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學考題疑在中國社媒泄露 校方確認10門課受影響
2026 年 6 月 21 日
有別於2020年總統大選首次辯論是在9月（投票前兩個月）進行，拜登、川普日前已相繼允諾將參加CNN於6月27日舉辦的辯論會。「時程提前」的首場辯論，拜登和川普甚至都還沒有獲得各自政黨正式提名，那麼，其中急迫性，或許就在當下選情確實相當膠著，彼此都想儘快藉由「未經過濾（直播、沒有剪輯）的表現」，以圖能夠拉開差距。 2020年大選辯論，曾被形容為是「幾十年來最不重要的辯論之一」。原因在於，首先它距離投票日只剩下兩個月，絕大多數選民基本上都已有定見，這便直接限縮了辯論本身影響選情的空間。其次，一些仍抱持觀望態度的選民（約莫10%未表態選民），儘管的確會想藉由觀看候選人正面交鋒，去找到促使自己願意投票的正面理由，但當年那場辯論簡直慘不忍睹，大多數人只看到兩個上了年紀的政客「在吵架」，包括當拜登說話時，川普頻頻插嘴高達73次（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做的統計），拜登則罵川普是小丑，忍不住被激怒，再又怒斥川普 「你能閉嘴嗎？老兄（Will you shut up, man?）。」總之，當年那場有失風範的總統級辯論，確實讓不少人看了瞠目結舌。結果，雙方一陣唇槍舌戰，既不能幫助尚未做決定的選民做出決定，也沒有導致那些已經做出決定的選民更換候選人，一場辯論便在佛喧囂的選舉花邊新聞中作結。 不過，即將而來的2024大選首場辯論，卻有共和黨民調專家倫茨（Frank Luntz ）認為，那將是「自甘迺迪與尼克森以來最重要的辯論」。他的判斷可從幾個角度解釋。第一，時間點上，距離投票日還有將近四個多月，比起2020年遲至9月的首場辯論，自然有更多的時間讓辯論內容在選戰期間發酵，原本辯論這一「短期事件」，遂有機會在成堆的選戰議題中被獨立出來看待，以此提高了幫助選民做決定的影響性。這樣的時間點也反證了無論拜登還是川普，都希望在選民觀感上為自己增添柴火，好為兩人「卷麻花」的民調拉出一波明確的趨勢走向。兩人先後應允參加CNN所辦的辯論，可見各自的焦慮感應是「旗鼓相當」。 其次，在政治兩極化、選戰激化雙重刺激下，選民定見不只愈難因為辯論會而轉向，所謂「花時間去找候選人優點」的成分也愈來愈低，取而代之，到頭來許多人並不是真正在觀看辯論，而是在「可信度已然很低的政客身上」，去決定誰更討人厭、更不值得相信。因此可以想見，6月27日CNN總統辯論會，會一併被凸顯的，將是一場關於候選人從人格到健康的擴大檢視，而這也是川普和拜登之所以被討厭或不被信任的兩大重要因素。 從最近拜登和川普各自投注的廣告，以及支持者間的攻擊式宣傳，其實已可嗅到屆時的煙硝味。川普支持者對拜登的攻擊，除了嘲諷他因外交無能導致了兩場戰爭（烏俄、以哈），並凸顯拜登在黑人、拉美、年輕族裔選票上的損失外，最主要的攻勢，當然就是鎖定拜登的老態。一段拜登參加白宮「黑人歷史」紀念會，身旁與會者，包括副總統哈里斯等無不隨著音樂載歌載舞，卻唯獨他一人肢體宛如「凍結」一般，笑容僵硬，舉止遲緩，如此畫面幾乎不必任何剪輯、加工或註解，就足以是一支嚴重打擊拜登的文宣。 另方面，拜登支持者則積極在為選民回溯記憶，包括那個口不擇言、視國家行事規則於無物，甚至曾煽動推翻2020大選結果的那個川普又回來了，而現實上，相對川普背負的種種刑事案件，他那根深蒂固「右翼暴力」和種族主義形象，始終才是他總統路上的最大枷鎖。 如果說拜登明顯的老態，確實讓為數不少選民很難把「美國總統」重任交到他手上，同樣的，川普極端傾向、不穩定，以及痴迷於政治報復的特性，也是另一票人很難將國家權柄託付於他的關鍵。這就是本次美國大選持續膠著的道理之一，也是他們雙方欲強化對手負面形貌，而選擇「提早辯論」的動力。 就像倫茨在媒體上所稱，經由這場辯論，「我們大家都有機會看看拜登是否像川普所說的那樣軟弱。也有機會看看川普是否像拜登所說的那樣精神錯亂」。確實，如今大多數還會觀看辯論的觀眾，並不是想讓自己經由辯論被說服，而純粹是「想看看一位候選人如何主導、批判或讓另一位候選人難堪。」 文章來源：上報
大家好，我是老丁。 對於林毅夫教授這位國內知名的經濟學者，有人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如果說在國際物理學界有一個理論叫「薛丁格的貓」，那在（中國）國內經濟學界則有一個「林毅夫的五年」。 這話是怎麼說的呢？根據媒體的報導，林教授曾在不只一個時間點，預言中國會在「五年後」進入、躋身高收入國家。然而，伴隨著五年復五年，林教授美好的預言也不斷在跳票、逾期。 網路圖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相約五年」的預言中，林教授多次用到「可能」「相信將進入」等留有餘地的字眼。您就說，這是否可以理解成某種「嚴謹」呢？倘若是，下文中您將還會再見到。 除此之外，林教授還曾幾十年如一日地擲出豪言，中國會在2030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不過，老丁今天既不準備論證這個「五年」，也不想深究這個「2030年」，要說近期不少網民最關注的，還屬林教授的「光刻機（台灣稱曝光機）三年之約」。 網路圖片 這話又是怎麼說的呢？當把時間撥回到2021年5月29日，觀察者網、《環球時報》、財聯社等國內媒體，不約而同都報導了這麼一則消息： 「在2021年中國企業未來發展論壇上，林毅夫表示ASML首席執行官擔心不把光刻機賣給中國，大概三年以後中國就會自己掌握這個技術。而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只要中國掌握這個技術，中國的生產成本會比國際上便宜，那時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機市場。」 資料顯示，光刻機是一種利用光學原理將電路圖案轉移到矽片上的設備，相當於晶片製造的「印表機」，決定著晶片的工藝水準和性能，是晶片製造中的關鍵核心設備，也是半導體產業核心中的核心。《證券日報》2023年7月的一篇報導指出，彼時最先進的EUV光刻機，有超過45萬個零件，零件數量是一輛F1賽車的20倍以上，製造難度超乎想像。「全球光刻機市場幾乎被荷蘭的阿斯麥（ASML）、日本的佳能和尼康壟斷，其中ASML更是獨佔高端極紫外光刻機（EUV）的市場份額。隨著這些國家對中國半導體製造設備實施出口限制，中國獲取高端光刻機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也因此，從三年前的那個5月29日起，不少網民就翹首盼望林教授許下的這個「三年之約」能落地成真。如果真的能在那之後的3年里實現光刻機的國產化，那對於中國解決關鍵技術「卡脖子」的問題，可說是有著里程碑式和史詩級的意義啊！ 這期間知乎上一些「匿名使用者」的回答，像是「且聽龍吟」「2023年底不量產提頭來見」等，更是給予了外界對於林教授兌現預言的信心，以及無限憧憬與想像的空間。 盼望著，盼望著，光刻機國產化的腳步真的近了嗎？到昨天也就是2024年5月29日，三年已經過去。只不過，大家迎來的卻不是「中國已自己掌握這個技術」「ASML退出世界光刻機市場」這些振奮人心的大消息，而是眾多大V與網民的追問：「三年過去了，我們的光刻機呢？」 有人斥責這些追問的大V與線民不懂得「審題」——人家林教授三年前是在引用ASML首席執行官的話。對於這一點，頭條大V「Jim博士」恰好在前天有一篇題為《深度調查：林毅夫「光刻機三年之約」是謠言嗎？》的文章，若有興趣不妨一讀，讀罷或許您會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收穫。 還有人說，人家林教授三年前說的是「大概三年以後中國就會自己掌握這個技術」「那時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機市場」，換言之「大概三年」也不非得是正好三年，「可能退出」也不就是一定會退出，所以林教授說得也沒啥毛病呀。您瞧，這不就和老丁上文所說的那份「嚴謹」對上了嗎？ 說到林教授的這個「光刻機三年之約」，或許您還會回想起，2013年9月29日，中國中科院院士黃維亦曾放出豪言，「十年之後的中國，像諾貝爾獎這樣的國際性重要指標，在中國大地出現應該將會成為常態，而不是個案。在文學獎之後，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方面的獎項將陸續被中國人斬獲，沒有任何懸念……」在去年9月29日這個「十年之約」到站的時候，不少人也在追問黃院士：說好的「成為常態」、「家常便飯」，都去哪兒了呢？ 是啊，都去哪兒了呢？答案，可能在風中飄蕩了。 文章來源：上報
