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资争议升温 墨尔本多家医院医师下周罢工
2026 年 8 月 5 日
虽然说料敌从严，但也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习近平掌权以来卯力整顿军队，他给解放军的任务指标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如今十一个年头过去了，这三大任务目标落实了多少？上海有个脱口秀演员以此为梗，形容野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结局很悲惨，连累整个行业被剿灭，可见习近平是很认真的，他的圣谕不容开玩笑。 中共透过中央军委会掌握拿队，习近平当了五年副主席，十一年主席，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换句话说解放军现在的领导班子，都是由习近平一手提拔任命的，不能推给前朝胡锦涛、江泽民掣肘来卸责。军委主席下设两位副主席及四位委员，通常由国防部长、及曾任各军种司令或战区司令的上将出任。现任副主席是张幼侠、何卫东，委员则为张升民、苗华及刘振立，新任防长董军尚未扶正，这些人中只有张幼侠打过仗。 中国国防部长被定位为外交及仪式性的角色，并无实质军权，习近平上任以来任命过四位防长，常万全和魏凤和都任满五年，第三位李尚福只在位不满七个月就被废黜落马，由董军匆匆接位。 六月二十七日中共政治会议做出决议，新华社发布一则措词极为严厉的通告，指控魏、李两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魏凤和“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信仰坍塌、忠诚失节。”李尚福的罪状也差不多，但多了行贿罪。 报告因此强调两人“辜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军队政治生态，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因而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军检审查起诉。按照中共的语境级别，其结局差不多等同于判处无期徒刑或死缓了。 按照中共的六大纪律，依序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生活不检和贪污受贿都不算大事，违反政治及组织纪律才是大逆不道，魏凤和及李尚福一定触犯了习一尊的禁忌罩门，也算是罪无可逭了。 中共体制性的贪腐已经令人民麻痹无感，肃贪只是权力斗争的借口，极权体制耀武扬威通常就像纸老虎一戳就破，普丁侵乌彻底曝露了军队外强中干的短板，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那么习近平期许作风优良的解放军还能打仗吗？ 解放军腐败，火箭军（飞弹部队）重灾区，魏凤和是首任司令，他的继任者周亚宁和李玉超都下落不明，星星落满地，李尚福因装备发展部而出纰漏，其共同特征都是因为同为肥缺而成为贪腐的温床。 岳飞说“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解放军如今已成权斗争的鹰犬爪牙，两任防长被双开而一叶知秋，军虎们深知自家斤两而畏战，似乎只剩习近平相信可与美军一较长短，一旦中美驳火，如此作风不良的共军还能打仗吗？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具体时间终于在昨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每月“例会”上决定了。同时决定的还有对中共现任国防部长董军的前任李尚福和前前任魏凤和的党内及军内的处理决定。 笔者注意到，中共的党媒、军媒无疑都是接到了对此进行“淡化处理”的指示，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将此消息置于第4版和第3版的底部，标题都是雷同前一天新华社的即时消息：《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联合早报》对此事件的报道文章标题是：“李尚福、魏凤和被开除中共党籍 料难逃牢狱之灾”。 依笔者之见，昨天宣布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中央军委《关于李尚福（魏凤和）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内容中，最关键的一句应该是“将李尚福（魏凤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既然在昨天的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此二人已早被中央军委宣布军法制裁了， “牢狱”就已经是“正在进行时”，还谈什么“料难逃”？ 关注焦点是时候要放在中共政权前后这两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该当何罪上了。 我们知道，李尚福的“失踪”是去年的8月下旬，而如今政治局会议公开了他被中央军委立案调查的起始时间是去年8月31日。同时公开的对魏凤和的立案调查起始时间则是去年9月21日。前后相差三周左右。 不过，也正是在去年的8月31日，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追问魏凤和的下落时虽未直接回应，但却强调“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当即就有媒体报道文章分析说：这等于是承认了“传言”绝不是空穴来风，魏凤和作为副国级官员，不可能仅仅因为贪腐被查，一定是政治问题，显示习近平对军队掌控出了大问题。 除了立案审查的起始时间相差三周左右，中央军委对李尚福和魏凤和分别作出的“审查报告”内容上的主要区别大致如下： 魏凤和被控“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李尚福则在此基础上，又被加上了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 与此同时，相比李尚福，魏凤和的经济问题还被多控了一句“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一项。 另外，两人虽然都被控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违规”罪名，但相对于魏凤和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李尚福还为其本人“谋取人事利益”。 好像是说，李尚福是即卖官又买官 ，而魏凤和则只是卖官。 如果此分析在理的话，那么魏凤和当初高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就只是看不上部下们那点贿赂款的习近平钦点，而李尚福的这一职务则是靠行贿手段买到的。 曾驻北京的日本资深媒体人、现驻台湾的矢板明夫先生在X平台上分析说：李尚福去年被免职以后受到处理并不让人意外，而“魏凤和在这个时候受到处分，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因为他是不折不扣的‘习家军’。习近平曾以打破惯例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布‘魏凤和是我的人’。” 具体所指是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5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约一个星期以后（11月23日），就匆匆忙忙地在北京军委大楼主持了一场专门为魏凤和一人单独安排的上将军衔授衔仪式。 矢板先生回忆说：魏凤和的这一“殊荣”当即引起国际媒体关注，对此进行了详细报导，推测习近平提拔魏凤和是为了在军队核心安插自己人。 笔者很同意矢板先生的如上说法。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如今的魏凤和并未被控行贿罪的原因所在。 至于政治上的罪名，首先要分析的是相比于李尚福的“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魏凤和则被控“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节”。 笔者注意到，无论是外部媒体还是墙内网评，都有人认为魏凤和的“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和李尚福的（仅仅是）“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是有轻重之别。 所谓“背弃初心使命”，在中共纪监系统早已经是陈词滥调。不妨举个最近的例子，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本月21日发表的《自然资源部原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钟自然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消息中说：经查，钟自然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不信马列信鬼神，搞迷信活动……” 李尚福是否也信鬼神我们不敢肯定，但内部通报中即使有这方面的内容，官方报道也是绝对不敢公布的。中共政权的国防部长信了“鬼神”，用一些媒体评论文章的标题中的话说：这仗还怎么打？ 至于“丧失党性原则”这句话，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使用率则是比“背弃初心使命”更滥，与“丢弃党性原则”、“毫无党性原则”、“背离党性原则”等，出现在大部分落马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处分通报中。 至于“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前一半并非新词，就是在中共党纪宣传中也并不新鲜，人民网就曾刊登文章指“但凡大搞迷信活动的党员干部……都与信念信仰坍塌有关”。 但是，“忠诚失节”四个字，那是绝对的“鲜活”。不但是中共处理所有党员干部的通报中从未出来过，在“市面”上也是百分之百的陌生。笔者刚刚上百度百科输入了“忠诚失节”，得到的回答是：“抱歉，百度百科尚未收录词条”。 有些外界评论从魏凤和的“忠诚失节”联想到李鸿忠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当时的中国新闻网曾以《李鸿忠：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以“无我”示忠》为醒目标题报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最出彩的一段是：“……要做讲政治、讲忠诚的‘知行合一者’，以‘无我’示忠，以‘小我’示忠，以‘成仁之心’示忠，以大担当示忠。