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首相前得力助手因腐败被判处24年监禁
2026 年 6 月 24 日
1 八月份，山东成武才刚因为基层执法人员的名言上了趟热搜。 网络图片 一个月后，这个菏泽的下辖县又成功吸引了全国网友的注意。 这次“出圈”是因为该县的发展统计公报里写了这样几句话： “2023年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收入166899万元，比去年增长9.0%。” “全年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支出508091万元，比上年增长-11.4％。”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 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 知乎题主把这些数据提炼成了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成武县体制内8800人养老金近8亿，居民12万人养老金2.5亿？” 还能咋看。 只能说，这个历史悠久的小县颇有养士之德。 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把体制内退休人员照顾得非常到位，每月给他们发七八千退休金。 在人均GDP约为42034元的成武县，这笔钱足以保障他们享受体面的老年生活。 对比一下当地普通老人每年两千的退休金水平，我们瞬间更理解为啥山东人沉迷考公进编了。 很多年轻的朋友质疑：给公务员发这么多退休金是否合规？ 其实，单从文件规定和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这操作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批退休老人工龄长—— 他们高中毕业就可以工作，中间没经历过下岗，工龄长且连续； 工资基数高—— 在15级工资制下，公务员定档工资就比普通工人高，历次工资体制改革又为他们建立了稳定的薪资增长机制； 社保缴费高—— 他们的社保完全由单位足额缴纳，且在原有的养老金双轨制下，甚至都不用自费缴纳养老保险； 所以，这群人熬到退休就能拿这个额度的退休金。 至于这种厚待政策是否合理？ 每个人站位不同，给出的答案也不一样。 支持者会说，高薪有助于养廉，一以贯之的好待遇能为体制吸纳人才。 如此这般也能造福国家、造福社会。 反之，一味压榨基层、克扣其退休待遇，只会让做事的人寒心，逼得他们鱼肉百姓，或者懒政躺平。 到头来，伤害的还是普罗大众的利益。 **（学者观点）** 反对者则吐槽： “为了稳住养老金资金池，90后都得延迟退休。这帮老年人凭啥一个月什么都不干，还拿着高于众多打工人的月薪？” “这对年轻人公平吗？” 2 体制内外养老保障存在差距，这事不算新闻。 早在十年前，社会各界就掀起过大讨论。 彼时，养老金双轨制还没有完全废除。 公务员不用缴纳养老金，却可以享受80%-90%的养老金替代率，拿的退休金和以前的工资差不多； 企业职工一直自费缴纳养老金，但他们所能拿到的退休金却只有在职工资的40%。 对于这种差别待遇，老百姓们普遍心怀不满。 特别是那些服从组织安排转岗去民企的公务员，他们看到自己的退休金和以前的同事差距悬殊，心都凉了。 一度还闹出过群体性事件。 在人民网2014年发起的一项调查中，网友直言： “养老保障是我国社保领域建设水平最落后实际的一项制度。” 几乎每个人都在呼吁国家废除双轨制，缩小贫富差距。 各大报刊也积极跟进，整了一堆活人感十足的报道，直书不合理政策造成的社会不公，为改弦更张做足了舆论动员。 到2014年12月，养老金双轨制终于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各地体制内公职人员不再享有养老待遇上的特权。 他们也和普通职工一样，需要每月自行缴纳养老保险。 为了照顾那些工资本就不高的中西部地区公务员，决策层还为这项改革设置了十年过渡期。 说到这里，有人要问了： “并轨有什么意义？ 看看山东成武，公务员的退休金不还是普通居民的好多倍吗？” 事实上，养老金并轨不是说所有退休老人都可以拿一样多的养老金，而是说缩小体制内外的相对差距。 如果不并轨，今天成武县的养老金差距或许就不止是42倍了。而在成武县早年的统计公报里，我们确实发现了机关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是城乡居民养老金45倍多的情况。 众所周知，从既得利益者嘴里抢肉是件凶险的事。 因此，配合养老金并轨，国家还设立了体制内人员职业年金制度。 在职业年金的补充下，退休公务员仍然能享受优厚的养老待遇。 就这样，整套改革以一种相对平稳的姿态趟过了深水区。 到今年十月，这个并轨过渡期才算正式结束。 研究公共政策的老师们很喜欢提一个概念，叫“mudding through”，寓意在稀泥里慢慢前行，凑合着往前走就是胜利。 养老金并轨改革就有些这样的意味。 过日子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缝缝补补才能安稳地过下去。 温和渐进才能让各方画出同心圆，不至于太伤害某一方的利益。 3 把目光收回到成武县。 我们注意到2023年的统计公报里，还写了这样几行数据： “失地农民待遇领取人员7484人，基金支出1969.13万元； 失业人员937人次，发放失业金146.31万元，为808名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34.01万元。” 对比那14亿养老待遇，这些支出算是小头，但这可能已经是当地财政所能挤出的最大额度。 在收不抵支的大背景下，这个县城既要赡养退休老人，又要维持公共服务，还要进行社会救济。 小马拉大车，想想就头大。 而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未来县域社会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大概率会更加显著。 成武的收支困境，恐怕也会更加严峻。 能给它创造GDP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要问它拿养老金的人却越来越多。 当然，也不止是这个小县城。 即便是繁华的大都市，也会受到老龄化这只灰犀牛的侵扰。 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显示，2030年到204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30%。 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57亿，人口抚养比接近1：1。 也就是说每一个年轻人就要供养一位老人。 每一个老人手里拿的养老金，全靠一个小年轻缴的社保来支撑。 画面多少有点酸爽。 这将近5亿老人，辛苦工作了一辈子，自然希望退休金多多益善。 可另一边，其他年龄层同样对社会福利抱有期待。 中年人渴望在失业时得到更多的救济，平缓地度过人生的低谷期； 孩子们期待坐在环境舒适的校舍里好好学习，严寒酷暑有空调吹，天天都能吃到健康美味的营养餐…… 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生活。 谁都觉得自己的需求是刀刃，可钱却只有这么多，能创造财富的人口也就只有这么多。 到时候，该怎么分蛋糕呢？ -END-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雷叔写故事
