中國大有人在。」 李澤華深知，年輕人的這些行動，要想改變中國很難。”你明明知道蚍蜉撼大樹是很難，但你又必須去撼大樹，才有可能拓展你的生存空間，或形成這樣的一種制衡。如果你都不戰鬥，你就可能直接死。” 中國可以是什麼? 訪問中，李澤華反覆說這幾年他的領悟是: 要「聰明地戰鬥」。兩年前獲釋後他在最後一段突然現身「報平安」的視頻里，他留下了《尚書》里的十六個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網友紛紛解讀那是他留下的「密語」。 「那個視頻是來來回回修改很多遍的稿子。一位江西省公安廳的領導，一直盯著這事，一開始讓我說國家防疫政策好、共產黨好。我說你讓我發些這樣的東西，明眼人、傻子一看都知道不是我說的。」 李澤華特別解釋了他用這句話的意圖：「我想說的是，整個人群在那個階段的中國社會，比較壓抑、肅殺的社會氛圍里，人心是很不穩定的。我想要呼籲獨立思考。而那個『道』、或好的政治、善政、好的社會運行、好的人與人的關係，這一切都需要我們保持理性以及有探索精神，尤其年輕人，要秉持這種內在特質。」 李澤華思索著，當人們有強烈的民族共情、被所謂帶著符號的民族主義加持的時候，其實人很少理性的思考中國是什麼?中國從哪裡來? 「對你來說中國是什麼?」記者問。 李澤華突然停頓了許久。 「或中國應該可以是什麼呢?」記者接著問。 「我這裡有很多想講的，你稍等一下。」這是採訪李澤華時，他停頓思考最久，又最熱切地想說些什麼的時刻。 「我覺得中國可以是很多元化的存在，但現在正是由於缺少包容、缺少多樣化，導致整個中國現在一被提到，就充滿了左化的民族主義情節，以及這種無用的愛國情緒。」 他以他來美國後的感受進一步說道：「我來美國之後，我發現什麼是自由？或自由的原因是什麼?自由它是多樣化的結果，或說多樣化是自由的前提，這個感受是最深刻的。” 在拜訪李澤華所在的校園的時候，他帶我走過一個長長的地道。地道一開始是為了羅徹斯特寒冷的冬天建造的，方便學生往來於課堂。推開鐵門，狹窄的地道兩旁被漆成各種彩色的插畫、標語、活動集會訊息。 「這是……民主牆吧，很多人叫輿論牆，很多人會在這發布活動訊息，但更多是對一些觀點的表達。」李澤華接著帶我們去看他幾乎都會路過的中文詩。「你看這:手捧紅書不住揚，真真假假滿場狂。天安門下歡呼罷，識得人間有帝皇。」 這首詩是文革時期，一位廣州的大學生何永沂寫下的，嘲諷當時捧著紅書的青年學生把在天安門廣場被毛澤東接見視為 「最大的幸福」。 李澤華說，離開中國以後他花了很多時間思考中國是什麼?中國可以是什麼?那是孕育他的土地、那裡有他最在意的親人朋友。而在小區高喊解封要自由的群眾、在校園舉著白紙的青年、在武漢紀錄歷史的記者與公民、在網上求救或表達意見的小區居民、甚至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上搖旗的青年，不都在以一種實踐的方式想搞明白「中國是什麼」?並以行動向世人展示「中國可以是什麼」?
中國獨立作家慕容雪村近日出版新書《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這本書是他在2020年武漢封城後期，他在武漢採訪了一個月後，記錄下的封城人民的聲音。極權之下的人們是怎樣的活著，又是怎樣地死去?兩年之後的上海，當局又是否在武漢封城的經驗中學到了任何教訓?慕容雪村近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回答了這些問題。 上海比武漢更慘烈 記者: 這次在上海封城中，我們看到很旺盛的民間創作力，有音樂、視頻、文字。對比武漢封城的情況，您觀察到這些創作有什麼特性呢? 慕容雪村: 上海的這次的創作，第一，這些作品更多反應中產階級的生活，無論蔥的展覽、時裝秀、《四月之聲》，這些提到的人跟事大多在中產社區。 這讓我更擔心的是，在上海的低層人的生活，比如農民工怎麼生活? 獨自居家的老人怎麼生活? 幾乎看不到。 第二，武漢除了幾位公民記者，有很多人在搜集素材拍攝，後來有好幾部紀錄片出來。但我覺得這在上海是不可能實現， 因為上海除了大白們、警察、志願者，很少人能出去。但在武漢封城期間，我就是在那時進去(武漢)，張展也是2月1日從上海進去(武漢)，還有一點行動自由，我們可以到處走、到處採訪、到處拍攝。這次在上海，幾乎沒有人可以離開自己的家。 第三，很多時候，比如蔥的展覽，這很多是用在嘲諷方式。