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 此后，外界媒体曾对“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一句做过大量的评论，但却忽视了同样重要的一句“以‘成仁之心’示忠”。 让人不由得联想起“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 对所有中共高官来说，总书记兼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是地地道道的活阎王！ 刚刚从《博谈网》上读到的《两任国防部长同日被开除党籍 忠诚失节对不起寡人啊》一文引述网友评论说： “忠诚失节，这四字最为精妙。寡人对你们这么好，你们却如此对孤家。这不是情况说明，是圣上的哀歌啊。” 但是，许多墙内网民却不是从“叛党”—-也就是背叛习近平本人的角度，而是从“叛国”的角度理解“忠诚失节”这一新鲜词。 今天在微信上看到的“信仰坍塌我懂。忠诚失节，第一次听到”的跟帖内容有： “军人失节，无非逃跑，投降，通敌，叛变，卖国，具体到哪了？真的不敢想”;“忠诚失节，估计类似变节。或投美、西或投日、台。不就是当汉奸吗”；“这个级别都叛变了 还有谁（不叛变呢）”；“火箭军重灾区，从魏凤和到李玉超两任火箭军司令都落马了，火箭军从军到班全部泄密了”。 这里说明一下，应该是三任火箭军司令都落马了，大外宣对此报道的标题就是“三任火箭军司令员齐出事”。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任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与第三任火箭军司令员之间的周亚宁。此公已经于去年底和李玉超以及吕宏、李传广等人被“一锅端”。具体到周亚宁，除了被宣布罢免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同时还被宣布罢免了当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当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副主任委员职务。 笔者刚才读到的墙内网民坚信魏凤和“忠诚失节“就是“通敌变节”的评论内容还有：“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去年的泄密事件真的是令人痛心疾首！！！！”； “火箭军家底被这货那是漏一个底掉”，以及“应该是我们的千手观音系统的一些参数泄露了”，等等。 看来，很多墙内网友还是有办法维护他们的“知情权”的。 那么什么是“千手观音系统”呢？2008年2月初，凤凰大外宣曾刊登《美称中国曝光C4ISR系统 初步具备发现即摧毁能力》，说是美国国防及亚太安全专家彼得．克拉克最近撰文指出，共军向外界首次展示的代号为“千手观音”的指挥控制通讯系统（C4ISR）能够为中等规模的联合战术群进行信息处理与整合，并将系统内的所有平台连成一个整体……。 不过文章中也借克拉克之口，承认共军的C4ISR系统虽然已经对美军在东亚的存在构成威胁，但其战役指挥控制能力相对美军来说还只是战术级应用，尚不如美军同类系统成熟……。 接下来，墙内媒体于2015年10月刊登的《中国“千手观音”系统战略意义远超航母 》一文公开披露共军已经建设了一套千手观音系统。并特别解释说：取名”千手观音”，意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如此说来，如果这个已经“法力无边”的“千手观音系统”是被魏凤和泄露了“参数”，那岂不是意味着原来已经发展到能够打赢美国的共军战力又因此被打回原形了吗？ 的确，从魏凤和的“忠诚失节”联想到中共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宣传中高频率使用的（投敌或通敌）“变节”，是很自然的。很有道理。 不过呢，如果魏凤和的“忠诚失节”确实就是“通敌变节”之意的话，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姚诚先生的分析内容，即泄密范围是局限于火箭军自身。要不怎么会出现自火箭军建军以来前三任司令员全都落马的情况呢？。 去年6月的《朝鲜日报》中文版就曾刊登《司令员被捕说、副司令员自杀说…被美国报告书搞得一团糟的中国火箭军》一文，说的是（2023年）5月下旬就先由香港《明报》最先传出火箭军肃清说。4月份里，曾担任火箭军副司令员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中将和他的后任火箭军副司令员刘光斌被捕，正在接受调查。两人均为技术军官出身，与政治毫无关系。 6月26日上午，又有新的消息说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在办公室开会途中被带走。这条推特的发布者是海军司令部中校出身、目前滞留美国的姚诚。 文章具体介绍说：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定连任后，美国空军大学下属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CASI）就发布了一份内容庞大的中国火箭军报告书。报告书足足有255页，内容涵盖火箭军组织构成、各级部队指挥官、主要干部姓名和照片、火箭军基地位置、部署的导弹种类和战斗力评价等。而这些都是仅凭卫星照片难以掌握的高级信息。姚诚对此分析称：“这种水平的全面的情报不可能是从下级干部那里拿到的”，因此军中可能对机密泄露给美国的原委展开了调查。 魏凤和与李尚福“两只靴子同时落地”后，墙外的“反贼”媒体上的网评内容中也有“美国对大陆唯一高深莫测的火箭军系统知道的一干二净”，“还是不敢提两个人和火箭军泄密案的关系，看来这件事深深打了包子的脸，现在还是对这事讳莫如深”……之类的说法。最解气的一则是：“原先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打台湾，天天狗叫，一下子被揭了老底，狗叫都不敢了。假如真打起来，比俄罗斯打乌克兰还惨”。 在中央军委《关于魏凤和（李尚福）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 魏凤和被控“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意思是严重污染了解放军全军（包括武警部队）的“政治生态”，而李尚福则只是被控“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 有墙内网民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一点上有关两人“严重污染”的含义是有很大不一样。李“严重污染”的范围看似要狭窄一些。 笔者比较同意这一说法。至于此二人分别将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军法制裁，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其成功的方面，也有已经落后腐朽的方面。现在面临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是需要模仿别人呢，还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文化的新制度呢？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一百多年。很多朋友说按照美国的样子就可以了，不必探索自己的模式。我不同意这种简单化的说法。 首先，国际上成功的民主制度，没有一个是完全模仿别人。每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建立起民主制度，都要考虑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设计自己特色的民主制度，才能成功。 其次，民国时期从日本传来的所谓“全盘西化”的想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这种天真的想法。孙中山和那一代精英们的民主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是和当时的现实脱离，没有得到社会各界及特别是下层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仅仅是模仿美国的制度，结果一场革命被大多数人理解为改朝换代，而不是社会制度的的革命。脱离社会现实的全盘西化被证明不可能成功。 近距离观察，我们周围成功的亚洲民主国家：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不要说全盘西化，甚至彼此也没有模仿，而是各有各的特色。虽然走向民主的道路各不相同，但成功的方法却都一样，就是没有模仿，而是根据自己社会的现实和民主的基本原则，设计出各阶层都可以接受，也实行了民主原则的自己的制度。 再例如中国的共产党，在革命的阶段就发现完全模仿苏联的道路，根本就做不到，原因就是各国的社会现实不同。在建国后也发现，完全模仿苏联的制度也不可能。只能是按照一党专政和剥夺人权的原则，按照中国当时的现实状况，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制度。 中国的制度传统有其失败的方面，这就是官官相护的官僚阶层。这导致缺乏监督和制约，所以政治逐渐会走向腐败无能，不得不改朝换代。受苦的是人民。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不依赖于皇帝的官僚制度，被西方民主制度学习后，成为完善民主的有效方法。还有试图排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也就是商人不得参与政治。虽然这不公平，但也确实有效地保持了政治不受金钱的影响。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腐败的政治仍然受到了金钱的影响，但比西方现在的商人直接决定政治，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设计。我走访了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各阶层包括政界的人们都在抱怨，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太大，是导致一些决策错误的重要原因。名义上的代议制民主，很多时候并不是由大多数人的意见所影响，而是被金钱带偏了。相比之下，排除商业阶级对政治的操纵，是很重要的设计。 由于现有的决策集团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由他们自己制约自己并不可靠。