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发布了延迟退休的决定，作为一项事关绝大多数人的公共政策，没有听取民意——哪怕以一种假装的形式，没有公开的讨论，在中共三中全会过后不足两月，就由立法机关通过，事实上，它构成了一起国家的违约事件。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和55岁——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如今70多年过去，国家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人口寿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从这个角度看，退休年龄确有必要延迟。但是这种必要性不等于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就完全可以无视民众，不去征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或者以专家学者的意见去代替民众意见。 所谓公共政策，要处在于“公共”二字，即它关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处于战时状态，否则，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听取民众看法，并反馈于政策和法律，是现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识，此过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国的法律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规定。 延迟退休决定无视公众不满 延迟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还不一样，几乎涉及每个劳动者的切实权益，所以征询公众意见尤其必要。虽然延迟退休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为中国将要面对的现实而在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有过讨论，期间也不时在媒体上成为一个话题，然而，中国当局从来没有向公众就这个问题公开征求意见，更没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会进行讨论，作为政策出台的基础。也许它在小范围征询过相关学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后两者尽管也受政策影响，但他们对延迟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广泛的群体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当局不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网络时代，就某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受影响群体的意见，简直小事一桩，而是它头脑里压根没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实民意的。民众对延迟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满正说明了这点。既然该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贸然更改它的合约内容，事实上就等同于违反了国家和劳动者达成的一个70多年的劳动合约。想想看，假如是一个企业，由于某种情况的发生，老板可以在员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项实行多年的合同，使之变得对员工不利，是不是构成了一种违约行为？ 只是这种违约，员工还可以诉诸政府的干预，或者到法院起诉企业老板，获得一笔赔偿，或者让企业再改过来。但如今面对国家的违约，民众无法诉诸救济渠道，只能接受这个后果。此乃这次要人大常委会而非中国政府作出延迟退休决定的原因，也许在当局看来，在中国的宪制构架中，人大是权力部门；另外，理论上也是民意代表机关，既然人大同意通过，也就意味着延迟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权，无须征询民众意见。 如前所述，虽然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已实施了70余年，有调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点推出，论证过程做得扎实点，甚至做个样子征询民众意见，开放舆论讨论，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这并非是个十万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马上做不可。现在当局不惜忤逆公众意志也要调整退休年龄，常理来看，背后定有某种不得已理由。 养老金缺口让当局不得不打延迟退休主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向公众解释如此安排的原因时说了三点，一是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二是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样化需要。不能说她讲得不对，但显然，她回避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真实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在这些年的剧降而导致的巨大的养老金缺口，让当局倍感这一问题拖晚一天，形势就危险一分。 延迟退休的宏观背景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再叠加经济的恶化。由于错估计生政策带来的人口压力和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反转比当局预想的来得更早，原来预测若干年后才会出现的人口危机在当局未作充分准备下突然到来。