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六四34周年，海內外中國人和國際社會沒有忘記，一如既往地隆重紀念、追思民主先烈、激揚民主理想。而中共方面，依然緊張，高度緊張，年復一年地緊張。它們沒有自信、沒有安全感。說了四個自信，但他們一個自信都沒有；說了一百多個安全，但他們一個安全感都沒有。 中南海百般設防，並在網路上設置無數敏感詞，連領導人自己的名字都成為禁詞（在遊戲平台上），極盡荒唐和荒誕之能事。然而，出其不意的抗爭事件仍然不斷發生，令他們防不勝防。一名女子在北京國家體育館 — 鳥巢頂上勇敢揮舞象徵自由的星條旗、撒下傳單，有獨立宣言，還有她自己的告同胞書。在清華大學的學生會大屏幕上，出現「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口號，同時提出五大訴求，呼籲民主和憲政。 三十四年過去了，歲月無情。時間消耗了八九一代（包括當年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但也消耗了獨裁者。八九一代，從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青春歲月不再，民主理想仍未實現。但縱觀獨裁者，被稱為六四屠夫的鄧小平和李鵬相繼死亡；六四的獲益者、鎮壓法輪功的元兇江澤民也已經死亡。他們沒有帶走任何榮華富貴。 中南海今天的領導人，自以為一派獨大、一人獨裁，幻想紅色王朝能夠千秋萬代。然而，縱觀歷史，所有王朝政治，專制制度，都只是過眼雲煙。或數百年，或數十年，或數年，無不土崩瓦解、灰飛煙滅。而專制王朝更替和覆滅的周期愈加縮短。歷代獨裁者，沒有帶走任何榮華富貴。現在和將來的獨裁者也不會例外。 放眼當今世界，只有民主國家，展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而長盛不衰。道理很簡單，人民當家做主，人民管理國家。只有民選政府，才能集思廣益；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長治久安。這是客觀規律，中國不會例外。 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不僅深刻影響中國當代史，也深刻影響世界當代史。當年就成為東歐解放和蘇聯解體的重大推動力。三十四年過去了，國際社會沒有忘記。各主要民主國家繼續發聲支持中國人民，支持中國民主化，或通過各國政府文告，或通過各國駐中國大使館發聲。世界各國已經覺醒，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並非什麼中國威脅，只有中共威脅，那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的共同威脅。世界和平呼喚一個民主中國；人類未來需要一個民主中國。 中共企圖讓幾代人忘記歷史，然而，當今中國，經濟滑坡，失業嚴重，外資外企加速撤離，高速經濟增長成為明日黃花。老年人無所保障，中年人彷徨無計，青年人躺平斷代。於是，與統治者事與願違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希望寄託於民主中國。他們越來越明白一個基本道理：妨礙中國發展和進步的根本障礙，在於一黨專政；而促進中國發展和文明的根本道路在於民主化。 當年，1989年，作為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和領導者，八九一代舉起了民主火炬；今天，作為海外民主運動的堅持者，他們又擔當了火炬傳遞者的角色。因為，香港已經淪陷，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不再，海外民運理應接過香港市民的民主火炬，把他們不能再辦的六四紀念館建立在海外，把他們不能再繼續的六四紀念活動延續在海外。與此同時，八九一代也有義務和責任向年輕一代傳遞民主火炬。 由此可見，八九民運從未過時。三十四年後的中國，嚮往民主的中國人，有增無減，尤其追求民主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去年底如狂飆驟起的白紙運動和白紙革命，就是明證，它的參與者和組織者都是年輕一代，可愛的00後。還有覺醒的海外留學生主體，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他們是中國的未來。 八九民運的火炬，將在年輕一代手中傳承。火種不滅，理想將繼續燃燒。一個民主、自由和文明的中國，或遲或早，將誕生在世界的東方。沒有任何勢力可以阻擋；任何勢力的阻擋都將是徒勞。時間將證明一切，歷史將證明一切。