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贍康養：科學物理治療，針對性康復訓練，助力長者活力康養
2026 年 6 月 24 日
網路圖片 1983年，蘇布的第五任頭目安德羅波夫在全會上問道：你們誰還相信共產主義？現場無聲的回答，其實比任何批評都更具有毀滅性。”意識形態的崩潰往往先於政權的瓦解。”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的論斷。 蘇聯的民眾，白天在單位縱論宏大敘事，晚上回到家在廚房做飯時，便換了一副面孔，開始抨擊社會的各種不公現象，交流聽到的各種政治笑話，這便是著名的廚房談話。 蘇俄的六朝元老阿爾巴托夫，評價這一現象時說：這是全民參演的一出荒誕戲，人們其實並不相信。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所說：蘇聯的失敗，不是軍事的失敗，而是意識形態的破產。 蘇聯的意識形態，曾經非常自豪的以歷史必然性自詡，但在20世紀末卻遭遇了全面崩塌。但這場崩塌並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經濟失效與精英失節三重維度交織的必然結果。 網路圖片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魯曉夫掀開了蘇聯意識形態的神聖面紗，露出了恐怖真實的面容。當秘密報告傳遍東歐時，有個記者感嘆道：我們彷彿才突然發現，自己虔誠信仰的聖像，背後竟然是個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開自稱：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蘇聯成立65周年紅場閱兵時，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講話稿卻渾然不知，這個畫面傳遍了全國。當領導層成為行走的諷刺漫畫時，意識形態的神聖性自然就蕩然無存。 阿富汗戰爭成為了壓垮蘇聯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最後一根稻草。參戰的士兵紛紛在家書里寫道：我們在這裡保衛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還是官僚集團的野心？我們為之戰鬥的神聖義務，不過是老頭子們的權力遊戲而已。 1989年柏林牆倒塌時，青年們高喊：我們要真正的社會主義。這句口號暴露了民眾對蘇聯意識形態的根本質疑。波羅的海三國、捷克等國家的勝利更是證明：工人階級可以不需要所謂的先鋒隊領導，就能實現自我的解放。所以當意識形態成為統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時，自然就喪失了生命力。 網路圖片 第二、經濟失效。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宣稱已經進入了發達的社會主義，但現實卻是排隊成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隊時間長達1500小時。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承認：當商店貨架空空如也時，任何意識形態的說教都是那麼的荒誕可笑。 農業集體化的歷史創傷更是難以治癒。強制農業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奪走了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生命。被譽為俄羅斯良心的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憤怒的寫道：當權者用意識形態的鐮刀收割的，不僅是莊稼，更是人性。 1989年，聖彼得堡工學院舉行了關於蘇聯制度優越性的辯論會。當專家高舉《資本論》證明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時，一個學生現場展示了一個走私得來的日本隨身聽，並說道：這個微型的精密設備，我們的計劃經濟現在能生產嗎？頓時，會場鴉雀無聲，意識形態的漂亮話，在技術代差面前顯得是那麼的蒼白無力。 隨後，這個學生給出了致命一擊的疑問：如果解放人類，就是為了讓日本人過上我們這樣的日子，那解放人類還有什麼意義？我每次見到日本和西歐的商品時，都覺得他們不需要我們去解放，而是我們需要他們來解放。 