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首相前得力助手因腐败被判处24年监禁
2026 年 6 月 24 日
1934年，鲁迅在《新语林》杂志发表文章《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结尾是这么一段话：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忍不住大笑了几声——原来鲁迅也曾如此竭力证明过自己不是“境外势力”…… 为什么呢？ 首先可见鲁迅当年面对过的谩骂也绝不会少。那时候倒是没有网络评论这种东西，鲁迅面临的“喷子”主要来自文化界名人。 在那个年代，文化界秉持“天朝上国”思想的人还是不在少数，甚至还有辜鸿铭这样、虽然精通西方文化却依然坚持妇女裹小脚、男人留辫子的奇葩学者，就可以想见鲁迅必定要承受相当多的文化界骂名。 当然，来自读者的谩骂肯定也不在少数。虽然那时候没有即时可见的评论，但读者来信却是正常的事情。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名作家每天收到几封信是常态。估计鲁迅也收了不少挨骂的读者信，否则也不会这么积极主动“自辩”。 让鲁迅这种铁打一般的人无奈自证不是“境外势力”，那一定是骂名已经到了影响他名誉甚至生活的地步。 那咱们就看看这篇小文鲁迅到底写了啥，一定要自证一下才敢“发帖”。 开头，鲁迅先吐槽了下别人给他的“催生”冷脸：因为长期没有生孩子，鲁迅也曾被别人另眼相看。房东太太甚至有时嫌弃他，不让自家的孩子过来玩。 然后，鲁迅讲了生孩子后发现中日两国孩子的不同：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尽管鲁迅觉得这种刻板印象不妥，但他还是分析了一下中日孩子性格区别原因究竟为何。 他的结论大致是：中国家长严厉的打压教育，习惯于压制孩子的天性、对孩子批评和否定，长久下来孩子便容易倾向于内敛和“驯良”。 说到这里，他甚至讲：考虑到保护孩子的天性，他倒宁可自己儿子骂自己、反叛自己。 然后鲁迅总结道：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 这段还是关于孩子教育，但他立刻笔锋一转，来到了社会议题： 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这段是什么意思？ 联想到现在，大抵就是：外国人礼貌文明？那不过是虚伪，看咱们性格多真实；外国人做事讲原则？那不过是死脑筋、死性——傻老外；外国人总喝冰水？你看，他们就是野蛮吧，都没进化到喝开水；他们还有什么“皿煮”？那更是笑料。 其实鲁迅的意思并不是啥都效仿西方便好，而是说有些该改进的地方，总得改进，而不是因为洋人是那样，便以仇视的态度作为不改进的理由。 所以鲁迅说：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这段又如何理解？ 我看春秋战国史，人的性格跟现在咱们中国人这种内敛压抑的状态很不一样，而是天真、率性、自然、奔放。那时的人说爱就爱、说恨就恨，直爽而不绕弯，也很少在权贵面前当奴才，大臣甚至平民跟国君杠上几句也是常见的事情。 但是秦以后，中国人的天性就一步步被中央集权压制，到了明清抵达巅峰。以至于外国人在清朝刚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惊讶于那种面对权力的极度奴性。 到了这里，鲁迅终于敢提出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方面的主张：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模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模仿”绝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模仿”的。”会模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 这段发到现在的网上，恐怕会被网友们喷死：你说学习美国我还要考虑考虑，你竟然敢说学习日本？ 于是，鲁迅写出了开头我引用的那一段：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终于，鲁迅自证不是“境外势力”了。可见一些“爱国者”们的思路至今没有什么变化——你主张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方面，那你便是卖国贼。但如果你说中国一切都是最好、一切都最文明，不需要再学习，甚至还要西方来学习我们，那你便是爱国。 鲁迅这篇文章发表于1934年，可能为了少挨骂，他当时署名是“孺牛”。 时间过去了刚好90年，鲁迅如果还活着，他现在当作何感想？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PART/1 鲁迅在《流氓变迁史》一文，把流氓的起源追溯到墨子门徒，也就是“侠”。作为侠，要求高，死亡率高，回报还低，就演变为强盗，但继续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子。 