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考题疑在中国社媒泄露 校方确认10门课受影响
2026 年 6 月 21 日
有别于2020年总统大选首次辩论是在9月（投票前两个月）进行，拜登、川普日前已相继允诺将参加CNN于6月27日举办的辩论会。“时程提前”的首场辩论，拜登和川普甚至都还没有获得各自政党正式提名，那么，其中急迫性，或许就在当下选情确实相当胶著，彼此都想尽快借由“未经过滤（直播、没有剪辑）的表现”，以图能够拉开差距。 2020年大选辩论，曾被形容为是“几十年来最不重要的辩论之一”。原因在于，首先它距离投票日只剩下两个月，绝大多数选民基本上都已有定见，这便直接限缩了辩论本身影响选情的空间。其次，一些仍抱持观望态度的选民（约莫10%未表态选民），尽管的确会想借由观看候选人正面交锋，去找到促使自己愿意投票的正面理由，但当年那场辩论简直惨不忍睹，大多数人只看到两个上了年纪的政客“在吵架”，包括当拜登说话时，川普频频插嘴高达73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的统计），拜登则骂川普是小丑，忍不住被激怒，再又怒斥川普 “你能闭嘴吗？老兄（Will you shut up, man?）。”总之，当年那场有失风范的总统级辩论，确实让不少人看了瞠目结舌。结果，双方一阵唇枪舌战，既不能帮助尚未做决定的选民做出决定，也没有导致那些已经做出决定的选民更换候选人，一场辩论便在佛喧嚣的选举花边新闻中作结。 不过，即将而来的2024大选首场辩论，却有共和党民调专家伦茨（Frank Luntz ）认为，那将是“自甘迺迪与尼克森以来最重要的辩论”。他的判断可从几个角度解释。第一，时间点上，距离投票日还有将近四个多月，比起2020年迟至9月的首场辩论，自然有更多的时间让辩论内容在选战期间发酵，原本辩论这一“短期事件”，遂有机会在成堆的选战议题中被独立出来看待，以此提高了帮助选民做决定的影响性。这样的时间点也反证了无论拜登还是川普，都希望在选民观感上为自己增添柴火，好为两人“卷麻花”的民调拉出一波明确的趋势走向。两人先后应允参加CNN所办的辩论，可见各自的焦虑感应是“旗鼓相当”。 其次，在政治两极化、选战激化双重刺激下，选民定见不只愈难因为辩论会而转向，所谓“花时间去找候选人优点”的成分也愈来愈低，取而代之，到头来许多人并不是真正在观看辩论，而是在“可信度已然很低的政客身上”，去决定谁更讨人厌、更不值得相信。因此可以想见，6月27日CNN总统辩论会，会一并被凸显的，将是一场关于候选人从人格到健康的扩大检视，而这也是川普和拜登之所以被讨厌或不被信任的两大重要因素。 从最近拜登和川普各自投注的广告，以及支持者间的攻击式宣传，其实已可嗅到届时的烟硝味。川普支持者对拜登的攻击，除了嘲讽他因外交无能导致了两场战争（乌俄、以哈），并凸显拜登在黑人、拉美、年轻族裔选票上的损失外，最主要的攻势，当然就是锁定拜登的老态。一段拜登参加白宫“黑人历史”纪念会，身旁与会者，包括副总统哈里斯等无不随著音乐载歌载舞，却唯独他一人肢体宛如“冻结”一般，笑容僵硬，举止迟缓，如此画面几乎不必任何剪辑、加工或注解，就足以是一支严重打击拜登的文宣。 另方面，拜登支持者则积极在为选民回溯记忆，包括那个口不择言、视国家行事规则于无物，甚至曾煽动推翻2020大选结果的那个川普又回来了，而现实上，相对川普背负的种种刑事案件，他那根深蒂固“右翼暴力”和种族主义形象，始终才是他总统路上的最大枷锁。 如果说拜登明显的老态，确实让为数不少选民很难把“美国总统”重任交到他手上，同样的，川普极端倾向、不稳定，以及痴迷于政治报复的特性，也是另一票人很难将国家权柄托付于他的关键。这就是本次美国大选持续胶著的道理之一，也是他们双方欲强化对手负面形貌，而选择“提早辩论”的动力。 就像伦茨在媒体上所称，经由这场辩论，“我们大家都有机会看看拜登是否像川普所说的那样软弱。也有机会看看川普是否像拜登所说的那样精神错乱”。确实，如今大多数还会观看辩论的观众，并不是想让自己经由辩论被说服，而纯粹是“想看看一位候选人如何主导、批判或让另一位候选人难堪。” 文章来源：上报
大家好，我是老丁。 对于林毅夫教授这位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有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说在国际物理学界有一个理论叫“薛丁格的猫”，那在（中国）国内经济学界则有一个“林毅夫的五年”。 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根据媒体的报导，林教授曾在不只一个时间点，预言中国会在“五年后”进入、跻身高收入国家。然而，伴随著五年复五年，林教授美好的预言也不断在跳票、逾期。 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相约五年”的预言中，林教授多次用到“可能”“相信将进入”等留有馀地的字眼。您就说，这是否可以理解成某种“严谨”呢？倘若是，下文中您将还会再见到。 除此之外，林教授还曾几十年如一日地掷出豪言，中国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过，老丁今天既不准备论证这个“五年”，也不想深究这个“2030年”，要说近期不少网民最关注的，还属林教授的“光刻机（台湾称曝光机）三年之约”。 网络图片 这话又是怎么说的呢？当把时间拨回到2021年5月29日，观察者网、《环球时报》、财联社等国内媒体，不约而同都报导了这么一则消息： “在2021年中国企业未来发展论坛上，林毅夫表示ASML首席执行官担心不把光刻机卖给中国，大概三年以后中国就会自己掌握这个技术。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只要中国掌握这个技术，中国的生产成本会比国际上便宜，那时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机市场。” 资料显示，光刻机是一种利用光学原理将电路图案转移到矽片上的设备，相当于晶片制造的“印表机”，决定著晶片的工艺水准和性能，是晶片制造中的关键核心设备，也是半导体产业核心中的核心。《证券日报》2023年7月的一篇报导指出，彼时最先进的EUV光刻机，有超过45万个零件，零件数量是一辆F1赛车的20倍以上，制造难度超乎想像。“全球光刻机市场几乎被荷兰的阿斯麦（ASML）、日本的佳能和尼康垄断，其中ASML更是独占高端极紫外光刻机（EUV）的市场份额。随著这些国家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获取高端光刻机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也因此，从三年前的那个5月29日起，不少网民就翘首盼望林教授许下的这个“三年之约”能落地成真。如果真的能在那之后的3年里实现光刻机的国产化，那对于中国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可说是有著里程碑式和史诗级的意义啊！ 这期间知乎上一些“匿名使用者”的回答，像是“且听龙吟”“2023年底不量产提头来见”等，更是给予了外界对于林教授兑现预言的信心，以及无限憧憬与想像的空间。 盼望著，盼望著，光刻机国产化的脚步真的近了吗？到昨天也就是2024年5月29日，三年已经过去。只不过，大家迎来的却不是“中国已自己掌握这个技术”“ASML退出世界光刻机市场”这些振奋人心的大消息，而是众多大V与网民的追问：“三年过去了，我们的光刻机呢？” 有人斥责这些追问的大V与线民不懂得“审题”——人家林教授三年前是在引用ASML首席执行官的话。对于这一点，头条大V“Jim博士”恰好在前天有一篇题为《深度调查：林毅夫“光刻机三年之约”是谣言吗？》的文章，若有兴趣不妨一读，读罢或许您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 还有人说，人家林教授三年前说的是“大概三年以后中国就会自己掌握这个技术”“那时候ASML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机市场”，换言之“大概三年”也不非得是正好三年，“可能退出”也不就是一定会退出，所以林教授说得也没啥毛病呀。您瞧，这不就和老丁上文所说的那份“严谨”对上了吗？ 说到林教授的这个“光刻机三年之约”，或许您还会回想起，2013年9月29日，中国中科院院士黄维亦曾放出豪言，“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在文学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奖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悬念……”在去年9月29日这个“十年之约”到站的时候，不少人也在追问黄院士：说好的“成为常态”、“家常便饭”，都去哪儿了呢？ 是啊，都去哪儿了呢？答案，可能在风中飘荡了。 文章来源：上报
