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碭山超市驚傳持刀傷人 官方稱4傷民間傳4死
2026 年 11 月 10 日
這兩天，越南政府表示，馬斯克執掌的太空業者SpaceX，將投資越南150億美元布局星鏈。這看起來和中國沒什麼關係，但是中國社交媒體卻一直熱衷於討論：中國有可能出馬斯克嗎？答案當然是很難。但很多人都會想到，中國過去曾經出現過一個非常接近馬斯克的人。他曾是中國首富，對衛星很有興趣，也投入很多資金和心血，希望用800個低軌衛星環繞地球，為中國取得太空霸權，而且還真的和俄羅斯合作研發成功過自己公司的衛星。可是，他坐牢三次，如今80歲，孑然一身。圍繞他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如果沒有坐牢，或者他晚生幾十年，真的會成為中國的馬斯克嗎？二是他到底是中國首富還是首騙。他就是牟其中。當然，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富豪們都無法成為馬斯克，而且都容易成為階下囚。 經商、入獄，罐頭換飛機，成為首富 很多人應該都聽過牟其中的故事。他的一生都很叛逆，他1940年出生於四川萬縣，經歷過瘟疫，差點病死，大饑荒差點餓死，政治運動中也差點死——文革還沒結束的1975年，35歲的他就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研究會」，並撰寫《中國向何處去？》等文章，提出中國的前途在於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系，結果被判死刑，但死刑未被執行，入獄四年後因為文革結束他被平反。這個時候，他還是個沒上過大學的鍋爐工人。 但平反後，他發現時代變了，覺得中國走入了他要的方向，開始經商。做過很多生意，先是拿著妻子賣掉縫紉機籌來的300塊錢，成立了江北貿易信託服務部，成了當地第一個民營企業家。他商店的貨品豐富、便宜，允許不滿意退貨，還利用銀行轉帳的時間差，在上海工廠定製時鐘回重慶賣，賺了第一桶金。沒想到1983年9月，他就被抓了，罪名就是投機倒把。但這一次，他是幸運的，只在監獄裡待了11個月。他的提前釋放，和大時代有關：1983年和1984年，胡耀邦和鄧小平先後前往深圳特區視察，要求繼續改革開放不動搖。牟其中也因此堅信，自己的時代到來了。 1987年，他發現中國政府雖然嚴控冰箱的進口，但是不控制冷凍機械，只要超過360升，就算冷凍機械，於是他找南韓訂做了1萬台361升的冰箱，以冷凍機械名義進口，賺了1500萬。1989年，海南從廣東獨立出來建經濟特區，他就前往海南省投資房地產，潘石屹、馮侖、王功權都是他那時候的小弟。 但是他最著名的案例，也是把他送上人生巔峰的案例，則是罐頭換飛機。 1989年的一天，牟其中在火車上和人爭執時，偶然得知蘇聯準備出售一批圖-154客機。此時的蘇聯已經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以及極其匱乏的物質供給，正處於崩潰前夜，恨不得把拖累國民經濟的重工業軍工品當廢鐵換錢或者物資，六七十年代生產的飛機、大炮首當其衝。而剛成立兩年多的四川航空公司，則正打算以最划算的方式引入第一批客機。 牟其中眼前一亮，他的錢肯定沒多到可以買飛機，但是蘇聯可以接受用輕工業品換飛機。於是又開始了他擅長的空手套白狼或者說乾坤大挪移：先找上百個中國廠家購買幾十車皮滯銷的罐頭等輕工業品，一發車後就拿著發貨單讓蘇聯發一架飛機過來，飛機從莫斯科嗖的一下就過來了，幾百車的產品運過去起碼要幾個月時間才能運完，所以等飛機一落地，他馬上用來抵押給銀行，貸款去買換第二架飛機需要的物資。就這樣，他為川航換來了四架圖-154客機，整整賺了1.6個億，1995年成為當時中國的富豪前四名。所有的名利光環籠罩著他，他的野心也從天空變成太空，開始搞衛星，他的野心是800顆低軌衛星環繞地球，讓中國制霸太空。 1995年11月，南德集團投資的衛星在哈薩克發射成功，兩個月後正式投入使用，眼看夢想正在向他奔赴而來。但還沒等衛星計划進行到一半，牟其中的資金鏈出了問題。 帝國倒塌，成為首騙 拉倒他的，與其說是信用狀，不如說，是他的乾坤大挪移，或者說過於誇張的金融槓桿手段，與當時的大環境相悖，而這次，時代沒站在他這邊。 開始全身心投入衛星產業的牟其中發現衛星是個非常燒錢的行業，但是此時形式變了，1995年初，海南、廣東等地迅速出現了房地產泡沫，而北方的國企改革也造成第一批下崗潮，通貨膨脹到來，中國政府採取了緊縮銀根的經濟政策，南德集團在銀行的貸款渠道被堵。於是牟其中為償還債務和繼續擴大業務，開始採取開立信用狀的方式為南德集團融資。 信用狀是當時是一種國際結算方式，就是通過具有進口權的國家單位，憑藉跟國外公司的外貿協議，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銀行拿到開證費用和保證金之後，向貿易方付款。當時的南德公司就以湖北省輕工業品進出口公司的名義，跟澳洲的奧華集團等海外公司簽訂貿易協議，然後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支付開狀費、代理費及擔保費等各種手續費，然後獲得銀行支付的貨款。但這樣的前提是，進口貨物協議得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假貿易。通過這樣的方式，南德集團跟多個銀行使用信用證31份，獲取7500餘萬美元。可是後來，牟其中的這些進口貨物協議被認為是編造的，於是1999年1月，牟其中在北京被捕，之後被裁定犯信用證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後來改判為有期徒刑18年，2016年9月27日刑滿出獄。他的南德帝國也隨之崩塌。 中國錯失馬斯克──人們的遺憾與幻想 牟其中出獄這一天，SpaceX和特斯拉掌門人馬斯克在墨西哥舉行的第67屆國際宇航大會上高調宣布——10年內將普通人送上火星，100年內完成「火星移民」100萬的宏偉計劃，引發轟動。 也就從那時候開始，中國人就開始理所當然地尋找中國的馬斯克，很多人就提出了牟其中。當然，把他和馬斯克類比，還有個原因，就是大家總認為，若不是生錯了時代，中國是不會輸給美國人的，說到底，還是民族主義情緒的一環。可中國富豪那麼多，為什麼就是他？因為他看起來很像馬斯克。 馬斯克有很多奇思妙想。牟其中也有，比如「炸開喜馬拉雅山」，引入印度洋的暖濕氣流，把大西北變成魚米之鄉；把邊境城市滿洲里變成北方香港，打造中美俄三國的新焦點；發射800顆衛星把地球包起來；研發運轉速度為10億到100億次的電腦晶元；成立50家銀行，去華爾街融資來建設中國……就連出獄後，他的宏大想像仍在繼續。他提出「萬尾鯊魚苗計劃」，要將全世界的智慧大腦集中在一起，孵化創新項目。2023年好像鯊魚計劃已經破產，他轉向繼續做滿洲里計劃。 不可否認，其中一些當時看來很瘋狂的想法，今天真的實現了。比如他想將重慶火鍋快餐化，推向全球，海底撈實現了；他想出自31億美元給中國買航母，後來中國真的花了31億美元買烏克蘭的遼寧號；就連他最早的商店允許客戶在5天內不滿意退款，也被淘寶大規模實現。 他沒高學歷，但是他尊重知識。炸喜馬拉雅的點子聽起來也很瘋狂，但是這點子並不是拍大腿吹牛；這點子最早不是他想出來的，而是猶太人科學家提出的。他覺得不錯，還真的找了專家學者嚴謹地研究、討論、論證，包括工程爆破專家、氣象學家，物理學家。 他看起來真的很像。那麼，如果沒坐牢，牟其中真的可能成功嗎？ 人，制度，時代——到底是誰的局限性？ 不可否認牟其中個人超期思維和勇氣，但其實缺陷也有很多。他沒受過高等教育，而馬斯克的教育先天無敵。他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忽視管理體系建設。熱衷短期商業投機主義，忽視主業聚焦，未形成長期核心競爭力，而馬斯克願意把企業交給懂管理的人，而且一心一意投資未來，又把未來變成現實。 但更重要的區別是，成長於中國特定時代的牟其中，有一個中國企業家致命的思維模式：就是熱衷於中國式的宏大敘事。 牟其中的理想，不管是炸喜馬拉雅山，還是買航母，都是「國家民族式課題」，他提出這些項目的初衷不是服務於人類，也不是服務於現實，而是把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和仁臣夢想具象化，說白了就是服務於權力。就連製造衛星，也不是為了探索宇宙，而是為了幫中國獲得太空霸權。 他要建設滿洲里，並不是因為滿洲里有真正的市場發展潛力，而是以為中國高層還對蘇聯有著意識形態狂熱，以為中俄有著天然正義的經濟共同利益，這根本不符合中俄之間的複雜現實。他之所以能把飛機換回來，是因為那時候的蘇聯已經接近崩潰，而不是遍地機會。但那次成功也讓他對蘇聯解體後的經濟判斷發生了本質錯誤。中國的富豪們很多人都有著牟其中這樣的思想底色。 當然，他們也有思考生命的意義和人類的命運的時候，但是他們不會像馬斯克一樣造火箭造衛星、開發火星，去構建人類未來。也是兩回事，海航的陳峰、阿里的馬雲，一個把總部建成蓮花造型，一個搞太極和禪修，其中有多少借民族文化和傳統文化市場的利益算計且不說，他們對人類的命運也是矛盾的。試想，一個首富告訴你，他不喜歡錢，人要低慾望，996是福報，你會覺得他是在關心人類福祉？ 當然，更重要的是，對於權力來說，他們始終是個外人，有時候還是替罪羊。 牟其中不知道是否明白，民營企業家就像《投名狀》里的龐青雲一樣，草莽出生，就算建功立業，依然是權力運轉系統的外人。而在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力，民營企業家甚至還是不可控的、先天帶原罪的公有制敵人，更不能將手伸進權力壟斷的領域的。 當然，也不能否認馬斯克也藉助過所謂的「國家的力量」。他首先用火箭發射成功，來獲得NASA的信賴，進而獲得更多資金和技術支持。而牟其中，則只能用資料造假來換取銀行貨款，自掏腰包搞衛星項目，時代確實沒有給他今天這樣成熟的融資渠道和資本市場機會。 可同樣的事情，把馬斯克送上巔峰，把牟其中送進監牢。《南方周末》連續四篇文章說牟其中是首騙。十幾年後，《南方周末》也淹沒在歷史洪流里——「南周事件」把中國第一代市場化媒體送入歷史。 今天我們談論牟其中，並非因為他曾有多富，也不是因為他坐過牢。在中國，首富鋃鐺入獄的根本不只牟其中，還有2005年被中國《胡潤百富》雜誌列為中國首富，國美系的實際控制人黃光裕，2008年11月17日被捕，2010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4年；許家印，恆大集團的創始人和主席。2023年9月28日，因涉嫌違法被捕，至今還在拘留所。還有資產超過3萬億人民幣的明天系創辦人肖建華，2022年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就連馬雲，也曾消失3個月。 我們談論牟其中和這些首富們，無非是想談論，到底是什麼造成了中國和美國難以彌合的差距。那就是制度對創新的阻力，只要有這種阻力在，中國再有錢也出不來馬斯克，再有軍力也超不過美國。蘇聯的核武器曾經超過美國，後來，它解體了。 ※作者為作家，自媒體人，自由亞洲電台「亞洲很想聊」聯合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生當作人礦，死亦為標本 宋代詞人李清照在《夏日絕句》中寫道：「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如果聯繫當下中國的時事，這首詩歌可以改寫成：「生當作人礦，死亦為標本。至今思董卓，屍體點天燈。」 董卓是東漢末年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軍閥，他被呂布殺掉後，被暴屍於集市。