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滥之际 澳前首席科学家开创“真人认证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2025年6月4日傍晚，细雨不断，气温低迷。尽管天气寒冷潮湿，但在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门前，烛光仍缓缓亮起。在“澳纽中共政权受害者联盟”的号召下，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西藏、维吾尔等多个社区的约三百名人士，不畏寒雨聚集一堂，共同纪念“六四”事件36周年。这是一场跨越地域与身份的公民行动，更是一场跨越时代的精神接力。 （2025年六四事件纪念活动现场。图：晓宇） 2025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第36个年头。对于不少华人而言，那一夜的记忆仍清晰如昨，而当晚的悉尼，用寒冷与雨水提醒着人们：历史或许久远，但未曾过去。人群中既有年年不缺席的老面孔，也不乏带着坚定眼神的年轻一代。他们共同在雨中站立，用蜡烛、横幅与歌声，纪念那个鲜血淋漓的夜晚，也诉说着今日的希望。 （2025年六四事件纪念活动现场。图：晓宇） 据气象台数据显示，6月4日是悉尼近期最寒冷的一天，最高气温仅11度，间歇性降雨贯穿了整个傍晚至夜晚。然而，恶劣的天气并未浇灭民众的热情。游行活动于晚上6点开始，约300人陆续聚集至中领馆外，不少人携带雨衣、雨伞及手电筒，更有不少年长者与小孩一同前来。 （2025年六四事件纪念活动现场。图：晓宇） 现场的演讲者涵盖各个族群与世代，活动主持人陈用林在讲话中指出，这不仅是一场对过往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今日时代精神的传递。他说：“我们不只是为了纪念1989年的那一夜，而是在向世界宣告：我们仍在场，我们仍相信自由、民主、人权。” （活动主持人陈用林，图：晓宇） （台湾同乡会会长谢明君会长。图：晓宇） （2025年六四事件纪念活动现场。图：晓宇） 人群中，来自香港的陈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已经连续多年参加悉尼的“六四”纪念活动：“我在1997年以前，每年都去维多利亚公园参加悼念。移民来澳洲后，每年也都不缺席。今年是第36年，我感到很欣慰，看到这么多年纪轻轻的朋友们加入进来，接过这面旗帜。”他表示，除了六四，他平时也在积极参与其他民主活动。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六四”纪念活动具有三层深远意义：“第一，是缅怀成千上万在1989年牺牲的英烈；第二，是继承那场运动所代表的时代精神——追求民主、自由、法治，这不只是中国人的精神，更是一种全球性的信仰；第三，是反思与学习——那场运动为何未能成功？我们如何才能在今日的现实中继续推进它未竟的事业？”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教授，图：晓宇） 他特别感谢当晚众多年轻人的参与。“在中共长期的打压下，人们逐渐陷入恐惧与冷漠，尤其是近几年疫情之后，我们看到政府对人民控制的方式愈发深化。此刻还有这么多年轻人站出来，这让我倍感欣慰。” 弘藏南极星基金会执行长夏益告诉记者，他1989年就来到澳洲，几乎每年都会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读书的时候有一两年错过了，但总体来说已经参加了三十年了。”他说自己是一名普通上班族，当天是下班后赶来的，风雨无阻。 澳大利亚维吾尔协会发言人Bahtiyar Bora对本报记者表示，“我已经是第五年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了，今年看到这么多人一起来，真的非常感动。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西藏、香港、台湾、维吾尔族、蒙古族——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自由。” （澳大利亚维吾尔协会发言人Bahtiyar Bora，图：晓宇） 这样的纪念活动不仅仅对在中国大地上生活的人意义非凡，“而是针对世界上所有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人。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的，不只是六四的英烈，更是为了让下一代能过上自由、公正、有尊严的生活。” 活动中，也有不少年轻人参与。一对来自香港的情侣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是第五次参加六四纪念。“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不要让历史被遗忘。每一次参与，都是一次自我提醒：我们不是旁观者。”他们相信，纪念活动的意义在于“铭记过去、激励现在”，也是一种代际之间的信仰传承。 活动在晚间约八点半接近尾声。人们手中亮起电子蜡烛，围绕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缓缓走了一圈。烛光反射在湿漉漉的地面上，仿佛是一条缓慢流动的河——一条连接记忆与未来的河流。 （2025年六四事件纪念活动现场。图：晓宇）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36年，对于今天出生的年轻人来说，那可能是一页陌生的历史。但每年的纪念活动仍在提醒我们，它仍是活着的记忆。它穿越时间，被一代代人悄悄接住。纪念不是仇恨的延续，而是公民意识的种子。当我们在雨中站立，不是为了回到1989年，而是为了在2025年，依然能说出：我们记得。 在这个信息被审查的时代，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在这个容易遗忘的世界里，纪念是一种坚持。在漫长的冬夜与风雨之中，300人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这段历史。他们的脚步或许缓慢，他们的声音或许不够响亮，但那一圈绕馆的烛光，已经照亮了一代人的坚守与希望。
邓小平及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反复被提及、揣摩、评价、回味以及叹惜的年代。三十余年后，或许可以跳出之前的惯性思维与官方叙事，重新审视这段至关重要的历史。 陈奎德仍然记得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是1983年6月，广西桂林。博士学位在读的陈奎德与五位同学一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名为“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当时，中国的哲学界和认识论领域仍然坚持根据马克思主义，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划分为所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陈奎德说，“我们觉得这个是过时的，教条的，根本不能涵盖丰富的、宏大的，整个哲学思想和人类活动。” 由陈奎德执笔，他们结合自己的学习与对现代哲学的理解，整理了十条对中国认识论学术领域的不同想法，后来被叫做“桂林十条”。“简单说，就是反对对哲学思想的两分法，反对对真理的独断论，就是好像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才掌握了人类哲学的唯一真理，提倡真理的多元论。” 本来是上午十点发言，他们犹豫了，怕给学校惹麻烦。后来又一想，写都写了，不如借着很多人睡午觉的时间讲了。 一上台，他就发觉“糟了”。之前都是上面发言，底下开小会，但他一开始讲话，“全场静默，全场都尖着耳朵在听，感觉有点严重。” 发言过后，当时中国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萧前就把稿子要去，“他本来要睡午觉的，现在午觉也不睡了，下午就开始了批判。” 当时正值全国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反对倡导人道主义、反对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反对提倡艺术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社会氛围极度紧张。 回到复旦后，一个父亲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陈奎德，在父亲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内部文件，上面有“桂林十条”六个起草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前面打了个红圈，好像是说要流放到青海或者怎么样”。 陈奎德和另一位博士生先是收到了停学三个月的通知，要求他暂停博士学业，重新学习马列主义。但就在他等待更严厉的处罚时，事情又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清除精神污染只“运动”了二十八天便宣告结束，他们因祸得福，名声大燥，“结识了非常多的学界朋友，所谓自由化思想的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他后来成为1949年后西方哲学史专业的中国第一位博士。 毕业后，陈奎德留校任教，后来又接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任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参与了一切可以参与的改革，直至1989年，去国，被迫流亡。 陈奎德的八十年代，可以说是许多中国人八十年代的缩影。有希望，有动荡，有压迫，有热血，直至“结束了在中国的一切”。 如果离开”改革开放”的叙事逻辑 “我觉得不存在什么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中国民主活动家王军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如今大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怀念，在他看来并不符合现实，“那时候知识分子对邓小平也是非常不满意的，对赵紫阳也不满意，只是对胡耀邦还是比较满意。” 细究中国各项制度在八十年代前后的变化，如果远离“改革开放”这个习惯性叙事，不难发现，光环之外，实则节节败退。 比如，造成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重大人口危机、限制人民生育自由的权利，是在1978年宪法中失去的。 在1980年宪法修正案中，中国人民失去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公开民主表达、自办刊物在法律上的权利。 1980年的苦恋风波，开启了中国持续至今的电影审查制度。 中国人民对土地的私有权，是在1982年的宪法中失去的。 一同消失的，还有“通信自由”和“罢工自由”。 1986年年底，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因不满地方政府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为学生参选设置阻力，集会游行抗议当地政府不遵守“新选举法”、违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学生抗议从合肥迅速蔓延到上海、北京，引发了持续二十八天的全国学潮。 这场学潮最终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宣告结束，未经批准的游行自此被视作非法游行，参加者将被法办，并以此抓捕了八十三名学生。这项规定也可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前身。 随后，胡耀邦于1987年1月以非正常方式离开总书记的工作岗位。继华国锋以非正常方式离开中央领导职位后，这是十年之中，中国第二次非正常更替中央领导人，并直接引发了两年后的八九事件。 伴随着许多权利的悄悄消失，还有一些权利是人民自发争取来的，并不是政府主动而为。 比如，1978年，在已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后，中国实质上还在坚持知青的上山下乡的政策，甚至在1978年秋天的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还形成了《知青工作四十条》的决议，肯定了“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执行了十年，全国下乡与支边知青总数总计两千余万人，实际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一千万。《四十条》使许多青年人心灰意冷。1978年底，云南一名女知青难产死亡，当地知青上街抗议、要求返城，自此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抗议活动，这才终结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对本台形容，1980年代的形势是“只有一条门缝，老百姓就能努力挤开一扇门”。 她说：“那时候并不是我们说的蕴藏着什么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就是要求个活路，人们穷了十多年了，再不求生就活不下去了。从包产到户，到知青回城，还有个体户，卖个小火柴、小香烟之类的，都是老百姓先自发求生，后来得到了政策上的允许。邓小平自己其实也承认，他说：我们没做什么，但是人民有创造，我们就是肯定了人民的创造。” “所以对我来说，八十年代并没有什么好。”王军涛回忆说，“当时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是一直被打压的。比如魏京生、王希哲都不只被判了刑，而且是判了重刑。我们这些在高校中的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清洗运动一直没有断过，而且每次都有一大批人受冲击。那些觉得八十年代好的人，可能他们那时候也不关心政治，等到后来发觉共产党整到他们头上了，才感觉共产党好像刚刚开始变坏。但对我来说，共产党没有一天是好的时候，一直也没有变。” 他进一步分析说，所有人感觉到的一点点变化，不过都是“鸟笼经济”。“不管是经济自由也好，政治自由也好，毛泽东时代连个笼子也没有，每个人该干什么、该说什么、该想什么，都是规定死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给了人民一个笼子，感觉好像多了一些自由，实质上并没有变过。” 