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出生地和工作上的缘故，我和上海，特别是旧上海有过很多年的“近距离”接触。许多外地人也许不知道，仅仅弹丸之地的小上海，近代以来言必称“大”：大世界、大舞台、大光明、大酒家、大旅社、大药房⋯⋯以至后来索性直呼“大上海”了。我对上海人较早接受西方文明领风气之先而产生一定程度的优越感可以理解，但对由此产生看不起外地人的“大上海主义”一直持激烈的反感态度，由此也引起一些上海人的反感。 有一年参加一次全国性的“上海学”研讨会，我抛出了一个观点：我说上海更象一个由西方文明（父系） 和东方文明（母系） 苟合而生出的私生子。说苟合是想说明母系一方原本是不怎么情愿的，但说她完全拒绝也不符合事实。严格地说，是在一种受西方文明诱惑，晕晕乎乎懵懵懂懂，欲拒还迎半推半就的状态中完成交媾而诞生出的上海。现在中国人喜欢说私生子尤其是混血儿比传统正常受孕的孩子更聪明漂亮，这方面我没有资料数据证明，但用来比喻形容近代上海的产生形成倒是无心插柳、恰到好处的。 会上我特别列举了让无数上海人乃至许多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上海外滩“万国建筑博览”，它早已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上海对外开放的形象和海纳百川的标志。这实在是一次误读，一次严重的误读。如果有兴趣追溯历史，会发现这是不值得上海人中国人自豪和夸耀的。这一建筑群的崛起一开始并且后来既没有和中国人商量沟通，也没有整体的规划与设计，完全是西方列强按照他们各自的军事经济实力，按照他们各自的建筑风格，甚至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是从所在国海运而来。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幢幢在当时的国人眼里的欧式摩天大楼在半月型的沿江烂泥滩上拔地而起，以至有西方媒体惊呼“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上海却是。”中国人，当然主要是中国的上海人或者说上海的中国人，只有在一边仰视的权利（ 有时连仰视的权利也没有），只有做小工卖苦力的份（ 这很有点象今天进城造大楼的农民工），因此完全是强迫和被动的。 我的观点遭到老先生们的几乎一致抨击，谓之妄自菲薄，民族虚无主义—- 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新式说法。但却受到少数几个（本来就没几个） 年轻学者的激赏。 二十世纪末，为撰写拍摄电视片《上海艺术史话》，我专门去看了当年的汇丰银行（ 今浦东发展银行）大楼穹顶上的精美壁画，题材分别为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香港、曼谷、加尔各答以及上海，那叫一个金碧辉煌，横跨整整一个世纪，材质色彩光鲜依旧如新；原本奏《教堂钟声》文革中改奏《东方红》报时的海关大楼巨钟，当我亲手摸到指针时我才感觉到什么是巨钟，而这巨钟已经矗立了一百多年；特别当我走进沙逊大厦（ 今和平饭店）CEO跷脚沙逊下榻的主卧室，浴室里豪华精致的设备，接待方特别提到笼头水管至今未生锈实为罕见，四九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重访上海时提出想住和平饭店的沙逊卧室，为的是上午起来撩开窗帘，俯视黄浦江和外滩风光，想象一下当年帝国主义冒险家沙逊富翁的临窗感受。据说那一晚斯诺只花了十六美元。 这就是上海。这就是百万知识青年离开上海去上山下乡，百万男女老少离开上海去异国他乡，嘴里心里夜里梦里永远念叨的故乡—-上海。
那年，改革开放初启的中国，我以电台娱乐节目《夜上海》的记者身份，采访了刚刚出现的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 这支老年爵士乐队成立于1980年，是上海最负盛名的爵士乐队之一，全队由六名老乐手组成，至少当时是国内唯一的老年爵士乐队。 乐队的创办人、队长周万荣与爵士鼓演奏者程岳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风靡上海滩的百乐门舞厅里由中国人组成的爵士乐队─杰米•金乐队的成员。 乐队由六位从事音乐事业半个多世纪的音乐家组成，特别擅长演奏欧美三十、四十年代的流行爵士名曲和中外怀旧金曲，拥有五百多首保留曲目以供雅俗共赏。乐队曾二十多次受邀出访美国、日本、新加坡及台湾等地；接待过的贵宾更是多不胜数，包括美国总统卡特、里根、克林顿，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都曾来过这里，欣赏过他们出色的演出。 生于一九二〇年的小号手周万荣递给我一张中英文双语的点歌单，我的眼睛一下子扫到那首译成《坐船到上海去》的歌名。 此刻，窗外，华灯初上，霓虹闪烁；室内，杯盏延祧，管弦交响，我的脑海里，顿时涌出维克多•沙逊抑或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等一连串名字，那些后来被称为“冒险家”的一群欧美白种人，犹太人，当年怎么坐上巨轮，从大西洋，太平洋，不远万里涌向上海，开始他们的冒险生涯…… 我点开了Google查询，维克多•沙逊爵士，第三代从男爵，GBE（Sir Ellice Victor Sassoon, 3rd Baronet，1881年12月20日－1961年8月13日）是英籍犹太富商沙逊家族的第四代，商人及酒店经营者，塞法迪犹太人，来自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沙逊家族商人和银行家族。