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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魯迅在《新語林》雜誌發表文章《從孩子的照相說起》,結尾是這麼一段話: 我在這裡還要附加一句像是多餘的聲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 當時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忍不住大笑了幾聲——原來魯迅也曾如此竭力證明過自己不是「境外勢力」…… 為什麼呢? 首先可見魯迅當年面對過的謾罵也絕不會少。那時候倒是沒有網路評論這種東西,魯迅面臨的「噴子」主要來自文化界名人。 在那個年代,文化界秉持「天朝上國」思想的人還是不在少數,甚至還有辜鴻銘這樣、雖然精通西方文化卻依然堅持婦女裹小腳、男人留辮子的奇葩學者,就可以想見魯迅必定要承受相當多的文化界罵名。 當然,來自讀者的謾罵肯定也不在少數。雖然那時候沒有即時可見的評論,但讀者來信卻是正常的事情。在沒有網路的時代,名作家每天收到幾封信是常態。估計魯迅也收了不少挨罵的讀者信,否則也不會這麼積極主動「自辯」。 讓魯迅這種鐵打一般的人無奈自證不是「境外勢力」,那一定是罵名已經到了影響他名譽甚至生活的地步。 那咱們就看看這篇小文魯迅到底寫了啥,一定要自證一下才敢「發帖」。 開頭,魯迅先吐槽了下別人給他的「催生」冷臉:因為長期沒有生孩子,魯迅也曾被別人另眼相看。房東太太甚至有時嫌棄他,不讓自家的孩子過來玩。 然後,魯迅講了生孩子後發現中日兩國孩子的不同: 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但我們這裡的有些人,卻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儘管魯迅覺得這種刻板印象不妥,但他還是分析了一下中日孩子性格區別原因究竟為何。 他的結論大致是:中國家長嚴厲的打壓教育,習慣於壓制孩子的天性、對孩子批評和否定,長久下來孩子便容易傾向於內斂和「馴良」。 說到這裡,他甚至講:考慮到保護孩子的天性,他倒寧可自己兒子罵自己、反叛自己。 然後魯迅總結道: 但中國一般的趨勢,卻只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面發展,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才算一個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凡是屬於”動”的,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甚至於稱之為”洋氣”。 這段還是關於孩子教育,但他立刻筆鋒一轉,來到了社會議題: 又因為多年受著侵略,就和這”洋氣”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著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 這段是什麼意思? 聯想到現在,大抵就是:外國人禮貌文明?那不過是虛偽,看咱們性格多真實;外國人做事講原則?那不過是死腦筋、死性——傻老外;外國人總喝冰水?你看,他們就是野蠻吧,都沒進化到喝開水;他們還有什麼「皿煮」?那更是笑料。 其實魯迅的意思並不是啥都效仿西方便好,而是說有些該改進的地方,總得改進,而不是因為洋人是那樣,便以仇視的態度作為不改進的理由。 所以魯迅說: 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復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 這段又如何理解? 我看春秋戰國史,人的性格跟現在咱們中國人這種內斂壓抑的狀態很不一樣,而是天真、率性、自然、奔放。那時的人說愛就愛、說恨就恨,直爽而不繞彎,也很少在權貴面前當奴才,大臣甚至平民跟國君杠上幾句也是常見的事情。 但是秦以後,中國人的天性就一步步被中央集權壓制,到了明清抵達巔峰。以至於外國人在清朝剛來中國訪問的時候,驚訝於那種面對權力的極度奴性。 