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路透社近日报道说，在分析了中国官方数据后，发现中国2024年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银行合并浪潮。中国近年爆发房地产行业危机，加上经济长期低迷，许多小型银行因贷款增长放缓和不良贷款激增而受到重创。 中国金融系统2025年的内部挑战 中国小型银行合并浪潮只是中国近年来应对经济问题的最新例子。纽约独立评论人士张杰律师认为中国的金融系统在2025年仍然面临四项重大挑战，包括房地产泡沫，消费紧缩，地方债务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张杰律师曾经于1984年至2007年在武汉服务于中国工商银行，熟稔中国金融制度。 张杰指出，无论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还是民营银行，它们的利润都在下降、不良资产都在上升。根据巴塞尔协议，银行必须有核心资本的要求，不良资产太高极易诱发系统性风险。“这个是一个大事。这也是让习近平或者是中南海睡不着觉的事，”张杰说。 房地产业的衰退造成银行不良资产的上升。路透社报道说，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小银行积极向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提供贷款。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农村商业银行的坏账比率达到3.04%，几乎是整个银行业1.56%的两倍。 针对失业率的问题，张杰告诉美国之音，“失业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还会不断的攀升。虽然中国政府说当前的失业率为17%，之前也有学者说达到了46%。而按照我的估计应该是达到了大概50%。也就是说每两个就业人员里面就有一个可能处于失业的状态。这个形势的确非常严重了。” 新华社1月25日的报道说，中国经济仍然充满“韧性和底气”。放在全球坐标中观察，5%的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体量。报道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的话说，“综合近年来多数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我国现阶段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保持中高速水平。” 中国金融系统的非经济挑战 在张杰看来，中国金融系统在2025年也面临非经济因素的困难。在政治上，共产党对银行自主经营的干扰造成银行业走回头路。他解释说，中国金融系统经过改革以后，已经逐渐开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现在重新沦为“党和政府的钱袋。”在社会福利上，张杰认为缺乏妥善的社会福利导致人民不敢消费而引发通货紧缩。 张杰认为外资撤离中国也将是2025的一大问题。他指出，中国过去几年抓间谍和不断打压民营企业，使得资本外流。因为资本有两个特征：一是趋利，哪里可以赚钱就往哪里跑；二是资本最怕风险，哪个地方出现风险它就会迅速撤离。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9.9%；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却同比大跌27.1%。中国人民日报近日在头版发表题为“外资有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的文章，强调中国市场已“今非昔比“，“部分没有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撤出”，只有快速反应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企业才能成功。 张杰说，即将进入第三年的俄乌战争也是中国的金融系统的潜在麻烦。他说，如果北京拒绝与华盛顿和欧盟合作停止暗中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和欧盟会不会联手对中国的金融系统进行制裁，比如将其踢出SWIFT系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金融体系就真的是遇到了大麻烦。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能否提升经济？ 从2024年开始，北京就接连推出经济刺激方案期望提升景气。今年1月3日到4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工作会议，宣布2025年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资深金融从业者张杰说，中国央行这一举措是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为了响应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经济工作会议。张杰说，中国央行在2025年伊始就推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因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借用口头语来说有点托不住了，”他说。 新华社报道说，在“适度宽松”的取向下，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打开，明年降准降息皆可期。同时，针对房地产、消费等领域，央行也有望推出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资深金融业者张杰认为是由于早先的经济振兴方案并未奏效，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成为最新的尝试。他说，“但是很诡异的是，无论怎么刺激它，这个就像有有功力的人一样，经济状况不为所动。这个就很麻烦。中国的经济这种低迷的状态决定了中国的央行必须要出手，通过所谓的适度宽松的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适度宽松”的四个可能动作 张杰表示，中国央行如果实施适度宽松政策可能需要至少采取四个动作。第一个是降准降息：所谓“准”就是存款准备金，而“息”就是利息，这样才能保持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否则没有流动性，企业没有资金就无法扩大生产。降准降息也是为了保障金融总量的稳定增长。其次要提供金融支持，为地方政府高额的债务纾困。 第三个是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指的就是房地产领域的风险；第四个还是要继续开放、吸引外资。另外，要扩大内需，就要鼓励消费。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在2024年已经两度下调了利率，最近的一次是去年9月底，将基础利率从1.7%降到了1.5%。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优先考虑利率调整的作用，适度宽松政策的出台力度不小，意义也很大，它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出现了重大的转变。 不过，张杰对中国是否能放弃贷款增长的量化目标仍然持质疑态度，他认为目前的经济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还不能用完全的理性去看待中国金融的问题。
中国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5日开幕，李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提到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其中一项是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包括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大局稳定。 在房地产方面，李强说，优化房地产政策，对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要一视同仁给予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李强表示，健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和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完善商品房相关基础性制度，满足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当前房市低迷、许多房地产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建案无法完工，房地产作为“火车头产业”，又近一步拖累中国经济。李强的表述，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一致，著重化解房地产风险。 一些分析认为，2024年将是房市限购全面放松的重要一年。不过，中国多地政府去年已不断松绑房地产政策，中央政府也多次表态支持国营及民营房企融资，但房市目前仍未见起色。
