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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网络图片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网络图片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网络图片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网络图片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捉刀漫谈max
苏联社会最大的硬通货是什么？不是最新一版的卢布，也不是粮票和布票，更不是排队分房的名额。这些虽然得来的艰难，但随时可以被拿走。 解读苏联历史的名作《耳语者》，就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当你看到货架上空空，当你在医院里买不到药品，当你在集体宿舍里艰难的转身，你就会猛然醒悟，原来人脉关系才是苏联真正的流通货币。 Блат一词，在俄国的意思是通过人脉关系获取稀缺资源的系统性行为，本质是制度缺陷导致的逆社会化现象，也就是人治大于法治、人情大于制度。这种行为，我们形象的称之为托关系或者走后门。 比如1986年，莫斯科大学的社会学调查显示：76%的苏联民众认为，走后门才是必要的生存技能。莫斯科大学83%的学生加入苏布是为了人脉关系，68%是为了获得晋升，只有9%填写的是理想，总而言之，他们认为：关系即权力，权力即财富。 那么，苏联人为什么执着于走后门？ 网络图片 第一、短缺经济模式下的生存伦理。 苏联执行计划经济，权力是商品的唯一分销商和近乎唯一的生产商。因此谁掌握了分配权，谁就是他人的衣食父母。但计划经济的通病是商品匮乏，一切生活物资都可能成为稀缺品，因此计划经济又被称为“短缺经济”。 长期短缺的经济，必然导致走后门成为必备的生存策略。罗曼罗兰、纪德等著名学者在苏联考察的记录中，都有类似的情形：普通人在国营商店排队数小时却一无所获，只有通过关系才可以获取紧俏的商品，比如面包、香肠、罐头等等。甚至到了1979年，莫斯科人均排队时长依然高达每天3.2小时。其中最悲惨的一个群体显然是女性，为了换取必须的生存物资，经常不得不委身他人。 但在大名鼎鼎的”小白桦”商店，里面稀缺的进口商品应有尽有，最新款的索尼音响，最美味的“瑞士巧克力”等等。可惜的是，普通人拿不到外汇票证，低级别的官员只能通过走后门才能得到。在叶利钦的回忆录中，到处都是他走后门办事的案例，在写到这个商店时，叶利钦说道：当我第一次走进小白桦的仓库，我才明白苏联原来早已腐烂透顶。 网络图片 第二、官僚特权制度下的权力寻租。 对于苏联人来说，权力是一切的中心和无处不在的存在。国家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生活监管者，发放和要求源源不断的文件和许可证，没有文件和许可证，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都不可能开展。比如找公寓、找学校、找医生、换工作，甚至结婚、生孩子等等，都需要官员通过“批条子”来分配，他们通过控制国家的一切，将公共权力转化成了私人财产。 比如《苏联社会学研究》披露，苏联高校招生中存在内部推荐制度，莫斯科大学有很多名额属于内定的关系户，普通家庭必须要有官员的推荐信才能入学。 最可怕的是医疗系统，苏联的医疗资源高度依赖职位等级和关系，官僚阶层一个电话指令便可以为亲属安排床位。而普通患者则需要忍受漫长的等待，必须通过贿赂或者走后门才能获得服务。据俄联邦统计署报告显示，67%的医生承认自己收到谢礼后才会安排病床。 网络图片 第三、全盘腐败环境下的群体妥协。 苏联民众时刻面临着一个道德困境，那就是自己既批判腐败，又依赖走后门维持生活，从而形成了诡异的群体妥协。倘若自己的某个亲朋严格遵守规矩，他反而不相信，也不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岛》中解释了这个现象，索尔仁尼琴指出，古拉格劳改营不仅是肉体的囚牢，更是道德的绞肉机，囚犯必须向看守行贿才能获得活命。而苏联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古拉格劳改营，劳改营的生存逻辑外溢到社会，就形成了“行贿即生存”的集体无意识。 为此，索尔仁尼琴痛斥道：任何将权力转化为特权的制度，终将收获全民的道德报复，俄罗斯整个民族都将失去道德的罗盘。 所以在苏联，芭蕾舞演员通常会选择用身体贿赂官员，只为换取一个独舞的机会，从此艺术便沦为了权力的装饰。科研人员通常会将科研报告署名自己的领导，只为换取可以发表的机会，从此科学便沦为了权力的附庸。 “我们不是齿轮，而是压垮骆驼的稻草。”《古拉格群岛》的这句判词，恰好可以概括苏联群体妥协的终极代价。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整个社会竟然一片静悄悄。《解体岁月》记载道：莫斯科的街道安静的可怕，没有反对声，也没有哭喊声，只有寒风掠过脸颊的呼呼声。那么彼时，2000万苏布成员在干什么？苏联民众又在想什么？ 答案是：托关系、走后门。要么是托关系在新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要么是走后门往自己家多抢点国营物资。 走后门，是苏联人民的生存伦理，也成了这个帝国最后的挽歌。当生存的伦理碾过制度的尊严之时，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显得那么苍白可笑。正如莫斯科地铁里的涂鸦：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钱，只有走后门是真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捉刀漫谈max