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是否过高？ 站在今天的中国，回望邓及其主政的八十年代，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对其判断似乎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纽约时报》在讣告中将其称为“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邓小平”，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美国《时代》杂志总编辑发表文章，称其为“不曾谋面却最难忘的当代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在30年高速发展后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邓小平的成就仍然非常辉煌(《时代》肯定持这样的看法，邓小平两次被评为《时代》年度人物，获得这一荣誉的人士中只有四人是非美国籍人士。)” 十年之后的2018年，英国BBC中文网站在纪念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前省委书记的对邓在自由民主方面的评价：“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 文章还说：自1979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后，四项基本原则为之后四十年的言论管制划定“红线”，乃至今时今日，还在影响中国。 当时习近平刚开始履行其第二个任期，言论管控措施渐渐出现，民间组织生存空间缩减，通过修宪取肖了国家主席任期，许多人感到，习近平似乎正在走向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反面。但《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对BBC中文表示，“他（习近平）的政策与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发展政策的主线保持一致。” “之前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确实过高。”著名异议人士胡平说，粉碎“四人帮”与邓并没有什么关系，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纠正毛时代最大错误的动议，邓也不是第一推动者。 他特别指出，“现在人们都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是三中全会前，中共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这个工作会议确定了三中全会的基调。在工作会议的前一段，邓小平出国访问去了，没参加；出国之前他委托胡乔木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调子还是比较保守的，等他回国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的整个调门比他预想的高得多，这才扔下胡乔木起草的发言稿，让胡耀邦临时找了几个人，连夜赶出了新的讲话稿。后来人们都说是邓小平的发言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调，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据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撰文回忆，会议的第一阶段，批判了“两个凡是”，批判了1949年以后的极左路线，批判了历次政治运动，并从制度上反思了党和国家一再遭受灾难的根源，主张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会议刚开了上半截，就被邓小平公然腰斩，并以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告终。 在蔡霞看来，六四前的80年代，邓小平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顺水推舟，虽然没有主动发起任何改革，但也没有阻拦；二是为中共在当时道路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于给老百姓自发的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盖了一个合法的印章。” 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过的严家祺，在书面回应本台采访时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最好的年代还是 ‘六四’前的八十年代。”而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还是有些可圈点的政治遗产，如：1979 年主导改善中美关系和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在中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1982 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和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中国各项承诺，包括“香港五十年不变”；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保持台海和平。 但他特别强调，“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可又远不及赫鲁晓夫，他只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只做了‘局部的非毛化’，而没有‘全面非毛化’，使得改革开放遇到重大阻力，就为习近平今天倒行逆施开辟了道路。” 但胡平不想用“高”与“低”来评价邓。他说，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就像一个医生，一辈子治好了很多病人，但他也借行医之名蓄意害死了一些病人，那他就是杀人犯。 “那么对邓小平来说，不管他在之前、之后还做了什么事，不管那些事情我们做怎么样的评价，哪一件好，哪一件不好，都无所谓。就凭六四屠杀这一件事情，他就是历史的罪人。”胡平说，“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获得迅速发展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然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普适价值更加蔑视、更加敌视、更加恐惧，从而不但对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对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当年的学生领袖陈破空则从个人层面来思考。 1986年底，陈破空带领上海同济大学声援合肥中科大学生的抗议活动。他的感觉是：“也没做什么，就是街上走一走，有时候在市政府门前坐一坐。我们也没提出要推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走得快一点，多满足大家的一些民主、平等的诉求。后来我们是自发结束的，因为天冷了，而且要放寒假了，很多同学要回家过年，很和平地就结束了。” 但没过多久，他突然听说，胡耀邦需要为八六学潮负“领导不力和姑息”责任，被迫辞职，随后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被开除党籍，大吃一惊。校领导还告诉他，内部文件里提到了“不怕流血”。 “我之前对邓小平没什么印象，他有一些自由民主的想法，但在中共那些老人里，也只能算矮子里拔大个儿。但这次突然有这么大的举动，我开始思考为什么。”陈破空对本台回忆说，“当时我的感觉是，他不了解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其实没想要怎么样，就是表达一下自己而已。但那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和我们之间有两代人的代沟。如果他再年轻十岁二十岁，他会这样处理我们吗？” 陈破空说他想到了一句古话：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有道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想什么？是安度晚年，打打牌，带带孙子，就这些事儿。但年轻人只要开始经济改革，就会想到政治改革；只要打开和西方的交往，就会想到自由、民主。年轻人只要跑起来就不会想要停下来；而这个老人只想悠闲地散散步。他已经落后时代了，他不适合执政了，他应该让位给更年轻的人。” 历史的假设 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会怎么样？ 自由亚洲电台X上发起针对这个问题的投票，截至9月30日，共有138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其中，17.4%的网友认为中国会“没有改革开放”；有19.4%的网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更加保守”；但投票者中也有29.9%认为，“会有另外的领导人推动类似的改革”，更有33.4%的投票者认为“中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平说，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毛时代犯下滔天罪错，旧体制已经面临全面失败，人民群众一定会自发地向相反的方向寻找机会，必然会形成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六四，中国一定继续向民主自由迈进，直至完成和平的民主转型。“我们能看到苏联、东欧包括蒙古，都是这样完成了转型，而且转型转得那么顺利，完全不需要流血。” 王军涛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苏联、东欧甚至朝鲜，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在巨大社会灾难后选择过改革开放，有的国家还启动过不只一次，“只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只有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 王军涛为此请教过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教授回答说：因为中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海外华人。“他说，被苏联赶出去白俄，非常痛恨苏联，苏联怎么改革，他们仍然是痛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共产党赶出去的中国人，尤其是台湾、香港这些已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方，对中国还有那么深的感情，回乡投资，然后非常努力地帮助中国把产品卖出去，这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就吃到红利，赚到了钱，所以改革开放才能够继续下去。” 蔡霞却不那么乐观。“如果没有邓小平，靠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资历，不一定能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毕竟当时党内的反对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华国锋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打倒四人帮只是为了自保，从视野和思想上，他仍然是保守的，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中国的状态。” 蔡霞甚至认为，不能乐观地相像中国会像东欧那样完成和平转变。“因为中共这种极权统治，用暴力做了那么多血腥的事情，只要是暴力就会结下血仇，一旦把权力放掉，这个党马上就要遭到清算，民众起来是要砍你头的，共产党这帮人是经不起的。“ 她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文明程度。”中国从骨子里还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几千年历史中就是一个农民国家，都是通过暴力完成政权交替，他们只相信暴力。而只有现代文明才是通过谈判、通过法律解决矛盾，这些在他们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他们无法想象：我把权力交了，还可以得到和平。” 当我们怀念八十年代 人们习惯用“百废待兴”来形容八十年代。但在八十年代初便自费出国的著名画家陈丹青看来，这只是与外面世界疏离后的一种自我美化罢了。 与查建英对谈八十年代时，他说过：“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他形容八十年代为“暴病初愈”，是整个国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文化断层和人才断层后，刚刚“半醒过来”。 但每个人记忆中的八十年代，又是由不同片断组成的。 王军涛如今已年过六旬。再回想四十年前的经历，有一个细节他至今难忘。八九入狱之后，他的父亲到秦城监狱探视时对他说：你应该感谢党，过去共产党杀人，哪还花那么多钱给你开个庭？都是直接拉出去毙了就完了。 “我当时听了觉得真的是非常荒唐。”他回忆说，“我活到这份上，国家那点事，我觉得都是命运，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在个人层面，留下的只有一些青春的梦和青春的冲动。” 在胡平的回忆里，八十年代的中国，最可爱的是人民。“当时的中国人，普遍对真理热烈的追求 ，而且一旦接受了，就能够立刻化作自己的理念。那种热情非常的纯洁、纯真、热烈。不像现在的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绝不会因为这是对的他就去坚持，整个社会都变得犬儒主义，或者什么事都不当真，好也好，坏也好，他觉得都无所谓。” 