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路透社近日報道說，在分析了中國官方數據後，發現中國2024年經歷了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村銀行合併浪潮。中國近年爆發房地產行業危機，加上經濟長期低迷，許多小型銀行因貸款增長放緩和不良貸款激增而受到重創。 中國金融系統2025年的內部挑戰 中國小型銀行合併浪潮只是中國近年來應對經濟問題的最新例子。紐約獨立評論人士張傑律師認為中國的金融系統在2025年仍然面臨四項重大挑戰，包括房地產泡沫，消費緊縮，地方債務和失業率居高不下。張傑律師曾經於1984年至2007年在武漢服務於中國工商銀行，熟稔中國金融制度。 張傑指出，無論是中國四大國有銀行還是民營銀行，它們的利潤都在下降、不良資產都在上升。根據巴塞爾協議，銀行必須有核心資本的要求，不良資產太高極易誘發系統性風險。「這個是一個大事。這也是讓習近平或者是中南海睡不著覺的事，」張傑說。 房地產業的衰退造成銀行不良資產的上升。路透社報道說，在過去的十年里，許多小銀行積極向房地產開發商和地方政府融資工具提供貸款。官方數據顯示，去年第三季農村商業銀行的壞賬比率達到3.04%，幾乎是整個銀行業1.56%的兩倍。 針對失業率的問題，張傑告訴美國之音，「失業問題如果解決不了，還會不斷的攀升。雖然中國政府說當前的失業率為17%，之前也有學者說達到了46%。而按照我的估計應該是達到了大概50%。也就是說每兩個就業人員裡面就有一個可能處於失業的狀態。這個形勢的確非常嚴重了。」 新華社1月25日的報道說，中國經濟仍然充滿「韌性和底氣」。放在全球坐標中觀察，5%的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經濟增量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一年的經濟體量。報道援引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的話說，「綜合近年來多數機構和學者的研究結果，我國現階段經濟潛在增長率仍然保持中高速水平。」 中國金融系統的非經濟挑戰 在張傑看來，中國金融系統在2025年也面臨非經濟因素的困難。在政治上，共產黨對銀行自主經營的干擾造成銀行業走回頭路。他解釋說，中國金融系統經過改革以後，已經逐漸開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但是現在重新淪為「黨和政府的錢袋。」在社會福利上，張傑認為缺乏妥善的社會福利導致人民不敢消費而引發通貨緊縮。 張傑認為外資撤離中國也將是2025的一大問題。他指出，中國過去幾年抓間諜和不斷打壓民營企業，使得資本外流。因為資本有兩個特徵：一是趨利，哪裡可以賺錢就往哪裡跑；二是資本最怕風險，哪個地方出現風險它就會迅速撤離。 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同比增長9.9%；但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卻同比大跌27.1%。中國人民日報近日在頭版發表題為「外資有沒有大規模撤離中國」的文章，強調中國市場已「今非昔比「，「部分沒有跟上中國市場變化的外資撤出」，只有快速反應跟上中國市場變化的外資企業才能成功。 張傑說，即將進入第三年的俄烏戰爭也是中國的金融系統的潛在麻煩。他說，如果北京拒絕與華盛頓和歐盟合作停止暗中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美國和歐盟會不會聯手對中國的金融系統進行制裁，比如將其踢出SWIFT系統。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中國金融體系就真的是遇到了大麻煩。 「適度寬鬆」貨幣政策能否提升經濟？ 從2024年開始，北京就接連推出經濟刺激方案期望提升景氣。今年1月3日到4日，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工作會議，宣布2025年將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刺激國內需求和拉動經濟增長。資深金融從業者張傑說，中國央行這一舉措是與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政策密切相關的，是為了響應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經濟工作會議。張傑說，中國央行在2025年伊始就推出「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因為「目前的經濟形勢，借用口頭語來說有點托不住了，」他說。 新華社報道說，在「適度寬鬆」的取向下，貨幣政策空間進一步打開，明年降准降息皆可期。同時，針對房地產、消費等領域，央行也有望推出新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 資深金融業者張傑認為是由於早先的經濟振興方案並未奏效，適度寬鬆貨幣政策成為最新的嘗試。他說，「但是很詭異的是，無論怎麼刺激它，這個就像有有功力的人一樣，經濟狀況不為所動。這個就很麻煩。中國的經濟這種低迷的狀態決定了中國的央行必須要出手，通過所謂的適度寬鬆的政策來刺激經濟的增長。」 「適度寬鬆」的四個可能動作 張傑表示，中國央行如果實施適度寬鬆政策可能需要至少採取四個動作。第一個是降准降息：所謂「准」就是存款準備金，而「息」就是利息，這樣才能保持整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否則沒有流動性，企業沒有資金就無法擴大生產。降准降息也是為了保障金融總量的穩定增長。其次要提供金融支持，為地方政府高額的債務紓困。 第三個是要防範、化解重點領域的金融風險，指的就是房地產領域的風險；第四個還是要繼續開放、吸引外資。另外，要擴大內需，就要鼓勵消費。 為了刺激經濟發展，中國人民銀行在2024年已經兩度下調了利率，最近的一次是去年9月底，將基礎利率從1.7%降到了1.5%。英國《金融時報》的分析認為，中國優先考慮利率調整的作用，適度寬鬆政策的出台力度不小，意義也很大，它標誌著中國貨幣政策出現了重大的轉變。 不過，張傑對中國是否能放棄貸款增長的量化目標仍然持質疑態度，他認為目前的經濟局勢仍然充滿不確定性，還不能用完全的理性去看待中國金融的問題。
中國14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3月5日開幕，李強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他提到2024年政府工作任務，其中一項是有效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包括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風險，維護經濟金融大局穩定。 在房地產方面，李強說，優化房地產政策，對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合理融資需求要一視同仁給予支持，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李強表示，健全風險防控長效機制，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趨勢和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變化，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完善商品房相關基礎性制度，滿足居民剛性住房需求和多樣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當前房市低迷、許多房地產公司陷入流動性危機、建案無法完工，房地產作為「火車頭產業」，又近一步拖累中國經濟。李強的表述，與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定調一致，著重化解房地產風險。 一些分析認為，2024年將是房市限購全面放鬆的重要一年。不過，中國多地政府去年已不斷鬆綁房地產政策，中央政府也多次表態支持國營及民營房企融資，但房市目前仍未見起色。
