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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為紀念衡陽保衛戰八十周年，以衡陽保衛戰為背景的戰爭電影《援軍明日到達》原定於6月28日在中國各地上映，但本周二突然傳出消息，該片取消上映。該影片的官方微博也撤下相關宣傳，關閉評論區。同時，幾乎所有媒體都撤下了相關報道。 耗資6億元人民幣，演員陣容強大的抗戰大片《援軍明日到達》，講述由於和偉飾演的國民革命軍第十軍軍長方先覺率領18000名將士與衡陽4000餘名同胞，面對日軍十餘萬人壓境，以血肉之軀堅守衡陽46天並重創日軍的故事。本周一（27日），《援軍明日到達》微博官方賬號突然清空所有內容，關閉評論區。網民大部分評論被封禁。微博站方表示，在該電影相關討論中個別用戶發布鼓噪投降主義，炒作歷史虛無主義，泛化攻擊我國電影審查制度以及我國制度體制，對此站方予以嚴肅處置。 受台海緊張關係影響 網民熱議 湖南株洲的時事評論人士郭閩接受本台採訪時說，《援軍明日到達》能否上映涉及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現在凡事都是以政治為首要考量，可能跟當前台海關係緊張有關，此電影講述二戰時期國軍抗日，屬於歷史題材。衡陽保衛戰、長沙保衛戰、常德保衛戰都發生在湖南境內。衡陽抗日將領紀念墓地以及常德保衛戰的抗日將領紀念墓地我都去過，我相信這部電影的內容是真實的。」 周二，在中國各媒體網站，有關《援軍明日到達》一片的介紹和上映時間，全部撤下。記者點擊相關標題，網站顯示「404」。有網民發帖表示，官方的觀點是抗戰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影片不去歌頌，跑去給一個投降的將軍樹碑立傳，大肆宣揚「投降光明論」。還有網民說，「投降導致傷員都被日軍屠殺，以及還轟炸紅軍陵園的反動派當主角，我非但不理解，反而覺得他可能也是「行走的50萬」，「國共共同抗戰，為什麼無限拔高國民黨？」「長沙會戰、常德會戰、衡陽會戰。為什麼單單歌頌一個衡陽會戰的降將？」 籌備8年 于和偉主演國軍將領 據報，《援軍明日到達》的籌備時間長達8年，該片由國家一級編劇劉和平擔任編劇、總導演、總製片人，于和偉、楊洋、萬茜、王勁松、尹昉、李光潔等人共同出演。此片有北京博納影業集團2018年完成備案，官方同意拍攝。 對此，郭閩說，中國電影審查當局對每一部電影劇本的審查極其嚴格，《援軍明日到達》已經通過電影檢查，但在最後一刻仍被腰斬：「當時在審查時，允許他們拍攝這類題材，否則也不會拍攝這部電影。導演可能沒有想到會是今天這種結果。至於網路評論就像以一個人的話無法讓所有人滿意。」 據製片方介紹，此片講述1944年6月，日軍欲在三日之內攻陷衡陽，國民政府命令守軍堅守七天，等待援軍。在守軍通訊營被日軍炸毀後只剩下了一個女報務員與電台，而電台成為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也就造就衡陽守軍堅守46天的奇蹟。 時事評論人士陸軍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那些堅持所謂政治正確的網民，從不以一部電影還原歷史的真實程度為評論標準：「關鍵不是這部影片拍攝是否真實，關鍵還是表現國民黨抗日如此積極，共產黨的八路軍形象沒有那麼偉大光榮正確，這跟網民心目中接觸到的影視作品當中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形象反差太大。」 意識形態部門審查劇本極嚴 陸軍認為，長期以來，中國的宣傳機器對影視作品的審查極嚴，不允許影視或文化作品如實反映歷史，包括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真實表現，往往拔高共產黨的作用，矮化國民黨抗日，以至於嚴重歪曲了歷史。 據報，為真實還原歷史，編劇劉和平不斷尋訪抗戰老兵及老兵後人，收集戰場故事，查閱真實影像資料，遍覽檔案史籍，並歷時4個月，一比一復刻了80年前的衡陽城中心地帶，力求最大限度地真實展現「衡陽保衛戰」。5月14日，《援》片正式定檔，宣布將於6月28日公映。 《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周一（27日）在微博評論說，電影《援軍明日到達》還沒上映，就引起激烈爭論，一些人還沒看片就從政治上對它予以否定，我覺得真是不應該。
中國著名導演王小帥的新作《沃土》上個月在未獲官方審批通過的情況下參加柏林電影節，隨後接到中國審查人員電話，勒令撤片，否則將面臨”嚴重後果”。影片《沃土》講述了怎樣的故事？又為何會觸動官方的敏感神經？習近平的所謂”正確歷史觀”又是什麼？ 據美國《紐約時報》3月27日報道，由中國「第六代」導演王小帥執導的新片《沃土》描述了1950年代中國土改時期一個地主後代的故事，遭到中國審查人員要求他刪除所有跟這場運動有關的內容，因為土改在中國是一個敏感話題。 眼看上映無望，王小帥轉而參加今年二月的柏林國際電影節，卻又被中國當局勒令撤片。不過，王小帥決定，即使可能會受到懲罰，仍要反抗這種審查。他說：「我是做電影的，這是我的本分，我只為電影負責。」 電影《沃土》到底講了啥？ 《沃土》是繼電影《地久天長》後，王小帥「家園三部曲」的第二部，改編自李師江的短篇小說《爺爺的鬼把戲》。影片以一位十幾歲少年為主角，描述了2009年中國西北部貧困村莊中的一個家庭。當他們的鄰居慢慢遷往城市時，少年的父母在貧瘠的土地上挖掘，試圖找出家族留下來的財寶。通過與祖父的鬼魂交流，少年了解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土改時期的往事，以及災難性的大躍進的歷史。「沃土」既是主角的名字，也代表著對土地的熱愛。 今年2月1日，柏林國際電影節公布官方片單，王小帥的新作《沃土》入圍「新生代單元」（GenerationKplus）。不過，就在《沃土》即將在柏林國際電影節全球首映前夕，美國《綜藝》（Variety）連續刊出了兩篇文章，介紹了王小帥面對的困境。 「製作公司和我自己都有壓力。壓力很大。沒有『龍標』的電影禁止在柏林放映。但柏林選擇了它。我對此感到很高興，」王小帥告訴《綜藝》雜誌，「這就是我想拍的電影，關於中國。