近年台海局势逐渐紧张，中共文攻武吓，意在对台湾制造兵凶战危的负面形势，特别是大打所谓认知战，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中华民国的子民，理应知彼知已，出手反制其认知作战。 当然，与中共的认知战释放虚假资讯不同，反认知战用的是真实资讯，瞄准其怕民众知道的自身痛点和丑闻，也可称为真相。 如果从历史上寻找对应，连中共自已也不敢面对的痛点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其党的创始人对党的陆续背离。 中共痛点：创始人过半弃党而去 中共号称百年老党，在2021年满百年之后，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三年。在红朝衰败气息中，中共党魁习近平近年试图从历史遗迹中找到共产党的所谓“初心”脉息，以期对党员洗脑。 习近平对在上海的中共“一大”旧址异常重视，2017年十九大成功连任后，他就带著新一届班子专程到上海的“一大”会址“朝拜”。但当局在宣传“一大”旧址时，不敢面对中共的创始人纷纷弃党而去的事实。 据现在的公开资讯，说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地点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即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78号）。这两幢沿街的寓所，是“一大”代表之一李汉俊家。 但“一大”是否真的在7月23日开，仍有争议。因为中共是境外势力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私生子，创党会议也是偷偷摸摸地开，随时有危险，于慌乱过后，参会的人后来谁也记不清楚会议召开和结束的日期。 现在官方说的中共建党日是1921年7月1日，这个日期是在早期逐步掌控了领导权的毛泽东，后来随意定的。 参加中共“一大”代表有13人。包括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参加。 参会的还有两名外国人，代表共产国际的尼克尔斯基和马林。 数十年后，这些中共的创始人结局令人惊叹：或早死、或被敌人枪决，过半（7人）脱党、叛党、被开除或成为汉奸，最终在经历惨烈内斗后残留下的仅2人。 其中，负责筹备“一大”的李汉俊，1922年就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开除党籍。他于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下令枪决，时年37岁。 李达和李汉俊筹备了“一大”，他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1923年秋，李达脱离了中共，后来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共。 网络图片 但中共又不认帐。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称李达被开除了党籍，是叛徒。李达隔月在被批斗中病死，年76岁。 刘仁静1929年被中共开除，文革期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8年底方得以释放。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在北京被公交车撞倒，送院不治，年85岁。 包惠僧1924年奉中共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死，年85岁。 陈公博1922年6月就宣布退出中共，抗战后他成为汪精卫政权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代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日本二战投降后，陈公博逃往日本，最后被押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 周佛海后来成为国民党官员，抗日时期是汪精卫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周佛海因被认为是降日汉奸而被捕，于1946年11月7日被判处死刑，1948年获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死于南京市老虎桥监狱，年50岁。 张国焘是在“中共元老”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他曾领导红四军，权倾一时，但后来在与毛泽东的内斗中落败。1938年4月2日，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只身从延安出走，逃往重庆。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武汉发表退党声明。 1948年，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发文，痛斥共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 张国焘说，“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现在看来，他是一个超级预言家。 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张国焘1968年举家移居加拿大，1979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时年82岁。 王尽美1926年8月19日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 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邓恩铭被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判处死刑并枪决，年仅30岁。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福建长汀水口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于突围中跳崖身亡，年59岁。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年47岁。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能够在内斗中成为党的领袖，从20年代直至70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毛于1976年9月9日去世，董于1975年4月2日去世。 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个外国人下场悲惨，尼克尔斯基1938年被苏联共产党以间谍罪枪决，马林在1942年被占领荷兰的纳粹枪决。 尼克尔斯基和马林当年是奉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之命，是专程到中国来指导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 网络图片 首任总书记被开除出党后表白反独裁 陈独秀是公认的中共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时他没参加，只是派了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他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1925的中共“四大”上被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1927年辞职。因反对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共。 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在《最后政治意见》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还说：“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作牺牲的国家。” 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去世。他的话也值得当今想“统一”的台湾人深思。 