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比全部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按这一进度，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再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峰值。 发达国家到这一阶段时，人均收入水平比当下中国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要落后很多，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体系耗费了太多的公共财政和资源，用于社保上的钱和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讲，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这几年又遇上了经济萧条，企业和个人参保的部分也大幅减少，参保的积极性降低。这无疑给国家的社保体系构成了沉重压力。就此而言，延迟退休是整个劳动者在为当局错误的人口政策买单。 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到了什么程度？按照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在2035年耗尽。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养老保险支付压力不断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两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到了2050年，几乎一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名退休者。届时是否真的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养老金的亏空，当然可以争议。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局可以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亏空。然而，问题在于，这一提议在现今社保体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之后也不断被提起。虽然当局划拨了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保，却少得可怜，未来是否会大量划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经济形势不好，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当局只能用国资这块唐僧肉来救急，但至少现在还不是当局政策考量的选项。然而问题总要从现在开始解决，于是当局就在延迟退休上打注意，或许在当局看来，既然延迟退休有必要，晚动不如现在就做，故在三中全会过后，快速出台方案。 习近平常常敲打官员，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亿，就变成了大事。可在延迟退休这件事上，习却习惯性“忘记”了自己的警告。这反映出当局在所谓的群众利益问题上，典型的言行不一，两面派做法，口头上讲得好听，可要动真格，群众利益全然抛在脑后。这实际就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当局施政的真实写照。它也知道这样做会引发民意反弹，所以不允许公共讨论，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时官媒还可以对当局发出类似“延迟退休是对一代人的违约”的质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来后官方的“安慰”式解释，就连这个“违约”之文在网络上也删得干干净净。当局以为，它这一删除，似乎大众就不知道这是一起国家对它的人民的违约。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颁布“清退令”后，6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女性及18岁以下青少年都被禁止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使得许多超龄劳工都被迫在城市边缘“趴活”、打零工谋生。他们的辛酸遭遇近日经中国媒体揭露后，引发舆论哗然，更让各界忧心的是，据统计，未来10年内，有近8千万名中国农民工将在缺乏社会与医疗保障的窘境下，迈入花甲之年。 中媒《财经杂志》4月12日的报道揭露出北京日结工劳务市场的惨况：两名50多岁的男人，为了一份日薪人民币100元的清洁工作，在北京顺义街头抢破头，但一旁67岁的男子因为超龄，根本连抢工作的资格都没有。 该报道指出，每天清晨四点就来“趴活儿”(意指等待招工)的农民工中，不乏年满60岁的长者，因为部分地方政府早自2019年就陆续出台“清退令”，禁止建筑工地雇用60岁以上的工人，逼得他们这些年只能靠打零工维生，但竞争者众，一连几天都没揽上活也是常有的事。 “超龄打工人”窘境：谋生无门 既然工作难找，超龄农民工们为何不退休返乡? 65岁的白粮春工告诉上海媒体《澎湃》，他自90年代就为了家计走进工地，积蓄不多，女儿也要养三个小孩，让他根本不敢肖想退休。 另有一群4月初就守候在上海嘉定区招工点的农民工们，他们的年龄从60多岁到78岁都有。据《澎湃》报道，有人说“做到死就回家”，另一人则接话“做到老了，就不干了”，并同时仰头两眼一闭，代表“长眠”的动作。 除了媒体关注，“超龄打工人”也是近一周来的微博关注词。其实早自3月份以来，中国多个城市接连祭出建筑业“清退令”后，这群长期遭忽视的农民工就又重新跃入大众的视野。 据《工人日报》3月18日报导，从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江西南昌到湖北荆州等地方政府都发文称，要“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管理”，亦即，基于安全因素要停止雇用60岁以上、体力跟注意力都相对衰退的超龄工人，以免发生意外。 此规虽立意良善，但劳雇双方却都很头痛。对雇主而言，许多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肯接建筑工地危险的体力活，因此，一禁用高龄工人，就难招到工。 农民工的处境也难，因为多数需要操作机器、具备技术的工作都已将高龄打工人排除在外，50多岁就是天花板，年过60更没人肯用，再加上疫情解封后，各地经济复苏疲弱，连年轻人都难找到工作，因此，建筑工地的体力活，自然是他们最后的栖身之所。 超龄农民工退而不休 凸显中国经济难题 美国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高级研究员罗谷(Dexter Roberts)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处境。