11月30日我在本网站发表本文的上篇之后，12月5日《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国的巨额隐性债务问题已到紧要关头》。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已经引起了华尔街的高度重视；而且，华尔街进一步把视角扩展到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巨大风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最近下调了对中国的信用评级。由此可见，如何观察中国经济的前景，再单纯看被官方操作的GDP增长率，已经变成十分幼稚的眼光了；而穿透中国潜在金融危机的本质，才是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聚焦金融部门 金融系统包括商业银行、专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的商业银行分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国内银行的主力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其中排名在前的是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还有一批城市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在中国开设过业务的外资银行曾达到47家，主要是美国的花旗银行、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银行，香港的渣打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银行和三菱东京联合银行等，台湾有12家银行在中国开办业务。花旗银行曾经多年来在中国开展高端客户服务（理财账户开户需50万元人民币起跳），去年底花旗已关闭中国的个人银行业务。今年12月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消息指出，华尔街金融机构已大幅减少对华投资。 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托、证券、保险、融资租赁等机构以及财务公司等。其中也有一些外资机构，比如著名的美国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其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前十名基金公司管理资产总和的六倍。这家曾活跃在中国公募基金市场上的机构最近决定，把已经收缩得很小的上海办事处关闭，退出中国。过去十年，面向中国市场的外企私募股权基金平均每年募资近一千亿美元，而今年这些基金仅募资43.5亿美元，业务大幅度萎缩。 金融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心脏”，它不断为各行各业“输送血液”；然而，六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研究报告提出，要警惕中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其背景是，中国的金融部门正在“脱实向虚”，走在不健康的扩张道路上，导致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从产业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金融业不发达时代的1.9%，快速上升到了现在的8.3%，这意味着金融风险的来临。 二、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迅速升高 中国的银行是和政权的存亡绑在一起的，中共会不择手段地不让银行破产。实际上，中国的金融系统是中共最后的经济“救命药”，财政的债务主要靠银行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国有企业的坏账靠银行消化；而银行唯一靠的就是政府信用，中国的民众倾向于相信政府不会让国有银行垮掉。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持银行业的声誉，银行奉命不得公布真实的坏账数目，也不会如实减记银行的资产。所以，中国的金融部门之债务是个黑箱，没办法准确算出来；也就是说，各家银行，主要指大型银行，它们的债务到底是多少，无法按账面数据来判断。 今年11月23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对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2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意见和建议》。这份官方文件指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明显超过了欧盟的3.9%，也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4.9%；中国金融业规模巨大，但净资产收益率、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重要指标存在问题，资本金补充渠道不通，上市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价普遍跌破每股净资产价值。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现在要建立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全国人大是中国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中，它实际上是中央领导者手中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既没有真正的权力，也没有真正监督政府的资格；它唯一的任务就是，为中共领导者交代下来的文件走一个“议政”的过场，然后盖上一个“奉旨照准”的“图章”。因此，全国人大的公开文件中，对政府行政之弊，从来都是用温柔的语词“挠痒痒”。当这样的文件开始质疑金融风险的时候，自然就意味着金融风险已经在“叩门”了。 虽然国际金融界无法了解中国金融部门债务黑箱的状况，但还是凭种种讯号看出了一些端倪。最近，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嗅到了中国金融风险的味道，于是将中国的主权信贷评级由“稳定”降至“负面”，同时将八家中国的重要银行之信贷评级由“稳定”降至“负面”，这八家银行包括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及进出口银行这三家政策性银行。这种负面评价标志着，中国的金融部门潜在的风险正在显性化。 三、中国的金融“大锅饭”体制 自由经济国家的读者不容易了解中国的金融制度，他们往往用自由经济之下私营银行的管理运作体制去看待中国的银行。其实，中国的金融体制与自由经济国家实在是天差地别的。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曾经改变了共产党传统的计划经济，那么，共产党传统的金融“大锅饭”体制，其实质则没有多少改变。 在共产党制度下，政府是把银行当“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来用的，财政没钱了，国有企业亏损了，一律都是靠银行用贷款来喂养的。中国改革之前，国民经济当中的资金，八成由国有企业和财政来掌控；民众非常贫困，1978年人均新增储蓄存款只有5元钱，因此，银行能运用的居民储蓄非常少。在这种状况下，银行实际上主要靠国有企业的存款和财政存款来维持经营，它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国有企业，所以银行实际上不过是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出纳”。 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后，财政能控制的资金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而随着民众收入的增加和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需要，银行的资金来源逐渐转变成主要依靠民众的存款，银行也替代财政而成为经济成长的推手。但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江山，而国有企业依赖国有银行贷款来维持运转的局面并未改变。 由于地方政府可以影响国有银行在各地的分行、支行，银行不能拒绝国有企业无穷尽的贷款需要，国营企业则把银行贷款看成是“政府拨款”。因此，虽然银行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变成了居民的私人存款，可是银行贷款仍然是面向国有企业的“大锅饭”机制。这就为中国的银行体制埋下了一个致命的“地雷”，一旦银行被国有企业掏空了，银行的巨额坏账就必然动摇金融部门的安全，诱发金融危机。 四、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危机 当前中国面临的潜在金融危机其实是改革以来的第二次，而第一次发生在1996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城镇就业者中86%是国有部门和具有国有部门特征的集体企业员工。中共为了政治稳定，试图稳定国有经济，为此江泽民提出了“安定团结贷款”这个金融方针，即为了稳定城市的国有企业，要无条件地为国有企业提供它需要的银行贷款。然而，国有部门的效率却持续下降，当金融资源里国有部门占用份额占八成时，这个部门对GDP的贡献只有四成多。这代表着国有部门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国民经济资源，同时国有部门负债累累，越来越多的国企开始向银行“打白条”，即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不再支付。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1994年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83%。 在中共的这种经济政策之下，当时金融系统进入了危机状态，四大银行贷款的两成已成坏账，若加上逾期呆滞贷款，贷款总额的七成实际上已沦为无法归还的烂账。1991年四大银行的呆帐约4,300亿元，而同期这些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银行系统已严重地资不抵债。