史書記載：「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屍吏暝以為大炷，置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唐代詩人高適感嘆說：「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丁耀亢在《天史》一書中評論說：「燃臍達旦，脂膏自煎，何快也！」 董卓的屍體被當做蠟燭點燃，是他生前屠戮太多，政敵和民眾以此泄憤。今天中國卻有無數無辜平民，死後屍體被盜賣，切割成不同部分來重複使用，死者的遭遇跟董卓差不多。二零二四年八月八日，律師易勝華公開揭露盜賣屍體產業鏈案件，他說自己聽到這個案件後，頓時毛骨悚然，坦言做刑事律師這麼多年，辦過的案子形形色色，還是第一次如此震驚和憤怒，「誰知道自己領回的親人的骨灰是不是真的？」 根據披露的官方資料，在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三年間，山西奧瑞生物材料公司涉嫌在四川、廣西、山東等地非法購買遺體與殘肢作為原材料，再將這些屍骨重新加工後用來生產「骨植入性材料」產品。總共超過七十五人涉案、盜賣的屍體超過四千多具、總計非法營利三點八億人民幣。全案涉及單位包括山西奧瑞公司、四川恆普科技有限公司、山東青島大學附屬醫院肝病中心、桂林醫學院、桂林市殯儀館、平樂縣殯儀館、永福縣殯儀館等。 該案中最具黑色幽默卻又讓人慾笑又笑不出的一個事實是：幕後操控者山西奧瑞公司總經理李寶興，其專業是人體解剖與組織胚胎學，主持自主研發的「同種骨植入材料」產品獲得九項國家專利，曾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全國勞動模範」的金字招牌的背後，卻是喪心病狂利用屍體發財的黑心罪犯。 更讓人拍案驚奇的是，隨著「盜賣屍體案」不斷發酵，八月九日中國股市開盤，中國骨科材料概念股集體高開，正海生物、奧精醫療、大博醫療競價漲停，凱利泰、威高骨科、冠昊生物、康拓醫療、春立醫療等高開超百分之七。對此，有網民評論說：「為什麼不是跌停，而是漲停，這到底是什麼社會，真是人間地獄啊。」 比屍體被盜賣更可怕的是，在天網無孔不入、攝像頭超過兩億的中國，每年居然有上百萬人失蹤，其中有很多是青少年。江西少年胡鑫宇離奇死亡案，以及二零一七年武漢數十名大學生失蹤案，均草草結案，引發人們的熱議：這些案件是否跟人體器官移植有關？ 據深圳新聞網報導：七月十四日上午，深圳市人民醫院順利完成兩台肺移植手術，與肺纖維化患者老楊匹配的肺源是從廣州通過直升飛機運到深圳的，整個過程僅耗時半小時。有網友披露，老楊正是楊振寧的長子、美籍華人楊光諾。楊振寧晚年投共，果然為家人謀到了美國求之不得的福利。而肺的來源，報道語焉不詳。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器官買賣國。有知情人透露：「牙齒一顆一萬，滿口牙二十八顆二十八萬。肺約六十萬。心臟約三十萬。腎約三十五萬。骨髓約八十萬。眼角膜一隻約十萬，一雙約三十萬。以前人體器官移植，只是一條灰色產業犯罪地帶，雖然血腥惡毒，但尚不致於敢公開收買。被拐騙拐賣的人，運氣好的至少還有條命。現在合法化了，各大醫院明碼標價的大量收購。至於供體來源的合法性，只有天曉得。兒童器官很值錢，但最好的還是十二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器官最優質。年齡越大，器官越不值錢，但還是有剩餘價值，比如脂肪可以熬屍油，骨頭可以製作鈣片，醫美圈可以用作塑形材料等。在人體器官販子眼裡，一個個孩子，就是一垛垛行走的百萬大鈔。」 誰願意做中國人的孩子？誰願意做中國人的母親？ 杜甫的兩句詩歌揭穿了天寶盛世的真相：「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而今天的中國，就能「凍死骨」也要被再利用一次。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時代來臨了。如果不是特權階級，中國人死後不能保有自己的屍體，生前也不能擁有身體的自由。 日前，「中華兒慈會9958兒童緊急救助項目」河南負責人、南陽志願者聯合會副會長、南陽卧龍區自願者協會法定代表人雷克被舉報。舉報稱，雷克要求接受善款的患兒母親陪睡，陪一次給一次錢。 八月五日，有官方人士向澎湃新聞證實，雷克數月前已因涉嫌職務犯罪被相關部門帶走調查，目前案件已轉至檢察機關。對於網上舉報內容是否屬實、是道德問題還是刑事犯罪等問題，相關部門正在進一步核查中。 據網友貼出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本身有家室的雷克向患兒母親發出許多曖昧的話，如「我沒有愛錯女人」等。另一則微博截圖是受害母親的陳述：「為了孩子，失身算什麼。」有網友爆料稱，「雷克讓患病孩子媽媽陪他睡一次，給一點捐款，再睡一次，再給點捐款，直到把患病孩子拖死，把捐款吞了。」 早在二零二零年，就有網友發帖揭兒慈會藏污納垢，提到一個河南省金牌志願者，拿善款要挾患兒家長，侵犯女性，斥為「渣中之渣」。這名「金牌志願者」就是雷克——他曾榮登河南二零一七年「中國好人榜」，還被新華社客戶端二零一九年的報道中譽為「出彩河南人」。可見，中共當局頒發的榮譽多麼名不副實，勞動模範盜取他人的遺體，金牌好人姦淫孩子的母親，清末的諷刺小說家也想像不出這樣的情節來。 在中國，當孩子很不容易。孩子像花朵，祖國卻不是任由花朵綻放的大花園。多年前，新疆克拉瑪依市友誼館發生一場大火，三百二十五人死亡，其中兩百八十八人是中小學生。火災發生時，有人向學生喊：「讓領導先走。」民間盲人歌手周雲蓬寫了一首名為《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的歌：「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無獨有偶，文革期間，習近平的母親不也在批鬥大會上呼叫打倒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嗎？習近平今日的暴政，是否為昔日創傷後遺症的總爆發？ 其實，中國的父母誠然怯懦，卻也為孩子付出了難以想像的代價。近期在微信上瘋傳一組截圖：一名母親為了孩子能讀上一所好的私立幼兒園，陪睡了校長。這位妻子竟然把這件事告訴丈夫。丈夫表示：「不在這裡上了，寧可回小縣城讀書也不在這裡上了。孩子不需要母親用這樣的方式為他贏得起跑線。母親陪睡的做法是出軌、很丟人。」母親卻為自己辯解說：「為了孩子這點犧牲又算得了什麼呢？我陪校長睡完全是因為丈夫沒有能力，我也非常委屈，這不是出軌。陪睡是我們現在能負擔得起的最輕的東西，我在為整個家庭犧牲。」看到這位母親的這段話，有人感慨說：中國人的母親多麼偉大！ 一九四七年，國共內戰期間，毛澤東為十四歲被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員劉胡蘭親筆題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十年後，毛再次題字，號召中國的孩子們向劉胡蘭學習。然而，讓劉胡蘭沒有想到的是，更多的中國孩子不是被國民黨殺害，而是死於苛政猛於虎的共產黨政權之手；很多活下來成為母親的中國女子，為了孩子而淪為權貴床上的玩物。如果劉胡蘭知道新中國的真相如作家冉雲飛所說「許多中國人的一生，就是從苟活到枉死的一生」，她還願意為之而死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就社會矚目的「死刑是否違憲案」，憲法法庭於9月20日作成判決。我們先簡單看幾個結論： 憲法法庭認為刑法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的幾項犯罪，都是涉及殺人、屬於侵害生命法益最嚴重的犯罪類型，因此以剝奪行為人的生命法益作為懲罰，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肯認死刑作為刑罰手段的一種，本身並未違憲。 對於犯罪情節最嚴重，並且於刑事程序之規範及實踐均符合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在這個前提與範圍內，以死刑作為刑罰的手段為合憲，這就是法律上所謂「合憲性解釋」。 所謂犯罪情節最嚴重，是最高法院近年來一致的標準，並且與國際公約的要求相符，亦即行為人「直接且故意導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此外，對於犯罪行為時或審判時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不得科處死刑，亦符合國際公約之精神。 憲法法庭並未廢死，也沒有處理個案應判決死刑與否，而是提出死刑相關的偵查及審理的程序要求，並重申於個案中應綜合考量犯罪情節是否屬於最嚴重的情形，作為原因案件及將來審理死刑相關案件時應遵循的標準。 進一步說明，本件憲法法庭審理原因案件共37件，聲請人所提出包含實體及程序上是否違憲的主張，都需經大法官審慎考量。其中所涉的四種犯罪類型包含刑法第271條第1項的普通殺人罪、第226條之1前段的強制性交殺人罪、第332條第1項的強盜殺人罪以及第348條第1項的擄人勒贖殺人罪。如前所述，在這些犯罪裡面，如果犯罪情節屬於最嚴重者，大法官仍肯認以死刑作為刑罰手段「之一」，並未宣告違憲。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過去擄人勒贖殺人罪處唯一死刑，大法官認為「以死刑作為唯一法定刑」，並沒有考量犯罪情節嚴重的程度，於這個部分是違憲的。然而這其實不是現行法，現行法的第348條第1項已經增加了無期徒刑的選項，因此被宣告違憲的其實是過去的舊法，會特別提出是因為可料想會有人以此斷章取義，說大法官宣告擄人勒贖殺人罪的死刑是違憲的，但並非如此。 至於什麼是「犯罪情節最嚴重者」，憲法法庭提到過去最高法院其實已經形成穩定見解，就是參照公政公約的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於公約的說明，排除「未直接且故意導致死亡的罪刑」，反面來說，就是只有在行為人「直接且故意導致被害人死亡時」，才有可能構成「犯罪情節最嚴重」之犯罪，並得以死刑作為其懲罰的手段。 而於與死刑相關的刑事程序上，也是本件憲法法庭裁判的一部分。對於什麼是死刑程序所應有的「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判決中指出如果犯罪嫌疑人是涉犯以上四種犯罪類型時，於偵查、警詢階段就應有律師在場並陳述意見（現行法並未強制要求）。又，現行法對於死刑，並沒有於第三審適用「律師強制辯護」及要求一定要經過「言詞辯論」，這樣的程序保障有所不足。再者，如果犯罪行為人於犯罪時或審理時，處於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的狀態，不能對之執行死刑，這與於馬政府時代已經內國法化的兩公約的要求相符。此外，憲法法庭認為，死刑的科處應該經過合議庭法官「一致決」。其他還有些程序上事項，為避免說明過於繁雜，於此就先略過不提。 大體而言，本件憲法法庭裁判有兩項主軸，即「嚴格化判處死刑要件」及「加強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但前者其實只是重申及肯認過去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行之有年的作法，並未把要件變得更嚴格。憲法法庭是於此前提下，加強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並對死刑做出合憲性解釋，其實並未對當前我國死刑制度做出根本改變。