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

我是熊焱，我是美國紐約州聯邦國會眾議員第十選區的民主党參選人，我有27的軍齡，33年前我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研究生，參加過那一次偉大的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 《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作者：熊焱 「救護車！救護車！傷的年輕人血已流盡。那個晚上的記憶總是自動浮現，槍聲與獸行在北京的夜幕中，四百年未曾出現，五千年埋在石頭底下的人都冒出來看北京的屠殺看年輕人，看著流血的年輕人。祖國啊，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到今天我的心，即使不是陰天也隱隱作痛。」 大屠殺嘛，政府開槍，動用政府軍屠殺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對我們的人生是影響多大。對一個個體的人是這樣，對一個民族何嘗不是這樣呢。 八九民運六四事件，爆發於1989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的示威抗議活動持續了近兩個月，波及全國。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國軍隊對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集會進行了武力清場。熊焱，八九學運北京高校學生領袖之一，當時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研究生。 熊焱1986年從湖南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研究西方法律哲學。 當時的北大呀，還是相當的寬鬆啊開放啊，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學有學生運動的傳統，所以我們進去以後，86年有一次，88年有一次，然後89年又是很大的一次。所以在那個時代，好像每個學生走上街頭，好像是件很光榮的事情。 哎呀這個是最感動人的，不是我一個人啊，幾十萬上百萬啊，市民學生群眾工人，包括中國的各界人士在天安門廣場，不是一個人啊，他們都在那裡哦。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學生們真誠純潔善良，想要為這個國家做點事，何況那個時候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差距，學生們社會各界，希望有一個政治體制的改革跟上來。 當時雖然中國是相對開放的，但是那些老的知識分子，還是不敢說話的，聽到北大三角地的廣播，天安門廣場的廣播，那些老知識分子戴眼鏡啊，激動地悄悄地握著我們的手（說），好啊，好啊，好啊，時機到啦，好啊，好啊，你們有希望啊，我們有希望啊，好幾個人都這樣對我說啊，那些老知識分子，這個忘不掉。我流眼淚，好啊，你們了不起啊，因為他們有幾十年的內心的積累嘛。碰上八九民運這一代年輕人無所畏懼走上街頭說要民主自由人權憲法改革開放，反官倒反腐敗，這是好事啊。 我們那是以火熱之心，以純凈之心要為國家做好事為社會做好事。但是我們年輕啊，我們並不知道事情的複雜性，而且群眾的學生的運動是不可控制的，雖然我是學生運動的發起者。但是到了中期後期，也並不見得我就能夠指揮啊，不能啊。 ​​​自5月13日起， 學生們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抗議，要求政府改變《四二六社論》中有關八九學運是「動亂」的定性。 