由他们自己削减自己可得的利益来完善制度，多年的尝试证明很困难。这是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很头疼的问题。 那么我们中国在建立我们制度的开始阶段，在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时，就可以考虑一次性地解决这个难题。作出减少商业阶级对政治影响力的安排，保障多数人意见可以公平的影响决策，减少决策偏差，同时可以停止民主在衰退的趋势。这是个新的课题，我们有可能做得到，所以必须从现在就开始思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的六月，对中国人民来说，可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受着气候变化、破产失业、和强制暴力的苦难，不能呼吸。一股强烈的悲观气氛弥漫在中华大地上，几乎前所未有。 这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社会气氛，几乎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人民都对姗姗来迟的大会不再抱有期望。而北京当局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愿意拿出“牛肉”进行安抚，反而加紧为全会后可能爆发的民意海啸作准备。 悲观气氛从何而来 从五月初以来，南方连续降雨，多地迎来又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而华北则在六月进入高温和大旱。这种来自气候变化的自然灾难，将中共制度的僵化显露无遗，统治集团对民众苦难的麻木和吝啬也再次暴露。中国领导人要么避暑西北，要么忙于出国，对南涝北旱的灾情不闻不问。地方官员则纷纷“躺平”，他们的救济迟缓和表演性救灾再度成为社交媒体的重点。 中国的有产阶级则经受着股市不振和税务清查的双重打击。自证监会换帅以来数月，大盘股指仍然徘徊在3000点，最近一周更屡次被击穿，股市信心和公众的消费信心都跌到了三十年以来的最低点。而各地方在房地产税源枯竭、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的背景下采取了强力“清税”行动，不顾税法要求和以往的税收优惠，以“税警合作”的模式严查、重罚私营企业的历史性税务问题，颇有1950年代初针对“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的态势。在上半年中央层面多次放风安抚民企之际，地方政府大肆“要税收不要企业”的野蛮征收，令中国的民营企业再度陷入恐慌。 不过，相比灾民和企业主的束手，中国的劳工和市民阶级正在以新一波的抗议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从6月20到24日，有机构记录21起抗议，其中工人抗议7起、农民抗议5起、业主维权抗议7起。在经济下行、企业大规模破产和转移、房地产崩溃的情形下，即使被严厉打压，来自大众的集体抗议激增。 然而，最危险的信号，是中年失业者开始针对外国人进行报复。在6月10日和24日，在中国锈带的吉林和经济发达的苏州，先后发生两起分别针对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袭击事件。对比之前屡屡发生的社会报复案件，例如本月在上海一地铁站发生的无差别袭击，这一最新事态表明，中国民众的绝望开始发展到转向政治暴力：他们不是简单的重复义和拳运动的仇外，更像是陷入绝望的人民有意识地以针对外国人的社会报复来谋求更大的政治效应，颇有给当局颜色看的意思——中国特色的自发恐怖主义。 这当然是中国当局过去十几年民族主义煽动在经济不景气和社会绝望下制造的怪物。陷入困顿的人民正在以互相伤害和刺杀外国人的方式进行抗议，抗议当局对人民的冷漠，暴露了中共民族主义宣传的空虚。如果对比一年前中国政府对耶伦等美国高官到访的破冰努力，那时正是北京政权在疫情后最为孤立的时刻，当人民陷入彻底绝望，刚刚缓过来的北京统治集团一方面以各种小恩小惠例如单向放开签证和若干进口讨好各国，另一方面对内则显得完全不为所动，在疫后的一年多里，几乎没有出台任何博得民众叫好的重大改革。 而人民每天在痛苦和绝望中所面对的，是中共官员这种集体冷漠和僵硬的政治站位。这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原因，也是中国当下社会普遍悲观的直接根源。 统治阶层的拒绝妥协 在如此气氛中，很难想象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三中全会”上可能出现任何重大的实质性改革，无论是改善民生还是改善经济，为人民注入信心。在“三中全会”愈临近的时刻，人民因此愈加失望和悲观，社会也愈益充满了暴躁气氛。 在现实中，中共的冷漠和僵硬既是集体性的，也是制度性的；而理论上，统治群体对人民的这种仇视，自然和政权的威权主义有关，但更多地表现为习惯性的拒绝妥协。在缺乏责任政治、也缺乏官僚中立性的背景下，他们害怕妥协，不会妥协，无论这种妥协是面向外部还是内部。尤其是，在过去十几年，这种拒绝妥协的僵化已经上升到“四个自信”的意识形态高度，作为党内的政治正确，妨碍着其中任何一位干部在任何一个层面进行妥协。 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集体僵硬更因“动态清零”政策下的“守土有责”原则而被全面强化，“入脑入魂”以后几乎成为中国当下体制的本能反应模式，也是极权主义的“清零”阴魂渗透到所有领域、难以走出疫情的根本原因，即使是改革雷声颇大的“二十大三中全会”，也绝无可能像四十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清算“两个凡是”、然后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对内、对外的双边妥协。妥协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 然而，毛的“两个凡是”，作为50年前“文化大革命”的遗产，在今天中国以“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的变形被继承和坚持，从意识形态核心的高度规定了中共面对国际孤立、经济下行和人民困苦，绝不动摇、绝不让步、绝不妥协的原则和立场，自然不可能在七月的“三中全会”上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那些人民期望改革的制度桎梏，都难以破除所谓“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诅咒。 当然，这种如同新原教旨主义一般的顽固，并不妨碍北京当局说一些安抚的话，做一些技术性的调整。例如，为了召开“三中全会”，为了在“坚决不改”的底线和人民群众从各种自由到修宪的各种呼吁之间巨大的鸿沟里找到一点儿“重叠共识”，中共的领导群体难得地放下身段召集企业家、经济学家们座谈，也在内部召开各种谘商会议；对外则用单向放开签证等小恩小惠做一些姿态。这几乎是中国内政外交能够做出的最大限度让步了。 普遍悲观也意味着人民的觉醒 不过，所有这些以寸计的让步，也不免陷入到“承诺疲劳”中，人民和资本信心全无，国际社会则将信将疑。譬如，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问题上，一方面中国以对第三方间接承认暂时冻结攻台计划而争取缓和，形同在美国强大压力下被迫委婉认错；但另一方面，在2024年六月，中国选择性地对待弱小政权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先后宣布了南中国海和对待“台独”的强硬法案，试图将国际岛礁纠纷和台湾人民的自决权纳入国内法范畴，自我赋予对菲律宾人的执法权、直接宣判台湾人民的自决是有罪的。 这些绝不妥协的姿态，自然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感和不信任，也窥见到中国政治与民主世界的巨大和根本差异难以弥合。因为，妥协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技巧正是自由政体的标志，如主持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法官比德尔(Francis Biddle)在1957年曾经写过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生活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伟大的制度即美国宪法本身，就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妥协”。这是美国和全球自由世界的自由主义基础和力量所在，如果遇到一个拒绝向内向外妥协的顽固政权，如何可能避免相互间的不信任、脱钩和对抗？ 这就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没有妥协，也就意味着中共并没有改善内外任何一方关系的意愿，无论减少对外贸易战风险还是提升内需都成泡影，全会能展开的经济和改革议题自然非常有限，人民对大会以及未来的悲观便可以理解了。 这种普遍悲观的政治失望何尝不意味着人民的觉醒？他们终将明白，在党内“没有一人是男儿”、更无“七千人大会”的刘少奇的背景下，作为无力的被统治者，期盼单向的政治妥协并不现实。那或许就是改变悲观、重燃希望的政治时刻。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即将举行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预告了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的再次对决。这场预定在CNN亚特兰大总部进行的辩论将于6月27日（周四）晚上9点在CNN直播，也是1960年以来首场提前在六月份举行的电视总统大选辩论，预计将吸引数以百万计的观众。 这场辩论有双主持人，包括CNN资深主播杰克·塔珀（Jake Tapper）与达娜·巴什（Dana Bash），长度为90分钟，中间有安排两次商业广告破口作为休息时间。由于双方难免唇枪舌剑，有攻有守，这次辩论会设有严格的时间控制和规则，以确保双方保持君子风度。两位候选人将分别站在讲台上，而且麦克风处在静音，只在指定发言时段开启。整个辩论过程中，不两人皆不得携带任何道具或预先备稿的笔记。 随著这场辩论会的即将到来，拜登和川普的辩论准备方式截然不同。据报导，拜登选择在大卫营与最亲近的顾问们进行闭门准备，聚焦在研究问答重点，以期在辩论中展现有力的攻击。相较之下，川普依靠与政策专家和政治盟友进行非正式的政策讨论，并在竞选活动中模拟辩论场景。 选民情绪与辩论规则 根据多项民意调查，美国部分选民似乎对这场选举不抱期待，因此两位候选人都想方设法争取这群对大选前景失望的选民。81岁的拜登和78岁的川普都相当重视这场辩论，视之为赢得选民支持的机会之窗。