於尊重立法者價值決定及合乎憲法基本權保障的前提下，憲法法庭加強了程序保障的要求，讓死刑之判決程序更加完備，並符合國家人權公約之標準及國際潮流，憲法法院恰如其分地扮演著保障人權最後一道防線的角色。 ※作者為律師。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發布了延遲退休的決定，作為一項事關絕大多數人的公共政策，沒有聽取民意——哪怕以一種假裝的形式，沒有公開的討論，在中共三中全會過後不足兩月，就由立法機關通過，事實上，它構成了一起國家的違約事件。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60歲，女50和55歲——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確定的。如今70多年過去，國家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例如人口壽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從這個角度看，退休年齡確有必要延遲。但是這種必要性不等於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過程中就完全可以無視民眾，不去徵詢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或者以專家學者的意見去代替民眾意見。 所謂公共政策，要處在於「公共」二字，即它關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國家秘密或者處於戰時狀態，否則，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聽取民眾看法，並反饋於政策和法律，是現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識，此過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國的法律其實也有這方面的規定。 延遲退休決定無視公眾不滿 延遲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還不一樣，幾乎涉及每個勞動者的切實權益，所以徵詢公眾意見尤其必要。雖然延遲退休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為中國將要面對的現實而在專家學者和政府部門有過討論，期間也不時在媒體上成為一個話題，然而，中國當局從來沒有向公眾就這個問題公開徵求意見，更沒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會進行討論，作為政策出台的基礎。也許它在小範圍徵詢過相關學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後兩者儘管也受政策影響，但他們對延遲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廣泛的群體對這一問題的意見。當局不這麼做，當然不是因為技術上做不到——網路時代，就某項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徵求受影響群體的意見，簡直小事一樁，而是它頭腦里壓根沒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實民意的。民眾對延遲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滿正說明了這點。既然該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貿然更改它的合約內容，事實上就等同於違反了國家和勞動者達成的一個70多年的勞動合約。想想看，假如是一個企業，由於某種情況的發生，老闆可以在員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項實行多年的合同，使之變得對員工不利，是不是構成了一種違約行為？ 只是這種違約，員工還可以訴諸政府的干預，或者到法院起訴企業老闆，獲得一筆賠償，或者讓企業再改過來。但如今面對國家的違約，民眾無法訴諸救濟渠道，只能接受這個後果。此乃這次要人大常委會而非中國政府作出延遲退休決定的原因，也許在當局看來，在中國的憲制構架中，人大是權力部門；另外，理論上也是民意代表機關，既然人大同意通過，也就意味著延遲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權，無須徵詢民眾意見。 如前所述，雖然現行法定退休年齡已實施了70餘年，有調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點推出，論證過程做得紮實點，甚至做個樣子徵詢民眾意見，開放輿論討論，也不是不可以的。因為這並非是個十萬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馬上做不可。現在當局不惜忤逆公眾意志也要調整退休年齡，常理來看，背後定有某種不得已理由。 養老金缺口讓當局不得不打延遲退休主意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在向公眾解釋如此安排的原因時說了三點，一是有助於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利用，二是有助於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三是有助於滿足勞動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樣化需要。不能說她講得不對，但顯然，她迴避了問題的癥結所在。真實的原因在於，中國人口在這些年的劇降而導致的巨大的養老金缺口，讓當局倍感這一問題拖晚一天，形勢就危險一分。 延遲退休的宏觀背景是中國的人口危機，再疊加經濟的惡化。由於錯估計生政策帶來的人口壓力和人口紅利，中國的人口反轉比當局預想的來得更早，原來預測若干年後才會出現的人口危機在當局未作充分準備下突然到來。根據民政部數據，截至去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97億人、佔比全部人口的21.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7億人、佔比15.4%，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按這一進度，到2035年左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佔比超30%，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再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將達峰值。 發達國家到這一階段時，人均收入水平比當下中國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國在這兩方面都要落後很多，尤其是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體系耗費了太多的公共財政和資源，用於社保上的錢和中國的人口規模來講，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這幾年又遇上了經濟蕭條，企業和個人參保的部分也大幅減少，參保的積極性降低。這無疑給國家的社保體系構成了沉重壓力。就此而言，延遲退休是整個勞動者在為當局錯誤的人口政策買單。 中國的養老金缺口到了什麼程度？按照中國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報告，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將在2035年耗盡。未來30年，制度贍養率翻倍，養老保險支付壓力不斷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兩個繳費者來贍養一個退休人員，到了2050年，幾乎一個繳費者需要贍養一名退休者。屆時是否真的會出現如此巨大的養老金的虧空，當然可以爭議。 有一種說法認為，當局可以出售國有資產來彌補虧空。然而，問題在於，這一提議在現今社保體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過，之後也不斷被提起。雖然當局劃撥了部分國有資產用於社保，卻少得可憐，未來是否會大量劃撥，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如果經濟形勢不好，要用錢的地方太多，當局只能用國資這塊唐僧肉來救急，但至少現在還不是當局政策考量的選項。然而問題總要從現在開始解決，於是當局就在延遲退休上打注意，或許在當局看來，既然延遲退休有必要，晚動不如現在就做，故在三中全會過後，快速出台方案。 習近平常常敲打官員，群眾利益無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億，就變成了大事。可在延遲退休這件事上，習卻習慣性「忘記」了自己的警告。這反映出當局在所謂的群眾利益問題上，典型的言行不一，兩面派做法，口頭上講得好聽，可要動真格，群眾利益全然拋在腦後。這實際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當局施政的真實寫照。它也知道這樣做會引發民意反彈，所以不允許公共討論，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時官媒還可以對當局發出類似「延遲退休是對一代人的違約」的質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來後官方的「安慰」式解釋，就連這個「違約」之文在網路上也刪得乾乾淨淨。當局以為，它這一刪除，似乎大眾就不知道這是一起國家對它的人民的違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1990年代末期朱鎔基領銜國企改革時曾經公開放言，中國改革正在步入一個地雷陣，而他將義無反顧、抬棺前行。且不論他的激進改革在身後留下多少非議，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時龐大頑固、積重難返的舊體制是多麼難以撼動。 而今，特別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會」結束後以「改革」名義出台的一連串「砸鍋賣鐵」政策，正在將中共推入了一個遠比地雷陣更為恐怖的「灰犀牛陣」。其中，最新的一頭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延遲國民（職工）退休年齡的決定。 「改革」闖關的歷史重複？ 雖然修改退休年齡的法律動議，一個有關所有勞動者的根本制度，醞釀了十幾年，但是在「三中全會的決定」通過後僅寥寥數月，北京的全國人大就如此舉重若輕地快速通過這個極富爭議性的法律修訂案，不能不令中國公眾為之嘩然和愕然。 他們嘩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損失和對未來預期的進一步幻滅。