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多市議會拒推行紫色垃圾桶計劃
2026 年 7 月 15 日
1 八月份，山東成武才剛因為基層執法人員的名言上了趟熱搜。 網路圖片 一個月後，這個菏澤的下轄縣又成功吸引了全國網友的注意。 這次「出圈」是因為該縣的發展統計公報里寫了這樣幾句話： 「2023年全縣完成公共財政收入166899萬元，比去年增長9.0%。」 「全年全縣完成公共財政支出508091萬元，比上年增長-11.4％。」 「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8778人，發放養老待遇7.85億元； 企業單位離退休人員13220人，發放養老待遇3.69億元；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領取人員11.94萬人，發放養老待遇2.51億元。」 知乎題主把這些數據提煉成了一個問題： 「如何看待成武縣體制內8800人養老金近8億，居民12萬人養老金2.5億？」 還能咋看。 只能說，這個歷史悠久的小縣頗有養士之德。 在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下，仍然把體制內退休人員照顧得非常到位，每月給他們發七八千退休金。 在人均GDP約為42034元的成武縣，這筆錢足以保障他們享受體面的老年生活。 對比一下當地普通老人每年兩千的退休金水平，我們瞬間更理解為啥山東人沉迷考公進編了。 很多年輕的朋友質疑：給公務員發這麼多退休金是否合規？ 其實，單從文件規定和程序正義的角度出發，這操作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這批退休老人工齡長—— 他們高中畢業就可以工作，中間沒經歷過下崗，工齡長且連續； 工資基數高—— 在15級工資制下，公務員定檔工資就比普通工人高，歷次工資體制改革又為他們建立了穩定的薪資增長機制； 社保繳費高—— 他們的社保完全由單位足額繳納，且在原有的養老金雙軌制下，甚至都不用自費繳納養老保險； 所以，這群人熬到退休就能拿這個額度的退休金。 至於這種厚待政策是否合理？ 每個人站位不同，給出的答案也不一樣。 支持者會說，高薪有助於養廉，一以貫之的好待遇能為體制吸納人才。 如此這般也能造福國家、造福社會。 反之，一味壓榨基層、剋扣其退休待遇，只會讓做事的人寒心，逼得他們魚肉百姓，或者懶政躺平。 到頭來，傷害的還是普羅大眾的利益。 **（學者觀點）** 反對者則吐槽： 「為了穩住養老金資金池，90後都得延遲退休。這幫老年人憑啥一個月什麼都不幹，還拿著高於眾多打工人的月薪？」 「這對年輕人公平嗎？」 2 體制內外養老保障存在差距，這事不算新聞。 早在十年前，社會各界就掀起過大討論。 彼時，養老金雙軌制還沒有完全廢除。 公務員不用繳納養老金，卻可以享受80%-90%的養老金替代率，拿的退休金和以前的工資差不多； 企業職工一直自費繳納養老金，但他們所能拿到的退休金卻只有在職工資的40%。 對於這種差別待遇，老百姓們普遍心懷不滿。 特別是那些服從組織安排轉崗去民企的公務員，他們看到自己的退休金和以前的同事差距懸殊，心都涼了。 一度還鬧出過群體性事件。 在人民網2014年發起的一項調查中，網友直言： 「養老保障是我國社保領域建設水平最落後實際的一項制度。」 幾乎每個人都在呼籲國家廢除雙軌制，縮小貧富差距。 各大報刊也積極跟進，整了一堆活人感十足的報道，直書不合理政策造成的社會不公，為改弦更張做足了輿論動員。 到2014年12月，養老金雙軌制終於宣告退出歷史舞台。 各地體制內公職人員不再享有養老待遇上的特權。 他們也和普通職工一樣，需要每月自行繳納養老保險。 為了照顧那些工資本就不高的中西部地區公務員，決策層還為這項改革設置了十年過渡期。 說到這裡，有人要問了： 「並軌有什麼意義？ 看看山東成武，公務員的退休金不還是普通居民的好多倍嗎？」 事實上，養老金並軌不是說所有退休老人都可以拿一樣多的養老金，而是說縮小體制內外的相對差距。 如果不並軌，今天成武縣的養老金差距或許就不止是42倍了。而在成武縣早年的統計公報里，我們確實發現了機關單位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是城鄉居民養老金45倍多的情況。 眾所周知，從既得利益者嘴裡搶肉是件兇險的事。 因此，配合養老金並軌，國家還設立了體制內人員職業年金制度。 在職業年金的補充下，退休公務員仍然能享受優厚的養老待遇。 就這樣，整套改革以一種相對平穩的姿態趟過了深水區。 到今年十月，這個並軌過渡期才算正式結束。 研究公共政策的老師們很喜歡提一個概念，叫「mudding through」，寓意在稀泥里慢慢前行，湊合著往前走就是勝利。 養老金並軌改革就有些這樣的意味。 過日子嘛，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縫縫補補才能安穩地過下去。 溫和漸進才能讓各方畫出同心圓，不至於太傷害某一方的利益。 3 把目光收回到成武縣。 我們注意到2023年的統計公報里，還寫了這樣幾行數據： 「失地農民待遇領取人員7484人，基金支出1969.13萬元； 失業人員937人次，發放失業金146.31萬元，為808名失業人員繳納職工醫療保險費34.01萬元。」 對比那14億養老待遇，這些支出算是小頭，但這可能已經是當地財政所能擠出的最大額度。 在收不抵支的大背景下，這個縣城既要贍養退休老人，又要維持公共服務，還要進行社會救濟。 小馬拉大車，想想就頭大。 而隨著老齡化的加劇，未來縣域社會的養老金支付壓力大概率會更加顯著。 成武的收支困境，恐怕也會更加嚴峻。 能給它創造GDP的年輕人越來越少，要問它拿養老金的人卻越來越多。 當然，也不止是這個小縣城。 即便是繁華的大都市，也會受到老齡化這隻灰犀牛的侵擾。 社科院的研究報告顯示，2030年到204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將超過30%。 到2050年，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4.57億，人口撫養比接近1：1。 也就是說每一個年輕人就要供養一位老人。 每一個老人手裡拿的養老金，全靠一個小年輕繳的社保來支撐。 畫面多少有點酸爽。 這將近5億老人，辛苦工作了一輩子，自然希望退休金多多益善。 可另一邊，其他年齡層同樣對社會福利抱有期待。 中年人渴望在失業時得到更多的救濟，平緩地度過人生的低谷期； 孩子們期待坐在環境舒適的校舍里好好學習，嚴寒酷暑有空調吹，天天都能吃到健康美味的營養餐…… 每個人都嚮往美好生活。 誰都覺得自己的需求是刀刃，可錢卻只有這麼多，能創造財富的人口也就只有這麼多。 到時候，該怎麼分蛋糕呢？ -END-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雷叔寫故事