11月30日我在本網站發表本文的上篇之後，12月5日《華爾街日報》也刊登了一篇報道，《中國的巨額隱性債務問題已到緊要關頭》。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現在已經引起了華爾街的高度重視；而且，華爾街進一步把視角擴展到了中國金融系統的巨大風險，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最近下調了對中國的信用評級。由此可見，如何觀察中國經濟的前景，再單純看被官方操作的GDP增長率，已經變成十分幼稚的眼光了；而穿透中國潛在金融危機的本質，才是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聚焦金融部門 金融系統包括商業銀行、專業銀行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中國的商業銀行分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國內銀行的主力是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如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股份制銀行，其中排名在前的是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還有一批城市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 在中國開設過業務的外資銀行曾達到47家，主要是美國的花旗銀行、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銀行，香港的渣打銀行，英國的滙豐銀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銀行和三菱東京聯合銀行等，台灣有12家銀行在中國開辦業務。花旗銀行曾經多年來在中國開展高端客戶服務（理財賬戶開戶需50萬元人民幣起跳），去年底花旗已關閉中國的個人銀行業務。今年12月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消息指出，華爾街金融機構已大幅減少對華投資。 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保險、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託、證券、保險、融資租賃等機構以及財務公司等。其中也有一些外資機構，比如著名的美國先鋒領航集團(Vanguard)，其全球資產管理規模超過6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前十名基金公司管理資產總和的六倍。這家曾活躍在中國公募基金市場上的機構最近決定，把已經收縮得很小的上海辦事處關閉，退出中國。過去十年，面向中國市場的外企私募股權基金平均每年募資近一千億美元，而今年這些基金僅募資43.5億美元，業務大幅度萎縮。 金融部門是國民經濟的「心臟」，它不斷為各行各業「輸送血液」；然而，六年前上海證券交易所發布研究報告提出，要警惕中國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其背景是，中國的金融部門正在「脫實向虛」，走在不健康的擴張道路上，導致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從產業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金融業不發達時代的1.9%，快速上升到了現在的8.3%，這意味著金融風險的來臨。 二、金融部門的債務風險迅速升高 中國的銀行是和政權的存亡綁在一起的，中共會不擇手段地不讓銀行破產。實際上，中國的金融系統是中共最後的經濟「救命葯」，財政的債務主要靠銀行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國有企業的壞賬靠銀行消化；而銀行唯一靠的就是政府信用，中國的民眾傾向於相信政府不會讓國有銀行垮掉。正因為如此，為了維持銀行業的聲譽，銀行奉命不得公布真實的壞賬數目，也不會如實減記銀行的資產。所以，中國的金融部門之債務是個黑箱，沒辦法準確算出來；也就是說，各家銀行，主要指大型銀行，它們的債務到底是多少，無法按賬面數據來判斷。 今年11月23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對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綜合報告和2022年度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專項報告的意見和建議》。這份官方文件指出，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明顯超過了歐盟的3.9%，也超過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4.9%；中國金融業規模巨大，但凈資產收益率、不良貸款率、資本充足率等重要指標存在問題，資本金補充渠道不通，上市國有金融企業的股價普遍跌破每股凈資產價值。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現在要建立重點領域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 全國人大是中國憲法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中，它實際上是中央領導者手中的「橡皮圖章」。全國人大既沒有真正的權力，也沒有真正監督政府的資格；它唯一的任務就是，為中共領導者交代下來的文件走一個「議政」的過場，然後蓋上一個「奉旨照準」的「圖章」。因此，全國人大的公開文件中，對政府行政之弊，從來都是用溫柔的語詞「撓痒痒」。當這樣的文件開始質疑金融風險的時候，自然就意味著金融風險已經在「叩門」了。 雖然國際金融界無法了解中國金融部門債務黑箱的狀況，但還是憑種種訊號看出了一些端倪。最近，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嗅到了中國金融風險的味道，於是將中國的主權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同時將八家中國的重要銀行之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這八家銀行包括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及郵政儲蓄銀行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以及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及進出口銀行這三家政策性銀行。這種負面評價標誌著，中國的金融部門潛在的風險正在顯性化。 三、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 自由經濟國家的讀者不容易了解中國的金融制度，他們往往用自由經濟之下私營銀行的管理運作體制去看待中國的銀行。其實，中國的金融體制與自由經濟國家實在是天差地別的。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改革曾經改變了共產黨傳統的計劃經濟，那麼，共產黨傳統的金融「大鍋飯」體制，其實質則沒有多少改變。 在共產黨制度下，政府是把銀行當「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來用的，財政沒錢了，國有企業虧損了，一律都是靠銀行用貸款來餵養的。中國改革之前，國民經濟當中的資金，八成由國有企業和財政來掌控；民眾非常貧困，1978年人均新增儲蓄存款只有5元錢，因此，銀行能運用的居民儲蓄非常少。在這種狀況下，銀行實際上主要靠國有企業的存款和財政存款來維持經營，它服務的對象也主要是國有企業，所以銀行實際上不過是財政和國有企業的「出納」。 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以後，財政能控制的資金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小，而隨著民眾收入的增加和購買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銀行的資金來源逐漸轉變成主要依靠民眾的存款，銀行也替代財政而成為經濟成長的推手。但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國有企業依然佔據中國經濟的絕大部分江山，而國有企業依賴國有銀行貸款來維持運轉的局面並未改變。 由於地方政府可以影響國有銀行在各地的分行、支行，銀行不能拒絕國有企業無窮盡的貸款需要，國營企業則把銀行貸款看成是「政府撥款」。因此，雖然銀行的很大一部分資金來源變成了居民的私人存款，可是銀行貸款仍然是面向國有企業的「大鍋飯」機制。這就為中國的銀行體制埋下了一個致命的「地雷」，一旦銀行被國有企業掏空了，銀行的巨額壞賬就必然動搖金融部門的安全，誘發金融危機。 四、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 當前中國面臨的潛在金融危機其實是改革以來的第二次，而第一次發生在1996年。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半期，城鎮就業者中86%是國有部門和具有國有部門特徵的集體企業員工。中共為了政治穩定，試圖穩定國有經濟，為此江澤民提出了「安定團結貸款」這個金融方針，即為了穩定城市的國有企業，要無條件地為國有企業提供它需要的銀行貸款。然而，國有部門的效率卻持續下降，當金融資源里國有部門佔用份額佔八成時，這個部門對GDP的貢獻只有四成多。這代表著國有部門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國民經濟資源，同時國有部門負債纍纍，越來越多的國企開始向銀行「打白條」，即不僅不再償還貸款，連利息也不再支付。