他说，高龄农民工的困境是中国所有农民工的缩影。 他表示，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大量劳动力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但现在即便是餐饮服务员或外卖小哥，也同样面临失业率上升、工资下跌的困境，更遑论缺乏相关技术，又遭年龄歧视的中老年人。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府欢庆脱贫成果，但贫困仍然存在。现今中国最贫困的人是农村的老年人，中国政府总体上面临着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巨大挑战，其中最极端的部分就发生在中国农村的老年人身上。” 走出农田进车间 农民工撑起“世界工厂” 超龄农民工多是80至90年代，第一批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以“剩余劳动力”身份离开农村，找寻机会的城市工人，也就是“以农民户籍从事非农业工作，并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 人们虽常以“农民工进城”来形容他们，但他们不过是走进工厂、工地或是栖身城市的社会最底层。 当中国以世界工厂之姿崛起时，农民工即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农民工的雇用人数常代表某产业或某间工厂的规模大小。 罗谷认为，农民工的困境在于他们离乡背井，却不曾摆脱中国户籍政策下身为“农村户”的命运。相较城市户口，他们的社会及医疗保障不足，在家有老小的生活压力下，忙碌一生，即便到了退休年限，养老积蓄也单薄。 未来10年 8千万农民工年逾六旬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3亿人，其中50岁以上近8千万人，占比为27.3%，换言之，未来10年内，这8千万农民工将迈入花甲之年。 对此，中国官方于2月17日颁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了“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 另外，人社部等五部门于2022年11月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也要求，企业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工，还要为他们免费提供就业服务。 中国官方虽认知到了问题，却未提出任何具体作为，直到近期超龄打工人的困境再度引发关注。 上海市住建委主任胡广杰4月11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上海虽于2019年就明令60岁以上男性和55岁以上女性不准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但同时也颁布配套，许可超龄工人从事如工地门卫、食堂及保洁等辅助工作。 胡广杰强调，上海计划打造共享型“一张床”宿舍等措施，也就是可以分租的高低铺床位，以更低价格服务有需求的高龄务工人员。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臣分析，依照中国政府的处置模式，未来应对农民工问题，恐怕还是会搬出如供销总社、加速推动共同富裕等倾向的社会主义作法。 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供销社最大的特色，不就是吃饭比较便宜吗？当下的救急就是让农民工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吃到饭。另外就是，有什么工作可以给他们做？中国大陆问题太多，农民工只要不暴动，我觉得，他(们)的优先次序永远是在后面，中国的习惯就是城市优先。” 就业难 广东推“30万青年下乡” 王国臣指出，工作难找的不仅高龄农民工，官方公布的2月份外来人口失业率达5.9%，已创2022年11月疫情解封以来的新高。随著美中交恶，外资又陆续撤出中国，中国就业问题恐持续加剧。 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广东省四月初推出《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誓言2025年前，要推动10万青年下乡帮扶、10万青年返乡实践，还有10万青年提升兴乡技能，以振兴乡村，平衡城乡差距。 不过，方案一出即引发网络热议，许多网民批评，官方重回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老路子。 对此，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庄奕琦认为，中国自“十三五”时期以来即大力推动城镇化，但也因此掏空了农村的人口与经济活力，如今又要让青年世代重返农村，尽管大方向正确，但若未做好配套，“地方创生”的效果恐有限。 庄奕琦告诉美国之音: “它(中国)过去就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城市，牺牲农业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如果乡村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有什么引力来让这些年轻人回家呢？这个跟你城镇化(的目标)，事实上是不一致的。” 无论是“超龄打工人”还是求职的农村年轻人，就业难在中国已是常态。 对此，美国学者罗谷说，中国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仍持续加剧农村与城镇人口间的财富不平等，这将为中国社会增添不稳定的隐忧，也是中国经济模式未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最近，有关延迟退休的讨论又沸沸扬扬。起因是上周中信证券的研报中提及，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或于2023年公布，并将于2025年正式实施，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在厌工情绪浓厚的当下，这无疑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 这一代年轻人，还没攒够钱“FIRE”（提前退休），却先等来了延迟退休，多少让人哭笑不得。 关于退休和养老，其实都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都在面临的棘手情况。看理想主讲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梁捷就在看理想节目中多次讲到养老问题。 延迟退休会带来什么影响？