在當下中國已經進入經濟大衰退、無論青年人還是中年人的失業率都高企不下，可見的企業破產浪潮已經到來，整個勞動群體對未來都陷入極不確定的預期之中，這本來是中國內需不足、消費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國央行前行長易綱近日在上海公開警告中國陷入嚴重通縮陷阱的根源。 這也是中國歐盟商會會長彥辭(Jens Eskelund)發表的憂慮所在。他在評價歐洲商會最近出台的一個報告時說，中國消費者極不願意消費，而他們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經濟的復興計劃。而新近出台政策卻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證券研究所的報告所指，在明顯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國政府不僅沒有伸出反危機的幫助之手，反而其財稅政策正在變成一隻「掠奪之手」。 而且，相比中國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各種「砸鍋賣鐵」的掠奪，無論緊縮財政還是瘋狂罰沒，或者紀委系統總動員，對上至退休部長級官員下至各級地方官員開展黨內官員巨額財產清查，等等，都沒有什麼能夠與勞動領域的根本性政策調整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衝擊相提並論。 公眾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們為砸鍋賣鐵竟然如此愚勇顢頇、一意孤行，無異於與勞動階級進行一場梭哈式的政治賭博。 畢竟，對尚存改革記憶的老輩人來說，類似重大的體制改革如此輕易地快速通過，讓人想起的先例並非朱鎔基時代「抬棺闖地雷陣」的勇氣，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趙紫陽主政推動的「價格闖關」的危險。趙試圖以激進的市場導向改革結束「價格雙軌制」，但引發了高通脹，也引發了194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抗議運動和公眾同情，最後導致趙紫陽的落馬和整個共產陣營的崩潰。後者算是這場真正的自由主義改革的未期然卻在更大範圍擴散的歷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遲退休改革，在醞釀十幾年後，是社保基金面臨未來幾年即將出現支出危機的背景下不顧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讀需要，在「三中全會」結束後匆匆二讀即生效通過，整個過程沒有按照《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徵求意見，基本屬於利用委員長特別權力強行通過的法律修訂。與同時間在廣州秘密二審宣判黃雪琴幾乎如出一轍，雖然後者只是一樁針對煽動顛覆的司法審判，卻違反了基本的審判公開的法治原則，而延遲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韙，拒絕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開審議，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過程的法律修訂。 所以，外界可以從中窺見，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為砸鍋賣鐵到了何種焦慮程度以致於不顧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們或許參照了同期公示徵求意見然後招致全民反對的「上網身份認證」的前車，頗有某種異乎尋常的自信，以為在過去十幾年對公民社會的清剿、對黨內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證全過程不受干擾地實現「砸鍋賣鐵」的最高意志。 僅此而論，足見中國統治精英，從領導集團到技術官僚，都深諳其中利害，卻完全站在勞工階級的對立面，機會主義地利用反顏色革命的鎮壓成果，強行闖關、通過這條如果在法國或者其他富有勞工運動的國家都將可能引發勞工階級極大反彈、乃至舉國抗議的法律。不能不說，這是貌似必贏卻極其冒險的政治賭博，不顧潛在的巨大政治風險，後者意味著一個持久不息的革命導火索。 苦力主義和勞動憲法 因為，雖然從表面上看，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到來，推遲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歐洲相關政策改革，作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項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國的勞動環境下，一個未經廣泛討論和審議的重大勞動政策的變更，在缺乏配套勞動和福利改革的條件下，不僅可能迅速上升為「國家違約」的政治衝突，而且從勞動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一改革也是註定失敗，可能引發中國勞動體制和社會結構的崩塌，進而造成持久的國家失敗。 簡單地講，原先成型於1970年代初的職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於當時的國民平均壽命（即61歲），在幾十年後國民延壽至平均年齡78歲後，表面上似有調整必要。但是，在過去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後期國企改革結束後，傳統意義的工人階級在整體上已經不復存在，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和階級意識全然消失，中國勞動領域只有沒有階級的龐大工人和受僱傭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引入的集體談判機制流於形式，並不存在一個正常國家裡的在工人階級與僱主階級之間的政治談判安排。任何勞動制度的改革都意味著是單向度的、強加的、違背工人和受僱傭者的階級利益。 其次，工人階級消失的無聲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92年開啟的市場經濟將19世紀以來的華工-苦力主義傳統喚醒了，並且以奮鬥-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階級的勞動權利觀。中國勞動者以推遲享受、為未來回報而特別能忍受現期超時勞作的苦力主義激勵，與國家暴力和資本暴力的雙重暴力驅動和諧並進。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 對中國廣大苦力-勞動者來說，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開始美好生活、結束苦力勞動的解放象徵。只有在雙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國，才可能真正理解這一年齡線對勞動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義。當然，今天也有許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齡勞動者苦於60/55的限制，僱傭單位對他們的超齡僱傭顯然違法，也斷絕了他們的生機。這在園林行業、建築行業也成為僱主們近年來的困擾，他們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勞動法，放寬退休年限。 這一對少數高齡體力勞動者來說像是僱傭者和被僱傭者的延退共識，毋寧反映了中國勞動者缺乏足夠社會福利和勞動權利保障的悲慘現實。對更多的勞動者來說，三年的退休延期卻形同絕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記重鎚。因為，在當下和未來的中國勞動市場上，充滿了年齡歧視。在缺乏工會代言和階級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數低學歷的勞動者如同騾馬一般被按齒序分類。其中，35歲意味著第一個失業門檻，簡直就是高學歷碼農的噩夢。而越來越多總量接近兩億的「自由職業者」（其中大部分實為外賣騎手、按摩師、護工、卡車司機等新僕役階級），一個更無勞動時間保障近年來因多發生高齡勞動猝死的勞動群體，新近被美團等公司限制招收45歲以上求職者，且被限制向高齡騎手派單。 也就是說，對總體上缺乏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且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成為勞務派遣工的中國勞動者來說，他們正在成為不穩定就業者，新流民階級。對他們來說，從40到60都意味著嚴重的職場歧視和越來越少的就業機會，和越來越短的健康勞動壽命。（譬如當今中國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勞動壽命只有57歲。）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儘管可能只是為現在已經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帳戶帶來更多一點兒在北京官僚們看起來微不足道的邊際損失，對無數困於勞動市場的邊緣化而無法被福利領域解救的失業者、靈活就業者等等整個新流民階級來說，卻可能意味著個人和家庭的災難，也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階級結構的瓦解之後發生社會結構的瓦解。 事實上，疫情結束的兩年來，中國各地激增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件，從吉林針對美國遊客的屠殺，到蘇州平江路慘案等等，幾乎每天、每周都發生的類似慘案，行兇者的年齡越來越集中在50歲以上的中年男人群體。他們正在耗盡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再來看十幾年前中青報等媒體大聲呼籲的，退休年限是一個國家契約、不可輕易違約的評論，其中固然有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敏銳和迂腐，但若對照中國勞動市場現狀，恐怕不難發現，相比中國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無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後也是唯一神聖的勞動憲法。任何對這一勞動憲法的輕視和踐踏，都可能顛覆整個國家的階級-社會關係和政治基礎。 如此來看，可能無需再行計算1970年代十幾個勞動人口養活一個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個勞動者養活一個退休者的不可能供養模式，任何人都能從中國勞動者的苦力主義悲慘狀況發現這場延遲退休改革失敗的必然性，它將可能在未來觸發一場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決策者們一以貫之的逃避態度所決定的。