從1979年到1994年，國有部門的凈資產率（equity rate）從76%降到25%，1994年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達到了83%。 在中共的這種經濟政策之下，當時金融系統進入了危機狀態，四大銀行貸款的兩成已成壞賬，若加上逾期獃滯貸款，貸款總額的七成實際上已淪為無法歸還的爛賬。1991年四大銀行的呆帳約4,300億元，而同期這些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銀行系統已嚴重地資不抵債。1994年中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嚴重的全面虧損，銀行的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的自有資本減少，也就是銀行的自有資本快要被國有企業吞噬殆盡。 當時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是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10到15倍，而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面對這種危險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採取了激進的國企全面私有化方針，目的是為銀行系統「止血」。當局掩蓋私有化的詞語是國企「改制」，至於改成什麼所有制，則故意避而不談。 朱鎔基1997下半年開始全面推行國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萬家國有工業企業的絕大多數都作為「包袱」甩掉，迫使幾千萬「全民所有制」職工低補償或無補償下崗，藉此讓中小企業私有化，同時讓大型國企上市、實行部分私有化。 五、國企私有化暫時救了中共 在中國的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當局讓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同時也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了國企的廠長經理身上。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不會白白當「替罪羊」。國有私有化，企業都賣給誰？事實上，國企廠長經理們的家庭積蓄根本無法滿足收購企業所需要的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資金需要，而外資在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這種情況下，朱鎔基鼓勵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使用非法手段，搖身一變而成為各自企業的新老闆。近百萬國企管理者用企業作擔保，從銀行借款，「購買」了自己主管企業的國有財產，把企業註冊在本人或家族成員名下；然後以企業所有者的身份，動用企業公款，歸還他們私人購買企業的貸款。此外，許多國企管理者逼迫員工購買企業的部分股份，職工為保住飯碗，只能拿出家庭儲蓄來購買本企業的股份；但普通職工擁有股份後，企業管理層並不許職工股東過問企業經營和資產轉讓，等於讓職工出資幫企業管理層獲取企業的所有權。同時，當局縱容紅色權貴家庭的妻子兒女，利用關係網幫助大國有企業獲准上市，以此無償獲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後通過抬高股價大獲其利。 中國1996年有11萬家國有工業企業，2008年底只剩不到1萬家，其中還包括已實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國企。中國的私有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小國企的私有化，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歷時4年。究竟誰成了國企「改制」後的新老闆？據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所做的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大約50%到60%的國企都變成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約四分之一的企業的買主來自國內其他行業的投資者，其中外資所佔份額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佔一成。 朱鎔基推動私有化的時候，中國正急於加入WTO，以擴大出口。WTO接納中國的前提是，中國必須取消計劃經濟並實行國企私有化。因此，中共當時為了向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中國私有化進展狀況的資料，為中國加入WTO鋪路，特別准許境外研究人員對國企私有化做調查，因此，中國國企私有化的結果早已在國際社會公開。但當局在國內對私有化真相掩耳盜鈴，不許國內媒體報道私有化的結果，也禁止國內學者研究這個專題。 此後中共迎來了外資湧入的高潮，外企幫助中國的銀行把壞賬打包處理，度過了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同時，藉助大規模出口和「世界工廠」的形成，中國經歷了經濟繁榮的二十年。 六、中國銀行業的第二次危機 國企私有化確實幫銀行從此甩掉了為中小型國企「輸血」的任務，但並沒改變大型國企「汲取」金融資源的運行特徵。不僅如此，地方政府為了通過開發房地產賺錢，發行了大量債券，大部分讓銀行認購，因此，2010年開始，各級地方政府都加入了從銀行「吸血」的行列。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並沒被改變，相反卻成了地方政府賴以生存的「生命線」。連民營的房地產企業也學會了吃金融「大鍋飯」，最終引發了大型房地產公司接連爆雷，戳破了房地產泡沫。 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國企和民企的巨額貸款壞賬，再加上民眾無法歸還的大量貸款，最後都把壓力集中到銀行系統，導出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第二次金融危機。本文提出的「債毀中國」現象，從根本上講，就是共產黨統治下吃金融「大鍋飯」的結果。中共為了控制金融資源，只讓銀行上市圈錢，卻把大一點的銀行之主要所有權掌控在自己手裡，結果中國的第二次金融危機，與第一次金融危機一樣，仍然構成了政權的危機。 2023年10月底全國金融機構賬面上的貸款是235萬億，承購債券是64萬億，合起來是300萬億。目前官方承認的壞賬率是1.8%，實際上，因為地方政府的債券很大一部分還不了，僅僅按地方政府債券的壞賬率50%，企業貸款的壞賬率為10%來計算，金融部門的壞賬就有56萬億。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114萬億，加上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220萬億，再加上金融系統的最低債務56萬億，合起來就是390萬億，將近400兆。這個數字是中國GDP的3倍多。假如把中國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營業額是每年120萬億，負債則高達400萬億，這家公司是不是已經快要破產了？ 七、重新審視中國的債務 我估計的中國債務，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計算結果要高很多。IMF預測的中國負債佔GDP的比重似乎不算高，比美國和日本的這個數值低一些。但是，IMF的統計有三個錯誤。第一，IMF低估了中國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第二，IMF的計算排除了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巨額債務，而國有企業以其政府背景、向銀行大量借的不會歸還的貸款，其實也是中共的政府債務；第三，IMF的計算完全沒考慮中國的國有金融系統的巨額壞賬。 由於美國和日本都沒有中國的這三種狀況，所以美國和日本的負債佔GDP的比重，其實與中國並沒有可比性。中國的負債佔GDP的比例實際上早已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國的兩倍多。 此外，中國的大量國際債務是不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因為人民幣不是硬通貨。而中國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除了要償還外債，還要應付數萬億美元外企投資（包括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匯出盈利和撤回投資的需要。單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債務危機就很難化解了。 