养老金是什么机制？退休和生育率又有什么关系？ 今天的文章尝试厘清上述问题，而在现有的社会局面下，“65岁退休”恐怕是我们能得到的一个不算最坏，但也谈不上好的结局。 讲述 | 梁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来源 |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一平方公里内的经济学》 （内容经过编辑整理） 1. 延迟退休与隔代照顾 今天主要想讨论劳动年限对于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我们知道短期的劳动供给，就是下雨天出租车司机愿意多开车赚钱，还是愿意早点下班回家。而今天要讨论长期的劳动供给问题，是一个人的劳动年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是这样的：男性年满60岁退休，女性干部年满55岁，女性工人年满50岁可以退休，对于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男性，退休年龄可提早到55周岁。 这些规定都是1978年制定的，施行至今确实有些过时了。这一代人的身体素质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人到了60岁仍然非常健康，工作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他们经验丰富，在很多岗位上可能是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群体。一刀切60岁退休，对部分人而言恐怕有点浪费。 据统计，2014年OECD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平均水平是男性64.6岁，女性63.9岁，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低于这个水平，确实可能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一直在做退休年龄往后延迟的调整。中国与他们相比存在差距。 当然，也有很多人想早点退休，尤其是当代的年轻人似乎对于自己什么时候退休非常介意，因为老年人工作也很辛苦。比如在新加坡，打车的时候经常能碰到司机是6、70岁甚至岁数更大的大叔，满头白发还在开车。在食阁吃饭，会发现最后收盘子、打扫卫生的也都是岁数很大的大叔、阿姨。 很多人都认为，让老年人在食阁收盘子，简直是新加坡的耻辱。但是在新加坡政府看来，这反而是一项福利。新加坡的这些不需要什么技能的劳动岗位，招募时优先招募老人，使得很多经济困难的老人也能自食其力，获得一份收入。 退休年龄的设定，不止是身体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很多人因为缺乏积蓄，或者退休以后收入会大幅度降低，因此希望延长劳动供给时间。 而从政府的角度看，延长劳动时间同时也意味着延后领取退休金的时间，可以减小退休金的压力。所以，政府也有动力去推动延迟退休。但是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老人退休以后干什么？真的是整天唱歌跳舞、游山玩水吗？有很多老年人会这样，但更多的老年人会担负起另一项重任——照顾孩子。 老人不仅要带孙子，往往还会承担教育、做饭等更繁琐的责任。如果要老人延迟退休，增长劳动年限，那么在孩子家庭上投入的时间就必然会减少。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另一项非常重视的目标就是要提高生育率，鼓励大家生二胎、三胎。但我们同时也清楚，生二胎、三胎绝不仅仅是夫妻两人的意愿，还与家庭环境、经济水平、抚养成本等诸多因素有关。 延长工作年限，理论上说一定会对出生率造成负面影响。现在的年轻夫妻在生每一胎的时候，基本都会先跟父母商量，孩子生下来谁来带、怎么带。如果双方父母都能带，那么生育的压力可能会小一些；如果双方父母都拒绝带，那么生育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和意愿请保姆，所以很多夫妻会让父母帮忙，而年轻夫妻未必和父母生活在一个城市，这就更麻烦了。 假如父母在其他城市，60岁以后还要工作的话，必然无法帮带孩子，或者时间会非常有限。把孩子放到父母身边，那大人就要和孩子分开了。这种情况一定会影响生育意愿，从而影响我们国家基本的方针。 如此一来，管理者面临一种两难的局势。如果保持退休年龄不变，跟不上国际趋势不说，快速增加的老龄化人口对于养老金构成巨大的压力；如果推迟退休年龄，那么这些人就没法帮着带孩子，提高生育率的重要目标就没法实现。 2.养老金问题 几十年前曾有经济学家表示，对经济学家而言，老龄化是一个新问题。到了今天，老龄化基本还是一个新问题。 美国学者舒尔茨在1976年撰写了一本《老年经济学》教科书，是老龄化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舒尔茨有一句话：“老年人并不是一个由相似成员构成的群体”。也就是说，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差悬殊，富裕的很富裕，贫困的很贫困，由此导致他们的生活状态完全不同。 中国老年人严重缺乏其他获得收入的渠道，所以老年人生活的核心问题就是收入问题，或者财富问题。很多老年人其实都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还能工作，但是现在很少有企业敢聘用不太熟悉的、又超过退休年龄的人群，所以很多劳动力被荒废，只能回归家庭。 有些老年人在工作时期已经积累足够的财富，或者退休后能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衣食无忧。上海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就处于这个阶层。 但对另一些未富先老的老年人来说，日子就难过很多。他们没法开源，就只能想办法节流，省吃俭用。而对于原本就没有退休金的农村老人而言，很多就只能依靠子女了。 这两年，我们经常听到各类诈骗故事，受害者多是老人。除了批评老年人无知以外，我们也应该理解老年人的焦虑——他们确实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了，而他们又想致富，想为家庭发挥更大的作用。 每个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都有所不同。而从政府层面看，应该施行完善的养老金制度，保障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维持最基本的体面生活。不过养老金的运营管理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都只能边看边调整。 一般来说，政府有两种最基本的管理养老金的手段。第一种叫做“现收现付制”，通俗地说就是用现在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来支付这一代老年人所需要的养老金。 