他至今还记得一件事：军旅诗人叶文福，坐电车时突然有了写诗的灵感，就从兜里往外掏笔和纸。人很多，周围的人被挤到了，本来还在抱怨，但一听他是因为要写诗，一个小伙子马上就把后背面向他说：就在我背上写吧。叶文福就这样写下了引发巨大风波的《将军，不能那样做》，写就后大声朗诵，全车为之鼓掌。“这就是那时的风气，大家对反抗不公平现象那么尊重，对反映这种社会情绪的一首诗都那么热爱，这是现在的中国是不可能遇见的。” 陈破空的八十年代，是意气风发、无所畏惧和“极度天真”的。 1985年，他和十名同济大学同学写信给胡耀邦，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四个月后，胡耀邦真的派人到学校来，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根本没想到，四个月，都忘记了，但当时觉得特别温暖，感觉受到了尊重”。 他后来搞民主启蒙，带领上海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也没想过要害怕”。他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刚好是上海八六学潮人数最多的一天。一个同学和他开玩笑说：你看，有七万人帮你过生日。 “我印象里，那时真的是每天都有新东西，新的衣服，新的书、音乐、舞蹈……”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是，不论发生什么，能感到这个国家还是向前走的，而且未来也一定会向前走的，从没想过居然还会倒退，没想过他们完全是反动的，还可以反攻倒算，还可以专制复辟。” “那时大家对中国的制度还没有今天这么深刻的认识。”蔡霞解释说，“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极权统治，当时大家以为是什么呢？是四人帮坏。但已经把四人帮打倒了，毛泽东也死了，也平反冤假错案了，也让大家讲话了，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穷了那么久之后开始涨工资，农村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老百姓手里开始有钱了，这时候几乎没有人去往制度层面想，往共产党的本质想，大家理所当然地觉得一切都在变好。” 她当时在苏州郊区工作，比许多人又多了另一层个人体会。“中国的政治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八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蔡霞说，“当时我对北京和上海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北京八十年代的那种改革开放的氛围，思想那么活跃，包括80年代中国党内的很多老人的名字，我都是后来到了北京以后才听说。” 在王军涛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所怀念的八十年代，但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国家层面，“大家都觉得还有希望”，因为那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没有结论”。 直至1989年6月4日，当局用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告诉世界：结论在此。 那天晚上，陈破空在广州，躺在宿舍里，突然有学生敲门，惊呼“天安门开枪了”。陈破空不信，马上打开收音机听香港电台，听着听着，眼泪夺眶而出。他没有想到，两年前听到的“邓小平说不怕流血”，竟能成真。 第二天，他拼命去贴大字报，把自己的团员证扔在中山大学校园孙中山铜像前，号召大家退党退团。大字报上，“民主自由”的字眼儿变成了“打倒反动政府”“打倒邓小平”。“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一个老独裁者，葬送了一代年轻人的民主梦想。” 早在几个月前，陈奎德就接受了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短期访学邀请，由于时间冲突，他将机票改签到了6月5日。6月4日晚上，朋友们正在家中为他送行，一个同事突然拿着一个录像带跑了进来：北京开枪了。 录像带是香港电视台的新闻内容。看过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陈奎德坐着学校的车去机场。一路上，公交停运，路障遍地，有人正骑着自行车往机场赶。 这一幕，就定格成了他对中国最后的印象。
南京学运同样风起云涌、惊涛拍岸 谭嗣同说过，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秦政，至少包括两方面：皇帝一人独裁和首都中央集权。共产红朝号称反封建，却把两者全盘继承下来。过去，北京是帝都；如今，北京是共产党的权力中枢，毛泽东晚年曾对来访的尼克松说：“我无法改变整个世界，我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在当代中国，北京中心主义根深蒂固，北京汲取全中国各种资源，以供盘踞在此的统治阶层自肥，而关于首都北京的论述，也一叶障目式地成为关于全中国的论述。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反对派的论述也遵循北京中心主义原则。比如，长期以来，对八九民运史的书写就始终以北京为中心，刻意忽略其他省份和城市。这场运动被称为天安门运动，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天安门是一个关键场所，但绝非全貌。澳大利亚学者林慕莲在《重返天安门》一书中揭露了发生在成都锦江宾馆的另一场屠杀，在成都长大的我居然第一次知道此真相。可见，“在地”者其实是多么地“离地”。 八九民运应当是一幅全国拼图，每个地方的参与者都有责任拼上自己那一块马赛克。南京学生领袖吴建民的回忆录《岁月有痕》，为之拼上了关于南京学运的关键部分。吴建民出生于高级军官家庭，当过兵，在南汽集团工作过，一九八九年，他即将从江苏商业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学运爆发后，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一生的轨迹因此改变。与大部分直接从高中考入大学的本科生相比，他当时已二十六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有勇有谋，妙语连珠，也有组织管理才能，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南京学生领袖之一。 南京高校的数量、学生在校人数的规模，在全国排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在这本回忆录中，吴建民详细描述了南京学运的过程和特征，与北京学运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色。南京高校以南京大学为主，迅速模仿北京成立了一个指挥南京地区学运的指挥部“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前后任职常委的七个同学，清一色是南大学生，外校学生一个都加入不了，这在北京学运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南高联之下，又建立“参谋部”，“参谋部”汇集各校的骨干，每天处理日常事务，这是北京学运中没有的建制。 学运过程中，吴建民提出“北上运动”的构想。他认为，南京作为民国故都，有民主血液，南京的学运领先于南方各城市，所以不能满足于一城一地，应当率先发起“北上运动”，步行前往北京，沿途将安徽、山东、河北、天津的学生都动员起来，像滚雪球般壮大。当这支队伍走到北京时，就有条件在北京组成“全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然后以“全高联”而非“北高联”的身份与中共当局对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学生组成“南京高校北上民主长征团”，从鼓楼广场出发，徒步前往北京。吴建民任“北上指挥部”副总指挥。这支数千人的队伍，一路突破围追堵截，六月三日，到达安徽滁州师专集结休整。六月四日上午，队伍本要出发，天上下起大雨，不得不等一等。他们还不知道，北京已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似乎是悼念死难者。江苏和安徽两省派来大量客车已拦在队伍前面，且还有很多荷枪实弹的武警。前来劝诫的江苏省常务副省长兼教委主任杨咏沂告诉吴建民，北京已清场，现场的武警将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学生前进。吴建民和指挥部其他人员被控制起来，大部分同学都被推上大客车带回南京。少数先遣队同学骑自行车到了张八岭镇，遭到武装民兵拦截，并威胁说：“再往前走就开枪了！”最终“六四北上”的终点站，就在张八岭镇画上了句号。 屠杀之后的抗争，更是可歌可泣 被带回家后，吴建民被软禁在家一个星期，然后回到学校。六月二十日，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南京市高自联通缉名单”，他名列其中。学校保卫处官员把他带到公安局。随后，尚有良知和风骨的学校王院长将其保释出来，让其参加毕业考试。但上级命令扣下其毕业证书，并要求他每天到“清查办”交代问题。 当时，吴建民和其他南京学生领袖听说香港有“黄雀行动”，但他拒绝流亡海外，对逃入美国使馆的方励之夫妇无比失望，“导师跑了，丢下万千他的追随者跑了！……那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办？我们也可以跑吗？大使馆装得下成千上万的参与六四学潮的学生吗？”他表示：“我反对临阵脱逃！反对当中国民主碰到困境时就选择逃亡国外！”他慷慨激昂地对同仁说：“我愿意付出青春、付出热血，比起那些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死难的同学，我们责无旁贷，应该留下来坚持！” 随后，吴建民发动大家办刊物、建立组织，完善“后六四时代”的抗争机构。他到上海、肇庆等地与香港支联会派来的人碰面，对方带来资金资助。二十多年后，吴建民流亡美国，原本计划到香港向支联会致谢，香港局势却江河日下，支联会被迫解散，他本人根本不可能入境香港。 此时的吴建民，经过“六四”屠杀，已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恶，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中国共产党，结束中共一党专制，为“六四”死难者讨回公道，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为实现一人一票的公平自由民主选举，实现十四亿的人民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奋斗。 一九九零年春，吴建民在鼓楼大街钟亭约见南京几所高校的主要学运领袖，和大家交流了建立组织机构的想法。他们讨论组建“中国民主前线”，并设立最高常务委员会，吴建民被推举为主席，副主席为彭万忠、李勇，李力夫任秘书长兼常委，委员有王立军、王小泉、段小光、王建华、刘格等，他们大都是学生或青年教师。这些反抗者都不为外界所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中国其他地方，如北京、成都、广州、杭州等地，类似以秘密组织的形式展开反抗的群落还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语言学院年轻教师胡石根等发起的“中国自由民主党”活动，仅在北京就有数十人被捕，被判刑的有十五人，也称“十五人案”。西北大学有张明案，兰州大学有丁矛案，成都也有廖亦武等人的“大屠杀电影”案。“六四”前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有不少是随大流，也有不少是投机者，因为人们普遍乐观评估这场民主运动可能会成功；“六四”后仍然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卫填海式的真英雄，因为此时的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螳臂档车。 过去，由于资讯有限，我曾撰文批评，中共枪声一响，反抗运动灰飞烟灭，比不得韩国的反抗运动——光州事件中，全斗焕军政权杀人的凶残一点也不亚于中共，但韩国的抗争一直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韩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有血性。但后来当我陆续读到廖亦武、刘贤斌、吴建民等人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不是没有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只是他们“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就连在文革最黑暗的时代，杨小凯在狱中也接触到各式各样组党反抗暴政的勇敢者，只是他们都被屠戮殆尽。中国未能像韩国那样实现民主化，不是因为中国人比韩国人更怯懦，而是因为中共政权比韩国军政权残暴千百倍。反抗中共暴政，需要具备前所未有的勇气、智慧和韧性。 他的刑期之长，超过二十一名被全国通缉的北高联领袖 吴建民等人低估了共产党的邪恶和人性的幽暗，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中共国安部门严密监控之下。几个月后，国安部门就收网了，他与同仁纷纷被捕。多年后，他从狱中归来，才知道他们的组织早已被中共渗透。与他一起赴外地会晤支联会代表的女同学吴蔚，向当局供出若干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行动细节。他出狱后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其间慢慢与当年南高联的成员恢复联系，只有吴蔚从未出现过。另一名经吴蔚介绍进入地下组织核心圈的女同学罗明娟，当时负责开设账户存入香港支联会转来的几十万资金，案发后此人一度人间蒸发，那笔巨款也不翼而飞。吴建民出狱后才知道，罗明娟顺利在南大完成学业，然后到广西国安厅工作，他这才恍然大悟——这个女生最初就是当局安插在他们身边的卧底。吴建民也认为，那个唯一名列全国通缉令名单、日后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的南京学生领袖也是同一类人。中共是靠搞地下活动和秘密组织起家的，这些单纯天真的学生的所作所为，在其眼中如同过家家般幼稚。 国安部门一开始企图诱骗吴建民充当线人，联系香港支联会人员来内地与之会晤，然后将来人一网打尽，却遭到吴建民严词拒绝。当局将不予配合的吴建民重判十年，他的刑期比全国通缉的二十一个学生领袖都长。