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願你去到新天地/在那邊休息/閑來看齣戲——常玉 當代中國有兩個翻天覆地的時間節點：一九四九與一九八九，這兩個時間不需要做任何注釋。還有另外兩個重要性稍次一級的時間節點：一九七六（毛澤東死亡，文革名義上結束，中國開始所謂的「改革開放」）與二○一二（習近平上台，走向史達林式的帝制）。這四個時間節點都觸發了巨大的流亡潮。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一響，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頓時灰飛煙滅。數千名知識菁英逃離中國，而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及其家人，有數十萬人通過美國總統的一紙行政命令，獲得「六四綠卡」得以留在美國。此後三十多年，一直至今，中國人成為到歐美國家申請政治庇護的最大族群。儘管如俄羅斯流亡詩人德·博貝舍夫所說「所有人都是流亡者，從亞當開始」，但流亡之路上的艱辛苦楚，仍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偉大的逃亡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將很多人的生命擊穿，裂成兩半，無論是老年人、中年人還是年輕人。 在因「六四」而流亡的人中，有七十三歲的新聞界前輩戈揚。戈揚曾是中共新聞界的「四大花旦」之一（楊剛、浦熙修、彭子岡、戈揚），經歷二十二年的右派折磨，一九七九年獲得「改正」時，已六十三歲，老當益壯，出任《新觀察》半月刊主編——這份刊物成為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其影響力超過了儲安平時代的《觀察》，我在中學時代持續閱讀了好幾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戈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應邀赴美參加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活動。在美國聽說北京戒嚴、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消息以後，她公開宣布退黨：「我們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現在的這個黨。我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她晚年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訪問，「以一個革命者、流亡者變成一個美國公民的漫長經歷，給後代人一點忠告」，毫不猶豫地說：「生在這樣的時代，我無法擺脫自己的命運，但我應該把我的經驗告訴後人。這經驗歸結一點，就是：共產黨已同一個邪教差不多，是不可以信賴的、不可以和它靠近的。否則，多好的人，也會變壞。」 到美國時比戈揚還年長一歲的，是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的「老牌自由化分子」王若望。王若望早年赴延安追隨中共革命，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運動都首當其衝成為打擊對象，因為他像馬丁·路德那樣堅持說真話。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他以「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罪名被捕，入獄十四個月。一九九二年八月，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七十四歲的王若望與妻子羊子一同赴美（他並非最年長的流亡者，二○○九年，揭露中國艾滋病泛濫問題的高耀潔醫生以八十二歲高齡流亡美國）。到海外後，他考察分散在各國的中國移民尤其是民運群體，坦然承認：「大陸來的朋友，靈魂深處都有個小毛澤東的陰魂在作怪。我是共產黨的資深黨員，我身上的『小毛澤東』一定更頑固。因此我們都面臨著一個驅鬼附體的任務，那就需要時時提醒自己，事事檢查自己，要培養成從肉體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現代文明的民主氣息，這一個長期的自我修養的任務。」