關於我們的生活。關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 王小帥是中國「第六代」導演的領軍人物之一，以反映尖銳的社會問題而聞名。他在1993年導演的處女作《冬春的日子》曾被英國廣播公司列入史上一百部最佳電影，但中國的電影主管部門當時卻將王小帥封殺，因為他未經許可就在外國的電影節上放映了該片。 據《紐約時報》報道，對於目前可能再度被封殺，王小帥表示，「我沒想到三十年了又繞回來了」,「我一直在追求，想要在創作上是自由的，可是外部的環境又讓你做不到」。王小帥還說，這幾年拍攝電影的氛圍好像越來越壓抑，越來越緊了。 報道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4年就宣稱，文藝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恆的是愛國主義」。這些指示為中國電影定下基調。 土改話題為何令中國當局敏感？ 那麼對於電影《沃土》所反映的土改話題，為何中國當局如此敏感？根據中國官方數字，從1950年冬季土改運動開始，到1953年結束，將近3億無地農民獲得了7億畝土地，近300萬頭耕畜和105億斤糧食等。而華裔中國文革史研究者宋永毅教授告訴本台：「實際文革才死了200-300萬人，而通過土改殺死的地主及其家人至少400萬，是最殘忍的一個運動。」 獨立專欄作家戈壁東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中共的謊言是認為土改是給老百姓、解放了農民，貧困的農民有土地，實際上土改是什麼？土改是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中國的農村的精英–地主、富農等等，他們有文化，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財產，把這個階層的人消滅掉。」 戈壁東說，土改本身就是一種搶劫行為，通過暴政把富人的財物搶劫了，數百萬地主、富農被殺。他說：「 然後，中共以土改的名義搶劫了地主的土地和財富，表面上分給了農民，但最後它又來了一個集體化，把這個土地又從農民手裡搶回來。所以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邪惡的、匪徒化的欺騙行動。「 學者宋永毅認為，習近平當政是跟隨毛澤東的路線，其中包括頂層設計和底層設計。毛澤東的頂層設計就是讓毛一個人凌駕於整個中共政治局之上，而底層設計就是土改。「土改的根本是什麼？就是習近平現在提倡的『楓橋經驗』，通過建立這個階級社會，讓老百姓群眾斗群眾來維持他這個政權。」 宋永毅指出，所謂「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理論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而臆造出來的，中國在土改以前根本就不存在一個地主階級，而是歷來以「大農、中農、小農」稱呼。 「土改是它的一個基石，奠定了中國社會劃成階級社會的底層設計的基石。」 宋永毅說，「 「你現在把土改否定掉了，那就把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底層設計給衝掉了。它沒有辦法繼續統治的。」 清史編纂書稿遭批 學者：習近平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 除了對土改歷史敏感，文革和清史最近也都成了爭議話題。 美國《華爾街日報》26日發文指出，中國學者幾十年來按照中共要求，一直在編纂一部清朝正史。當局投入了數千名研究人員和巨額資金來完成這項任務，並撰寫了一份長達一百多卷、數千萬字的草稿。但隨著習近平推行”正確歷史觀”，清史編纂委員會的書稿遭到全面批評，這部史學著作的出版時間也被推遲。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說，批評集中於政治問題，包括聲稱這份書稿「沒有為人民說話」。 現在美國的《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告訴本台： 「其實習近平整天說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其實他才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 他說，本來做清史方面研究的專家學者就一直是在按照當局的意圖在改寫歷史了，但畢竟一些歷史史實他們是沒法否認的，而即使如此，他們搞出來的東西還是讓習近平感到非常不滿意，「可見就是習近平心目中的這個『正確歷史觀』，那就是編造歷史謊言。」 戈壁東認為，習近平骨子裡就是中共毛澤東的一套東西，維護中共統治。「他現在上台以後做的每一件事情實際都是在模仿毛澤東時代，都是在完全地繼承中國共產黨的集權專制。而集權專制有兩個特色，一個是暴政、一個是謊言。」
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在中國創下四億票房，這部電影借著中國典故，講述槍擊犯以暴制暴，充斥大量血腥暴力畫面，為何能通過中國電影局審查，還獲得央視影評節目強力推薦？ 台灣演員阮經天主演的《周處除三害》，講述一個黑幫分子陳桂林槍殺黑幫老大展開逃亡，當發現自己在通緝名單上僅排第三，在被告知罹癌後，他決定除掉前「兩害」，死後留名。主角殺了「一害」後，以為可藉由宗教洗滌重獲新生，意外揭發「教主」斂財害人惡行，而「教主」同時也是頭號要犯。一場以私刑處決教主與教徒們場景，引起中國社交媒體熱議，也讓《周處除三害》從3月1日上映至12日，票房超過4億人民幣，火熱程度直逼春節檔。 台灣電影轉進中國 政協委員電影公司宣傳行銷 台灣影評人Lizard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表示，這部電影如果是中國拍攝，審查肯定過不了。但是，台灣製作電影不受此限。此外，本片導演黃精甫來自香港，製作團隊也是香港團隊，因此拍出了一部有別於台灣風格的黑社會電影。更關鍵的是，本片將版權賣給中國電影公司。 