虽然每个年轻人缴纳的钱，并没有直接用在自己身上，但只要保证这种代际转移的机制持续不断，以后自己养老时，也会有更年轻人的人缴纳养老金来支持自己。这种制度非常稳定，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口年龄结构不变，每一代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数量相仿，这样年轻人的压力就不会太大。 可惜的是，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不满足这个特征。上世纪5、60年代的高生育率，以及1980年以后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导致目前中国很多地方的人口结构都不平衡，上海就是一例。上海户籍的年轻人与老年人简直不成比例，所以单纯依靠年轻人的税收来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是不现实的。 另一种筹措养老金的方式叫做“基金制”，就是所有老年人的养老金都放在一个基金池里，确保这个基金能保值增值，用这个基金池里的资金来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这个想法是不错，金融手段可以有效弥补人口结构不一致的问题。在精心管理下，基金的增长幅度也有可能与养老金的增长幅度相匹配。 而“基金制”的最大问题在于风险。基金要交给专业公司管理。再专业的公司，只要追求盈利，就会面临一定的风险。根据金融学的定律，风险一定与收益相对应，追求越高的收益，就必定面临更高的风险。 问题在于养老金并不是一般的资金，它几乎不能承受亏损的结果，养老金亏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基金制的模式下，如果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金的增值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它本身也必定暴露在更高的风险之下。 3.延迟退休的经济后果 可见，养老金管理是个棘手的问题。当有关部门想推动延迟退休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踢到了另一块铁板。促进出生率是现在的国家大计，绝对不能受影响，而养老金支付困难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绝对不能接受。 如果老年人再努力一点，上班同时再尽量帮着带孩子，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年轻人再努力一点，即使父母没法帮着带孩子，自己也可以多带啊，这样问题也解决了。 可大家都不是这样想的，这个问题最终也解决不了，一定会摆在那里。所以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决定逐步延迟退休，男女都到65岁左右退休，再往下推就很难了。因为生育率摆在那里，如果继续硬推，生育率会更难看。最终，我们将得到一个不算最坏，但也并不怎么好的退休方式。 我们再进一步思考，为什么非要把生育率看得那么重要，提到这么高的高度？人口问题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几个因素之一。而长期经济增长，也就是GDP的增长，会决定全体人民的福祉，所以它也是我们最根本的目标。 但是生育率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是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他观察到，孩子数量与质量存在一种替代关系。随着整个社会人均收入增加，父母不再仅仅追求孩子的数量，而会更多地追求孩子的质量，这就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 这其实反映了父母的真实意愿：我情愿少要孩子，也要保证孩子的质量，要让孩子身体更好、接受教育水平更高、未来的预期收入也更高，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 正是因为孩子数量与质量存在替代关系，这才导致著名的马尔萨斯预言失灵。马尔萨斯曾经认为，人口增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人不会不生孩子。这个预言显然已经被证伪了，所有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都在下降，而且都已经跌破自然更替率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想优生优育，少几个孩子，但要提高孩子的质量。 延迟退休以后，对于孩子的教育质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猜想。 第一种猜想，延迟退休以后，老人照顾孩子的时间少了，父母不得不减少生孩子的数量。孩子的数量少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就会提高。父母以前有机会生更多孩子，反正可以交给老人来带。现在不得不少生，少生了就会更好地教育。 第二种猜想，延迟退休以后，父母不得不自己更多地照顾孩子，从而减少在工作中的投入。 我们都知道，在工作中的投入时间，努力程度，与个人以后的发展密切相关。设想一下，公司里有两名背景、资历都很相似的员工。其中一位，每天加班到深夜，从来不管孩子，反正孩子有老人带；还有一位，每天到了5点就要匆匆忙忙下班，因为要去接孩子放学。那么作为公司的领导，你要选拔其中一位员工成为经理，你会选拔谁？ 用不了几年，这两位员工的职业前景就会出现较大差异。 再往下推进，这里会出现一种可能性：收入更高的员工，有机会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甚至送孩子出国读书，帮助孩子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而部分牺牲职业前景的打工人，相对而言可能没有能力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所以，老人延迟退休没法带孩子，可能导致第三代的人力资本下降，这是第二种猜想。 在这样的环境下，延迟退休到底会对社会总体的人力资本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山大学郭凯明等几位老师撰写过一篇论文，他们构建了一个模型，研究延迟退休通过人力资本对于总体经济的影响。 结论是这样的，退休年龄延迟1年，会导致年老人隔代抚养时间下降0.90年，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下降0.66年，人口生育率下降0.05，与我们之前所做的推论相符。 在退休年龄60岁时延迟退休年龄1年，经济增长因子将提高0.2%。