他們或許深知，他們正在踏入一個灰犀牛陣，以敲鑼打鼓、砸鍋賣鐵的方式喚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們。但是，在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度，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尚且被隨意拿捏，誰又真正在乎那些從未進入視野的勞工大眾呢？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牆內的財新網用《63歲景俊海轉崗全國人大 曾任吉林省委書記》的標題來提醒讀者「事出反常必有妖」。 與此同時，上海解放日報社的上觀新聞網則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書記，新職明確》為標題，同樣是意在提醒讀者「此事非比尋常「。 我們都知道中共政權的全國黨代會是五年一屆，地方各級黨委在同級黨代會上換屆也是五年一次。每屆全國黨代會召開之前擬定連任和新任中央委員名單時，即有所謂「三上四下」之說，即在召開全國黨代會的當年滿63歲的省部級正職可以進入新一屆中委候選人名單，64歲就基本不被考慮了。 這就是為什麼每到新一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為省級黨代會上換屆做準備的省委書記、省長大換班過程中，就要以六十三歲為年齡界限了。在某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總有一批未達65歲的省委書記或者省長被安排提前退出一線領導崗位—-無論他們當時是64歲還是63歲。比如1953年出生，與習近平同庚的前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前江西省委書記強衛，以及本文下面會詳細介紹的景俊海吉林省委書記的前輩王儒林等，均是在中共十九大召開的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年中被安排「退居二線」的。 而以如上幾位也是63歲就被退居二線的前省委書記們做例，就更能說明景俊海的63歲退居二線是「事出反常」了。因為下屆中共全國黨代會，也就是中共二十一大要在後年秋才召開。而依慣例，吉林省的十三屆黨代會應該是在明年的後半年才召開。那麼就算習近平並沒有讓景俊海在二十一大上晉陞副國級的打算 – 這意味著在二十一大召開當年就年滿65歲的景俊海沒有可能連任中央委員，但也沒有理由趕在今年6月就早早把景俊海打發到全國人大「養老」。 今年63歲或者64歲，也就是出生於1960年或者1959年，與景俊海同歲或者還比他年長一歲的在位省委書記有遼寧省委書記郝鵬，湖北省委書記王蒙徽，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等。正常情況下，這幾個人只要沒有被習近平計劃在後年的中共二十一大或者大後年3月的新一屆全國兩會上晉陞副國級，那麼就應該會在明年下半年召開的該省新一屆黨代會召開之前的一至幾個月里被陸續安排進全國人大的某個專門委員會。 另外今年6月對景俊海離任吉林省委書記的新聞發布內容也很反常。正常的運作方式是：65歲生日的當年被宣布不再擔任省委書記者，中共新華社的報道中都是不提原因—-因為沒有必要，同時也不會把該人即將擔任的全國人大某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虛職說成是「另有任用」。而宣布景俊海不再擔任吉林省委書記的中央決定中，居然加了一句「另有任用」。 而標準的慣例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只有在安排某省部級官員從在任一線崗位轉崗或者升遷至另外一個一線崗位時，才會在宣布該官員不再擔任此一線職務的同時附加「另有任用「四個字，但對被從一線崗位打發到人大或者政協，也就是退居二線的幹部，從來都不會使用」另有任用「四個字。景俊海絕對是唯一的一例。這就是為什麼上海解放日報社的上觀新聞記者故意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書記，新職明確》為標題加以諷刺。 照理，對於在63歲或者64歲就退居二線的省委書記或者省長，新華社的報道中都會在最後附加一句：「據悉，XXX(X X )同志是因為年齡原因不再擔任省委書記（省長）職務」。原因當然是避免引發「誤解」。這也反證景俊海的「不再擔任」省委書記職務，不是「因年齡原因」。 聽聞景俊海被「另有任用」的去向居然是全國人大的專門委員會，筆者在驚詫之餘，自然想起了景俊海吉林省長和省委書記職務的前輩王儒林，當年也是63歲上就被從省委書記崗位上安排退居二線的。 我們這裡先把中共歷任吉林省委書記從景俊海往前倒數5位，即：景俊海（ 2021年1月至今年6月），巴音朝魯（2014年8月至2021年1月），王儒林（2012年12月至2014年8月），孫政才（2009年11月至 -2012年11月），王珉（2006年12月至2009年11月）。 而如上開列的五任吉林省委書記中，唯有王儒林是吉林「土生土長」。祖籍河南，在吉林出生，和當今聖上習近平同庚，而且還是和習近平同年同月「下鄉插隊」。 日後的王儒林雖然沒有真正的學歷，甚至連習近平的「工農兵學員」的資歷都沒有，但卻因為其基層共青團幹部出身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被提拔，一路升到吉林團省委書記的位置。再往後就是受益於張德江的栽培，在吉林官場一路順風。2010年1月升任吉林省長，2012年12月出任吉林省委書記。 2014年8月，王儒林「臨危受命」，在把吉林省委書記職務交給時任省長巴音朝魯的第二天，就被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陪同出席山西省委幹部會議，接替了袁純清的山西省委書記職務。澎湃新聞隨即發表《山西新任「一把手」王儒林的吉林40年 》一文。人民網也發表《新「晉官」王儒林：在吉林工作45年 反腐先看一把手》一文為他造勢。 《夜話中南海》專欄過去的相關節目中，已經介紹過2014年的那場山西政壇大地震，被中紀委和中組部定性為「塌方性腐敗」。當時的王儒林被宣布不再擔任吉林省委書記時，當然是要強調一句「另有任用」。至於當時被王儒林取代山西省委書記職務的袁純清雖然在省委幹部會議上還被劉雲山當眾嚴厲訓斥，但因為是已經被中央決定平級調動，安排到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當副組長（組長是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兼任），所以在對他的山西省委書記的免職決定里，也有「另有任用」四個字。 照理說，這個袁純清和王儒林一樣，也是「團派「出身，而且與當年的共青團」老總「李克強的關係比同時期擔任團省委一把手的王儒林更近一層，在當時的團中央機關和全國青聯任職時是李克強的得力助手之一。所以當中共黨內把習近平「用人不當將對黨和國家造成很嚴重後果，山西就是典型」的一段訓話傳達到縣團一級後，就是山西省的幹部們也都非常奇怪習近平為什麼會對袁純清網開一面，居然沒給他的一個降職降級處分。 當時的中央黨校教授汪玉凱曾經在公開場合點著袁純清的名字批評，說是「山西存在用人不當、用人失察，導致腐敗連連，山西的主要領導要對此負責任，對袁純清調離的用意與此有關。另外，不僅僅是省委書記，山西省紀委、組織部都有一定責任。」 王儒林「臨危受命」之後，中組部的共產黨員網也發表了《晉官難當：袁純清與王儒林的治晉交棒》一文，繼續為他造勢。文中說「晉官難當」不是新鮮提法。只不過，原來多指安全生產事故的難以監管；而最近這一概念被人們賦予了新的含義：自十八大反腐風暴以來，山西已有金道銘、杜善學、令政策、陳川平、聶春玉、白雲、任潤厚等多名高官被查，所引發的官場海嘯更是難以想像……。 該文章還透露，時任山西省長李小鵬曾對記者訴苦水，說他當山西省長的感受只有八個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2015年3月的全國兩會期間，王儒林面對央媒記者的採訪，把山西的腐敗特點，歸結為「量大面廣、集體塌方、形勢嚴峻複雜」，更稱山西官場集體塌方「不是個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幫，一動它就塌方」。 當時的王儒林還對採訪他的央媒記者訴苦說：反腐打貪官的同時還有一項同樣重要的工作是「物色合適的人選補位空缺、重建官場」。但卻苦於無人可選，無人敢用..….。 因為當年的王儒林是被習近平委以重任，寄以重託，所以一時間關於他將會在十九大上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紀委第一副書記的呼聲甚高，沒成想他在山西省委書記位置上只坐了一年零10個月，反腐工作僅僅取得了所謂「階段性成果」，習近平便沒指望他「再接再厲」，趕在山西省十次黨代會召開之前安排他退居二線了。 相對於王儒林，其吉林省委書記的繼任巴音朝魯雖然也沒有被習近平恩賜一個副國級，但畢竟是在省委書記位置上堅持到65歲零1個月才被要求讓位給時任吉林省長景俊海。屬於標準的「正點下車」。 有道是，因為巴音朝魯是鄧小平時代開始之後少有的出自「少數民族」的省委一把手，同時又因為他所屬的民族蒙古族是個「大少數民族」 ，每屆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者全國政協副主席中都有該民族代表的份額，所以當初自巴音朝魯榮升省委一把手後，無論是在內蒙古還是在吉林，都有人看好他的副國級未來。 離開吉林省委的一個月後，巴音朝魯被宣布為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8個月後，他的蒙古族同胞，中共前「蒙古王」烏蘭夫的孫女，中共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布赫的雙胞胎女兒之一，比巴音朝魯年輕三歲的布小林也被安排進了這個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按照入「場」的時間順序排名在巴副主委之後。 關於布小林2021年年中是否真的是因為「健康原因」而被免除了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職務，提前退居二線 ，以及她的家庭與習近平家族曾經的「患難與共」，詳見筆者三年多前發表在本專欄的《誰將是中共國務院的下屆女性副總理？》和《 夜話中南海：石泰峰「超齡服役」是在等待晉陞副國級？》兩文。這裡只要補充一句，那就是布小林「健康出了問題」之後，即有一些內蒙古族的幹部，包括筆者當年的一位蒙古族大學同窗都為巴音朝魯遺憾，認為假設布小林「健康出了問題」的時間提前半年多，習近平就不會安排巴音朝魯退居二線了。 轉眼到了去年3月，在第十四屆全人大一次會議上，巴音朝魯被宣布為民族委員會的主任委員，68歲上被從二線虛職轉為二線實職，也算是習近平對他的一種肯定。與此同時，比巴音朝魯年輕3歲的布小林卻只是被繼續留在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任上。到底是因為布小林的身體情況已經不允許她出任一個有自己辦公室的二線實職，還是習近平對她的「民族情緒」不甚放心，筆者無從判斷。但巴音朝魯在68歲上還能夠被安排為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的二線實職，至少可以證明他身為一個蒙古人卻對習近平推行「民族同化」、「少數民族漢化「政策是堅決擁護的。 