江泽民以是否重判“六四”学运领袖作为各省站队的态度。紧跟江泽民的省份，自然向中央献投名状，对本地学运领导人判得很重，受刑人在狱中的待遇也更恶劣。当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刘晓波，后来读了廖亦武在四川坐牢的回忆文章之后感叹，廖亦武坐的监狱犹如地狱，与之相比，他在北京的监狱中简直如同天堂。 吴建民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自己从看守所到监狱的铁窗生涯，他曾被上“半步镣”，被单独关押在长宽只有三米、以黑色橡皮封闭的号房里，巨大的顶灯二十四小时都照着人。他多次遭受国安人员、狱警、牢头狱霸酷刑折磨，他说：“我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不怕打！”最恐怖的一次，他被带到操场上，有犯人蹲在一个圆圈中，周围有六头狼犬眈眈相向。警卫红旗一挥，六头狼犬就扑上去。犯人抱着头，趴在地上嗷嗷惨叫。狱警严厉警告：“你不服从管教，下次就轮到你了！”吴建民差点吓得晕过去，他写道：“这一次观刑体验，让我直接感受到，在中共的血腥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有多少普通犯人被带出去观斩、看其他犯人被枪决的血腥场面！我不知道，古今中外还有哪个政权、哪个政党能比中共更邪恶、能比中共更残暴！这个场面给我的刺激很大，以致多年后，我经常在梦中梦到这一幕。”他在狱中听说有一些犯人配型成功后被活摘器官，他的老军医的父亲悄悄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体检时尿液含血量超标，由此逃过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单。 吴建民被捕后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访华，向中方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与之会谈的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回忆录中写道：“名单中有‘吴建民’其人，我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你放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从此细节可看出，中国的“战狼外交”不是近年才出现的，钱其琛一副痞子无赖嘴脸，装疯卖傻、李代桃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将该细节写入书中，殊不知这是要遗臭万年的。贝克奉老布什之名访华，要跟中国恢复商贸关系，对这种恶作剧无从深究。二十多年后，贝克在美国会见流亡出来的吴建民，当初他对包括吴建民在内的名单上的政治犯或许确实真心关切，但受制于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无数像吴建民这样的良心犯最后就被忽略不计了。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中国拥有数亿奴隶劳工的“低人权优势”（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韭菜”和“人矿”）及庞大的市场，西方迫不及待地把“六四”翻篇，把中国纳入经济全球化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权重新恢复了自信，学者白信评论说：“中国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与美国国会的年度最惠国待遇谈判中，玩弄以异议人士换市场的人权政治，从而不仅逃避屠杀责任，也逃避真正的人权责任，而且造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无法突破对邓小平一九八零年代改革开放的幻觉。” 一次反对中共，一生都反对中共 一九九七年，吴建民提前获释。南京国安不允许他在户籍所在地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只好到无锡经商。 一九九零年代末以来，吴建民经商有成，创建的广告公司拥有两百多名员工，在当地排名前三甲，但他的公司无法到银行贷款——他和他的公司早已上了黑名单。像他这样的政治犯做生意，只能是小规模，只能“小富即安”，若是企业发展大了，就会被盯上并搞掉。他致富了，在社会上是有头有脸的企业老总，是当地商会的秘书长。然而，“六四”的标签一辈子都贴在他身上，他刚开始谈恋爱，女友的家人就受到国安恐吓。他与第一任女友到了谈婚论嫁阶段，女友的父亲是一名高工，强迫他写一份绝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保证书，他拒绝此一无理要求，这桩婚事就告吹了。 中国政府用有限的赚钱的自由来锁定民众，导致“六四”后没有几年，民风骤变，唯利是图。中产阶级群体中，并未如西方现代化理论那样出现民主诉求，政治冷漠症非常普遍。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在很多国家，公民的冷漠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且跟贫困和教育水平低下无关。“即使人人都受过大学教育，也没有理由期待人口中的政治觉悟会有显著的变化。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带来政治教育得到明显改善的公众。”经济学家熊彼得也说：“典型的公民只要一进入政治领域，其思维能力就会降至更低的水平，他将在他的现实利益范围以内，以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幼稚的方式去进行评论和分析。他再次成了原始人。他的思想变得易于人云亦云，易于受到感染。” 虽然有钱了，吴建民仍然缺乏安全感和尊严感。他的护照被国安扣在手上，他要出国洽谈商务，国安派人与之同行。后来，他组织小区业主维权，对抗大型国企苏豪集团和华润集团。这场维权活动并不涉及政治诉求，只是捍卫业主的经济利益，最后大获全胜。但在此过程中，他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再度引起中共当局的警惕。若是每一个像吴建民这样的业主委员会主任都转变成基层政治运动的号召者，中共的权力必然受到挑战。这也是后来中共出重手打压业主维权运动的根本原因。 吴建民对“六四”念念不忘，总是想着继续做点事情。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国内出现一股乐观气氛，他和友人觉得可以通过举办大型的纪念赵紫阳的活动来为“六四”正名打开一个突破口。然而，二零一四年，广州原高自联领袖于世文和妻子陈卫因在黄河大堤上公祭赵紫阳而被捕。由此，吴建民得出结论：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是独裁者，是民主的敌人，正如萨利托所论：“民主就是非个人独裁，是个人独裁的准确的对比词和确定无疑的对立词。这意味着民主是指以反对个人化的权力、反对统治公民的权力属于某个人为特征的一种政治制度。权力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更具体地说，民主制度信守的原则是：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不可改变地掌握权力。正是由于否定了个人独裁的原则，民主准则才成为人对人的权力只能由他人授予，并且它总是且只能是在可以改变的基础上。因此，领导者必须是从被领导者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中产生。”百年来，中国的反民主本质从未改变过，追求民主就必须反共。 二零一四年，吴建民的一位在中央机关工作发小给他发来警示：在一份重要的黑名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后来，这张名单上的人大都在“七零九”大抓捕中落网。在“七零九”前数月，吴建民携妻子和双胞胎儿女流亡美国，可谓间不容发。在美国这个自由之地，他创建名为“建民推墙”的自媒体，“每天一讲”，类似于当年冉云飞的“每天一博”，已做了两千多期节目，突破中共网路封锁，吸引数十万国内外受众，几乎以一人之力对抗新华社和央视的洗脑宣传。从“六四”的广场走向自媒体，反抗的方式“进化”了，但他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始终如一、痴心不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王丹,我33年前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后来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求参加了当年的民主运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这样的一代年轻人,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福气。这个黄金年代包括整个社会气氛，也包括曾经有89一代人，让那个时代熠熠生辉。 背景：八九民运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的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了近两个月，波及全国。王丹, 学运领袖之一，当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 我的外祖父，他是川大历史系的，那我母亲后来学历史多少受过外祖父影响，就进了北大历史系，所以很早我就受我母亲影响，我就对历史也是有兴趣。 我父母都是北大的毕业生，然后我父亲留校教书，也是一个教授，然后我母亲做历史研究，而这样一个家庭对我影响就很大，我觉得主要的影响当然就是在阅读上，我从小看的最多的书就是世界文学名著，因为从小到大都看狄更斯的所有的小说，它非常深地触及到人性，通常更有人性一点的人就更加不能接受没有人性的制度。 它（北大）就是个传承了一个士大夫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的地方，这是北大极为特殊的地方，也是我们作为燕园人，北大人最为母校所骄傲的地方，所以我一进北大，其实我的使命感还就挺清楚的，就是我要延续北大的火种。我们以为的民主其实是自由，希望能够活得自由，少管我, 我在家，我从小长大我妈都没有管过我，你共产党凭什么管我，你哪位对不对，实际上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一种自由。 背景：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总书记胡耀邦被视为中国改革派领导人物，于1987年被邓小平逼迫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成为八九学运爆发的导火索。一些市民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聚集悼念胡耀邦，北京几所大学陆续出现约700多份纪念胡耀邦的大字报，提出新闻自由、民主制度、官员贪腐等问题。 我只是觉得这个事件发生了，我们就要把握好这个机会，看能不能真的就是推动这个国家发生一些变化，那我们那时候都看了方励之老师写的书，让我们写历史，所以这个观念对我影响非常大，现在终于有个机会，也许我们终于可以写历史了，我当然非常亢奋，那么而且能够影响那么多的人，带着他们上街上广场，那甚至能够改写历史，这种荣誉感当然是非常强的，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背景：4月26日时，《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即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 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4月27日约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游行示威，迫使政府于4月29日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 我们完全是为你好，你怎么可能把我们杀了，想我们也不会往那方面去想嘛，我觉得我们80年这一代人，人性上是非常单纯的。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跟政府是一起的，我们是这个国家的接班人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觉得那个是80年代跟以后的中国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80年代的大学生，觉得这个国家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如果一一帮才十九岁二十岁的人想的就是怎么赚钱，怎么坑蒙拐骗，怎么骗别人自己得点好处，变成一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当不是一个国家的幸事啊。 背景：自5月11日起， 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动员学生进行绝食抗议[169]，以期改变政府《四二六社论》中的定性[170]。5月13日，柴玲宣读《绝食书》。 我们请愿，交请愿书，然后静坐，然后游行，然后也跟政府进行过几次对话，什么结果都没有，那我们能有的招都用够了，都没有结果，那我们最后一招当然就是绝食，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也并不是我们真的就愿意这么选择 背景：绝食抗议很快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在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北京居民游行示威，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 我觉得当时大家都在热情高涨的时候，都希望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给政府压力，迫使政府接受我们提出的七条政治主张中的哪怕一两条都行。至于绝食怎么样，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绝食过，也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应该很多的学生就是觉得不管是后果是什么，我们都要去承担，甚至是饿死了，或者是出了身体什么状况，也是我们去承担。 