5月14號第二天是戈爾巴喬夫（前蘇聯總書記）訪華，要從天安門廣場進去，學生們、臨時湊起的學生們，或者學生領袖代表一起開會，我們要不要撤出廣場。 在廣場上幾經爭吵好幾個小時，最後達成一致意見，我們學生應該讓出天安門廣場，讓戈爾巴喬夫正兒八經地從廣場進入，決策做出來。 絕食的同學躺在天安門廣場，把這個拿起來又睡倒、把那個拿起來又睡倒了，時間就拖到了天亮了，所以後面的報紙報道啊，學生們佔據天安門廣場啊，和事實是不相符合的，但是群眾運動誰能控制呢？群眾運動誰能夠知道真實的狀況呢？ 5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等官員與11位學生代表進行了面對面對話，李鵬要求學生終止絕食抗議，學生要求政府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的、不是動亂。熊焱在現場向李鵬提出了問題。 熊焱與李鵬對話：「這樣一場運動，不管政府方面及其其它方面是否承認它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但是歷史會承認它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但是為什麼同學們特別地需要政府方面及有關方面承認呢？我想大家都是表達這樣一個願望，想看一看我們的政府到底還是不是我們自己的政府。」 光榮，說不光榮是假的，同時但也是表示哎呀畢竟死了那麼多人，我們也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回過頭來說是不是還可以把那場運動做得更好呢？比如說對話的時候繼續對話和政府的溝通加強。1989年的民主運動是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當然市民參加啊都參加，但是中國的主體的精英知識分子並沒有真的出來，他們有經驗，他們有些智慧啊。在89民主運動對話的時候，要是能夠更多地傾聽來自知識分子的聲音啊，某些政府部門官員的聲音啊，和其他和我們對話的這個人的聲音，如果稍微多聽一聽，可能可以改變一點方向。雖然我知道歷史複雜，不可能按我們想像地去（發展），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有這個努力嘛。第二呢介入了黨內高層的紛爭，我也不具體了，或者以趙紫陽為首的這一派和鄧小平為首的這一派，他們有黨內的糾紛，這個我們學生是不知道的，所以學生被夾在中間。最後呢？沒有一個真的健康的理性的有強大的力量，出來引導這個學運，學生你能做什麼。除了火熱的心、純潔的心想要做點貢獻以外，他沒有力量啊。當然你能責怪誰？歷史可以責怪誰呢？不能責怪誰啊。 5月20日，中國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從五大軍區調動兵力開赴北京。6月3 日，李鵬會見軍隊和北京市領導人，會議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必須果斷採取強硬措施扭轉局勢。6月3日夜間至6月4日凌晨，軍隊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武力清場，被稱為「六四事件」 。 我還真抬過屍體。所以這件事情對我還是有些影響的。抬過屍體的時候我們那個時候是年輕的學生，不會知道止血，看到他流血，把他抬到自行車上進到醫院。雖然不是我們殺死他的，但是我們那個負疚感是有的，那樣的鏡頭其實是忘不掉。我們把他抬到自行車上，他失去了平衡。中途還從自行車上掉下來過，掉到地上，那個我現在我回憶不就痛苦嗎，又抬上去。到了兒童醫院以後，醫院裡好多屍體躺在平地上啊。 本來我當時6月3號晚上，我正在北京大學，我是不要去天安門廣場的，但是我和我的幾個朋友一定要去啊，過了木樨地還要往廣場前進啊，還要匍匐前進啊。我們希望被打死，在那個時刻。