近年台海局勢逐漸緊張，中共文攻武嚇，意在對台灣製造兵凶戰危的負面形勢，特別是大打所謂認知戰，試圖不戰而屈人之兵。作為中華民國的子民，理應知彼知已，出手反制其認知作戰。 當然，與中共的認知戰釋放虛假資訊不同，反認知戰用的是真實資訊，瞄準其怕民眾知道的自身痛點和醜聞，也可稱為真相。 如果從歷史上尋找對應，連中共自已也不敢面對的痛點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其黨的創始人對黨的陸續背離。 中共痛點：創始人過半棄黨而去 中共號稱百年老黨，在2021年滿百年之後，又苟延殘喘了將近三年。在紅朝衰敗氣息中，中共黨魁習近平近年試圖從歷史遺迹中找到共產黨的所謂「初心」脈息，以期對黨員洗腦。 習近平對在上海的中共「一大」舊址異常重視，2017年十九大成功連任後，他就帶著新一屆班子專程到上海的「一大」會址「朝拜」。但當局在宣傳「一大」舊址時，不敢面對中共的創始人紛紛棄黨而去的事實。 據現在的公開資訊，說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舉行，地點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108號（即是今天的興業路76號、78號）。這兩幢沿街的寓所，是「一大」代表之一李漢俊家。 但「一大」是否真的在7月23日開，仍有爭議。因為中共是境外勢力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私生子，創黨會議也是偷偷摸摸地開，隨時有危險，於慌亂過後，參會的人後來誰也記不清楚會議召開和結束的日期。 現在官方說的中共建黨日是1921年7月1日，這個日期是在早期逐步掌控了領導權的毛澤東，後來隨意定的。 參加中共「一大」代表有13人。包括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陳獨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參加。 參會的還有兩名外國人，代表共產國際的尼克爾斯基和馬林。 數十年後，這些中共的創始人結局令人驚嘆：或早死、或被敵人槍決，過半（7人）脫黨、叛黨、被開除或成為漢奸，最終在經歷慘烈內鬥後殘留下的僅2人。 其中，負責籌備「一大」的李漢俊，1922年就脫離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被開除黨籍。他於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軍閥、武漢衛戍司令胡宗鐸下令槍決，時年37歲。 李達和李漢俊籌備了「一大」，他是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之一。1923年秋，李達脫離了中共，後來經劉少奇介紹，毛澤東、李維漢、張慶學等作為歷史證明人，李達於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共。 網路圖片 但中共又不認帳。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稱李達被開除了黨籍，是叛徒。李達隔月在被批鬥中病死，年76歲。 劉仁靜1929年被中共開除，文革期間被關入秦城監獄，1978年底方得以釋放。1987年8月5日，劉仁靜在北京被公交車撞倒，送院不治，年85歲。 包惠僧1924年奉中共之命加入國民黨，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包惠僧脫離了中國共產黨。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死，年85歲。 陳公博1922年6月就宣布退出中共，抗戰後他成為汪精衛政權第二號人物。汪精衛死後，陳公博代理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日本二戰投降後，陳公博逃往日本，最後被押解回中國，審訊後被槍決。 周佛海後來成為國民黨官員，抗日時期是汪精衛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領導人之一。周佛海因被認為是降日漢奸而被捕，於1946年11月7日被判處死刑，1948年獲減為無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臟病發死於南京市老虎橋監獄，年50歲。 張國燾是在「中共元老」中唯一會見過列寧的中共代表。他曾領導紅四軍，權傾一時，但後來在與毛澤東的內鬥中落敗。1938年4月2日，時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的張國燾隻身從延安出走，逃往重慶。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武漢發表退黨聲明。 1948年，張國燾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發文，痛斥共黨「為了奪取政權」「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更不惜以百姓為芻狗」，「二十年來的悠長歲月之中，共黨浸沉於殘殺破壞擾亂之中」。 張國燾說，「假定共黨『武裝革命』成功，繼軍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種獨裁政治無疑。」現在看來，他是一個超級預言家。 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寫道：「我當時還沒有決定脫離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經體會到這黑暗面的威脅，使我意識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實在太大，這極端反動的專制獨裁會毀滅一切理想。」 張國燾1968年舉家移居加拿大，1979年死於加拿大多倫多，時年82歲。 王盡美1926年8月19日因嚴重的肺病死於青島醫院，年僅27歲。 1931年4月5日清晨6時，鄧恩銘被山東省臨時軍法會審委員會判處死刑並槍決，年僅30歲。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福建長汀水口被國民黨部隊包圍，於突圍中跳崖身亡，年59歲。 1943年9月27日，陳潭秋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處決，年47歲。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能夠在內鬥中成為黨的領袖，從20年代直至70年代的，唯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毛於1976年9月9日去世，董於1975年4月2日去世。 參加中共「一大」的兩個外國人下場悲慘，尼克爾斯基1938年被蘇聯共產黨以間諜罪槍決，馬林在1942年被佔領荷蘭的納粹槍決。 尼克爾斯基和馬林當年是奉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之命，是專程到中國來指導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的。 網路圖片 首任總書記被開除出黨後表白反獨裁 陳獨秀是公認的中共創始人及首任總書記，中共「一大」時他沒參加，只是派了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他被缺席選為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在1925的中共「四大」上被選為中共首任總書記，1927年辭職。因反對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共。 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在《最後政治意見》一文中寫道：「『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他還說：「我們愛的國家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作犧牲的國家。」 1942年陳獨秀在四川江津去世。他的話也值得當今想「統一」的台灣人深思。 並沒有參加過「一大」的瞿秋白，是繼陳獨秀之後的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1935年，在中共北上逃亡之前，留守的瞿秋白被國民政府拘捕，在被處死前在獄中寫下了《多餘的話》，坦言自己成為中共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他說：「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我始終帶著假面具」，「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 瞿秋白死後被中共打成「叛徒」，妻子慘死，孩子被關，父母墳墓也被掘。 1949年中共建政後，那些為黨的領袖毛澤東打江山的將帥們也被毛整的很慘。特別是曾是毛接班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撤職和開除黨籍，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被折磨死後，名單上也不是自己的名字。 