前面開列的五任吉林省委書記中，孫政才和王珉的下場人所共知。這裡只要提醒孫政才是在吉林省委書記任上與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一同進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的。但是孫政才比習近平整整年輕了十歲，習近平怎麼可能對他放心？ 至於孫政才當年吉林省委書記的上一任王珉是和後來的景俊海一樣，到吉林後先任省長，繼而就地升任省委書記。日後又從遼寧省委書記任上「正點下車」。當時的去向就是如今的景俊海剛剛去報到的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 說完了如今正在秦城監獄裡「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的兩個前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和王珉。回過頭來再說景俊海。 司馬南同志曾說過：「基本上所有的貪官的事兒就是兩類：涉及到個人品行方面的，一是口袋沒管住，二是腰帶管不住。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問題就更嚴重了。」 關於孫政才和王珉兩人是如何得罪了習近平， 也就是司馬南所說的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問題，筆者在本專欄過去的文章中已有介紹。至於如今的景俊海被迫提前退居二線的原因，幾乎肯定不是和孫政才及王珉一樣的政治原因，很難想像習仲勛陵墓宏偉擴建工程的主持人會因對習近平的「忠誠不絕對」而在黨內遭受「冷處理」。 而從沒管住腰帶也沒管住口袋，包括沒管住老婆、情人及子女的口袋的角度判斷，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之一就是景俊海已經被中紀委實錘的「八個有之」的性質雖然已經達到了中紀委界定「嚴重違紀違法」的標準線之上，但習近平念他為皇阿瑪修墓擴陵功不可沒而對他網開一面。於是便有我們如今已經看到的結果：不予處分，調離一線領導崗位。 但是，如果習近平的「紙」最終還是「包不住火」，景俊海到了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之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前車之鑒是：如今在秦城監獄裡打發餘生的前吉林省委書記王珉和前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等一票落馬貪官都是從省委書記崗位上「平安降落「之後還是在全國人大的某專門委員會副主委任的上被倒查倒追的。日後的景俊海在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的會場上突然被中紀委人員帶走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如果真有這一天，那麼吉林省委書記就也和我們過去節目中已經介紹過的貴州省委書記的位置一樣，堪稱中共政壇里的高危崗位了。 另外一個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就是景俊海的問題被習近平成功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後，突然鹹魚翻生，從二線重返一線，甚至是在2028年3月的新一屆兩會上被安排一任副國級職務。 這樣的先例也不是沒有。具體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介紹和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式現代化」現在是習近平政權的頭牌節目，已經成為中共當今治國路線的總概括。那麼，這個說法的涵義究竟是什麼呢？此處文短，難以系統陳述論據來做深入探討，但將之放到人類歷史上「現代化」的來龍去脈大背景下稍加分析，也許還是有幫助的。 稍加分析之後，你會看到，「中國式現代化」不僅作為一個說法在修辭上自相矛盾，無法成立，而且作為治國路線就是一個陷阱——用流行語言說，那就是一個坑，一個大坑。為什麼習近平熱衷於挖這麼一個大坑呢？咱們也會連帶說及。 中共官媒新華社2024年7月18日發布照片顯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帶領他的政治局常委成員出席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現代化」來自哪裡？ 本欄曾經提到，中共幾年來連篇累牘宣揚「中國式現代化」，但卻鮮少提及什麼是現代化。這個現象本身很有意思：連「現代化」是什麼都不清楚，再弄這式那式的種種花樣，還不都是無本之木嗎？ 我這裡也不想給「現代化」下定義。一則，在自由的學術研究中，每個概念都可以有多種定義，我再多給一個定義又有什麼意思？第二，有人喜歡指責本欄「立場先行」或「從概念出發」，咱接受批評，盡量少談一些概念。當然，公平起見，希望這些人也能去指責習近平和中共當局：你們總是大談「中國式現代化」這樣的概念，說什麼都先把「堅持中共領導」的立場挺在前面，為什麼在中國就不能有人批評你們的做法呢？那些堅持中國制度優越的人，為什麼偏偏要來享受美國之音的言論自由呢？ 中共不提什麼是現代化，其實背後也是這個邏輯：現代化起源於歐洲，首先成就於西方。這是歷史事實，無關立場或概念。「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說法本身，已經暗含了這一事實。你明明想做西方已經做過的事情，偏偏還要反西方，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說法的自相矛盾。這和利用美國的言論自由來指責美國之音發表批評中共的言論是一樣的荒謬邏輯。 既然以西方已經實現的現代化為他要爭取做到的目標，那說明他認為西方的現代化是個好事情。可是，西方現代化中有的東西他不想要，於是扭曲出來這麼一個「中國式現代化」的說法。他不想要什麼呢？搞懂了這個，大約也就可以明白「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秘密了吧？ 為什麼「中國式」是陷阱？ 大體來說，西歐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進入現代化進程。當然，也可以推到更早的某個歷史階段，但對這裡的分析來說這並不重要，因為再早也是在西歐，包括南歐、西南歐，反正不是在中國。 不錯，中國那時候在世界上還是挺先進的，但正是從那之後被歐洲迅速地遠遠甩在了後面，以至如中共所說，到了19世紀中葉就處在所謂積貧積弱、落後挨打的地步了。這就是學術界所說的所謂「大分道」（the Great Divergence）。西方隨後實現了現代化，中國目前還在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奮鬥目標。 西方為什麼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並取得成功呢？這是理解最近幾百年來人類歷史的一個核心問題。撇開各種爭論不說，仍然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西方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大體說來是伴隨發展出來的憲政民主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後來，特別是20世紀以來，現代化進程延展到世界各國。 那麼，有沒有不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而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呢？答案很肯定：沒有。有沒有不走憲政民主道路而成就了現代化的民族呢？答案沒有那麼肯定，因為也許有幾個可以爭論的邊緣小例子（比如新加坡），但是，肯定的是：一個大國也沒有。 這樣的歷史事實是什麼含義呢？很簡單，實現現代化，第一離不開資本主義經濟機制（一般稱之為市場經濟），第二不可以不發展憲政民主制度。如果有第三，那也可以說，取一而不取二的話，一個大國就要分裂為很多小國，各國同時還是要搞一點哪怕很不到家的憲政民主，也許也可以實行現代化，當然也可能禍亂連連。 以上三條，中共絕對不要第二條；至於第三條嗎，中共原來根本不懂：鄧小平拿新加坡當樣板，他願意看到中國分裂成250個規模相當於新加坡的國家嗎？既然不願意，還侈談什麼新加坡模式，就說明不懂得「規模」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這一點，也許另找機會來談。現在習近平好像懂了，一提「中國式現代化」就說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可是，習近平較之鄧小平，又退到了甚至連第一條也不大想要了。 但是，他想要人家那種物質成果，甚至還想超過人家的物質發展水平。「中國式現代化」就意味著：不要現代化的制度條件，只要現代化的物質成就。天上掉餡餅兒的事，很多嗎？反正習近平有這份自信：天下獨一份，這餡餅就會掉在他頭上！ 我也相信餡餅會自動來到習近平的飯碗里，只不過我知道那餡餅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國民眾血汗勞動干出來的。為什麼中國民眾的血汗成果會自動來到習近平的飯碗里呢？那就是「中國奇蹟」了：因為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壟斷了中國的權力，可以任意掠奪中國人的財富。 有人會說，西方的現代化就那麼好嗎？現代化怎麼能等於西方化呢？這問得都很有道理，這個咱們下次談。今天先說清楚一點：西方式的不好，不意味著「中國式」的就一定好，更不意味著「中國式」的不會更不好。不管西方如何，「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中共專制權貴獨享的現代化，也就是中共權貴坐享餡餅，中國老百姓跌進陷阱。