后来，有侠气的人逐渐被消灭，奴性逐渐成了主流，做强盗又不安全，于是就成了流氓。 流氓们平日里做些啥事体呢？鲁迅写道： 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 所以流氓有3个特征，一是有一个虚拟的借口，比如替天行道、维持风化；二是所作所为却是伤害人的事情；三是只挑弱的下手，强横的非但不敢犯禁，一般是要下跪的。 这可称为“流氓三定律”。 总结起来，所谓流氓，就是幻想着自己是在做一件崇高的事情而安全地去伤害他人。流氓可以表示一个人、一个群体，也可表示一种行为一种思潮。 PART/2 最近，以爱国的名义起诉莫言、举报商家、围攻农夫山泉，是流氓变迁的新形态。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行为符合“流氓三定律”。 首先他们宣称的“爱国”，是虚假的。 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并不需要在强国论坛上达到多少分才算爱国。谁会不爱自己生活的地方呢？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朴素地爱国，比如多交税、多买房、多生孩子等是爱国，但你不能说别人交税少、不买房、不多生孩子就是不爱国，也不能因为别人对一些问题有意见就是不爱国。 爱国也是一种道德自律，是对自己的要求。有人立下宏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无疑是爱国，有人抱怨搬砖烫手，也不是不爱国。赞美是爱，批评也是爱，都是让我们生活的国家变得更好。 这些道理应该很简单吧？ 但他们爱国的方式是指责别人不爱国。并且他们指责别人不爱国的依据也极不靠谱，等同于构陷。比如莫言“侮辱先烈”、商家装饰有日系元素、农夫山泉的包装是日本文化等。 买华为还是苹果，喝娃哈哈还是农夫山泉，喜欢国漫还是日漫，和爱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说别人不爱国也绝不代表自己爱国。这是对爱国的“矮化”。 其次，他们的行为目的和结果都是伤害他人，小一点伤害个人利益，大一点伤害一个企业，再大一点伤害营商环境，更大的伤害我们国家。整天对自己的作家、商家、企业下手，这不就是“亲者痛仇者快”吗？ 最后，他们只会对自己安全的、能欺负的下手。比如说继承人国籍这事，某遥遥领先公司老板的长女也是外籍，某地事业单位要招聘外籍人员，你敢站出来说一句抵制、反对吗？当然我并不赞成有人这样做，因为毫无必要。 “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鲁迅的这一句来描述现在的所谓爱国者，非常的生动而贴切。 PART/3 《流氓变迁史》发表于1930年，近100年后仍然能感受到先生的犀利和深刻扑面而来。 这也说明，100年了还没变。流氓还是一样的流氓，还是那么多的流氓，还是流氓得那么理直气壮。 这也说明，流氓不是通过讲道理能够变得不流氓的，无论是像匕首一般犀利，像流水一般谆谆善导，还是像央媒一般一锤定音。 就在前几天，央媒还集体下场，批评“战马行动”是碰瓷爱国主义，把爱国当成流量生意，是“碍国”而不是爱国。 但毛星火以及围攻农夫山泉的众多流量收割者，能听进去吗？ 其实我对批评流氓兴趣并不大，我曾在《有人不能点灯，有人却在放火》这篇文章中谈过这个问题。 把破坏营商环境的责任推给他们，就如鲁迅所说：“不是等于向着缚了手脚的人，要求他们去捕盗么？” 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流氓本身，而在于产生流氓的养分和流氓得以大行其道的空间。流氓只是在点灯，但有人却是在放火。 养分和空间是什么？鲁迅说了，“终于是奴才”。十年前有一位老人说，要让人生活得有尊严。 他们讲的是同一回事。 如果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改变，那么再过100年，鲁迅的文章仍然会犀利如新。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慢慢
上一篇文章流浪星球去了。 既然一些人听不得经济学、法学的道理，那就讲几个小故事吧： 01 股神巴菲特一直存有一只股票，而且只保留1股。 原因是这只股票的公司资产在古巴，有一天突然被卡斯特罗查封了。 他曾提出抗议，但毫无用处。 后来他决定一直保留着这只股票，来提醒自己某些地方的法律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02 1925年，鲁迅写了一篇文章，叫《风筝》。 起初，鲁迅觉得风筝害了弟弟，应该被禁止。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 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后来，当这种情绪砸向他自己时，他醒悟了。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是，即便醒悟，也为时已晚，一些人的青春，一些人的快乐再也寻找不回。