中國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發布了延遲退休的決定，作為一項事關絕大多數人的公共政策，沒有聽取民意——哪怕以一種假裝的形式，沒有公開的討論，在中共三中全會過後不足兩月，就由立法機關通過，事實上，它構成了一起國家的違約事件。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60歲，女50和55歲——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確定的。如今70多年過去，國家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例如人口壽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從這個角度看，退休年齡確有必要延遲。但是這種必要性不等於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過程中就完全可以無視民眾，不去徵詢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或者以專家學者的意見去代替民眾意見。 所謂公共政策，要處在於「公共」二字，即它關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國家秘密或者處於戰時狀態，否則，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聽取民眾看法，並反饋於政策和法律，是現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識，此過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國的法律其實也有這方面的規定。 延遲退休決定無視公眾不滿 延遲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還不一樣，幾乎涉及每個勞動者的切實權益，所以徵詢公眾意見尤其必要。雖然延遲退休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為中國將要面對的現實而在專家學者和政府部門有過討論，期間也不時在媒體上成為一個話題，然而，中國當局從來沒有向公眾就這個問題公開徵求意見，更沒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會進行討論，作為政策出台的基礎。也許它在小範圍徵詢過相關學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後兩者儘管也受政策影響，但他們對延遲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廣泛的群體對這一問題的意見。當局不這麼做，當然不是因為技術上做不到——網路時代，就某項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徵求受影響群體的意見，簡直小事一樁，而是它頭腦里壓根沒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實民意的。民眾對延遲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滿正說明了這點。既然該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貿然更改它的合約內容，事實上就等同於違反了國家和勞動者達成的一個70多年的勞動合約。想想看，假如是一個企業，由於某種情況的發生，老闆可以在員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項實行多年的合同，使之變得對員工不利，是不是構成了一種違約行為？ 只是這種違約，員工還可以訴諸政府的干預，或者到法院起訴企業老闆，獲得一筆賠償，或者讓企業再改過來。但如今面對國家的違約，民眾無法訴諸救濟渠道，只能接受這個後果。此乃這次要人大常委會而非中國政府作出延遲退休決定的原因，也許在當局看來，在中國的憲制構架中，人大是權力部門；另外，理論上也是民意代表機關，既然人大同意通過，也就意味著延遲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權，無須徵詢民眾意見。 如前所述，雖然現行法定退休年齡已實施了70餘年，有調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點推出，論證過程做得紮實點，甚至做個樣子徵詢民眾意見，開放輿論討論，也不是不可以的。因為這並非是個十萬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馬上做不可。現在當局不惜忤逆公眾意志也要調整退休年齡，常理來看，背後定有某種不得已理由。 