他分析，在中國的宣發團隊宣傳行銷後，從2月29號起，網路的關鍵數據折線圖就開始往上沖。 「它不是一個觀眾看完後產生的現象級電影，更像是被允許引發出來的現象。負責宣發的中國電影公司董事長傅若清是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要在中國電影大環境賣座，很需要靠這樣的關係，一定要過一手。」 血腥暴力如何通過中國審查 「中國電影局為什麼會允許這樣一部暴力指數很高的電影，在中國影院熱烈放映，這很耐人尋味。」曾經在中國擔任過編劇的旅澳作家慕容雪村表示，中國電影不分級，中國從事電影的工作者都對於尺度這麼大的電影能通過審查，直呼「不可能」！ 他分析中國官方開綠燈放行可能的動機：「它是宣傳工具、也可能是統戰工具，還能是打擊民間宗教的工具。」 慕容雪村指出，中國的電影局直接歸屬中共的宣傳部(中宣部)管轄，這是負責對言論、意識形態進行主動操控的機構，審查通過加上宣傳機器央視力捧，這電影已經成為中宣部宣傳工具。「除了政治意圖外，沒有其他考量。」 他提到在審查者眼裡，《周處除三害》可以引導中國觀眾看到貪腐橫行、邪教遍地，就是台灣的現實。正如同過去中國種種宣傳號召人們恨日本，塑造出一個軍國主義橫行、極端的歧視中國人的日本，但這並非日本社會的主流。為何在兩岸關係交惡下，放行大尺度電影，應該是想讓台灣影視人員可以意識到中國龐大的市場，要進入就必須服從中國規則。反之，如果批評中共、中國政府，或發表台獨言論就會受到懲罰。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13日對於《周處除三害》在大陸票房超過4億就說：「大陸之大，是台灣很多藝人難以想像的，也是他們心嚮往之的。」 分析：鼓勵對地下宗教攻擊 不只是中國官媒給予高度評價，就連「合肥市公安局官方百家號」也寫起了影評，吹捧起弄傷警察眼睛的槍擊犯，隻身闖進窩點，槍殺邪教頭目的行為，稱「人們再度意識到了，『邪教』對於人心的摧殘，並佩服陳桂林迷途知返，敢於反抗『邪教』的勇氣。」 慕容雪村分析，反「邪教」情緒是共產黨推波助瀾煽動起來，之後很難平息。中國將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以及法輪功或所有的地下宗教，都視為「無惡不作的邪教」。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狂暴的仇恨情緒，需要警惕！ 「這個政府需要不斷找到製造敵人，需要引導民眾仇恨的怒火，向某個地方宣洩。這電影有沒有可能成為政府新一輪迫害宗教的預示，現在還有待觀察，但是不能排除這種可能，」他說。 也許中國官方有意將觀影民眾沸騰情緒，導入對所謂「邪教」的追殺。但有的民眾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 武漢的田先生雖然還未看過本片，但是朋友圈裡轉發著電影「槍擊教主」的片段畫面，大家熱烈討論著主角該先殺教主，而非教徒們。「中國老百姓活得很壓抑，如果把這部電影引申到中國，你說要大家逃離，或者暗示大家要起來反抗暴政，『魔頭』還在，怎麼去反抗？」 鼓勵孤狼會否成為雙面刃？ 「對官方而言，裡面設定所謂的『邪教』是法輪大法。對民眾而言，他可以認為『邪教』隱喻共產黨，中國電影一個特殊的現象。中國觀眾最喜歡這種雙向詮釋。」Lizard補充說道。 Lizard並不認為中國的民眾看完電影后，會藉機宣洩不滿情緒，影響社會秩序。因為心中有怨是一回事，化為行動又是另一回事。加上「周處」是孤狼，並非上升到所謂的「信念層次」，因此並不構成對官方的危害。 「孤狼這種犯罪，中國抓捕後，還能拿來宣傳有這麼危險的悍匪，要更加強社會管制。孤狼要動搖整個政權結構，是不可能的事情。」Lizard剖析，中共政權擔心民眾成群結黨，在片里唯一有組織力度的是邪教教主，表面上打的是「邪教」，實際上打的是組織。 消失的記憶 200多部新冠電影遭雪藏 《周處除三害》在中國的熱賣，並不代表中國的審查制度有所鬆手。相反地，中國三年的新冠疫情，大規模傷亡、封城引發民怨，成為不少電影人 創作的素材，但不見容於中國電影審查。 慕容雪村揭露一個驚人的數字：「一個電影公司老闆告訴我，他說COVID兩年多的時期，有200多部關於COVID的電影已經拍完，卻不能上映。一旦被雪藏了，那就意味著所有的投資血本無歸。」 他坦承在中國創作者心中有條「創作高壓線」，有些是一定不能碰。即便是十多年前尺度還稍微寬鬆些，關於六四、維吾爾人、西藏問題都不能碰，更不能諷刺批評共產黨，尤其是它的領導人。如今，這條高壓線越來越低，有影人嘲諷地說，現在中國只有兩種不能拍。「這個也不能拍，那個也不能拍。」 「我們這些從小生活在這個審查制度之下，碰過幾次後，自然就知道最敏感的言論邊界在哪裡，我會小心翼翼絕不越過雷池一步。」慕容雪村回憶，他曾在小說寫到一個1989年的天安門的六四學生們聚會的場景，創作時自知過不了關，只能改成校園鬥毆事件。他形容這多麼可笑，但這種自我審查隨時隨地都在進行。書籍、報紙還不是最嚴格的，電影、電視因為接觸人廣、影響力大，審查把關更嚴格。
《綜藝》（Variety）在《沃土》即將在柏林國際電影節全球首映前夕，連續刊出了兩篇文章，透露了王小帥這部新片不少驚人的信息。 一篇標題叫《王小帥冒著激怒中國的風險在柏林放映〈 沃土〉》，另一篇叫《王小帥：〈 沃土〉用童聲詮釋20世紀中國歷史的複雜性》，是王小帥去柏林之前的專訪。 網路圖片 2月1號，今年柏林國際電影節公布官方片單，其中王小帥的《沃土》入圍「新生代兒童單元」（Generation Kplus），這個單元連同Generation 14plus一起，都是面對年輕觀眾為主的競賽單元。 在柏林官方的新聞稿中還特別提到：「王小帥最後一次參加柏林電影節競賽是2019年的《地久天長》。在他這部最新電影中，從10歲的男孩沃土的角度，講述了一個中國村莊及其居民的故事。在社會變革的背景下，王小帥巧妙地模糊了過去與現在、現實與夢想之間的界限。」 網路圖片 圖片柏林官網顯示，《沃土》是中國和荷蘭合拍的電影 2019年2月，王小帥正是憑著《地久天長》，讓詠梅和王景春一起拿下了柏林影后、影帝的桂冠，堪稱是疫情爆發迄今為止，中國電影在國際舞台上最後高光。 網路圖片 圖片2019年2月，詠梅和王景春一起拿下了柏林影后、影帝的桂冠 而此後，接棒《地久天長》、被稱為「家園三部曲」第二部的《沃土》卻遲遲未有消息，一直只聽樓梯響，甚至一度有傳會去戛納，最終也無下文。 