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 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成年后鲁迅知道，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彩的，包容的，相互理解的。 而不是成年人对未成年的己所不欲，一禁了之。 03 这个故事我说过不止一次了，但因为太过经典，以至于我每年都可以讲一下： 非洲有一个国家，叫津巴布韦。 这个国家资源富饶，盛产宝石、黄金，是理想的投资胜地。 但现在基本没有什么外商敢去那做生意了。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招商政策，说变就变。 最初，外国人投资得好好的，但当地突然宣布“国有化”，强迫性把别人开的公司，没收国有，并把外资赶走了。 过了段时间，津巴布韦穷了，于是再次宣布“招商”，又说欢迎外资开发。 一批外资又来了，钱又投进去了，没想到当地又宣布“国有化“…… 就这样，反复蹂躏。 几轮之后，津巴布韦仍是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虽然这里有大量的金矿、镍矿、铁矿，可是完全没有人敢开发，甚至穷到经常停电。 04 商鞅变法第一天的动作，是在菜市场的南门口立下一根木杆，说只要能搬到北门，就赏给十镒黄金。 当时老百姓很惊讶，但没人敢去搬，生怕被坑。 后来一个人，壮着胆子搬了，结果真的得到了封赏。 因为商鞅的法律如山，不可动摇，秦国的变法取得了空前成功，吸引了天下之才，为后来的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05 刘邦平定天下后，害怕手下的人谋反，于是找张良问对策。 张良说，你先把自己最讨厌那个雍齿封个候，如果大家见到你最讨厌的人都被封赏了，那人心也就安了。 果然群臣见状都松了口气： “雍齿都被封为侯了，我们还虚什么。” 这件事情，被人们广泛传颂并称赞刘邦的气度，史称：雍齿封侯。 06 最后，不说故事了，说点真实的数据吧。 目前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所使用的的娱乐App排名中，短视频排第一。 比游戏时间长10%！ 90、00后的成长不良，是游戏背锅。 70、80后的成长不良，是看课外书、小说。 那现在背锅的，是不是就是短视频了？ 每一代的问题孩子，都有一个锅，然而归根结底，还是失败的家庭教育或者社会教育。 这话我过去说不出口。 因为王小波说出了核心：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如今，当我看到父母抱着手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刷1、2个小时不动，心理只有愧疚。 作为孩子，我没有做好陪伴他们的工作，就感觉自己挺无能的。 但我不愤怒，也不说短视频害人，即便我有这样的思维惯性。 知道谷爱凌为什么不爱玩游戏吗？ 因为他妈妈从小就带她跳伞、滑雪、冲浪、环游世界。 当她抱着滑雪板疯一天的时候，她的母亲绝不是拿着鸡毛掸子盯着骂： “还在玩？回家做作业去！” 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不得不说理念的先进，决定了教育的先进，教育的先进，决定了人的素养。 无能就是无能，为无能找借口，那是差了境界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今年高考出现了舞弊案。 湖北黄陂一女考生，成功逃过层层安检带入手机，在数学考试中求助场外，导致试卷泄密。 这让人想起光绪十九年高考舞弊案。 1871年辛未科的科考并未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几乎可以用《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标题”nothing significant”来形容。 只是那一科同榜进士中的两个人后来演绎了一个著名的高考弊案，而有人追溯到这个时点。 22年之后的1893年，为了迎接“每逢万寿必疆无”的太后的大寿，清廷特地举办了一次恩科，这一科称之为癸巳恩科。 1871年辛未科三甲第三十五名周福清，托请同科的二甲第十七名殷如璋关照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五名子侄。此时的殷如璋，正出任周福清家乡浙江的主考。 周福清请托的方式很有科举时代的代表性。 因为科考都是考文章，所以通过“常用词检索”的方式作弊就比较方便。就是在考卷上出现独特的字词，考官看到这几个独特的字词就知道是谁的文章了。这种作弊方式隐蔽性强，且较为文雅，不太容易被读书人当场拒绝。 周福清告诉殷如璋，他的这五个子侄，在卷面上都会写上“宸忠”、“茂育”四个字。 见字如面，你懂的。 但这种方式约束力太弱，仅凭交情和这几个字词还远不足以让主考官直接点名。毕竟，有交情和能想出几个独特字词的人不止一个；毕竟，这主考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是吧？ 必须辅之以其他手段！