到了這裡,魯迅終於敢提出學習發達國家先進方面的主張: 即使並非中國所固有的罷,只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我在這裡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說的日本來,他的會模仿,少創造,是為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早非中國所及,就知道”會模仿”絕不是劣點,我們正應該學習這”會模仿”的。”會模仿”又加以有創造,不是更好么? 這段發到現在的網上,恐怕會被網友們噴死:你說學習美國我還要考慮考慮,你竟然敢說學習日本? 於是,魯迅寫出了開頭我引用的那一段: 我在這裡還要附加一句像是多餘的聲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 終於,魯迅自證不是「境外勢力」了。可見一些「愛國者」們的思路至今沒有什麼變化——你主張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方面,那你便是賣國賊。但如果你說中國一切都是最好、一切都最文明,不需要再學習,甚至還要西方來學習我們,那你便是愛國。 魯迅這篇文章發表於1934年,可能為了少挨罵,他當時署名是「孺牛」。 時間過去了剛好90年,魯迅如果還活著,他現在當作何感想?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PART/1 魯迅在《流氓變遷史》一文,把流氓的起源追溯到墨子門徒,也就是「俠」。作為俠,要求高,死亡率高,回報還低,就演變為強盜,但繼續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子。 後來,有俠氣的人逐漸被消滅,奴性逐漸成了主流,做強盜又不安全,於是就成了流氓。 流氓們平日里做些啥事體呢?魯迅寫道: 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姦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凌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髮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 所以流氓有3個特徵,一是有一個虛擬的借口,比如替天行道、維持風化;二是所作所為卻是傷害人的事情;三是只挑弱的下手,強橫的非但不敢犯禁,一般是要下跪的。 這可稱為「流氓三定律」。 總結起來,所謂流氓,就是幻想著自己是在做一件崇高的事情而安全地去傷害他人。流氓可以表示一個人、一個群體,也可表示一種行為一種思潮。 PART/2 最近,以愛國的名義起訴莫言、舉報商家、圍攻農夫山泉,是流氓變遷的新形態。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些行為符合「流氓三定律」。 首先他們宣稱的「愛國」,是虛假的。 愛國是一種樸素的情感,並不需要在強國論壇上達到多少分才算愛國。誰會不愛自己生活的地方呢?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樸素地愛國,比如多交稅、多買房、多生孩子等是愛國,但你不能說別人交稅少、不買房、不多生孩子就是不愛國,也不能因為別人對一些問題有意見就是不愛國。 愛國也是一種道德自律,是對自己的要求。有人立下宏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這無疑是愛國,有人抱怨搬磚燙手,也不是不愛國。讚美是愛,批評也是愛,都是讓我們生活的國家變得更好。 這些道理應該很簡單吧? 但他們愛國的方式是指責別人不愛國。並且他們指責別人不愛國的依據也極不靠譜,等同於構陷。比如莫言「侮辱先烈」、商家裝飾有日系元素、農夫山泉的包裝是日本文化等。 買華為還是蘋果,喝娃哈哈還是農夫山泉,喜歡國漫還是日漫,和愛國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說別人不愛國也絕不代表自己愛國。這是對愛國的「矮化」。 其次,他們的行為目的和結果都是傷害他人,小一點傷害個人利益,大一點傷害一個企業,再大一點傷害營商環境,更大的傷害我們國家。整天對自己的作家、商家、企業下手,這不就是「親者痛仇者快」嗎? 