那中共能象度過第一次銀行業危機那樣，再一次把國企私有化，從而化險為夷嗎？私有化靠私營企業的實力，美國和日本的私營企業都是世界級大公司，主導著本國經濟和國際經濟；但中國的私營企業除了房地產公司之外，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完全沒辦法把國有的巨無霸公司民營化。一句話，此路不通。 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是靠美國幫忙解決的，而這一次銀行業危機就沒有美國幫忙了。地球上只有一個WTO，中共無法再找到另一個脫身危機的外助。其實，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美國是不知道底細的，糊裡糊塗地幫了忙；而這第二次「債毀中國」，美國的華爾街已經比較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了，當然不會再上當。《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就是一個信號，這篇報道的標題是，《「不碰中國」的投資戰略行之有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 中國公民和企業背負著沉重的債務負擔，中國央行的數據，中國人大的數據，以及中國財經媒體的數據，非常令人震驚。中國個人儲蓄總額為22.7萬億元，而企業和個人債務總額達到33.1萬億元。令人震驚的是，有5億至6億人根本沒有儲蓄，而債務人總數達到7億至8億。此外，有4.2億人面臨貸款違約的風險，僅信用卡違約就超過2000億元。 2 如此龐大的中國人口陷入債務，這筆錢又欠給了誰？實際上，追溯這些巨額債務的起源，我們會發現絕大多數是由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定的政策造成的。 3 讓我們來看看困擾中國人民的六大主要債務來源以及背後的原因：1）毫無疑問，住房是最主要的原因。許多人因購房付首付和後續財務承諾而背負債務。2）互聯網金融產品因各種主觀或客觀原因產生債務。3）傳統金融產品導致債務累積。4）政府支持的項目促使債務累積。5）政府有意向企業和個人強加債務。6）人們被欺騙而陷入債務。 4 首先，我們關注中國的住房問題。在中國，購房是中國人民最大且最普遍的債務來源，因為購房導致了債務。那麼，組成房價的最大資金部分是什麼？答案是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讓費。換句話說，購房者支付的最大部分資金，流向了中國政府的各個層級，其次是與房地產相關的政府稅收，最後才是開發商和其他相關利益相關方。 5 那麼，土地出讓費和房地產稅在中國房價中的比例是多少？據數據顯示，在有統計數據的23個省市中，17個省市的土地出讓費和房地產稅與商品房價格之比高達74%。此外，這筆收入佔地方財政收入的86%，地方政府無法承擔不收取這筆收入。 6 政府徵收的土地出讓費推高了房價，使中國100個城市的平均房價收入比達到12，遠高於日本的6.83，韓國的8.9和美國的5.07。如果取消土地出讓費，房價會發生什麼變化？根據知乎網站用戶的計算，如果只考慮建築成本和合理的開發商利潤，中國的房價將下降50%以上。這將使房價收入比降至與市場經濟國家相似的水平，並使大部分人免於債務。 7 然而，由於政府收取大量的土地出讓費，房價居高不下，許多中國人在購房時不得不向銀行貸款，最終承擔沉重的債務。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政府似乎都不是在尋求人民的福利。相反，中國人民為購房所付出的努力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要大得多。但是，中國政府設定了如此高的土地出讓費，占房價的74%，似乎並未追求人民的福利。 8 中國人民的第二大債務來源，尤其是在過去十年中，是互聯網金融產品。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中國政府大力推廣各種金融管理產品，如P2P借貸、私募基金、PPP以及依賴眾多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平台的各種貸款產品，導致如此多的中國人成為金融管理和互聯網金融的受害者。 9 一個具體的例子是中國政府從2013年開始推廣的P2P借貸，這是一種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個人之間的直接借貸。然而，由於監管不力，一些平台在早期階段以30-40%的年利率吸引公眾存款。隨著一些借款人未能還款，部分P2P平台的資金鏈開始斷裂，導致運營商攜款潛逃、企業倒閉，公眾存款無法追討。 10 2022年，中國政府推出監管政策，部分P2P平台開始調整業務模式，尋求銀行資金託管。但為時已晚。在2018年6月爆發的大規模P2P倒閉潮中，僅一個月內就有221家在線借貸平台破產，運營商消失或失去聯繫，估計受害者超過100萬人。 11 其他貸款平台包括螞蟻集團的借唄和花唄，以及京東金融的金條等金融產品。這些項目使數千萬或億萬中國人背負債務。來自中國財經媒體財經窩的數據，在中國14億人口中，債務人數已達7億，違約率為46%。幾乎80%的勞動年齡人口背負債務。 12 這種情況與中國政府當時對這些項目和產品的大力推廣和宣傳密切相關。普通民眾在聽到政府的宣傳後開始使用這些產品。當這些項目和產品後來遇到問題時，政府的回應是將責任完全推到互聯網公司和互聯網金融企業或個人身上，如打擊P2P，推出各種監管措施。然而，政府迴避討論當時的政策和大力推廣。任何敢說政府應對此負責的人都會受到制裁。 13 由於政府的不負責任態度，互聯網金融領域成為中國普通民眾除房地產領域外最廣泛的債務領域。 14 中國人民的第三大債務來源是傳統金融產品，如股票交易市場、債券市場、期貨市場、中國發行的各種彩票市場，甚至銀行存款。 15 政府是否沒有人對這些領域負責，還是故意裝作無知？政府不斷鼓勵普通中國民眾和各種散戶參與許多高風險金融產品，卻完全忽視這些金融產品帶來的巨大風險。 16 就算是在類似於西方的中國股票交易市場，幾乎沒有上市公司不造假的。但是面對這麼多上市公司造假，中國政府採取的政策就是，視而不見，無人問津。 17 很多地方銀行的風控機制也如同虛設，可是一旦出了問題，金融機構裡面的各種規定是非常複雜的，他們說的話的真實含義，真實的操作，老百姓都不明白就裡。 比如說，某個銀行倒閉了，最後經過調查，政府說有人捲款逃到國外，這一句話就把所有問題都交代了。但實際上金融界內部的相當專業的人士都明白，這必須是央行內部有人，中共高層有人，才能讓這些款項流向國外。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最後老百姓的資金會全被吞掉，老百姓也沒辦法，因此產生了大量的負債者。在這次河南銀行的事件中，銀行讓民眾登記自己的信息，其實就是走個過場，讓老百姓覺得銀行正在解決問題。其實這種登記對找回資金什麼用都沒有。 18 第四大債務來源是政府曾經大力推廣的失敗項目。例如，全國創業倡議、雄安新區、區塊鏈技術、海南自由貿易港以及一帶一路倡議。這些項目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廣，許多投資者參與這些項目、投資或合作。 19 無論是政府的規劃能力、管理能力還是運營能力，中國政府都未能有效地思考、執行或管理這些項目。經過幾年的發展，這些項目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政府從全力支持變為全力反對。 20 習近平於2017年4月1日提出的雄安新區宏偉計劃，旨在減輕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一夜之間，雄安這個人煙稀少、貧窮的地區的房價暴漲，各種國有企業、學校、酒店和餐館紛紛湧入。據中國媒體報道，截至2021年上半年，雄安新區已完成投資超過2.6萬億元，125個重點項目正在進行，北京已有超過1000家企業在新區註冊。 21 然而，在2021年9月1日實施的《河北雄安新區條例》被輿論認為是雄安新區降級為地級新區的標誌。這是因為中央政府認為「千年大計」難以實現，所以將其交給了地方政府。最終，雄安新區的參與者和投資者一無所獲。 22 2014年9月啟動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運動通過政府主導的創業投資基金為創業者提供金融槓桿。然而，他們無法幫助創業者創造市場需求，導致創業者失敗率高達80%，學生創業者失敗率超過95%。擔保人也損失慘重，那些放棄穩定工作創業的人最後背上了巨額債務。如今，政府不再談論或討論這些問題，而這些失敗的創業者和投資者不得不獨自承擔債務。 23 現在，政府不再談論或討論這些問題，也不提及他們在推動這些項目方面的責任。他們將所有責任都推到普通民眾身上，在許多地方，甚至僱用嚴厲的官員嚴格處理這些項目的參與者。他們絕對不提及這些項目曾經是中國政府大力推廣的。 24 中國公民的第五大債務來源是政府強制讓人民背負債務，無論他們是否願意。這包括政府支持的項目，如廣州恆大，導致投資者承擔債務，以及政府拍賣項目，如河北大悟集團，也使投資者背負債務。 25 例如，恆大財富在2021年9月9日突然宣布，暫停贖回所有已售出的金融產品。有傳言稱，未贖回的金融產品金額高達400億元！恆大集團的投資者和合作夥伴也就無法要求付款。