1994年中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银行的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的自有资本减少，也就是银行的自有资本快要被国有企业吞噬殆尽。 当时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10到15倍，而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面对这种危险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采取了激进的国企全面私有化方针，目的是为银行系统“止血”。当局掩盖私有化的词语是国企“改制”，至于改成什么所有制，则故意避而不谈。 朱镕基1997下半年开始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都作为“包袱”甩掉，迫使几千万“全民所有制”职工低补偿或无补偿下岗，借此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 五、国企私有化暂时救了中共 在中国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不会白白当“替罪羊”。国有私有化，企业都卖给谁？事实上，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鼓励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使用非法手段，摇身一变而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作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了自己主管企业的国有财产，把企业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贷款。此外，许多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等于让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中国1996年有11万家国有工业企业，2008年底只剩不到1万家，其中还包括已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国企。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究竟谁成了国企“改制”后的新老板？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做的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大约50%到60%的国企都变成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其中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 朱镕基推动私有化的时候，中国正急于加入WTO，以扩大出口。WTO接纳中国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取消计划经济并实行国企私有化。因此，中共当时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特别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因此，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但当局在国内对私有化真相掩耳盗铃，不许国内媒体报道私有化的结果，也禁止国内学者研究这个专题。 此后中共迎来了外资涌入的高潮，外企帮助中国的银行把坏账打包处理，度过了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危机；同时，借助大规模出口和“世界工厂”的形成，中国经历了经济繁荣的二十年。 六、中国银行业的第二次危机 国企私有化确实帮银行从此甩掉了为中小型国企“输血”的任务，但并没改变大型国企“汲取”金融资源的运行特征。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为了通过开发房地产赚钱，发行了大量债券，大部分让银行认购，因此，2010年开始，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入了从银行“吸血”的行列。中国的金融“大锅饭”体制并没被改变，相反却成了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连民营的房地产企业也学会了吃金融“大锅饭”，最终引发了大型房地产公司接连爆雷，戳破了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国企和民企的巨额贷款坏账，再加上民众无法归还的大量贷款，最后都把压力集中到银行系统，导出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二次金融危机。本文提出的“债毁中国”现象，从根本上讲，就是共产党统治下吃金融“大锅饭”的结果。中共为了控制金融资源，只让银行上市圈钱，却把大一点的银行之主要所有权掌控在自己手里，结果中国的第二次金融危机，与第一次金融危机一样，仍然构成了政权的危机。 2023年10月底全国金融机构账面上的贷款是235万亿，承购债券是64万亿，合起来是300万亿。目前官方承认的坏账率是1.8%，实际上，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券很大一部分还不了，仅仅按地方政府债券的坏账率50%，企业贷款的坏账率为10%来计算，金融部门的坏账就有56万亿。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114万亿，加上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220万亿，再加上金融系统的最低债务56万亿，合起来就是390万亿，将近400兆。这个数字是中国GDP的3倍多。假如把中国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营业额是每年120万亿，负债则高达400万亿，这家公司是不是已经快要破产了？ 七、重新审视中国的债务 我估计的中国债务，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计算结果要高很多。IMF预测的中国负债占GDP的比重似乎不算高，比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数值低一些。但是，IMF的统计有三个错误。第一，IMF低估了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第二，IMF的计算排除了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巨额债务，而国有企业以其政府背景、向银行大量借的不会归还的贷款，其实也是中共的政府债务；第三，IMF的计算完全没考虑中国的国有金融系统的巨额坏账。 由于美国和日本都没有中国的这三种状况，所以美国和日本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其实与中国并没有可比性。中国的负债占GDP的比例实际上早已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国的两倍多。 此外，中国的大量国际债务是不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因为人民币不是硬通货。而中国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除了要偿还外债，还要应付数万亿美元外企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汇出盈利和撤回投资的需要。单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债务危机就很难化解了。 那中共能象度过第一次银行业危机那样，再一次把国企私有化，从而化险为夷吗？私有化靠私营企业的实力，美国和日本的私营企业都是世界级大公司，主导着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但中国的私营企业除了房地产公司之外，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完全没办法把国有的巨无霸公司民营化。一句话，此路不通。 中共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是靠美国帮忙解决的，而这一次银行业危机就没有美国帮忙了。地球上只有一个WTO，中共无法再找到另一个脱身危机的外助。其实，中共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美国是不知道底细的，糊里糊涂地帮了忙；而这第二次“债毁中国”，美国的华尔街已经比较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了，当然不会再上当。《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个信号，这篇报道的标题是，《“不碰中国”的投资战略行之有效》。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 中国公民和企业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中国央行的数据，中国人大的数据，以及中国财经媒体的数据，非常令人震惊。中国个人储蓄总额为22.7万亿元，而企业和个人债务总额达到33.1万亿元。令人震惊的是，有5亿至6亿人根本没有储蓄，而债务人总数达到7亿至8亿。此外，有4.2亿人面临贷款违约的风险，仅信用卡违约就超过2000亿元。 2 如此庞大的中国人口陷入债务，这笔钱又欠给了谁？