養老金缺口讓當局不得不打延遲退休主意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在向公眾解釋如此安排的原因時說了三點，一是有助於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利用，二是有助於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三是有助於滿足勞動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樣化需要。不能說她講得不對，但顯然，她迴避了問題的癥結所在。真實的原因在於，中國人口在這些年的劇降而導致的巨大的養老金缺口，讓當局倍感這一問題拖晚一天，形勢就危險一分。 延遲退休的宏觀背景是中國的人口危機，再疊加經濟的惡化。由於錯估計生政策帶來的人口壓力和人口紅利，中國的人口反轉比當局預想的來得更早，原來預測若干年後才會出現的人口危機在當局未作充分準備下突然到來。根據民政部數據，截至去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97億人、佔比全部人口的21.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7億人、佔比15.4%，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按這一進度，到2035年左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佔比超30%，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再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將達峰值。 發達國家到這一階段時，人均收入水平比當下中國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國在這兩方面都要落後很多，尤其是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體系耗費了太多的公共財政和資源，用於社保上的錢和中國的人口規模來講，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這幾年又遇上了經濟蕭條，企業和個人參保的部分也大幅減少，參保的積極性降低。這無疑給國家的社保體系構成了沉重壓力。就此而言，延遲退休是整個勞動者在為當局錯誤的人口政策買單。 中國的養老金缺口到了什麼程度？按照中國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報告，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將在2035年耗盡。未來30年，制度贍養率翻倍，養老保險支付壓力不斷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兩個繳費者來贍養一個退休人員，到了2050年，幾乎一個繳費者需要贍養一名退休者。屆時是否真的會出現如此巨大的養老金的虧空，當然可以爭議。 有一種說法認為，當局可以出售國有資產來彌補虧空。然而，問題在於，這一提議在現今社保體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過，之後也不斷被提起。雖然當局劃撥了部分國有資產用於社保，卻少得可憐，未來是否會大量劃撥，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如果經濟形勢不好，要用錢的地方太多，當局只能用國資這塊唐僧肉來救急，但至少現在還不是當局政策考量的選項。然而問題總要從現在開始解決，於是當局就在延遲退休上打注意，或許在當局看來，既然延遲退休有必要，晚動不如現在就做，故在三中全會過後，快速出台方案。 習近平常常敲打官員，群眾利益無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億，就變成了大事。可在延遲退休這件事上，習卻習慣性「忘記」了自己的警告。這反映出當局在所謂的群眾利益問題上，典型的言行不一，兩面派做法，口頭上講得好聽，可要動真格，群眾利益全然拋在腦後。這實際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當局施政的真實寫照。它也知道這樣做會引發民意反彈，所以不允許公共討論，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時官媒還可以對當局發出類似「延遲退休是對一代人的違約」的質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來後官方的「安慰」式解釋，就連這個「違約」之文在網路上也刪得乾乾淨淨。當局以為，它這一刪除，似乎大眾就不知道這是一起國家對它的人民的違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頒布「清退令」後，60歲以上男性、50歲以上女性及18歲以下青少年都被禁止從事建築施工作業，使得許多超齡勞工都被迫在城市邊緣「趴活」、打零工謀生。他們的辛酸遭遇近日經中國媒體揭露後，引發輿論嘩然，更讓各界憂心的是，據統計，未來10年內，有近8千萬名中國農民工將在缺乏社會與醫療保障的窘境下，邁入花甲之年。 中媒《財經雜誌》4月12日的報道揭露出北京日結工勞務市場的慘況：兩名50多歲的男人，為了一份日薪人民幣100元的清潔工作，在北京順義街頭搶破頭，但一旁67歲的男子因為超齡，根本連搶工作的資格都沒有。 該報道指出，每天清晨四點就來「趴活兒」(意指等待招工)的農民工中，不乏年滿60歲的長者，因為部分地方政府早自2019年就陸續出台「清退令」，禁止建築工地僱用60歲以上的工人，逼得他們這些年只能靠打零工維生，但競爭者眾，一連幾天都沒攬上活也是常有的事。 「超齡打工人」窘境：謀生無門 既然工作難找，超齡農民工們為何不退休返鄉? 65歲的白糧春工告訴上海媒體《澎湃》，他自90年代就為了家計走進工地，積蓄不多，女兒也要養三個小孩，讓他根本不敢肖想退休。 另有一群4月初就守候在上海嘉定區招工點的農民工們，他們的年齡從60多歲到78歲都有。