嘲諷其實是某種不得已之舉。事實上，很多作品、視頻、文章都在問一個問題，就是上海怎麼會搞到今天，這是跟當初武漢不一樣的。當時在武漢更多是悲痛和憤怒，上海多了一層困惑、震驚，就是上海怎麼會搞到這一天? 記者:在你看來，上海這次對記錄、對創作的限制更嚴酷了?有看到像《方方日記》那樣的紀實作品嗎? 慕容雪村: 嘲諷的東西很多，這些是快速的東西，要真像《方方日記》那樣的作品需要一個長期的觀察、積累跟寫作。現在的形勢根本容不下這樣的作品，我估計寫到第二天號就沒了。 上海的作家其實是更多的，但到現在沒有看到《方方日記》那樣的作品。這也顯示，上海這次的封城、控制、打壓比武漢嚴格更多。我舉個例子，比如武漢要轉運患者、密接，靠的是志願者，在上海直接就是警察了。 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時，還沒有二維碼，但在上海已經是二維碼的天下了。所有人都被大數據牢牢的掌握著，任何人的行蹤都是一覽無遺。另外，上海的物資匱乏程度也遠遠超過武漢當時。我在武漢採訪，也看到各種慘的景象，但上海現在的悲慘程度、殘酷程度遠遠超過2020年的武漢。 「我沒敢回北京」 記者:您出版這本書《禁城》的材料來自武漢的第一手採訪，當初是如何進入武漢的?很多公民記者都遇到了麻煩，您的採訪及寫作又是怎麼進行的? 慕容雪村: 我是2020年4月6日進去(武漢)，8日解封，到5月7日離開。我在那待了一個月，那時候秘密警察給我打電話，說知道我的行蹤了。當時我已經採訪很多人，很怕前功盡棄，所以他們給我打電話之後，我就處理一下後事趕緊離開了。 記者:接著就回到北京寫作嗎? 慕容雪村:我沒敢回北京，因為在北京我是那種老茶客，經常會被秘密警察監視、被叫去喝茶或傳喚。所以我躲在峨嵋山中寫完這本書。那個時期在寫這本書，一切都很驚險， 寫完一章就趕緊發給在境外的朋友讓他幫我備份，然後自己從電腦上清空。 武漢人口中的「這個東西」 記者:在武漢採訪時，當地人願意跟你聊嗎? 慕容雪村:分兩種人，普通市民很願意接受採訪；但也有另外一種人，比如社區官員、醫生和護士，他們就極端不願意接受採訪。比如社區官員，我打了幾次，他直接回應我：對不起，我們不允許接受採訪。醫生也是，有個同濟醫院醫生前前後後猶豫了好幾天，最終告訴我，哥們不好意思，真的不方便，我們把這事忘了。但我能感覺到，他非常想對我說出他的經歷和見聞，但可能受到特別大的壓力。我說，好，我能理解，希望有一天你能跟我說你的經歷。他輕聲嘆了一口氣說，唉，我也希望。 我能夠從這些細節中感受到，這些官員、醫生、護士它們接受到很嚴格的禁令，不允許對外談論。 記者:經過七十多天的封城，在採訪的時候你有觀察到這對武漢人有什麼影響? 慕容雪村:我也發現很多人有一個共性，提到新冠病毒、新冠肺炎，他們會下意識地迴避這兩個詞，更多會用「這個東西」、「這個病」來代替，很少會直接提新冠病毒這幾個詞。我覺得，這可能是某種PTSD(創傷症候群)。 記者:一種被集體關在家兩個多月以後的心理創傷? 慕容雪村:是。我加入幾個武漢本地人的群，在剛解封時，我注意到群里有位女士說，我現在動不動就會哭，她原來不是愛哭的人。群里其他人也紛紛呼應，說流淚變成特別容易的事情，隨時隨地都會觸景傷情，流眼淚。 我在4月7日在武漢市內走，有些年輕人可以走出家門，每個人都戴口罩。我在那看著年輕人走過，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幾乎沒有人臉上有笑容，每個人都是表情很沉重的樣子。這對我當時印象特別深刻。 記者:對武漢市民來說，封城最困難、最難熬的事什麼? 慕容雪村:食物、物資匱乏是最嚴重的，還有藥物特別缺。我採訪一個醫生，他是唯一一個願意匿名受訪的。他的醫院在二月最緊張的時期所有藥物都用光了，全院的口罩只剩四十幾個、體溫計都嚴重不足。張展在武漢，也被封鎖在老社區，她也發現居民生活很匱乏，有些老人不會用智能手機，只能等社區來發放物資，匱乏到了後期很嚴重。 另外就是精神上的壓力，把一個人關起來幾十天。在武漢稍微好點，即使封控最嚴厲的時候，人們也可以在小區走動一下。但在上海，很多人連自己的家門都走不出來。對很多人來講，就像是單獨關押了，這是如酷刑的，所以這次在上海封城引起的精神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從武漢學到的教訓 記者:跟武漢封城相隔了兩年後，上海封城你覺得有從過去的經驗學到什麼嗎? 慕容雪村:真是沒有學到什麼，只是更糟了。共產黨政府壓根沒有想到過，給上海這樣一座超大型的城市供應食物是多麼複雜而艱難的工程。到現在為止可以斷定，一定很多人在家裡餓死了。平常的日子，上海從事食物供應、餐飲的有幾百萬人，把這些人都關起來，只靠著幾十萬大白或社區工作人員來分發食物，完成不到這個任務。 我覺得，從兩年前的武漢到現在的上海，或許到未來的北京，這個政府並沒有學到太多有用的知識，只是學會如何控制社會、控制人民，而且變本加厲的殘酷了。