最後,他們只會對自己安全的、能欺負的下手。比如說繼承人國籍這事,某遙遙領先公司老闆的長女也是外籍,某地事業單位要招聘外籍人員,你敢站出來說一句抵制、反對嗎?當然我並不贊成有人這樣做,因為毫無必要。 「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魯迅的這一句來描述現在的所謂愛國者,非常的生動而貼切。 PART/3 《流氓變遷史》發表於1930年,近100年後仍然能感受到先生的犀利和深刻撲面而來。 這也說明,100年了還沒變。流氓還是一樣的流氓,還是那麼多的流氓,還是流氓得那麼理直氣壯。 這也說明,流氓不是通過講道理能夠變得不流氓的,無論是像匕首一般犀利,像流水一般諄諄善導,還是像央媒一般一錘定音。 就在前幾天,央媒還集體下場,批評「戰馬行動」是碰瓷愛國主義,把愛國當成流量生意,是「礙國」而不是愛國。 但毛星火以及圍攻農夫山泉的眾多流量收割者,能聽進去嗎? 其實我對批評流氓興趣並不大,我曾在《有人不能點燈,有人卻在放火》這篇文章中談過這個問題。 把破壞營商環境的責任推給他們,就如魯迅所說:「不是等於向著縛了手腳的人,要求他們去捕盜么?」 主要的問題不在於流氓本身,而在於產生流氓的養分和流氓得以大行其道的空間。流氓只是在點燈,但有人卻是在放火。 養分和空間是什麼?魯迅說了,「終於是奴才」。十年前有一位老人說,要讓人生活得有尊嚴。 他們講的是同一回事。 如果這兩個問題沒有得到改變,那麼再過100年,魯迅的文章仍然會犀利如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慢慢
上一篇文章流浪星球去了。 既然一些人聽不得經濟學、法學的道理,那就講幾個小故事吧: 01 股神巴菲特一直存有一隻股票,而且只保留1股。 原因是這隻股票的公司資產在古巴,有一天突然被卡斯特羅查封了。 他曾提出抗議,但毫無用處。 後來他決定一直保留著這隻股票,來提醒自己某些地方的法律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 02 1925年,魯迅寫了一篇文章,叫《風箏》。 起初,魯迅覺得風箏害了弟弟,應該被禁止。 但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不但不愛,並且嫌惡他,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 遠處的蟹風箏突然落下來了,他驚呼;兩個瓦片風箏的纏繞解開了,他高興得跳躍。他的這些,在我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 後來,當這種情緒砸向他自己時,他醒悟了。 然而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在我們離別得很久之後,我已經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才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 於是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的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 但是,即便醒悟,也為時已晚,一些人的青春,一些人的快樂再也尋找不回。 我也知道補過的方法的: 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們嚷著,跑著,笑著。——然而他其時已經和我一樣,早已有了鬍子了。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併也帶著無可把握的悲哀。 成年後魯迅知道,這個世界應該是多彩的,包容的,相互理解的。 而不是成年人對未成年的己所不欲,一禁了之。 03 這個故事我說過不止一次了,但因為太過經典,以至於我每年都可以講一下: 非洲有一個國家,叫辛巴威。 這個國家資源富饒,盛產寶石、黃金,是理想的投資勝地。 但現在基本沒有什麼外商敢去那做生意了。 為什麼?因為他們的招商政策,說變就變。 最初,外國人投資得好好的,但當地突然宣布「國有化」,強迫性把別人開的公司,沒收國有,並把外資趕走了。 過了段時間,辛巴威窮了,於是再次宣布「招商」,又說歡迎外資開發。 