因此，由此產生的債務必須由這些投資者自己承擔。此外，這次陷入債務困境的不僅僅是投資者，還有恆大的許多內部員工和業主。 26 另一種情況是，企業在共產黨政府的逼迫下，不得不破產，然後以低價出售。河北大午集團的資產就是一個例子。大午集團創始人孫大午，中國著名的草根企業家，於2021年7月28日被判處18年徒刑。次年4月14日，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公開拍賣了大悟集團的所有資產。拍賣底價設定為6.8億元人民幣，僅占集團資產總賬麵價值的13%。有人懷疑，當局出於政治目的，以低價出售大午集團資產，公然剝奪投資者的錢財。投資者也無處伸冤。 這種情況在中國並不少見，因為各種原因，許多公司被低價出售。各級中國政府的不負責任行為嚴重損害了企業和個人的利益，也嚴重影響了國家的形象和信譽。 中國公民的最後一種債務是由社會上猖獗的詐騙行為引起的。近年來，中國的詐騙犯罪問題日益嚴重，包括電話、金融、信用卡和互聯網等各個領域的欺詐，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人民福祉的重大問題。 詐騙分子通常冒充銀行、公安、法院、電信等機構，利用逾期支付、快遞包裹問題、簽證失效等作為切入點，獲得受害者的信任並進行詐騙。信用卡詐騙通常涉及使用他人身份申請信用卡、非法套現和虛假折扣。互聯網詐騙主要包括電信網路詐騙、網購詐騙和微信詐騙等各種形式。 然而，我們需要看到，如果沒有中國政府的管理漏洞、制度漏洞、執行不力以及中國共產黨內部官員與大量詐騙分子的勾結，詐騙分子如何能夠獲得如此多的電話卡、擁有如此多的互聯網渠道、發行如此多的銀行卡，並在這樣一個技術先進的時代轉移如此多的資金？ 因此，這些問題的出現是由政府內外官員的疏忽、管理不善或勾結造成的。 由於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洗腦政策和煽動人民相互對立的高超手段，到現在為止，中國的債務人和債權人一直在互相對抗，而沒有認真考慮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債務是如何產生的。 然而，與西方國家相比，很明顯，在中國人民的六大債務來源中，無論是房地產、互聯網金融、政府推廣的項目還是政府強加的債務，這四類在西方並不常見。由傳統金融市場和欺詐行為導致的債務比例在國外也遠低於中國。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明智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並理解，對於勤奮的中國人民來說，如此多人民的普遍債務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如果中國共產黨繼續領導，土地出讓費繼續高額徵收，各級政府繼續裝聰明、事後推卸責任，把所有中國人拖入債務陷阱只是時間問題。
據內部人士透露，中國40多年來的驚人發展速度，實際上是依靠巨額債務積累而實現的，相當於在這短短的40年時間裡，提前消耗了300年的資金。曾擔任全國人大財經委法案室主任長達18年的朱少平，在去年9月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中國國內總債務高達650萬億人民幣，其中政府債務達到319萬億人民幣，企業債務193萬億，居民債務138萬億人民幣。 觀察美國的數據，該國歷經200多年的發展，聯邦政府加地方政府的總負債未超過34萬億美元，摺合人民幣約為200萬億。然而，中國政府僅在改革開放的40年間，中央和地方政府負債已高達319萬億。看起來，中國40年的負債規模已超過美國200年負債的總和。 如今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城市中嶄新的基礎設施、宏偉的新機場、各大城市的摩天大樓和現代化基礎設施，皆是通過中國各級政府的借債實現的。這些建設項目要麼由地方政府借款實施，要麼由當地企業承擔債務進行建設。 根據全國人大的數據，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達到319萬億人民幣。債務與GDP的比例高達1:2.798，遠超美國的1.1875。 根據公布的數據，2022年，至少有70%的省級政府，最多可能達到90%以上的省級政府，在把當年所有可借款的額度，都借出來之後，還是無法支付已經負債的債務利息，更不用說本金了。面對這一局面，中國央行開始印鈔，各金融機構則通過加槓桿向地方政府及其附屬機構貸款。不過，這樣的操作帶來的後果，是相當的恐怖。 今天我們主要來看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這些政府有兩大基本的財源，一個是當地的賣地收入，一個是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那麼地方政府是怎麼用這兩大塊來借錢的呢？ 2016年中央政府規定，不允許地方政府用沒有經過一級開發的土地，去銀行進行抵押貸款了。但是之前，地方政府大量進行這種操作，中央政府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原因就是因為地方的稅都上交了中央，為了讓地方政府有資金進行投資建設，對這種踩紅線的事情，就沒有嚴加管理。根據知乎上的計算，這類貸款累積到現在，數量已經達到了100萬億元。 那麼地方政府用土地抵押借來的貸款和利息，最後都是怎麼還上的呢？這就要談到依靠賣地的收入了。地方政府擁有土地，土地招拍掛轉讓，得來的收益，進了地方政府的賬戶，可以被用來還銀行貸款的本金和利息。因此說，土地能不能賣出好價錢，是地方政府能不能還上銀行貸款本息的關鍵。 問題是最近幾年房地產市場需求下降，地方政府的土地招拍掛出現了底價成交和大量流拍的現象。按照中國土地招拍掛的規則，一旦出現流拍，就要降價拍賣。土地幾次降價後，也會導致原來抵押土地的評估值跟著下降了。這就影響到了，地方政府當初和銀行簽的貸款合同。銀行發現地方土地估值下降，就會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抵押物，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滿足到銀行的要求，就會被要求提前歸還本金和利息。這很讓地方政府很頭疼。 怎麼辦呢？市場上沒有開發商願意買地，那就讓政府全資擁有的城投公司上陣吧，讓城投公司或者當地的國有開發商，參與土地的競拍，保住土地的價格。這樣地方政府有了買地的收入，歸還欠金融機構本金和利息就沒問題。 What is the solution? When no private developers are willing to purchase land, local governments can rely on their wholly-owned urban investment companies (or local state-owned developers) to participate in land auctions and maintain land prices. In this manner, local governments can secure income from land sales, enabling them to repay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wed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但是城投公司也缺錢，為了能買地方政府的地，就發行了城投債借錢。地方政府發行的公債，也可以注入城投，來購買地皮，而且地方政府的債券息低到4%。 However, urban investment companies may also lack funds. To acquire land from local governments, they issue urban investment bonds to borrow money. Local government bonds can also be used to facilitate land purchases by urban investment companies, with bond yields as low as 4%. 城投公司買了地之後，如果要開發新房，那麼新房的價格就不能下跌，這樣才能保證城投公司能收回建設成本，還能有餘力去歸還城投債，還能有餘力購買政府的其餘的土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各地政府紛紛出台了限制新房價格下跌的政策，此外中央財政也要求金融機構，向地方政府提供貸款，購買地方政府關聯公司建設的新房，保證城投公司能還上城投債的利息，接下來還能購買地方政府的土地，地方政府也能還上欠金融機構的本金和利息，這個運轉的鏈條就不會斷了。 […]