并没有参加过“一大”的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1935年，在中共北上逃亡之前，留守的瞿秋白被国民政府拘捕，在被处死前在狱中写下了《多馀的话》，坦言自己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他说：“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我始终带著假面具”，“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 瞿秋白死后被中共打成“叛徒”，妻子惨死，孩子被关，父母坟墓也被掘。 1949年中共建政后，那些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打江山的将帅们也被毛整的很惨。特别是曾是毛接班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撤职和开除党籍，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折磨死后，名单上也不是自己的名字。 毛的“法定”接班人林彪，1971年9月13日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坐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林彪座机坠机的真实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中共在末路中却要打台湾？ 中共“一大”代表的殊途以及中共建政后元老们纷纷被打倒的事实，早已预示著中共的末路。特别是中共创始人纷纷与其党决裂，这是中共骨子里最大的痛点之一，其教科书中不能宣明这一点的。 中共当局近年打下的高官，多被通报背离共产党的所谓初心，有不少在偷偷传阅政治禁书，所谓“两面人”普遍存在。这些情况都呼应了中共创始人背离党的历史。 历次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傻子少了很多，唬弄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破产。现在入党仅靠利益驱动，而非政治忠诚。而许多早已不愿和中共捆绑的人士，因公开退党会受到党的惩罚，不得不化名在海外网站声明退出，以明心志。 在国内经济困境下仍内斗不停的中共专制集团，近年维稳动作频频，是因为随时会走向翻船的结局。但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中共的当权者一直宣称要“统一台湾”，借此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兼且转移危机焦点，如此而已。 如果说中国国内的民众被长期洗脑以及强硬维稳，不敢或无法看清中共的痛点，自由接收资讯的台湾和海外的人士应是能看清楚的。千万不要对中共高层抱幻想，因为连他们自已也是朝不保夕。 最后，台湾官方或民间团体，有条件的话，在适当时机，也可以学学韩国反击朝鲜空飘“垃圾气球”，对朝鲜空飘智能气球放录音骂金正恩的做法，对大陆空飘智能气球。除能深入大陆散发传单外，也可以用电子喇叭播放中共种种丑闻和批评习近平的录音。这也是一种很棒的反认知战战术。 文章来源：上报
两天前结束的中共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包括：增补马晓伟、易会满、曹军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命胡衡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易会满为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马晓伟为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曹军为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隋青不再担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会议通过关于接受张晓明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王填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通过关于免去苟仲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追认关于撤销石磊、唐一军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本文先分析这其中的两个在任中央委员马晓伟和易会满。此二人在被“增补”为政协委员的同时还被决定任命为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不过易会满的副主任前面多了“驻会”两个字。。 出生于1959年12月的马晓伟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是被按照正省部级官员入中委的“三（63）上四（64）下”及“三留四不留”的年龄杠杠入选中央委员的。当时的他还未满63岁。 2023年3月12日，已经担任了5年时间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的马晓伟被提名连任，但是得到21张反对票和8张弃权票，有网站统计说他是这一届所有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得票率最低者。 上个月，离65岁还差7个月的马晓伟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国家卫健委官网的“委领导”页，其党组书记的职务由时任副部长雷海潮接替。一时间“谣言”四起，有说他是已经被中纪委从高干医院的病床上直接带走的， 有说他是因为“新冠”而被习近平当了“替罪羊”的……。也有说他是因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但无论什么原因，急匆匆安排一个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国务院部委一把手才一年多一点时间的当届中央委员退居二线，肯定不是一种正常人事运作。其实有些墙内媒体在相关报道中也特别暗示了这种不正常。比如澎湃新闻5月6日发表的《雷海潮已任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一文中说：“查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注意到，雷海潮已任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此前，国家卫健委主任、党组书记职务由二十届中央委员、出生于1959年12月的马晓伟担任。” 而如今全国政协的新一波人事安排中既然包括了马晓伟“二线”职务的内容，也许可以证明他提前离开国务院部委的一线岗位有可能是健康出了问题。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内部受到了轻处分，比如被内部作出了“问责”处理。 中共中央2019年9月印发的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规定：“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予以问责：……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扶贫脱贫、社会保障等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问题得不到整治，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突出，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是不是挺适合马晓伟的？ 撰写此文之前，笔者刚刚核对了中国政协网的“教科卫体委员会组成人员”一栏，确认主任和副主任一共15人中，唯有马晓伟一个是在任中央委员。 该委员会的主任是比马晓伟年长3岁半的前教育部长陈宝生，退居二线前已经有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委员的政治资本。巧合的是，这个陈宝生在2018年3月被决定连任教育部长时，也是同时产生的所有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得票最低者，当时得到了47张反对票和14张弃权票。 而目前的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一共14人，政协网站上说明是“按姓氏笔画排序”，可内容中却是把新任命的马晓伟放在第13位，新任命的“驻会副主任”曹军（女）放在最后一位。 