繼慘負七球於日本後，中國足球隊昨晚對戰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在大部分時間多踢一人的優勢下，仍遭對手反勝。今天《人民日報》即以「中國隊痛失好局 主帥難辭其咎」為題，炮轟來自克羅埃西亞的總教練伊雲高域，指他「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一如既往，責任全在外國，勝利的榮耀歸於自己，失敗的恥辱諉於他人。 中國足球不濟，當然有很多因素，如資源錯配、體制內的貪腐、訓練方式不恰當，諸如此類，但相信很多人也奇怪：中國大陸十四億人，怎麼連一支世界級的，不，是見得人的球隊也組織不到呢？這個足球問題，跟你問「中國那麼多人，怎麼諾貝爾獎得主這樣少」差不多。世上有些事情，不是恃著人多勢眾就能夠成功的。 近年中國砸了很多錢，夢想提升足球水平，一項投資就是聘請外國教練，當中不少均來自足球強國西班牙。前幾年，兩個西班牙學者Diego Quer和Jennifer Pedro為了研究中國足球發展，就訪問了四個受聘到中國的西班牙教練，及一位中國人教授兼業餘球員，試圖從社會文化角度解釋中國足球水平何以長年低迷。那兩位學者提出以下三個原因。 一、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中國家長特別注重讀書，中國的考試壓力又特別沉重，年輕人慣了聽從父母，學業為重，自然不會花太多時間踢波。因此，中國人口雖多，但願意成為職業球員的年輕人卻少之又少。 二、中國缺乏真正的足球文化 中國雖不乏球迷，但社會並沒有真正的足球文化氛圍。眾所周知，該國體育是用來培養民族自豪感的，由於中國長期輸波（聞說中國隊打遍亞洲，已沒有哪國球隊未輸過），中國人自己也以國足為笑話，結果形成惡性循環：輸得越多，足球文化越淡薄；足球文化越淡薄，球隊越擺爛，結果輸得越多。 Alexandra Fernández是一位受聘在中國訓練青年球員的西班牙教練，她說：「仍然有中國人不知道足球是什麼。孩子們認識足球，是因為國家主席的新政，他們被迫要在學校練習足球。」 三、球員只懂「聽領導話」，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這一點我認為尤其重要。足球是團隊運動，要達至世界級水平，端賴整支隊伍所有球員的有機協作、臨場應變，這需要各人動腦筋、用策略，有別於某些運動，只需要一個有天賦的人日以繼夜拚命練習（像全紅蟬）就能夠獨佔鰲頭。然而中國足球的訓練，始終脫不了機械操練模式，而球員也改不了一味服從的習性。 所有受訪的西班牙教練都同意，中國足球最常用的訓練法就是重複練習，讓球員可以不假思索做出各種指定動作。西班牙教練柏拉沙（Luis Garcia Plaza）被問及初接觸中國足球的感受時，說：「中國人極有紀律，但他們的足球學院訓練非常注重分析，他們在球場上缺乏天賦和創造力。」 至於中國足球教練，西班牙教練Jaime Pérez則這樣評論：「他們（中國教練）很難接受球員有某種決策自由，所以較喜歡使用簡單直接的指揮方法。」撰文的兩位學者指出，這種機械式訓練及「聽領導話（following the leader）」的文化，阻礙了球員培養即興發揮和創新的能力，由是影響團隊的實戰表現。 由於文化差異，中國儘管不惜工本嘗試引入西方足球的訓練方法，但十多年過去，始終徒勞無功。中國繼續灰頭土臉的輸波，贏家就只有財源滾滾的洋教練。近日中國隊連敗兩場，官方固然可以說成是「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但在我看來，足球根本是中國教育文化的照妖鏡，甚至不妨說：你懂得中國足球，就明白中國了。（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習近平2012年底上台後馬上就在官場搞了個「妄議中央」的罪名，「妄議」是指「胡亂議論」，「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則是中共為搞官場內鬥新造的黨文化標籤，在中共的語境中有貶義。而中國曆來就有的「異議」一詞，是指「不同的或反對的意見」，在政治上指向當權者，應用更廣泛，帶有反極權的正面意義。 近年伴隨著政經形勢變壞，中共當局針對「妄議中央」和「異議」，正在進行一場「全民封口」運動，並且層層加碼。 先說「妄議中央」。近十年來，不少落馬高官被通報的問題都有此一條。但最近連向來為中共充當喉舌頗為積極，應該摸透了黨的邪性的胡錫進，也因為「妄議中央」而挨整。這是當局一個加大言論防堵力度的舉動。 胡錫進「妄議中央」挨整說明了什麼 今年7月27日開始，在中國大陸網路頗為活躍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突然沉寂，隨後傳出他遭「禁言」，迄今已有40多天。 根據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前院長劉紀鵬的微博視頻，胡錫進證實他被禁言三個月（到10月27日），胡借劉紀鵬之口認慫稱，「我確實得加強學習，要完整準確地理解黨中央文件的含義……。」 胡錫進這次出事，據說是因為針對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稱新的《決定》中沒有「公有製為主體」的表述，並指「這種變化無疑是歷史性的」，結果得罪了當局。 連胡錫進都「犯（黨）規」，這一方面可能說明胡錫進自恃有多年的喉舌生涯老資格，黨認為他忘乎所以了；另一方面或者是黨國現在更專制但又更脆弱，連老胡說幾句人話也容不下了。 胡錫進現在很大可能還是口服心不服，但畢竟他是被中共認為是「黨的人」，當局也只是輕輕敲打他一下，日後再登場時他無非自嘲「一時口舌之快」，然後小心翼翼，繼續為黨國宣傳服務。就像劉紀鵬所說，禁言結束，胡錫進重返網路會是所謂的「更加成熟」。 劉紀鵬其實也在挨整之列，他在去年底公開表示中國股市長期只在3000點上下浮動，相關制度也不完善，呼籲股民不要入市，結果他說幾句良心話即遭全網禁言。隨後他辭去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職務，懷疑也和此事有關。 近日，劉紀鵬在2024年鳳凰灣區財經論壇上，呼籲退市時必須考慮補償無辜的中小投資者時，說希望股民堅持下來，曙光就在前面。 在中共這種政治環境下，為了安全，劉紀鵬只能改口說這類不痛不癢、也沒有半點作用的話了。 不過，到9月13日，劉紀鵬微博帳號被發現顯示「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該用戶目前處于禁言狀態」，最近一次更新是9月5日。至於這次他再被禁言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經濟不好 中南海更多禁忌 劉紀鵬吁股民不要入市，觸犯了中共高層的「經濟光明論」。三年疫情後，當局解除封控並試圖重振經濟，習近平、蔡奇等中南海高層一再強調唱「經濟光明論」，這是變相的言論管控要求。 但近兩年中國經濟復甦困難，地方債台高築，百業蕭條，各地倒查稅收、「砸鐵賣鍋」變賣國有資產，罰款高漲，非高速公路也收費。股市「跌跌不休」，滬指近日連續失守2800點……現實的經濟不好，中共宣傳上的維穩就難有效果，「經濟光明論」實質上已破功。 胡錫進質疑「公有製為主體」消失，則與中共路線之爭有關，因為習近平主導經濟，一直被批評是「打右燈向左轉」，口喊改革開放但行動上打造更封閉黑箱，將政權安全置於經濟發展之上，從而使中國經濟陷入困局，所以胡的話題十分敏感。 過去一年多來，不少中國經濟學者也因為發表與官方不協調的觀點遭到封殺。除了劉紀鵬，還有深圳東方港灣投資管理公司主席但斌、財經博主洪榕、投資研究機構格隆匯創辦人陳守紅、知名評論家水皮、經濟學者馬光遠、財經作家吳曉波、原中金財富證券資深投資顧問徐曉宇等人。 經濟不好，中共執政合法性，習近平坐穩紅色江山的合法性就會動搖，此時最忌諱的就是言論的質疑。從7月份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到8月的北戴河會議，一直到近日，中共內部是非不斷，有關習近平健康和權力不穩的傳言四起，本質上也都與經濟搞不好有關。 各方議論中共朝政，無論是尖銳的還是溫和的，是直言上書，還是網路傳言，無論來自體制內外，境內外，都會令當權者坐立不安。如此看來，習近平一上台就準備好的禁止官員「妄議中央」，是有備而來，早就料到有今天？ 從「妄議中央」到「政治異議」 胡錫進「妄議中央」說了什麼，人們能查到。如果翻看一下過往的官方信息，可見過去10年有不少落馬貪官都有「妄議中央」的問題，但「妄議」的內容從未公開，只有在坊間流傳的隻言片語。 中共遼寧省前書記王珉的「妄議中央」的言論流傳較廣。官場傳言稱，2014年，王珉曾在酒席中當眾大發政治牢騷，對習近平當時派親信李希到遼寧任職非常不滿，當有人提醒他「小心被當了腐敗典型」時，王珉脫口說出了一句：「說你腐敗你就腐敗，不腐也敗，說你不腐敗你就是不腐敗，腐也不敗」。聽講者當面奉承王珉「論斷精闢」，王珉當時還自嘲了一句「精個屁」。這幾句話很快被傳給了李希，李希再報告給習近平。 有些落馬官員的妄議中央罪名是和閱讀政治禁書罪名連在一起的。比如近日一審開庭的浙江省政協前副主席朱從玖被指「私自攜帶違禁書籍入境並長期閱看」，並「妄議中央」。有可能這類官員看的就是中共高層醜聞類別的禁書，偶爾也在飯局上講講內幕消息，結果被舉報了。 「妄議中央」者通常沒有達到反共的高度，往往屬於黨內的政治牢騷，或不滿某些政策，與爭權奪利有關。甚至有一名內蒙古官員涉「妄議中央」而撤職，只是因為他把習的所謂「金句」編成了黃段子。 習近平整治官場逾十年來，中共官員人人自危，乾脆整體陷入怠政、懶政的「躺平」狀態。一位在中共官員圈子混熟的大陸媒體人朋友透露，現在官商界各類飯局中，每當說到可笑可氣的人或事時，都會罵「那個人」——意指習近平。官員們對習只是敢怒不敢言。 與官員們「妄議中央」有中共內鬥因素不同，另一類對習施政的批評，有時也是體制內人士所為，但傾向正面，屬於「異議」、「異見」。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任志強。 2020年初，新冠疫情從武漢流行開來，習近平主導了疫情的隱瞞，又在初期放任病毒傳往世界。知名房產大享任志強，寫了一篇批評習近平防疫的文章，指習「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任志強後被以貪腐名義判了十八年。 2022年5月，中共當局發文要求離退休幹部與習近平保持一致，不得「妄議中央」。當年8月，河北邯鄲的老黨員董洪義、馬貴全、田奇庄發公開信要求修改黨章，包括取消「黨領導一切」、禁止個人崇拜。結果董洪義被判刑1年6個月，田奇庄被判刑2年，後者最近才出獄。 這幾名中共黨員的意見，在當局看來是被加入貶義的「妄議中央」，但在外界看來，也屬於正面的「異議」。 三年封控引爆「異議」抗爭 對共產黨和習近平的政治異議，在體制內外一直存在，隨著習近平的集權，特別是三年疫情期間當局搞動態清零封控運動，製造人道災難，社會上異議井噴，穿越中共紅牆傳往海外。 因經常表達異議被清華大學解除教職的法學家許章潤，2020年5月寫過《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揭露疫情下暴露的種種問題。 一直倡導非暴力公民運動的法律學者許志永，也在2020年初，終於忍不住直接喊話要習近平下台。之後他被抓捕判重刑14年。 2022年10月13日，勇士彭立發在北京中關村四通橋上掛出反共橫幅，一條寫「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鎖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一條寫著「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彭立發還播放反共錄音，在抗議現場點起狼煙，相關視頻和圖片迅速傳到全世界。他被迅速抓捕，至今沒有消息。 北京四通橋事件，帶動了2022年12月的全國性「白紙運動」，抗議者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這場運動促使習近平不得不結束了動態清零惡政，但當局隨即秋後算帳，抓捕參與抗議者。 彭立發的義舉，影響深遠，直到最近，青年方藝融也在湖南婁底新化縣的天橋上，掛橫幅播口號反習反共。 中共擴大打壓異議加速滅亡 中共當局這兩年加大力度清理「異議」，國安部衝上前台頻頻發聲恐嚇；新設的中央社會工作部在全國設點，社區監控人盯人，併網羅外送員、網約車司機等加入特務行列；公安維穩機構越來越龐大，還擬拋出網證網號制度升級監控…… 中共又大搞跨境迫害，在海外直接以各種方式威脅異議者。而一旦這些人自己回國探親、辦事，隨時會是被抓捕的目標。 最近一個例子，是旅美藝術家高兟，近期在回國探親時遭到河北警方逮捕，據說是因為高兟兄弟二人多年前製作的毛澤東下跪懺悔雕像等，觸犯了所謂「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這個罪名邊界含糊，被認為是跟「尋釁滋事」罪名一樣，是一個「口袋罪」。 