最早爆發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各地傳播已經兩年有餘。中國宣傳機器高調肯定中國制度優越性、肯定政府抗疫有方的讚美之聲，完全掩蓋了武漢，那座一夜之間變成孤島的城市，在2020年初春曾經經歷的恐懼、絕望與痛苦。那些在疫情期間，曾試圖前往武漢，實地了解疫情真相的公民記者方斌、李澤華、陳秋實、張展等人都遭遇了被失蹤、被逮捕的命運。沒有人知道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已經多年被禁止發言、不能發表的中國著名作家慕容雪村2020年4月3日，在武漢解封的前夜，前往當地，並將實地採訪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匯聚成冊«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Deadly quiet city»)。這本書於2022年3月，由澳大利亞Hardie Grant 出版社推出英文版。為此而不得不離開中國的慕容雪村接受了法廣的電話採訪。 禁城的雙重恐懼 武漢封城期間，中國社交媒體上間或可以看到一些武漢居民當時的真實生活片段。慕容雪村以實地採訪，呈現出一個個不同背景的當事人，在封城期間的完整故事。從政府封鎖消息導致的對疫情的忽視，到疫情如潮水般湧來時徹底崩潰的醫療等公共設施，到個體孤獨絕望的掙扎。如果說突如其來的未知病毒讓武漢這座1100萬人口的城市陷入極度恐懼之中的話，作者在採訪和寫作過程中驚悚小說般的經歷，則凸顯出政府為封鎖消息、控制言論而營造的另一種恐懼。這種恐懼在疫情之前就已經無所不在，也隨疫情爆發而變本加厲。慕容雪村在這種恐懼中完成採訪後，躲入四川山區一座村莊，完成了寫作。«禁城»一書講述的是武漢封城期間的個體經歷，更是一段對中國，也對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的歷史記錄。中國政府迅速啟動的新聞審查機器不失時機地刪除改寫著疫情初期的真實報道。«禁城»講述的武漢故事就更顯彌足珍貴。 問：可否首先談談您為什麼一定要寫這本書？您在武漢解封的第一時間決定去武漢的時候，已經知道方斌，李澤華、陳秋實等人因為想調查和報道疫情真相而被失蹤。而且，當年5月11日，張展也被捕。而您自己在這本書的前言里也講述了您在出發前、在路途中、在武漢期間、在寫作期間，感受到的幾乎無所不在的一種威脅。那為什麼還是決定去武漢？而且一定要寫完、發表？ 慕容雪村：我一直都想做一個在災難現場的作家。但新冠疫情爆發時，我當時在北京，並沒有想到要去武漢。直到2020年4月3日，（澳大利亞學者）Clive Hamilton給我打來電話。這通電話對我來講，就像醍醐灌頂一樣，瞬間提醒了我：既然方斌等人都被捕了，既然沒有人知道武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既然也沒有別人去做這樣的記錄，那我就來做這件事情吧。 後來，我就買定車票，定好酒店，一個人悄悄地去了武漢。但是，我還沒到武漢，人還在火車上的時候，秘密警察就已經知道了。他們給我打來電話。我當時並沒有接。在武漢採訪期間，這樣的電話也是不斷打來。促使我離開武漢的，也是這樣一通電話。當時，我接起電話，對方劈頭蓋臉就問：你到武漢去幹什麼？我說，我就是來看看。對方換了口氣說：看看？那好啊。要注意啊，不要感染了。感染了可就麻煩了……這通電話聽起來很平常，但仔細想想，令人特別後怕。我趕緊做完手頭工作，離開了。因為當時我手頭已經有一百多萬字的採訪資料，我不想讓這些前功盡棄。所以，我決定逃離武漢，開始寫作。