实际上，追溯这些巨额债务的起源，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是由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定的政策造成的。 3 让我们来看看困扰中国人民的六大主要债务来源以及背后的原因：1）毫无疑问，住房是最主要的原因。许多人因购房付首付和后续财务承诺而背负债务。2）互联网金融产品因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产生债务。3）传统金融产品导致债务累积。4）政府支持的项目促使债务累积。5）政府有意向企业和个人强加债务。6）人们被欺骗而陷入债务。 4 首先，我们关注中国的住房问题。在中国，购房是中国人民最大且最普遍的债务来源，因为购房导致了债务。那么，组成房价的最大资金部分是什么？答案是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费。换句话说，购房者支付的最大部分资金，流向了中国政府的各个层级，其次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政府税收，最后才是开发商和其他相关利益相关方。 5 那么，土地出让费和房地产税在中国房价中的比例是多少？据数据显示，在有统计数据的23个省市中，17个省市的土地出让费和房地产税与商品房价格之比高达74%。此外，这笔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86%，地方政府无法承担不收取这笔收入。 6 政府征收的土地出让费推高了房价，使中国100个城市的平均房价收入比达到12，远高于日本的6.83，韩国的8.9和美国的5.07。如果取消土地出让费，房价会发生什么变化？根据知乎网站用户的计算，如果只考虑建筑成本和合理的开发商利润，中国的房价将下降50%以上。这将使房价收入比降至与市场经济国家相似的水平，并使大部分人免于债务。 7 然而，由于政府收取大量的土地出让费，房价居高不下，许多中国人在购房时不得不向银行贷款，最终承担沉重的债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政府似乎都不是在寻求人民的福利。相反，中国人民为购房所付出的努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要大得多。但是，中国政府设定了如此高的土地出让费，占房价的74%，似乎并未追求人民的福利。 8 中国人民的第二大债务来源，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是互联网金融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广各种金融管理产品，如P2P借贷、私募基金、PPP以及依赖众多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各种贷款产品，导致如此多的中国人成为金融管理和互联网金融的受害者。 9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中国政府从2013年开始推广的P2P借贷，这是一种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然而，由于监管不力，一些平台在早期阶段以30-40%的年利率吸引公众存款。随着一些借款人未能还款，部分P2P平台的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运营商携款潜逃、企业倒闭，公众存款无法追讨。 10 2022年，中国政府推出监管政策，部分P2P平台开始调整业务模式，寻求银行资金托管。但为时已晚。在2018年6月爆发的大规模P2P倒闭潮中，仅一个月内就有221家在线借贷平台破产，运营商消失或失去联系，估计受害者超过100万人。 11 其他贷款平台包括蚂蚁集团的借呗和花呗，以及京东金融的金条等金融产品。这些项目使数千万或亿万中国人背负债务。来自中国财经媒体财经窝的数据，在中国14亿人口中，债务人数已达7亿，违约率为46%。几乎80%的劳动年龄人口背负债务。 12 这种情况与中国政府当时对这些项目和产品的大力推广和宣传密切相关。普通民众在听到政府的宣传后开始使用这些产品。当这些项目和产品后来遇到问题时，政府的回应是将责任完全推到互联网公司和互联网金融企业或个人身上，如打击P2P，推出各种监管措施。然而，政府回避讨论当时的政策和大力推广。任何敢说政府应对此负责的人都会受到制裁。 13 由于政府的不负责任态度，互联网金融领域成为中国普通民众除房地产领域外最广泛的债务领域。 14 中国人民的第三大债务来源是传统金融产品，如股票交易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中国发行的各种彩票市场，甚至银行存款。 15 政府是否没有人对这些领域负责，还是故意装作无知？政府不断鼓励普通中国民众和各种散户参与许多高风险金融产品，却完全忽视这些金融产品带来的巨大风险。 16 就算是在类似于西方的中国股票交易市场，几乎没有上市公司不造假的。但是面对这么多上市公司造假，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视而不见，无人问津。 17 很多地方银行的风控机制也如同虚设，可是一旦出了问题，金融机构里面的各种规定是非常复杂的，他们说的话的真实含义，真实的操作，老百姓都不明白就里。 比如说，某个银行倒闭了，最后经过调查，政府说有人卷款逃到国外，这一句话就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但实际上金融界内部的相当专业的人士都明白，这必须是央行内部有人，中共高层有人，才能让这些款项流向国外。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最后老百姓的资金会全被吞掉，老百姓也没办法，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负债者。在这次河南银行的事件中，银行让民众登记自己的信息，其实就是走个过场，让老百姓觉得银行正在解决问题。其实这种登记对找回资金什么用都没有。 18 第四大债务来源是政府曾经大力推广的失败项目。例如，全国创业倡议、雄安新区、区块链技术、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项目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广，许多投资者参与这些项目、投资或合作。 19 无论是政府的规划能力、管理能力还是运营能力，中国政府都未能有效地思考、执行或管理这些项目。经过几年的发展，这些项目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政府从全力支持变为全力反对。 20 习近平于2017年4月1日提出的雄安新区宏伟计划，旨在减轻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一夜之间，雄安这个人烟稀少、贫穷的地区的房价暴涨，各种国有企业、学校、酒店和餐馆纷纷涌入。据中国媒体报道，截至2021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已完成投资超过2.6万亿元，125个重点项目正在进行，北京已有超过1000家企业在新区注册。 21 然而，在2021年9月1日实施的《河北雄安新区条例》被舆论认为是雄安新区降级为地级新区的标志。这是因为中央政府认为“千年大计”难以实现，所以将其交给了地方政府。最终，雄安新区的参与者和投资者一无所获。 22 2014年9月启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运动通过政府主导的创业投资基金为创业者提供金融杠杆。然而，他们无法帮助创业者创造市场需求，导致创业者失败率高达80%，学生创业者失败率超过95%。担保人也损失惨重，那些放弃稳定工作创业的人最后背上了巨额债务。如今，政府不再谈论或讨论这些问题，而这些失败的创业者和投资者不得不独自承担债务。 23 现在，政府不再谈论或讨论这些问题，也不提及他们在推动这些项目方面的责任。他们将所有责任都推到普通民众身上，在许多地方，甚至雇用严厉的官员严格处理这些项目的参与者。他们绝对不提及这些项目曾经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广的。 24 中国公民的第五大债务来源是政府强制让人民背负债务，无论他们是否愿意。这包括政府支持的项目，如广州恒大，导致投资者承担债务，以及政府拍卖项目，如河北大悟集团，也使投资者背负债务。 25 例如，恒大财富在2021年9月9日突然宣布，暂停赎回所有已售出的金融产品。有传言称，未赎回的金融产品金额高达400亿元！恒大集团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也就无法要求付款。因此，由此产生的债务必须由这些投资者自己承担。此外，这次陷入债务困境的不仅仅是投资者，还有恒大的许多内部员工和业主。 26 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在共产党政府的逼迫下，不得不破产，然后以低价出售。河北大午集团的资产就是一个例子。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中国著名的草根企业家，于2021年7月28日被判处18年徒刑。次年4月14日，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公开拍卖了大悟集团的所有资产。拍卖底价设定为6.8亿元人民币，仅占集团资产总账面价值的13%。有人怀疑，当局出于政治目的，以低价出售大午集团资产，公然剥夺投资者的钱财。投资者也无处伸冤。 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少见，因为各种原因，许多公司被低价出售。各级中国政府的不负责任行为严重损害了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形象和信誉。 中国公民的最后一种债务是由社会上猖獗的诈骗行为引起的。近年来，中国的诈骗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包括电话、金融、信用卡和互联网等各个领域的欺诈，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的重大问题。 诈骗分子通常冒充银行、公安、法院、电信等机构，利用逾期支付、快递包裹问题、签证失效等作为切入点，获得受害者的信任并进行诈骗。