大约是在1963年左右，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笔者跟在哥哥姐姐身后混进电影院，兴奋但却懵懵懂懂地看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部外国电影—苏联故事片《以革命的名义》，电影中能看懂和记住的内容也不多，印象较深的只有苏联人民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在群众大会上激动非常地演讲，在办公室里与“契卡”（之后才知道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简称，“契卡”的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捷尔任斯基严肃认真地研究问题，还有许多抓捕或枪毙绞杀反革命分子、白匪军军官和地主富农的恐怖镜头；貌似还记住了一个被苏维埃敌人“暗杀”的革命领导人基洛夫的名字。 以后逐步知道了“契卡”是苏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专事保卫苏维埃革命政权、负责打击镇压一切敌人、集公检法司军政职能和权力于一体的特殊专政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俄文缩写字母中文译音；“契卡”首任领导人为鼓吹“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捷尔任斯基。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长，“契卡”以后又在原基础上多次扩容升级并先后使用了下述机构名称： 1917年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 1922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 1923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 1934年7月国家安全总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 1941年2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1年7月国家安全总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 1943年4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6年3月国家安全部 1947年10月至1951年11月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机构划归国家情报委员会管辖） 1953年3月国家内务部(1953年曾与国家安全部短期合并，统称内务部) 1954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KGB） 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 1954年改组升级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后，其机构的规模与权力均达到了巅峰状况。国家安全委员会实行主席团及全体委员会集体领导制，主席团由1个主席及10个副主席组成（其中第一副主席2人）；全体委员会由重要加盟共和国安全局长及联盟相关机构主要领导组成，全委会人数15到17人。 安全委员会下设“对外谍报局、国内反间谍局、军队管理局、边防军管理局、总务局、人事局、军事建设局、医疗保障局、捷尔任斯基高等学校、侦查技术局、16个行动总局（或行动局）、数量不明的大量驻海外工作站（组）等多个机构。克格勃系统工作人员的总数量在高峰时期曾达到50万人之巨，其中总部机关员工约1万人，间谍、反间谍及技术保障等部门约20万人，边防军30万人。此外，克格勃在全国各地还拥有至少150万名“线人”，在国外有25万谍报人员。克格勃年度计划预算约100亿美元，其经费开支不受政府任何部门的约束与监督。在人员数量、活动范围、权力和财力方面，绝对让世界另外三大情报机构的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及以色列摩萨德等望尘莫及。 克格勃麾下的16个行动总局（局）分别负责对外情报侦查、扶持训练指导国外反政府武装组织、反间谍侦查、武装力量内部反间谍侦查、异见知识分子及宗教人士管控、交通运输部门反间谍侦查、反意识形态破坏侦查、国防工业及重要科研机构反间谍侦查、户外监控侦查、克格勃系统密电码编制管理、重要人物保护警卫、国家安全机关档案资料管理、技术监听监视、国家重要设施（秘密指挥所、防核袭击隐蔽所及政府通讯枢纽等）的设计建造及管理、最新科学技术情报的收集分析及管理等巨量工作。 克格勃麾下最臭名昭著的第五局是安德罗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后，为了全面遏制和消除赫鲁晓夫执政十年期间所形成的严重“自由主义思潮与反苏情绪”，于1967年提议成立的。该局专司监督知识分子的不满言行。第五局下设15个处，知名者如宗教处、文艺界及知识分子问题处、国际关系处、学生和无组织青年处、侦察匿名反苏文件作者处、民族工作处和反犹太复国处。