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我就是想去武漢，去找到那些被消失的人，找到那些被噤聲的人，讓他們講出他們的故事，讓全世界知道，在那個危險的春天，在那座危險的城市，究竟發生了什麼。那裡的人究竟經歷過怎樣的悲慘和苦難的生活。 讓抽象的苦難二字，變成可以感受到的苦難 問：當時，武漢剛剛結束76天封城。您在那裡停留一個月，採訪了很多人。您在那裡看到的和聽到的，和您此前了解的情況是否一致呢？還是說當地的情形遠超出了您此前的想像？ 慕容雪村：我在書中寫到張展。她到武漢時的第一個印象，感覺是到了切爾諾貝利災難現場。這座1100萬人的城市，就像一座鬼城，大街上空蕩蕩的，看不見一個人，一輛車。那個景象非常驚人。我到時，見到的也差不多是這樣的景象。我是在解封前兩天到達武漢的。我住的那家酒店晚上鎖門，不讓出去。我就在二十幾層的樓上，看武漢這座城市。那種景象真是讓人不寒而慄：所有的街燈都亮著。但看不到一個人、一輛車。整座城市真的像是一座巨大的鬼城。 我在武漢採訪了很多人，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其中大多數的故事聽來真是讓人心碎。比如那位失去女兒的母親，楊敏。我採訪她的時候，她多次忍不住放聲痛哭。那哭聲極具感染力。我想寫這本書，就是想讓抽象的苦難二字，變成可以感受到的苦難，讓武漢人所經歷的這些艱難、這些挫折都可以讓人感受到，有細節，有畫面，讓每個人都能身臨其境地去體驗一下，武漢封城期間的真實生活。 中國猶如一個布滿電網的國度。站直了，就會遭到電擊 問：但是，我在讀這些故事的時候，感覺很多人雖然經歷了非常無助而且絕望的76天，所有的公共服務設施在那期間好像都已經停擺失靈。他們只能自己想辦法，求朋友，上網救助等等。但很多人好像也有一種認命的思維，讓這種任命思維，壓抑了他們的憤怒。您當時是否有這種感覺呢？ 慕容雪村：前些天，我在澳洲的阿德累德作家周期間發表一次講話。我把中國比喻做一個布滿電網的國度。如果你站直了，就會遭到電擊。所以，大多數人就不得不彎著腰生活。在武漢差不多就是這樣的情形。在那個時期，幾乎所有的政府職能都失靈了。政府只剩下一件事，就是防疫。如今在上海這樣的城市，也差不多是同樣的情況。但就是這樣的過於殘酷、過於嚴厲的封城防疫措施，給無數居民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痛苦和挫折。書中的人物，有的要帶父親去就醫，但跑遍了所有醫院，打遍了所有電話，就是沒辦法讓垂危的父親住進醫院。這樣的災難其實比比皆是。我在書中寫的那位醫院清潔工金鳳。她的丈夫當時感染了新冠，病情來得特別嚴重，已經開始吐血。她在泥濘的地上下跪、哀求、痛哭，但就因為這種官僚文牘作風，她還是沒能把丈夫及時送進醫院，等來的只是丈夫的死訊。這樣的苦難，並不是生活原有的苦難，更多的是這個制度強加給他們的。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的人們，除了自救，其實沒有更多選擇。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現實。所以，這些人認命也好，或者看起來很順從也好，我想都是因為不得已。他們不能站直了生活，因為站直了就會遭到高壓電電擊。 問：您在書中專門有一章寫公民記者張展。張展的抗爭面對的也是眾人的冷漠。好像只有她每天去衝撞、去推倒社區阻止人們出去的那道柵欄。那是一種很孤獨的抗爭…… 慕容雪村：英雄從來都是孤獨的。張展在那樣一個危險的時刻，孤身一人走進這座危險的城市。沒有錢，沒有幫助，幾乎什麼都沒有。但是在那樣一個時期，能夠敢於公開說出反對這樣的封控政策的，她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她最終的遭遇，我們也看到了。她所在那個社區也好，武漢人也好，可能大多數人都沒有聽說過張展這個名字，也不知道她為什麼反對。但我的觀點是，我們還是應該以理解和同情的眼光來看他們。他們並不是真的那麼冷漠，只是他們大多數都清楚，反抗的代價太高，成本太高，他們承擔不起。而英雄之所以讓我們敬佩，像張展這樣的人，就是她明明知道會付出慘重的代價，明明知道會有無比嚴重的後果，但還是勇敢地走上前去，衝擊那道柵欄，衝擊那些過於嚴厲的封控措施。 