尽管拜登被批评为“不能连贯地说出两句话”，但竞选团队强调拜登在准备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好胜心。而川普则利用公开集会与支持者交流，反复强调这场辩论的重要性，并且试图激起选民热情。 这场辩论与传统的美国总统辩论有诸多不同之处。首先，这是自1960年以来最早的一次电视辩论，也是第一次不是由总统辩论委员会（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简称CPD）主导的辩论会。这样的改变，源自拜登竞选团队对2020年辩论的批评，认为传统辩论方式过于古板，未能及时反映选民的需求。他们认为，提早举行辩论有助于选民及时了解候选人，尤其是在选民对现任总统和前总统的厌倦情绪日益加重的背景下，早一点安排这种总统候选人的正面交锋有其必要。 此外，这次辩论还设置了严格的规则：没有现场观众、限制道具使用和麦克风静音等措施，旨在防止过度激烈的争论和确保辩论会有序进行。 至于第三位总统候选人小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无法参与辩论的原因，主要因为他未能达到CNN设定的参加辩论的条件。根据CNN的要求，总统辩论会参加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符合担任总统的宪法规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正式的候选人声明；在四项符合CNN标准的全国民调中至少获得15%的支持率；在够多的州选票上出现，以达到获得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 由于小甘迺迪仅在三项符合标准的民调中达到要求，并且目前只在六个州的选票上出现，因此无法达到参加这场辩论的资格门槛。甘迺迪的竞选团队认为，这是拜登和川普阵营与CNN“串通”的结果，并抨击此一决定是不民主、不符美国本色和懦弱的。 收视表现及预期影响 总统大选辩论在历史上通常吸引大量观众。例如2020年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吸引超过7300万观众收看，合理期待今年这场辩论会的观众也不会少。辩论的直播和其后的剪辑影音将成为选民评估候选人的重要依据，并对选情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拜登与川普的辩论表现，可能会影响选民的投票决策，特别是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拜登和川普都面临著巨大压力，尤其是拜登在面对身体和精神状况的质疑时，更需要在辩论中展示出强大的领导力和应对能力。对于甫遭司法定罪的川普来说，这次辩论是他说明政策、对支持者进行情感动员与攻击对手的绝佳机会。 这场辩论，也可以与过往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总统选举做对比。例如，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当时不被看好的哈里·杜鲁门总统成功连任，这为今天的拜登提供了启示：要大胆和积极地应对挑战。同样的，1968年的选举则警示民主党需注意选民情绪和党内分裂。 这次辩论不仅是两位候选人展示自己政策和立场的平台，更是一次争取选民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时刻。在这场竞争激烈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选举中，辩论结果将对选举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辩论与选举结果 牵动世局发展 而其影响也必然超过对美国本身的影响，还会影响世局的发展格局与变化。今年底无论是现任总统拜登连任，还是前总统川普重新当选，都将在国内外政策方面带来不同的变化。除了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之外，也必然重塑著美国的对外政策，例如拜登当选应该会延续多边主义，并且与国际组织如北约和联合国合作，川普当选则可能加剧美国的单边主义，削弱国际合作的紧密程度，例如当选后可能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且强化贸易保护主义。 就台湾而言，一个是上任至今已五度表态美军会防卫台湾、视台湾为经济贸易与科技伙伴的拜登，一个是把台湾当作贸易对手之一、视台湾相对于中国这张大桌不过是“笔尖”的川普。因此，笔者个人可以许愿的话，我希望拜登在首场辩论会表现出色，并且最终得以连任成功，我也认为这个结果应该也比较符合美国、世界与台湾的长远利益。 ※作者为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6月20日，竞选总统中的川普接受All-In Podcast访问，当著两位主持人──风险投资家David Sacks、Chamath Palihapitiya面，出人意外表示如果自己11月胜选，上任第一天他就会允许外国毕业生取得绿卡。如果真落实这项计画，未来外国人申请上美国大学（无论两年制、四年制），将等同取得绿卡保证，也就是毕业后，一个人在美国即可获得永久生活和工作的权利，那是成为美国公民的重要一步，如此便大幅缩短了外国人实践美国梦的步骤程序。 按照脉络，主持人先是问川普：“每次我们从印度或欧洲，任何国家招募一个超级聪明的人…对我们的竞争对手来说是一种损失，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收获…你能否向我们保证，你将赋予我们更多能力，将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引进到美国？”而川普不只被动回应：“我保证（会这么做）”，且马上接著提到“我想做的，也是我将要做的是，你从大学毕业，我认为你就应该自动获得绿卡，以此作为你文凭的一部分，好让你能够留在这个国家…”很清楚川普是“有备而来”。 根据这一桥段，我们或可进一步看到美国其一面向。就经济效益，根据美国签证办公室统计，2023年美国总计发放了44万5418份学生签证，但另有25万3355份学生签证被拒，而无论按照公共政策研究机构NAFSA的正向估计──2022到2023学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超过400亿美元（加计四年学费和生活费），或是CATO负向估算──被拒学生数，等于让美国经济损失近300多亿（以四年制学生推估），都可看出，川普一席话，必然会在美国大学校园引起一阵骚动。 但也是基于上述统计，川普“毕业拿绿卡”首先招到的质疑就是，如果这一计画一体适用，未来难保将鼓励更多“野鸡大学”出现，以及，申请美国大学将大幅被导向成“进入美国（成为美国人）的垫脚石”，那和All-In Podcast节目主持人所称“招募一个超级聪明的人到美国”，目的显然多有违背。 其次，就政治面，也是最敏感的一环，即哪个国家最“受惠”？根据“国际教育交流”（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统计，2022到2023学年，在美国的105万7188名外国大学生中，有28万9526人（27%）来自中国，26万8923人（25%）来自印度，分占了前两名。其他在美国亦有大量留学生的国家，还包括韩国（占4.1%）、加拿大（占2.6%）、越南（占2.1%）、台湾（占2.1%）、奈及利亚（占1.7%）和日本（占1.5%）。 这一数字说明了尽管美中关系紧张，仍有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前进美国，甚至自Covid-19后人数又超越了印度，但也因为这样，关于川普“毕业拿绿卡”的另一质疑就是，倘若川普今年11月当选总统且让计画成真，年底美国少说立刻会有十多万中国留学生拿到绿卡。但前不久（5月31日），美国科技新闻网站《连线》（Wired）才披露，一名中国留学生曾于今年一月利用无人机偷拍美国军事设施，遭美国司法部特别引用二战时期的《间谍法》（禁止使用飞行器拍摄军事设施）对其提起诉讼，“中国因素”的复杂性，便促使川普竞选团队新闻秘书莱维特紧急出面澄清：“（毕业拿绿卡）这项措施会在‘积极的审查程序下’排除所有共产主义者、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哈马斯支持者、仇恨美国者…只有在进行此类审查后，那些能够为美国做出重大贡献且最有技能的毕业生才会留下。这仅适用于经过最彻底审查的大学毕业生，而他们永远不会降低美国劳工的工资…” “毕业拿绿卡”是川普少数令右派媒体和保守派人士跳脚的发言。另一方面，由于川普曾在担任总统期间，大举限制美国公司使用持有H-1B签证的技术人士，H-1B签证则是作为寻求留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一项关键签证，而今，在他提出“毕业拿绿卡”前，才刚批评拜登对移民获取工作签证、绿卡是“大规模特赦”，何以自己反倒提出一个更为“激进”的计画？ 若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YouGov六月民调显示，移民问题确实是拜登在美国选民中支持最弱的一项，甚至大多数拉丁族裔也支持川普驱逐非法移民的措施，以选战论选战，当川普反向跟进拜登“最不受支持的政策”，唯一解释就是双方支持者正陷入僵固状态，川普的“积极进取”，著眼自然是“刺激出新的选票”。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很快就要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了，但是，由于国家社会经济战略的严重失误，导致深度老龄社会即将面临养老危机。2019年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的预测是，养老金危机会在2035年爆发；现在中国经济每况愈下，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债务深重，养老金危机可能提前好几年就发生。事实上，中国养老金危机的爆发，会关系到城市里几乎每个家庭的家境和未来。 一、中国深度老龄社会的由来 国际上通常认为，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10%的时侯，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60岁以上的人超过人口的15%时，属于中度老龄社会；而这个比重超过20%，就属于深度老龄社会了。社会的深度老龄化会让该国的经济活力逐渐降低，而依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将越来越多。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必然在最近进入深度老龄社会，这是一个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专家都能想到的问题。