信用卡诈骗通常涉及使用他人身份申请信用卡、非法套现和虚假折扣。互联网诈骗主要包括电信网络诈骗、网购诈骗和微信诈骗等各种形式。 然而，我们需要看到，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管理漏洞、制度漏洞、执行不力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官员与大量诈骗分子的勾结，诈骗分子如何能够获得如此多的电话卡、拥有如此多的互联网渠道、发行如此多的银行卡，并在这样一个技术先进的时代转移如此多的资金？ 因此，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政府内外官员的疏忽、管理不善或勾结造成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洗脑政策和煽动人民相互对立的高超手段，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一直在互相对抗，而没有认真考虑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债务是如何产生的。 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很明显，在中国人民的六大债务来源中，无论是房地产、互联网金融、政府推广的项目还是政府强加的债务，这四类在西方并不常见。由传统金融市场和欺诈行为导致的债务比例在国外也远低于中国。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明智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并理解，对于勤奋的中国人民来说，如此多人民的普遍债务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土地出让费继续高额征收，各级政府继续装聪明、事后推卸责任，把所有中国人拖入债务陷阱只是时间问题。
据内部人士透露，中国40多年来的惊人发展速度，实际上是依靠巨额债务积累而实现的，相当于在这短短的40年时间里，提前消耗了300年的资金。曾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长达18年的朱少平，在去年9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中国国内总债务高达650万亿人民币，其中政府债务达到319万亿人民币，企业债务193万亿，居民债务138万亿人民币。 观察美国的数据，该国历经200多年的发展，联邦政府加地方政府的总负债未超过34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00万亿。然而，中国政府仅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央和地方政府负债已高达319万亿。看起来，中国40年的负债规模已超过美国200年负债的总和。 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城市中崭新的基础设施、宏伟的新机场、各大城市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基础设施，皆是通过中国各级政府的借债实现的。这些建设项目要么由地方政府借款实施，要么由当地企业承担债务进行建设。 根据全国人大的数据，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319万亿人民币。债务与GDP的比例高达1:2.798，远超美国的1.1875。 根据公布的数据，2022年，至少有70%的省级政府，最多可能达到90%以上的省级政府，在把当年所有可借款的额度，都借出来之后，还是无法支付已经负债的债务利息，更不用说本金了。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央行开始印钞，各金融机构则通过加杠杆向地方政府及其附属机构贷款。不过，这样的操作带来的后果，是相当的恐怖。 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政府有两大基本的财源，一个是当地的卖地收入，一个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那么地方政府是怎么用这两大块来借钱的呢？ 2016年中央政府规定，不允许地方政府用没有经过一级开发的土地，去银行进行抵押贷款了。但是之前，地方政府大量进行这种操作，中央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就是因为地方的税都上交了中央，为了让地方政府有资金进行投资建设，对这种踩红线的事情，就没有严加管理。根据知乎上的计算，这类贷款累积到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了100万亿元。 那么地方政府用土地抵押借来的贷款和利息，最后都是怎么还上的呢？这就要谈到依靠卖地的收入了。地方政府拥有土地，土地招拍挂转让，得来的收益，进了地方政府的账户，可以被用来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因此说，土地能不能卖出好价钱，是地方政府能不能还上银行贷款本息的关键。 问题是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需求下降，地方政府的土地招拍挂出现了底价成交和大量流拍的现象。按照中国土地招拍挂的规则，一旦出现流拍，就要降价拍卖。土地几次降价后，也会导致原来抵押土地的评估值跟着下降了。这就影响到了，地方政府当初和银行签的贷款合同。银行发现地方土地估值下降，就会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抵押物，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满足到银行的要求，就会被要求提前归还本金和利息。这很让地方政府很头疼。 怎么办呢？市场上没有开发商愿意买地，那就让政府全资拥有的城投公司上阵吧，让城投公司或者当地的国有开发商，参与土地的竞拍，保住土地的价格。这样地方政府有了买地的收入，归还欠金融机构本金和利息就没问题。 What is the solution? When no private developers are willing to purchase land, local governments can rely on their wholly-owned urban investment companies (or local state-owned developers) to participate in land auctions and maintain land prices. In this manner, local governments can secure income from land sales, enabling them to repay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wed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但是城投公司也缺钱，为了能买地方政府的地，就发行了城投债借钱。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也可以注入城投，来购买地皮，而且地方政府的债券息低到4%。 However, urban investment companies may also lack funds. To acquire land from local governments, they issue urban investment bonds to borrow money. Local government bonds can also be used to facilitate land purchases by urban investment companies, with bond yields as low as 4%. 城投公司买了地之后，如果要开发新房，那么新房的价格就不能下跌，这样才能保证城投公司能收回建设成本，还能有余力去归还城投债，还能有余力购买政府的其余的土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限制新房价格下跌的政策，此外中央财政也要求金融机构，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购买地方政府关联公司建设的新房，保证城投公司能还上城投债的利息，接下来还能购买地方政府的土地，地方政府也能还上欠金融机构的本金和利息，这个运转的链条就不会断了。 […]
最近，引发世界恐慌的是美国硅谷银行破产，瑞信被瑞银以30亿瑞士法郎（3月17日 周五股市收盘价的40%）收购，暂时避免了第二个“雷曼时刻”。有人发问：中国金融系统早就病根深种，过去数年，因P2P的爆雷、房地产业的拖累，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成了一头随时可能暴走的“灰犀牛”，这次为何久病成疴的中国金融系统反而安全，瑞信这种“大而不能倒”、曾被奉为业界先锋的瑞士信贷反而熬不下去？且看分析。 中国金融体制相对封闭反而成为防波堤 出现上述情况，当然不是中国金融体制优于美国、瑞士，而是得益于一直被视为弊端的中国金融体制的相对封闭性。 美国金融实力远优于中国，用专业术语概括，那就是：一国金融体系动员和配置跨期资源的规模和效率决定了该国的金融实力。 首先，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则是金融实力最直接的反映，美元依然是居于第一层级的霸权货币，欧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二层级，人民币则大体处于第三层级。人民币国际地位强于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货币，但弱于日元、英镑等同处于第三层级的储备货币； 其次，中国最好的规模性指标（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也只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这基本与中美两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差距相同，而最弱的规模性指标（如金融衍生品规模）甚至不到美国的1%。