據《澎湃》報道，有人說「做到死就回家」，另一人則接話「做到老了，就不幹了」，並同時仰頭兩眼一閉，代表「長眠」的動作。 除了媒體關注，「超齡打工人」也是近一周來的微博關注詞。其實早自3月份以來，中國多個城市接連祭出建築業「清退令」後，這群長期遭忽視的農民工就又重新躍入大眾的視野。 據《工人日報》3月18日報導，從上海、天津、廣東深圳、江西南昌到湖北荊州等地方政府都發文稱，要「進一步規範建築施工企業用工管理」，亦即，基於安全因素要停止僱用60歲以上、體力跟注意力都相對衰退的超齡工人，以免發生意外。 此規雖立意良善，但勞雇雙方卻都很頭痛。對僱主而言，許多年輕人寧願送外賣也不肯接建築工地危險的體力活，因此，一禁用高齡工人，就難招到工。 農民工的處境也難，因為多數需要操作機器、具備技術的工作都已將高齡打工人排除在外，50多歲就是天花板，年過60更沒人肯用，再加上疫情解封后，各地經濟復甦疲弱，連年輕人都難找到工作，因此，建築工地的體力活，自然是他們最後的棲身之所。 超齡農民工退而不休 凸顯中國經濟難題 美國華府智庫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高級研究員羅谷(Dexter Roberts)長期關注中國農民工處境。他說，高齡農民工的困境是中國所有農民工的縮影。 他表示，隨著經濟結構轉型，中國大量勞動力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但現在即便是餐飲服務員或外賣小哥，也同樣面臨失業率上升、工資下跌的困境，更遑論缺乏相關技術，又遭年齡歧視的中老年人。 羅谷告訴美國之音: 「儘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的中共政府歡慶脫貧成果，但貧困仍然存在。現今中國最貧困的人是農村的老年人，中國政府總體上面臨著人口迅速老齡化的巨大挑戰，其中最極端的部分就發生在中國農村的老年人身上。」 走出農田進車間 農民工撐起「世界工廠」 超齡農民工多是80至90年代，第一批在城鄉二元體制下，以「剩餘勞動力」身份離開農村，找尋機會的城市工人，也就是「以農民戶籍從事非農業工作，並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 人們雖常以「農民工進城」來形容他們，但他們不過是走進工廠、工地或是棲身城市的社會最底層。 當中國以世界工廠之姿崛起時，農民工即中國所謂的「人口紅利」，農民工的僱用人數常代表某產業或某間工廠的規模大小。 羅谷認為，農民工的困境在於他們離鄉背井，卻不曾擺脫中國戶籍政策下身為「農村戶」的命運。相較城市戶口，他們的社會及醫療保障不足，在家有老小的生活壓力下，忙碌一生，即便到了退休年限，養老積蓄也單薄。 未來10年 8千萬農民工年逾六旬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發布的《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3億人，其中50歲以上近8千萬人，佔比為27.3%，換言之，未來10年內，這8千萬農民工將邁入花甲之年。 對此，中國官方於2月17日頒布的《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及了「維護好超齡農民工就業權益」。 另外，人社部等五部門於2022年11月聯合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支持農民工就業創業的實施意見》也要求，企業不得以年齡為由「一刀切」清退大齡農民工，還要為他們免費提供就業服務。 中國官方雖認知到了問題，卻未提出任何具體作為，直到近期超齡打工人的困境再度引發關注。 上海市住建委主任胡廣傑4月11日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上海雖於2019年就明令60歲以上男性和55歲以上女性不準從事建築施工作業，但同時也頒布配套，許可超齡工人從事如工地門衛、食堂及保潔等輔助工作。 胡廣傑強調，上海計劃打造共享型「一張床」宿舍等措施，也就是可以分租的高低鋪床位，以更低價格服務有需求的高齡務工人員。 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員王國臣分析，依照中國政府的處置模式，未來應對農民工問題，恐怕還是會搬出如供銷總社、加速推動共同富裕等傾向的社會主義作法。 王國臣告訴美國之音:「供銷社最大的特色，不就是吃飯比較便宜嗎？當下的救急就是讓農民工可以用更便宜的價錢吃到飯。另外就是，有什麼工作可以給他們做？中國大陸問題太多，農民工只要不暴動，我覺得，他(們)的優先次序永遠是在後面，中國的習慣就是城市優先。」 就業難 廣東推「30萬青年下鄉」 王國臣指出，工作難找的不僅高齡農民工，官方公布的2月份外來人口失業率達5.9%，已創2022年11月疫情解封以來的新高。隨著美中交惡，外資又陸續撤出中國，中國就業問題恐持續加劇。 為了解決青年就業問題，廣東省四月初推出《廣東青年下鄉返鄉興鄉助力「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三年行動》方案，誓言2025年前，要推動10萬青年下鄉幫扶、10萬青年返鄉實踐，還有10萬青年提升興鄉技能，以振興鄉村，平衡城鄉差距。 不過，方案一出即引發網路熱議，許多網民批評，官方重回文革時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老路子。 對此，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庄奕琦認為，中國自「十三五」時期以來即大力推動城鎮化，但也因此掏空了農村的人口與經濟活力，如今又要讓青年世代重返農村，儘管大方向正確，但若未做好配套，「地方創生」的效果恐有限。 庄奕琦告訴美國之音: 「它(中國)過去就是犧牲鄉村來促進城市，犧牲農業來促進工業的發展。如果鄉村是現在這樣的一個結構，那有什麼引力來讓這些年輕人回家呢？這個跟你城鎮化(的目標)，事實上是不一致的。」 無論是「超齡打工人」還是求職的農村年輕人，就業難在中國已是常態。 