中华民国成立后，长期的军阀混战，再加上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导致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人口伤耗严重。直到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从50后这一代开始，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 然而，从本世纪开始，50后这代人开始退休，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就会必不可免地发生。因此，中国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现在中国已有18%的人口在60岁以上；要不了几年，就完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了。 3年前，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的记者分析了336个地级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当时全国已有149个城市进入深度老龄化的人口状态，占全部城市的44%，而这个比率每年还在上升。 如果说，医疗条件的改善会延长人的寿命，也因此产生了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那么，中国本世纪的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独特的难题。那就是，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还导致了人口结构的畸形化，即城镇人口中年轻人口相对收缩，使得一对中年夫妻要承担四位年老长辈的长期照护。 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原本是人民公社经济管理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农业生产力低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粮食产量增长很慢，人均口粮不足，所以，中共一方面坚持50年代开始的、在城镇严格地用粮票限制粮食供应总量的做法，也从1980年开始，在城镇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农村经济改革打碎了人民公社制度，粮食短缺已经缓解，但政策惯性却导致独生子女政策一直到最近才放松。 二、养老金危机即将爆发 老龄化社会最关键的社会经济问题是老有所养。谁来养老人？不管是由政府的养老金系统和长期照护系统来支撑，还是由子女赡养老人，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畸形化，都必然加重中国的深度老龄社会之养老危机。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社会保障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提到，中国到2035年国家养老金系统的多年积累将耗尽。这则消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多方关注，而中国国内则很少有人注意这则可能影响到每个城市家庭财务状况的重要信息。 其实，中国社科院的社会保障实验室过去五年来每年都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每次的内容不断更新；而五年来唯一不变的结论就是，中国到2035年会爆发养老金危机。所以，这不是一个爆炸性新闻，而是一个讲了五年、却不被中国人重视的旧闻。之所以中国人不予重视，可能是因为，大家不太愿意面对这个令自己糟心的消息，同时宁可相信政府会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为什么过去几年国际媒体不关注中国即将爆发养老金危机，现在却突然开始关注这个旧闻呢？原因是，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再也不看好，所以，与五年来的历次报告相同的结论，此刻就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各国记者知道一个道理，如果养老金系统入不敷出，只要中国经济还能成长，财政就能补贴养老金系统，所以养老金系统入不敷出，就不会成为危机。但是，过去两年来，中国经济垮塌了，各级财政债台高筑，已经拿不出钱来补贴养老金系统，那养老金系统的财务危机就可能提前爆发。这就是中国的养老金危机会引起国际媒体纷纷报道的原因。 其实，中国将会爆发养老危机这件事，并不是秘密，中共高层早就知道，只不过他们一直在拖，希望能混下去。直到今天，养老金危机即将爆发，中共高层仍然束手无策。去年2月25日中国的《财经》杂志报道，已卸任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国现有的养老金基础并不好，国际上多数国家养老金的总量占GDP的50%-100%，有的国家占比超过100%，而中国的这个比例只有10%。周小川表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上最突出的，养老金缺口比其他国家更大；所以，未来的挑战很大，不要回避难题，不要认为养老问题还有拖延的机会，以后会更艰难。 如果说，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是一个客观的研究成果，那么，周小川的讲话其实是用他可能用的话语，从决策层面点出了高层的犹豫和为难。那中共决策层在养老金危机上，为什么如此为难呢？ 三、地方财政的“资金饥渴症” 中国的养老金系统跟其他国家相似，是现收现付制，即当年收入的养老保险金用于即期的养老金给付。如果当年收大于支，就产生结余；若支大于收，则靠财政补贴。实际上，剔除财政补贴的话，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每年的养老金都是支大于收，比如，2015年亏1,731亿，2018年亏4,504亿。在房地产高歌猛进的年代，地方政府不缺钱，补贴养老金缺口，还不算困难。 但是，2019年发表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提出了如下预测：随着退休人口迅速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增长会跟不上支出的增加，即使算进去财政补贴，累计结余也会逐步耗尽，到2035年，养老金就无法再按过往的标准如数发放了。 必须强调的是，这个2035年会爆发养老金危机的预测，是五年前按照中国房地产泡沫不会破灭、经济不会衰落来推断的；现在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那爆发养老金危机的时刻，就再也不是2035年了，而可能是提前好几年就爆发，比如，可能就在2028年前后，这个严重的警号离今天只有不多的几年了。 中国很少有人考虑过一个问题，那就是，财政能拿多少钱出来填补每年的养老金窟窿？中国各省市的养老保险金是分省市各自管理的，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补贴；而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时，仰赖中央财政补助。这是朱镕基时代实行中央、地方税制改革的结果。 在经济高歌猛进、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的年代，地方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尽管如此，中西部省份的地方财政缺口依然很大。因此，前些年中央财政会从上海、广东、江苏等财政状况相对最好的地方，“抽肥补瘦”，同时再加上中央财政的一部分钱，因此内地大多数仰赖中央财政补助的省份，并不担心养老金亏空，反正有中央兜底。 而疫情的那几年里，中央财政“抽肥补瘦”的来源已日渐枯竭，东南和南方经济曾经繁荣的几个省市自身也发生了财政困难。这样，全国的绝大部分省份就只能期待中央来满足地方财政无穷无尽的“资金饥渴”了。这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圈里经常讲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短缺经济学”问题。 《短缺经济学》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80年出版的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长期存在短缺现象的专著。他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提出，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不单纯是政策失误，更大程度上是这种制度必然产生的下级行为的产物。中国改革快五十年了，最后又重新走回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资金饥渴”症。而养老金系统目前及今后全国性的“资金饥渴”，其实中央财政是很难满足的，不然的话，中国就无需经济改革了。 四、为什么当局救不了养老金危机？ 中国的养老金危机，其实只是城镇养老金系统的危机，中共通过农村养老金歧视制度，已经省下了巨大的农村人口养老金开支。换言之，如果取消农村的养老金歧视制度，让全国城乡老人享受相同的养老金待遇，那么，城镇人均养老金就必须削减四成。 中共坚持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农村歧视制度，在就业、养老金等很多方面，都实行对农村居民的政策歧视。比如，毛泽东时代长期实行农产品低价制度，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剥夺农民，使得农民长期贫困，既无财产，也无养老帮扶。 上个世纪末朱镕基强行把国企改制为私有企业，几千万国企员工被迫下岗，失去了退休金，后来各地政府陆续给这些下岗的“国家职工”追加了比较低的养老金待遇；但同样在毛泽东时代被政府长期盘剥的农民，直到2009年才开始见到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覆盖面从10%的县份逐步扩大，农民每月领取百元人民币，仅为城市最低养老金数额的几十分之一。 中国的十四亿人口当中，九亿住在城镇，五亿住在乡村。这种农村歧视制度为中共省下了大笔的养老金开支。即便如此，城镇的养老金系统还是即将崩盘。中国社科院早在2019年就预判到的养老金危机之所以会提前到来，是因为有四个过去未能预测到的原因。 其一，疫情之后经济居然会拉不起来。