他明知民運是火坑，仍跳下去，但不僅沒有振興民運，反而加劇了民運的分裂與內鬥，真箇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後來，王若望獲悉患上肺癌絕症後，雖然思念故國，但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不可再發批評文章和接觸敏感人士」的回國條件，二○○一年在紐約病逝。 一九四九年夏，年輕的李志綏在澳大利亞留學和行醫，接到中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來信，邀請他回國工作。李志綏和妻子經香港回到北京，五年後因醫術高明、工作出色，被選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還曾出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在毛身邊工作二十二年，一直到毛死去。一九八八年，李妻吳慎賢被查出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在已移民美國的兩個兒子勸說下，李氏夫婦赴美治病，這一年李志綏已六十九歲。一九八九年一月，李妻病逝，去世前叮囑說：「一定要將在毛身邊工作的經歷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隨後發生「六四」屠殺，李志綏與中共決裂，不畏艱險寫出轟動世界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將毛拉下神壇。書中揭露的若干事實人神共憤。書中「餓殍遍野」四字用了多次，大饑荒時代，可憐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怎麼死的，還在指望周末晚上在舞會「選妃」的紅太陽幫他們作主。毛的淫亂超過歷史上的昏君，其包皮過長，平常又沒有清洗的習慣，被其中一女友感染上陰部滴蟲病，成了帶原者，傳染給其他女友。李建議毛洗洗私處，毛的反應是：只要他自己不會有癥狀就好了，沒有必要清洗，「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一九九五年，李志綏因心臟病突發死於美國伊利諾伊州家裡浴缸中，其死亡方式與流亡南韓的黃長燁很相似，有人懷疑他是被中共特工暗殺。 中生代流亡者更多，其中不少是政治活動家，自詡為「中國民主之父」的就有多位。因身患「監獄症候群」，以及沾染王若望所說的「毛澤東病毒」，到了西方自由，與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很快醜聞纏身、光環盡褪，乃至成為負面人物。當然，他們不會承認自己身上有問題，不會去看心理醫生，將失敗全都歸咎於「中共特務的破壞」，「中共特務」真是一個什麼都裝得下的垃圾桶。 中生代流亡作家和學者，很多都堅持創作與研究，且有蛻變與升華。其中，高文謙在美國出版《晚年周恩來》，震撼性堪比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拆毀了周恩來這個中共最後的道德牌坊。高文謙生長在一個共產黨人家庭，其父母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青年時代曾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八○年退伍後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與北京學生和市民一樣，目睹解放軍殺人，同時躲避解放軍的追殺。他和一群市民躲進小衚衕，解放軍追進來。「當場我看到有三四個人倒在血泊里。我跑到一個牆根底下，一個七十多歲北京蹬三輪的老大爺，跟我一起蹲在牆根下面。老大爺說的話我一輩子忘不了，他說：共產黨真是缺了八輩子德了，小日本當年進北京城都沒有這樣殺人，真是傷天害理啊！」一九九三年，他終於有了機會離開中國： 我跟共產黨的緣分已經盡了，我要自己再走一條路，重新活一把，要活出自己的尊嚴來，要免予一種恐懼。重新走一條路也是非常困難的，前路茫茫，但是我願意這樣走。為什麼？就是因為「六四」殘暴的殺人。 高文謙到美國後，先後在多家學術機構和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這時他已開始寫作《晚年周恩來》，把這位在中共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的真實面貌留給歷史，但他受到來自中共的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情報部長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吉向哈佛大學施壓，費正清研究中心取消了對他的資助。