對此，美國學者羅谷說，中國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仍持續加劇農村與城鎮人口間的財富不平等，這將為中國社會增添不穩定的隱憂，也是中國經濟模式未來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最近，有關延遲退休的討論又沸沸揚揚。起因是上周中信證券的研報中提及，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或於2023年公布，並將於2025年正式實施，到2055年前後實現65歲男女同齡退休。在厭工情緒濃厚的當下，這無疑是一個雪上加霜的消息。 這一代年輕人，還沒攢夠錢「FIRE」（提前退休），卻先等來了延遲退休，多少讓人哭笑不得。 關於退休和養老，其實都是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這是一個全球都在面臨的棘手情況。看理想主講人、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梁捷就在看理想節目中多次講到養老問題。 延遲退休會帶來什麼影響？養老金是什麼機制？退休和生育率又有什麼關係？ 今天的文章嘗試釐清上述問題，而在現有的社會局面下，「65歲退休」恐怕是我們能得到的一個不算最壞，但也談不上好的結局。 講述 | 梁捷，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來源 | 《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一平方公里內的經濟學》 （內容經過編輯整理） 1. 延遲退休與隔代照顧 今天主要想討論勞動年限對於整個經濟系統的影響。我們知道短期的勞動供給，就是下雨天計程車司機願意多開車賺錢，還是願意早點下班回家。而今天要討論長期的勞動供給問題，是一個人的勞動年限。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有關退休年齡的規定是這樣的：男性年滿60歲退休，女性幹部年滿55歲，女性工人年滿50歲可以退休，對於從事井下、高溫、高空、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的男性，退休年齡可提早到55周歲。 這些規定都是1978年制定的，施行至今確實有些過時了。這一代人的身體素質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人到了60歲仍然非常健康，工作沒有任何問題，而且他們經驗豐富，在很多崗位上可能是勞動生產率最高的群體。一刀切60歲退休，對部分人而言恐怕有點浪費。 據統計，2014年OECD國家法定退休年齡平均水平是男性64.6歲，女性63.9歲，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低於這個水平，確實可能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也一直在做退休年齡往後延遲的調整。中國與他們相比存在差距。 當然，也有很多人想早點退休，尤其是當代的年輕人似乎對於自己什麼時候退休非常介意，因為老年人工作也很辛苦。比如在新加坡，打車的時候經常能碰到司機是6、70歲甚至歲數更大的大叔，滿頭白髮還在開車。在食閣吃飯，會發現最後收盤子、打掃衛生的也都是歲數很大的大叔、阿姨。 很多人都認為，讓老年人在食閣收盤子，簡直是新加坡的恥辱。但是在新加坡政府看來，這反而是一項福利。新加坡的這些不需要什麼技能的勞動崗位，招募時優先招募老人，使得很多經濟困難的老人也能自食其力，獲得一份收入。 退休年齡的設定，不止是身體問題，也是個經濟問題。很多人因為缺乏積蓄，或者退休以後收入會大幅度降低，因此希望延長勞動供給時間。 而從政府的角度看，延長勞動時間同時也意味著延後領取退休金的時間，可以減小退休金的壓力。所以，政府也有動力去推動延遲退休。但是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老人退休以後幹什麼？真的是整天唱歌跳舞、遊山玩水嗎？有很多老年人會這樣，但更多的老年人會擔負起另一項重任——照顧孩子。 老人不僅要帶孫子，往往還會承擔教育、做飯等更繁瑣的責任。如果要老人延遲退休，增長勞動年限，那麼在孩子家庭上投入的時間就必然會減少。 眾所周知，今天中國另一項非常重視的目標就是要提高生育率，鼓勵大家生二胎、三胎。但我們同時也清楚，生二胎、三胎絕不僅僅是夫妻兩人的意願，還與家庭環境、經濟水平、撫養成本等諸多因素有關。 延長工作年限，理論上說一定會對出生率造成負面影響。現在的年輕夫妻在生每一胎的時候，基本都會先跟父母商量，孩子生下來誰來帶、怎麼帶。如果雙方父母都能帶，那麼生育的壓力可能會小一些；如果雙方父母都拒絕帶，那麼生育的壓力就會變得很大。 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因為並非人人都有能力和意願請保姆，所以很多夫妻會讓父母幫忙，而年輕夫妻未必和父母生活在一個城市，這就更麻煩了。 假如父母在其他城市，60歲以後還要工作的話，必然無法幫帶孩子，或者時間會非常有限。把孩子放到父母身邊，那大人就要和孩子分開了。這種情況一定會影響生育意願，從而影響我們國家基本的方針。 如此一來，管理者面臨一種兩難的局勢。如果保持退休年齡不變，跟不上國際趨勢不說，快速增加的老齡化人口對於養老金構成巨大的壓力；如果推遲退休年齡，那麼這些人就沒法幫著帶孩子，提高生育率的重要目標就沒法實現。 2.養老金問題 幾十年前曾有經濟學家表示，對經濟學家而言，老齡化是一個新問題。到了今天，老齡化基本還是一個新問題。 美國學者舒爾茨在1976年撰寫了一本《老年經濟學》教科書，是老齡化研究的經典之作。書中，舒爾茨有一句話：「老年人並不是一個由相似成員構成的群體」。也就是說，老年人的經濟狀況相差懸殊，富裕的很富裕，貧困的很貧困，由此導致他們的生活狀態完全不同。 中國老年人嚴重缺乏其他獲得收入的渠道，所以老年人生活的核心問題就是收入問題，或者財富問題。