周福清门儿清得很，按照市价每人2000两银子，五人合计一万两白银，随同请托的纸条，银票一并奉上。 1893年9月7日，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殷如璋的船刚刚停在苏州阊门码头，一个名叫陶阿顺的人求见殷大人。陶阿顺的身上带着周福清请托的信件和银票。殷如璋心领神会，但不便当众拆开，便搁置桌旁，表示不在意的样子，让陶阿顺先回去。 事情发展到这里一切都很顺利，周家五个应考的年轻人似乎可以高枕无忧。 然而，陶阿顺是个实在人，刚到周家做用人没几天，主奴之间尚未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这么一笔巨款随手就送出去了，实在有些放心不下，心想：殷大人收了钱写个条儿，我拿了这条儿也好回周老爷的差。 这大概是让周福清最后悔的一件事了，典型的用人不当嘛，哪有送人钱财要人收条的道理？ 陶阿顺不管，大声嚷嚷：哪有收人万两银子不写个收条的事儿？ 咳咳，据说，这殷大人并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也不是清廉如水，要不是当时副主考周锡恩（一说是苏州知府王仁堪）同时在船，估计钱也就收了，事也就办了。 这种事只能天知地知，不能他知，可偏偏有人同船看到并听到了，殷大人只好公事公办，扣押陶阿顺，交由苏州知府处置。 周福清倒也爷们。据说王仁堪等人在庭审的时候有意为之开脱，周福清浑不领情，公堂之上供认不讳：大家都如此，我独做不得？况且，这钱也没送出去，事也没办成，顶多算个未遂。 朝廷可不这么看。科举为国选材，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国家命脉，其权威性和公正性不容玷污，发现弊案，必定严惩！本案人证物证齐全，嫌犯证言也与物证人证形成了证据链，众目睽睽，白纸黑字，不可抵赖。 审理之时官员们揣摩上意：年后就是太后大寿，上上下下都在营造喜庆祥和氛围，不宜多开杀戒。层层审理，多方开脱，刑部没有判处周福清死刑，而是提出了充军的判决建议。 照例，先由刑部拟罪重，后由皇帝御笔改轻，以显示皇恩浩荡，也就是说最后的判决结果理应好于充军。可没想到，年轻的光绪皇帝想重振朝纲，从科举除弊开始，于是下诏： “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这就苦了周家的妇孺，他们多方筹集款项，打通关节，寻求轻判。因为虽然是死刑，但执行时间在“秋后”，这就有了操作时间，况且，秋后决不决，还需要皇帝再次批示，而天心难测，且皇恩总是浩荡的，也许心念一转就笔下留人了。 要让皇帝笔下留人，惯常的操作是在递交给皇帝的折子上做手脚。为了显示皇帝的“宅心仁厚”，每年秋决的时候总不会把当年判斩监候的犯罪全部杀掉，总要留下一些。按照习惯，皇帝会把上面一排名字画个勾，没有划勾的名字，这一年度内就不用执行。 可是，要把周福清的名字放在下一排而不是上一排，只有钱能做得到。而与命相比，钱又算什么呢？ 就这样，每到秋天，周家都要花费大笔银子上下打点，以求得御批当中的皇恩浩荡，银子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多所监狱中的犯人乘乱逃跑，清廷平定之后，决定凡能投案者悉予免罪，新任刑部尚书薛允升依此例奏请赦免周福清，于是1901年3月19日，周福清被赦免了，而此时，他已经在浙江臬司监狱中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八年。 在狱中八年，周福清虽随时悬着达摩克里斯之剑，却也过得清闲，有小妾潘大凤和孙子周櫆寿在监狱之外“陪狱。”年轻的周櫆寿还在杭州遇到了自己无疾而终的初恋，而潘大凤在周福清去世之后，却跟着櫆寿的一个混混朋友私奔了。 周福清下狱之时，孙子周櫆寿的大哥樟寿只有13岁。父亲肺痨，祖父下狱，长房长孙的樟寿只得在众人的指指戳戳中奔波于当铺与药铺之间，而父亲死后，只得随母回到乡下，沦为众人眼中的“乞食者”。 周福清1904年去世。那年8月，周樟寿在日本仙台遇到了他尊敬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后来，他从幻灯片上看到了被日本人处死的清国人，觉得这些以间谍罪被日本人处决的清国人在体格上并没有多大缺陷，却在思想上完全麻木，学医又有什么用呢？ 再后来，经过一个假期的彷徨之后，就离开仙台到了东京，弃医从文。 周福清去世15年后，在北京站稳脚跟的周樟寿回到故乡接家眷，看到了周福清写了大半辈子的日记，觉得周福清的日记太无聊了，写的都是什么时候买了个小妾，小妾又生气了之类，一把火全烧了。 周樟寿一写就是《狂人日记》，再写就是《阿Q正传》，中国文坛就此他留下了主位。 周樟寿发表作品时，笔名鲁迅。那幺弟弟周櫆寿就是周作人，后来娶了个日本女孩，再后来兄弟俩因此不相往来。 当年科举舞弊案给鲁迅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因为周家自此家道中落，家族急剧衰落也让鲁迅很早看清世态炎凉，连临终前他留下的话都是：一个都不宽恕。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未荒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