毛的「法定」接班人林彪，1971年9月13日攜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等人坐飛機「外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國溫都爾汗。林彪座機墜機的真實原因至今眾說紛紜。 中共在末路中卻要打台灣？ 中共「一大」代表的殊途以及中共建政後元老們紛紛被打倒的事實，早已預示著中共的末路。特別是中共創始人紛紛與其黨決裂，這是中共骨子裡最大的痛點之一，其教科書中不能宣明這一點的。 中共當局近年打下的高官，多被通報背離共產黨的所謂初心，有不少在偷偷傳閱政治禁書，所謂「兩面人」普遍存在。這些情況都呼應了中共創始人背離黨的歷史。 歷次政治運動過後，中國的傻子少了很多，唬弄人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早已破產。現在入黨僅靠利益驅動，而非政治忠誠。而許多早已不願和中共捆綁的人士，因公開退黨會受到黨的懲罰，不得不化名在海外網站聲明退出，以明心志。 在國內經濟困境下仍內鬥不停的中共專制集團，近年維穩動作頻頻，是因為隨時會走向翻船的結局。但為了轉移內部矛盾，中共的當權者一直宣稱要「統一台灣」，藉此維護其統治合法性，兼且轉移危機焦點，如此而已。 如果說中國國內的民眾被長期洗腦以及強硬維穩，不敢或無法看清中共的痛點，自由接收資訊的台灣和海外的人士應是能看清楚的。千萬不要對中共高層抱幻想，因為連他們自已也是朝不保夕。 最後，台灣官方或民間團體，有條件的話，在適當時機，也可以學學韓國反擊朝鮮空飄「垃圾氣球」，對朝鮮空飄智能氣球放錄音罵金正恩的做法，對大陸空飄智能氣球。除能深入大陸散發傳單外，也可以用電子喇叭播放中共種種醜聞和批評習近平的錄音。這也是一種很棒的反認知戰戰術。 文章來源：上報
兩天前結束的中共全國政協十四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包括：增補馬曉偉、易會滿、曹軍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任命胡衡廬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易會滿為經濟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馬曉偉為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曹軍為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隋青不再擔任民族和宗教委員會駐會副主任。會議通過關於接受張曉明同志辭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的決定，關於接受王填辭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的決定。會議通過關於免去苟仲文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職務，撤銷其委員資格的決定；追認關於撤銷石磊、唐一軍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的決定。 本文先分析這其中的兩個在任中央委員馬曉偉和易會滿。此二人在被「增補」為政協委員的同時還被決定任命為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不過易會滿的副主任前面多了「駐會」兩個字。。 出生於1959年12月的馬曉偉在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是被按照正省部級官員入中委的「三（63）上四（64）下」及「三留四不留」的年齡杠杠入選中央委員的。當時的他還未滿63歲。 2023年3月12日，已經擔任了5年時間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職務的馬曉偉被提名連任，但是得到21張反對票和8張棄權票，有網站統計說他是這一屆所有國務院組成人員中得票率最低者。 上個月，離65歲還差7個月的馬曉偉的名字不再出現在國家衛健委官網的「委領導」頁，其黨組書記的職務由時任副部長雷海潮接替。一時間「謠言」四起，有說他是已經被中紀委從高幹醫院的病床上直接帶走的， 有說他是因為「新冠」而被習近平當了「替罪羊」的……。也有說他是因病不能堅持正常工作的。但無論什麼原因，急匆匆安排一個在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連任國務院部委一把手才一年多一點時間的當屆中央委員退居二線，肯定不是一種正常人事運作。其實有些牆內媒體在相關報道中也特別暗示了這種不正常。比如澎湃新聞5月6日發表的《雷海潮已任國家衛健委黨組書記》一文中說：「查詢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注意到，雷海潮已任國家衛健委黨組書記。……此前，國家衛健委主任、黨組書記職務由二十屆中央委員、出生於1959年12月的馬曉偉擔任。」 而如今全國政協的新一波人事安排中既然包括了馬曉偉「二線」職務的內容，也許可以證明他提前離開國務院部委的一線崗位有可能是健康出了問題。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內部受到了輕處分，比如被內部作出了「問責」處理。 中共中央2019年9月印發的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規定：「黨組織、黨的領導幹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應當予以問責：……在教育醫療、生態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扶貧脫貧、社會保障等涉及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上不作為、亂作為、慢作為、假作為，損害和侵佔群眾利益問題得不到整治，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問題突出，群眾身邊腐敗和作風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是不是挺適合馬曉偉的？ 撰寫此文之前，筆者剛剛核對了中國政協網的「教科衛體委員會組成人員」一欄，確認主任和副主任一共15人中，唯有馬曉偉一個是在任中央委員。 該委員會的主任是比馬曉偉年長3歲半的前教育部長陳寶生，退居二線前已經有了一屆中央候補委員和兩屆中央委員的政治資本。巧合的是，這個陳寶生在2018年3月被決定連任教育部長時，也是同時產生的所有國務院組成人員中得票最低者，當時得到了47張反對票和14張棄權票。 而目前的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一共14人，政協網站上說明是「按姓氏筆畫排序」，可內容中卻是把新任命的馬曉偉放在第13位，新任命的「駐會副主任」曹軍（女）放在最後一位。 相比較而言，這新一波全國政協的人事安排中涉及的兩個現任中央委員里，牆內輿論對馬曉偉「退居二線」的關注不很強烈，但對易會滿的「履新」安排則引起了普遍的不滿甚至憤慨。 台灣中央社日前刊登的《中國前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履新 網路惡評如潮》一文中說：陸股年初連續大跌，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2月被免職下台後，股民額手稱慶還期待他被當局查辦究責。不過易會滿今天被發布新職，將出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形同安全落地，引髮網路惡評如潮。迫使許多媒體關閉評論。 在微博相關新聞討論區，網友解讀「這算安全落地了吧」、「上面對易同志很滿意」；還有人造今日金句：「眾散戶落水，易主席上岸」。 股民一面倒痛批表達不滿：「戰犯級別的人，居然高升， 不應該吃牢飯？」、「都這樣禍害人民了，還能當父母官，巨大的諷刺」、「把股市攪爛，陞官了，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真是無語了」。 還有股民形容，「先讓一個姓易的大量上市來搶，搶完了讓一個姓吳的開後門讓上市公司退市跑，投資者就易吳（一無）所有了」，引髮網友熱烈轉傳。 財經網紅「超短起爆點」發文說：全網都在等這易會滿給投資者一個交代，看看他如何解釋透過大量造假上市了那麼多垃圾企業。「結果人家高升了。你說神奇不？」 對於易會滿「該當何罪」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但把易會滿如今在全國政協系統的「履新」形容成「上岸」是否貼切暫且不論，理解成「陞官」和「上面對易同志很滿意」就大錯特錯了。 