相比较而言，这新一波全国政协的人事安排中涉及的两个现任中央委员里，墙内舆论对马晓伟“退居二线”的关注不很强烈，但对易会满的“履新”安排则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甚至愤慨。 台湾中央社日前刊登的《中国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履新 网路恶评如潮》一文中说：陆股年初连续大跌，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月被免职下台后，股民额手称庆还期待他被当局查办究责。不过易会满今天被发布新职，将出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形同安全落地，引发网路恶评如潮。迫使许多媒体关闭评论。 在微博相关新闻讨论区，网友解读“这算安全落地了吧”、“上面对易同志很满意”；还有人造今日金句：“众散户落水，易主席上岸”。 股民一面倒痛批表达不满：“战犯级别的人，居然高升， 不应该吃牢饭？”、“都这样祸害人民了，还能当父母官，巨大的讽刺”、“把股市搅烂，升官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真是无语了”。 还有股民形容，“先让一个姓易的大量上市来抢，抢完了让一个姓吴的开后门让上市公司退市跑，投资者就易吴（一无）所有了”，引发网友热烈转传。 财经网红“超短起爆点”发文说：全网都在等这易会满给投资者一个交代，看看他如何解释透过大量造假上市了那么多垃圾企业。“结果人家高升了。你说神奇不？” 对于易会满“该当何罪”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把易会满如今在全国政协系统的“履新”形容成“上岸”是否贴切暂且不论，理解成“升官”和“上面对易同志很满意”就大错特错了。 说起来，这个易会满可是中央金融系统里的唯一一个二十届中央委员（除何立峰外）。中共央行的网站2022年7月刊登的《中央金融系统选举产生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党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何立峰同志当选》一文中说，中央金融系统产生的二十大党代表共44名（包括何立峰）。代表团的团长是十九届中央委员郭树清，副团长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易纲和易会满，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潘功胜。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44人里，除了何立峰和易会满 “当选”了二十届中央委员，日后接替了易纲央行职务的潘功胜居然连再任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机会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在前年10月的二十大闭幕之后，易纲的央行行长接班人“还是姓易”的说法无论在墙内还是墙外都大有市场。 笔者也在去年2月3日发表的《下届央行行长的几个可能性人选》中介绍和分析说：外部有好事者在有金融背景或者曾经有过财政和金融工作经历的二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里为易纲挑选了几位央行行长接班人。其中之一就是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 笔者当时的这篇文章里也还介绍了与易纲相比，这个易会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连个正经的“土学历”都没有。官方公布的简历中没有他的大学经历，只说他在职期间拿到了“研究生”学历。 不过，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才又核对了一下易会满简历的不同出处，发现易会满不满20岁那年“参加工作”之前，还是有过三年大专校园生活经历的—-虽然他当时进入的学院是当地几所中等专科学校合组改建的。 易会满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职务是从2019年1月正式开始的。此前他是以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身份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今年2月被免去证监会主席和党委书记职务时，他的59岁生日才过了两个多月。此后以在任中央委员身份在家赋闲了四个多月才被宣布“履新“，而且”履新”的职务只是全国政协下属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算是哪门子的“高升”啊？ 通常，全国政协下属的各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们大部分是从正省部级和副省部级岗位上被安排退居二线者，这部分人退居政协后的原级别和待遇都被保持不变，不会升也不会降。而他们的“俸禄“也都是由他们进入政协之前的“原单位”负担。例外的就是这些专门委员会里的“驻会副主任”。这些“驻会副主任”才是全国政协的“编制内”人员。 虽然本届全国政协下设了10个专门委员会，但并不是每个专门委员会里都有“驻会副主任”的。截止目前全国政协官网上公布的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里，笔者都没找到现存的“驻会副主任”的设置和安排。日前的这一波全国政协的人事安排事项之一是隋青不再担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一项，但同时也并没有宣布为该委员会安排一个新的驻会副主任。也就是说，从本月6日开始，这个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就不再有驻会副主任了。以后安排不安排是另外一回事情。 至于和马晓伟、易会满一同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曹军（女）同时也被任命为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是因为去年1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经“经过表决刘慧不再担任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之后，这个位置就一直空缺。 为了说明如今的易会满的“履新”实属遭贬，有必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刘慧。 与马晓伟同年同月生的刘慧是回族女性干部，是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天津回族出身的她曾先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和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维基百科上介绍说（当时的）她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五位担任省级行政区最高行政官员的女性。 这位刘慧担任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具体时间是2013年4月23日至2016年7月3日，接替她这一职务的也是一个回族女性，姓咸名辉。 咸辉当时也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比刘慧年长近两岁。 日后，刘慧在十九大上再未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会，咸辉则是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已被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的前提下，又在十九大上被安排连任中央委员。接下来，这个咸辉虽然在二十大上未再连任中央委员，但却在二十大召开后的次年三月被安排成了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刘慧的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的前任王正伟则卸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退休。 这样一对比，就不难看出比如今正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咸辉要年轻近两岁的刘慧，当年被调出宁夏到国家民委担任副主任，虽然特别被宣布为正部长级，但事实上是被暗贬。