上海的封城措施遠比武漢那時更嚴厲 問：這些過於嚴厲的封控措施讓百姓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但是這樣的模式還在不斷重演。您這本書3月中正式發行的時候，上海逐漸也進入封城狀態，自3月30日開始「全域靜態防控」。這本書里講述的兩年前的武漢封城故事，正在上海重演。您有何感想？ 慕容雪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生活比過去更加艱難了。現在的上海，也比2020年的武漢更加艱難。事實上，現在的這種封城措施遠比武漢當時來得更加嚴厲。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封城，每個人都應該問一問：付出這麼慘重的代價，那麼多人自殺，那麼多人因為求醫無門而死，那麼多人死於絕望和心碎，再加上難以估量的經濟損失，再加上可能帶來的長期後果，這麼做值嗎？我想，在牆內，因為CCTV和《人民日報》這些宣傳機器的誤導，大多數人並不了解世界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奧米克戎這個變種病毒究竟有多麼危險。所以，大多數人會真的以為，是這個政府保護著他們。但即使這樣，我覺得他們也有必要問問自己：為了避免感染，就付出這麼慘重的代價，讓這麼多人死於絕望和心碎，值么？ 問：您為什麼說上海現在的封城措施其實比當時武漢來得更嚴厲？ 慕容雪村：武漢封城的時候，還沒有二維碼。差不多在武漢解封之後，二維碼才出現。上海則早已經開始使用二維碼。二維碼就相當於居民把自己的行動軌跡，毫無保留地交給政府。同樣，那時對言論管制也沒有現在這麼嚴厲。我舉一個例子。張展在武漢的時候，她一次次衝擊社區門口那道柵欄，那是封城的象徵。但是，在封城期間，她雖然多次衝擊那道柵欄，但她並沒有被捕。但是在今天的上海，如果有人敢於做出這樣的行動，警察瞬間就會找上門來…… 從種種跡象來看，這些封城措施，中共已經操練得已經得心應手。在武漢的時候，可能技藝還有些生疏。到上海的時候，已經非常熟練，也更加殘酷。這也意味著那裡的居民所忍受的也更多，遭受的痛苦也更加深重。 因為新冠疫情，中國徹底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 問：這次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輿論對中國的看法。對於中國來說，您認為這次疫情改變了什麼？ 慕容雪村：這次疫情對中國最大的影響是過早地實現了共產黨的目標，也就是全面地、無死角地控制社會。在此之前，我和國內的朋友常常談論一個話題，就是新疆模式遲早會推行到全國。但是在平常情況下，推行到全國需要一個過程。而現在，因為新冠疫情，共產黨不失時機地抓住機會，徹底地把中國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我們可以斷定，二維碼也好，社區壟斷一切也好，這些過於殘酷的防控措施，即使在災難結束之後，也不會撤銷，而是將長久地影響中國人的生活。政府的手已經伸到人們的卧榻之側。這也意味著平民的權利越發萎縮。事實上，我很擔心的是，我們上一代人所經歷過的那些苦難：災荒、癲狂的時代、相互鬥爭，直到打出人命等像十年浩劫、大饑荒這樣的災難，或許要再來一次。而更加悲哀的是，有時候你看著這樣的前景一點點變成真實，卻無能為力，什麼都不能做，這才是叫人更加難過的。 問： 您這本書還沒有出中文版。現在只有英文版，但推特上已經有人在攻擊、謾罵。近年來，尤其是這次疫情期間，在中國經常看到的一種說法就是「不要給敵對勢力遞刀子「。而且，在您之前，武漢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記»即將在國外發表的時候，立即在網上遭到圍攻。您怎麼看您這本書可能引發的反應？中國人會否接受這本書？ 慕容雪村：上個月，這本書的出版社Hardie Grant發布出版消息。我也在我的推特賬號下轉發。有很多朋友支持，但也有很多人，那些五毛和水軍們，他們的謾罵、詛咒類的評論也是潮水般地湧來。我搜集了大概幾百條吧。其中一部分已經翻譯成英文。這些留言中有人罵我「漢奸「，有人罵我「賣國賊」……我只是一個作家，有什麼可賣呢？怎麼可能賣國呢？賣國是我這種人做的事情嗎？總之，我見慣了這種場面，這些年我常常被這些人追著罵，自己也不太往心裡去。