最近，引發世界恐慌的是美國矽谷銀行破產，瑞信被瑞銀以30億瑞士法郎（3月17日 周五股市收盤價的40%）收購，暫時避免了第二個「雷曼時刻」。有人發問：中國金融系統早就病根深種，過去數年，因P2P的爆雷、房地產業的拖累，地方政府龐大的債務，成了一頭隨時可能暴走的「灰犀牛」，這次為何久病成痾的中國金融系統反而安全，瑞信這種「大而不能倒」、曾被奉為業界先鋒的瑞士信貸反而熬不下去？且看分析。 中國金融體制相對封閉反而成為防波堤 出現上述情況，當然不是中國金融體制優於美國、瑞士，而是得益於一直被視為弊端的中國金融體制的相對封閉性。 美國金融實力遠優於中國，用專業術語概括，那就是：一國金融體系動員和配置跨期資源的規模和效率決定了該國的金融實力。 首先，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則是金融實力最直接的反映，美元依然是居於第一層級的霸權貨幣，歐元處於國際貨幣體系的第二層級，人民幣則大體處於第三層級。人民幣國際地位強於大多數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貨幣，但弱於日元、英鎊等同處於第三層級的儲備貨幣； 其次，中國最好的規模性指標（金融機構資產規模）也只相當於美國的60%左右——這基本與中美兩國GDP（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差距相同，而最弱的規模性指標（如金融衍生品規模）甚至不到美國的1%。這就決定了兩國的金融體系結構完全不同，中國一直以銀行為主導（因為無法大規模發債），而美國則以資本市場為主導，國債規模接近32萬億美元，其他各種企業債與金融衍生品更是多不勝數； 第三，美國的金融專業人士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優於中國。 美國有這麼多優勢，為何在防範金融風險上，反而更容易爆雷？其實這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體制相對封閉帶來的模糊性導致的。 國內金融風險究竟有多高，中國並未能建立起一套測算其風險的科學體系或方法，僅是借鑒成熟市場現成的工具與經驗，外加政治手段防控風險。 1997年末-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源頭，緣於索羅斯集中力量通過對沖基金先整垮泰國金融市場進而影響到韓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獨獨香港在北京幫助下穩住，最後只有中國大陸安危度劫，原因無他，就在於中國金融體制的相對封閉形成了一道防波堤。 政府這隻「無形之手」緊扼金融風險 中國的金融風險一直存在，只是被政府這隻「無形之手」緊緊扼住。 一、中國的金融市場與成熟市場完全不同，數據獲得的方式及可信度也不一樣，完全憑金融高官的經驗外加行政手段控制。僅以P2P為例，2015年和2016年，P2P平台頻繁爆雷，行業規模急劇萎縮，開始走下坡路，截至2019年12月底，P2P正常運營平台數量下降至343家，全年P2P網貸行業成交量下降至9649.11億元。最後留下8000億壞賬無人買單，投資者只能認虧了事。所有的社會不滿，全被政府這隻「無形之手」強行「化解」。 二、當前中國金融風險主要聚集在房地產市場，即經濟的「房地產化」。如果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沒有擠出，中國的經濟結構不進行重大調整，並讓產業結構升級，那麼中國房地產市場巨大金融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爆發之風險。從2002年以來，中國政府將經濟調控的閥門裝在房地產市場上，收收放放，反覆折騰，大的調控共有八輪，每次抽緊銀根，就有一批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倒下。2021年就倒閉了300餘家，平均每天一家。說白了，中國政府採取的是倒房地產公司的方式來緩解金融危機。 北京如何防範金融危機？ 無論是美國還是瑞士，兩國政府對防範金融系統風險的意識都非常薄弱。但中國政府不同，知道金融系統是自家短板，時刻準備著，將防範金融風險當作宏觀經濟管理第一要務，生怕灰犀牛暴起，將自家房子踏成瓦礫。不少政治反對者喜歡一言以概之，說與毛時代的前三十年相比，如今的中共沒有變化，這是指政治制度而言。但在管理經濟上，中共已基本脫胎換骨，再也不會將「抓革命」放置於「促生產」之前。只是有個從共產主義學說帶來的娘胎病改不了，那就是時刻打私營經濟的主意，每逢經濟狀況向好，就想從私營企業那裡抽血，展開政府圍獵行動，將私企逼得無路可走，紛紛跑路，嚴重影響稅收與就業，一發現不對，又開始掉頭，放寬一些限制，僅習近平任國家領導人以來，這把戲就玩過兩輪，目前又進入穩定私企階段。但在金融管理上，卻汲取了毛文革經驗失敗的教育。絕對不讓外行管理金融財政系統，僅僅會學習近平講話的人，不會入選。 中國式經驗歸納而言，大概有兩點： 第一、財經口官員的任命：專業經驗優先考量。 近半年以來，外界對習近平組建新一屆政府有各種猜測，廣為流傳的就是李克強班底將全部棄用，啟用經驗不足但政治可靠的習家軍來取代專才。等到「兩會」開過，財經口幾個關鍵位置則留任有經驗的官員，易綱將繼續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劉昆留任財政部長，王文濤也留任商務部長，這三位都已經年屆65歲，算超齡留任。即將重組的科技部，部長王志剛亦超齡留任。上述安排讓這傳言無疾而終。 此舉博得路透社和彭博社稱讚，認為中國在經濟增長仍面臨諸多風險，金融監管領域又將實施改革的當下，習近平讓擁有豐富經驗的高級金融財政專家易綱、劉昆等留任，保證了經濟和金融事務領導層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有助於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更有助於增強國際市場信心。 第二，中國政府對金融風險有足夠的警惕之心。早在2017年底，中國債務總額已超過200萬億，中國人均負債達17萬元，全部債務佔GDP的比重則多達200%。國際金融機構估算要嚴重得多，國內引證的有一條是截至2017年末，而全部債務佔GDP的比重則多達364%。就在那一年，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說過那段著名的話：中國既要防止「黑天鵝」（突發性的經濟事件），更要防範「灰犀牛」（指早已經發現但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為了拯救中國經濟，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穩」之策（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預期指經濟增長目標）。這個所謂「六穩」，實際上就是在穩泡沫，這個泡沫的象徵物就是房地產市場——蹲伏在中國大地上的「灰犀牛」之一。 中國金融口主管官員明白，中國金融行業一直承受著巨大壓力，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借款給地方政府的銀行面臨財務危機——據澳新銀行研究中心估計，在過去五年里，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平均每年增長16%。也因此，這次兩會後，中國央行召開2023年金融穩定工作會議，會議強調，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要繼續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方針，統籌發展和安全，壓實金融風險處置各方責任，積極穩妥壓降存量高風險機構。 這種危機意識還表現在宣傳口徑上，中國政府官員（非宣傳口）這些年時常提醒國人，要準備過苦日子，比如這次留任的財政部長劉昆最近提到今年 1-2月全國稅收下降，例如消費稅降18.4%，增值稅降21.6%，關稅降27%，城建稅降10.5%，車輛稅降32.8%，印花稅降31.3%，證券印花稅降61.7%，土地增值稅降22.4%，房產稅降22.9%，土地出讓金降29%，……，喊話各級政府，要做好長期過苦日子的準備。 從世界範圍來看，當政府成了問題的製造者之後，如何應對政府製造的問題，確實可以將危機爆發延後。這次瑞信（The Credit Suisse）要破產，瑞士政府為了避免更大的危機，讓瑞銀（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出資30億瑞郎收購瑞信，價格僅為3月17日（周五）市值的四折，政府兜底部分損失。一家管理資產規模超1.1萬億美元的銀行就這樣結束了166年壽命，算是給國際經濟拆了一次雷。但最近這輪金融危機的真正啟示應該是：如何避免政府成為金融風險的製造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天，河南、安徽兩地村鎮銀行爆雷事件又有了新進展。據銀保監部門通報： 7月11日以來，河南、安徽分4批對村鎮銀行客戶實施墊付。截至8月11日晚，已累計墊付43.6萬戶、180.4億元，客戶、資金墊付率分別為69.6%、66%，進展總體順利。 聽上去的確是很順利，數字也好像有零有整，然而實際情況一直是不明不白的。截至目前，村鎮銀行爆雷的事情至少還有四個重大疑點。 村鎮銀行事件重大疑點之一：資金缺口到底是不是400億？ 從村鎮銀行爆雷事件進入公共視野開始，大家都在傳爆雷的資金規模高達400億。我對媒體報道做了溯源，最早提出這個數字的是網易清流工作室，屬於網易財經旗下的內容團隊。 網易清流工作室通過梳理公開資料和調查計算出，河南新財富集團通過內外勾結、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資金掮客等方式，涉嫌轉移資金達397億。