我們希望「嘣」把我自己打死。在那個時候人們已經沒有恐懼感了。 六四是個悲劇，是個民族的悲劇、人類的悲劇，要避免那樣的悲劇，那是我們這一輩子應該做的事情，包括人類的、其它國家的、世界的。 6月4日，熊焱跟他的導師張宏生通了電話，原定過兩天進行碩士論文答辯。 那是6月4號，我在長安街，我就給我導師打電話。我說張老師張老師啊，我知道我的論文答辯是6月6號啊，但是現在我就在這裡啊，天安門廣場啊，我估計回不去答辯了。 老師是個老教授對我很好，他說不要答辯了不要答辯了，你的論文是寫得最好的。不過他也講，哎呀不是說叫你們不要去嘛。老教授很好啊。 大概到了90年好幾個月了，我就因為在監獄裡頭，後來我就給張老師寫信，我說我要翻譯一本什麼樣的書，過了好幾個禮拜以後沒有收到他的書，是通過另一個老師進來的。因為我老提到張老師，他（監審員）說，我說你和你老師關係這麼好嗎？我說對呀很好啊，他不知是為什麼有意無意透露了一點，他說你的導師已經去世了。我當時就哭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怎麼去世的。直到我後來出獄以後，1991年1月24出獄，後來我就知道了，是6月13的通緝令在電視上。然後我的導師70多了嘛，他的兒子告訴他說，爸爸，你的學生熊焱出現在電視上被通緝了，大概半小時以後，他就摔倒在地上就去世了。所以後來，哎呀當然我就很難受嘛。 熊焱1989年6月14日在內蒙古自治區被捕，隨後在秦城監獄坐牢19個月。 當時不害怕其實有好多考量。第一我們自始至終還真的沒有做什麼壞事，只是用言辭表達我們的政治觀點，而且我在表達的時候還相當理性。第二，年輕啊，看過好多英雄的人物啊。第三我是學法律的，最多判我3、5年嘛，沒有什麼很壞的後果啊。 苦了家裡的人。剛剛提到我剛剛結婚的妻子，他們是不知道我們在裡頭怎麼樣，他們的擔心是具體的，我母親也不知道啊，就這孩子哪去了？半年沒有消息死了沒有啊。因為據說是半年以後他們才知道我們關在哪裡，他們的擔憂是一天一天的。 大概是90年，我媽媽去坐長沙的火車去北京，旁邊坐著一個相當很有氣質的高級知識分子形象的人，正在看一本讀者文摘，其中提到毛主席的那個秘書陳伯達在秦城監獄的生活。他說您去哪裡啊。我媽媽說我要去北京。他說你去北京做什麼。她說我去看兒子。那你兒子在那裡做什麼？我媽媽不說話，媽媽指著秦城那個字，那個人立刻就明白了，肅然起敬啊對我媽媽。這個是我媽媽給我講的故事，所以說我媽媽雖然擔驚、雖然受怕，但是實際整個社會對我媽媽非常尊敬，當地的人對我媽媽尊敬啊。 熊焱：「這個照片是我1991年1月24走出了北京的秦城監獄。當時的心態就不一般，我說留個紀念，就到了當時北京頤和園旁邊的一個照相館拍下了這樣一張照片。」 我們那個時代，就算我們出獄以後，整個社會都關心我們、關懷我們、也暗中幫助我們，是那個社會的氣氛。再講一個有趣的事，這可以說了啊30年過去了，我出來以後沒有證件，也沒有身份證，都沒有。其中有一個同學，可以說了啊，他說我哥哥是公安局的副局長，可以給你弄個身份證，還真的幫我弄了一個身份證化了一個名，我才有意無意到了深圳，後來就到了美國，意思就是說那個社會相當寬鬆，令人懷念和留戀，所以我希望我們中國社會都會向前邁進，讓人們有自由，有新生活有健康的生活，向前走嘛。 熊焱1992年6月經香港抵達美國，先後攻讀英美文學和神學，1994年加入美國陸軍，2003年成為隨軍牧師，​2009年獲得戈登康維爾神學院神學教牧博士學位。 我是最沒有想要來美國的人。 我來美國是太對了，太對了，用基督徒的話說認識了上帝耶穌基督，使我們的生活、思想、訓練、精神、世界觀、價值觀全改變了。 熊焱：「美國陸軍准尉軍官學校，我是這個學校歷史上第一任牧師，這是當時一個合照，那些軍官啊，那些教官啊，我在這裡。」 熊焱的母親也是基督徒，未能為母親禱告一次成為熊焱人生的一大遺憾。 我覺得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是我媽媽。