但他堅持完成書稿，此時他在國內的母親得了白血病，中共使出軟硬兩手——軟的是想用重金買斷書稿，硬的是威脅他，「你媽媽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磨難，讓她安度晚年吧，不要再給她增加新的磨難」。高文謙面臨艱難選擇：出書，還是回去給老母送終？回去就出不來，出書就沒有辦法盡人子之道。她媽媽給他寫了封信，在信封上寫了四個大字：「萬金家書。」信中寫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訴老百姓，這是老天爺交給你的任務。」他最後選擇出書，未能給母親送終，跟母親天人永隔，成為終身之憾。 流亡詩人楊煉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特徵概括為「主動的流亡」和「歷史的憂鬱」，他本人在未經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發現自己將在海外流亡很久，在澳大利亞海邊的懸崖觀看驚濤拍岸，終於悟出「這是從岸邊眺望自己出海之處」，現實之「無根」，正是「精神之根」。昔日傷痕文學新銳孔捷生去國之後，轉而以「易大旗」為筆名寫了百萬字驚才絕艷的雜文，後來又提筆寫古體詩和小說，他說自己是一個很有堅持的人，「已看慣雲起雲落，我深知每個人心中的理想國都難實現，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昔日先鋒詩人馬建，移居英國後寫小說，長篇小說《紅塵》、《陰之道》、《肉之土》、《中國夢》等榮獲英國庫克旅行文學獎、雅典文學獎等國際獎項，他堅信「只有在文學中，我們才能充分表達社會的不公、人性的極端和對美好未來的希望」，美國學者莫拉·康寧恩評論說，「雖然已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馬建在作品中對中國的描繪並沒有凝固在某個時間」。上海作家、翻譯家王一梁延至二○○三年流亡海外，先後居住在美國和泰國，在清貧與凄苦中卻堅信：「流亡，不也意味著一次嶄新的誕生嗎？流亡作家也是真正自由作家的同義詞。沒有祖國的束縛，沒有任何文字的束縛。作為世界公民，我們可以真正地飛了。」二○二一年，他因病在泰國去世。 流亡的時間如此漫長，當初的中生代，已逐漸凋零。二○一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孟浪，年僅五十七歲。孟浪是一九八九之後流亡海外的詩人，我在獨立中文筆會與之共事數年，一起編輯筆會會友的文集《詩歌與坦克》，他如獅子般的鬍鬚和聲音似乎仍在我身邊晃蕩。 流亡海外九年後，孟浪如此回答記者的訪問：「九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的，我在中國因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空氣，所以才受迫害；後半部分是自覺的，我終於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詩人們，不管他們是自願選擇流亡或被迫流亡，可以更早、更快地回到一個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國繼續和平地寧靜地寫作和出版。但現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長的時間。因為中國還是以前那個中國，而我還是以前那個孟浪。」 詩人徐敬亞指出，在中國當代現代詩的詞庫里，「中國」一詞出現頻率最高的可能屬孟浪，孟浪幾乎成為「中國」的第一呼叫者。「逃得更快／更遠」、「我的出生地……與隻身出走的戶主無關」、「在遠景中，中國消失了……在遠景中，是一張廢紙離開中國！」即使在流離的詩人中，孟浪的「祖國」情結也是最重症的。他曾發問：「尋找祖國，還是尋找天空？」他那句「背著祖國到處行走的人」，幾乎成為自畫像。在全部翹課的孩子中只有孟浪對往日校園依依不捨：「祖國／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他彷彿認定了宿命：「祖國和他相對一笑：背著他！背著它！」 在最後階段的創作中，孟浪已然獲得從普世高度「鳥瞰」土地意義上的中國。「炮製出又一個祖國／並且思鄉，讓南北極突兀地擁抱在一起」、「那個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面/他在一片空白里/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在他無力的臂彎里」、「我有無數個祖國/我有無數條道路/無數的我閃閃爍爍」、「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失群的恰是眾人，多得無以計數……偉大的迷途者，決定終於作出：/征途才是歸途，征途就是歸途/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驗他的道路/哦，受難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就是沒有路也可以逃」。