網路圖片 第三、精英失節。 蘇聯培育了以意識形態為特權的官僚集團。這個集團自蘇聯的建政之日起誕生，在勃列日涅夫時代達到腐化的巔峰，這批精英約300萬人，他們端坐於蘇聯金字塔社會的頂端。 特權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毀了平等的承諾。他們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務，子女也擁有紅色降落傘體系。比如特權階層人均消費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樺商店的數據顯示，特權家庭消費了全國95%的進口奢侈品。這種制度性的腐敗，徹底消解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治倫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蘇布代表誰的利益」的民意調查中，認為蘇布代表工人的佔比4%，代表人民的佔比7%，代表官員的佔比高達85%。蘇聯解體後，葉利欽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蘇聯時期的高官。俄羅斯97.2%的富豪是原來蘇聯的幹部，剩下2.8%則是幹部的親屬。 在總結蘇布垮台的原因時，有這樣一個基本的共識：蘇布的精英們，張口就是大義所在，閉口就是歷史必然，理論冠冕堂皇，極盡人類美麗言辭之能事，但卻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樂節上，時間機器樂隊演唱的《轉變》引發了全場的共鳴，”我們厭倦了等待承諾的明天”，這句歌詞道出了蘇聯青年人的迷茫。”我們要真相、不要口號”，成為了時代的最強音。 當莫斯科市民在寒風中排隊購買麵包時，當小白樺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門外時，蘇聯意識形態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爾夫人在1984年的論斷：蘇聯的意識形態早已失敗，只是在等現實的追認而已。 所以當1991年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時，2.8億蘇聯人無人走上街頭抵抗。這個用70年構建的意識形態帝國，最終在真理與謊言、理想與現實、承諾與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證偽的歷史循環。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捉刀漫談max
蘇聯社會最大的硬通貨是什麼？不是最新一版的盧布，也不是糧票和布票，更不是排隊分房的名額。這些雖然得來的艱難，但隨時可以被拿走。 解讀蘇聯歷史的名作《耳語者》，就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個畫面：當你看到貨架上空空，當你在醫院裡買不到藥品，當你在集體宿舍里艱難的轉身，你就會猛然醒悟，原來人脈關係才是蘇聯真正的流通貨幣。 Блат一詞，在俄國的意思是通過人脈關係獲取稀缺資源的系統性行為，本質是制度缺陷導致的逆社會化現象，也就是人治大於法治、人情大於制度。這種行為，我們形象的稱之為托關係或者走後門。 比如1986年，莫斯科大學的社會學調查顯示：76%的蘇聯民眾認為，走後門才是必要的生存技能。莫斯科大學83%的學生加入蘇布是為了人脈關係，68%是為了獲得晉陞，只有9%填寫的是理想，總而言之，他們認為：關係即權力，權力即財富。 那麼，蘇聯人為什麼執著於走後門？ 網路圖片 第一、短缺經濟模式下的生存倫理。 蘇聯執行計劃經濟，權力是商品的唯一分銷商和近乎唯一的生產商。因此誰掌握了分配權，誰就是他人的衣食父母。但計劃經濟的通病是商品匱乏，一切生活物資都可能成為稀缺品，因此計劃經濟又被稱為「短缺經濟」。 長期短缺的經濟，必然導致走後門成為必備的生存策略。羅曼羅蘭、紀德等著名學者在蘇聯考察的記錄中，都有類似的情形：普通人在國營商店排隊數小時卻一無所獲，只有通過關係才可以獲取緊俏的商品，比如麵包、香腸、罐頭等等。甚至到了1979年，莫斯科人均排隊時長依然高達每天3.2小時。其中最悲慘的一個群體顯然是女性，為了換取必須的生存物資，經常不得不委身他人。 但在大名鼎鼎的”小白樺”商店，裡面稀缺的進口商品應有盡有，最新款的索尼音響，最美味的「瑞士巧克力」等等。可惜的是，普通人拿不到外匯票證，低級別的官員只能通過走後門才能得到。