但這樣的事情其實值得思考。我常常覺得這些意見不重要，這些被五毛和水軍們擾亂了的輿論場並不重要，因為你很難分辨哪些人發言是出於真心，哪些人是因為收了五毛錢。所以，當那些讚美政府的話語甚囂塵上的時候，我建議可以把目光移開一些，去看人們在真實生活中的真實感受。比如在現在的上海，我們也能看到很多小粉紅們、五毛們正在極力讚美共產黨和政府。但是我相信，絕大多數上海人在真實生活中感受到的，是挫折和悲傷。這種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在未來，這個國家發生變化的時候，真正起作用的，也不是五毛、水軍們那些沒有心肝的讚美，而是這些真實生活中的感受。 問：為了出版這本書，您最終不得不離開中國。這次出來之後，相信在短期之內也無法再回去。這一定也不是一個很容易的選擇…… 慕容雪村：我去年8月離開中國。當時，在北京買了一張機票，從香港到倫敦。我走的時候，只提了一個行李箱，裡面有幾件簡單的衣服，十幾本書。把47年來我所積累、所建造的一切，全都拋在身後，一個人走向前途茫茫的異域，走向前途茫茫的未來。我不能說這是很容易的選擇。但我想，這也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在過去這些年，我是一個不能發表作品的作家。現在走出來，雖然會有很多艱難，但我想，這些艱難是可以克服的。另外，我也慢慢嘗到自由的味道：自由是好東西。我現在可以談任何我想討論的話題，可以寫作任何我想寫的題材。我不用在進行自我審查。這樣的經歷或許對作為作家的我，是有意義的。或許，在未來，我可以寫出真正的，重要的作品。 問：幾年前我們在巴黎見面的時候，您當時計劃寫一本新書，寫2072年的中國。這本書寫完了么？ 慕容雪村：剛才說過，這些年，我在中國是一個不能出版作品的作家。這很影響寫作的熱情。«2072»是一本反烏托邦小說，寫的是2072年的中國，重新變成了一個貧窮、落後、封閉的國家。大多數人過著衣不蔽體、衣食不周的生活……現在看起來，這樣的預言很可能將變成真實。不過，這部小說並沒有寫完。後來，武漢封城主題變得更加緊急，我就先去武漢採訪，並寫完這本«禁城»。接下來，如果有時間，我想，我還是會把這本«2072»寫完，寫寫我所預見到的未來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想，這樣一本由中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反烏托邦小說，也許對整個世界都有它的意義。 問：您預見的中國前景非常暗淡…… 慕容雪村：我覺得現在看起來，至少在可見的未來，我們很難樂觀。這個國家正在變本加厲地走向癲狂，走向封閉，走向極權。它即將變成一個集中營式的國家。在這裡，一切生活，一切美好之物，都要在這樣的環境中被摧毀。所以，真的是很難樂觀起來。如果說希望的話，我只希望這樣的黑夜不會太過漫長，不會等到一代一代人死於心碎之後，才迎來緩慢的改變。我希望在我們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曙光，看到明天。
2月6日是武漢不明傳染性肺炎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醫生不幸去世兩周年。中國官方沒有公開紀念活動，而民間有許多人向這位染疫殉職的醫生表達緬懷敬仰之意。有新冠病毒感染者指出，李文亮的話語權被剝奪就意味著真相被剝奪，導致發生在武漢的病毒禍害了全世界。武漢新冠肺炎死難者家屬表示，李文亮事件只有在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缺失的中國才會發生，難屬們應該勇敢發聲，追責隱瞞疫情的官員，要求國際社會追查病毒源頭，以免後患無窮。 網友們的紀念 今年2月6日是農曆大年初六，中國城鄉還在春節假期中，許多網友到仍然開放的李文亮微博賬號@xiaolwl來拜年問候，把這位不幸殉難的疫情吹哨人視為凡人中的英雄，把他遺留的微博賬號當作一面虛擬的「哭牆」。 李文亮的微博賬號目前粉絲多達154.4萬。他臨終前在病床披露確診新冠肺炎的最後一條微博後面評論留言超過百萬，留言者至今絡繹不絕。 他確診前一天（2020年1月30日）發出的一條微博扼要說明了他「被造謠」和被患者傳染新冠病毒的過程。「1月3日，公安局找到我並簽了訓誡書。