說起來，這個易會滿可是中央金融系統里的唯一一個二十屆中央委員（除何立峰外）。中共央行的網站2022年7月刊登的《中央金融系統選舉產生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黨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選人何立峰同志當選》一文中說，中央金融系統產生的二十大黨代表共44名（包括何立峰）。代表團的團長是十九屆中央委員郭樹清，副團長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易綱和易會滿，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潘功勝。 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這44人里，除了何立峰和易會滿 「當選」了二十屆中央委員，日後接替了易綱央行職務的潘功勝居然連再任一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機會都沒有。這也是為什麼在前年10月的二十大閉幕之後，易綱的央行行長接班人「還是姓易」的說法無論在牆內還是牆外都大有市場。 筆者也在去年2月3日發表的《下屆央行行長的幾個可能性人選》中介紹和分析說：外部有好事者在有金融背景或者曾經有過財政和金融工作經歷的二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里為易綱挑選了幾位央行行長接班人。其中之一就是現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 筆者當時的這篇文章里也還介紹了與易綱相比，這個易會滿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連個正經的「土學歷」都沒有。官方公布的簡歷中沒有他的大學經歷，只說他在職期間拿到了「研究生」學歷。 不過，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筆者才又核對了一下易會滿簡歷的不同出處，發現易會滿不滿20歲那年「參加工作」之前，還是有過三年大專校園生活經歷的—-雖然他當時進入的學院是當地幾所中等專科學校合組改建的。 易會滿的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主席職務是從2019年1月正式開始的。此前他是以中國工商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副部長級）身份被安排為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今年2月被免去證監會主席和黨委書記職務時，他的59歲生日才過了兩個多月。此後以在任中央委員身份在家賦閑了四個多月才被宣布「履新「，而且」履新」的職務只是全國政協下屬的一個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算是哪門子的「高升」啊？ 通常，全國政協下屬的各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們大部分是從正省部級和副省部級崗位上被安排退居二線者，這部分人退居政協後的原級別和待遇都被保持不變，不會升也不會降。而他們的「俸祿「也都是由他們進入政協之前的「原單位」負擔。例外的就是這些專門委員會裡的「駐會副主任」。這些「駐會副主任」才是全國政協的「編製內」人員。 雖然本屆全國政協下設了10個專門委員會，但並不是每個專門委員會裡都有「駐會副主任」的。截止目前全國政協官網上公布的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農業和農村委員會、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里，筆者都沒找到現存的「駐會副主任」的設置和安排。日前的這一波全國政協的人事安排事項之一是隋青不再擔任民族和宗教委員會駐會副主任一項，但同時也並沒有宣布為該委員會安排一個新的駐會副主任。也就是說，從本月6日開始，這個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就不再有駐會副主任了。以後安排不安排是另外一回事情。 至於和馬曉偉、易會滿一同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曹軍（女）同時也被任命為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是因為去年1月17日召開的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已經「經過表決劉慧不再擔任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之後，這個位置就一直空缺。 為了說明如今的易會滿的「履新」實屬遭貶，有必要特別介紹一下這個劉慧。 與馬曉偉同年同月生的劉慧是回族女性幹部，是中共第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天津回族出身的她曾先後擔任過寧夏回族自治區副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和國家民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正部長級）。維基百科上介紹說（當時的）她是中共建國以來第五位擔任省級行政區最高行政官員的女性。 這位劉慧擔任寧夏自治區政府主席的具體時間是2013年4月23日至2016年7月3日，接替她這一職務的也是一個回族女性，姓咸名輝。 咸輝當時也是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比劉慧年長近兩歲。 日後，劉慧在十九大上再未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會，咸輝則是在十九大召開之前已被由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增補為中央委員的前提下，又在十九大上被安排連任中央委員。接下來，這個咸輝雖然在二十大上未再連任中央委員，但卻在二十大召開後的次年三月被安排成了十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同時，劉慧的寧夏自治區政府主席職務的前任王正偉則卸去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退休。 這樣一對比，就不難看出比如今正在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咸輝要年輕近兩歲的劉慧，當年被調出寧夏到國家民委擔任副主任，雖然特別被宣布為正部長級，但事實上是被暗貶。在中共政壇上誰都明白，少數民族的黨員幹部，特別是女幹部，只要能夠在自治區政府主席位置上幹得順利，日後大都會有機會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或者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而劉慧被調到國家民委之後，於2022年8月24日被增補為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同時被任命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同年9月，她又被宣布「不再擔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職務」。 2023年1月17日，也就是全國政協換屆的前兩個月，劉慧又被宣布了「不再擔任」她才「上任」不足半年的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的職務。此時，劉慧63歲的生日才過了一個多月，提前退休了。 關於劉慧當年為何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相比咸輝而言），內部說法不一，也不是本文要介紹的重點。本文介紹她仕途經歷的目的就是要說明，一個正省部級的適齡幹部被安排成全國政協下屬的專門委員會的駐會副主任，絕對是一種組織上的降格處理。甚至不排除僅僅是日後再安排其提前退休的一個過渡。 更進一步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前副國安顧問博明近日強調，中國正在透過「代理人」與西方民主國家作戰，打擊民主國家的安全與繁榮，卻同時力圖維持強勁的貿易關係，相關國家應該警惕、團結以對。 川普政府時期的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5月18日在英國倫敦指出，中國憑藉經濟實力，向俄羅斯、伊朗當局以及相關恐怖組織等代理人提供實質支援。