我媽媽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人，親切好到什麼程度？我記得我上中學的時候初中吧，我媽媽還給我洗臉呢，哈哈，我媽媽是個非常親切的人。我媽媽是個民主作風人士。但是遺憾的是，的確她躺在病床上我沒給她梳梳頭啊，給她洗個腳啊，為她禱告一次啊。 我媽媽2015年，她從三月份開始病危到去世的七月份一直是躺在病床上的，但是現在有手機啊，人們朋友們時不時給我發個母親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你說我不看？是我媽。你說我看了，看了我久久不能平靜，所以那種痛苦是很痛苦的。哎呀，據說我媽媽躺在病床上快要去世的時候，人們總是說這是你的兒子熊焱回來了，我媽媽的眼睛就睜得稍微大一點。 一個女牧師年紀比我大一點，她就問到一個問題。她說你媽媽躺在病床上，她疼不疼啊。那一句話使我立刻淚奔，因為我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所以我就不知道當一個年老的八十歲的人躺在床上，三五個月不能動，或者說要去世的前奏，她在肉體上的疼痛是個什麼狀況。 2015年7月，熊焱母親病逝於湖南，當時熊焱在Fort Bliss美軍駐地。 我哥哥來了一個簡訊，母親去世，我們等著排隊吃飯嘛，立刻一秒鐘，我這個心就亂了，還說吃飯嗎？立刻就不行了，我就回到我的辦公室給我的上司打電話。哎呀，我媽媽去世了，他們立刻來幫我禱告啊安慰啊。此後，這件事情對我影響很大，以後任何時候只要我去排隊等什麼吃飯什麼。哎呀我媽媽去世的那個鏡頭就來了，這是第一個影響這個揮之不去，好多次好多次，現在還是這樣。所以母親去世以後那就很痛苦啊。 熊焱曾多次試圖回中國探望病危的母親，但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 中國有一個文化叫做臨終關懷嘛，也不留下遺憾嘛。但是後來我的基督教的思想蓋過了我這個普通的情感，就是真的我們的永遠相見的好地方in Heaven（在天堂），這個也是 從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因為畢竟I will see you in heaven（我會在天堂與你相見）。這個是我們真正的思想和情感。 我1992年來到美國，立刻就拿到了綠卡。當時我們的思想只有一個，學好本事包括學好英文，回到中國，繼續民主政治改革開放、繼續民主政治、社會活動，只有一個思想就是拚命地讀書啊，拚命地學習啊等等。10年之內沒有想要加入美國籍，都是想著如何要回到中國大陸去。甚至我還加入了美國陸軍，這是當時有一個思想。學好本事學好軍事，還要回到中國大陸，說不定哪一天還能用得上軍事的思想軍事的經驗。 一件事情改變了我，911。從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世界發生了質變，軍事發生了變化。國家需要打仗，需要前線的牧師，所以我就說如果不成為美國公民，我就當不了軍官，我就去不了戰場，幾經猶豫我加入了美國籍。加入了美國籍以後，我的思想發生了另一個變化。我現在是美國公民了，你說我再回中國搞革命好像也不合適了吧。那麼我就要好好為美國服役，要好好來為世界和平做貢獻。但是放下了中國的事情沒有呢？沒有啊，無論是研究、寫作，包括研究軍事、政治、各種都是為中國的民主改革變形做準備。 熊焱：「希望你們幸福啊，能投票的時候投我一票。」 20年前，熊焱以紐約牧師身份奔赴伊拉克戰場，2022年以少校軍銜退役後回到紐約決定參選國會議員。 我為什麼要出來參選？我是個基督教牧師，是不是，我希望進到國會山，能把上帝的價值觀、聖經的價值觀能夠影響立法者嘛。 第二，中國，不管他經濟如何發達、如何發展，物質面貌如何改變，但是始終存在一個問題，國家的權力過大，把社會的力量壓制，所以按我們過去的政治學的觀點，一旦國家出了問題，整個社會就崩潰，社會沒有一種穩定的健康的真實的力量來接管政權崩潰時候的動亂，哇，14億人民怎麼了得啊。 