在葉利欽的回憶錄中，到處都是他走後門辦事的案例，在寫到這個商店時，葉利欽說道：當我第一次走進小白樺的倉庫，我才明白蘇聯原來早已腐爛透頂。 網路圖片 第二、官僚特權制度下的權力尋租。 對於蘇聯人來說，權力是一切的中心和無處不在的存在。國家像是一個不知疲倦的生活監管者，發放和要求源源不斷的文件和許可證，沒有文件和許可證，最簡單的日常生活都不可能開展。比如找公寓、找學校、找醫生、換工作，甚至結婚、生孩子等等，都需要官員通過「批條子」來分配，他們通過控制國家的一切，將公共權力轉化成了私人財產。 比如《蘇聯社會學研究》披露，蘇聯高校招生中存在內部推薦制度，莫斯科大學有很多名額屬於內定的關係戶，普通家庭必須要有官員的推薦信才能入學。 最可怕的是醫療系統，蘇聯的醫療資源高度依賴職位等級和關係，官僚階層一個電話指令便可以為親屬安排床位。而普通患者則需要忍受漫長的等待，必須通過賄賂或者走後門才能獲得服務。據俄聯邦統計署報告顯示，67%的醫生承認自己收到謝禮後才會安排病床。 網路圖片 第三、全盤腐敗環境下的群體妥協。 蘇聯民眾時刻面臨著一個道德困境，那就是自己既批判腐敗，又依賴走後門維持生活，從而形成了詭異的群體妥協。倘若自己的某個親朋嚴格遵守規矩，他反而不相信，也不理解。 為什麼會這樣？被譽為俄羅斯良心的索爾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島》中解釋了這個現象，索爾仁尼琴指出，古拉格勞改營不僅是肉體的囚牢，更是道德的絞肉機，囚犯必須向看守行賄才能獲得活命。而蘇聯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古拉格勞改營，勞改營的生存邏輯外溢到社會，就形成了「行賄即生存」的集體無意識。 為此，索爾仁尼琴痛斥道：任何將權力轉化為特權的制度，終將收穫全民的道德報復，俄羅斯整個民族都將失去道德的羅盤。 所以在蘇聯，芭蕾舞演員通常會選擇用身體賄賂官員，只為換取一個獨舞的機會，從此藝術便淪為了權力的裝飾。科研人員通常會將科研報告署名自己的領導，只為換取可以發表的機會，從此科學便淪為了權力的附庸。 “我們不是齒輪，而是壓垮駱駝的稻草。”《古拉格群島》的這句判詞，恰好可以概括蘇聯群體妥協的終極代價。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整個社會竟然一片靜悄悄。《解體歲月》記載道：莫斯科的街道安靜的可怕，沒有反對聲，也沒有哭喊聲，只有寒風掠過臉頰的呼呼聲。那麼彼時，2000萬蘇布成員在幹什麼？蘇聯民眾又在想什麼？ 答案是：托關係、走後門。要麼是托關係在新政府中謀個一官半職，要麼是走後門往自己家多搶點國營物資。 走後門，是蘇聯人民的生存倫理，也成了這個帝國最後的輓歌。當生存的倫理碾過制度的尊嚴之時，任何宏大的敘事都顯得那麼蒼白可笑。正如莫斯科地鐵里的塗鴉：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付錢，只有走後門是真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捉刀漫談max
大約是在1963年左右，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的筆者跟在哥哥姐姐身後混進電影院，興奮但卻懵懵懂懂地看了自己有生以來的第一部外國電影—蘇聯故事片《以革命的名義》，電影中能看懂和記住的內容也不多，印象較深的只有蘇聯人民偉大領袖弗拉基米爾・列寧在群眾大會上激動非常地演講，在辦公室里與「契卡」（之後才知道是「全俄肅反委員會」的簡稱，「契卡」的全稱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領導人捷爾任斯基嚴肅認真地研究問題，還有許多抓捕或槍斃絞殺反革命分子、白匪軍軍官和地主富農的恐怖鏡頭；貌似還記住了一個被蘇維埃敵人「暗殺」的革命領導人基洛夫的名字。 以後逐步知道了「契卡」是蘇共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成立的專事保衛蘇維埃革命政權、負責打擊鎮壓一切敵人、集公檢法司軍政職能和權力於一體的特殊專政機構「全俄肅反委員會」的俄文縮寫字母中文譯音；「契卡」首任領導人為鼓吹「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捷爾任斯基。