博明並提醒，歐洲和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兩個市場，事實上具備制衡中國、削弱中國打擊歐美安全繁榮之能力。 被公認為川普政府亞太政策「中國通」的博明指出，近年世界局勢顯示民主國家嚇阻威脅能力崩壞，例如阿富汗民選政府倒台、美國倉促撤軍，大約6個月後就爆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博明對此表示「我不認為這只是巧合」，並且強調歐美確實有能力讓中國付出代價，讓中國不再能輕易「如寄生蟲般」靠著歐美市場滋養茁壯，甚至支持「代理人戰爭」。 《沸騰的護城河》關注台灣國防安全 博明即將訪問台灣並且發表新書《沸騰的護城河》（The Boiling Moat: Urgent Steps to Defend Taiwan），對於台灣加強國防方面，認為台灣需要有全新的軍隊文化，台灣政府也應該培養「全民抗敵」的集體意識，並在物質、組織，以及軍事知識與理念上提供支持，以「社會縱深」彌補台灣「地理縱深」的不足。 博明在《沸騰的護城河》強調，為嚇阻中國，台灣以及美國盟友必須在台灣海峽強化集體合作，讓台灣海峽有如「沸騰的護城河」，而寬達一百多公里的台灣海峽，正是台灣的護城河；並且呼籲台灣加強軍事嚇阻能力，因為國家力量的展現，包括外交、經濟、資訊戰等等，若無高度可信的（軍事）「硬實力」作為堅實基礎，就無法奏效。 博明書中以「金城湯池」為喻，表達對台灣國防的高度關切。「金城湯池」意指堅固的城池，要有金屬打造的城牆，以及沸水滾動的護城河。而書名Boiling Moats，典故出自《漢書蒯通傳》「金城湯池」之喻——「邊城之地，必將嬰城固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沸騰的護城河》共同作者卡納帕（Ivan Kanapathy）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台事務主任，長期為白宮制定美中台關係政策，也曾任美國在台協會（AIT）武官。書中傳達三項要旨：第一，中共武力犯台威脅不但真實，更是迫在眉睫。而進犯台灣，主要是為了徹底改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 第二，唯有備戰才能止戰。博明認為二戰後，西方自由世界堅實軍備的硬實力（hard power），是未讓「冷戰」升為「熱戰」的唯一保證。若習近平堅信中國會獲勝，就會傾向發動戰爭。而自由世界當務之急就是要中共認清犯台必然失敗，且會對中共及習近平造成滅頂之災，如此方能確保台海和平。 第三，為有效嚇阻中共，民主國家必須立刻行動。博明認為俄烏戰爭顯示「嚇阻」的代價要比戰爭低得多，在書中對此提供許多政策建議。 此外，《沸騰的護城河》主張台灣政府需要全新的軍隊文化，培養全民抗敵的集體意識，並提供物質、組織、軍事知識與理念等支持，以「社會縱深」彌補台灣「地理縱深」之不足。 博明建議新上任的賴清德政府深化軍事改革，例如其一，國防部門換血改造，拔擢願意接受新觀念的軍人，強調「支持國防建設」是台灣社會共同使命。 其二，學習以色列建軍備戰觀念，而非獨師美國。借鑒男女皆兵等兵役制度、精實後備訓練，建立強韌的民防體系。 其三，建立國土防衛部隊。以社區防衛為主的國土防衛部隊體系有助台灣應對持久戰爭，提高中共犯台成本，嚇阻侵略野心。 提防中共「把擊敗國民黨的方法拿來對付西方國家」 隨著川普政府換屆，博明自離開公職加入智庫之後，似乎在反共志業上更有揮灑空間，也更不遺餘力。例如不久之前，日本《日經亞洲》（Nikkei Asia）在五月中旬以〈美國分析家：對台防衛戰略模糊需要澄清〉為題報導，指出博明認為美國下任總統應該維持現任總統拜登對於中共犯台會進行軍事介入之多次承諾；而美國前總統川普若在今年底再度當選總統，也應表明不許北京在西太平洋發動戰爭，包括入侵台灣。不知是否巧合，5月28日《華盛頓郵報》報導，川普在競選活動中大嗆中共，他再度當選總統後「中國要是犯台，就把北京炸了！」——這麼清楚的「表明」，連中共軍方都急得大罵「喪心病狂」，似乎相當奏效。 今年四月，博明與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首任主席蓋拉格（Mike Gallagher）聯名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撰文直言，北京正在全球進行一系列瓦解西方民主秩序之行徑，美國的抗中鬥爭「必須要贏」，而不能只是主導競爭局勢而已，警告拜登政府若優先考慮解凍與習近平關係，是陷入了熟悉的陷阱。 博明和蓋拉格強調，習近平已經對美國發動冷戰，華府不該否認美中冷戰的存在，反而應該承認，並且堅決贏得這場戰爭。 4月12日，博明在美國智庫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紀念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45周年的研討會，敦促美國政府儘速祭出更明確的法案以加強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嚇阻北京犯台野心，「如果不這樣做，北京會認為我們只是在吹噓。」 早在2020年10月23日，博明任公職時曾在英國智庫「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發表中文演說，警告西方國家，中共正運用大數據進行統戰、干擾各國政治，更應特別提防中共「把當年擊敗國民黨的方法拿來對付西方國家」。 堅定挺立在反共陣線，博明的發言以及預言，屢屢振聾發聵，並且印證屬實，六月訪台之行又將如何為台灣及世人敲響警鐘，值得期待與關注。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曾任網路與投資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台大政治系畢業、美國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三十五年過去了，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國的禁忌話題，很多中國年輕人也不知道曾經發生過這樣的血腥鎮壓，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政治格局的轉捩點，也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氣候。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說，習近平上台後拋棄韜光養晦政策，西方國家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面目，但是離開看穿中共還很遠。 六四改變了中國，至今陰影不散 1989年4月15號，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驟逝，成為民眾不滿改革緩慢、腐敗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劑。幾千名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並很快演變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國性民主運動。6月4號，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下令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大屠殺，鎮壓了這場民主運動。 六四被視為中國改革的重大轉折點：六四前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十年，中共高層存在三種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具有民主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陳云為代表的固守專制體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既想改革經濟體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殺除了對中國高層政治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打擊了人民的民主訴求。 林培瑞說：「更重要的一個後果是鎮壓了老百姓的（思維）變化，因為80年代學生能夠出來上街抗議，寫他們的文章，80年代是一種相對來說共產黨最開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後不再開放，一直到現在。有人說鄧小平的考慮是，用2,000個生命來換20年的穩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樣說，但是很清楚這是他鎮壓六四的一個政治考慮。」 