那麼在那種危難到來的時候，如果我是國會議員在歷史的許多關鍵時刻，在歷史的動蕩時刻都是美利堅人民、美國政府做出良好的表率、榜樣，來維持世界的秩序。那麼如果我是一個國會議員在中國需要幫助的時候，我講的中國人民大眾啊，他們真需要外援的時候，我不可以起良好的作用嗎？ 還有一個呢？現實的問題。新冠帶來的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紐約地鐵啊、公共汽車站啊、街道啊，天天發生爆炸的、槍殺的，人們說我們不敢坐火車了，我們不敢坐地鐵了。這也不是美國夢。美國夢一定是一個族群和睦團結的夢。華人要強大要健康要提升，還要向不同的族群伸出友愛之手啊。我願意來做這個工作，和其他人一道。 2022年4月熊焱獲得美國國會第十選區眾議員參選人資格，他將角逐8月23日的初選。 和我們過去所關注的中國人權民運事業是不是連在一起的？當然是連在一起的。在某種意義上說，600萬華裔在美國的命運都賴於一個中國和美國的和平的關係，這個是現實啊，我們設想一下，假如說美國和中國因為什麼原因發生了摩擦、衝突、甚至武裝的衝突。我們這600萬華裔何以自處、我們往哪裡放？雖然我們不希望美國和中國有這樣的不和平的關係，但是誰知道呢？所以這600萬華人來到美國以後，他們是要忠於美國、要維護美國的價值，只要美國強大世界就有和平的可能。因此，我們要極力維護美國的健康的發展，不能走下坡路。 2022年1月王丹發起在紐約籌建六四紀念館。2月，熊焱捲入一場 「反對建六四紀念館」的輿論風波，起因於他受邀參加了一個華人社團於2月16日在紐約法拉盛一家酒店舉辦的座談會，該會議邀請函寫的是「呼籲社區團結、反對族群分裂」。 我說，反對六四於我來說是不對的，那個人（研討會發起人）也很開通，好對，那我們就開一個座談會，不提反對建六四紀念館，呼籲呼社區團結，新冠時期反對族群分裂座談會，座談會就是討論嘛，研討會，給我發了邀請信，還給我發了邀請函，2月16我們就去了，到了以後，那個大的餐館裡頭赫然寫著，呼籲社區團結、反對族群分裂、反對什麼？反對在紐約建六四紀念館。 首先這個大標題的出現是我們不知道的，不是我們做的標語，也不知道他要掛上去啊，邀請函上沒有說這句話啊，講好了的。發現以後怎麼辦呢？當然也是沒有經驗，但是我們想過三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就是撕棋盤，講笑話，摔個桌子、翻個板凳、高聲大喊一聲就走了嘛。但是整個事情這麼說要動員僑團來支持我，是這麼個大前提來的。第三，研討，但是上去以後沒講話啊。他說哎呀我們錯過了餐館時間，照片就出去了，當然也是我們沒有經驗，我也沒有在意有這麼大的（標語）。後來還在解釋詮釋，一個照片是不能解釋東西的，那裡沒有我說的一句話呀。當然，你要允許人們罵娘啊。 我們和王丹本身就不是一伙人。不是講他人不好，他也不錯，上次他媽媽去世我還流眼淚了，我在烏克蘭他還說你要小心啊，人歸人嘛。但是他乾的活我們不參加，這個是我們圈子裡的人知道，還不用說我現在要參選國會議員，你這明明給我下套。這個和否認六四有關係嗎？和否認八九民運青春歲月有關係嗎？ 我們和王丹雖然都是從天安門出來的，而且是從北大出來的。但我們走都可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道路。美國軍隊有紀律，要求我們不要和外國政府有任何的經濟上的往來，是不是，紀律決定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軍隊里服役，剩下的業餘的時間就是自己獨立地搞點民主政治、參與點中國的變革啊、寫點文章啊，但是實際我這個人不在他們這個群落裡頭，所以我屬於獨立大隊。 他們的一切的組織活動，我都沒有參加過，只是有一次，六四Nancy Pelosi, the Madam Speaker（議長女士南希·佩洛西）邀請我們去的時候，頭面人物都要到場啊。 我不參加（王丹的活動）絲毫不是說89年我忘了，我忘了嗎？