隨著業務量的不斷增長，「契卡」以後又在原基礎上多次擴容升級並先後使用了下述機構名稱： 1917年12月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 1922年2月國家政治保衛局（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 1923年7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格別烏） 1934年7月國家安全總局（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 1941年2月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1941年7月國家安全總局（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 1943年4月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1946年3月國家安全部 1947年10月至1951年11月國家安全部（對外情報機構劃歸國家情報委員會管轄） 1953年3月國家內務部(1953年曾與國家安全部短期合併，統稱內務部) 1954年3月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KGB） 1991年前蘇聯解體後更名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 1954年改組升級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後，其機構的規模與權力均達到了巔峰狀況。國家安全委員會實行主席團及全體委員會集體領導制，主席團由1個主席及10個副主席組成（其中第一副主席2人）；全體委員會由重要加盟共和國安全局長及聯盟相關機構主要領導組成，全委會人數15到17人。 安全委員會下設「對外諜報局、國內反間諜局、軍隊管理局、邊防軍管理局、總務局、人事局、軍事建設局、醫療保障局、捷爾任斯基高等學校、偵查技術局、16個行動總局（或行動局）、數量不明的大量駐海外工作站（組）等多個機構。克格勃系統工作人員的總數量在高峰時期曾達到50萬人之巨，其中總部機關員工約1萬人，間諜、反間諜及技術保障等部門約20萬人，邊防軍30萬人。此外，克格勃在全國各地還擁有至少150萬名「線人」，在國外有25萬諜報人員。克格勃年度計劃預算約100億美元，其經費開支不受政府任何部門的約束與監督。在人員數量、活動範圍、權力和財力方面，絕對讓世界另外三大情報機構的美國中情局、英國軍情六處及以色列摩薩德等望塵莫及。 克格勃麾下的16個行動總局（局）分別負責對外情報偵查、扶持訓練指導國外反政府武裝組織、反間諜偵查、武裝力量內部反間諜偵查、異見知識分子及宗教人士管控、交通運輸部門反間諜偵查、反意識形態破壞偵查、國防工業及重要科研機構反間諜偵查、戶外監控偵查、克格勃系統密電碼編製管理、重要人物保護警衛、國家安全機關檔案資料管理、技術監聽監視、國家重要設施（秘密指揮所、防核襲擊隱蔽所及政府通訊樞紐等）的設計建造及管理、最新科學技術情報的收集分析及管理等巨量工作。 克格勃麾下最臭名昭著的第五局是安德羅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後，為了全面遏制和消除赫魯曉夫執政十年期間所形成的嚴重「自由主義思潮與反蘇情緒」，於1967年提議成立的。該局專司監督知識分子的不滿言行。第五局下設15個處，知名者如宗教處、文藝界及知識分子問題處、國際關係處、學生和無組織青年處、偵察匿名反蘇文件作者處、民族工作處和反猶太復國處。因為任務量大面廣，該局的人員編製從1967年成立時的201人最後竟然擴充到了1989年的25000人；同年該局被戈爾巴喬夫撤銷，部分業務劃歸克格勃第三總局。 第五局的工作重點是針對異議知識分子，克格勃內部稱其為「知識分子和青年局」；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有人還輕蔑地稱其為「思想五局」。通過解密的前蘇聯檔案資料披露，第五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僅1972年一年就導致十萬餘青年知識分子在流放中被凍死。著名的異見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博士就是被該局抓捕並強制押離莫斯科送往偏遠落後的高爾基市；包括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在內的數十位異見知識分子被註銷國籍驅逐出境也是該局所為。 七十多年來，克格勃都是前蘇聯負責對外情報、反間諜、國內安全、政治保衛、邊境防衛及輸出革命等工作的重要執行部門，是一個完全凌駕於黨政軍（包括外交部、國防部、總參謀部及財政部）各部門或機構之上的「超級機構」，它只對蘇共中央政治局負責。