背景：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对谈，与李鹏代表的强硬派不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张继续与学生沟通，赵紫阳的温和态度遭至邓小平的警告。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实施戒严，开赴北京执行戒严的军人在郊区被大批群众拦阻。 这时候我们知道大概已经就变成，就是用句共产党的话说已经变成敌我矛盾了，已经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了。那时候我们在广场上的同学完全不知道坦克被堵住了，我们以为大概在黎明的时候，坦克就冲进来了，冲进来那我们不就被轧死了嘛。我印象最深的是就在这种恐慌的情绪下，我们北大的那个营地里就出现了那样感人的场面，就是很多老师来了，老师就说要坐在学生前头坦克要进来他们要替学生挡。然后市民来了，市民坐在老师的前头，说你们是读书人，国家需要你们，我们要坐在前头，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就是女生在最核心男生在外头，老师在外一圈外面有圈市民。这整个过程我是亲眼看到的。我后来多少年我都讲，这是整个六四过程中我最感动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有可能会面对坦克的碾压，但是每一个人争着去坐在前头，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到了这个时刻展现出来的这种勇气，全世界罕有能比。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奴性强不敢反抗，这都是不知道89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当年中国人那种勇气，我自己学历史的，我可以负责任讲是人类历史上罕有。 背景：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被称为“六四事件” 我想绝大部分人当然都没有想到，真的政府就会用后来那么血腥的方式，89年开枪的时候我在北大校园里，我并不在现场，我没有那种现场的那种震撼，我听到的都是后来同学大概讲的一些情况，当我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基本上脑袋就陷入麻木的状态了。当然我们有过反思，如果说学生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对政府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太把它当自己人了，我们也太把自己当他们的人了。如果说1989年对于开枪这件事完全是无法接受无法理解的话，那经过三十多年的反思，我现在就非常的能够理解了。我觉得如果再出这样的事，政府还是会这样做。这个政权它本来就不是人民选出来，那你要想一个政权，它不是人民选的，它是自己用枪杆子打下来的，所以这个政权自己本质上讲就是没有自信的，那么它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的时候，它第一个反应一定就是暴力的，一定就是强制的，或者一定就是用压制的方式。这个跟信心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民主跟专制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背景：1989年6月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袁木称，据“初步统计”，“六四”有近300人死亡。但真实数字不详。 当然我觉得历史发展也有偶然的因素。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共的七上将好几个元帅，基本上以赵紫阳作为总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都是反对开枪的，甚至包括杨尚昆这样的人一开始，也是反对开枪的，就是邓小平在李鹏在少数人的唆使下，邓小平作为一个独裁的老人，他拍了板要开枪，立刻所有的人都闭嘴 不讲话了，就开了枪了。我想89年发生的事情，给我们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在中共的这种体制下，体制和制度还是决定因素，就是寄希望于少数的领导人的开明，我觉得89年是告诉我们已经是不可能。 背景：六四事件后，中国当局开始逮捕行动，北京市共抓捕了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位居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之首的王丹，于1989年7月2日在北京被捕，他的母亲也被关押了50多天。 她（母亲）就是因为在那个炮局（关押地），当时抓了很多人，所以一个房间不大关了很多人，就不能够平躺，都得侧躺着，久而久之你想她那个年纪了，躺久了当然就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政府也没有告诉我说抓了我母亲，过了两三年我母亲才跟我讲的。 背景：1991年，王丹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4年徒刑 当时抓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主要的一批人当然是关在秦城监狱，但实际上当时北京和地方上的派出所、 看守所里都关满了。绝大多数同学其实都没有崩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就是我们今天受的这个苦，是我们自己找的，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所以我想大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当时坐牢都有一种光荣感。 那个时候我个人就觉得我已经很清楚，就是我们确实已经创造了历史，至少中国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我也很清楚，全世界都在关心，我现在已经在承担一定的这个历史的责任，你说我要垮了，我都觉得可能代表这个运动的形象会受到影响啊等等。 背景：在秦城监狱，唯一让王丹放心不下的是父母的情况 我从进了秦城第一天，我就要求给家里写信，然后每一次提审我都提这个要求，从来没有停止过。我都忘了大概是过了将近1年，终于有一次，他们说经过上面研究同意你写信，但是要经过我们审查，而且也警告我说，你不要写些有的没的，你就把你的生活情况写写，让你家人放心。 背景：1993年2月王丹出狱，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6年10月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刑11年。 因为那时候我关在锦州监狱，那我父母每个月要从北京到到锦州去探视，非常辛苦的，那我觉得我不想让他们再那么辛苦，我觉得我们家人为我付出已经很多了，那我也很清楚，就是我要离开监狱到美国会失去很多，比如说更进一步的荣誉，那坦率讲我要继续坐牢，搞不好诺贝尔和平奖可能先到我这儿了，所以那时候晓波（刘晓波）就还在外头嘛，那我要继续坐（牢）坐久了说不定很可能就是我的？但是我觉得那要让我做个选择，在诺贝尔和平奖和我父母的安心这两件事上选，我觉得我就要选父母安心了。所以第一次坐牢我就尽忠，我就做到底我也不离开中国。第二次坐牢我就决定离开尽孝，这样我自己觉得我至少忠孝两全。 背景：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国政府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名，允许王丹保外就医，于4月19日将他递解前往美国底特律。 后来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妈再来看我，我妈就跟我讲就说这下就放心多了。 背景：1998年7月王丹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我觉得最大的不适那就是语言的问题，我到美国已经29岁了，虽然在大学的时候学过一些英文，但一共大学我就上了2年，然后就开始坐牢，那你到了美国，你买个东西都要用英文啊，更何况我是在哈佛要念书，那个压力就更大。 背景：2008年6月5日王丹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 其实如果没有六四发生，我自我的人生规划也是在历史系毕业之后，出国念个学位，也是到哈佛历史系，所以兜了一大圈，其实还是照我原来人生规划走了。 背景：2009年8月至2017年9月，王丹先后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院校教书，之后回到美国华盛顿 我觉得我这一生当中，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就是她的坚强这一点，就包括她自己也坐过牢，她自己也经过母子分离啊什么，但她从来没有被这个所击溃或者屈服命运，或者怎么样，她始终用一种坚强的态度来面对，她的坚强程度远远超过我，以致使得我都不可能不坚强，要不然我会觉得对不起她。 背景：王丹多次安排父母来美国相聚，并出游其它国家，但是王丹无法回国探望双亲。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遗憾，那当然某种程度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要从事这个事业，但更大的程度是因为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是它不让我回国，而不是我选择的这样的这种缺憾。我父母是非常明理的，尤其我母亲是非常明理的，因为我们母子之间有这样的默契，就是我们都很知道今天造成这样的缺憾，是因为我要做一件好的事情，就是为这个国家争取一个民主的前途，这个结果和这个遗憾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也没必要为它去承担责任， 应该是共产党和这个政府去承担责任。 背景：王丹母亲因突发脑出血，于2021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最后一面没有见上她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不仅是我也是我母亲都预料到的。我母亲早就跟我说，如果她病危，即使政府允许我回去，她也不希望我回去，因为她不相信共产党，她觉得你要回来看我，她说那共产党把你抓起来我死不瞑目 。如果有一天我病危你绝对不能回来，这绝对就是我给你的遗嘱，其实我母亲在她去世前2、3年，几乎每周都在跟我讲，让我随时做好准备，所以我母亲是非常伟大。她当然也没料到自己会突然去世，但她就怕我会受不了这样的冲击，所以她几乎每天都讲。 她在世的时候，她说你能对我尽的最大的最后的孝道，就是不要让我有任何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她很早就叮嘱过我一不插管二不抢救，只要医生跟你讲说抢救过来了结果就是生活不能自理，她说你绝对就要给我放弃任何抢救，我不要生活不能自理地过我的晚年，那我觉得到最后就是我母亲病危的最后的阶段，我姐姐让我做决定，我就做了决定不抢救。我觉得我最后帮她完成了她的心愿，算是我最后给她尽的孝道。 就是觉得非常崩溃整个世界垮了，但是我很快大概一个礼拜，我慢慢就从中间就走出来，我知道很多人以为我会崩溃，甚至有些人想看我崩溃那个画面，但是绝不可能，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我能对我母亲最后的交代，让她最放心的就是我不会为她的死流泪。私下当然有，但是不公开场合 绝对不会，因为我知道那是她绝对不愿看到的。 背景：30多年过去了，当年八九学运的领袖人物来美后各有不同的人生走向和事业选择。 我们89年出来的同学有些确实就完全离开了，你比如说李禄，李禄几年前就跟我讲，他说他就要退出所有的民运活动，因为他觉得现在挣钱这件事对他来说比改变中国还重要还要有趣，还有意义，我完全尊重，人是可以做这个选择，但我个人从来没有选择，我自己还是觉得这件事还没做完，中国非但没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不好了。那我找不着一个理由放弃，然后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我这辈子就是要做反对派，一直到中国反对运动成功为止，成功不了，那可能我生命就到头了，但只要成功不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做反对运动，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是一种倔强，或者说是一种自尊。我承认就是在我整个一生的各种选择中，历史感是非常强的，这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或者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就是君子要立德立言立行，就是你做这些事情，你要能够流传下去，或者要能够改变什么，而不要变得只跟自己有关。 我们这一代80年代这一代人受的是54精神的影响，我们是最后一批54精神影响的人，就是这种54精神，就是说要把个人的命运跟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是非常大的。 背景：对于王丹来美后33年的历程，有评论认为他顶着六四光环获益，对于拓展民主事业缺少建树和影响力 首先说这哪是个光环，这是个荆棘的花环，那是个荆棘组成的花环，这是多么沉重的压力，然后因为带了这个光环不能够回中国，不能够侍奉父母，这叫什么光环，对不对这么多年我们是顶着这样的困难压力，这些痛苦还在继续坚持。三十多年说我们对于民主没有什么建树，我觉得这是对民主不了解的原因。民主是个漫长的过程，首先我们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对民主就是一个建设，因为任何一个民主政治就是要有反对派的存在，所以不管我们干得好和坏，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在实际地建设中国的民主，至少有一帮人成组织地作为一个反对派存在，这样中国民主的这个拼图就多了一块就不会缺少。如果中国这个拼图连一个人站出来反对的都没有，那离民主就更遥远，所以怎么能说我们对民主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呢？比如我在台湾教了8年书，不管是对于中国来的陆生还是台湾同学来讲，我还是起了很大的影的。 