在中共政坛上谁都明白，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女干部，只要能够在自治区政府主席位置上干得顺利，日后大都会有机会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或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而刘慧被调到国家民委之后，于2022年8月24日被增补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被任命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同年9月，她又被宣布“不再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2023年1月17日，也就是全国政协换届的前两个月，刘慧又被宣布了“不再担任”她才“上任”不足半年的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的职务。此时，刘慧63岁的生日才过了一个多月，提前退休了。 关于刘慧当年为何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相比咸辉而言），内部说法不一，也不是本文要介绍的重点。本文介绍她仕途经历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一个正省部级的适龄干部被安排成全国政协下属的专门委员会的驻会副主任，绝对是一种组织上的降格处理。甚至不排除仅仅是日后再安排其提前退休的一个过渡。 更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近日强调，中国正在透过“代理人”与西方民主国家作战，打击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却同时力图维持强劲的贸易关系，相关国家应该警惕、团结以对。 川普政府时期的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5月18日在英国伦敦指出，中国凭借经济实力，向俄罗斯、伊朗当局以及相关恐怖组织等代理人提供实质支援。博明并提醒，欧洲和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市场，事实上具备制衡中国、削弱中国打击欧美安全繁荣之能力。 被公认为川普政府亚太政策“中国通”的博明指出，近年世界局势显示民主国家吓阻威胁能力崩坏，例如阿富汗民选政府倒台、美国仓促撤军，大约6个月后就爆发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博明对此表示“我不认为这只是巧合”，并且强调欧美确实有能力让中国付出代价，让中国不再能轻易“如寄生虫般”靠着欧美市场滋养茁壮，甚至支持“代理人战争”。 《沸腾的护城河》关注台湾国防安全 博明即将访问台湾并且发表新书《沸腾的护城河》（The Boiling Moat: Urgent Steps to Defend Taiwan），对于台湾加强国防方面，认为台湾需要有全新的军队文化，台湾政府也应该培养“全民抗敌”的集体意识，并在物质、组织，以及军事知识与理念上提供支持，以“社会纵深”弥补台湾“地理纵深”的不足。 博明在《沸腾的护城河》强调，为吓阻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盟友必须在台湾海峡强化集体合作，让台湾海峡有如“沸腾的护城河”，而宽达一百多公里的台湾海峡，正是台湾的护城河；并且呼吁台湾加强军事吓阻能力，因为国家力量的展现，包括外交、经济、资讯战等等，若无高度可信的（军事）“硬实力”作为坚实基础，就无法奏效。 博明书中以“金城汤池”为喻，表达对台湾国防的高度关切。“金城汤池”意指坚固的城池，要有金属打造的城墙，以及沸水滚动的护城河。而书名Boiling Moats，典故出自《汉书蒯通传》“金城汤池”之喻——“边城之地，必将婴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 《沸腾的护城河》共同作者卡纳帕（Ivan Kanapathy）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台事务主任，长期为白宫制定美中台关系政策，也曾任美国在台协会（AIT）武官。书中传达三项要旨：第一，中共武力犯台威胁不但真实，更是迫在眉睫。而进犯台湾，主要是为了彻底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 第二，唯有备战才能止战。博明认为二战后，西方自由世界坚实军备的硬实力（hard power），是未让“冷战”升为“热战”的唯一保证。若习近平坚信中国会获胜，就会倾向发动战争。而自由世界当务之急就是要中共认清犯台必然失败，且会对中共及习近平造成灭顶之灾，如此方能确保台海和平。 第三，为有效吓阻中共，民主国家必须立刻行动。博明认为俄乌战争显示“吓阻”的代价要比战争低得多，在书中对此提供许多政策建议。 此外，《沸腾的护城河》主张台湾政府需要全新的军队文化，培养全民抗敌的集体意识，并提供物质、组织、军事知识与理念等支持，以“社会纵深”弥补台湾“地理纵深”之不足。 博明建议新上任的赖清德政府深化军事改革，例如其一，国防部门换血改造，拔擢愿意接受新观念的军人，强调“支持国防建设”是台湾社会共同使命。 其二，学习以色列建军备战观念，而非独师美国。借鉴男女皆兵等兵役制度、精实后备训练，建立强韧的民防体系。 其三，建立国土防卫部队。以社区防卫为主的国土防卫部队体系有助台湾应对持久战争，提高中共犯台成本，吓阻侵略野心。 提防中共“把击败国民党的方法拿来对付西方国家” 随著川普政府换届，博明自离开公职加入智库之后，似乎在反共志业上更有挥洒空间，也更不遗馀力。例如不久之前，日本《日经亚洲》（Nikkei Asia）在五月中旬以〈美国分析家：对台防卫战略模糊需要澄清〉为题报导，指出博明认为美国下任总统应该维持现任总统拜登对于中共犯台会进行军事介入之多次承诺；而美国前总统川普若在今年底再度当选总统，也应表明不许北京在西太平洋发动战争，包括入侵台湾。不知是否巧合，5月28日《华盛顿邮报》报导，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大呛中共，他再度当选总统后“中国要是犯台，就把北京炸了！”——这么清楚的“表明”，连中共军方都急得大骂“丧心病狂”，似乎相当奏效。 今年四月，博明与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首任主席盖拉格（Mike Gallagher）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撰文直言，北京正在全球进行一系列瓦解西方民主秩序之行径，美国的抗中斗争“必须要赢”，而不能只是主导竞争局势而已，警告拜登政府若优先考虑解冻与习近平关系，是陷入了熟悉的陷阱。 博明和盖拉格强调，习近平已经对美国发动冷战，华府不该否认美中冷战的存在，反而应该承认，并且坚决赢得这场战争。 4月12日，博明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纪念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研讨会，敦促美国政府尽速祭出更明确的法案以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吓阻北京犯台野心，“如果不这样做，北京会认为我们只是在吹嘘。” 早在2020年10月23日，博明任公职时曾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发表中文演说，警告西方国家，中共正运用大数据进行统战、干扰各国政治，更应特别提防中共“把当年击败国民党的方法拿来对付西方国家”。 坚定挺立在反共阵线，博明的发言以及预言，屡屡振聋发聩，并且印证属实，六月访台之行又将如何为台湾及世人敲响警钟，值得期待与关注。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三十五年过去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血腥镇压，天安门事件是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捩点，也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习近平上台后抛弃韬光养晦政策，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面目，但是离开看穿中共还很远。 六四改变了中国，至今阴影不散 1989年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骤逝，成为民众不满改革缓慢、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剂。