一批外資又來了,錢又投進去了,沒想到當地又宣布「國有化「…… 就這樣,反覆蹂躪。 幾輪之後,辛巴威仍是非洲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雖然這裡有大量的金礦、鎳礦、鐵礦,可是完全沒有人敢開發,甚至窮到經常停電。 04 商鞅變法第一天的動作,是在菜市場的南門口立下一根木杆,說只要能搬到北門,就賞給十鎰黃金。 當時老百姓很驚訝,但沒人敢去搬,生怕被坑。 後來一個人,壯著膽子搬了,結果真的得到了封賞。 因為商鞅的法律如山,不可動搖,秦國的變法取得了空前成功,吸引了天下之才,為後來的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 05 劉邦平定天下後,害怕手下的人謀反,於是找張良問對策。 張良說,你先把自己最討厭那個雍齒封個候,如果大家見到你最討厭的人都被封賞了,那人心也就安了。 果然群臣見狀都鬆了口氣: 「雍齒都被封為侯了,我們還虛什麼。」 這件事情,被人們廣泛傳頌並稱讚劉邦的氣度,史稱:雍齒封侯。 06 最後,不說故事了,說點真實的數據吧。 目前數據顯示,中國網民所使用的的娛樂App排名中,短視頻排第一。 比遊戲時間長10%! 90、00後的成長不良,是遊戲背鍋。 70、80後的成長不良,是看課外書、小說。 那現在背鍋的,是不是就是短視頻了? 每一代的問題孩子,都有一個鍋,然而歸根結底,還是失敗的家庭教育或者社會教育。 這話我過去說不出口。 因為王小波說出了核心: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的無能的憤怒。 如今,當我看到父母抱著手機在沙發上刷短視頻刷1、2個小時不動,心理只有愧疚。 作為孩子,我沒有做好陪伴他們的工作,就感覺自己挺無能的。 但我不憤怒,也不說短視頻害人,即便我有這樣的思維慣性。 知道谷愛凌為什麼不愛玩遊戲嗎? 因為他媽媽從小就帶她跳傘、滑雪、衝浪、環遊世界。 當她抱著滑雪板瘋一天的時候,她的母親絕不是拿著雞毛撣子盯著罵: 「還在玩?回家做作業去!」 這個例子比較極端,但不得不說理念的先進,決定了教育的先進,教育的先進,決定了人的素養。 無能就是無能,為無能找借口,那是差了境界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木蹊說
今年高考出現了舞弊案。 湖北黃陂一女考生,成功逃過層層安檢帶入手機,在數學考試中求助場外,導致試卷泄密。 這讓人想起光緒十九年高考舞弊案。 1871年辛未科的科考並未在歷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幾乎可以用《萬曆十五年》的英文標題」nothing significant」來形容。 只是那一科同榜進士中的兩個人後來演繹了一個著名的高考弊案,而有人追溯到這個時點。 22年之後的1893年,為了迎接「每逢萬壽必疆無」的太后的大壽,清廷特地舉辦了一次恩科,這一科稱之為癸巳恩科。 1871年辛未科三甲第三十五名周福清,托請同科的二甲第十七名殷如璋關照包括自己兒子在內的五名子侄。此時的殷如璋,正出任周福清家鄉浙江的主考。 周福清請託的方式很有科舉時代的代表性。 因為科考都是考文章,所以通過「常用詞檢索」的方式作弊就比較方便。就是在考卷上出現獨特的字詞,考官看到這幾個獨特的字詞就知道是誰的文章了。這種作弊方式隱蔽性強,且較為文雅,不太容易被讀書人當場拒絕。 周福清告訴殷如璋,他的這五個子侄,在卷面上都會寫上「宸忠」、「茂育」四個字。 見字如面,你懂的。 但這種方式約束力太弱,僅憑交情和這幾個字詞還遠不足以讓主考官直接點名。畢竟,有交情和能想出幾個獨特字詞的人不止一個;畢竟,這主考也不是那麼容易拿到的,是吧? 必須輔之以其他手段!周福清門兒清得很,按照市價每人2000兩銀子,五人合計一萬兩白銀,隨同請託的紙條,銀票一併奉上。 1893年9月7日,晚,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殷如璋的船剛剛停在蘇州閶門碼頭,一個名叫陶阿順的人求見殷大人。陶阿順的身上帶著周福清請託的信件和銀票。殷如璋心領神會,但不便當眾拆開,便擱置桌旁,表示不在意的樣子,讓陶阿順先回去。 事情發展到這裡一切都很順利,周家五個應考的年輕人似乎可以高枕無憂。 然而,陶阿順是個實在人,剛到周家做用人沒幾天,主奴之間尚未達到親密無間的程度,這麼一筆巨款隨手就送出去了,實在有些放心不下,心想:殷大人收了錢寫個條兒,我拿了這條兒也好回周老爺的差。 