1978到1989年期間，中國民間在反思文革的歷史傷痛，希望推動政治和經濟的現代化。但是六四強行把學生和市民要求推進政治改革和反腐敗的和平呼聲鎮壓下去，終止了前面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勢頭。 林培瑞當年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北京辦公室主任，他幫助中國異議人士方勵之夫婦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被中共列上黑名單。他認為鎮壓六四的影響不止20年，至今已經35年了，屠殺的陰影一直旋繞在中國人的頭上，而且很可能還會再發生，比如鎮壓法輪功和香港民主運動，肆意逮捕和拘押維吾爾人等等，雖然鎮壓行動在規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鎮壓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會動真格的。 六四改變了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後江澤民和胡錦濤主政的23年里，中國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這個無害的新興市場國家。但是，中國問題專家李偉東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指出，西方對中國六四後發展趨勢的一系列誤判，使中國替代蘇聯和之後的俄羅斯，成為自由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對手。因為西方國家沒有更嚴厲的制裁中國，讓中國在此後多年都確信：西方需要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合作和中國的巨大市場，不管中國國內人權問題有多糟糕，西方都不會太為難中國，因為六四屠殺他們都容忍了。 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兼講座教授的漢學家林培瑞說，當年美國和西方國家主要有兩種考慮，一是要跟共產黨保持一個基本關係，一起對抗蘇聯。二是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對中國的經濟抱有希望，以為鄧小平又要重新改革開放。 他說：「六四後鄧小平主張的是韜光養晦，把中國強勢的那一方面掩蓋起來，讓外國政府認為中國能改革，會潛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發展，我相信鄧小平是故意讓外國人那樣看。」 林培瑞說，六四後從1989一直到1994年，美國政界曾經把經濟和人權掛鉤，美國國會每年都討論是否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但是1994年以後，柯林頓總統決定把人權跟經濟脫鉤，影響到今天。 西方至今沒有看穿中國 習近平上台後，通過反腐和壓制異議人士穩固權力之後，公開改變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開始在全球主動出擊，讓西方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意圖。 紐約時報刊登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評論文章，標題時《習近平，謝謝你》。文章用嘲諷地語氣說，習近平連任第三個任期被視為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歷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為西方不再對習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說，「這些希望不僅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戰爭變成了大規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鎮壓堪比蘇聯的古拉格。你的經濟『改革』相當於讓通常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重新成為主導者。」 林培瑞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說，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經希望中國潛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變，但是大約五六年前北京鎮壓維吾爾人之後，這個美夢破裂。同時，很多到中國去做生意的外國商人發現，中國學會了西方的科技之後，自己創辦公司，搞不公平競爭，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產黨的一些美國商人也開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說，西方社會離開徹底看穿中共還是有相當的距離。 他說：「美國政界商界裡頭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還是有那種天真的想法，覺得共產黨也是人，我們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舉個例子，最近關於要不要禁止TikTok的問題，很多好心的美國人說，TikTok是很多美國年輕老百姓很喜歡的東西，可以用它去發揮自己的看法，這是言論自由的一個工具，等等。他們看不到TikTok的具體作用，因為ByteDance是共產黨所有的，它的那些演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聞標題引到親共，而且在西方世界裡頭搗亂的那種所謂新聞節目。部分人看不到這個，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徹底看穿沒有？還有相當的距離。」 林培瑞警示，在某種程度上，共產黨對人類的危害甚至大於希特勒納粹。 他說：「希特勒的集中營是殺人，燒毀屍體，沒有別的能夠跟他作比較，這是壞到不能再壞的一個事件。但是你根據人數，多少人因為毛澤東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殺的人）多得多。大躍進大饑荒的原因是因為毛澤東的政策，毛澤東下命令怎麼種菜，等等，引發了世界上最大的饑荒，至少是3,000萬，有人說4,000萬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澤東干出來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數字去衡量這個問題，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壞多了。希特勒殺人是很殘酷的，但是毛澤東時代，包括習近平時代，殺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殘忍的。」 「中國夢」只能暫時掩蓋傷口，六四早晚會成為中共新的噩夢 中國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鎮壓以及在此之前長達50天的學生抗議活動稱為「政治風波」，把那場後來幾乎由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煽動的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習近平上台後，宣揚中國復興，年輕一代很多人沒有聽說過六四，也對六四不感興趣。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否成功地讓中國人擺脫了六四的噩夢？ 前六四學生領袖、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理事封從德封從德在舊金山參加六四35周年專題研討會後對美國之音說：「我們每年紀念六四，應該把（被）中共槍決的那些人高舉，把他們的像要刻出來，把他們的名字念出來，這些是我們最應該紀念的人，他們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會在制度和價值層面上成為中共新的噩夢。他說，習近平想跟毛澤東一樣控制人民的意識形態，但是現在的年輕人的知識範圍廣得多。網路之前的中國老百姓是孤立的個體，所有媒體是從上往下。