其实，即便没有疫情，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畸形依赖造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这个泡沫必然要破灭。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腰斩，甚至跌落更多，继续补贴养老金缺口的地方财力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其二，经济衰退之后，失业率跳升。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处于正常状态，那么，年轻一代不断进入求职市场，他们就业后不但能养自己的小家庭，同时还为政府的养老金系统缴纳养老保险金，这就保证了养老金系统的资金可以源源不断。然而，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太高，特别是大学的文科毕业生就业率非常低，毕业等于失业。大学毕业生失业普遍，已历数年，看来以后也不会改善了。几年累积下来，大约几千万大学毕业生求职无门；相应地，养老保险金的缴纳者也大为缩水。 其三，新生人口迅速减少。养老金系统的资金来源能源源不断，还取决于另一个前提条件，即未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能充当缴纳养老保险的生力军。但现在中国的青年人很多人选择不婚或婚而不生，结果新生人口大幅度减少，生育率连续7年下滑。2023年中国的出生人口902万，比2022年少54万人，而死亡人口是1,110万，比2022年多69万。出生人口少于因病去世的人口，所以中国的总人口减少了，于是二十年后能为养老金系统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口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构成了长期性的供养危机。 其四，中国政府曾经寄望于养老金结余的投资收益能弥补每年的养老保险收入不足，但事与愿违，养老金结余投资证券市场之后，回报微薄，甚至亏损严重。中国财经媒体《独角金融》引用数据服务商Wind数据，中国现在共有462个在证券市场上投资的养老基金，其中2023年以前成立的是345个，而亏本的是310个，占90%；2023年以来新投资证券市场的养老基金是117个，106个亏损，其中34个的亏损大于10%，7个基金因为亏蚀严重而被清盘，剩下的11个勉强保本，其收益仅超过1%，比银行存款利息还少一半。 五、老龄社会无所依 为了应对深度老龄社会的经济社会需要，国家本来必须准备一个具有足够财力支撑的养老金系统。然而，上面讲的四个因素如果没有改观的希望，则养老金危机的爆发时间点肯定会早于原先预测的2035年；很可能，再混个三五年，到2028年前后，养老金危机就躲不过去了。十年前，中国是每个养老金领取者有10个劳动力在缴纳养老保险金；目前是每个养老金领取者有5个劳动力在缴纳养老保险金；这个比例会进一步下降。 养老金危机一旦爆发，首先会表现为支付拖延，而不是立即中断所有养老金给付；然后，给付的数额会逐渐缩减，由西向东在各省市蔓延；接下来，就只能指望中央财政大量发行长期国债，让银行认购，从而把民众的储蓄间接地变成养老金的来源，这个动作今年已经开始了；而最后的结果是，中央财政的天量国内债务抽干了银行的资金之时，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那时，不但养老金的支付将非常艰难，民众的银行存款也难以提取，因为居民储蓄早就被中央财政挪用来发放之前数年的养老金了。 中国的养老金危机爆发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这关系到几乎中国城市里每家人的未来。这种状况一旦出现，老人要害怕“老无所养”，年轻人会担心自己缴纳了养老保险金却退休后拿不到一分钱。中国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时，曾对国人承诺，“一胎政策好，政府帮养老”；但30多年后中共发现独生子女政策伤到养老金系统了，就改口说，“养老不能靠政府”。 中国现在已经逼近深度老龄社会，如果养老金枯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陷入财务危机。因为，中国的退休老人有很重的家累，很多老年人不但要顾到自己的生存，同时还要养子孙。这与当局隐瞒养老金危机、营造养老金支付逐年缓慢略增的社会观感有关，很多中国的退休老人不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可能快要到头了。 中国各社会群体当中，除了极少数富人和官员之外，一直以来过得最舒服的就是领取养老金比较多的那些城镇退休老人了，特别是退休公务员，可以领到每月六七千甚至上万元的优厚养老金。现在健在的退休老人之下一代多半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婚后不一定供得起房子，于是很多退休老人就帮子女付房贷首付；甚至，有些独生子女人到中年，觉得父母的退休金用不完，自己去打拼也赚不到多少，不如就躺平在父母的养老金上。 因此，一旦养老金危机发生了，不但老年人可能不易生活，而且他们的子女也立即会感受到财务压力。由此看来，养老金危机不只是老人的噩梦，也是全国性的社会危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次谈了中国社会溃败的“国际扩散”，这次就来了个中国社会溃败“出口转内销”的案例。欲罢不能，只好再谈一次。 这个案例的当事人是一位中国女士，在北京开着挂有外交牌照的汽车，停在路中间挡住了交通，被人质疑时反而责骂别人“混蛋”，问人家“懂什么叫外交豁免权吗？”。中国的网上舆论于是有一场热议。 在我看来，停车不挡路，属于起码的社会规范；不在乎这种规范，反而自认为有理还骂人，也是社会溃败的明显表征。其实，在当今社会，类似的这种规范，连猫儿狗儿都能遵守，但在中国却似乎总有那么一些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无视并践踏。究竟为什么？ 自恃特权，底气何来？ 有舆论认为，原因在于那位女士自认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某些中国媒体甚至借此扯出了什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上海租界的二十世纪初的故事，这次事情也就被说成了“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可是，尽管中共媒体很会变花样，但我只问一个问题：那人说她自己是外国人，她就是外国人了？ 其实，北京有上百个外国大使馆，真正享有国际法所规定的“外交豁免权”的外国人以千以万计，几十年来似乎并未听闻闹出过这样的新闻。为什么那真正的外国人倒不敢欺负中国人，难道真的是被“中国人民站起来、强起来”所慑服的吗？相关新闻怕是有话不好说，但单看突出这位“假洋鬼子“的中共党国体制内”司局级干部“的身份，秘密似乎也显露了一大半：欺负中国人，优先权也早就转给了中共党国体制的那一大帮子官老爷官老娘们，外国人只能排排后了。中国确实“站起来、强起来”了，那就是中国的特权阶层站了起来、强了起来——站在了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强到了随时随地当街停车，也早就强到了光天化日当街杀人！ 有人嘲笑说：看来这还不过是个赵家狗腿子之流，真正的所谓“赵家人”用得着扯什么“外交豁免权”吗？的确，中共制度下的权势者，也就是民间所称的“赵家人”，在中国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尽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那是“站起来、强起来”的“内政豁免权”，那是有着中共党国机器的强大暴力为后盾的。中国网易一篇署名“深度财线”撰写的文章说，“大妈和被堵司机这场冲突与无数在公路上发生的司机间争吵并没有大的不同“——错！两个货车司机吵架，和一个货车司机与一个党国司局级干部吵架，这能一样吗？把一个党国官员说成“一个大妈”，这是不是故意搅浑水呀？ 特权集团是社会溃败的根源 很明显，权势来自中共制度，自恃特权的底气来自党国身份。本栏一个半月前首次谈论社会溃败时，强调的就是其政治根源。当时拙文问道：“试想，在一个权力至上、任性、暴虐的社会，官员们充斥着贪婪、霸道、败德、腐化，这个社会怎能不充满戾气？” 现在，不妨进一步追问：有一个依赖暴力垄断公共权力的所谓执政党，有一个不必在乎任何法律甚至宪法的政府，那些身居这一党国体系的大大小小的权力地位的人们，还有他们的子女、亲属、朋友、关系户，依仗这种地位，想发横财就大发横财，想当外国人就当外国人（还一面告诉你西方国家如何黑暗），想弄你进监狱就弄你进监狱，他说乌鸦是白的你不能说是黑的，他们怎么可能把社会文明的基本规范放在眼里？他们怎么能不霸道、贪婪、败德、腐化？ 早先的拙文说过：“不要说他们不懂法，其实他们懂得这个制度下没有法治，因此可以无视和践踏法律，也只有无视和践踏法律才能展示自己的特权、能力和威风”。现在，我还要进一步说：随着中国老百姓的血汗在过去几十年中喂肥了这个党国庞然大物和依附在其皮里毛里的臭虫、虱子、跳蚤、螨虫等各色各等的“赵家人”，他们已经可以在国际社会无视和践踏法律与秩序了！随便派出个什么人，就可以使用某个国际组织的名头；甚至摆出“外国人”的嘴脸在中国土地上撒野。你不是觉得他这么做替包括你在内的中国人长志气吗，人家一个屁股蹲回来，坐烂的是中国人的生存摊子，砸毁的是中国的社会规则，最要欺负的还是中国人！ 专制独裁，特权成灾，社会于是癌变。退让一步，我可以说，社会癌变还有很多其它原因。但是，无论另外还有多少原因，都不能否定这样一个基本原因，那就是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和特权集团的存在是今天中国社会溃败的最大根源。 从专制政治的无法无天，到特权集团的为所欲为，再到小流氓的胡作非为，这样一线贯之，因此中国社会今天充满戾气。但是，有人说，不是这样滴。他们说中国社会文明和谐，几十年来发展出来的物质财富正在带来社会在礼仪文明上的长足进步。或者说，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知礼向善，社会的戾气都是穷人带来的，是所谓社会底层在戕害中国社会的文明秩序。再或者说，如果有社会溃败，那也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不过是因为这几年很多人的小日子不那么岁月静好了——这其实也等于在说贫穷才是社会溃败有所恶化的主因。本来我是愿意就这些观点展开讨论的，现在，实话说，完全不想再和这类观点对话了。我现在明白了：中国的权势者早都学会了“装外宾”，而这位亚太空间组织秘书长的作为把我恶心到了不想再和这些“外宾”们讨论问题。就此打住吧，否则再写下去我也感觉自己戾气迸发，直想骂人，怕是要被这个社会溃败的漩涡给卷进去喽。