中共查「異議」甚至還覆蓋了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學者。 今年5月份，吉林大學外籍助理教授杜本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他指習近平訪歐，「在美國與歐盟之間打入一個楔子，毫無疑問是北京的長期基本目標之一，也可能是習近平親自出訪的原因之一」，等等。事後杜本被強迫辭職，並被要求兩周內離開中國。 中共建政後一直搞政治運動，打壓「異議」者是核心內容。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之後，中共針對異議的打擊，至今已形成一套臭名昭著的維穩體系，因言獲罪案例比比皆是。 但同時中共人心盡失。因為壞事干多了，謊話說多了，中共現在做什麼說什麼都令人懷疑，這從近期民間對當局推網證網號和房屋養老金的反彈可見。 在政經頹勢揮之不去的黨國沒落期，中共當局可能最想從根子上滅掉「異議」，於是要全民學「習思想」且「入心入腦入魂」，還要「從娃娃抓起」。這是一套邪教做法，違背天理。 防民之口，自古以來是政權衰亡的信號。中國古典文獻《國語》中記述，西周政權陷入財政危機，周厲王宣布對山林川澤的物產實行「專利」，即搞國營壟斷，又增加賦稅，國民怨聲載道。周厲王就下令禁止國人批評朝政，還從衛國找來巫師專門刺探批評朝政的人，厲王聽信了巫師的報告，殺了不少人。最後人們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談，只交換了一個眼色，就匆匆地走開。（典故「道路以目」）厲王見報告批評朝政的人漸漸少了下來，十分滿意。但召穆公對他說，企圖封住老百姓的嘴，這比堵塞江河的後果還要嚴重。（典故：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果然，三年後，國內發生暴動，周厲王逃亡。 奇怪的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初的2013年9月，中共黨刊《學習時報》曾刊發題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文章，警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意難違。 現在看來，這隻能說明，是中共的領導人自己一直在裝傻，搬這一套中華祖訓出來只是騙人的。因為當局現在雖宣稱要以中華文化為根，卻要以魔教馬克思主義為魂，意味著中共控制的中國，早已丟掉了中華民族的魂，讓馬克思主義的邪靈得以乘虛而入。這種替代，其實在中共建政時之後一直在進行，意在使中國人由中華兒女變成馬列子孫。 說到底，即便當權者禁絕了所有「妄議中央」或「政治異議」，但人們表面歌頌，內心還在咒罵。人心盡失的結果，就是政權的垮台。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政府批准了一項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計劃，從2025年起，在十五年里，逐步將男職工、女白領、女藍領的退休年齡從60歲、55歲、50歲分別延遲到63歲、58歲、55歲。其實政策出台太晚，力度太小，根本不足以緩解老齡化危機，相當於將政治定時炸彈推遲到下屆政府任內引爆。 養老金危機是如何造成的？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是1955年確定的。當時中位年齡只有22歲，60歲及以上老人只佔7%，1個65歲及以上老人對應11個20-64歲勞動力，出生時預期壽命只有47歲。中國的年齡結構到1980年幾乎沒有變化，因此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人們對不會出現養老危機的預測以及「計劃生育好，政府來養老」的承諾和宣傳深信不疑。當我在2000年呼籲停止計劃生育，最開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對和謾罵。 2004年《人民日報》旗下的《中國經濟報告》發表我的《老有所養，誰來養？》，可謂石破天驚，被各大媒體轉載，並被網易財經評為中國財經新聞「TOP-10」第八。 後面我得知，其實有關部門在2000年就開始關注我的觀點，並在一定程度推動在2004年啟動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不幸的是，這個小組由蔣正華（原國家計生委副主任）和宋健（獨生子女政策的詮釋師）領導，囊括了幾乎所有官方人口學家。他們在2007年出版報告，建議堅持獨生子女政策不動搖。 對我的觀點最為重視的是財政部和社保部的官員，因為他們對養老金短缺等財政難題有最直接的認識。財政部長金人慶拿走過我的五篇內參報告。有關部門對計生委這一利益集團其實很惱火，2009年曾考慮繞開國家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界，而組織財政部、社保部等部門討論人口政策調整，邀請我參加。但是後面不了了之，畢竟國家計生委的勢力太大。 為什麼養老金改革遲遲不動？ 社保部們內部其實很早就意識到養老金短缺危機，在2008年就考慮「每3年延遲1歲，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但是當時還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刀子還沒有放下，就來止血，在政策邏輯上難以自洽。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宣布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的同時，就提出了要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2014年還沒有實行全面放開二孩，社保部就急不可待地推出了推遲退休年齡的方案，並計劃在2017年正式出台。養老金改革遲遲沒有落實，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高層沒有充分認識到人口危機的嚴重性。2012年蔡昉等十七位頂級人口學家警告，如果實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可達到4.4；單獨二孩就足以將生育率提升到2.4。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也警告，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將上升到4.5，每年出生4995萬人。在單獨二孩政策破產後，國家衛計委推薦實行全面二孩政策，預測生育率將在2018年達到2.09，在2023年、2050年還有1.75（出生1550萬）、1.72。在全面二孩政策慘敗後，中國政府仍未停止計劃生育，而是在2021年實行三孩政策。根據《經濟日報》的介紹，三孩政策「能夠大致實現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而「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為會「導致人口過快增長，重蹈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口過快增長的覆轍」。可見，到2021年，高層擔心的還不是養老危機，而是人口過快增長。而現在官方也承認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只出生902萬。 第二，擔心失業問題。由於獨生子女減少年輕消費者，中國內需嚴重不足，「過剩」上億勞動力，存在嚴重的失業壓力，就業高度依靠出口。如果推遲退休，必然加劇失業壓力。 第三，將政治定時炸彈推遲引爆。各國的情況表明，延遲退休不得人心。2011年英國改革養老金制度，200萬公共部門職工罷工抗議。法國計劃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4歲，在2019年-2020年引發了法國25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抗議，在2023年再次爆發了有上百萬人參與的抗議。2018年，俄羅斯政府進行養老金改革，男性退休年齡在10年由60歲調高至65歲，女性在16年內由55歲調高至63歲，也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而中國現在的退休年齡最早，而老齡化將比主要發達國家更嚴重，退休年齡也將更晚，在這個過程必將爆發一系列抗議、甚至難以預料的政治危機。 以前是能拖就拖，現在是無法再拖，一方面因為已經火燒眉毛了，各級政府面臨財政壓力；另一方面因為人口形勢已經很明了，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不可能支撐現有的養老體系。 有人說這麼大的政策，為什麼不充分討論就匆匆出台。一是因為養老金改革是人口結構所決定的，不是民意所能改變的；二是因為耽誤太久了，沒有時間討論了。 婦女年輕時沒有「生機」,年老年時苦無「生計」 英國以前領取退休金的年齡是男65歲、女60歲，2011年實行養老金改革，將婦女退休年齡推遲到與男性一樣的65歲。現在男女都是66歲，在2026年至2028年間將推遲到67歲，2044年-2046年間推遲到68歲。有智庫建議1970年後出生的提高到71歲。 美國1960年以後出生者要到67歲才可領取全額退休金，預計今後還將推遲。 2020年中國一個65+歲老人對應5個20-64歲勞動力，而英國、俄羅斯、美國分別只對應3.1個、4個、3.7個勞動力。現在中國的城市老人的待遇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誕生了一個中國特產：廣場舞。但是到2050年，中國1個老人只對應1.5個勞動力，而英、俄、美對應2.2個、2.3個、2.4個勞動力。 人口結構國際比較 根據這次養老金改革計劃，到2040年，中國男性退休年齡63歲，女性55、58歲。那時候的人口結構能支撐這種退休年齡？人口結構比民意、政治更有話語權，現在不討論就突然推遲退休，今後也隨時可以突然推遲。現在的英國年輕人難以在70歲前退休，難道中國的年輕人能在60多歲體面退休？ 不推遲退休年齡將導致老人的福利和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間的殘酷博弈，而後者是沒有話語權的，後果是年輕人養不起孩子，生育率持續下降，老齡化加劇，陷入惡性循壞。 有人說中國養老金危機是養老制度不完善。其實養老的本質是「人養老」，不是「錢養老」。勞動力是麵粉，養老制度是制麵包的技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便今後不推遲退休年齡，但是只能領到微薄的養老金，老人也不得不自食其力。 婦女是老齡化的最大受害者，因為預期壽命比男人長6-7歲，並且通常比丈夫年輕幾歲。養老金短缺迫使老年婦女不得不工作，比如芬蘭、日本、德國的60-64歲婦女的就業率從1995年的16%、39%、10%提高到2023年的64%、64%、62%。有些日本婦女在年輕時就很少上班，但是到了老年卻不得不找工作。計劃生育讓中國婦女在年輕時沒有「生機」（生育的機會），到年老時將苦無「生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