這一超越是流亡路上關鍵性的一步，詩歌與人性皆褶褶生輝並交相輝映。詩人由此向死而生。 一九八九年踏上流亡之路的學生一代，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遭通緝的學生領袖，三十多年後，有的成了富豪，有的當了教授，有的清貧度日，有的四海為家。王丹多年在台灣深耕，警醒台灣民眾不要吞下中共的糖衣炮彈；周鋒鎖成立「人道中國」機構，幫助所以百計良心犯及其家屬。但整體而言，無論在人權活動還是在文化藝術創造上，這一代人在海外的作為不能令人滿意。在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一次活動中，蘇曉康真誠而嚴厲地指出：「三十多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義，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可惜被批評者中極少有人作出正面的回應。 「六四」之後的流亡從未結束。「六四」以後至今，很多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因批評中共，或觸及若干敏感議題，受到騷擾和迫害，有的再也不能返回中國，有的回國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坐牢，這張不完整的名單正變得愈來愈長（僅列出仍在世的）：張廣達、郭羅基、阮銘、陳奎德、張郎郎、丁抒、王飛凌、余茂春、何清漣、程曉農、吳國光、張煒、胡平、宋永毅、李少民、徐澤榮、康正果、謝選駿、李劼、王友琴、張博樹、馮崇義、張倫、王維洛、文貫中、趙越勝、吳仁華、邵江、陳小平、裴毅然、徐友漁、崔衛平、王天成、夏明、許成鋼、鄒恆甫、裴敏欣、程映虹、王柯、楊海英、夏業良、何曉清、譚松、劉仲敬、蘇小和、陳建剛、長平、慕容雪村……他們在不同的學科中都學有所長、學有所成，若由他們組建一所大學，學術水準必定超過早已淪為黨校的北大清華。 （全文轉自上報）
上月27日，因為當局下令強拆位於雲南省玉溪市通海縣的納家營清真寺而導致穆斯林民眾聚眾抵抗並與警方發生衝突。事件的次日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網站即以《雲南最大清真寺或遭強拆 警民衝突視頻曝光》為題報道。 截止目前，能夠從公開消息渠道找到的該事件最新進展的內容也可以參見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網站昨日的報道，標題是《【雲南警民衝突】當局吁抗爭者自首否則「嚴懲」 傳已拘30人網路仍不時中斷》。 雖然這起事件也引起了外界一定程度的關注，但筆者沒有看到有一家媒體或者關注此事件的網友因此聯想起48年前也是發生在雲南，也是針對對穆斯林民眾的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即所謂「沙甸事件」或「沙甸慘案」。 維基百科稱，沙甸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發生在中國雲南省的回民大規模起義事件，最終以解放軍的屠殺鎮壓結束。大屠殺於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發生在雲南省的7個縣區，其中以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箇舊市的沙甸鎮為主，共造成了約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來自沙甸）、包括300名兒童，傷殘近1000人，損毀房屋4400餘間。 至於這場事件的起因和結局，網上至今還是能夠查找到一些公正記錄的文章，筆者逐一比較之後，認為一篇標題為《雲南回族的恩仇——１４軍血洗沙甸鄉》的回憶文章相對可靠一些。 這篇文章的作者劉家駒是當時的解放軍的宣傳幹部。他直言製造這一慘案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駐當地第１４軍的一支部隊，發布鎮壓命令的又是復出主持軍委的鄧小平。 筆者在這裡註明一句，如今代習近平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當年就在這個14軍。