有了網路以後，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來源是從下往上，現在的年輕人的視野比他們的前輩廣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時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說，目前中國民主進程倒退是習近平壓制的結果，表明上看似平靜，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的DNA，因此他對中國的民主前景並不悲觀。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6月4日，終年人聲鼎沸、車水馬龍的紐約時報廣場（Times Square），一則秀有「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字樣的廣告出現在它知名的分岔路大樓看板。廣告緣由，是為呼應前不久在台灣青島東路抗議國會擴權的民眾集會，而有海外僑民自行集資募款，設計出了這段30秒的台灣意象動畫（24小時間隔播放）。不過，基於宣傳地點（繁華的商業區）、廣告屬性（正面氛圍），使得這支廣告的目的，到頭來並不在批判自己的政治對立面，更大成分，卻是以「站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姿態，對台灣那些身處第一線關切國政的民眾做出迴響。 當天活動聚集了數百名紐約老中青三個世代台僑，其中不難撇見和前不久「BIG電影」紐約首映及「灣聲樂團」紐約首演的同一面孔，更不乏名符其實「公媽應援」的祖父母級老僑。如此，這樣的迴響，自然也帶有基於特殊處境下的「台式鄉愁」，也就是「紐約青鳥」（之後還有其他國家城市、國家響應，地理名稱應該會再增加）廣告上架行動，終究在呈現民主、自由台灣的真實存在，今天抗議國會擴權也許是這場海外發聲的觸媒，但「台式鄉愁」本身向來並不具政黨壟斷性，6月4日時報廣場上那些「熟面孔」，多有十年前無黨的柯文哲、後來創辦時代力量的黃國昌支持者，那時他們不也一樣不計回報為柯、黃出錢出力、熱情款待，只是十年一覺，才發現道不同不相為謀罷了。 另外，「Stand Strong WITH TAIWAN」上架的時間點在6月4日，因「六四天安門事件」35周年之故，難免讓人別有政治聯想。事實上，在這之前，中國海外民運團體（民主派）不是沒有相關紀念活動（每年例行），例如華人群聚的紐約法拉盛（中國移民占多數），6月2日就有一場紀念天安門廣場大屠殺集會，只是當天除了有中僑參與紀念，另也有一幫中共支持者在周邊鬧場，他們除了反嗆高喊「共產黨萬歲」，因為眼見有台灣人也出現在紀念六四活動上，竟向其連番斥喝「滾回台灣」，畫面頗為「肅殺」。 相較於6月4日時報廣場「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廣告上架活動（之前台僑、學生透過網路串連，號召前往打卡），儘管它的動能始於台灣內部激烈的政治爭鬥，惟它的目的在鼓舞各地台灣志同道合者，而非藉由外在舞台批判內部反方，氣氛上也就呈現了一片歡欣祥和。不過，海外台僑之所以能對支援台灣這般「樂此不疲」，長期以來，當然也建立在兩個關鍵基礎，一是「意見表達自由」，一是「經濟自由」。 前者，走過黑名單時代，台灣早沒有「自己海外行為連累國內家人」的風險，但那些在法拉盛舉布條聲援六四的中國移民，膽敢站出來，幾乎就已不指望回祖國和家人團聚。台僑是對台灣政治持續抱有期待而參與海外政治活動，但有多少盼望中國民主化的中僑，是以坐等奇蹟的心情在面對中共做最後一搏。其次，這次紐約時報廣場廣告集資，三小時在上千人贊助下達標（約8萬美金），同時代表了海外台灣人對家鄉政局的高度關注，另方面也說明了出門在外，向來都是台僑對台灣政客予以財力支援（例如幫忙募款），而非台灣政黨或政客為之贊助反饋。台僑的「經濟自由」，很大程度便決定了他們海外政治表態的自主性，這點，更是那些經常受控於中國外交單位的「海外小（老）粉紅」從未曾享受過的特權。 看待「紐約青鳥」的視角，儘管無以迴避它就是一場台灣國內政治喧嘩的海外延伸，卻也因為「六四」這樣的時間點，它再額外反襯了許多中國人儘管早已移居美國，也未必就能完全掙脫中國的囚籠。最後，藉由這樣的活動，其實也愈加顯現所謂「台灣意識」並不全然就是政黨意識，或者一定和個人血緣出身有關，而是長期作為一個被（中國）壓迫的群體，終究養成了某種心靈狀態，即自知必須加倍努力才能被世界重視，尤其才能得到公平競爭（國際上）的機會。紐約時報廣場的看板是對所有人開放，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期間，時報廣場也曾出現許多支持烏克蘭的意象廣告，背後出資者則多仰賴美國在地富豪慷慨義助（包括UBER，還有多個非營利組織），廣告商畢竟在商言商，資本帶來了話語權，這也是關於「紐約青鳥」的另一段闡釋說明。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5月20日，賴清德宣誓就任台灣新總統。三天後，中共啟動又一波圍台軍演，號稱「聯合利劍-2024A」。由東部戰區出動海空陸三軍，對台灣展開以軍演為名的騷擾。中共收穫了什麼？至少有十大看點。 陸股暴跌，台股高漲。軍演一開始，5月23日，台股高漲，達21000多點；陸股暴跌，上海股市再次逼近3000點；港股也應聲大跌，跌至18000多點。中國網民總結說：解放軍軍演，把台灣股市嚇得高漲了，把陸港股市嚇得暴跌了。沒有嚇著台灣人，倒把大陸人嚇著了。親共報人胡錫進暗示大陸股民不爭氣，連兩天軍演都頂不住。 對台灣的恐嚇效果遞減。中共大搞圍台軍演，而台灣社會，排名熱搜第一的竟不是軍演，而是日本文藝界的出軌緋聞。可見台灣民眾對中解放軍演的司空見慣、不以為然達到何等程度。恐嚇效果遞減，讓意圖製造台海「兵凶戰危」的中南海顯得頗為尷尬。 台灣國會爭鬥，中共抵近軍演，是裡應外合嗎？但效果抵消。軍演前後，在台灣立法院，加起來過半數席位的國民黨和民眾黨聯手力推「國會擴權」的相關法案，場內遭到民進黨議員抵抗、場外引發數以十萬計民眾聚集抗議。藍白憑藉過半席次，最後強行通過擴權法案。但台灣民間認為，王滬寧和中共是「國會擴權」的幕後黑手，而中共圍台軍演似乎要製造裡應外合的陣勢。但，正是這種陣勢，激發台灣民眾群起抗議。如果真有「裡應外合」，其效果自相抵消。 中共解放軍演，表面上聲勢浩大，卻沒有實彈射擊，宣傳報道用動畫片代替，給人打嘴炮、「提虛勁」的形象。小粉紅、老粉紅為此大為失望、失落，紛紛在網上表達不滿、窩火。兩年前，因美國眾議長佩洛西訪台，中共大搞圍台軍演，發射了11枚導彈，竟有5枚偏離目標，打到日本經濟專屬區，大出洋相。這回圍台軍演，解放軍未再發導彈，是不是因為解放軍導彈仍是豆腐渣、打不準，因而力避出醜，我認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在周邊國家眼中，中共解放軍力實力必由此再次大打折扣。 暴露作戰底牌，盡為美台兩方所掌握。美國國防部的聲明一語雙關、耐人尋味：「此類演習為美軍更加深入了解解放軍的運作方式提供了難得機會。」「事實上，這些活動顯示出解放軍要成功實施他們正在演習的這類任務將是多麼困難！」 圍台軍演再度爆出醜聞：解放軍戰機殲-16、轟-6遭台灣國軍戰機F-16V鎖定瞄準，隨時可用空對空導彈擊落。相關視頻瘋傳，讓中共難堪。國際媒體驚呼：「（這一細節）意外展示了台灣強大的軍事打擊力。」中國網民感概：「原來真正軍演的是台灣啊！」 而軍演次日，中共4463噸位的半潛式拖船「聯合啟瑞」號在東海沉沒，原因不明。但禁不住網民議論：沒有把對方的船擊沉，先把自己的大船擊沉了。稍後又傳出中方無人機墜毀台灣海域。機毀船沉，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激發周邊國家敵對，提升國際社會警覺，催化國際共識。中共軍演前後，連素來綏靖的德國都罕見表態：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乃是對整個世界挑戰，德國不能置身事外，有必要派軍艦行經台灣海峽，以彰顯德國阻止戰爭的明確立場。 加劇解放軍內部抵觸情緒和反對意識。東部戰區在前線演習，負責拱衛北京的中部戰區也不能閑著，半夜吹起軍號，官兵被迫起床演練，因此怨聲載道。適逢河北下暴雨，中部戰區傳出「水淹中南海，吊打習近平「的咒語，可見軍隊內部存在著對習近平的不滿。有可能，軍心動搖，軍心渙散，軍心思變。 事實上，頻繁軍演和頻繁出醜，必然打擊習近平在軍中的聲望，削弱了他在軍中的權威。加上頻繁的軍中大清洗，註定埋下更大不滿、甚至仇恨的種子。在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旗號下，習近平的逆勢操作，無形間，禍加自身。 綜上十大看點，就是習近平和中共的十大「收穫」，都是負收穫、負效果、反作用。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是八九六四35周年。對現代中國來說，這個日子既是光榮的，也是黑暗的。