几千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民主运动。6月4号，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大屠杀，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 六四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重大转折点：六四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年，中共高层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体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杀除了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人民的民主诉求。 林培瑞说：“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镇压了老百姓的（思维）变化，因为80年代学生能够出来上街抗议，写他们的文章，80年代是一种相对来说共产党最开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后不再开放，一直到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考虑是，用2,000个生命来换20年的稳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样说，但是很清楚这是他镇压六四的一个政治考虑。” 1978到1989年期间，中国民间在反思文革的历史伤痛，希望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但是六四强行把学生和市民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 林培瑞当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公室主任，他帮助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被中共列上黑名单。他认为镇压六四的影响不止20年，至今已经35年了，屠杀的阴影一直旋绕在中国人的头上，而且很可能还会再发生，比如镇压法轮功和香港民主运动，肆意逮捕和拘押维吾尔人等等，虽然镇压行动在规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镇压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会动真格的。 六四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3年里，中国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这个无害的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李伟东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更严厉的制裁中国，让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 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兼讲座教授的汉学家林培瑞说，当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要跟共产党保持一个基本关系，一起对抗苏联。二是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抱有希望，以为邓小平又要重新改革开放。 他说：“六四后邓小平主张的是韬光养晦，把中国强势的那一方面掩盖起来，让外国政府认为中国能改革，会潜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发展，我相信邓小平是故意让外国人那样看。” 林培瑞说，六四后从1989一直到1994年，美国政界曾经把经济和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都讨论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1994年以后，克林顿总统决定把人权跟经济脱钩，影响到今天。 西方至今没有看穿中国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和压制异议人士稳固权力之后，公开改变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让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意图。 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评论文章，标题时《习近平，谢谢你》。文章用嘲讽地语气说，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被视为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为西方不再对习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说，“这些希望不仅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战争变成了大规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镇压堪比苏联的古拉格。你的经济‘改革’相当于让通常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导者。” 林培瑞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经希望中国潜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变，但是大约五六年前北京镇压维吾尔人之后，这个美梦破裂。同时，很多到中国去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发现，中国学会了西方的科技之后，自己创办公司，搞不公平竞争，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产党的一些美国商人也开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说，西方社会离开彻底看穿中共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他说：“美国政界商界里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有那种天真的想法，觉得共产党也是人，我们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举个例子，最近关于要不要禁止TikTok的问题，很多好心的美国人说，TikTok是很多美国年轻老百姓很喜欢的东西，可以用它去发挥自己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等等。他们看不到TikTok的具体作用，因为ByteDance是共产党所有的，它的那些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闻标题引到亲共，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头捣乱的那种所谓新闻节目。部分人看不到这个，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彻底看穿没有？还有相当的距离。” 林培瑞警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对人类的危害甚至大于希特勒纳粹。 他说：“希特勒的集中营是杀人，烧毁尸体，没有别的能够跟他作比较，这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一个事件。但是你根据人数，多少人因为毛泽东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杀的人）多得多。