今天《綜藝》的兩篇雄文，揭開了《沃土》消失之謎。 網路圖片 圖片《沃土》柏林版海報 《綜藝》說，《沃土》早於2022年10月就將樣片提交審查，期間，王小帥也曾應審查機構要求，作出50多處的剪輯和刪改，但經過15個月的不斷溝通，仍未通過審查，整個項目陷於停滯。 最後，《沃土》是在沒有獲批「龍標」的情況下，前往參加今年的柏林國際電影節。 這不僅意味著，《沃土》可能永遠無法以正規的渠道在中國上映，更意味著，王小帥會遭到嚴厲的懲罰，最嚴重的後果是他再也無法以導演的身份在國內拍攝電影。 儘管柏林已經採取很低調的態度，據《綜藝》報道，有關部門已經聯繫王小帥並要求他從電影節撤回，否則他和他的公司將面臨嚴重後果。 但王小帥迄今為止並沒有讓步的意思，他對《綜藝》說：「製作公司和我都面臨壓力，很大的壓力。沒有龍標的電影禁止在柏林放映。但柏林選擇了它，我對此很感高興。這就是我想拍的電影，關於中國，關於我們的生活，關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 當然，這也不是王小帥第一次遭到有司的懲罰，1993年，王小帥拍攝他的長片處女作《冬春的日子》入圍了柏林青年論壇單元，其後更具實驗味道的《極度寒冷》等，這些電影都無法在國內上映，王小帥也因此被拉入禁止拍攝的黑名單。 即便是2001年「地下電影」味道幾乎沒有、「違規參賽」的《十七歲的單車》獲得了柏林評審團大獎，電影局批示：「本片格調灰色，不宜公映。」 網路圖片 一直到2004年，國家廣電總局召集包括賈樟柯、王小帥在內的一批「問題」導演座談溝通，他們始得「解凍」獲准重新拍片，遂才有了次年王小帥第一部在國內公映的電影《青紅》。 頗具戲劇性的是，將近30年後，王小帥又即將面臨再次被封殺。 當年，2004年《青年時報》採訪當時還在被封殺期的王小帥，問了他關於被封禁狀態的所思所想：「那你希望你的電影出來重見天日么？」 王小帥答：「我覺得並不是我的電影受到什麼不公正的待遇，我有什麼憤怒的情緒。問題是，不是我的電影重見天日的問題，現有的電影環境決定了，沒有這樣的渠道，沒有這樣的藝術院線，也沒有培養出固定的觀眾群，它根本沒辦法重見天日。」 《青年時報》：「那你認為國家電影總局需要做什麼樣的改革呢？」 王小帥：「就是開放，就是徹底讓它面對現在這個市場的競爭，面對正常的有生有滅的市場。」 其實早在2020年《沃土》立項之初，央視6頻道的《中國電影報道》還專門報道了立項的消息。 《沃土》改編自李師江的短篇小說《爺爺的鬼把戲》，故事設定於2009年，影片以一位十幾歲少年為主角，描述了2009年中國西北部一個貧困村莊中的一個家庭。當他們的鄰居慢慢遷往城市時，少年的父母在貧瘠的土地上挖掘，試圖尋找家族留下來的財寶。通過與祖父的鬼魂交流，少年了解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土改時期的往事，以及那段災難性的大躍進的歷史。 「沃土」既是主角的名字，王小帥承認，這裡頗具意味，《沃土》這個名字會讓大家誤以為這又是一部意識形態宣傳片。 網路圖片 圖片《沃土》劇照 在被問及是否怕被封殺，王小帥說：「我希望不是，沒想到，在第一次被封殺的30年後，又回到了這種境地。」 但也許這一次，情況又有點不同。他似乎已經放棄了國內放映甚至拍攝的機會。 早在疫情初年，王小帥和劉璇夫婦便收縮了他們的電影公司「冬春」的業務，並在禁足最為嚴峻的時期，搬到了清邁，並一直生活至今，甚至，他們將電影拍攝了搬到了異國。 2022年，王小帥以疫情爆發後被困在清邁的故事，執導了《旅館》一片，並參加了巴塞羅那亞洲電影節、多倫多電影節，這部電影並無「龍標」，甚至也完全放棄了國內放映。 網路圖片 圖片《旅館》，2022 去年黃驥和大冢龍治夫婦創作的某部已經在豆瓣消失的影片，獲得了對岸的大獎，該電影雖然百分百以國內為故事，但卻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子，他們是以日本投資、以日片的身份報名參加。 似乎，越來越多創作者不再將審查、傳播路徑作為考慮，也不再以擔心審查作為創作的顧慮之一。 正如王小帥說的：「審查制度帶來的長期壓抑，讓人很難敞開心扉自由創作。當我有一個故事要講時，我必須首先考慮審查制度，這扼殺了我自己的創造力和表達能力。」 這樣不平凡的開年，這一年，註定不平凡。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奇遇電影
中國抵制金馬獎5年後，今年金馬60再次有中國演員出席，多部由中國影人以中國疫情、女性與勞動議題創作的作品獲獎。 頒獎當晚，中國微博上仍有不少網友關注，有人形容「華語電影仍有個尊重與珍惜才華的地方」。 金馬獎走過一甲子，今年即便中國官方的抵制並未解除，然而有多位中國影人、創作團隊，不畏艱難前來參與盛會。多部與中國相關的作品更是大有斬獲，甚至抱走大獎。 綜合德國之聲、香港01報導，以「菠蘿，鳳梨」入圍最佳女主角的胡伶出席金馬獎，成為5年來首度參與盛會的中國演員。 胡伶過去曾參與婁燁的電影「頤和園」，然而這部電影內容涉及六四，且在未拿到電影局批准的電影公映許可情況下，參加2006年的坎城影展，因此在中國禁止公開放映，婁燁也被禁止拍片5年。 報導提及，中國女演員劉雅瑟於2022年憑「智齒」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但最後並未出席。 以2022年春季上海封城為背景的「備忘錄」拿下「最佳紀錄短片」，得獎人以「窮山惡水電影小組」為名出席與領獎，他們在致詞時除了感謝金馬獎、評審，也感謝一直以來幫助、啟發的朋友及老師，「是你們肯定電影藝術捍衛記憶的特質，如果沒有這特質，電影恐怕會失去它的意義」。 拿下「最佳紀錄片」的「青春（春）」是中國導演王兵的作品，以5年的時間記錄中國浙江織里鎮，多名在工廠工作的外來年輕勞動者生存的樣貌。典禮當天，王兵有工作不克出席，由監製王琮代為領獎。 由中日導演夫妻檔大冢龍治、黃驥所創作的「石門」以在湖南長大的20歲女孩為主角，由於意外懷孕、債務壓力，而走上「以子還債」之路。作品延續對女性內在與經驗的關注，將女性懷孕過程中的身心變化記錄下來，同時呈現出疫情之下女性的困境。 在接過「最佳劇情片」獎座後，黃驥表示電影製作過程困難重重，像前面真有扇大石門，但他們還是不放棄推門，「相信自己的創作，這樣的話，就可以相信，門一定會打開。對我們來說，這是探索創造電影新的可能性，這次金馬獎給我們這個可能性」。 今年的金馬舞台上出現了多位中國影人身影，然而仍有人臨時缺席。以「大山來了」獲得最佳原著劇本的中國導演孫傑先是以「行程異動」為由，取消出席24日新導演電影論壇，典禮當天也未出席，最終由友人上台代為領獎。 雖然中國官方對於金馬獎的態度仍是抵制，然而民間對於華語電影的關注熱度不減，25日當晚在微博上仍有許多中國影迷熱烈討論頒獎進度與獲獎資訊，多個與金馬獎相關的話題也都一度衝上熱搜榜。 有網友稱「金馬獎顯現出與金雞獎不同的面相」，並且慶幸「華語電影仍有個尊重與珍惜才華的地方」；也有人對於中國影人獲獎感到欣慰，但是也遺憾「石門」、「備忘錄」等獲獎作品無法在中國看到。 目前「石門」在社交平台豆瓣的相關條目已被刪除，微博上有網友稱，即便是日本出資的電影，然而對於中國當今社會「過於真實的描述」也難逃「查無此片」的下場，「剛打開的石門，再次被關閉了」。