我当然要多讲64这件事，因为它是中国当代中国历史上缺了的一块，被活活的抹掉了的一块，那我作为一个学历史，如果从我的专业角度，我应该不断地讲，让这块历史不要被抹去，就是所谓的守护这段历史，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对这个国家该尽的一份义务，不能让这段历史丢掉。坦率地讲确实现在年轻人对六四就几乎不知道，或者了解得很少，那我也不觉得这是我们多大的过错，我们不可能跟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机器，能够对抗，然后还能够战胜它，这个我们也不能这么狂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说，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所以我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不管这一代人如何淡漠，我能够让多少人知道，我就尽我的力量让多少人知道。 我们当然要继续讲六四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还没有平反，如果它已经是一个结束了的历史事件，也许我们确实可以应该把它放下来继续往前走，它没有结束，那些受难者什么的都还没有被抚恤，甚至还说是暴徒，共产党也完全没有为这个承担任何责任。 背景：香港六四纪念馆由非政府泛民主派政治组织支联会建立，开馆于2012年。2021年9月8日香港警察逮捕支联会四名成员，并于第二天搜查纪念馆，带走十几箱物品。2022年1月王丹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 一个实体的纪念馆还是很重要的，你那种实体看到一个帐篷，看到当初的血衣的那种心灵的撞击，和对历史的那种感知，跟你看网上的一个照片，其实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实体纪念馆。 背景：2022年2月17日一张网传照片引发了一场“反对建六四纪念馆”的舆论风波，照片是某个华人社团在纽约法拉盛举办座谈会的合影，八九学运领袖人物熊焱出现在上面。王丹对熊焱的做法表示“痛心疾首”。 一进去就看见那个屏幕了。那个反对纪念馆的成立的字那么大，他（熊焱）说他后来有看见，但他还是觉得都已经来了，就不要走了，那这点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觉得既然已经看见就应该抬腿就走，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误会的地方是非常清楚的，那他这样做 我觉得就是不对的。既然是一个反对建立64纪念馆的这么一个活动，你就不应该参加。在现场没有任何讨论，到了那儿就是打个招呼，然后就开始拍照，这摆明了就是圈套，以熊焱的人生阅历不可能看不出这是个圈套，那你还愿意坐下来。我觉得各自有不同意见，甚至有相互的争执是非常正常的民主社会的现象，这就是民主，如果完全统一在一起那叫做独裁，所以民运有不同的山头完全是个好现象，是个应该继续维持下去的现象，因为这才是民主。 背景：王丹自2022年3月开始参与筹备华盛顿“六四”展览 我们是跟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合作，做一个六四的特展，从今年6月3号会正式开幕，然后到大概到十二月底会结束。我们展览会展出一些很珍贵的文物，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就当初解放军报的记者江琳提供的一个血衣，周锋锁那边也收集到一个，当初的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深圳大学的校旗，其实那个我觉得特别珍贵呀，上面有很多学生在当时不仅是签名还写了一些感受。现在看都非常的感人，那就是当时的学生的心声，这些以前都没有公布过。比如说林培瑞先生，他要把他的好友方励之老师当初给邓小平写的公开信，那是1989年年初的事情，要求释放魏京生，那是个很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开启了整个89年的序幕。 我们有很多这样宝贵的文物，包括我坐牢的时候，刘晓波写给我的亲笔信，包括一首诗，这个以前也从来没有公布过，我也愿意把这个原件给贡献出来。 其实这个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那么人性本身当然有各种争论。有的说人性善的说人性恶的，但是从过去人类历史这几千年发展看，人类基本上还是向着进步方向走的。所以从这点来讲，中国会走向进步，六四会平反，它是个板上钉钉肯定的事情，我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只要还是人类社会六四 就一定会平反。 这一路虽然走过了非常坎坷，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可后悔的地方，你要问了，我就非常明确，说没有没有后悔。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熊焱，我是美国纽约州联邦国会众议员第十选区的民主党参选人，我有27的军龄，33年前我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参加过那一次伟大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 《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作者：熊焱 “救护车！救护车！伤的年轻人血已流尽。那个晚上的记忆总是自动浮现，枪声与兽行在北京的夜幕中，四百年未曾出现，五千年埋在石头底下的人都冒出来看北京的屠杀看年轻人，看着流血的年轻人。祖国啊，那一晚，我不知道如何止血，到今天我的心，即使不是阴天也隐隐作痛。” 大屠杀嘛，政府开枪，动用政府军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对我们的人生是影响多大。对一个个体的人是这样，对一个民族何尝不是这样呢。 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爆发于1989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的示威抗议活动持续了近两个月，波及全国。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军队对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示威集会进行了武力清场。熊焱，八九学运北京高校学生领袖之一，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 熊焱1986年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西方法律哲学。 当时的北大呀，还是相当的宽松啊开放啊，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有学生运动的传统，所以我们进去以后，86年有一次，88年有一次，然后89年又是很大的一次。所以在那个时代，好像每个学生走上街头，好像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哎呀这个是最感动人的，不是我一个人啊，几十万上百万啊，市民学生群众工人，包括中国的各界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不是一个人啊，他们都在那里哦。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学生们真诚纯洁善良，想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事，何况那个时候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学生们社会各界，希望有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跟上来。 当时虽然中国是相对开放的，但是那些老的知识分子，还是不敢说话的，听到北大三角地的广播，天安门广场的广播，那些老知识分子戴眼镜啊，激动地悄悄地握着我们的手（说），好啊，好啊，好啊，时机到啦，好啊，好啊，你们有希望啊，我们有希望啊，好几个人都这样对我说啊，那些老知识分子，这个忘不掉。我流眼泪，好啊，你们了不起啊，因为他们有几十年的内心的积累嘛。碰上八九民运这一代年轻人无所畏惧走上街头说要民主自由人权宪法改革开放，反官倒反腐败，这是好事啊。 我们那是以火热之心，以纯净之心要为国家做好事为社会做好事。但是我们年轻啊，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复杂性，而且群众的学生的运动是不可控制的，虽然我是学生运动的发起者。但是到了中期后期，也并不见得我就能够指挥啊，不能啊。 自5月13日起， 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四二六社论》中有关八九学运是“动乱”的定性。 5月14号第二天是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书记）访华，要从天安门广场进去，学生们、临时凑起的学生们，或者学生领袖代表一起开会，我们要不要撤出广场。 在广场上几经争吵好几个小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学生应该让出天安门广场，让戈尔巴乔夫正儿八经地从广场进入，决策做出来。 绝食的同学躺在天安门广场，把这个拿起来又睡倒、把那个拿起来又睡倒了，时间就拖到了天亮了，所以后面的报纸报道啊，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啊，和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但是群众运动谁能控制呢？群众运动谁能够知道真实的状况呢？ 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官员与11位学生代表进行了面对面对话，李鹏要求学生终止绝食抗议，学生要求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不是动乱。熊焱在现场向李鹏提出了问题。 熊焱与李鹏对话：“这样一场运动，不管政府方面及其其它方面是否承认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但是历史会承认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但是为什么同学们特别地需要政府方面及有关方面承认呢？我想大家都是表达这样一个愿望，想看一看我们的政府到底还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光荣，说不光荣是假的，同时但也是表示哎呀毕竟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回过头来说是不是还可以把那场运动做得更好呢？比如说对话的时候继续对话和政府的沟通加强。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当然市民参加啊都参加，但是中国的主体的精英知识分子并没有真的出来，他们有经验，他们有些智慧啊。在89民主运动对话的时候，要是能够更多地倾听来自知识分子的声音啊，某些政府部门官员的声音啊，和其他和我们对话的这个人的声音，如果稍微多听一听，可能可以改变一点方向。虽然我知道历史复杂，不可能按我们想象地去（发展），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有这个努力嘛。第二呢介入了党内高层的纷争，我也不具体了，或者以赵紫阳为首的这一派和邓小平为首的这一派，他们有党内的纠纷，这个我们学生是不知道的，所以学生被夹在中间。最后呢？没有一个真的健康的理性的有强大的力量，出来引导这个学运，学生你能做什么。除了火热的心、纯洁的心想要做点贡献以外，他没有力量啊。当然你能责怪谁？历史可以责怪谁呢？不能责怪谁啊。 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从五大军区调动兵力开赴北京。6月3 日，李鹏会见军队和北京市领导人，会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被称为“六四事件” 。 我还真抬过尸体。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还是有些影响的。抬过尸体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年轻的学生，不会知道止血，看到他流血，把他抬到自行车上进到医院。虽然不是我们杀死他的，但是我们那个负疚感是有的，那样的镜头其实是忘不掉。我们把他抬到自行车上，他失去了平衡。中途还从自行车上掉下来过，掉到地上，那个我现在我回忆不就痛苦吗，又抬上去。到了儿童医院以后，医院里好多尸体躺在平地上啊。 本来我当时6月3号晚上，我正在北京大学，我是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的，但是我和我的几个朋友一定要去啊，过了木樨地还要往广场前进啊，还要匍匐前进啊。我们希望被打死，在那个时刻。我们希望“嘣”把我自己打死。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没有恐惧感了。 六四是个悲剧，是个民族的悲剧、人类的悲剧，要避免那样的悲剧，那是我们这一辈子应该做的事情，包括人类的、其它国家的、世界的。 6月4日，熊焱跟他的导师张宏生通了电话，原定过两天进行硕士论文答辩。 那是6月4号，我在长安街，我就给我导师打电话。我说张老师张老师啊，我知道我的论文答辩是6月6号啊，但是现在我就在这里啊，天安门广场啊，我估计回不去答辩了。 老师是个老教授对我很好，他说不要答辩了不要答辩了，你的论文是写得最好的。不过他也讲，哎呀不是说叫你们不要去嘛。老教授很好啊。 大概到了90年好几个月了，我就因为在监狱里头，后来我就给张老师写信，我说我要翻译一本什么样的书，过了好几个礼拜以后没有收到他的书，是通过另一个老师进来的。因为我老提到张老师，他（监审员）说，我说你和你老师关系这么好吗？我说对呀很好啊，他不知是为什么有意无意透露了一点，他说你的导师已经去世了。我当时就哭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去世的。直到我后来出狱以后，1991年1月24出狱，后来我就知道了，是6月13的通缉令在电视上。然后我的导师70多了嘛，他的儿子告诉他说，爸爸，你的学生熊焱出现在电视上被通缉了，大概半小时以后，他就摔倒在地上就去世了。所以后来，哎呀当然我就很难受嘛。 熊焱1989年6月14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被捕，随后在秦城监狱坐牢19个月。 当时不害怕其实有好多考量。第一我们自始至终还真的没有做什么坏事，只是用言辞表达我们的政治观点，而且我在表达的时候还相当理性。第二，年轻啊，看过好多英雄的人物啊。第三我是学法律的，最多判我3、5年嘛，没有什么很坏的后果啊。 苦了家里的人。