大跃进大饥荒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下命令怎么种菜，等等，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饥荒，至少是3,000万，有人说4,000万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泽东干出来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数字去衡量这个问题，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坏多了。希特勒杀人是很残酷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包括习近平时代，杀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残忍的。” “中国梦”只能暂时掩盖伤口，六四早晚会成为中共新的噩梦 中国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称为“政治风波”，把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习近平上台后，宣扬中国复兴，年轻一代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六四，也对六四不感兴趣。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成功地让中国人摆脱了六四的噩梦？ 前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封从德在旧金山参加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每年纪念六四，应该把（被）中共枪决的那些人高举，把他们的像要刻出来，把他们的名字念出来，这些是我们最应该纪念的人，他们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会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他说，习近平想跟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网络之前的中国老百姓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媒体是从上往下。有了网络以后，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视野比他们的前辈广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时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说，目前中国民主进程倒退是习近平压制的结果，表明上看似平静，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DNA，因此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并不悲观。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6月4日，终年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纽约时报广场（Times Square），一则秀有“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字样的广告出现在它知名的分岔路大楼看板。广告缘由，是为呼应前不久在台湾青岛东路抗议国会扩权的民众集会，而有海外侨民自行集资募款，设计出了这段30秒的台湾意象动画（24小时间隔播放）。不过，基于宣传地点（繁华的商业区）、广告属性（正面氛围），使得这支广告的目的，到头来并不在批判自己的政治对立面，更大成分，却是以“站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姿态，对台湾那些身处第一线关切国政的民众做出回响。 当天活动聚集了数百名纽约老中青三个世代台侨，其中不难撇见和前不久“BIG电影”纽约首映及“湾声乐团”纽约首演的同一面孔，更不乏名符其实“公妈应援”的祖父母级老侨。如此，这样的回响，自然也带有基于特殊处境下的“台式乡愁”，也就是“纽约青鸟”（之后还有其他国家城市、国家响应，地理名称应该会再增加）广告上架行动，终究在呈现民主、自由台湾的真实存在，今天抗议国会扩权也许是这场海外发声的触媒，但“台式乡愁”本身向来并不具政党垄断性，6月4日时报广场上那些“熟面孔”，多有十年前无党的柯文哲、后来创办时代力量的黄国昌支持者，那时他们不也一样不计回报为柯、黄出钱出力、热情款待，只是十年一觉，才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 另外，“Stand Strong WITH TAIWAN”上架的时间点在6月4日，因“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之故，难免让人别有政治联想。事实上，在这之前，中国海外民运团体（民主派）不是没有相关纪念活动（每年例行），例如华人群聚的纽约法拉盛（中国移民占多数），6月2日就有一场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集会，只是当天除了有中侨参与纪念，另也有一帮中共支持者在周边闹场，他们除了反呛高喊“共产党万岁”，因为眼见有台湾人也出现在纪念六四活动上，竟向其连番斥喝“滚回台湾”，画面颇为“肃杀”。 相较于6月4日时报广场“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广告上架活动（之前台侨、学生透过网路串连，号召前往打卡），尽管它的动能始于台湾内部激烈的政治争斗，惟它的目的在鼓舞各地台湾志同道合者，而非借由外在舞台批判内部反方，气氛上也就呈现了一片欢欣祥和。不过，海外台侨之所以能对支援台湾这般“乐此不疲”，长期以来，当然也建立在两个关键基础，一是“意见表达自由”，一是“经济自由”。 前者，走过黑名单时代，台湾早没有“自己海外行为连累国内家人”的风险，但那些在法拉盛举布条声援六四的中国移民，胆敢站出来，几乎就已不指望回祖国和家人团聚。台侨是对台湾政治持续抱有期待而参与海外政治活动，但有多少盼望中国民主化的中侨，是以坐等奇迹的心情在面对中共做最后一搏。其次，这次纽约时报广场广告集资，三小时在上千人赞助下达标（约8万美金），同时代表了海外台湾人对家乡政局的高度关注，另方面也说明了出门在外，向来都是台侨对台湾政客予以财力支援（例如帮忙募款），而非台湾政党或政客为之赞助反馈。台侨的“经济自由”，很大程度便决定了他们海外政治表态的自主性，这点，更是那些经常受控于中国外交单位的“海外小（老）粉红”从未曾享受过的特权。 看待“纽约青鸟”的视角，尽管无以回避它就是一场台湾国内政治喧哗的海外延伸，却也因为“六四”这样的时间点，它再额外反衬了许多中国人尽管早已移居美国，也未必就能完全挣脱中国的囚笼。最后，借由这样的活动，其实也愈加显现所谓“台湾意识”并不全然就是政党意识，或者一定和个人血缘出身有关，而是长期作为一个被（中国）压迫的群体，终究养成了某种心灵状态，即自知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被世界重视，尤其才能得到公平竞争（国际上）的机会。纽约时报广场的看板是对所有人开放，乌克兰遭俄罗斯入侵期间，时报广场也曾出现许多支持乌克兰的意象广告，背后出资者则多仰赖美国在地富豪慷慨义助（包括UBER，还有多个非营利组织），广告商毕竟在商言商，资本带来了话语权，这也是关于“纽约青鸟”的另一段阐释说明。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5月20日，赖清德宣誓就任台湾新总统。三天后，中共启动又一波围台军演，号称“联合利剑-2024A”。由东部战区出动海空陆三军，对台湾展开以军演为名的骚扰。中共收获了什么？至少有十大看点。 陆股暴跌，台股高涨。军演一开始，5月23日，台股高涨，达21000多点；陆股暴跌，上海股市再次逼近3000点；港股也应声大跌，跌至18000多点。中国网民总结说：解放军军演，把台湾股市吓得高涨了，把陆港股市吓得暴跌了。没有吓着台湾人，倒把大陆人吓着了。亲共报人胡锡进暗示大陆股民不争气，连两天军演都顶不住。 对台湾的恐吓效果递减。中共大搞围台军演，而台湾社会，排名热搜第一的竟不是军演，而是日本文艺界的出轨绯闻。可见台湾民众对中解放军演的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达到何等程度。恐吓效果递减，让意图制造台海“兵凶战危”的中南海显得颇为尴尬。 台湾国会争斗，中共抵近军演，是里应外合吗？但效果抵消。军演前后，在台湾立法院，加起来过半数席位的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力推“国会扩权”的相关法案，场内遭到民进党议员抵抗、场外引发数以十万计民众聚集抗议。蓝白凭借过半席次，最后强行通过扩权法案。但台湾民间认为，王沪宁和中共是“国会扩权”的幕后黑手，而中共围台军演似乎要制造里应外合的阵势。但，正是这种阵势，激发台湾民众群起抗议。