寫在前面 這是一篇從國慶檔就開始準備的稿子，因為當時發生了一個事情： 我在《堅如磐石》上映前發了一條微博，內容大概是從我看過原版的視角給大家形容了一下這部片遭遇的刪減，期望大家降低預期，然後再強調了一下原版真的非常不錯。 這條博文沒多久就上了熱搜前三，一直發酵到上映之後。結果去了影院的朋友發現電影被剪得七零八碎，電影口碑因此滑坡，我也遭到了一些「用刪減為爛片鋪墊洗白」的指責。 網路圖片 雖然本身是一場對我的批評，但我始終覺得這個話題是值得被拿出來繼續討論的。 尤其是當同為刪減受害者的觀眾和創作者，在這個問題上越來越走向對立，而短期內我們無法解決房間里那頭大象的情況下，去討論觀眾和創作者在這件事情上的怨氣如何消解、如何共存是非常有必要的。 當然，我一個人的視角有限，所以這個話題被放到了我們第4次圓桌活動，所謂圓桌就是我們編輯部的同事就同一個話題，寫一些自己的看法，全文的觀點不追求統一，鼓勵多視角的分歧。 這次共有包括我自己在內的4位作者參加，我們主要會討論這幾個問題： 刪減內容的知曉對觀眾來說有意義嗎？ 談論刪減意味著為電影開脫嗎？ 評論刪減的電影，對電影公平嗎？ 觀眾需要考慮刪減因素嗎？ 檢票小哥（寫在前面的筆者）： 第一個問題，刪減內容的知曉對觀眾來說有意義嗎？ 我們自然無法替觀眾做任何決定，有人覺得有，我們從業者作為觀眾的那一面，自然也認為有；但一定有不少人想的是「知道那玩意兒有啥用，聽起來都費神」，這也是人家的自由。 所以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能聊宏觀的群體角度，而不是觀眾個體，這裡我認為最好的回答是婁燁導演在紀錄片《夢的背後》里說的那句「二流觀眾論。」 他不是在罵觀眾，而是在說我們因為無法直接和創作者對話，完整接收創作者的表達，所以在觀看和評價時，都是不完整的思考，久而久之，我們被迫成了「二流觀眾」。 這句已經充分說明了觀眾應該知情的原因——這是一種避免成為二流觀眾的手段。 第二個問題，談論刪減意味著為電影開脫嗎？ 這個問題也是我當時主要被批評的方向，所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就乾脆聊我自己了。 《堅如磐石》不是我第一次面對這類事情了，之前《斷·橋》也有過類似的情況。我也不知道為啥我老乾這種事，幹得多了我也反思了一下。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主動和被動、有意和無意的問題。 比如《堅如磐石》，我在主觀上並非有意於此，我甚至原意是希望大家降低對這部片的預期，因為我看完兩個版本之後覺得公映的版本有不小的改變，我還特意寫了一句「我說這些不是要為電影開脫」，只是原版的精彩應該被大家知曉。 但後續的發酵其實還是沒按我的意思走，熱搜上因為詞條的關係，大家對這部片更期待了，上映後很多人也湧來批評我是在提前用刪減為它口碑鋪墊好後路。 現在回頭看，我發現其實是自己忽略了一個常識，就是刪減和尺度這兩個詞，在我們這兒是存在「隱喻」的，不是一種單純的中性陳述，它帶有褒義，代表著這部片的稀奇，他能驚動一些什麼，觸及一些什麼，就和上個世紀很多禁片一樣，本身是不流通沒人看的片子，一成禁片，大家反而都知道了，搶著看，這是一種被動效應在無意中被觸發了的結果。 所以要回答「談論刪減意味著為電影開脫嗎？」這個問題的話，我只能說—— 是我們的某些東西，催生了這個不必要的提問，而這個提問的答案，也因為那個有著我們特色的「隱喻」，成為了一種唯一且無法分割的答案，去表達和被誤解，無可避免。 最後兩個問題其實可以合到一起說，因為這倆問題的答案是矛盾的—— 批評一部支離破碎的電影，對電影公平嗎？ 很多人尤其影迷下意識會認為這不公平，尤其對於自己期待很久的片子，最後看到成品是那樣一個面貌，會為片子不甘心是很合乎邏輯的情緒。 但如果我們問「觀眾在評價時需要考慮刪減，打同情分嗎？」時，大部分人又會產生一個矛盾的答案，就是觀眾花錢買票，還不能如實評價了嗎？必須包容嗎？ 我個人覺得這只是一種選擇，但並非義務。 看電影就是花錢買票，在電影作為一種文化討論之前，它和觀眾的關係只是經濟行為，只有觀眾願意去解讀電影，討論電影，追問作品之前發生了什麼之時，才能躍進文化討論的範圍里，這當然是一種善意。 但觀眾沒有義務一定要去實現這種躍進，我們完全可以停留在看電影只是作為一種經濟消費行為的層次，當我們只談花錢這件事，那看電影便和你在超市買袋大米沒有任何區別了，觀眾便沒有任何必要去共情一袋大米的遭遇了。 所以上面的兩個問題，看似矛盾，其實共存，是不同觀眾的兩種選擇。 黑曜石： 必須要坦誠的是，我對於今天要討論的這些問題會稍有遲疑。 這種遲疑來自於，我在思考這些問題之前，意識到自己有視角的局限性，也就是影視從業者的視角。 當然我們去討論觀眾對待刪減的態度，要不要評論刪減電影這些站在影視從業者角度提出來的問題時，因為觀眾角度的缺失，很容易看起來還是在為自己開脫。 考慮到圓桌效果，還是先分享下當下視角里的一些主觀感受。 我的身上一直有兩種身份，一個是影迷觀眾，一個是影視從業者，這兩者並不是完全統一的，有時候還挺割裂和矛盾。 從一個電影觀眾，一個影迷，過渡至如今的影視從業者，哪怕是個半吊子，但後者這個身份或多或少都會讓我對電影本身有更多的了解，這種身份轉換的過程其實是一個信息增加的過程。 在能夠對電影內容好壞進行明確評價之外，我還能獲得相對別人而言更多的可能，看到電影內外的付出及遭遇種種，以至於在對電影本身進行理性分析與評論之餘，我還是會因為電影遭遇的各種不公平，而對它產生更多的感性認知。 