因为任务量大面广，该局的人员编制从1967年成立时的201人最后竟然扩充到了1989年的25000人；同年该局被戈尔巴乔夫撤销，部分业务划归克格勃第三总局。 第五局的工作重点是针对异议知识分子，克格勃内部称其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局”；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有人还轻蔑地称其为“思想五局”。通过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资料披露，第五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仅1972年一年就导致十万余青年知识分子在流放中被冻死。著名的异见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博士就是被该局抓捕并强制押离莫斯科送往偏远落后的高尔基市；包括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数十位异见知识分子被注销国籍驱逐出境也是该局所为。 七十多年来，克格勃都是前苏联负责对外情报、反间谍、国内安全、政治保卫、边境防卫及输出革命等工作的重要执行部门，是一个完全凌驾于党政军（包括外交部、国防部、总参谋部及财政部）各部门或机构之上的“超级机构”，它只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克格勃与同时期的“军-工联合体”（军方）这两个部门变成了前苏联政府长期花钱无止境的两大“钱耗子”。克格勃在不同时期的部分知名首领名单及简况如下： 捷尔任斯基（在前苏联被称之为“契卡之父”）、明仁斯基（因全力镇压国内反对派人士并完成驱逐托洛茨基及150名异见者出境之重任而得以接“契卡之父”的班成了“契卡”第二任首领，因心脏病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亚戈达（被斯大林处决）、叶若夫（被斯大林处决）、贝利亚（被斯大林继任者集体处决）、谢罗夫、谢列平、安德罗波夫（1982年至1984年曾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一把手兼苏联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费多尔丘克、克留奇科夫（参与了八・一九政变，后被捕）及巴卡金（任期仅3个月，1991年8月下旬到11月）。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经长期供职于克格勃，但只是一名驻东德情报站的小头目，普总统若干年前还毫不避讳地公开表示自己“以克格勃经历为荣”。 前苏联克格勃的能耐巨大无比，它可以采用任何手段搜集到它想要的一切重要情报，也可以派遣特工远赴海外在他国境内巧妙地制裁任何背叛者；它还有能力网罗招募世界上任何它认为有利用价值的名人以秘密身份为它效力，据西方媒体披露，连全球大名鼎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二战期间）、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及阿迪达斯公司老板霍斯特・达斯勒也都曾经与克格勃有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但上述信息的提供者都未能提供比较确凿的证据，因此也就只能作为茶余饭后之闲话了。 深入研究了世界最强大的秘密情报机构前苏联克格勃后，最让笔者郁闷难解的是，综合力量如此强大的克格勃在自己的祖国及苏共面临解体之关键时刻，却显得一反常态的低调，当愤怒的莫斯科市民于1991年8月24日，在卢比扬卡广场11号克格勃总部大楼前拉倒“契卡之父”捷尔任斯基雕塑时，克格勃工作人员竟然都表现得出奇的平静，没进行任何的干预或阻止。 克格勃大佬中唯一试图采取实际行动“救党救国”的好像只有克格勃倒数第二任主席克留奇科夫。克主席是戈尔巴乔夫总统为其改革“保驾护航”而提携上任的克格勃首脑，看上去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的他还随同戈总统访问过美国。克主席上任后开始由其个人全面控制了克格勃情报的上传渠道，屡屡把精心筛选、过滤甚至加上自己判断后的虚假情报“直送”戈总统；同时他还以“怀疑一切”的方式对锐意改革的戈总统、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夫人在内的大量政治人物进行严格的全天候监听。 克留奇科夫在与亚纳耶夫副总统、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及内务部长普戈等政变领导人密谋过程中，想象力丰富的他还提出了诸多的“行动计划”，特别离奇的内容如拟定了“计划逮捕的7千反苏人士名单”、“印制30万份逮捕证”及“定制20万副手铐”等。8月19日凌晨，以亚纳耶夫副总统为首、帕夫洛夫总理及巴克拉诺夫副主席为辅、克留奇科夫主席、普戈部长及亚佐夫部长三人为“强力护卫神”、以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为“内应”的“救党救国派”终于行动了（克格勃大佬参与此次行动的除克主席外，也只有平时负责保护领导人的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他们调遣全副武装的军队开进莫斯科，包围或占据了各要害部门及街道，中断一切电视广播节目，宣布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改革已走入了死胡同，总统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职责，国家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关键时刻，苏联部分地区进入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反复播放临时权力机构“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苏联人民书》。 