克格勃與同時期的「軍-工聯合體」（軍方）這兩個部門變成了前蘇聯政府長期花錢無止境的兩大「錢耗子」。克格勃在不同時期的部分知名首領名單及簡況如下： 捷爾任斯基（在前蘇聯被稱之為「契卡之父」）、明仁斯基（因全力鎮壓國內反對派人士並完成驅逐托洛茨基及150名異見者出境之重任而得以接「契卡之父」的班成了「契卡」第二任首領，因心臟病累死在工作崗位上）、亞戈達（被斯大林處決）、葉若夫（被斯大林處決）、貝利亞（被斯大林繼任者集體處決）、謝羅夫、謝列平、安德羅波夫（1982年至1984年曾接替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一把手兼蘇聯蘇維埃最高主席團主席）、費多爾丘克、克留奇科夫（參與了八・一九政變，後被捕）及巴卡金（任期僅3個月，1991年8月下旬到11月）。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也曾經長期供職於克格勃，但只是一名駐東德情報站的小頭目，普總統若干年前還毫不避諱地公開表示自己「以克格勃經歷為榮」。 前蘇聯克格勃的能耐巨大無比，它可以採用任何手段搜集到它想要的一切重要情報，也可以派遣特工遠赴海外在他國境內巧妙地制裁任何背叛者；它還有能力網羅招募世界上任何它認為有利用價值的名人以秘密身份為它效力，據西方媒體披露，連全球大名鼎鼎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二戰期間）、國際奧委會前主席薩馬蘭奇及阿迪達斯公司老闆霍斯特・達斯勒也都曾經與克格勃有過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但上述信息的提供者都未能提供比較確鑿的證據，因此也就只能作為茶餘飯後之閑話了。 深入研究了世界最強大的秘密情報機構前蘇聯克格勃後，最讓筆者鬱悶難解的是，綜合力量如此強大的克格勃在自己的祖國及蘇共面臨解體之關鍵時刻，卻顯得一反常態的低調，當憤怒的莫斯科市民於1991年8月24日，在盧比揚卡廣場11號克格勃總部大樓前拉倒「契卡之父」捷爾任斯基雕塑時，克格勃工作人員竟然都表現得出奇的平靜，沒進行任何的干預或阻止。 克格勃大佬中唯一試圖採取實際行動「救黨救國」的好像只有克格勃倒數第二任主席克留奇科夫。克主席是戈爾巴喬夫總統為其改革「保駕護航」而提攜上任的克格勃首腦，看上去忠心耿耿、兢兢業業的他還隨同戈總統訪問過美國。克主席上任後開始由其個人全面控制了克格勃情報的上傳渠道，屢屢把精心篩選、過濾甚至加上自己判斷後的虛假情報「直送」戈總統；同時他還以「懷疑一切」的方式對銳意改革的戈總統、雅科夫列夫、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甚至包括戈爾巴喬夫夫人在內的大量政治人物進行嚴格的全天候監聽。 克留奇科夫在與亞納耶夫副總統、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國防部長亞佐夫、總理帕夫洛夫及內務部長普戈等政變領導人密謀過程中，想像力豐富的他還提出了諸多的「行動計劃」，特別離奇的內容如擬定了「計劃逮捕的7千反蘇人士名單」、「印製30萬份逮捕證」及「定製20萬副手銬」等。8月19日凌晨，以亞納耶夫副總統為首、帕夫洛夫總理及巴克拉諾夫副主席為輔、克留奇科夫主席、普戈部長及亞佐夫部長三人為「強力護衛神」、以總統辦公廳主任博爾金為「內應」的「救黨救國派」終於行動了（克格勃大佬參與此次行動的除克主席外，也只有平時負責保護領導人的第九局局長普列漢諾夫）。他們調遣全副武裝的軍隊開進莫斯科，包圍或佔據了各要害部門及街道，中斷一切電視廣播節目，宣布戈爾巴喬夫總統的改革已走入了死胡同，總統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職責，國家已處於極其危險的關鍵時刻，蘇聯部分地區進入6個月的緊急狀態，並反覆播放臨時權力機構「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告蘇聯人民書》。 1990年就已退出蘇共並擔任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前身）總統的葉利欽在此前也已退黨的雅科夫列夫等改革派政治家的積極支持下，隨即組成了「反政變指揮部」並組織成千上萬的工人與學生罷工罷課上街示威抗議政變集團，並包圍了最高蘇維埃大廈（白宮）。之後的事態發展就不那麼複雜了，很快進駐莫斯科的軍隊就開始陸續撤離，精銳的克格勃特種部隊阿爾法小組也壓根沒有動作，戈爾巴喬夫總統22日返回了莫斯科。