老年人继续对社会做贡献，对于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但随着退休年龄提高，经济增长因子的变化由正转向负，拐点在退休年龄为64-65岁之间。 所以在65岁以后，如果还要继续延迟，那不仅影响出生率或者年轻人的人力资本，对于总体经济也是不利的。 4.老年失业 由此可见，一项简单的经济策略调整，可以极大地搅动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老年人延迟退休，影响的绝不仅仅是老年人，也会影响中年人，影响年轻人，影响刚刚出生的孩子。 同样，我们对于眼下最关注的问题，比如生育率问题，也不能只盯着年轻人生不生，还要想想生出来以后谁来带，老年人是否有时间、有能力、有意愿帮着带孩子？ 这使得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思考50-65岁人群的劳动供给问题。如果一个人在50多岁60岁失业，他还是否能找到工作？ “35岁失业”是一个被讨论过多次的问题。在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很多企业都会持续地淘汰35岁以上的员工，保持企业的年轻化。而一个人在35岁失业，虽然仍然年富力强，但要找工作会遭遇很多困难。这就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不言自明的年龄歧视。 一个人35岁失业都很难找到工作，60岁失业就更找不到工作了。而养老金要65岁才能领取，中间可能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空档。老年失业，如何保障生活？这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同样是失业，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影响并不一样。对于年轻人来说，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有啃老的机会；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在经济上反过来依赖年轻人，这是很少见的。同时，老的人更有可能背负房贷等贷款，压力会更沉重。所以，延迟退休是否会导致例如老年失业这样的情形发生，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总体而言，一个人总是处于家庭和劳动力市场这两种环境之间，为家庭付出时间多了，为工作付出时间就少了；同时，一个人又总是处于不同的世代之间。上面有老人赡养问题，下面有孩子抚养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头痛医头是没用的，必须要思考这个社会问题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关系。 延迟退休这件事会对很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为了推动延迟退休，我们需要完善儿童照顾系统，需要推动老年人的失业保险，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需要改善养老金的组成结构，有太多事情需要做，这些事情相互联系在一起。 不管洪水对于城市的冲击，还是出生率对于经济系统的冲击，情况都是如此。可能找不到哪个具体要为这个问题负责的人，但是还是要去推动一些事情的改革，在这个体系里的每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参考资料： 郭凯明等，退休年龄、隔代抚养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21卷第2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
中国的人口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议论纷纷。最近的统计说明，中国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也就是停止增长，开始下降了。西方和中国的企业界关心的是廉价劳动力会不会继续维持。这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也就是赚钱的机会没有了，必须转移世界工厂了。 对中国的工薪阶层来说，有两种可能性。工人减少了，有利于提高工资，摆脱廉价劳动力的困境。另一种结果是，企业外迁，减少了工作机会，工作机会的竞争将继续维持低薪工作，工薪阶层的状况没什么改变。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共建国之后人口随着政策变化带来的结果，从而可以稍微预测将来工薪阶层的前途。 建国初期和文革的二十多年里，中共学习苏联鼓励生育，人口迅速增长。期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饿死几千万人，人口数量有一个挫折。但刘少奇的恢复期和文革初期，人口政策不变，仍然继续高速增长。这为二十年后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廉价劳动力，打下了基础。 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过穷日子似乎无法为伟大的共产党圆谎。于是，以聪明的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一帮官僚们，就想出了一个甩锅的对象：说是人口太多国家养不起，要开始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既然是一项政策，就要养一帮官吏。这个专业官吏的利益群体，就要扩大自己的权力、利益和规模。这逐渐演化为一胎化和暴力堕胎，形成中国特色的人口政策，导致了三十多年后人口增长下降，老龄化提早到来。以至于现在的人口负增长，人口危机提前到来。 人口问题还有另一个分支，就是劳动人口和家庭结构。中国共产党为了降低劳动力价格，实行低工资、双职工政策。开始是为了增加政府积累，压抑工资增长。改革开放后成为吸引外国资本的有利条件，所以继续维持下来。这完全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造成现在养儿难的现实问题。也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了人口的增长。 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中国人口的负增长将会加速。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将无法维持现有的经济结构。在技术进步缓慢，资金和企业外迁的形势下，失业问题也会增加。国内市场会逐渐萎缩，经济增长将会和人口下降持平，或者达到一个低水平的平衡。 