一战期间，维克多服役于英国皇家飞行队，1916年在作战中飞机失事中幸存下来，左脚负伤致残，此后必须借助于2根手杖行动，人称“翘脚沙逊”。他在上海房地产业的投资规模达数百万美元，一度在上海拥有1,800 多处房产，推动上海的房地产业走向繁荣。他收购了华懋地产公司等至少50家公司。沙逊于1929年在外滩20号建造了高10层的沙逊大厦（华懋饭店，Cathay Hotel），1930年3月，新沙逊洋行的新总部在上海沙逊大厦开业。 我在十几年前写的《说说上海》中有这么一段： 特别当我走进沙逊大厦（ 今和平饭店）CEO跷脚沙逊下榻的主卧室，浴室里豪华精致的设备，接待方特别提到笼头水管至今未生锈实为罕见，四九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重访上海时提出想住和平饭店的沙逊卧室，为的是上午起来撩开窗帘，俯视黄浦江和外滩风光，想象一下当年帝国主义冒险家沙逊富翁的临窗感受。据说那一晚斯诺只花了十六美元。 而那个哈同，据海上野史记载，原本是个穷得只剩下裤衩的外国“小瘪三”，拎一只装着旧衬衫破西裤的行李箱跑到上海谋生。一上网果不其然： 哈同（网络图片） 1851年哈同出生于巴格达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1856年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并加入英国籍。他在那里就读于大卫•沙逊（你说巧不巧，跟沙逊家族搭着关系了）资助的慈善学校。1872年只身东来香港，第二年转到上海，在已经是维克多•沙逊（更巧了）执掌的沙逊洋行供职，担任收租员和守门人。1886年三十五岁时才与一名中法混血、笃信佛教的烟花女子罗迦陵结婚。 哈同迅速在上海房地产领域展现其经营天才，1887年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1898年又改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1901年脱离沙逊洋行独立创办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业。 哈同在开发经营”上海的第五大道”——南京路时获得巨大成功（他占有南京路地产的44％），出资60万两白银用铁力木铺设了部分南京路，此举不仅提高了其在上海的知名度，更使其在南京路的房地产大为增值，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富翁之一。 1904年开始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购地300亩，花费70万两银元兴建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是典型的中国式园林。哈同又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化，还在园内创办了仓圣明智大学。 哈同花园（网络图片） 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由哈同领养了一些外国孤儿为养子女，后来罗迦陵也领养了9名中国孤儿为内侄子女，对外号称“百子”，爱俪园内还专建“百子亭”。我曾在某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写过小文《爱俪园里皮黄声》，说的就是哈同夫妇在“百子亭”搭台，请来一众京剧名角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干儿干女，出将入相，粉墨登场，闹猛了好几天。 1931年6月19日，哈同在爱俪园病故，留下高达一亿七千二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据说仅罗迦陵缴纳的遗产税就达一千八百万元。1941年罗迦陵也去世，但因夫妇二人留下的遗嘱有很大出入，引发旷日持久的哈同遗产案。1954年，新政府征用了爱俪园，建造中苏友好大厦，中苏交恶后改成上海展览中心。 有意思的是，哈同虽然比沙逊整整大了三十岁，但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活到了正好八十岁。 那首让我浮想联翩的《坐船到上海去》如今难以寻觅，但就像另一首《As time goes by》（时光流逝）的歌词一样，“无论未来如何，时光流逝，唯月光和热爱的歌曲，不会老去。” No matter what the future brings As time goes by Moonlight and love songs Never out of date 作为人，你我都会老去，留下这些文字放在网上，也许还能永久留存。 写于2022年2月