到了第三天，由8個蘇共「強硬派」人物組成的「緊急狀態委員會」宣布自行撤銷，參與人員不是被捕就是自殺，亞納耶夫代總統、帕夫洛夫總理、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及博爾金主任被捕；原本計劃多多、信心滿滿的克留奇科夫主席自然也難逃法網；普戈部長與戈爾巴喬夫總統軍事顧問謝爾蓋元帥自盡。 1991年12月25日中午，戈爾巴喬夫總統通過美國CNN有線新聞與前蘇聯國家電視台併網向全世界直播，宣布「擁有2.86億人口、2200餘萬平方公里國土、15個加盟共和國、500餘萬軍隊、50餘萬克格勃、諸多世界級尖端武器裝備及2.7萬枚核彈頭、GDP已成「世界老二」的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解體。 （全文轉自老馬雜談）
美國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14日警告，中國正成為一個「邪惡帝國」，對於美國而言，中國目前構成的威脅大於冷戰時期的蘇聯。 彭斯對華府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發表演說時表示：「中國共產黨是地球表面上對我們繁榮、安全及價值的最大威脅。」 此外，彭斯也指出：「在許多方面，共產主義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比整個冷戰期間蘇聯構成的挑戰還要大。」 彭斯還說，中國可能尚未成為邪惡帝國，但中國每天都致力朝此方向發展。
中共大慶誕生百年之際，此間輿論都在思索一個問題：中共洶洶然龐然怪物，其壽命早已超越令其誕生的蘇聯老兄，西方民主社會該如何應對挑戰？問題一點都不輕鬆。 法國世界報發表社評指出，中共在莫斯科扶持和嚴密監督下於1921年成立，現在，學生超過了先生，蘇聯共產黨甚至都沒有來得及慶祝1917十月革命75周年，而中共已執政71年，且從來都沒有如此強大。 該報稱，沒有一個政黨能如此持久地統治如此眾多的民眾，中共的成功不可否認，在四十年時間，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日都在與自己的對頭印度加深距離，經濟上快速接近美國，甚至可能在二十年代末將其超越。 然而，這種成功是不完整的。因為它伴隨著對人權的嚴重侵犯和對自由的限制，因為它部分基於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因為與其宣稱的相反，中國在挑戰國際秩序，只要不符合自身利益，北京就拒絕多邊主義。 所謂的中國模式並非一種模式。中共領袖們強調「中國國情」以及其「社會主義特性」，並非真要出口這一模式。我們應該為此慶幸，世界不會形同中國。但是，中國的成功對西方是一個挑戰。除非發生大變，今天沒有任何跡象預示中國將變成一個民主國家，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多數中國人希望自己的國家成為民主國家。此外，以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中共創造的怪物也是一個錯誤，中共不斷地維護著扶持著民族主義，常常予以利用，但也不見得能夠完全掌控。世界必須習慣於與一個強大的、民族主義的甚至至少對其鄰國而言殺氣騰騰的中國共同生活。 面對這一新強人，除了美國，其他國家份量有限，因為北京不斷尋求分裂世界，回擊的辦法只有採取不同的地緣政治的，經濟層面和戰略層面的聯合行動，但這些都不足夠。面對中國挑戰，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歐盟，不應該僅僅滿足於揭露其人權問題，必須通過自身的行為以及自身的業績來凸顯民主模式的成功才有說服力。 世界報的結論是，中國年輕一代並不是傻瓜，他們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聯繫比歐美想像得要緊密得多。西方在與北京的關係中重新獲得領導地位的最佳方式是重新找到不久前它曾經對這個明天的中國所擁有的光環。