以及伴隨從觀眾到影視從業者的身份變化，我和電影的關係也發生了某種對調，從它對我說話變成了現在的我對它說話。這些因素加上近幾年的大環境變化，我個人倒是越發覺得，電影並不是高高在上的造夢機器，反倒是需要我們來保護的——夢。 為了保護這個易碎的夢，我僅能做的只有去談論它。 所以從影視從業者的角度，我會堅持認為觀眾應該關注，當然，是否踐行則因人而異。 但做回普通觀眾，我發現如果是處於看不出刪減，又沒有渠道獲取關於刪減的外部信息的情況下，作為觀眾的我要不要考慮刪減因素、權利問題就會被擠進盲區。 既然今天圓桌的起源是《堅如磐石》，那就以這次爭吵作為例子，再具體化下我的表述。 我想除了個人喜愛不同之外，前面聊到的信息差也是導致這次爭吵的原因之一。我不認為談論刪減是在為電影開脫，但基於視角差別，我會思考是不是有時候我們急於告知刪減，而相對缺少了對於刪減版電影本身的好壞、刪減對於電影本身影響程度的回答。 關於電影刪減的種種問題里，始終都存在一個三角關係，「放電影的人」、「看電影的人」和電影。 在這個三角關係里，無論是觀眾還是影視從業者都面臨著同樣問題，你我他都無法還原這些電影的原貌，無論我們怎麼聊，對於電影本身而言，都是不公平的事情。 猹： 對這幾個問題，我其實挺矛盾的，當我站在不同的角度，會獲得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今天只準備站在我作為觀眾這個視角來回答。 首先想聊的是第二個問題。 我不認為談論刪減就完全是為電影開脫，甚至我認為在一個正常的輿論環境里，去談論是必要的。 當然這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這是一部值得去談論「刪減」的電影。 畢竟，當你談論刪減的時候，就已經隱含著對這部片子的期待和惋惜，因為我好像還沒看到過有人對一部幾乎沒有爭議的爛片談論過刪減的問題。 所以順勢下來，我不認同的一個觀點是：如果補充上了這些刪減的內容，這可能就是一部好電影。 我就拿近期的《堅如磐石》為例，它有著肉眼可見的大量刪減，但即便了解了它刪減的內容，我對它原本不好的評價也沒有什麼改觀。 因為它受影響的更多是人物和敘事的連貫，但它主要的問題在於，在反腐掃黑的主題里，以于和偉為代表的商人階層是如何捲入並與張國立這個權力階層勾結的，以及權錢兩端外中間被影響到的普通人，這些基本背景和內容是空著的。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狂飆》里曾經拍出來的，所以刪減真的會導致一次全盤性的崩塌嗎？這就到了第三個問題，有時候我們去評判的不僅僅是質量，還有能力和態度問題，所以評論刪減的電影，沒有什麼公不公平的。 當一部電影不管以何種面貌呈現在大眾的視野，它就有被評論的理由，而且它此刻出現的那個樣子，就是我們應該去評判的樣子。 刪減成了常態，這是一個可悲的事實，但恰恰電影又擁有極強的表意空間，所以如何更好的修改及曖昧的呈現也成了當前環境下重要的一環。 這不是在為刪減說話，只是說除了反抗之外，還有另外一條輾轉迂迴不順從的路線。 而這赤裸地呈現了在面對刪減時，個人的能力問題。 當年美國《海斯法典》頒布了12條不允許呈現的禁令，但同期的好萊塢也誕生了數不勝數精彩的隱喻；大陸電影圈流傳著一個故事，原本《天下無賊》大結局是劉若英飾演的賊逃脫了法律的制裁，這個結局讓它遲遲無法過審。 後來王朔研究了一下劇本，給出了讓女賊懷孕的建議，從而讓電影的結局順利轉向了女賊道德觀念的轉變，又不對前面的人物和劇情產生什麼傷害。 還有《鸚鵡殺》里，兩個男性角色明顯是愛情關係，但電影中不能直接道破，所以導演通過眼神的流轉，以及鏡頭朝向二人不斷逼近營造出逼仄的感覺，在視聽上構建了二人的關係。 但《堅如磐石》里，張國立和曉薇有地下情，編劇和導演必須要在刪改的情況下讓觀眾感受到二人的曖昧關係，所以最終他在外在形象上把曉薇塑造成了一個刻板的「情人」形象，比如張國立深夜去家裡找她吃飯的戲中，她穿著非常緊緻的弔帶低胸背心。 用這些東西來補足曖昧不是說不行，只是我確定還有更好的方式。 最後再說說觀眾需要考慮刪減嗎這個問題，它和第一個問題可以連起來談，要不要知情和需不需要考慮都是觀眾自己的問題，畢竟如果在電影院看到的內容我都提不起興趣的話，那在腦子裡還有必要為刪減的東西而嗨起來嗎？ 除非某一天，我們能看到那個最初版，這是不能忘記的期待。 芋泥： 首先，關於影片遭遇刪減觀眾是否需要知情的問題上面已經被大家回答得很全面了，我就不重複了，直接聊第二個問題， 去談論刪減、去告訴大家電影刪了什麼，這是在為電影作開脫嗎？ 我認為不是的。談論這個的目的，其實更多是為了觀眾，讓觀眾對消費的這一文化產品擁有足夠的知情權。觀眾是否願意接收這個信息，是否願意為刪減的版本買單，這是一回事，而觀眾作為消費者是否有這個權利，是另一回事。當年陳哲藝導演的《熱帶雨》在大陸放映時被刪減，他的態度亦是：「接受刪減，但觀眾必須有知情權」。 很多人認為去談論一部電影遭遇刪減的這件事，會給這部電影帶來同情分，我覺得大家忽略了一個問題，前面我的同事也沒提到，就是看電影和看文字刪減總結、自己想像，一樣嗎？ 答案當然是不一樣的， 觀眾的觀影體驗是一段非常細膩的情感生髮過程，並非只是機械的片段疊加。哪怕大家通過文字知道刪減的內容是什麼了，但要把這一段融入連續的觀影中是非常困難的，銀幕上的故事繼續在發生，還要足夠敏銳地將缺失的片段自我想像、自我消化，這樣的觀影體驗無論如何都無法和看完整的原片相比。 所以，哪怕觀眾知道了刪去的內容，得到的依舊是殘缺的觀影體驗，也就無法對這個電影造成天差地別的改觀，那知曉刪減後加的分，和電影本身也無關了，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默認同情本身就不在電影評價體系內？ 另外我還想回答一個今晚本身沒有加的問題，就是開頭我們主編那條微博底下不少人提過的一種：刪成這樣，你一開始幹嘛還要故意拍呢？坑觀眾嗎？ 但真的沒有人是故意的，拍電影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一切都是模糊的，沒有人能預料後來是坦途還是意想不到的腰斬。 這種邏輯的危險還在於，它在提醒創作者在創作的源頭就去拍最安全的題材。 久而久之，電影創作的類型多樣化也會逐漸緊縮。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三號廳檢票員工）