隨後的媒體報道中都是引用這一數據來源，在標題中被取整寫作400億。有理由相信，這397億的轉移資金是他們掌握了實據的部分，實際的規模只會比這更大。 然而根據今天的通報，已經墊付的180.4億資金佔比66%，那麼總的資金缺口規模應該是273.3億，與此前流傳的400億以上相差甚遠。 另外還有一組數字嚴重對不上。已經墊付了43.6萬戶，佔比69.6%，那麼可以算出還有19萬戶沒有賠錢，前面已經算過，還沒墊付的資金是93億，那麼剩下的平均每戶只有4.9萬元。 按照河南方面的墊付順序，5萬元以下的客戶是最早賠的，之後分四批逐步提高，一直賠到15-25萬元的批次，剩下的應該都是幾十上百萬的大戶。怎麼剩下沒賠的平均還不到5萬元呢？ 從開始到現在，掌握了真實數據的官方從來沒有公布過村鎮銀行爆雷資金缺口的整體規模，273.3億還是通過比例數據反推出來的。是說不清楚，還是不能說？ 村鎮銀行事件重大疑點之二：墊付的資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問題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就提出來過。銀保監局的通報從始至終都說是對銀行客戶進行墊付，既不是取款，也不是賠付。而且今天相關部門還透露稱，這些爆雷的資金並沒有交過存款準備金，也沒有繳納存款保險。意思很清楚，這不是存款，不受存款保險的保護。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不是存款保險賠的，那這「墊付」的錢從哪兒來的？通報之前提過一次，說是公安機關在辦案過程中查扣的資金和資產變現而來。但這是不可能的。 一來，這些犯罪分子辛苦幾年轉移資金，還要花錢腐蝕監管人員，供自己揮霍，不可能還有那麼多錢留在那兒等著公安去輕鬆查封； 二來，公安機關在辦案過程中查扣的資產必須經過人民法院審理判決之後才能處置，本案尚未進入審理程序，怎麼能違法直接處置資金？ 三來，河南新財富集團早在今年2月就已經註銷了，哪來的資產可以查扣…… 錢沒了，不明不白，錢又回來了，還是不明不白，在一個法治社會，這很不應該。 村鎮銀行事件重大疑點之三：主要嫌疑人呂弈為何還不通緝？ 我自己不是村鎮銀行的受害者，算是一個局外人，對資金損失沒有切身之痛，但我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 對於一個捅出幾百億大窟窿的犯罪分子，絕不該讓他逍遙法外。 然而，河南新財富集團的實控人呂弈，不僅在此前被公安部門控制調查之後平安脫身，潛逃國外，而且至今沒有對其發布通緝令。 官方通報多次提及河南新財富集團涉嫌犯罪的事實，還處置了這家公司的資產，但對人盡皆知的實控人呂弈卻隻字未提。 人已經跑到國外去了，你抓不回來大家可以理解，但至少發個通緝令表明態度吧？難道還等著呂弈下次大搖大擺地回國繼續收割下一批韭菜？ 村鎮銀行事件重大疑點之四：被抓捕的官員是不是保護傘？ 7月24日，中國銀保監會河南監管局一級巡視員李煥亭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其曾任該局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處處長、副局長。 7月29日，中國銀保監會河南監管局非銀二處處長、一級調研員郭琴被查。中國銀保監會開封監管分局黨委書記、局長夏軍被查。中國人民銀行鄭州中心支行金融穩定處處長趙德旺被查。 8月5日，中國銀保監會信陽監管分局二級巡視員王獻軍被查。 8月12日，中國銀保監會河南監管局政策法規處處長、一級調研員蔣紅華，案件稽查處副處長、二級調研員杜其文被查。 查了這麼久，查了這麼多人，沒有一個廳級以上幹部。 幾百億的案子，十多年時間，你覺得這些廳級以下的幹部能罩得住？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
日媒報導，1日得知日本網路金融巨擘SBI控股公司已取消與中國平安集團的合資計劃，主要是擔心顧客資訊外泄。 日本共同社報導，SBI控股之所以取消與中國平安集團的合資事業，主要是因為金融服務的開發費用超乎預期，加上中國企業如果參與系統開發的話，導入服務的金融機關的客戶資訊可能外泄。 主導日本地方銀行合作的SBI控股與中國平安集團的合作原本被期待可帶動日本地方銀行業務改革，但在經濟安全保障重要性日益受重視之際，這項日中合作在籌備階段就夭折。 對於取消與中國平安集團合資計劃一事，SBI控股的公關部門僅表示，是綜合性評估事業環境的結果，並未詳細說明理由。但相關人士接受共同社採訪時坦承，這與中美關係對立趨於激烈，以及考慮經濟安保上的風險有關。
11 月，中國最大的經濟事件就是金融科技巨頭螞蟻集團在國內謀劃「史上最大IPO」前夕被叫停。接下來各種猜測都有，一致的看法是中國政府重手「壓垮」螞蟻上市計劃，目的是示警。本人認為，馬雲的螞蟻金服上市雖然範疇仍然是權力與市場的關係，但大背景卻是中國政府對大數據時代監管資本的擔憂，甚至有可能錯失經濟轉向的時機。 P2P災害仍在，政府餘悸猶存 上交所給出的理由是，「所處金融科技監管環境發生變化等重大事項」導致「你公司不符合發行上市條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這一理由半實半虛，前一句是實，後一句是虛。但真正的擔憂源於螞蟻集團上市IPO的超巨規模：「螞蟻集團總市值可能達到驚人的2.1萬億元人民幣（約合3130億美元），一度被稱可能創下史上最大IPO新紀錄」。 將這個IPO規模與兩個數字比較，就明白中國政府的擔心不為無由： 1、僅以近七年以來不斷發生的民間信貸大規模違約事件為例： 2014年，全國倒閉、跑路、取不出錢的平台共有261家。2015年更是出現了「e租寶」的500億元大案，累計也就是千餘億左右。 2、據國內研究者不完全統計，從2015年～2018年之間，中國出現八大知名爆雷平台，造成的損失資金就高達1337億元，涉及投資人126.7萬人（計重複投資者）。 這兩大類事件，在中國產生了數百萬金融難民，導致中國的群體性抗爭多了一個抗爭者類別。 如果對上述數據還無感，那麼我再列舉兩個數據加以比較：2019年，中國的GDP規模為99.0865萬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9.04萬億元（行話叫窄口徑）——螞蟻金服的籌資規模是中國GDP總量的2.1%，是中國財政收入的11%，是P2P網貸爆雷損失的16倍，這種巨大的IPO規模，讓這些年將防範金融風險置於重中之重的中國政府怎能放心？ 中國政府力防的金融風險 螞蟻金服佔三條 馬雲在中國商海中遨遊自如，是一條成功躲過習近平近年清洗金融大鱷行動的金融大鱷。在中國目前經濟低迷、國際生存環境面臨極大困境的時候，曾以退休求自保的馬雲突然於10月26日在上海外灘金融論壇上發表演講，稱「我們必須改掉金融的當鋪思想，在當下，我們必須用藉助技術的能力，用大數據為基礎的信用體系來取代當鋪思想。這個信用體系不是建立在IT和熟人社會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如此才能真正讓信用等於財富。」他所稱的「當鋪思想」是指傳統金融業務需要抵押物才能發放貸款，而數字金融則用大數據來進行信用評級後直接發放貸款。不止於此，他還批評傳統金融的「當鋪思想」「害了很多企業家」。 馬雲這番話顯然是為他的螞蟻金服上市做輿論鋪墊，結果當然是碰壁而還。為什麼我說是「當然」？只要梳理一下中國經濟「六穩」策之後的金融風險監控政策重點何在，就明白了。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六穩」政策——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經濟增長目標），自此之後，時不時加以強調。原因也很清楚：自「中國製造2025」成了美國對華貿易戰的重點打擊目標之後，為了應對產業鏈外移、經濟持續下滑、失業壓力加重，中國只得重回擴張信貸、加大政府投資的老路。 一年之後，《中國金融監管報告（2019）》出版。該報告主要由「總報告」、「分報告」和「專題研究」三部分組成。「總報告」為兩篇：第一篇為「中國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風險與監管」；第二篇為「中國金融監管：2018年重大事件評述」，對2018年度中國金融監管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系統總結、分析和評論。「分報告」主要是分行業的監管年度報告，具體剖析了2018年度中國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信託業以及外匯領域監管的年度進展，勾勒了一幅中國金融監管全景路線圖。「專題研究」部分是對當前中國金融監管領域重大問題的深度分析，主要涉及地方金融監管、監管沙盒制度、私募基金託管制度、消費者數據保護、互聯網消費金融、金融科技監管等方面。 馬雲從事的電商行業至少牽涉到消費者數據保護、互聯網消費金融、金融科技監管等三方面，可以說是金融監管的重點對象。 一向身在滾滾紅塵名利場中的馬雲，曾自號「風清揚」，以此標榜他內心嚮往這種身處紅塵之中、心在紅塵之外，卻能在關鍵時刻力定乾坤的境界。他為什麼要在這種時候去觸碰金融監管這條紅線？更何況他早在2018年9月就宣布退休，辭去阿里巴巴董事長一職。當時，外界是這樣猜測馬雲壯年退休：隨著金融和監管壓力加劇，中國私營部門面臨著多年來最具挑戰性的環境。馬雲的退休更加重了外界的感覺：私營部門正在失去動力和信心。