刚刚提到我刚刚结婚的妻子，他们是不知道我们在里头怎么样，他们的担心是具体的，我母亲也不知道啊，就这孩子哪去了？半年没有消息死了没有啊。因为据说是半年以后他们才知道我们关在哪里，他们的担忧是一天一天的。 大概是90年，我妈妈去坐长沙的火车去北京，旁边坐着一个相当很有气质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正在看一本读者文摘，其中提到毛主席的那个秘书陈伯达在秦城监狱的生活。他说您去哪里啊。我妈妈说我要去北京。他说你去北京做什么。她说我去看儿子。那你儿子在那里做什么？我妈妈不说话，妈妈指着秦城那个字，那个人立刻就明白了，肃然起敬啊对我妈妈。这个是我妈妈给我讲的故事，所以说我妈妈虽然担惊、虽然受怕，但是实际整个社会对我妈妈非常尊敬，当地的人对我妈妈尊敬啊。 熊焱：“这个照片是我1991年1月24走出了北京的秦城监狱。当时的心态就不一般，我说留个纪念，就到了当时北京颐和园旁边的一个照相馆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我们那个时代，就算我们出狱以后，整个社会都关心我们、关怀我们、也暗中帮助我们，是那个社会的气氛。再讲一个有趣的事，这可以说了啊30年过去了，我出来以后没有证件，也没有身份证，都没有。其中有一个同学，可以说了啊，他说我哥哥是公安局的副局长，可以给你弄个身份证，还真的帮我弄了一个身份证化了一个名，我才有意无意到了深圳，后来就到了美国，意思就是说那个社会相当宽松，令人怀念和留恋，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社会都会向前迈进，让人们有自由，有新生活有健康的生活，向前走嘛。 熊焱1992年6月经香港抵达美国，先后攻读英美文学和神学，1994年加入美国陆军，2003年成为随军牧师，2009年获得戈登康维尔神学院神学教牧博士学位。 我是最没有想要来美国的人。 我来美国是太对了，太对了，用基督徒的话说认识了上帝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活、思想、训练、精神、世界观、价值观全改变了。 熊焱：“美国陆军准尉军官学校，我是这个学校历史上第一任牧师，这是当时一个合照，那些军官啊，那些教官啊，我在这里。” 熊焱的母亲也是基督徒，未能为母亲祷告一次成为熊焱人生的一大遗憾。 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亲切好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初中吧，我妈妈还给我洗脸呢，哈哈，我妈妈是个非常亲切的人。我妈妈是个民主作风人士。但是遗憾的是，的确她躺在病床上我没给她梳梳头啊，给她洗个脚啊，为她祷告一次啊。 我妈妈2015年，她从三月份开始病危到去世的七月份一直是躺在病床上的，但是现在有手机啊，人们朋友们时不时给我发个母亲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你说我不看？是我妈。你说我看了，看了我久久不能平静，所以那种痛苦是很痛苦的。哎呀，据说我妈妈躺在病床上快要去世的时候，人们总是说这是你的儿子熊焱回来了，我妈妈的眼睛就睁得稍微大一点。 一个女牧师年纪比我大一点，她就问到一个问题。她说你妈妈躺在病床上，她疼不疼啊。那一句话使我立刻泪奔，因为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知道当一个年老的八十岁的人躺在床上，三五个月不能动，或者说要去世的前奏，她在肉体上的疼痛是个什么状况。 2015年7月，熊焱母亲病逝于湖南，当时熊焱在Fort Bliss美军驻地。 我哥哥来了一个短信，母亲去世，我们等着排队吃饭嘛，立刻一秒钟，我这个心就乱了，还说吃饭吗？立刻就不行了，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给我的上司打电话。哎呀，我妈妈去世了，他们立刻来帮我祷告啊安慰啊。此后，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以后任何时候只要我去排队等什么吃饭什么。哎呀我妈妈去世的那个镜头就来了，这是第一个影响这个挥之不去，好多次好多次，现在还是这样。所以母亲去世以后那就很痛苦啊。 熊焱曾多次试图回中国探望病危的母亲，但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 中国有一个文化叫做临终关怀嘛，也不留下遗憾嘛。但是后来我的基督教的思想盖过了我这个普通的情感，就是真的我们的永远相见的好地方in Heaven（在天堂），这个也是 从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毕竟I will see you in heaven（我会在天堂与你相见）。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思想和情感。 我1992年来到美国，立刻就拿到了绿卡。当时我们的思想只有一个，学好本事包括学好英文，回到中国，继续民主政治改革开放、继续民主政治、社会活动，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拼命地读书啊，拼命地学习啊等等。10年之内没有想要加入美国籍，都是想着如何要回到中国大陆去。甚至我还加入了美国陆军，这是当时有一个思想。学好本事学好军事，还要回到中国大陆，说不定哪一天还能用得上军事的思想军事的经验。 一件事情改变了我，911。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世界发生了质变，军事发生了变化。国家需要打仗，需要前线的牧师，所以我就说如果不成为美国公民，我就当不了军官，我就去不了战场，几经犹豫我加入了美国籍。加入了美国籍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另一个变化。我现在是美国公民了，你说我再回中国搞革命好像也不合适了吧。那么我就要好好为美国服役，要好好来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但是放下了中国的事情没有呢？没有啊，无论是研究、写作，包括研究军事、政治、各种都是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变形做准备。 熊焱：“希望你们幸福啊，能投票的时候投我一票。” 20年前，熊焱以纽约牧师身份奔赴伊拉克战场，2022年以少校军衔退役后回到纽约决定参选国会议员。 我为什么要出来参选？我是个基督教牧师，是不是，我希望进到国会山，能把上帝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能够影响立法者嘛。 第二，中国，不管他经济如何发达、如何发展，物质面貌如何改变，但是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国家的权力过大，把社会的力量压制，所以按我们过去的政治学的观点，一旦国家出了问题，整个社会就崩溃，社会没有一种稳定的健康的真实的力量来接管政权崩溃时候的动乱，哇，14亿人民怎么了得啊。 那么在那种危难到来的时候，如果我是国会议员在历史的许多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动荡时刻都是美利坚人民、美国政府做出良好的表率、榜样，来维持世界的秩序。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国会议员在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讲的中国人民大众啊，他们真需要外援的时候，我不可以起良好的作用吗？ 还有一个呢？现实的问题。新冠带来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纽约地铁啊、公共汽车站啊、街道啊，天天发生爆炸的、枪杀的，人们说我们不敢坐火车了，我们不敢坐地铁了。这也不是美国梦。美国梦一定是一个族群和睦团结的梦。华人要强大要健康要提升，还要向不同的族群伸出友爱之手啊。我愿意来做这个工作，和其他人一道。 2022年4月熊焱获得美国国会第十选区众议员参选人资格，他将角逐8月23日的初选。 和我们过去所关注的中国人权民运事业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当然是连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600万华裔在美国的命运都赖于一个中国和美国的和平的关系，这个是现实啊，我们设想一下，假如说美国和中国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摩擦、冲突、甚至武装的冲突。我们这600万华裔何以自处、我们往哪里放？虽然我们不希望美国和中国有这样的不和平的关系，但是谁知道呢？所以这600万华人来到美国以后，他们是要忠于美国、要维护美国的价值，只要美国强大世界就有和平的可能。因此，我们要极力维护美国的健康的发展，不能走下坡路。 2022年1月王丹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2月，熊焱卷入一场 “反对建六四纪念馆”的舆论风波，起因于他受邀参加了一个华人社团于2月16日在纽约法拉盛一家酒店举办的座谈会，该会议邀请函写的是“呼吁社区团结、反对族群分裂”。 我说，反对六四于我来说是不对的，那个人（研讨会发起人）也很开通，好对，那我们就开一个座谈会，不提反对建六四纪念馆，呼吁呼社区团结，新冠时期反对族群分裂座谈会，座谈会就是讨论嘛，研讨会，给我发了邀请信，还给我发了邀请函，2月16我们就去了，到了以后，那个大的餐馆里头赫然写着，呼吁社区团结、反对族群分裂、反对什么？反对在纽约建六四纪念馆。 首先这个大标题的出现是我们不知道的，不是我们做的标语，也不知道他要挂上去啊，邀请函上没有说这句话啊，讲好了的。发现以后怎么办呢？当然也是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想过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撕棋盘，讲笑话，摔个桌子、翻个板凳、高声大喊一声就走了嘛。但是整个事情这么说要动员侨团来支持我，是这么个大前提来的。第三，研讨，但是上去以后没讲话啊。他说哎呀我们错过了餐馆时间，照片就出去了，当然也是我们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在意有这么大的（标语）。后来还在解释诠释，一个照片是不能解释东西的，那里没有我说的一句话呀。当然，你要允许人们骂娘啊。 我们和王丹本身就不是一伙人。不是讲他人不好，他也不错，上次他妈妈去世我还流眼泪了，我在乌克兰他还说你要小心啊，人归人嘛。但是他干的活我们不参加，这个是我们圈子里的人知道，还不用说我现在要参选国会议员，你这明明给我下套。这个和否认六四有关系吗？和否认八九民运青春岁月有关系吗？ 我们和王丹虽然都是从天安门出来的，而且是从北大出来的。但我们走都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路。美国军队有纪律，要求我们不要和外国政府有任何的经济上的往来，是不是，纪律决定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军队里服役，剩下的业余的时间就是自己独立地搞点民主政治、参与点中国的变革啊、写点文章啊，但是实际我这个人不在他们这个群落里头，所以我属于独立大队。 他们的一切的组织活动，我都没有参加过，只是有一次，六四Nancy Pelosi, the Madam Speaker（议长女士南希·佩洛西）邀请我们去的时候，头面人物都要到场啊。 我不参加（王丹的活动）丝毫不是说89年我忘了，我忘了吗？六四的那些惨相我忘了吗？中国未来的民主的变革、人们的福祉我会忘吗？世界的和平我会忘吗？人类的福祉我会忘吗？那是我一脉相承的思想，我可能更努力。 六四的很多重大活动我都参加过，我2009年回到香港，在维多利亚公园25万人，我是唯一的一个离开中国17年以后，回到香港的学生领袖，发表了八分钟的演说。 熊焱：“擦干死难者家属们伤心的泪水，抚慰他们惨痛的伤痕。” 25周年的时候国会邀请我们见证、祷告我也参加了的。我不参加你王丹的事情，那我就是背叛了六四了？我现在的使命，我要更对得起我妈，我才来竞选国会议员，我要更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我才来当选国会议员，我要更对得起中国的未来，我才来当选国会议员。 一个联邦国会议员的侯选人，美国的选举，它会高度关注。一方面不允许有任何人对我侵害和伤害，另一个它也保护不失脚啊，不失脚、不能违背美国法律。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合规合矩、中规中矩啊，还有比这个更严格了没有？还有比这个更清楚了没有？ 2022年3月16日，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披露，来自中国的特务试图破坏熊焱的国会议员竞选。 司法部的文件公布了以后，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但是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蛛丝马迹呢？有。十一月底的某一天，我和朋友约好开车去印第安纳见朋友，凌晨三点，正好在我开出来的那一秒钟一辆车开进我的parking lot（停车场）。哎，我说咋回事呢？凌晨三点呢，他是不是下夜班呀怎么，就没有多想，总之就是很奇怪嘛，太巧了嘛，一秒之间，然后他看到我开出去，他就退回来就停在我房子的旁边，我就经过他的旁边，我就想看看，那个人低着头，那件事情我就记住了，后来我还写在我的日记里头。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3月9日，熊焱奔赴乌克兰战场，为和平祈祷。 我到了那里后，我就真的感觉到儿童时候我背的唐诗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个时候是春天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四句诗还有，立刻变成活生生的场景，深深地进入我的心灵世界。乌克兰人民在战争的阴影的笼罩之下，他们国破山河在。其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在教堂的旁边弹吉他，我去的时候三月份，乌克兰还是天气比较清冷的，那个吉他的声音，我虽然记不得是什么曲子，清冷、幽怨、低沉。结论是和平好啊，不打仗好啊，国与国之间和睦团结好啊，一旦国破何以自处。 在某种意义上说1989年这场运动过去以后，大浪淘沙。把我这一代人淹没。很多人鼓励我，熊焱啊，你是仅存的硕果。你要对得起死去的亡灵，你要对得起你的母亲，你要对得起中国的未来，你要在美国的政坛上占一席之地。为世界的和平做贡献，为人类的未来做贡献，为2000万华人做贡献，将来若有机会还要为中国的未来贡献。 现在我今年57，中国生活了28年，在美国生活了30年，我现在晚上做梦，基本上99%都是中国大陆的储藏的信息和记忆出来。所以中国，你怎么能够忘记呢？ 我有一个极好的家庭，上帝赐我7个孩子，我给他们的取名叫北斗七星。 我不是有两次婚姻吗？我过去20年和我前妻结婚，我每篇文章都有前妻的影子在里头。