六四的那些慘相我忘了嗎？中國未來的民主的變革、人們的福祉我會忘嗎？世界的和平我會忘嗎？人類的福祉我會忘嗎？那是我一脈相承的思想，我可能更努力。 六四的很多重大活動我都參加過，我2009年回到香港，在維多利亞公園25萬人，我是唯一的一個離開中國17年以後，回到香港的學生領袖，發表了八分鐘的演說。 熊焱：「擦乾死難者家屬們傷心的淚水，撫慰他們慘痛的傷痕。」 25周年的時候國會邀請我們見證、禱告我也參加了的。我不參加你王丹的事情，那我就是背叛了六四了？我現在的使命，我要更對得起我媽，我才來競選國會議員，我要更對得起那些死去的人，我才來當選國會議員，我要更對得起中國的未來，我才來當選國會議員。 一個聯邦國會議員的侯選人，美國的選舉，它會高度關注。一方面不允許有任何人對我侵害和傷害，另一個它也保護不失腳啊，不失腳、不能違背美國法律。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要合規合矩、中規中矩啊，還有比這個更嚴格了沒有？還有比這個更清楚了沒有？ 2022年3月16日，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披露，來自中國的特務試圖破壞熊焱的國會議員競選。 司法部的文件公布了以後，我是最後一個知道的，但是你說生活當中有沒有蛛絲馬跡呢？有。十一月底的某一天，我和朋友約好開車去印第安納見朋友，凌晨三點，正好在我開出來的那一秒鐘一輛車開進我的parking lot（停車場）。哎，我說咋回事呢？凌晨三點呢，他是不是下夜班呀怎麼，就沒有多想，總之就是很奇怪嘛，太巧了嘛，一秒之間，然後他看到我開出去，他就退回來就停在我房子的旁邊，我就經過他的旁邊，我就想看看，那個人低著頭，那件事情我就記住了，後來我還寫在我的日記裡頭。 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3月9日，熊焱奔赴烏克蘭戰場，為和平祈禱。 我到了那裡後，我就真的感覺到兒童時候我背的唐詩啊，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個時候是春天啊，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四句詩還有，立刻變成活生生的場景，深深地進入我的心靈世界。烏克蘭人民在戰爭的陰影的籠罩之下，他們國破山河在。其中有一個故事，有一個年輕人在教堂的旁邊彈吉他，我去的時候三月份，烏克蘭還是天氣比較清冷的，那個吉他的聲音，我雖然記不得是什麼曲子，清冷、幽怨、低沉。結論是和平好啊，不打仗好啊，國與國之間和睦團結好啊，一旦國破何以自處。 在某種意義上說1989年這場運動過去以後，大浪淘沙。把我這一代人淹沒。很多人鼓勵我，熊焱啊，你是僅存的碩果。你要對得起死去的亡靈，你要對得起你的母親，你要對得起中國的未來，你要在美國的政壇上佔一席之地。為世界的和平做貢獻，為人類的未來做貢獻，為2000萬華人做貢獻，將來若有機會還要為中國的未來貢獻。 現在我今年57，中國生活了28年，在美國生活了30年，我現在晚上做夢，基本上99%都是中國大陸的儲藏的信息和記憶出來。所以中國，你怎麼能夠忘記呢？ 我有一個極好的家庭，上帝賜我7個孩子，我給他們的取名叫北斗七星。 我不是有兩次婚姻嗎？我過去20年和我前妻結婚，我每篇文章都有前妻的影子在裡頭。美國陸軍的生活使我們的婚姻生活極其的艱難。因為我們每2年都要流動一次，我在美國流動了17次，當我的孩子們要上初中高中的時候，他們不能流動，所以帶來很多生活的困難。這是為什麼總司令說，我們感謝那些陣亡的將士，我們還感謝那些現在服役的將士，因為他們做出的犧牲是別人不知道的，包括家庭的犧牲。 葉落歸根的這個概念我已經沒有了，我死了以後，我如果願意的話，我就埋在這個旁邊的阿靈頓國家公墓。 初衷不改，理想更加明天，雖然頭髮漸稀，理想不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