因为上述的原因，人口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第一重要的也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产生和维持都和一党专政有关，它的存在也是维护一党专政的基础之一。 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回复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庭结构。把碎片化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重新结合为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没有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就不会有正常的人口增长。碎片化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更加有利于专制政府的存在。因为失去了家庭和亲属网络的依靠，人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这就是强大的专制政府存在的基础。 综上所述，解决人口问题，就会触及到专制政府的存在的基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工薪阶层将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承担主要的后果。马屁文人们将会描绘出新的美好前景来忽悠老百姓。请大家警惕，防止继续被中共欺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口急剧老年化，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迫不及待宣布： “允许”人民生三个孩子，可是人民的反应一点都不热烈，而且叫骂声不断，有的说，谁愿意生谁生去! 还有的质问：“让你生就生，把我们当猪呢？” 与其为人口衰老着急，法国世界报驻北京记者勒梅特（Frédéric Lemaître）倒是看见了另外一面，中国为何不打开移民大门呢？“就近取材”多好，与中国人口不分上下的印度，劳动力取之不尽。这篇文章中倒没有提到，其实印度旁边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都是人力资源非常充足的国家，去中国，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 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于5月10日公布的结果证实，中国是一个人口老化的国家。中国人的家庭也没有怎么利用2016年当局开放生二胎的机会，现在给了他们生第三胎的机会，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会根本上改变趋势。生育率1.3，中国人口正在快速衰落。根据‘柳叶刀’去年七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由目前的十四亿减少到七亿三千二百万! 对地球来说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但对中共领袖可不是好事。他们有一个自豪感就是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了2100年，不光印度远远超过中国，尼日利亚也会。 怎么办？在世界报看来，解决的办法就是鼓励移民。中国现在只有845697外国人，比巴黎大区还少两倍。这里面许多还只是在中国生活只有三个月的人，其中绝大多数会离开。那么，比较逻辑的做法就是吸引周边国家的，尤其是有文凭的年轻人。作者指出印度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最好的劳力储存库。目前印度有大约1800万人生活在外国，大部分是在阿联酋、巴基斯坦和美国，在中国，根据2010年的数字，印度人只有15000，估计今天也增加不了多少。作者认为中国应欢迎印度移民的一个理由是，两个亚洲巨人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使得中国变得富有吸引力，以人均拥有GDP来说，中国现在比印度多了五倍，如此，在未来，印度可为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移民，如同墨西哥向美国那样。 问题是中国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当然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移民国家，但现在变化的速度很慢。八十年代中国似乎有两万外国人，只是到了2010年人口普查时才把他们统计在内，数字是593832人。这里面还不包括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十年间，增加了42%，但与中国庞大人口相比，总数少得可怜。 作者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意识到问题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于2016年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尤其是北京当局于2018年还成立了国家移民管理局。根据Tabitha Speelman在‘中国展望’(Perspectives chinoises) 2020年第四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此前，中国一直以“外国人”而非“移民”来指居住在本国土地的外来居民，这一指称的改变很有象征性但也很相对。“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是外国移民目的地国家，但这绝不意味着北京自视为一个移民国家”，况且，这个“国家移民局”还属于公安部管辖，等于中央把管辖权从地方手中拿到自己手中，2019年，该机构实施的“边界安全政策”取得的最大成果是驱逐了一批外国非法移民。 人口急剧老化，中国未来严重缺乏劳动力，但是，让周边国家的人移民“非常民族主义的中国”，在Speelman女士看来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她提醒，中国国家移民局2020年提出该局诞生以来第一部法案，旨在向更大范围的外国侨民提供长期身份—“绿卡”，但中国公众舆论的反应很负面，中国国家移民局最后只好退步。再加上来了一个新冠病毒，中国人更加警惕外国人，特别是印度人。 北京还有一个最后的办法，鼓励海外华侨返国! 但从长远讲这能解决多少问题，又能有多少人返回，都很难说。法国世界报的专栏文章总结说：既想成为全球第一强国，又蜷缩在万里长城背后，这是“中国国情”下形成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