很多老年人其實都還有一定的勞動能力，還能工作，但是現在很少有企業敢聘用不太熟悉的、又超過退休年齡的人群，所以很多勞動力被荒廢，只能回歸家庭。 有些老年人在工作時期已經積累足夠的財富，或者退休後能得到子女的經濟支持，衣食無憂。上海有相當一部分老年人就處於這個階層。 但對另一些未富先老的老年人來說，日子就難過很多。他們沒法開源，就只能想辦法節流，省吃儉用。而對於原本就沒有退休金的農村老人而言，很多就只能依靠子女了。 這兩年，我們經常聽到各類詐騙故事，受害者多是老人。除了批評老年人無知以外，我們也應該理解老年人的焦慮——他們確實沒有其他收入來源了，而他們又想致富，想為家庭發揮更大的作用。 每個老年人的經濟狀況都有所不同。而從政府層面看，應該施行完善的養老金制度，保障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夠維持最基本的體面生活。不過養老金的運營管理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難題，都只能邊看邊調整。 一般來說，政府有兩種最基本的管理養老金的手段。第一種叫做「現收現付制」，通俗地說就是用現在年輕人繳納的養老金，來支付這一代老年人所需要的養老金。 雖然每個年輕人繳納的錢，並沒有直接用在自己身上，但只要保證這種代際轉移的機制持續不斷，以後自己養老時，也會有更年輕人的人繳納養老金來支持自己。這種制度非常穩定，但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人口年齡結構不變，每一代年輕人與老年人的數量相仿，這樣年輕人的壓力就不會太大。 可惜的是，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就不滿足這個特徵。上世紀5、60年代的高生育率，以及1980年以後持續30年的計劃生育，導致目前中國很多地方的人口結構都不平衡，上海就是一例。上海戶籍的年輕人與老年人簡直不成比例，所以單純依靠年輕人的稅收來支付老年人的養老金，是不現實的。 另一種籌措養老金的方式叫做「基金制」，就是所有老年人的養老金都放在一個基金池裡，確保這個基金能保值增值，用這個基金池裡的資金來支付老年人的養老金。這個想法是不錯，金融手段可以有效彌補人口結構不一致的問題。在精心管理下，基金的增長幅度也有可能與養老金的增長幅度相匹配。 而「基金制」的最大問題在於風險。基金要交給專業公司管理。再專業的公司，只要追求盈利，就會面臨一定的風險。根據金融學的定律，風險一定與收益相對應，追求越高的收益，就必定面臨更高的風險。 問題在於養老金並不是一般的資金，它幾乎不能承受虧損的結果，養老金虧損的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在基金制的模式下，如果人口結構變化對養老金的增值提出更高的要求，那麼它本身也必定暴露在更高的風險之下。 3.延遲退休的經濟後果 可見，養老金管理是個棘手的問題。當有關部門想推動延遲退休的時候，往往會發現踢到了另一塊鐵板。促進出生率是現在的國家大計，絕對不能受影響，而養老金支付困難也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危機，絕對不能接受。 如果老年人再努力一點，上班同時再盡量幫著帶孩子，那麼問題就解決了；年輕人再努力一點，即使父母沒法幫著帶孩子，自己也可以多帶啊，這樣問題也解決了。 可大家都不是這樣想的，這個問題最終也解決不了，一定會擺在那裡。所以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決定逐步延遲退休，男女都到65歲左右退休，再往下推就很難了。因為生育率擺在那裡，如果繼續硬推，生育率會更難看。最終，我們將得到一個不算最壞，但也並不怎麼好的退休方式。 我們再進一步思考，為什麼非要把生育率看得那麼重要，提到這麼高的高度？人口問題的重要之處，在於它是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幾個因素之一。而長期經濟增長，也就是GDP的增長，會決定全體人民的福祉，所以它也是我們最根本的目標。 但是生育率有一個很基本的特點，是諾貝爾獎得主貝克爾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他觀察到，孩子數量與質量存在一種替代關係。隨著整個社會人均收入增加，父母不再僅僅追求孩子的數量，而會更多地追求孩子的質量，這就必然導致生育率下降。 這其實反映了父母的真實意願：我情願少要孩子，也要保證孩子的質量，要讓孩子身體更好、接受教育水平更高、未來的預期收入也更高，可以過上更好的日子。 正是因為孩子數量與質量存在替代關係，這才導致著名的馬爾薩斯預言失靈。馬爾薩斯曾經認為，人口增長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人不會不生孩子。這個預言顯然已經被證偽了，所有發達國家的出生率都在下降，而且都已經跌破自然更替率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想優生優育，少幾個孩子，但要提高孩子的質量。 延遲退休以後，對於孩子的教育質量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我們有兩種不同的猜想。 第一種猜想，延遲退休以後，老人照顧孩子的時間少了，父母不得不減少生孩子的數量。孩子的數量少了，他們所受的教育就會提高。父母以前有機會生更多孩子，反正可以交給老人來帶。現在不得不少生，少生了就會更好地教育。 第二種猜想，延遲退休以後，父母不得不自己更多地照顧孩子，從而減少在工作中的投入。 我們都知道，在工作中的投入時間，努力程度，與個人以後的發展密切相關。設想一下，公司里有兩名背景、資歷都很相似的員工。其中一位，每天加班到深夜，從來不管孩子，反正孩子有老人帶；還有一位，每天到了5點就要匆匆忙忙下班，因為要去接孩子放學。那麼作為公司的領導，你要選拔其中一位員工成為經理，你會選拔誰？ 用不了幾年，這兩位員工的職業前景就會出現較大差異。 