记不得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么一句“人血不是胭脂”。 因为年轻，因为愚钝，记得这六个字不是因为震撼，只是觉得比喻特别，还有点好玩。“人血”和“胭脂”除了颜色都是红的，两者实在没有什么可比性。随着岁月和阅历，渐渐悟出这句话也许想说血腥和暴力不美，不是审美对象，是不可以拿来欣赏的。而当我从网上读到署名铁流的《一千个北大荒人的名字，一千条才华峥嵘的生命》时，我好象一下子明白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 这份近千人的的名单全部有编号顺序。因为长，占了很多页码，读一遍要花很长时间。当我用电脑鼠标器从头到尾从上到下拉一遍时，忽然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浑身发冷的感觉。这多么象一个外科医生开刀时，那把手术刀轻轻地，慢慢地，从一个人的背后，从头顶天灵盖开始，一直划到脚底跟，血渗出来了，溅出来了，戴着大口罩的医生眼都没眨一下；看得见骨头、血管、筋脉、内脏了，医生依然不为所动，依然有条不紊…… 作者铁流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北京潘家园淘古搜旧时，发现了这份一千个北大荒右派受难者的名单。拥有者也许想把名单当古董卖，铁流势在必得这份名单不仅仅因为自己也是右派（当年共青团中央的三大右派之一），而是它具有的重大史料价值。几经交涉，铁流最终获得。 这是一份１９５８年中央国家机关２５部５院５委５托１行１局和军委五总部等单位将右派送往北大荒８５０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份子名单。 名单不知何人何时何地整理。许多人有职业，职称，级别，但无性别；有的有出生年份出生地点，多数没有；一般的只有寥寥几字，多也不过几行；已故者多有死亡原因，个别有名的还有简单介绍；有一些看不明白，如右四、右五、右六……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一千人全是知识分子。 但不管文字多么短多么少，这份名单中的每一个号码，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在北大荒度过的日子，大多是他们一生中的青春年华，黄金岁月。茫茫荒原，漫漫长夜，劳动，改造，饥饿，寒冷，疾病，死亡。一肚墨水无人识，满腔冤屈何处诉？名单中有铁流认识并赏识的名人如高汾（《大公报》名记者）、戴煌（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殷毅（著《回首残阳已含山》）、吴永良（著《雨雪霏霏》）等，铁流提到这些为８５０留下文字的知识分子时感慨万千：“文如人，字似血，一文一字都在呼唤中国的民主自由。真是，北国风冷，陈尸未腐，呻吟仍在，铁钳锁喉，问神州大地，何处是春天？一千条生命，一千个花蕾，记录着历史的灾难。” 名人毕竟是少数，名单上大部分是不怎么有名的，或者说８５０使他们很难再有成名的可能。因版面有限，我先在不怎么有名的的名单中挑出几十个非正常死亡的，又在这几十人里筛选出三个死难瞑目的： ６３３郭冠军，１９３１年生于河北东鹿县，副科长２０级。１９６０年１２ 月在８５０一分场听到自己摘帽子的消息，欣喜若狂，他和大家一一告别，还把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悉数拣出，送给伙伴们留念。当夜，他由于极度兴奋引发心力衰竭而死去。 ７１６杨泰泉，１９２５年生于四川大竹县，三部科员，中尉，副连级。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挨饿浮肿而死，从来不说话。 ８１１赵应谦，１９２８年生于陕西紫阳，中央警卫师，中尉宣传助理员，离开８５０到东方红林业局工作。在全国恢复高考时，他在陕西的女儿高考分数优异，只因父亲是右派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接到女儿来信，他愧疚自缢而死亡。 这三人死在不同的时段：杨泰泉饿死在当右派时，特点是从来不说话：郭冠军死在摘去右派帽子的当夜，特点是极度兴奋；赵应谦已经逃过了难关，已经快要忘记自己是右派了，最后还是死在这顶帽檐下，他给我的震撼是“愧疚自缢而死”。 谁应该为这样的悲剧愧疚？亲手发动者没有愧疚，积极参与者没有愧疚，盲目卷入者没有愧疚，首当其害者倒愧疚起来，还连累女儿，最后自己结束生命。这可真是天地颠倒，是非混淆呵！ 在记录者看来，８５０就是一个代号，不需要再作解释说明。我想，如果更多的人给予８５０更多的关注，有一天８５０也许会和作家杨显惠笔下的“夹边沟”一样出名，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一样留在共产主义的辞典中。 说什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说什么“悲剧不会再重演”，说什么“不提这些有利于安定团结”……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会说都会背的那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怎么都不说了？ １９５７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反右”运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人们习惯于把若干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然后说这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人来说，五十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时间长度。而对于北大荒８５０农场的这一千名右派来说，他们的内心深处会忘记吗！ 作为个体的人，８５０那些右派苦难遭遇中的每一下饥饿引起的痉挛，每一晚恶梦过后的余悸，每一次审讯带来的恐惧，每一种歧视造成的折磨，都不应当被忽略，更不用说那些带体温的人血和鲜活的生命。 “人血不是胭脂”，此时此地我觉得我读懂了这六个字。 200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