這大概是讓周福清最後悔的一件事了,典型的用人不當嘛,哪有送人錢財要人收條的道理? 陶阿順不管,大聲嚷嚷:哪有收人萬兩銀子不寫個收條的事兒? 咳咳,據說,這殷大人並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也不是清廉如水,要不是當時副主考周錫恩(一說是蘇州知府王仁堪)同時在船,估計錢也就收了,事也就辦了。 這種事只能天知地知,不能他知,可偏偏有人同船看到並聽到了,殷大人只好公事公辦,扣押陶阿順,交由蘇州知府處置。 周福清倒也爺們。據說王仁堪等人在庭審的時候有意為之開脫,周福清渾不領情,公堂之上供認不諱:大家都如此,我獨做不得?況且,這錢也沒送出去,事也沒辦成,頂多算個未遂。 朝廷可不這麼看。科舉為國選材,在很大程度上關係國家命脈,其權威性和公正性不容玷污,發現弊案,必定嚴懲!本案人證物證齊全,嫌犯證言也與物證人證形成了證據鏈,眾目睽睽,白紙黑字,不可抵賴。 審理之時官員們揣摩上意:年後就是太后大壽,上上下下都在營造喜慶祥和氛圍,不宜多開殺戒。層層審理,多方開脫,刑部沒有判處周福清死刑,而是提出了充軍的判決建議。 照例,先由刑部擬罪重,後由皇帝御筆改輕,以顯示皇恩浩蕩,也就是說最後的判決結果理應好於充軍。可沒想到,年輕的光緒皇帝想重振朝綱,從科舉除弊開始,於是下詔: 「科場舞弊例禁綦嚴,該革員輒敢遣遞信函,求通關節,雖與交通賄買已成者有間,未便遽予減等,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以嚴法紀,而儆效尤。」 這就苦了周家的婦孺,他們多方籌集款項,打通關節,尋求輕判。因為雖然是死刑,但執行時間在「秋後」,這就有了操作時間,況且,秋後決不決,還需要皇帝再次批示,而天心難測,且皇恩總是浩蕩的,也許心念一轉就筆下留人了。 要讓皇帝筆下留人,慣常的操作是在遞交給皇帝的摺子上做手腳。為了顯示皇帝的「宅心仁厚」,每年秋決的時候總不會把當年判斬監候的犯罪全部殺掉,總要留下一些。按照習慣,皇帝會把上面一排名字畫個勾,沒有劃勾的名字,這一年度內就不用執行。 可是,要把周福清的名字放在下一排而不是上一排,只有錢能做得到。而與命相比,錢又算什麼呢? 就這樣,每到秋天,周家都要花費大筆銀子上下打點,以求得御批當中的皇恩浩蕩,銀子就嘩嘩地流出去了。 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多所監獄中的犯人乘亂逃跑,清廷平定之後,決定凡能投案者悉予免罪,新任刑部尚書薛允升依此例奏請赦免周福清,於是1901年3月19日,周福清被赦免了,而此時,他已經在浙江臬司監獄中戰戰兢兢地度過了八年。 在獄中八年,周福清雖隨時懸著達摩克里斯之劍,卻也過得清閑,有小妾潘大鳳和孫子周櫆壽在監獄之外「陪獄。」年輕的周櫆壽還在杭州遇到了自己無疾而終的初戀,而潘大鳳在周福清去世之後,卻跟著櫆壽的一個混混朋友私奔了。 周福清下獄之時,孫子周櫆壽的大哥樟壽只有13歲。父親肺癆,祖父下獄,長房長孫的樟壽只得在眾人的指指戳戳中奔波於當鋪與藥鋪之間,而父親死後,只得隨母回到鄉下,淪為眾人眼中的「乞食者」。 周福清1904年去世。那年8月,周樟壽在日本仙台遇到了他尊敬的老師藤野嚴九郎。後來,他從幻燈片上看到了被日本人處死的清國人,覺得這些以間諜罪被日本人處決的清國人在體格上並沒有多大缺陷,卻在思想上完全麻木,學醫又有什麼用呢? 再後來,經過一個假期的彷徨之後,就離開仙台到了東京,棄醫從文。 周福清去世15年後,在北京站穩腳跟的周樟壽回到故鄉接家眷,看到了周福清寫了大半輩子的日記,覺得周福清的日記太無聊了,寫的都是什麼時候買了個小妾,小妾又生氣了之類,一把火全燒了。 周樟壽一寫就是《狂人日記》,再寫就是《阿Q正傳》,中國文壇就此他留下了主位。 周樟壽發表作品時,筆名魯迅。那幺弟弟周櫆壽就是周作人,後來娶了個日本女孩,再後來兄弟倆因此不相往來。 當年科舉舞弊案給魯迅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創傷,因為周家自此家道中落,家族急劇衰落也讓魯迅很早看清世態炎涼,連臨終前他留下的話都是:一個都不寬恕。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未荒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