1990年就已退出苏共并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前身）总统的叶利钦在此前也已退党的雅科夫列夫等改革派政治家的积极支持下，随即组成了“反政变指挥部”并组织成千上万的工人与学生罢工罢课上街示威抗议政变集团，并包围了最高苏维埃大厦（白宫）。之后的事态发展就不那么复杂了，很快进驻莫斯科的军队就开始陆续撤离，精锐的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也压根没有动作，戈尔巴乔夫总统22日返回了莫斯科。到了第三天，由8个苏共“强硬派”人物组成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自行撤销，参与人员不是被捕就是自杀，亚纳耶夫代总统、帕夫洛夫总理、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及博尔金主任被捕；原本计划多多、信心满满的克留奇科夫主席自然也难逃法网；普戈部长与戈尔巴乔夫总统军事顾问谢尔盖元帅自尽。 1991年12月25日中午，戈尔巴乔夫总统通过美国CNN有线新闻与前苏联国家电视台并网向全世界直播，宣布“拥有2.86亿人口、220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15个加盟共和国、500余万军队、50余万克格勃、诸多世界级尖端武器装备及2.7万枚核弹头、GDP已成“世界老二”的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解体。 （全文转自老马杂谈）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14日警告，中国正成为一个“邪恶帝国”，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目前构成的威胁大于冷战时期的苏联。 彭斯对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发表演说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地球表面上对我们繁荣、安全及价值的最大威胁。” 此外，彭斯也指出：“在许多方面，共产主义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比整个冷战期间苏联构成的挑战还要大。” 彭斯还说，中国可能尚未成为邪恶帝国，但中国每天都致力朝此方向发展。
中共大庆诞生百年之际，此间舆论都在思索一个问题：中共汹汹然庞然怪物，其寿命早已超越令其诞生的苏联老兄，西方民主社会该如何应对挑战？问题一点都不轻松。 法国世界报发表社评指出，中共在莫斯科扶持和严密监督下于1921年成立，现在，学生超过了先生，苏联共产党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庆祝1917十月革命75周年，而中共已执政71年，且从来都没有如此强大。 该报称，没有一个政党能如此持久地统治如此众多的民众，中共的成功不可否认，在四十年时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日都在与自己的对头印度加深距离，经济上快速接近美国，甚至可能在二十年代末将其超越。 然而，这种成功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伴随着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和对自由的限制，因为它部分基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因为与其宣称的相反，中国在挑战国际秩序，只要不符合自身利益，北京就拒绝多边主义。 所谓的中国模式并非一种模式。中共领袖们强调“中国国情”以及其“社会主义特性”，并非真要出口这一模式。我们应该为此庆幸，世界不会形同中国。但是，中国的成功对西方是一个挑战。除非发生大变，今天没有任何迹象预示中国将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多数中国人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此外，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共创造的怪物也是一个错误，中共不断地维护着扶持着民族主义，常常予以利用，但也不见得能够完全掌控。世界必须习惯于与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甚至至少对其邻国而言杀气腾腾的中国共同生活。 面对这一新强人，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份量有限，因为北京不断寻求分裂世界，回击的办法只有采取不同的地缘政治的，经济层面和战略层面的联合行动，但这些都不足够。面对中国挑战，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欧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揭露其人权问题，必须通过自身的行为以及自身的业绩来凸显民主模式的成功才有说服力。 世界报的结论是，中国年轻一代并不是傻瓜，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比欧美想象得要紧密得多。西方在与北京的关系中重新获得领导地位的最佳方式是重新找到不久前它曾经对这个明天的中国所拥有的光环。