是什麼促使他出來說話？ 挺身甘當「白手套」的複雜動因 有人猜測是他背後的政治靠山希望藉機牟利，讓他出面說話做事，推動螞蟻集團上市。這點因素我相信存在，他背後的政治勢力是何方神聖？《紐約時報》曾於2014年7月21日發表《阿里巴巴上市背後的「紅二代」贏家》指出，在投資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國企業的高管中，有2002年以後在20多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子孫。例如，陳雲之子陳元、王震之子王軍、劉雲山之子劉樂飛、江澤民孫子江志成、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賀國強之子賀錦雷。這種關係非同小可，有助於鎖定交易，使企業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商業環境中贏得優勢。這種樹大根深、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網路，遠遠超過吳小暉、王健林，甚至比超級白手套肖建華的更廣泛。加上他本人能屈能伸，在關鍵時期表態不錯，因此在上述一干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時，他能夠安然度劫。 但我讀了馬雲10月26日在上海外灘金融論壇的演講全文之後認為，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他本人對如今世界經濟大勢也有獨到的判斷（也許還比較模糊）。今年以來，全世界都因疫情、中美交惡，以及美國大選前景難明而陷入不知怎麼辦的困頓之時——歐盟甚至指望拜登上台之後，美國回歸《巴黎氣候協議》。馬雲有一條判斷異常清醒：「過去16年，螞蟻金服一直圍繞著綠色、可持續和普惠發展。如果綠色、可持續和普惠包容的金融是錯誤的話，我們（也）將會一錯再錯，一錯到底。」——這實際上是否定了綠色經濟這條歐洲與各國左派還死抱著的偽創新經濟路線。 歐洲的綠色能源道路，已經成為德國與一些歐洲國家消費者的沉重負擔。早就有不少研究指出，德國放棄核電和化石能源，掀起綠色電力浪潮，曾被世界奉為樣板。但實行幾年之後，其巨大的成本和附加費用已讓消費者不堪重負，讓德國的綠色能源政策深陷困境，不得不開始徹底重新思考自己的產業模式。各國都出現了以環保為名騙取政府資助、免稅等各種優惠的綠能公司困境，與各種國際組織打過交道的馬雲其實深知「綠色經濟」這種偽創新經濟話題之弊——這應該是他希望構建新金融體系的動因之一。 目前在世界各國中，明確堅持國家主義立場並以本國利益優先還能得到其他國家認可（或者說不敢批評）的國家只有中國。從馬雲的演講來看，他確實不缺眼光。但馬雲的困難卻不可克服：中國雖然是一個政商（權力與資本）關係緊密的國家，但馬雲要說服的政府，尤其是習近平當家的政府對私人資本的信任極其有限，只在需要利用時稍示「信任」而已。也因此，中國政府在互聯網時代能夠成功地引進高科技並發展出了遙遙領先的監控技術與各種左道旁門的軟體技術，但在這次世界經濟大轉型的歷史關口，是否能夠再度與資本聯手利用時機，則是一個有待觀察的問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總統川普上周再次動用《國家緊急經濟權力法》，將對微信下達禁令，細節還待確定。白宮聲明中特別提到微信支付。在美國華人社區，微信支付、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都在餐飲與民生消費領域越來越普及使用，這對美國的金融監管有何風險？ （NS收銀機鈴聲） 商家打開收銀機響起的清脆鈴聲，在中國國內很難聽得見了。美國媒體曾報道中國無現金化、移動支付消費模式大行其道的情況，連路邊乞丐都「推薦使用微信支付」。 相較於美國這個信用卡普及使用的「塑膠貨幣大國」，中國可說是「手機即錢包」的「移動支付大國」，而「滿城儘是二維碼」的情況，不只在中國國內，從2017年後，在美國華人聚集的社區也越來越廣泛出現，美國西岸尤其常見。 從舊金山的機場免稅店、到洛杉磯奧特萊斯的一些奢侈品牌、甚至到華人超市，美國東、西兩岸有越來越多華人經營的商家、或是華人遊客經常光顧的商店，都接受微信支付或阿里巴巴的支付寶。 但這對美國金融監管，不是沒有風險。 擁有會計學碩士學位的華裔經濟學者李恆青就告訴本台，美國的支付強項是較普遍使用的信用卡，有行之多年且完善的嚴格法規與監管。他舉例，對美國信用卡消費者來說，一旦卡片遭盜刷，監管與止付的後續補救措施很快就能展開。 微信支付與支付寶走出去 海外開啟內循環？ 但這些年，在中國政府特別允許下，蓬勃發展的第三方移動支付，包括微信支付與支付寶，開始走出去，在美國沒有相關法律規範的情況下，進入美國市場，鎖定華人社區或華人華裔常消費的商家，和店鋪簽約，定期結算。李恆青形容，這是創造美國金融體系外的消費循環，美國金融業與第三方支付行業，根本被排除在外，從金融審計的角度來看，當然有風險。 李恆青：「我們說它叫』體外循環』、就不跟你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搭界，它在外面轉一圈，然後把該給你（商鋪）的錢給你，但是，一旦出現金融風險，（美國金融）體系內部根本就沒有保護，就是沒得免疫，來保護美國自己的商家或是消費者。」 也就是說，對美國而言，微信支付與阿里巴巴的支付寶，是在體外循環；對中國而言，在金融支付體系上，則早就開啟移動支付內循環、「不接美國地氣」。 美第三方支付管理法規鬆懈 據介紹，在美國，非銀行系統的第三方支付機構都被視作「貨幣服務商」（Money Servicer）。在聯邦層級，有民事、刑事方面的法規，規範貨幣服務業務，但沒有專門且全國統一的行政監管辦法。第三方支付的監管由各州政府負責，採證照許可制（License）。 美國的《統一貨幣服務示範法》（Uniform Money Services Act）2004年才完成修訂，供各州貨幣服務監管參考，也就是說，各州可自行決定要完全或部分採行這部法律。不完全統計顯示，截至2016年，僅九個州和地區採用此法。 微信支付與支付寶2017年走進美國市場，則都是選擇與一家位於矽谷、由旅美華人黃春波創辦的跨境支付平台Citcon合作。 根據Citcon官網的新聞資料介紹，2017年開始，僅一年時間，已有超過三千家的美國商家、逾一萬個店鋪與Citcon合作，其中包括十座美國機場內的商店。 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曾任職於美國eBay與PayPal的黃春波接受中國媒體新浪科技採訪時形容，美國在移動支付上可說是先行者，但信用卡使用太普及，影響移動支付發展；中國則可說是跳過信用卡階段，在移動支付的發展上「彎道超車」。 他當時形容，Citcon 的業務就是幫助中國人在美國刷微信支付和支付寶。但他強調，Citcon 並不是微信支付與支付寶的當地服務公司，而是在中國這兩大第三方支付與美國商家之間搭建一個技術解決方案，既是技術平台，也是清算平台。 川普的行政命令已預告，45天後要禁止美國的實體與個人與微信及騰訊有交易，這會給Citcon協助微信支付在美國的業務推廣造成什麼影響？截至發稿，Citcon 與騰訊都沒有回複本台的電子郵件查詢。 李恆青則說，包括微信支付與支付寶在內，都是利用美國制度上的開放，以及在法規上「先信任、後監管」的包容，但基於美國政府現在對中國的「全面不信任」，他預期，包括微信支付在內的微信服務，都將受限。 「美國的法規當中沒有明文必須禁止的，做什麼都是合法的，只有法規當中說了、必須明文禁止的，那這個不能做。」李恆青說。 中國企業有代表黨國原罪？美法律學者憂一刀切 川普政府高舉禁止與騰訊及微信交易的大棒，究竟打擊的範圍涉及什麼程度，最遲9月20日就會揭曉。 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 法學院教授陸梅吉（Maggie Lewis）周二在美國華裔非營利組織「百人會」舉辦的一場線上研討會上，則表達了另一種擔憂。 她說，「僅僅因為一家公司的總部位於中國，例如阿里巴巴，我們就把它認定為代表中南海、也就是中國政治權力核心，這可能太過簡化。我認為，我們（美國）該認真思考的是，對待跨國企業，我們需要有更細微的認知，而不是將所有在中國註冊的公司都當成中國共產黨的代表。」 美國要對等 中國金融市場大門能緊閉多久？ 中國企業不必然代表中國共產黨，然而，在中國共產黨的特許保護下，中國部分有關係的企業享有市場特權。 以美國的第三方支付Paypal為例，中國人民銀行直到2018年才允許PayPal這類外國第三方支付企業在中國經營業務，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卻在2017年就到美國發展；就更不要說信用卡支付，中國一直在世界貿易組織不完備的規範下、扶植壯大中國的銀聯繫統，美國的萬事達卡（Mastercard）與Visa系統至今在中國市場仍未獲得完整的市場准入。直到今年一月，美中兩國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定，中國才紙上寫明、承諾進一步擴大金融市場，將受理美國金融服務提供商的牌照申請。 萬事達卡直到今年二月份才獲准在中國籌備清算機構。 要矯正美國與中國之間不公平的貿易、包括第三方支付、移動支付與信用卡業務的往來關係，川普最念茲在茲的貿易要公平互惠。針對騰訊旗下的微信這一輪大棒之後，下一個會不會是阿里巴巴支付寶，也受到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