周潤發在韓國釜山電影節榮獲「亞洲電影人獎」，出席記者會時，他讚歎韓國電影題材廣闊，想像豐富，創作人什麼也敢拍，可能因為韓國政府支持，自由度大。 另一方面，周潤發講了關於香港電影現況的大實話，直指今天是艱難時期，因為中國的審查要求繁多，劇本須經不同部門審批，諸多限制，又提及1997年後，電影人要留心政府指令，否則難以取得資金，末了也不忘說，「我們會盡最大努力，製作具有香港精神的電影。」 發哥關於審查制度的批評，儘管在Facebook洗版，但中國大陸媒體卻隻字不提，主流港媒亦輕輕帶過（如果有提的話）。其實周潤發所講的，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只是極少業界人士夠膽開腔而已。今日大家瘋傳的，說穿了，不是周潤發的言論，而是他的態度。 若說周潤發「敢言」，則香港演藝圈中比他敢言者，大有人在。但要是他害怕得罪什麼人，那麼整段關於中國審查的話，也是完全可以迴避的。縱橫演藝圈五十年的老江湖周潤發，當然知道此言一出，必有代價，但他依然選擇說了，我想，驅使他直言不諱的，並非勇氣，而是明理。 有人說過，人生有三層境界：一是活著，二是得體地活著，三是明白地活著，而周潤發已活出第三個境界。我不認識發哥本人，但看過一篇他談拍照片的訪問，覺得若非神思清澈的明白人，是決計講不出那些攝影道理的。 原來對周潤發來說，拍戲是工作，拍照才是生活。他不光是影帝，也是一流的攝影師。近廿年來，周潤發特別喜歡用大片幅相機拍黑白照，彷彿標誌著他的人生已褪盡繁華，由絢爛歸於平淡。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愛好，反之亦然。鍾情攝影的發哥，原來在追求一種錢買不到的「期待」與「未知」。 他喜歡用重量十足的大相機拍照，然後在暗房內無日無夜沖印，他笑著對訪談者解釋： 「我喜歡未知的東西。在按下快門完成拍攝後只完成了拍攝中的一部分而已，進到暗房裡把照片做出來之前，你並不會知道照片呈現出來會是什麼樣子的。而數碼相機不但可以立刻看到，還可以立刻刪除掉剛剛拍攝到的影像。加上拍攝數碼很難會有對影像的那種期待，按快門可能也不會太謹慎。」 周潤發認為拍照的關鍵，不在拍攝對象的美，而在攝影者的「構圖及感受功力」，世界許多美好，是要「由第三隻眼去感應的」。由於他用的不是數碼相機，每拍一張照片，發哥都要深思熟慮，不到最美的一刻也不按快門。 在攝影中，發哥大概學懂三件事：用心、耐心和隨心。用心，才觀察到事物的美好；耐心，才等待到動人的瞬間；隨心，才不會強求某個沖印出來的效果，而能順其自然，領會意外的喜悅。攝影如是，人生又何嘗不然？瞭然於前者的周潤發，當然也明白後者。 人真的不能沒有嗜好。生命若一無寄託，就只能與世浮沉，終其一生，貪權逐利；就算有所寄託，若鑽研不深，未臻至道，仍不免是大俗人。 發哥則不然，他明白攝影，也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快樂，那是免費、無價，且自足的。無求於人，自然就不必討好誰，亦不怕得罪誰，說話便可以從心所欲，生活亦能逍遙自在。由此可見，人一定要有足以廢寢忘餐的愛好，才能具備拋卻名韁利鎖的資本，從而活得獨立，活得從容，活得快樂。（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香港影帝周潤發日前在釜山國際影展的一個記者會上指出，「中國對電影有很多審查要求，我們的劇本必須經過很多不同部門審批」，引起網民擔心他恐遭遇麻煩。 美國之音報導，釜山影展10月4日揭幕，68歲的周潤發今年獲頒亞洲電影人獎。5日，他在一場記者會上表示，在中國大陸拍攝電影時，劇本必須經過很多不同部門審批，以及香港主權在1997年移交給北京後，香港電影業受到了不小的影響。 「我們現在有很多限制，電影人的處境很難，但我們也會儘力創作展現香港精神的電影，這是我們的目標。」周潤發說，「1997年後，很多事發生了變化，我們不得不留意政府的指引，這很重要，否則很難籌到足夠的資金拍片。因為中國市場龐大，所以我們嘗試尋找解決辦法。」 周潤發也藉機讚賞近年在國際上影響力不斷擴大的韓國電影。 「韓國戲好看的原因就是題材很廣闊，也可能是韓國政府的支持，他們的自由度很大，因此創作思想很寬。」他說，「有好多題材都讓我覺得很驚訝，哇，他們都夠膽拍這些！」 對於周潤發的言論，微博網民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 支持者說，「審查確實讓國產片創作受阻，受影響的不止香港地區，內地電影創作也是不敢拍不能拍、拍了上不了上了要刪減。」「發哥還是敢發言。」 反對者說，「記得香港多個煽動黑暴的電影，難道就這麼上映，就這麼洗腦港人打砸堵燒。」「早就聽說他屁股歪了。」「原來是港獨分子。」 報導說，微博刪除了部分談論這一主題的貼文和圖片。 還有些人在美國之音X平台（前推特）發布的相關視頻下留言擔心周潤發的安全，「發哥也反了！當心中共以『傷害民族感情』口袋罪伺候。」「發哥回家要小心了。」「完了，要被封殺了」 中國當局對電影題材一直都有不少限制，港區國安法上路後，港府2021年發布指引，要求審查電影時增加「國家安全」的考量，使香港電影製作人取材時小心翼翼，不少電影因被指涉及敏感題材或情節，而被要求刪改情節才能放映，甚至被禁止放映。 香港2014年爆發雨傘運動時，周潤發曾表達支持，據報因此上了中共的黑名單。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高潮之際，周潤發也被拍到身穿一身黑衣慢跑，引人猜測其變相地對抗議表達支持。