「光榮」指的是，自中共全國建政後，乃至中國近代開埠以來，還沒有一場群眾的反抗運動像六四一樣，涉及範圍如此之廣，參與者如此之眾，特別在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天安門廣場，抗議當局的學生如此之多，反抗行動如此之堅定；「黑暗」指的是，與此同時，也從來沒有看到，號稱「人民」政權的中共，在這一天撕下了其偽裝，命令它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創，釀成了屠殺事件，赤裸裸顯露出法西斯的本質，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5年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很短，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75年的歷史來算，已經相當長了，而如果放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則更長。當年參與六四抗議的大多數學生，如今都已過了知天命之年，從一個血氣方剛、指點江山的青春少年，變成了肩負家庭重責、為生活而奔波的父母。對一些人來說，也許沒有了當年的反抗意志，只想過平凡生活；對另一些人來說，當年改變中國的夢想仍然還在，並矢志不渝地追求。不管當時的參與者心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必須面對一個冷酷事實：中共政權並未如六四之後一段時期許多人預測的那樣，撐不過幾年，它至今看上去，仍然牢牢控制國家，似乎沒有垮台的跡象。一些人由此不看好中共會被反對它的力量打敗。 儘管如此，隨著中國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內部矛盾越來越尖銳，尤其是美中全面對抗的加劇，中共又到了一個危機的歷史時刻。這再次給了人們反抗的信心和勇氣，反對清零的白紙抗議運動就是一個代表。在很多人看來，別看當局全副武裝，張牙舞爪到極點，那不過是紙老虎，沒什麼可怕的；或者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只要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不斷加碼，中國經濟就好不了，經濟衰敗，國內民眾對未來的信心和士氣就將愈加低落，包括精英階層在內，對當局的不滿只會更加強烈，任何一個當局無法把控的不測事件都會導致政權內部分裂，從而推翻中共指日可待。 前一種看法有些太悲觀。中共確實藉著中國實力的增強，在統治人民、掌控政權方面，增加了很多工具，尤其在高科技監控人民這點上，已經做到爐火純青了。但要看到，正如中共自己經常強調的，決定政權是否垮台的根本，是人心向背，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如果一個政權，已經喪失了民心，縱使物質再強大和手段工具再先進，也是挽救不了衰敗的命運。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垮台是個大概率事情。 後一種看法又有些太樂觀。雖然中國目前遭遇到了很多困難，當局面臨著內憂外患局面，但中國是否崛起到頂，國際學界其實是有著爭議的。另外，中共手中掌控的資源和工具，在維護政權，打擊反對它的力量這點上，還是不能小覷。加之中國的規模和人口，以及當局在應對美國圍堵所激起的民族主義護身符，如果沒有內部民意的普遍覺醒並付諸於行動，把希望寄托在外部，以為中共真的像個稻草人，一戳就倒，也有點一廂情願。 事情或許在兩者之間，既不能太悲觀，也不能太樂觀，在從事針對中共的反對運動中，用得著中共常說的一句話，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也就是，在戰略上，有中共必被垮台的信心和信念，否則，反抗運動作為一項事業就沒有意義；但在具體的反抗運動的戰術和步驟上，要把中共作為一隻真老虎看待，正視它目前看似還很強大的事實，也正視中國目前複雜的現實以及反對運動相對還弱小的狀況，不能急於求成，要一步一步來，積小成多，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 當然，也需要看到，目前這種海內外聯動局面，在六四35年來，的確是一個從事反抗中共運動的好時機，甚至稱之為「天賜良機」也未嘗不可。就此而言，信心上樂觀一點也是有道理的。尤其對海外反對運動來說，必須抓住這個有利時機，開創出一種新的反對中共的局面。至於國內，鑒於當局鐵桶一般的維穩，使得有規模的反抗幾無可能，只能呈現為零散的、個體的抗爭，包括一些泄憤事件，從這個角度說，目前有利時機還不能轉化為現實可操作的反抗運動，所以暫時還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六四可以給海外反對運動提供一個好的精神資源。 提煉六四精神用以動員大眾 在過去的35年，海內外對六四的反思和檢討，基本聚焦於當時運動的領導者策略運用得當與否的問題。反思者經常在以下問題上進行爭論：在強硬派願意談判的時候，是否應該見好就收；是否要把主要矛頭對準鄧小平；是否要聽從學生中激進聲音的主張，以及是否真的對中國國情有了解等，這些爭議當然都是必要的，理性的檢討有助於下一次大的社會運動來臨後，避免重蹈過去的失誤。但是，在對六四本身檢討的同時，如何將六四化為激勵人們抗爭的勇氣，化為反對中共的群眾運動的精神資源和符號，或許是當下海外反對運動在紀念六四，反思六四更要緊的課題。 中國社會包括黨內雖然對當局的不滿日漸增多，尤其對高居廟堂之上的最高領導人幾乎完全失去了信心，然而，基於各種考量，特別是人身和財產安全的考量，以及對當局殘酷鎮壓的恐懼，敢公開反抗的人還是少之又少，這不能怪大眾的利己主義，畢竟在一個專制社會，敢以身試法，挑戰專制政權，捨身取義的人在過去每個時代並不很多，更何況在今天所謂的新時代。在壓制異端和鎮壓反抗力量這點上，新時代是集過去各個專制舊時代之大成，早就將社會的維權力量和黨內的異議之聲撲殺掉了，並對社會進行無死角的監控，個體要去對抗一個組織化和體系化的專政怪獸，確如飛蛾撲火，代價太高。所以，無論是基於害怕還是理性的算計，一個原子化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是不太可能把對政權的不滿和反抗的意志公開化為反抗的行動，充其量是把這種反抗局限在與政治無關的維權領域。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現實。 海外反對運動理應認識到這點，但這當然不是說，在這種現實面前，就只能徒呼奈何。海外反對運動可以做的是，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和工具，進行廣泛而持久的社會動員，積蓄力量，讓海內外民眾尤其對當局不滿的人意識到，造成中國百年危局的，正是這個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政權，只要這個政權不回歸人類的普世價值，它存在一天，就會將你我帶入險境，想歲月靜好，不關心政治，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從而使人民打破對當權者的幻想，為大變局的到來做好思想乃至組織的準備。 簡言之，海外反對運動要做的事情，是在動員中讓人民認清中共的本質和新時代的荒誕性，六四在這方面是個很好的精神資源。因為中共對六四的屠殺最無情地顯示它的殘暴性和反人類性。有了第一次也許就有第二次，但是在對中共特別是現政權的認識上，並非很多人都有這種認識，不少人甚至認為，正因為有了中共對學生運動的戒嚴和開槍，才保得中國的穩定，從而有了之後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才坐二望一，成為敢和美國叫板的全球大國。這是屠殺之「功」。此種糊塗認識弱化了人們的反抗意識，助長了中共專政。海外反對運動必須對此撥亂反正，這就需要對六四的價值和精神，用簡單明了、直指人心，和富有感染性的話進行提煉，以作為動員海內外大眾的口號。 在筆者看來，六四是一場熱血學生真正為國家前途命運著想、反抗中共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體現了學生大無畏和可貴的對專制政權不服從、不合作的現代公民意識。中國的歷史如魯迅先生所說，是只有做穩了奴才和做奴才不得的兩種情形。做奴才而不得就造反，但造反是為趕走一個鳥皇帝自己做皇帝，因此中國的歷史是周而復始不斷循環，社會也就在這種循環中越來越精神萎頓。晚清和民國因為有民族的救亡存圖，在西學東漸、圖強變革之下，社會一度思想開化，各種主義流行，滌盪了舊時代的腐朽氣息。然而好景不長，在中共一統江山後，帶來了比過去更嚴酷的專制，直至六四學生運動的爆發。它是一個思想全新的反對運動，本來是可以把中國帶入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新時代，可惜被中共的屠殺扼殺了。 海外反對運動應該將六四反抗專制統治的公民不服從和不合作的精神揭櫫出來，讓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成為在心裡反抗當局的最響亮口號。這是一個播種的過程。 謹以此篇，紀念六四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