不過，筆者經多方查證，找到了執行沙甸屠殺任務的部隊番號應該是當時編製的解放軍陸軍第14軍的第42師下屬的一個陸軍團和一個炮兵團，而當時的張又俠是該軍40師119團司令部的作訓股參謀。 當年這位劉家駒作者是以《解放軍文藝》編輯身份深入到昆明軍區，在革命文藝創作學習班上尋找創作素材。他先聽到的故事是劉少奇的女兒畏罪叛國，在中緬邊境被捕獲的過程。「接下來輪到住招遠的１４軍的一位師炮兵營教導員發言，說他自己「講的是一個負面題材」。 這個炮兵營教導員說： 「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們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個月前，我們軍出動了一個步兵團和五個炮營，在沙甸鎮壓了一場反革命暴亂，打死打傷敵人１３００多人……」 炮兵教導員說到這裡就被學習班主持人厲聲喝止，說是 「軍區早就打過招呼，這個事件不準公布。如果被帝國主義搞到手，拿出來宣傳我們要犯大錯誤的。往後誰也別再提了。」 劉家駒回憶說：文革近十年，我走南闖北，風聞軍隊鎮壓造反的事年年有，通常只是槍殺幾個人、十幾人、幾十人，打死上百人的僅發生在四川、安徽。這位教導員曝料一千多人，真是新聞中的駭聞。它不但震撼我的心靈，甚至還讓我懷疑它的真實性。晚飯後，我約他到營區外散步，請他給我講述他沒講出來的故事： 沙甸是雲南省蒙自縣雞街公社的一個生產大隊，地處丘陵，１５００多戶人家７２００多人分布在８個自然村，是回民的聚居地。文革開始，公社和縣的造反派把這裡回族群眾的信仰當「四舊」來破除，關閉了清真寺，焚燒了可蘭經。一些堅持禮拜真主的回族同胞遭到關押、凌辱、吊打或掃地出門，１４人被整死，１６０人被打殘。為了生存，回族同胞組織了造反兵團抗爭。 於是，當地及附近的造反派形成了兩大派。一派主張封閉清真寺，滅絕宗教信仰，另一派相反。兩派間的對立，發展到拳腳相向，動刀動槍，武鬥蔓延全省。沙甸人全是回族，９８％的群眾理所當然站到了捍衛清真寺一派。。 當時有幾個縣市的回族幹部被當地的對立派追打得無立錐之地，有５００多人跑到沙甸躲起來。紅河州的縣市革命委出面，在軍隊的支持下，強制沙甸群眾交出這些幹部。遭到拒絕後，１４軍派出一個營進村搜捕，抓走了幹部，還把沙甸１０００多名回族同胞五花大綁，給每人脖子上掛塊「反革命」的牌子，拉到縣城街頭示眾。 接下來，因為當地回民毫不屈服，當時剛剛當上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周興要軍隊派出一個團包圍沙甸。沙甸回民也不示弱，築壕封路對抗，雙方展開槍戰，在附近的縣市擺開了戰場……。 接下來，在中央的干預下，１４軍執行中央決定收繳武器的指示，派出一個營去收繳沙甸民兵組織的武器，遭到拒絕。沙甸的數千群眾把解放軍一個營轟出了村。雙方戰火重新燃起。 當時的中共中央聽聞後緊急召喚雲南省市革委會和武鬥雙方的兩派代表再次進京，由中央做出強制性的規定：雙方立即一槍一彈不留地交出全部武器，拆除工事，解放軍必須進村，誰不執行，以反革命論罪。回民代表里的中共黨員馬伯華，當即表示擁護中央決定。但包括阿訇在內的回民代表一行十多人回到當地，剛一下車，數以千計的武裝對立派暴徒們把他們團團包圍，用事先準備的剖開的十多個豬頭，全扣在代表的頭上，拉著在大街上遊行…… 劉家駒在他多年後的回憶文章中描述道：一個溫良的民族自尊遭到如此的傷害，最柔弱的人也會以生命來反抗的。代表們放回村後，他們不是承諾動員收繳武器，而是發動大家去搶奪縣和公社人武部軍用倉庫的槍支彈藥，幾天時間得到各種槍支一千餘支，實力大增，就在村邊地里挖出了環形塹壕，設置蓋溝、暗堡，屋頂也壘起了機槍掩體，做出一場有模有樣的戰場準備。 而當時的省革委會一把手周興，正重病纏身，念念不忘這場鬥爭，他派出大員來到沙甸周圍觀察了兩天，就匆匆向中央報告，政治解決已無可能了，請求中央批准１４軍消滅這股「政治土匪」。 周興是何許人？戰爭年代，他和鄧發、康生、李克農等人並列為中共隱蔽戰線的主要負責人。周興一生的事業就是殺人。他在３０年代初期的中央蘇區，就擔任江西省人民保衛局執行部長，和殺人魔王李韶九一起，幹掉莫須有的「AB團」１０萬人。長征中，他是一軍團保衛局副局長（局長羅瑞卿），對畏縮不前、開小差的，都由他就地處決。為了軍隊行動不泄密，對不能行動的傷病員也由他斬盡殺絕。到了陝甘寧，他是邊區保安處長，整風運動中，他抓了「特嫌」５０００多人。四方面軍潰散後，幾十名高級將領流浪到陝北保安，在毛的指令下，他把許世友、王近安等１７人關押審訊。中共建政後，又與羅瑞卿配伍，出任公安部副部長，清除「地富反壞」竭盡全力。有人說他頭上的頂子是血染紅的。眼下鎮壓一個回民造反派的小組織對他來說，不但是小菜一碟，而且名正言順。 1975年7月的周興把鎮反報告送到中央，正趕上鄧小平復出。鄧接到周興報告，無須商量，當即批准由１４軍派出部隊攻打「土圍子」。 筆者也曾經讀到過另外一篇回憶文章，原始作者是當時14軍42師作戰科參謀，他明確說明擔任主攻任務的是126團。 