朝鮮、蘇聯、中國……許多紅色國家的「二號人物」風光一時，下場如何？集體悲催。 老二，在家庭排行中或許最為不堪，一方面聽老大的，年齡甚至就差一兩歲，還要照顧小的。反映在專制社會政壇上，一方面積極效忠領袖，一方面安撫眾生，一旦稍有差錯，從王侯哪怕是國家主席，也落得個慘死的下場。 2013年12月8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平壤舉行，會議宣布張成澤一夥有反黨反革命行為，解除其一切職務並開除出黨。朝中社的報道說，最近黨內的「異色分子」在繼承主體革命事業的重大歷史時期企圖廢除黨的唯一領導體制，通過派別陰謀擴大自己勢力，對黨提出挑戰。筆者發現，除掉他的理由讓全體朝鮮人民不得不服，那就是「張成澤濫用職權，生活腐化墮落，與多名女性有不正當關係，在高級餐廳大吃大喝。在思想上放鬆，吸食毒品，利用去外國治病機會用外匯進行賭博」。 張成澤為朝鮮「二號人物」，今年67歲，是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朝鮮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勞動黨中央行政部部長，人民軍大將軍銜。張成澤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二號人物的命運十分相似，曾經一人之下億人之上，最後鋃鐺入獄，甚至更為凄慘。 那麼蘇聯呢？好多政軍要員被斯大林清洗掉了，不乏蘇聯前二號人物被執行槍決。斯大林是當時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是蘇聯最高領導人，是一號自不必說，在二戰時期擔任國家元首（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是加里寧，擔任政府首腦的是莫洛托夫（蘇德戰爭爆發前，衛國戰爭開始後由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首腦），而且莫洛托夫長期擔任蘇聯的外交部長，所以加里寧和莫洛托夫是當時蘇聯的二、三號人物。這兩人也算善終，也歸於他倆聽話。 貝利亞曾是斯大林身邊最親近的人。但是，斯大林死後貝利亞被逮捕並被判處死刑。貝利亞1938～1945年一直擔任蘇聯政府重要職位，幾乎控制了國防工業的重要部門，特別是核武器製造部門。1953年，貝利亞被指控為英國擔任間諜，企圖顛覆蘇聯。同年12月23日，貝利亞被判處死刑。 筆者發現，據悉，斯大林去世後還不到一個月，貝利亞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批判個人崇拜問題，停止了對斯大林的歌頌，不再用領袖畫像來裝飾遊行者的縱隊和各種建築物，共有1,201,738人獲得大赦，另有40萬人的案子停止了偵查。這些方案引起斯大林黨羽的震怒，剷除了貝利亞。 中國也曾有「二號人物」。井岡山時期「朱毛二人轉」，朱德老二，為人實在，輔佐毛澤東一心一意，也算善終。此後二號人物命運不堪。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會議決定劉少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從此，劉少奇躋身中央核心領導層，並奠定了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地位。此之謂劉少奇在延安的崛起。 鑒於蘇聯赫魯曉夫在斯大林身後批判斯大林的教訓，劉少奇被看作是潛在的中國的赫魯曉夫，並以防止修正主義為名，發動文革。劉少奇於是成為文革的第一號對象——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1969年10月17日被押送到河南開封一座監獄「監護」，拒絕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醫療條件。11月12日凌晨四時，劉少奇因病不準醫治去世，終年71歲，頭髮一尺多長。 劉死後，林彪坐上第二把椅子，林彪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59年9月任國防部長，隨即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主持軍委常務工作。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叛國出逃，墜機身亡。 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說：「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通知》指出林彪叛黨叛國，是林彪這個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的總暴露、總破產。 （全文轉自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