在美國共和党參議員克魯茲推動《劇本法案》（SCRIPT Act）下，五角大廈終於正式修訂和電影製片商的合作規則，未來如果電影製片為了市場因素迎合中國內容審查，將無法得到國防部的協助。雖然新規主要影響軍事片，卻也代表了美國過去不經意促成中國藉電影向世界輸出國家議程的醒悟。 戰爭、軍事片長期佔好萊塢電影高比例，因為它的敘事，經常反映了美國人傾心的勇氣、友情和愛國主義。不過，電影之所以扣人心弦，不只靠編劇或演員就可以達成，很多時候是細節的真實性和震撼的視覺效果而觸動人心，這一環節，自二戰以來就存在的五角大廈媒體娛樂部門，一直扮演提供資源的重要角色。從多次安排戰爭場景中的大量臨時演員，到直接出借戰鬥機給《捍衛戰士：獨行俠》（Top Gun: Maverick），美國軍方助陣好萊塢電影業，有一定的功勞。 美國國防部和好萊塢長期的合作關係已超過半世紀，二戰期間，好萊塢還一度成為美軍非官方的宣傳機構（由美國戰爭訊息辦公室主導），官方介入，一來宣揚國威，二來尤其避免出現對美國軍方負面的描述。之後的發展是，美國戰爭片無論取材歷史文件，還是天馬行空編撰間諜片、科幻片，也都有相當的軍方專業奧援，但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保障下，軍方對好萊塢軍事電影內容插手愈來愈少，縱使涉及美國軍方內部叛變、腐敗的一面，也都在許可範圍，唯二準則，則在確保軍事史實不要出錯，以及不得在電影中披露軍方敏感、機密內容。 至於這次美國國防部的「新規」，或可視為對好萊塢電影長期受惠於美軍，卻又「聽命於中共」的一種校正。 去年初，華爾街日報記者艾里希·施瓦策爾（Erich Schwartzel）出版了《紅地毯》（Red Carpet）一書，深度揭露中國式審查如何巨大地干預了好萊塢的電影製作，同時顯示了美中兩國競爭，早就不限於貿易、技術和軍事，並擴大延及電影文化工業，背後還隱含了民主價值觀還是獨裁價值觀，哪一方可在全球發揮最有力傳播的角力。 無庸置疑，美國電影業技術、娛樂和文化面皆遠勝過中國，直到好萊塢電影製作成本不斷堆高，收益大幅下滑，頗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經濟崛起的中國便適時填補了其中不小的資金缺口（包括戲院票房收入）。於是，一方面好萊塢片商逐漸意識到自己確實需要中國資金（包括市場），另一方面，中國也意識到，原來自己可以透過資金（市場）提供，去操縱好萊塢電影的部分敘事（主要在有利或不利中國的部分）。所謂「好萊塢的中國元素」就此而來。 這也就是為什麼會有《蜘蛛人：無家日》被要求抹去自由女神雕像橋段，《巴斯光年》被要求取消片中同性之吻的新聞出現，中國以「市場大門」為要脅的例子不勝枚舉（兩部片都沒有答應，因而沒有在中國上映）。此外，另有中國騰訊因害怕投資讚揚美軍的《捍衛戰士：獨行俠》得罪中共高層，最後撤資收場，《捍衛戰士：獨行俠》則因為選擇保留湯姆克魯斯穿著綉有中華民國國旗的飛行夾克，而無法在中國戲院播出（但它全球票房超過13億美元，也成為另一個好萊塢不總是需要中國市場才能取得成功的例證）。 總之，百家爭鳴的好萊塢，終究發現對一個一黨專制的國家來說，除非能自己揣摩出它既嚴格又隱晦的審查，否則就沒有所謂內容多元化的空間，同時，美國社會關於好萊塢領導階層過去面對中國，經常無視犧牲原則以求利潤的經營方式，也有愈來愈多非議。 《紐約時報》當時曾在《紅地毯》的書評上寫著：「這是一本好書，它勾勒出美中貿易關係的可怕模式。」因為這本書證實了，中國對好萊塢的投資以及共產黨在決定中國觀眾可以看到什麼的行動上，其力量已足以扭曲美國電影業傳統在商言商的權力關係。 美國媒體《政治》（Politico）在說明五角大廈新規時，標題言簡意賅──《五角大廈對電影製片人說：如果你向中國低頭，我們就不會幫你》。未來執行面會如何發展尚不得知，可以確定的是，「新規」意謂了美國當下對中國的認知，已全然不同於習近平上台前他們所以為，一個像「功夫熊貓」般最終會贏得大家尊敬的東方古國。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港區國安法及「電影檢查條例」嚇壞了一些投資人，香港民主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不得不藉全新的融資才能完成一部新作品。 港區國安法2020年中實施後，港府2021年10月又祭出新的審查措施，修訂「電影檢查條例」，禁止「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電影上映。 路透社報導，2021年以紀錄片《時代革命》在坎城影展贏得讚揚的周冠威說：「香港電影公司旗下演員都相當恐懼，這種恐懼已籠罩一切。」他認為，這種情況讓演員和投資者紛紛害怕自己會跨越那條涉及國安、卻又不清不楚的「紅線」。 周冠威說，不少同業已轉移陣地至國外，「這就是它可怕之處，它不需要直接打壓你，就已經讓所有這些人都怕了」。 周冠威表示，電影檢查修訂條例出爐後，電影製作人須避開政治議題。即使他未被判有罪，港人也會盡量避免牽扯上風險。 路透社統計，2021年10月以來，至少有21部電影和短片，遭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轄下的「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OFNAA）剪片或阻止上映。 OFNAA聲明說，他們2021年1月以來已處理約5千部電影的分級申請，拒絕核准其中6部的公開播映申請。不過，OFNAA拒絕就個別電影置評。 投資人和演員被嚇跑 拿不到官方資金 2005年以來，香港對電影發展基金（Film Development Fund）挹注了15.4億港幣。不過，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2月警告，未來資金不會分配給可能違反這項2020年法令的電影項目。 周冠威的新片《一人婚禮》講述愛情故事，在投資人撤回800萬港幣資金的八成、且主要演員也退出後，他只能倉促地完成。 《一人婚禮》跟政治扯不上關係，但周冠威說，投資人告訴他，由於他們跟中國還有生意往來，所以不能冒這個險。 周冠威補充說，對投資人而言，《時代革命》是一部非常敏感的電影。「他們覺得和中國有生意要做，所以即使沒什麼風險，他們全都認為這無法接受，更別說在他們看來，這個風險是很高的」。 周冠威說，約40、50位支持者挹注了新資金，幫助他拍完《一人婚禮》。他表示，《時代革命》讓他損失了很多，但也吸引了一些其他的新資助。 周冠威指出，一些想參與他新電影的演員，不是被經紀公司施壓不要拍，就是被製片人告知，其他電影會剪掉他們演出的部分。 有些人則告訴周冠威，他們已簽下合約，被禁止發表違反國家安全法的言論、或和被視為具有政治風險的人合作。「這些合約利用經濟施壓來約束他們，所以他們無法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