再往下推進，這裡會出現一種可能性：收入更高的員工，有機會為孩子創造更好的學習環境，甚至送孩子出國讀書，幫助孩子積累更高的人力資本。而部分犧牲職業前景的打工人，相對而言可能沒有能力為孩子創造更好的學習環境。 所以，老人延遲退休沒法帶孩子，可能導致第三代的人力資本下降，這是第二種猜想。 在這樣的環境下，延遲退休到底會對社會總體的人力資本產生怎樣的影響？中山大學郭凱明等幾位老師撰寫過一篇論文，他們構建了一個模型，研究延遲退休通過人力資本對於總體經濟的影響。 結論是這樣的，退休年齡延遲1年，會導致年老人隔代撫養時間下降0.90年，年輕人勞動供給時間下降0.66年，人口生育率下降0.05，與我們之前所做的推論相符。 在退休年齡60歲時延遲退休年齡1年，經濟增長因子將提高0.2%。老年人繼續對社會做貢獻，對於經濟增長是有益的；但隨著退休年齡提高，經濟增長因子的變化由正轉向負，拐點在退休年齡為64-65歲之間。 所以在65歲以後，如果還要繼續延遲，那不僅影響出生率或者年輕人的人力資本，對於總體經濟也是不利的。 4.老年失業 由此可見，一項簡單的經濟策略調整，可以極大地攪動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老年人延遲退休，影響的絕不僅僅是老年人，也會影響中年人，影響年輕人，影響剛剛出生的孩子。 同樣，我們對於眼下最關注的問題，比如生育率問題，也不能只盯著年輕人生不生，還要想想生出來以後誰來帶，老年人是否有時間、有能力、有意願幫著帶孩子？ 這使得我們必須更深入地思考50-65歲人群的勞動供給問題。如果一個人在50多歲60歲失業，他還是否能找到工作？ 「35歲失業」是一個被討論過多次的問題。在中國目前的勞動力市場上，很多企業都會持續地淘汰35歲以上的員工，保持企業的年輕化。而一個人在35歲失業，雖然仍然年富力強，但要找工作會遭遇很多困難。這就是中國勞動力市場上不言自明的年齡歧視。 一個人35歲失業都很難找到工作，60歲失業就更找不到工作了。而養老金要65歲才能領取，中間可能存在很長一段時間的空檔。老年失業，如何保障生活？這又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同樣是失業，對於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影響並不一樣。對於年輕人來說，在中國的文化里，一直有啃老的機會；而對於老年人來說，在經濟上反過來依賴年輕人，這是很少見的。同時，老的人更有可能背負房貸等貸款，壓力會更沉重。所以，延遲退休是否會導致例如老年失業這樣的情形發生，也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 總體而言，一個人總是處於家庭和勞動力市場這兩種環境之間，為家庭付出時間多了，為工作付出時間就少了；同時，一個人又總是處於不同的世代之間。上面有老人贍養問題，下面有孩子撫養問題。所以當我們看到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頭痛醫頭是沒用的，必須要思考這個社會問題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關係。 延遲退休這件事會對很多方面產生負面影響，為了推動延遲退休，我們需要完善兒童照顧系統，需要推動老年人的失業保險，需要改善勞動力市場的年齡歧視，需要改善養老金的組成結構，有太多事情需要做，這些事情相互聯繫在一起。 不管洪水對於城市的衝擊，還是出生率對於經濟系統的衝擊，情況都是如此。可能找不到哪個具體要為這個問題負責的人，但是還是要去推動一些事情的改革，在這個體系里的每個人都負有一定的責任。 參考資料： 郭凱明等，退休年齡、隔代撫養與經濟增長，經濟學季刊，2021年第21卷第2期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看理想）
中國的人口問題，引起了國際社會議論紛紛。最近的統計說明，中國的人口開始負增長，也就是停止增長，開始下降了。西方和中國的企業界關心的是廉價勞動力會不會繼續維持。這對經濟造成巨大影響，也就是賺錢的機會沒有了，必須轉移世界工廠了。 對中國的工薪階層來說，有兩種可能性。工人減少了，有利於提高工資，擺脫廉價勞動力的困境。另一種結果是，企業外遷，減少了工作機會，工作機會的競爭將繼續維持低薪工作，工薪階層的狀況沒什麼改變。那麼，我們來看看中共建國之後人口隨著政策變化帶來的結果，從而可以稍微預測將來工薪階層的前途。 建國初期和文革的二十多年裡，中共學習蘇聯鼓勵生育，人口迅速增長。期間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導致餓死幾千萬人，人口數量有一個挫折。但劉少奇的恢復期和文革初期，人口政策不變，仍然繼續高速增長。這為二十年後所謂改革開放時期的廉價勞動力，打下了基礎。 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經濟增長落後於人口增長，過窮日子似乎無法為偉大的共產黨圓謊。於是，以聰明的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一幫官僚們，就想出了一個甩鍋的對象：說是人口太多國家養不起，要開始計劃生育。 計劃生育既然是一項政策，就要養一幫官吏。這個專業官吏的利益群體，就要擴大自己的權力、利益和規模。這逐漸演化為一胎化和暴力墮胎，形成中國特色的人口政策，導致了三十多年後人口增長下降，老齡化提早到來。以至於現在的人口負增長，人口危機提前到來。 人口問題還有另一個分支，就是勞動人口和家庭結構。中國共產黨為了降低勞動力價格，實行低工資、雙職工政策。開始是為了增加政府積累，壓抑工資增長。改革開放後成為吸引外國資本的有利條件，所以繼續維持下來。這完全破壞了傳統的家庭結構，造成現在養兒難的現實問題。也從另一個方面限制了人口的增長。 目前的狀況繼續下去，中國人口的負增長將會加速。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將無法維持現有的經濟結構。在技術進步緩慢，資金和企業外遷的形勢下，失業問題也會增加。