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今年6月17至19日，习近平在延安召集军方开会，称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军方高层齐集，包括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及中央军委机关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各直属单位、武警部队等首脑。 中共媒体报导称：这次会议是“习近平亲自决策召开的”，“就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政治建军有关重大问题作了研究部署”。习近平在讲话中，一口气讲了30次“政治”。定位“政治工作会议”，按照中共的话术，就是要解决思想问题。潜台词：军内思想不统一、不同调，需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为此，似乎需要再搞延安整风，就是整人，惟以反腐为名。 习近平选择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用意多重。 其一，中共夺取政权前，曾较长时间蜗居延安，而延安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人打下的红色根据地。习近平在此暗示：如果没有他父亲打下的这片陕北土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红军”从江西溃逃后就不可能有立身之地；后来从延安攻入北京，才有了全国红色政权。习近平的潜台词：不要以为毛泽东才是、我父亲更是共产中国的奠基者。借此重申他承继“大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其二，延安是红色圣地，也是习近平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日后成为接班人的造化之地。习近平不仅突出红色血统、彰显自我身份，而且炫耀自己的运气、所谓自我成就，其飞黄腾达，仿佛“天命所归”，力图让党内不服者消声。 其三，毛泽东曾在延安大搞整风运动，为排除党内异己、大树特树自己、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进而为打江山坐江山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果然要效法毛泽东，用延安整风模式，对军队高层人物当面敲打。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声言： “军队中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所。”然后毫不掩饰地敲打说：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自己“摆进来”，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在这里，习近平具体敲打的高层人物，首当其冲的，极可能就是张又侠。因张又侠曾任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部长、后任军委副主席，长期主管军备采购、武器生产等工作。去年，军中先后出大事，几乎都牵涉到张又侠。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他之前曾任总装备部长，乃是从张又侠手上接任；军工系统高官大部遭清洗，他们大多与张又侠有长期工作关系；火箭军高层包括司令员和政委等全体遭撤换、战略支援部队遭整编解散，这两支在习时代发展起来的重要军种，都交由曾为习亲信的张又侠督办。 尽管，根据各方信息，李尚福和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军工高层出事，更可能涉嫌“里通外国”、弃暗投明、向美国或西方提供中共军事机密，但习近平处置他们的“正当”理由只能是反腐。而中共党内官员、军中将领，几乎无官不贪，已是公开的秘密，这是由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本质所决定的。故而，只要抓腐败证据，就几乎没有任何官员、将领脱得了干系。 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开始忌惮张又侠，各类传言已久。习近平算定，只要在军委高层展开这种延安整风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轻则就能打击、降低诸如张又侠这类手握兵权的军方高层人物的威信和影响力，重则可为逼退、甚至处置这些军方高层人物埋下伏笔。 在这次延安会议上，习近平语出惊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我军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这里所谓“复杂”就是情况变坏或恶化的代用词。经济大滑坡，各级政府财政亏空，党内离心离德，军队涣散、毫无斗志，都是恶化的实情。但谁都知道，举凡世情、国情、党情、军情的全面恶化，都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他不会对此负责、自责、自我批评，只是流露日盛一日的不安全感。具体到这次延安会议，他明显流露焦虑和担心：军心不稳。 习近平在会议上重复再三地喊话：“明确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意思是：明确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习忠诚可靠的人手中。但是，谁忠诚？谁可靠？内心恐惧、为人多疑而整人无数的习近平，他自己心中始终没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从美中关系从2018年开始逐渐恶化以后，中共经常指责美国的一句话就是，”反对冷战思维”。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针对中共威胁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之行动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属于不应有的”冷战思维”。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暗含着一个意思：我可以有威胁它国之国家安全的行为，但你不能用冷战式应对来反制我。此乃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本文分析美中关系恶化过程里中共的冷战行为，说明中共对“冷战思维”之所以非常敏感且深恶痛绝，其实是害怕冷战对自己不利的结果。然而，害怕冷战结果的中共，为什么却要点燃中美冷战呢？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作者通过介绍冷战的五个铁律，说明美中冷战可能的结果。 一、冷战与冷战思维 美中是不是在冷战当中？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冷战思维只是一种认知和思考，思考不能代替事实。那美中关系当下的事实是什么，到底有没有进入冷战？这个事实判断的依据是，美中双方是否有冷战行为；更重要的是，谁先做出导致冷战发生的行为？ 冷战只会发生在核大国之间，其原因从冷战这个名称的“冷”字就看出来了。为什么核大国之间的竞争乃至对抗，不能采用热战的形式？因为，持有核武器的两个大国进入对抗状态，便绝对不能走向热战阶段，否则失败的一方可能引发核大战。由此就产生了冷战的第一个铁律——“冷战就为避热战”。 从中还可以推导出冷战的第二个铁律，“冷战之中无热战”，其前提是，双方都承认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在这方面，苏联曾经和美国在美苏冷战期间取得了高度共识；而当年毛泽东挑战苏联的国际地位，就是从批判苏联的“和平共处”国际战略开始的。凡是了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与苏联笔战的“九评”系列文章，想必都会依稀记得。 人类现代史上有过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美苏冷战），而中美冷战则是继美苏冷战之后发生的第二场冷战。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球上就只有局部战争和大国冷战，却再也没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原因很简单，核武器的出现，让红色大国和美国之间维持了冷战式的世界和平。 这里讲的红色大国，不只是苏联，也包括中国。为什么总是红色大国点燃冷战，而且对抗的对象总是美国？其实是因为，拥有核武器的红色大国，只要它进入了经济自信和经济成长稍快的阶段，就可能展现出共产党政权对外扩张和敌视民主制度的本能。过去四年来，我在本网站刊登的数篇文章反复说明过，美中冷战与美苏冷战一样，都是红色大国点燃的。 有冷战就必有冷战思维。那什么是冷战思维？冷战思维就是对美苏冷战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领会；当然，美中冷战被中共点燃之后，冷战思维就不得不纳入对美中冷战的新认知和新思考。中共之所以讨厌冷战思维，却偏偏点燃了美中冷战，是因为它只想发动对外扩张，却害怕对方的冷战经验和应对策略，因为那些经验和策略对自己不利。 二、中共的冷战行为与美中冷战的缘起 以前我在文章中多次讲过，中共点燃美中冷战的行动是2020年1月，派遣舰队到太平洋中部美军防守的威克岛与中途岛之间海域演习；并且公开宣称，其未来的海战目标是，将来攻击台湾前，必须要切断美军西援的海上路线，会为此而不惜与美军一战。美国当时紧急派遣“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从加州南部的圣迭戈军港赶去对阵；随后立即开始强化威克岛的基地建设。 中共接着在2020年3月高调宣布，它已经通过在南中国海建造多个人工岛，把大部分南海的国际海域变成了中国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从此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将在这里安全隐身，随时可用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打击美国本土的任何地方。最近中国与菲律宾屡次在菲律宾近海发生非军事冲突，根源就是菲律宾不愿意被中共“中立化”（即默认中国在其200海里经济区内任意作为）。 美苏冷战时期，苏联把带核弹头的短程导弹运到古巴，对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从而酿成了“古巴导弹危机”。虽然史称此危机与导弹有关，其实，导弹只是运送核弹头的工具，真正的危机是苏联对美国发出的抵近核威胁。 