之後我一直正常工作，在接診了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後，1月10號我開始出現咳嗽癥狀，11號發熱，12號住院。」 在這條微博中，李文亮質疑當局通報聲稱沒有人傳人的隱瞞疫情說法。「那時候我還在想通報怎麼還在說沒有人傳人，沒有醫護感染」。 中國官方當時的通報直到李文亮醫生被傳染住院兩天後（1月14日）才由「未見明顯人傳人」改口稱「不排除有限人傳人」。 李醫生的肺腑之言 病床上的李文亮在發出上述微博的當天接受財新網採訪時說：「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平反對我而言不那麼重要了，公道自在人心。」 他還指出，「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緊跟這句話後面，他還說了另一句發人省思的話：「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分干預。」 這位眼科醫生生前是九千萬中共黨員中的一員，在現行體制內享有優越的社會和政治地位，本來前程似錦，但這場來歷不明的疫災改變了他的生命軌跡。 吹哨人的悲劇 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拿到一份不明肺炎患者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筆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拍下這份報告，然後傳送給她的一些同行。同一醫院的李文亮醫生在同學微信群轉發了相關信息，並提醒大家注意防範。 稍後，中國中央電視台滾動播報一篇官方通稿稱，「8人因散布不實信息，被警方依法處理。」 艾芬被醫院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嚴厲斥責。李文亮在派出所出具的訓誡書上簽字畫押。疫情爆發後，人們才意識到，早期發出疫情警報的醫生們不是造謠者，而是「吹哨人」。 2020年1月6日，李文亮醫生在給一位眼科患者診療時感染了他曾提醒別人注意防範的病毒，從1月31日確診到病逝，只有幾天時間。 當時有多家中國媒體報道，2月6日晚9時30分，李文亮心跳停止，年僅34歲，留下懷孕的妻子付雪潔和5歲的兒子。 媒體報道李文亮去世後，網路輿論大嘩，眾多痛惜和憤怒的帖子遭到刪除。多家媒體又改口稱李文亮「仍處於搶救狀態」。數小時後，醫院宣布，全力搶救無效，李文亮於2020年2月7日凌晨2點58分去世。 方斌：李文亮是受害者 有評論指，李文亮因告知人們注意這種與SARS病毒相關的傳染病而遭當局打壓侮辱，臨終也未能平靜而有尊嚴地離去。 2020年2月中，武漢封城後疫情嚴重，市民方斌在YouTube上開設《武漢直擊》頻道，抨擊當局刻意瞞報疫情和壓低病亡人數，並上傳他冒險到當地多家醫院和殯儀館等地拍攝瘟疫中病故者屍體的視頻，在國際間引起震驚。當地公安隨後破門將方斌帶走，外界至今無法獲得他的音信。 方斌2020年2月被捕前對美國之音表示，李文亮是個悲劇性人物。 「李文亮就是一個受害者，」方斌說，「本來發現這確實是一個流行病，結果他說出來以後政府還壓制他，讓他寫檢討，承認錯誤，不讓他發聲。他是在委屈中，完全無助的狀況下被病毒奪去了生命。」 民間反響 李文亮的死訊在中國內外的輿論場和民間激起近三十年來罕見的巨大反響。一系列的公民聯署呼籲書要求為這位最早在微信群中拉響疫情警報卻遭到當局封口的醫生建碑紀念，並把每年的2月6日定為言論自由日。 當時，眾多網民和公共知識分子痛批官方迅速把李文亮等醫務人員發出的疫情警報打成謠言或不實信息，高效率地採取行政手段、官方宣傳以及執法行動，但是顯然未以相同速度、效率和意願向社會公布疫情的嚴重性和預防的重要性，而是試圖隱瞞、淡化處理人傳人的真實情況，以至於錯失封控疫情的重要時機。 李文亮是吹哨人，艾芬是「發哨子的人」。