这就决定了两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完全不同，中国一直以银行为主导（因为无法大规模发债），而美国则以资本市场为主导，国债规模接近32万亿美元，其他各种企业债与金融衍生品更是多不胜数； 第三，美国的金融专业人士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优于中国。 美国有这么多优势，为何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反而更容易爆雷？其实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相对封闭带来的模糊性导致的。 国内金融风险究竟有多高，中国并未能建立起一套测算其风险的科学体系或方法，仅是借鉴成熟市场现成的工具与经验，外加政治手段防控风险。 1997年末-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源头，缘于索罗斯集中力量通过对冲基金先整垮泰国金融市场进而影响到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独独香港在北京帮助下稳住，最后只有中国大陆安危度劫，原因无他，就在于中国金融体制的相对封闭形成了一道防波堤。 政府这只“无形之手”紧扼金融风险 中国的金融风险一直存在，只是被政府这只“无形之手”紧紧扼住。 一、中国的金融市场与成熟市场完全不同，数据获得的方式及可信度也不一样，完全凭金融高官的经验外加行政手段控制。仅以P2P为例，2015年和2016年，P2P平台频繁爆雷，行业规模急剧萎缩，开始走下坡路，截至2019年12月底，P2P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343家，全年P2P网贷行业成交量下降至9649.11亿元。最后留下8000亿坏账无人买单，投资者只能认亏了事。所有的社会不满，全被政府这只“无形之手”强行“化解”。 二、当前中国金融风险主要聚集在房地产市场，即经济的“房地产化”。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没有挤出，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进行重大调整，并让产业结构升级，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巨大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之风险。从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将经济调控的阀门装在房地产市场上，收收放放，反复折腾，大的调控共有八轮，每次抽紧银根，就有一批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倒下。2021年就倒闭了300余家，平均每天一家。说白了，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倒房地产公司的方式来缓解金融危机。 北京如何防范金融危机？ 无论是美国还是瑞士，两国政府对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的意识都非常薄弱。但中国政府不同，知道金融系统是自家短板，时刻准备着，将防范金融风险当作宏观经济管理第一要务，生怕灰犀牛暴起，将自家房子踏成瓦砾。不少政治反对者喜欢一言以概之，说与毛时代的前三十年相比，如今的中共没有变化，这是指政治制度而言。但在管理经济上，中共已基本脱胎换骨，再也不会将“抓革命”放置于“促生产”之前。只是有个从共产主义学说带来的娘胎病改不了，那就是时刻打私营经济的主意，每逢经济状况向好，就想从私营企业那里抽血，展开政府围猎行动，将私企逼得无路可走，纷纷跑路，严重影响税收与就业，一发现不对，又开始掉头，放宽一些限制，仅习近平任国家领导人以来，这把戏就玩过两轮，目前又进入稳定私企阶段。但在金融管理上，却汲取了毛文革经验失败的教育。绝对不让外行管理金融财政系统，仅仅会学习近平讲话的人，不会入选。 中国式经验归纳而言，大概有两点： 第一、财经口官员的任命：专业经验优先考量。 近半年以来，外界对习近平组建新一届政府有各种猜测，广为流传的就是李克强班底将全部弃用，启用经验不足但政治可靠的习家军来取代专才。等到“两会”开过，财经口几个关键位置则留任有经验的官员，易纲将继续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刘昆留任财政部长，王文涛也留任商务部长，这三位都已经年届65岁，算超龄留任。即将重组的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亦超龄留任。上述安排让这传言无疾而终。 此举博得路透社和彭博社称赞，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风险，金融监管领域又将实施改革的当下，习近平让拥有丰富经验的高级金融财政专家易纲、刘昆等留任，保证了经济和金融事务领导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更有助于增强国际市场信心。 第二，中国政府对金融风险有足够的警惕之心。早在2017年底，中国债务总额已超过200万亿，中国人均负债达17万元，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则多达200%。国际金融机构估算要严重得多，国内引证的有一条是截至2017年末，而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则多达364%。就在那一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说过那段著名的话：中国既要防止“黑天鹅”（突发性的经济事件），更要防范“灰犀牛”（指早已经发现但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为了拯救中国经济，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之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预期指经济增长目标）。这个所谓“六稳”，实际上就是在稳泡沫，这个泡沫的象征物就是房地产市场——蹲伏在中国大地上的“灰犀牛”之一。 中国金融口主管官员明白，中国金融行业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借款给地方政府的银行面临财务危机——据澳新银行研究中心估计，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均每年增长16%。也因此，这次两会后，中国央行召开2023年金融稳定工作会议，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金融风险处置各方责任，积极稳妥压降存量高风险机构。 这种危机意识还表现在宣传口径上，中国政府官员（非宣传口）这些年时常提醒国人，要准备过苦日子，比如这次留任的财政部长刘昆最近提到今年 1-2月全国税收下降，例如消费税降18.4%，增值税降21.6%，关税降27%，城建税降10.5%，车辆税降32.8%，印花税降31.3%，证券印花税降61.7%，土地增值税降22.4%，房产税降22.9%，土地出让金降29%，……，喊话各级政府，要做好长期过苦日子的准备。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政府成了问题的制造者之后，如何应对政府制造的问题，确实可以将危机爆发延后。这次瑞信（The Credit Suisse）要破产，瑞士政府为了避免更大的危机，让瑞银（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出资30亿瑞郎收购瑞信，价格仅为3月17日（周五）市值的四折，政府兜底部分损失。一家管理资产规模超1.1万亿美元的银行就这样结束了166年寿命，算是给国际经济拆了一次雷。但最近这轮金融危机的真正启示应该是：如何避免政府成为金融风险的制造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天，河南、安徽两地村镇银行爆雷事件又有了新进展。据银保监部门通报： 7月11日以来，河南、安徽分4批对村镇银行客户实施垫付。截至8月11日晚，已累计垫付43.6万户、180.4亿元，客户、资金垫付率分别为69.6%、66%，进展总体顺利。 听上去的确是很顺利，数字也好像有零有整，然而实际情况一直是不明不白的。截至目前，村镇银行爆雷的事情至少还有四个重大疑点。 村镇银行事件重大疑点之一：资金缺口到底是不是400亿？ 从村镇银行爆雷事件进入公共视野开始，大家都在传爆雷的资金规模高达400亿。我对媒体报道做了溯源，最早提出这个数字的是网易清流工作室，属于网易财经旗下的内容团队。 网易清流工作室通过梳理公开资料和调查计算出，河南新财富集团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方式，涉嫌转移资金达397亿。随后的媒体报道中都是引用这一数据来源，在标题中被取整写作400亿。有理由相信，这397亿的转移资金是他们掌握了实据的部分，实际的规模只会比这更大。 然而根据今天的通报，已经垫付的180.4亿资金占比66%，那么总的资金缺口规模应该是273.3亿，与此前流传的400亿以上相差甚远。 另外还有一组数字严重对不上。已经垫付了43.6万户，占比69.6%，那么可以算出还有19万户没有赔钱，前面已经算过，还没垫付的资金是93亿，那么剩下的平均每户只有4.9万元。 按照河南方面的垫付顺序，5万元以下的客户是最早赔的，之后分四批逐步提高，一直赔到15-25万元的批次，剩下的应该都是几十上百万的大户。怎么剩下没赔的平均还不到5万元呢？ 从开始到现在，掌握了真实数据的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村镇银行爆雷资金缺口的整体规模，273.3亿还是通过比例数据反推出来的。是说不清楚，还是不能说？ 村镇银行事件重大疑点之二：垫付的资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就提出来过。银保监局的通报从始至终都说是对银行客户进行垫付，既不是取款，也不是赔付。