劉家駒的回憶文章記錄道：1975年７月２９日，一個步兵團進入戰鬥準備位置，對沙甸等８個自然村實施包圍。開始他們對小小沙甸的「回民支隊」根本不放在眼裡，沒想到為捍衛自己宗教的尊嚴，沙甸人人視死如歸。一個現代化的步兵團強攻了一天，竟遭到殊死的抵抗，付出了幾十人的傷亡的代價還沒進村，這是他們在國內戰爭中很少遇到的慘重傷亡。指揮員打紅了眼，迅速調來師屬炮兵團參戰，火炮口徑為１２２榴炮、７６野炮和１２０重迫擊炮，都是蘇式裝備，威力超過二戰中美軍的兵器配置。 劉家駒的回憶文章中記述說：戰場報復是８月１日凌晨開始的。４８門大炮瞬時發出雷鳴電閃，千百發彈丸撕心裂肺地穿越夜空，霎時間沙甸八個村子外圍的山頭上滾滾濃煙捲起，樹林、土塊、人的肢體伴著騰起的煙柱，在空中翻舞。 第一次急襲是１５分鐘，炮彈翻開的新土火星閃爍。炮火剛停，十多輛宣傳車上的高音喇叭又響起，「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等死吧！」「反戈一擊，立功受獎！」「首惡必辦，脅從不問……」 不多會，在褐色的土層中響起炒爆豆般的槍聲，回民的幾挺機槍又復活了，它告訴入侵者，安拉的子民是不會屈服的。 第二次急襲１０分鐘，被犁開的山頭上，密集的彈坑像是人頭上的癩痢，還擊的槍聲啞了，但是沒見到一面白旗。火炮開始轉移，射向各個村邊的壕溝、地堡。直射火炮瞄準村中建築物上的掩體，一炮一個，直打到工事蕩然無存。火炮停止了射擊，步兵突擊分隊開始向村裡「接敵」運動。 進攻的步兵沒有炮兵幸運，村子裡不斷響起狙擊的槍聲。士兵們第一次打仗，訓練場上那種進攻戰鬥隊形沒有了，都拱在班長身後渾身戰慄，再也不敢前行。 攻擊受阻，陸軍團長再次呼叫炮火支援，炮群指揮員猶豫了，把幾千發炮彈砸向居民區，七千人生命頓時會成一攤肉泥。他請示，周興拍板：我們是在鎮壓，哪怕片瓦無存絕不能右傾！ 於是，上千發炮彈直瀉６個村子，瞬間房屋一片片轟然塌下，火海中人們哭喊著，叫罵著奔向村外莊稼地。攻擊的步兵像是在圍獵，機槍步槍的火舌掃向如蟻般逃跑的人群，一時間，屍橫遍野。 沙甸村最大，有６００多戶人家，中彈也最多，整個村子已夷為平地。附近的田心、車百尼、新寨、大庄、茂克等都只有一二百戶，也是一片殘牆斷壁，滿目的死屍和傷者，在曦光中構出一幅慘烈的圖景……。 劉家駒的文章描述說：炮火平息後部隊湧進村子開始打掃戰場。 一個活下來的婦女，突然從坍塌的房屋躍出，用磚頭把一個戰士的腦袋拍得腦漿進裂……。一個連隊的衛生員，從排水溝里救出一個八九歲的被打斷腿的孩子，在背他到包紮所的路上，小傢伙從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插進了衛生員的脖子…… 一個老太太，渾身血污，橫躺在自家的殘破的門檻上，緊閉雙眼，副團長上去扶她，她一把拽住副團長的衣襟，拉響了自己懷裡的手榴彈…… 當年受命中央和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擔任「工作隊」的隊長進駐沙甸的時任雲南省民族邊疆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李長猛日後對他的家人回憶說：關於沙甸事件的責任，中央下發文件中歸咎於四人幫，其實鄧小平當時是總參謀長，沙甸軍事鎮壓的命令一定是他下達。他當時大力提倡「整頓」， 「打土圍子」，這種鎮壓符合他的主張。 李長猛還對他家人回憶說：鄧小平當時還講了 「不打不足以平民憤」的話，我都記在筆記本上。 2011年10月22號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有一篇題為「鄧小平的遺產」(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鄧小平下令軍隊鎮壓雲南省的一個穆斯林村莊。那次行動導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個兒童。由此可知，14年後，鄧小平對學生和工人遊行抗議的回應（即六四鎮壓）完全合乎他的性格。」 正是讀罷如上這段文字後，李長猛的兒子寫下了一篇回憶文章《父親往事：沙甸事件》。文中說：當時最後、最大的一個爭議集中在清真寺的關閉問題。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問題。因為政府不答應解放軍進村後不關閉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讓軍隊進村，最後就是武力解決了。 可見，48年前的沙甸回民同胞，事實上僅僅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宗教權益而慘遭屠殺。 李長猛之子的文章中還說：談到六四事件，父親常會這樣說：「我早知道會有那樣的結局，你們不了解他(鄧），他敢下手，而且一下手就很重。」