艾芬是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請注意時間線：12月30 日艾芬發哨李文亮吹哨；當夜，武漢衛健委發文件壓制信息，醫院嚴肅約談艾芬2020元旦央視新聞報李文亮等8人傳播謠言1月7號習開政治局會議1月11號醫院修改病毒感染報告1月16號武漢醫院領導說無人傳人… pic.twitter.com/kUuXZNOE94 — 蔡霞 (@realcaixia) December 31, 2021 旅美中國人大校友魯難是當時的一封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公開信聯署人之一。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剝奪李文亮的話語權就意味著剝奪真相，結果是發生在武漢的病毒禍害了全世界。 李文亮被宣布不治當天，北京派出國監委人員到武漢調查李文亮事件，但兩個多月後才發布了旨在平息公憤的調查結果。 中共黨媒的大事記、國監委通報和答記者問等官方文章沒有提到被「依法處理」的8人中的另外7人，沒有提及官方媒體滾動播報那篇關於警方打擊「不實信息」的新華社通稿，也沒有提及李文亮發病後20天才確診新冠肺炎這個引起輿論質疑的情況。 批評人士指出，這些廣而告之的「闢謠」報道以及武漢衛健委在1月20日之前有嚴重誤導之嫌的通報實際上剝奪了社會大眾的知情權，致使人們對 「不明肺炎」放鬆了警惕。 偏重市場化的《第一財經》當時有一篇內容翔實的報道寫道，新冠肺炎疫情在『未見明顯人傳人』的結論下繼續持續發展。」 張海：問責當局瞞報疫情 堅持向武漢當局追責的新冠肺炎死難者親屬張海表示，假話說一千遍就變成真理，就像當初隱瞞疫情的地方官員污衊李文亮等人造謠，就會誤導不明真相的人們，造成全球大流行這樣的禍害。 他說：「就像當初李文亮這種事情出來了，武漢很多年輕人都知道，就提醒家裡老人，現在出現這種不明肺炎，出門要小心。老人就會說，電視裡面都宣傳了，他們是造謠。我肯定要mm相信政府，相信這個黨，我相信電視里播放的。所以管控言論這一點，起到的洗腦、扭曲事實（作用）在我們中國，我認為做得很到位。」 在深圳工作的武漢人張海表示，2020年1月17日，他送他父親回武漢治療骨科疾病，當時對正在蔓延的疫情一無所知。手術成功後，老人開始發燒，1月29日確診，2月1日不幸去世，今年農曆大年初一剛好是老人兩周年忌日。 張海表示，以後每年春節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失去親人的無數武漢家庭傷心的日子，他呼籲敢怒而不敢言的難屬們站出來，向瞞報疫情釀成人禍的失職瀆職官員追責。 張海告訴美國之音，他向法院遞交的訴狀被駁回不予立案，此後他受到武漢當局騷擾、打壓和恐嚇，微博賬號多次被封，最近他微信賬號的頭像也不顯示了。 他指出，當局對他暗中使用各種迫害手段，卻不敢公開抓捕他，因為當局自知隱瞞了疫情，內心恐懼，怕被究責。 魯難表示，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共獨裁集團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於一個問題，那就是是否威脅其執政合法性的問題。 他說：「普通公民，比如張展、方斌和陳秋實等公民記者追蹤報道武漢疫情真相，卻被抓去監禁，而失去真相的社會只是對統治者有利。」 魯難：病毒溯源至關重要 張海表示，他和許多武漢難屬對世衛組織到武漢進行溯源調查的結果感到極為失望。他表示期盼國際社會堅定協作，克服有關當局甩鍋的干擾，以科學態度契而不舍地追查病毒源頭，讓隱瞞疫情掩蓋罪行的人員承擔法律和道義責任。 旅美時評人魯難對美國之音透露，他和家人近期也感染了奧密克戎變異毒株，深受其害，所幸現已渡過此劫。 魯難指出，在中國政府一手遮天的情況下，只有中國政府能夠給新冠病毒是否是實驗室泄露等溯源問題一個明確答案。解決溯源問題的關鍵在於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的有效合作，否則只能期待時間來提供更多證據。 時至今日，李文亮等武漢醫務工作者針對不明肺炎發出警報已過兩年多，橫掃世界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奪走近580萬人生命，數億人感染了這種來歷不明的病毒及其變異毒株，但是病毒源頭之謎懸疑至今。許多公共衛生專家擔心，新冠病毒源頭和相關真相若不能查明，人類或將面臨更多類似災難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