而且今天相关部门还透露称，这些爆雷的资金并没有交过存款准备金，也没有缴纳存款保险。意思很清楚，这不是存款，不受存款保险的保护。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是存款保险赔的，那这“垫付”的钱从哪儿来的？通报之前提过一次，说是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查扣的资金和资产变现而来。但这是不可能的。 一来，这些犯罪分子辛苦几年转移资金，还要花钱腐蚀监管人员，供自己挥霍，不可能还有那么多钱留在那儿等着公安去轻松查封； 二来，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查扣的资产必须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判决之后才能处置，本案尚未进入审理程序，怎么能违法直接处置资金？ 三来，河南新财富集团早在今年2月就已经注销了，哪来的资产可以查扣…… 钱没了，不明不白，钱又回来了，还是不明不白，在一个法治社会，这很不应该。 村镇银行事件重大疑点之三：主要嫌疑人吕弈为何还不通缉？ 我自己不是村镇银行的受害者，算是一个局外人，对资金损失没有切身之痛，但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 对于一个捅出几百亿大窟窿的犯罪分子，绝不该让他逍遥法外。 然而，河南新财富集团的实控人吕弈，不仅在此前被公安部门控制调查之后平安脱身，潜逃国外，而且至今没有对其发布通缉令。 官方通报多次提及河南新财富集团涉嫌犯罪的事实，还处置了这家公司的资产，但对人尽皆知的实控人吕弈却只字未提。 人已经跑到国外去了，你抓不回来大家可以理解，但至少发个通缉令表明态度吧？难道还等着吕弈下次大摇大摆地回国继续收割下一批韭菜？ 村镇银行事件重大疑点之四：被抓捕的官员是不是保护伞？ 7月24日，中国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一级巡视员李焕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其曾任该局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处处长、副局长。 7月29日，中国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非银二处处长、一级调研员郭琴被查。中国银保监会开封监管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夏军被查。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处长赵德旺被查。 8月5日，中国银保监会信阳监管分局二级巡视员王献军被查。 8月12日，中国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红华，案件稽查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杜其文被查。 查了这么久，查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厅级以上干部。 几百亿的案子，十多年时间，你觉得这些厅级以下的干部能罩得住？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日媒报导，1日得知日本网路金融巨擘SBI控股公司已取消与中国平安集团的合资计划，主要是担心顾客资讯外泄。 日本共同社报导，SBI控股之所以取消与中国平安集团的合资事业，主要是因为金融服务的开发费用超乎预期，加上中国企业如果参与系统开发的话，导入服务的金融机关的客户资讯可能外泄。 主导日本地方银行合作的SBI控股与中国平安集团的合作原本被期待可带动日本地方银行业务改革，但在经济安全保障重要性日益受重视之际，这项日中合作在筹备阶段就夭折。 对于取消与中国平安集团合资计划一事，SBI控股的公关部门仅表示，是综合性评估事业环境的结果，并未详细说明理由。但相关人士接受共同社采访时坦承，这与中美关系对立趋于激烈，以及考虑经济安保上的风险有关。
11 月，中国最大的经济事件就是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在国内谋划“史上最大IPO”前夕被叫停。接下来各种猜测都有，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政府重手“压垮”蚂蚁上市计划，目的是示警。本人认为，马云的蚂蚁金服上市虽然范畴仍然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但大背景却是中国政府对大数据时代监管资本的担忧，甚至有可能错失经济转向的时机。 P2P灾害仍在，政府余悸犹存 上交所给出的理由是，“所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导致“你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这一理由半实半虚，前一句是实，后一句是虚。但真正的担忧源于蚂蚁集团上市IPO的超巨规模：“蚂蚁集团总市值可能达到惊人的2.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130亿美元），一度被称可能创下史上最大IPO新纪录”。 将这个IPO规模与两个数字比较，就明白中国政府的担心不为无由： 1、仅以近七年以来不断发生的民间信贷大规模违约事件为例： 2014年，全国倒闭、跑路、取不出钱的平台共有261家。2015年更是出现了“e租宝”的500亿元大案，累计也就是千余亿左右。 2、据国内研究者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2018年之间，中国出现八大知名爆雷平台，造成的损失资金就高达1337亿元，涉及投资人126.7万人（计重复投资者）。 这两大类事件，在中国产生了数百万金融难民，导致中国的群体性抗争多了一个抗争者类别。 如果对上述数据还无感，那么我再列举两个数据加以比较：2019年，中国的GDP规模为99.0865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04万亿元（行话叫窄口径）——蚂蚁金服的筹资规模是中国GDP总量的2.1%，是中国财政收入的11%，是P2P网贷爆雷损失的16倍，这种巨大的IPO规模，让这些年将防范金融风险置于重中之重的中国政府怎能放心？ 中国政府力防的金融风险 蚂蚁金服占三条 马云在中国商海中遨游自如，是一条成功躲过习近平近年清洗金融大鳄行动的金融大鳄。在中国目前经济低迷、国际生存环境面临极大困境的时候，曾以退休求自保的马云突然于10月26日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上发表演讲，称“我们必须改掉金融的当铺思想，在当下，我们必须用借助技术的能力，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这个信用体系不是建立在IT和熟人社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如此才能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他所称的“当铺思想”是指传统金融业务需要抵押物才能发放贷款，而数字金融则用大数据来进行信用评级后直接发放贷款。不止于此，他还批评传统金融的“当铺思想”“害了很多企业家”。 马云这番话显然是为他的蚂蚁金服上市做舆论铺垫，结果当然是碰壁而还。为什么我说是“当然”？只要梳理一下中国经济“六稳”策之后的金融风险监控政策重点何在，就明白了。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六稳”政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增长目标），自此之后，时不时加以强调。原因也很清楚：自“中国制造2025”成了美国对华贸易战的重点打击目标之后，为了应对产业链外移、经济持续下滑、失业压力加重，中国只得重回扩张信贷、加大政府投资的老路。 一年之后，《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9）》出版。该报告主要由“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研究”三部分组成。“总报告”为两篇：第一篇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风险与监管”；第二篇为“中国金融监管：2018年重大事件评述”，对2018年度中国金融监管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和评论。“分报告”主要是分行业的监管年度报告，具体剖析了2018年度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以及外汇领域监管的年度进展，勾勒了一幅中国金融监管全景路线图。“专题研究”部分是对当前中国金融监管领域重大问题的深度分析，主要涉及地方金融监管、监管沙盒制度、私募基金托管制度、消费者数据保护、互联网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监管等方面。 马云从事的电商行业至少牵涉到消费者数据保护、互联网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监管等三方面，可以说是金融监管的重点对象。 一向身在滚滚红尘名利场中的马云，曾自号“风清扬”，以此标榜他内心向往这种身处红尘之中、心在红尘之外，却能在关键时刻力定乾坤的境界。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去触碰金融监管这条红线？更何况他早在2018年9月就宣布退休，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一职。当时，外界是这样猜测马云壮年退休：随着金融和监管压力加剧，中国私营部门面临着多年来最具挑战性的环境。马云的退休更加重了外界的感觉：私营部门正在失去动力和信心。是什么促使他出来说话？ 挺身甘当“白手套”的复杂动因 有人猜测是他背后的政治靠山希望借机牟利，让他出面说话做事，推动蚂蚁集团上市。这点因素我相信存在，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是何方神圣？