。 如今，正值六四紀念日，援引史料寫下此文，提醒人們勿忘34年前的六四鎮壓，也勿忘58年前的沙甸屠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再過幾天，就是”六四”三十四周年了，也許有人會問：三十四年前的歷史了，為什麼至今仍舊要年年紀念？這樣的紀念有意義嗎？為什麼不能放下歷史向前走？這些問題提得好，因為這涉及到”六四”紀念的意義問題。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1989年發生的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是中國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是五十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轉折點。不了解這段歷史，就不可能對今天的中國有正確的認識。八九民運證明了中國人民也有對於民主的夢想並願意為之付出代價，六四鎮壓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本質上講是一個依靠暴力維持統治的政黨，這兩點，對於認識今天的中國至關重要。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在一九八九年，不論是學生，還是市民和工人，整個中國都煥發出勇氣，熱情和理想的光芒。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會是只知道吃飯，賺錢，享受的民族，勇氣，熱情和理想，是一個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每年的紀念活動，就是要為我們這個民族保存住這份精神財富。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在1989年中共當局對民主運動的鎮壓中，不少於兩千的學生和民眾失去了生命，至少有上萬人在血腥行動中受傷，全國有更多的人因為參與民主運動而坐牢，或被迫流亡海外。所有這些受難者為了民族的未來付出了代價，從基本的道義的角度講，他們都不應當被忘記。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我們要為人民爭取知情權。三十幾年來，中共當局用盡一切手段試圖讓這段歷史消失，導致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反倒是很多中國人不知道，這種荒誕情況的發生，不僅是對人民基本權利的剝奪，更是對人民的羞辱。恢復和保持歷史記憶，是作為國民的基本尊嚴。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是因為「六四」雖然是歷史事件，但仍舊是中國的敏感議題，「六四」是禁忌話題，對「六四」死難者的紀念被當局視為政治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六四」並沒有過去，作為一個事件，也並沒有結束。更重要的是，圍繞「六四」問題的翻案所進行的各種較量，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在未來中國轉型發生的時刻，這樣的政治能量一定會發揮作用。為了那樣的未來的可能性，我們今天都要珍惜和維護這種政治能量。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還有一個更為簡單的理由，那就是我們沒有任何遺忘的理由。只要一天沒有翻案，中國就談不上有任何的公正，那些死難者就依舊是冤魂，中國就依舊沒有資格被認為是一個文明國家。如果沒有任何一個站得住的理由說，「我們不應當年年紀念六四」，那麼年年紀念六四就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總之，作為「六四」的當事人，見證者和倖存者，我們每年紀念「六四」，絕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青春記憶，更是為了中國這個國家和民族；我們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今天和未來。這就是「六四」紀念的意義。這些意義是如此重大，使得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有義務在每年的這個時刻舉起燭光，悼念死難者，回憶那一段歷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