朝鲜、苏联、中国……许多红色国家的“二号人物”风光一时，下场如何？集体悲催。 老二，在家庭排行中或许最为不堪，一方面听老大的，年龄甚至就差一两岁，还要照顾小的。反映在专制社会政坛上，一方面积极效忠领袖，一方面安抚众生，一旦稍有差错，从王侯哪怕是国家主席，也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2013年12月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平壤举行，会议宣布张成泽一伙有反党反革命行为，解除其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朝中社的报道说，最近党内的“异色分子”在继承主体革命事业的重大历史时期企图废除党的唯一领导体制，通过派别阴谋扩大自己势力，对党提出挑战。笔者发现，除掉他的理由让全体朝鲜人民不得不服，那就是“张成泽滥用职权，生活腐化堕落，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在高级餐厅大吃大喝。在思想上放松，吸食毒品，利用去外国治病机会用外汇进行赌博”。 张成泽为朝鲜“二号人物”，今年67岁，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人民军大将军衔。张成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二号人物的命运十分相似，曾经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最后锒铛入狱，甚至更为凄惨。 那么苏联呢？好多政军要员被斯大林清洗掉了，不乏苏联前二号人物被执行枪决。斯大林是当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是一号自不必说，在二战时期担任国家元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是加里宁，担任政府首脑的是莫洛托夫（苏德战争爆发前，卫国战争开始后由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首脑），而且莫洛托夫长期担任苏联的外交部长，所以加里宁和莫洛托夫是当时苏联的二、三号人物。这两人也算善终，也归于他俩听话。 贝利亚曾是斯大林身边最亲近的人。但是，斯大林死后贝利亚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贝利亚1938～1945年一直担任苏联政府重要职位，几乎控制了国防工业的重要部门，特别是核武器制造部门。1953年，贝利亚被指控为英国担任间谍，企图颠覆苏联。同年12月23日，贝利亚被判处死刑。 笔者发现，据悉，斯大林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贝利亚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批判个人崇拜问题，停止了对斯大林的歌颂，不再用领袖画像来装饰游行者的纵队和各种建筑物，共有1,201,738人获得大赦，另有40万人的案子停止了侦查。这些方案引起斯大林党羽的震怒，铲除了贝利亚。 中国也曾有“二号人物”。井冈山时期“朱毛二人转”，朱德老二，为人实在，辅佐毛泽东一心一意，也算善终。此后二号人物命运不堪。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刘少奇跻身中央核心领导层，并奠定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此之谓刘少奇在延安的崛起。 鉴于苏联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身后批判斯大林的教训，刘少奇被看作是潜在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并以防止修正主义为名，发动文革。刘少奇于是成为文革的第一号对象——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10月17日被押送到河南开封一座监狱“监护”，拒绝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医疗条件。11月12日凌晨四时，刘少奇因病不准医治去世，终年71岁，头发一尺多长。 刘死后，林彪坐上第二把椅子，林彪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59年9月任国防部长，随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务工作。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叛国出逃，坠机身亡。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 （全文转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