國內市場會逐漸萎縮，經濟增長將會和人口下降持平，或者達到一個低水平的平衡。 因為上述的原因，人口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人口問題，而是一個綜合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第一重要的也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產生和維持都和一黨專政有關，它的存在也是維護一黨專政的基礎之一。 第二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回復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和家庭結構。把碎片化的個人主義社會結構，重新結合為家庭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沒有家庭為基礎的社會，就不會有正常的人口增長。碎片化的個人主義社會結構，更加有利於專制政府的存在。因為失去了家庭和親屬網路的依靠，人們遭遇困難的時候，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這就是強大的專制政府存在的基礎。 綜上所述，解決人口問題，就會觸及到專制政府的存在的基礎。在現有的政治體制沒有改變的前提下，工薪階層將為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政策承擔主要的後果。馬屁文人們將會描繪出新的美好前景來忽悠老百姓。請大家警惕，防止繼續被中共欺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人口急劇老年化，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迫不及待宣布： 「允許」人民生三個孩子，可是人民的反應一點都不熱烈，而且叫罵聲不斷，有的說，誰願意生誰生去! 還有的質問：「讓你生就生，把我們當豬呢？」 與其為人口衰老著急，法國世界報駐北京記者勒梅特（Frédéric Lemaître）倒是看見了另外一面，中國為何不打開移民大門呢？「就近取材」多好，與中國人口不分上下的印度，勞動力取之不盡。這篇文章中倒沒有提到，其實印度旁邊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都是人力資源非常充足的國家，去中國，翻過一座大山就到了! 中國2020年人口普查於5月10日公布的結果證實，中國是一個人口老化的國家。中國人的家庭也沒有怎麼利用2016年當局開放生二胎的機會，現在給了他們生第三胎的機會，沒有什麼跡象顯示會根本上改變趨勢。生育率1.3，中國人口正在快速衰落。根據『柳葉刀』去年七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到2100年，中國人口將由目前的十四億減少到七億三千二百萬! 對地球來說這倒是一個不錯的消息，但對中共領袖可不是好事。他們有一個自豪感就是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到了2100年，不光印度遠遠超過中國，奈及利亞也會。 怎麼辦？在世界報看來，解決的辦法就是鼓勵移民。中國現在只有845697外國人，比巴黎大區還少兩倍。這裡面許多還只是在中國生活只有三個月的人，其中絕大多數會離開。那麼，比較邏輯的做法就是吸引周邊國家的，尤其是有文憑的年輕人。作者指出印度就是一個無窮無盡的最好的勞力儲存庫。目前印度有大約1800萬人生活在外國，大部分是在阿聯酋、巴基斯坦和美國，在中國，根據2010年的數字，印度人只有15000，估計今天也增加不了多少。作者認為中國應歡迎印度移民的一個理由是，兩個亞洲巨人之間生活水平的差距使得中國變得富有吸引力，以人均擁有GDP來說，中國現在比印度多了五倍，如此，在未來，印度可為中國提供源源不斷的移民，如同墨西哥向美國那樣。 問題是中國並不是一個移民國家。當然有一天會變成一個移民國家，但現在變化的速度很慢。八十年代中國似乎有兩萬外國人，只是到了2010年人口普查時才把他們統計在內，數字是593832人。這裡面還不包括台灣人、香港人，澳門人，十年間，增加了42%，但與中國龐大人口相比，總數少得可憐。 作者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意識到問題嚴重，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於2016年加入了國際移民組織，尤其是北京當局於2018年還成立了國家移民管理局。根據Tabitha Speelman在『中國展望』(Perspectives chinoises) 2020年第四期發表的一項研究，此前，中國一直以「外國人」而非「移民」來指居住在本國土地的外來居民，這一指稱的改變很有象徵性但也很相對。「中國政府承認中國是外國移民目的地國家，但這絕不意味著北京自視為一個移民國家」，況且，這個「國家移民局」還屬於公安部管轄，等於中央把管轄權從地方手中拿到自己手中，2019年，該機構實施的「邊界安全政策」取得的最大成果是驅逐了一批外國非法移民。 人口急劇老化，中國未來嚴重缺乏勞動力，但是，讓周邊國家的人移民「非常民族主義的中國」，在Speelman女士看來這在中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她提醒，中國國家移民局2020年提出該局誕生以來第一部法案，旨在向更大範圍的外國僑民提供長期身份—「綠卡」，但中國公眾輿論的反應很負面，中國國家移民局最後只好退步。再加上來了一個新冠病毒，中國人更加警惕外國人，特別是印度人。 北京還有一個最後的辦法，鼓勵海外華僑返國! 但從長遠講這能解決多少問題，又能有多少人返回，都很難說。法國世界報的專欄文章總結說：既想成為全球第一強國，又蜷縮在萬里長城背後，這是「中國國情」下形成的一個史無前例的悖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