那时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几百公里，而现在中国的潜艇发射之巨浪型洲际导弹的射程已达到上万公里。因此，中共建成了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并且公然宣称“剑指美国”，就事实上等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导弹射程的延长，使得红色大国的核威胁再也不需要抵近部署了；只要红色大国公开宣称，它有用洲际导弹向美国发射核武器的意图，那中国在远方深海里隐藏的战略核潜艇，就构成了随时的真实核威胁。 中国拥有“二次核打击”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冷战必然爆发；但是，当红色大国的确拥有这样的能力之时，又同时宣称，可以随时核打击对方，这就制造出冷战的要件了。美苏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美国的国家安全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核威胁，它自然必须作出防卫型反应，这就是美中冷战的由来。 由于冷战都是红色大国点燃的，所以美国从来都是被动应对。而冷战思维，就是被红色大国的冷战行为激发出来的。 美国针对中国的对外扩张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威胁做出反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毫无关系。美国对世界局势的掌控，一向是美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在尽力付出，并非是为了建立美国的外国控制区或长期租借地。虽然美国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犯过反应过度的错误（比如对伊拉克的第二次攻击），但美国的目的并没脱离维护世界秩序的基线，更没有事后在世界上建立新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关于这一点，中共把自己的对外侵略意图解释成反对美国的霸权，其实与大日本帝国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所用的理由几乎一样。 三、冷战铁律：持久不降阶 冷战的进程一旦开始，双方就会展开全方位的实力竞争，同时也采用各种方法来遏制对方的实力提升。虽然双方都想取胜，但是，冷战不能走向“最后的决斗”，因为核大国之间不能“决斗”。那样的“决斗”不是零和博弈、一胜一负，而是双输；不仅是双输，而且是世界的末日。从这里就导出了冷战的第三个铁律，“冷战必为持久战”；换言之，冷战中的一方不会企图尽快消灭对方。 这里面还隐含着冷战的第四个铁律，即“冷战升级不降阶”。因为双方的核威慑始终存在，因此，任何一方宣称“退出”冷战，实际上是无效的，除非它完全自我解除核武装。那既然处于冷战状态的双方都没有“退出机制”，则两国之间的全方位实力竞争过程就象在拧一颗防盗用的“倒扣牙螺丝”，只能顺向拧、越拧越紧，却无法反向拧松、乃至卸下螺丝。 很多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美中关系恶化的严重风险，却不知道冷战已被中共点燃，因此他们不会从冷战规律的角度去思考未来。但是，如果他们懂得了冷战的第四条铁律，就不见得会再期盼如何恢复美中昔日的友好关系了。 冷战的过程必然涉及到军事、科技、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其中，外交的沟通和折冲不是为了消除冷战，也不可能消除冷战，外交的功能只是为了防止双方的对抗诱发危险的冲突。因此，冷战中双方的外交斡旋，并不会带来双方实质性的冷战关系之缓解或终止；同样，外交场合中某一方的强硬态度，也不会真正提升该国在冷战中的实力。 在军事层面，美中冷战与美苏冷战实质性的差别并不大，只不过是军事装备升级了。但在经济层面，美苏冷战与美中冷战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截然不同。也因此，美中冷战相比美苏冷战，美国面临更复杂的局面。 苏联集团是在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制度中生存；而中国则是先把国内经济体制部分地改变成共产党资本主义，之后又加入了自由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中苏两国在对美冷战中的根本性不同，给国际商界带来了巨大的迷惑和羁绊。因此，国际商界不太愿意改变以中国的“世界工厂”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1.0版，因为它们在其中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但国际商界无法左右冷战的方向和动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具备了威胁美国的经济技术实力，都是因为美国喂养过它们。苏联在二战前的工业化和二战中的军工体系建设，主要靠美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中国的“世界工厂”，也是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和投资的结果。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红色大国总是在经济实力增强后恃力反噬，而美国也总是后知后觉。 中共之所以敢于点燃美中冷战，既因为它缺乏冷战知识和经验，也因为它看到了经济全球化1.0版的“中国依赖”，进而误读并推论出“东升西降”这种荒谬的判断。 四、美中冷战的国际经济环境 中共过去二十多年来犯下了两个重大决策错误，现在到了算账的时候了。这两个重大决策错误是：其一，妄图称霸而对外扩张；其二，以为“世界工厂”不可动摇，从此中国支配地球，因此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唯一赢家。现在中共其实已经发现，过去所构想的所谓“东升西降”的辉煌未来不过是一个泡沫，它不得不趴下来舔自己伤害自己所造成的那些伤口。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政治正确”，中共为了政权的生存，无法承认这样的决策错误，就只能在自己点燃的冷战中硬撑下去。 冷战的结局有几种？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红色大国的失败，苏联的灭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苏联是在经济最强盛的时候点燃美苏冷战的，最后在冷战中因为经济衰落而败亡；而中共是在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点燃美中冷战的，因此，美中冷战的过程可能会比美苏冷战的过程短一些。 从这里可以导出冷战的第五个铁律，“不战而胜看经济”。可以讲，美苏冷战中，苏联是垮在它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而在美中冷战当中，将决定中共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以“世界工厂”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1.0版”逐渐弱化，而以“离开中国”为特色的“经济全球化2.0版”正在兴起。 特朗普总统2018年发动的美中贸易战，本质上并非冷战应对措施，而只是为了逼中共上谈判桌，认真谈判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遏制中国技术间谍的猖獗。但中共以点燃美中冷战来反制，却客观上把特朗普总统的美中贸易战变成了美国冷战应对措施的“前奏曲”。拜登上任两年以后，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冷战式应对措施，其中包括芯片禁运。 历史的巧合在于，就在今年，用人工智能思路(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来设计的芯片（Graphics Processing Unit，简称GPU）开始在国际商界刮起了旋风，AI PC（具人工智能的个人电脑）和AI Cellphone （人工智能手机）即将问世。以今年5月台北的Computex商展为起点，一场新的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开始了。未来全球各行业都将陆续踏上这场新风潮的浪头，哪个国家能逐浪前行，哪个国家的未来就会赢得光明。 然而，由于AI芯片可用于军事装备研发和升级，美国依照冷战应对程序，对中国进口高端AI芯片及其专用加工设备实施了禁运。中国再也不能象经济全球化1.0版主导全球的年代那样，方便地获取它想要的相关技术和产品。虽然中国会利用稍稍落后的光刻机继续开发中低端芯片，但它的产品显然已经失去了未来的全球竞争力，也因此注定会在新的产业革命中逐渐落伍。 与此同时，与AI高端芯片密切相关的“经济全球化2.0版”已经出现，并具有蓬勃兴旺的势头。从掌握全球大部分GPU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Nvidia）的股价今年从50美元跳升到120美元，该公司因而跃居全球市值第二名，可能很快会超越微软（Microsoft）而成为市值世界第一的上市公司这个现象，可以初窥端倪。GPU的加工和封装，很大一部分都在台湾，未来英伟达也会把设计中心的一部分放在台北，台湾因此正走向世界商界关注的中心。又由于世界上各大中型国家的政府部门出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必须加快“主权AI”的相关投资，台湾的国际地位会因此而进一步大幅提升。 在经济全球化1.0版的年代，各国企业和政府往往都“在商言商”；而在经济全球化2.0版的时代，美中冷战的现实存在，使得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变成了“国安（国家安全）言商”。“在商言商”的时代，技术封锁很少，技术盗窃更是家常便饭；那在“国安言商”的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就和过往完全不一样了。半导体产业（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简称 IC产业）本身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完全依赖经济全球化，而在经济全球化2.0版的新轨道上，中国这辆“赛车”没有“参赛资格”，因为中共启动了美中冷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