美国陆军的生活使我们的婚姻生活极其的艰难。因为我们每2年都要流动一次，我在美国流动了17次，当我的孩子们要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他们不能流动，所以带来很多生活的困难。这是为什么总司令说，我们感谢那些阵亡的将士，我们还感谢那些现在服役的将士，因为他们做出的牺牲是别人不知道的，包括家庭的牺牲。 叶落归根的这个概念我已经没有了，我死了以后，我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埋在这个旁边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初衷不改，理想更加明天，虽然头发渐稀，理想不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各位八九民运的参加者，六四镇压的幸存者；各位当年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声援学生运动的支持者，包括为此不能回国只能留在美国的留学生们；各位没有忘记“八九六四”，仍然期待中国民主化的朋友们： 一九八九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不幸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残暴镇压了，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三十三年过去了，我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惊人逆转，专制中国的崛起构成了迄今为止对普世价值的最严重的挑战。在三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说，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 在这里，我更要呼吁大家一起来努力维护历史记忆。我要呼吁：人血不是水，不能白白流淌；历史的伤痛，不应被墨写的谎言和冷血的权力掩盖。那些青年学子，那些热血国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付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具备的道德底线。 几个月前，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共同向外界提出了倡议：在美国的纽约，建立一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我认为，这样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不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关“六四”的历史文物，更可以通过展示这些文物，让历史记忆鲜活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是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自己当年经过的那段历史，对那些死去的同学和民众的一个交代。 我要对当年的参与者，对八九一代的朋友说：谢谢你们与我一起在当年为争取一个美好的中国倾城一战，希望你们如今虽然步入中年但仍然拥有理想。让“六四纪念馆”的建立成为我们延续理想的具体方式； 我要对当年的支持者，尤其是当年海外的留学生说：谢谢你们曾经为我们奔走呼吁，在美国和国际社会传达声援的力量；我希望“六四纪念馆”能够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如同当年一样； 我要对所有支持中国民主的朋友说：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八九民运，而是“六四”镇压，把中国引入邪路，沿着这条邪路走下去，中国只会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远。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立足于如此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嘲讽；它的崛起必然是对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威胁。我们也要看到，仅仅坐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因此，我们在这里呼吁大家，重新光大八九精神，积极对抗共产专制政权；警惕中共政权对自由民主社会的挑战，支持中国的民主化发展。协助建立这座纪念馆，本身就是抵抗的一部分。 我个人期待，最晚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为这个纪念馆举行盛大的开馆仪式。欢迎大家点击“六四纪念馆筹备网”（jinian64.org ），欢迎大家关注筹建进度，更期待大家踊跃捐款，让纪念馆早日建立起来。 最后，作为当年那场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并代表一些八九同学，在这里面宣誓：不管我们面临多少困难，我们会继续坚持反对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理想。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会放弃，当年那些死难者的亡灵，就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也期待并恳请，今年六月四日这一天，请你用你的方式为纪念馆的建立出一份力。 谢谢大家！ 王丹 2022.5.31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北京天安门八九学运领袖王丹的母亲王凌云突发脑出血，经抢救无效，于北京时间12月28日去世，享年86岁。由于被北京当局列入黑名单，王丹无法回国见母亲最后一面，令其感到悲痛万分。 12月28日凌晨，王丹在脸书“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发千字长文悼念母亲。王丹忆述，自己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捕，母亲也因此遭关押50多天，导致她小腿萎缩、几近残废。有年冬天，王丹与母亲结束会面后，坐上囚车，远望着母亲拖着一条腿，在寒风中蹒跚而行，“曾经发誓入狱后不落泪的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住眼泪。” 王丹正身处美国，由于北京把他列入黑名单，不允许回国，因此他无法见母亲最后一面。王丹说，“这笔血海深仇，要算在中共的头上。对此，我将铭刻在心，切齿不忘。” 王丹还表示，为了纪念母亲，他将拿出10万美元以母之名设立“王凌云人道救助基金”，将救助苦难政治犯家属，完成母亲心愿。 另外，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规劝王丹不要喝酒，但王一直没有严格遵奉。王丹宣告，未来滴酒不沾，作为对母亲的纪念，算是“迟到的孝顺”。 据公开资料显示，王丹于1969年2月26日出生，原籍山东省鄄城县，生于北京，北京天安门八九民主运动领袖之一。1989年7月2日，王丹在北京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4年徒刑。 1993年2月，王丹获释后继续在大陆从事政治反对派运动，筹集“互助捐款”资助政治犯家属，发起公民上书运动，并担任总部设于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 1995年5月21日，王丹再次被捕，并于1996年10月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中国政府判刑11年，先后关押于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和辽宁省锦州监狱。 入狱后，从1997年9月起，王丹家属数度写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称王丹身体情况欠佳，除患有咽喉炎、胃病外，还长期头痛，亟待检查，希望能保外就医。经过中国人权等组织致函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政府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名，允许王丹保外就医，于4月19日将他递解前往美国底特律。 王丹后流亡至美国后，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后，王丹常居台湾、美国等地，并为国立成功大学客座专家，参与该校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2010年9月起，担任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客座助理教授。2015年8月起，受聘于国立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担任客座助理教授，为期2年。2017年7月离开台湾，返回美国。 以下为王丹哀悼母亲全文： 致亲朋好友的讣告： 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这个世界上我最敬爱的人，我的母亲王凌云，因突发脑出血，经抢救无效，于北京时间2021年12月28日在医院去世，享年86岁。 我心碎之馀的唯一一点安慰，就是事发太突然，她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在昏迷中离开人世，走得算是安详。但剩下我，面对将伴我一生的痛苦，悲伤，永久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我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后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四十馀年直到退休，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方面研究甚深，著述颇丰。如果没有我，她的一生会非常顺遂平和。然而，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我被通缉，被捕之后没几天，中共当局丧心病狂地大搞株连，将我母亲抓去关押五十多天，导致她小腿肌肉萎缩，几乎残废。对这样的暴行，当局至今没有给出一个关押的理由。在这之后，我两次入狱，她为营救我和保护我，强忍内心的悲伤，勇敢地向当局抗议，向全世界呼吁，面对官方的巨大压力从未屈服畏缩，曾当面拍桌痛斥中共高级官员。她是我心目中最伟大而坚强的母亲。 我前后两次入狱的六年半的岁月中，她和我父亲等家人每个月到监狱探视，从没有中止过。一度传言要把我送去新疆劳改，我母亲告诉公安局的人：“不管你们把我儿子关多远，我每个月爬也要爬去看他。”1991年的冬天，我被从秦城监狱带到北京市看守所，与我母亲在“六四”后第一次见面。当时她为了怕我担心，没有告诉我自己曾经坐牢而且患有腿疾。见面结束，我坐在囚车中，远远地看见我母亲拖著一条腿，在寒风中蹒跚而行，曾经发誓入狱后不落泪的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住眼泪。可以说，没有我母亲和家人的这种支持，我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漫长的牢狱生涯。但另一方面，为了我，我母亲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让母亲为我背负这样的重担，我是全天下最不孝的儿子。我多想她能够一直健康地活著，让我尽可能地有所补救。现在，这个心愿已经无法完成了。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之痛，莫此为甚。 我被流放到美国之后，虽然几乎每年都安排父母到国外与我团聚一段时间，多少弥补一些亏欠的亲情；但当局把我列入黑名单，不允许我回国，导致白发人要不远万里探视黑发人。记得有一次我陪父母到旧金山旅行，我要订一个比较好的饭店给他们。我父亲嫌太贵，我母亲淡淡地说：“让他订吧，花钱给我们，还能有多少次呢？”现在想起这句话，怎么能不泪如泉涌。到了晚年，我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够回到北京家中，陪伴在她身边，但最终，她没能等到这一天；最终，我不能见母亲最后一面。这笔血海深仇，要算在中共的头上。对此，我将铭刻在心，切齿不忘。 我一生目前只有两次，曾经有脑子一片空白，无法思考的体验：一次是1989年6月4日，一次就是是2021年12月27日。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之沉重，非言语可以表述，非他人可以想像。母亲走了，我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就此坍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永远缺少了一角。 但请各位放心，我不会让悲伤压倒我，我会努力让自己坚强起来。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母亲在天之灵对我最大的期待。我们母子经历过牢狱，流亡，经历过亲情的阻隔。我母亲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一个字，她也始终坚定地支持我的理想。因为我们有共识：在这个邪恶政权统治中国的时代，我们的苦难，是坚持信念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相信，我母亲会在天上继续看著我，继续关心著我。她走了，我唯有继续前行，才能告慰她在天之灵。 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规劝我不要喝酒，说喝酒伤身，但我一直没有严格遵奉。现在她不在了，我在此宣布：从此一生，我将滴酒不沾，作为对她的纪念。希望可以让我母亲在天上安心，也算是一个儿子的迟到的孝顺。 此外，母亲的后半生，注定了政治犯家属的身分，但她引以为荣；每每看到又有政治犯家属奔走于为家人呼吁之途，她也总是希望我能多帮助他们一些。为了完成母亲的嘱托，我将拿出我大半的积蓄，以十万美元设立“王凌云人道救助基金”，用于救助其他经历过我母亲这样的苦难的政治犯家属。这个基金将不接受任何外来捐款，纯粹是我作为儿子，帮母亲完成她的心愿。 最后，我想对我母亲说：妈，你一路好走，在天上等我。我们母子一定会有相聚的一天。那时候，让我再从头开始，什么都不做，只做你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