《纽约时报》曾于2014年7月21日发表《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指出，在投资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有2002年以后在20多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子孙。例如，陈云之子陈元、王震之子王军、刘云山之子刘乐飞、江泽民孙子江志成、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贺国强之子贺锦雷。这种关系非同小可，有助于锁定交易，使企业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商业环境中赢得优势。这种树大根深、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络，远远超过吴小晖、王健林，甚至比超级白手套肖建华的更广泛。加上他本人能屈能伸，在关键时期表态不错，因此在上述一干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时，他能够安然度劫。 但我读了马云10月26日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的演讲全文之后认为，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他本人对如今世界经济大势也有独到的判断（也许还比较模糊）。今年以来，全世界都因疫情、中美交恶，以及美国大选前景难明而陷入不知怎么办的困顿之时——欧盟甚至指望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回归《巴黎气候协议》。马云有一条判断异常清醒：“过去16年，蚂蚁金服一直围绕着绿色、可持续和普惠发展。如果绿色、可持续和普惠包容的金融是错误的话，我们（也）将会一错再错，一错到底。”——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绿色经济这条欧洲与各国左派还死抱着的伪创新经济路线。 欧洲的绿色能源道路，已经成为德国与一些欧洲国家消费者的沉重负担。早就有不少研究指出，德国放弃核电和化石能源，掀起绿色电力浪潮，曾被世界奉为样板。但实行几年之后，其巨大的成本和附加费用已让消费者不堪重负，让德国的绿色能源政策深陷困境，不得不开始彻底重新思考自己的产业模式。各国都出现了以环保为名骗取政府资助、免税等各种优惠的绿能公司困境，与各种国际组织打过交道的马云其实深知“绿色经济”这种伪创新经济话题之弊——这应该是他希望构建新金融体系的动因之一。 目前在世界各国中，明确坚持国家主义立场并以本国利益优先还能得到其他国家认可（或者说不敢批评）的国家只有中国。从马云的演讲来看，他确实不缺眼光。但马云的困难却不可克服：中国虽然是一个政商（权力与资本）关系紧密的国家，但马云要说服的政府，尤其是习近平当家的政府对私人资本的信任极其有限，只在需要利用时稍示“信任”而已。也因此，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时代能够成功地引进高科技并发展出了遥遥领先的监控技术与各种左道旁门的软件技术，但在这次世界经济大转型的历史关口，是否能够再度与资本联手利用时机，则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再次动用《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将对微信下达禁令，细节还待确定。白宫声明中特别提到微信支付。在美国华人社区，微信支付、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都在餐饮与民生消费领域越来越普及使用，这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有何风险？ （NS收银机铃声） 商家打开收银机响起的清脆铃声，在中国国内很难听得见了。美国媒体曾报道中国无现金化、移动支付消费模式大行其道的情况，连路边乞丐都“推荐使用微信支付”。 相较于美国这个信用卡普及使用的“塑胶货币大国”，中国可说是“手机即钱包”的“移动支付大国”，而“满城尽是二维码”的情况，不只在中国国内，从2017年后，在美国华人聚集的社区也越来越广泛出现，美国西岸尤其常见。 从旧金山的机场免税店、到洛杉矶奥特莱斯的一些奢侈品牌、甚至到华人超市，美国东、西两岸有越来越多华人经营的商家、或是华人游客经常光顾的商店，都接受微信支付或阿里巴巴的支付宝。 但这对美国金融监管，不是没有风险。 拥有会计学硕士学位的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就告诉本台，美国的支付强项是较普遍使用的信用卡，有行之多年且完善的严格法规与监管。他举例，对美国信用卡消费者来说，一旦卡片遭盗刷，监管与止付的后续补救措施很快就能展开。 微信支付与支付宝走出去 海外开启内循环？ 但这些年，在中国政府特别允许下，蓬勃发展的第三方移动支付，包括微信支付与支付宝，开始走出去，在美国没有相关法律规范的情况下，进入美国市场，锁定华人社区或华人华裔常消费的商家，和店铺签约，定期结算。李恒青形容，这是创造美国金融体系外的消费循环，美国金融业与第三方支付行业，根本被排除在外，从金融审计的角度来看，当然有风险。 李恒青：“我们说它叫’体外循环’、就不跟你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搭界，它在外面转一圈，然后把该给你（商铺）的钱给你，但是，一旦出现金融风险，（美国金融）体系内部根本就没有保护，就是没得免疫，来保护美国自己的商家或是消费者。” 也就是说，对美国而言，微信支付与阿里巴巴的支付宝，是在体外循环；对中国而言，在金融支付体系上，则早就开启移动支付内循环、“不接美国地气”。 美第三方支付管理法规松懈 据介绍，在美国，非银行系统的第三方支付机构都被视作“货币服务商”（Money Servicer）。在联邦层级，有民事、刑事方面的法规，规范货币服务业务，但没有专门且全国统一的行政监管办法。第三方支付的监管由各州政府负责，采证照许可制（License）。 美国的《统一货币服务示范法》（Uniform Money Services Act）2004年才完成修订，供各州货币服务监管参考，也就是说，各州可自行决定要完全或部分采行这部法律。不完全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仅九个州和地区采用此法。 微信支付与支付宝2017年走进美国市场，则都是选择与一家位于硅谷、由旅美华人黄春波创办的跨境支付平台Citcon合作。 根据Citcon官网的新闻资料介绍，2017年开始，仅一年时间，已有超过三千家的美国商家、逾一万个店铺与Citcon合作，其中包括十座美国机场内的商店。 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曾任职于美国eBay与PayPal的黄春波接受中国媒体新浪科技采访时形容，美国在移动支付上可说是先行者，但信用卡使用太普及，影响移动支付发展；中国则可说是跳过信用卡阶段，在移动支付的发展上“弯道超车”。 他当时形容，Citcon 的业务就是帮助中国人在美国刷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但他强调，Citcon 并不是微信支付与支付宝的当地服务公司，而是在中国这两大第三方支付与美国商家之间搭建一个技术解决方案，既是技术平台，也是清算平台。 川普的行政命令已预告，45天后要禁止美国的实体与个人与微信及腾讯有交易，这会给Citcon协助微信支付在美国的业务推广造成什么影响？截至发稿，Citcon 与腾讯都没有回复本台的电子邮件查询。 李恒青则说，包括微信支付与支付宝在内，都是利用美国制度上的开放，以及在法规上“先信任、后监管”的包容，但基于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的“全面不信任”，他预期，包括微信支付在内的微信服务，都将受限。 “美国的法规当中没有明文必须禁止的，做什么都是合法的，只有法规当中说了、必须明文禁止的，那这个不能做。”李恒青说。 中国企业有代表党国原罪？美法律学者忧一刀切 川普政府高举禁止与腾讯及微信交易的大棒，究竟打击的范围涉及什么程度，最迟9月20日就会揭晓。 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 法学院教授陆梅吉（Maggie Lewis）周二在美国华裔非营利组织“百人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研讨会上，则表达了另一种担忧。 她说，“仅仅因为一家公司的总部位于中国，例如阿里巴巴，我们就把它认定为代表中南海、也就是中国政治权力核心，这可能太过简化。我认为，我们（美国）该认真思考的是，对待跨国企业，我们需要有更细微的认知，而不是将所有在中国注册的公司都当成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美国要对等 中国金融市场大门能紧闭多久？ 中国企业不必然代表中国共产党，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特许保护下，中国部分有关系的企业享有市场特权。 以美国的第三方支付Paypal为例，中国人民银行直到2018年才允许PayPal这类外国第三方支付企业在中国经营业务，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却在2017年就到美国发展；就更不要说信用卡支付，中国一直在世界贸易组织不完备的规范下、扶植壮大中国的银联系统，美国的万事达卡（Mastercard）与Visa系统至今在中国市场仍未获得完整的市场准入。直到今年一月，美中两国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定，中国才纸上写明、承诺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将受理美国金融服务提供商的牌照申请。 万事达卡直到今年二月份才获准在中国筹备清算机构。 要矫正美国与中国之间不公平的贸易、包括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与信用卡业务的往来关系，川普最念兹在兹的贸易要公平互惠。针对腾讯旗下的微信这一轮大棒之后，下一个会不会是阿里巴巴支付宝，也受到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