如果真有“里应外合”，其效果自相抵消。 中共解放军演，表面上声势浩大，却没有实弹射击，宣传报道用动画片代替，给人打嘴炮、“提虚劲”的形象。小粉红、老粉红为此大为失望、失落，纷纷在网上表达不满、窝火。两年前，因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大搞围台军演，发射了11枚导弹，竟有5枚偏离目标，打到日本经济专属区，大出洋相。这回围台军演，解放军未再发导弹，是不是因为解放军导弹仍是豆腐渣、打不准，因而力避出丑，我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周边国家眼中，中共解放军力实力必由此再次大打折扣。 暴露作战底牌，尽为美台两方所掌握。美国国防部的声明一语双关、耐人寻味：“此类演习为美军更加深入了解解放军的运作方式提供了难得机会。”“事实上，这些活动显示出解放军要成功实施他们正在演习的这类任务将是多么困难！” 围台军演再度爆出丑闻：解放军战机歼-16、轰-6遭台湾国军战机F-16V锁定瞄准，随时可用空对空导弹击落。相关视频疯传，让中共难堪。国际媒体惊呼：“（这一细节）意外展示了台湾强大的军事打击力。”中国网民感概：“原来真正军演的是台湾啊！” 而军演次日，中共4463吨位的半潜式拖船“联合启瑞”号在东海沉没，原因不明。但禁不住网民议论：没有把对方的船击沉，先把自己的大船击沉了。稍后又传出中方无人机坠毁台湾海域。机毁船沉，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激发周边国家敌对，提升国际社会警觉，催化国际共识。中共军演前后，连素来绥靖的德国都罕见表态：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乃是对整个世界挑战，德国不能置身事外，有必要派军舰行经台湾海峡，以彰显德国阻止战争的明确立场。 加剧解放军内部抵触情绪和反对意识。东部战区在前线演习，负责拱卫北京的中部战区也不能闲着，半夜吹起军号，官兵被迫起床演练，因此怨声载道。适逢河北下暴雨，中部战区传出“水淹中南海，吊打习近平“的咒语，可见军队内部存在着对习近平的不满。有可能，军心动摇，军心涣散，军心思变。 事实上，频繁军演和频繁出丑，必然打击习近平在军中的声望，削弱了他在军中的权威。加上频繁的军中大清洗，注定埋下更大不满、甚至仇恨的种子。在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旗号下，习近平的逆势操作，无形间，祸加自身。 综上十大看点，就是习近平和中共的十大“收获”，都是负收获、负效果、反作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是八九六四35周年。对现代中国来说，这个日子既是光荣的，也是黑暗的。“光荣”指的是，自中共全国建政后，乃至中国近代开埠以来，还没有一场群众的反抗运动像六四一样，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参与者如此之众，特别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天安门广场，抗议当局的学生如此之多，反抗行动如此之坚定；“黑暗”指的是，与此同时，也从来没有看到，号称“人民”政权的中共，在这一天撕下了其伪装，命令它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创，酿成了屠杀事件，赤裸裸显露出法西斯的本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5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很短，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的历史来算，已经相当长了，而如果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则更长。当年参与六四抗议的大多数学生，如今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从一个血气方刚、指点江山的青春少年，变成了肩负家庭重责、为生活而奔波的父母。对一些人来说，也许没有了当年的反抗意志，只想过平凡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当年改变中国的梦想仍然还在，并矢志不渝地追求。不管当时的参与者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必须面对一个冷酷事实：中共政权并未如六四之后一段时期许多人预测的那样，撑不过几年，它至今看上去，仍然牢牢控制国家，似乎没有垮台的迹象。一些人由此不看好中共会被反对它的力量打败。 尽管如此，随着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尤其是美中全面对抗的加剧，中共又到了一个危机的历史时刻。这再次给了人们反抗的信心和勇气，反对清零的白纸抗议运动就是一个代表。在很多人看来，别看当局全副武装，张牙舞爪到极点，那不过是纸老虎，没什么可怕的；或者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只要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不断加码，中国经济就好不了，经济衰败，国内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和士气就将愈加低落，包括精英阶层在内，对当局的不满只会更加强烈，任何一个当局无法把控的不测事件都会导致政权内部分裂，从而推翻中共指日可待。 前一种看法有些太悲观。中共确实藉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在统治人民、掌控政权方面，增加了很多工具，尤其在高科技监控人民这点上，已经做到炉火纯青了。但要看到，正如中共自己经常强调的，决定政权是否垮台的根本，是人心向背，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如果一个政权，已经丧失了民心，纵使物质再强大和手段工具再先进，也是挽救不了衰败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垮台是个大概率事情。 后一种看法又有些太乐观。虽然中国目前遭遇到了很多困难，当局面临着内忧外患局面，但中国是否崛起到顶，国际学界其实是有着争议的。另外，中共手中掌控的资源和工具，在维护政权，打击反对它的力量这点上，还是不能小觑。加之中国的规模和人口，以及当局在应对美国围堵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护身符，如果没有内部民意的普遍觉醒并付诸于行动，把希望寄托在外部，以为中共真的像个稻草人，一戳就倒，也有点一厢情愿。 事情或许在两者之间，既不能太悲观，也不能太乐观，在从事针对中共的反对运动中，用得着中共常说的一句话，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也就是，在战略上，有中共必被垮台的信心和信念，否则，反抗运动作为一项事业就没有意义；但在具体的反抗运动的战术和步骤上，要把中共作为一只真老虎看待，正视它目前看似还很强大的事实，也正视中国目前复杂的现实以及反对运动相对还弱小的状况，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步一步来，积小成多，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 当然，也需要看到，目前这种海内外联动局面，在六四35年来，的确是一个从事反抗中共运动的好时机，甚至称之为“天赐良机”也未尝不可。就此而言，信心上乐观一点也是有道理的。尤其对海外反对运动来说，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创出一种新的反对中共的局面。至于国内，鉴于当局铁桶一般的维稳，使得有规模的反抗几无可能，只能呈现为零散的、个体的抗争，包括一些泄愤事件，从这个角度说，目前有利时机还不能转化为现实可操作的反抗运动，所以暂时还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六四可以给海外反对运动提供一个好的精神资源。 提炼六四精神用以动员大众 在过去的35年，海内外对六四的反思和检讨，基本聚焦于当时运动的领导者策略运用得当与否的问题。反思者经常在以下问题上进行争论：在强硬派愿意谈判的时候，是否应该见好就收；是否要把主要矛头对准邓小平；是否要听从学生中激进声音的主张，以及是否真的对中国国情有了解等，这些争议当然都是必要的，理性的检讨有助于下一次大的社会运动来临后，避免重蹈过去的失误。但是，在对六四本身检讨的同时，如何将六四化为激励人们抗争的勇气，化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的精神资源和符号，或许是当下海外反对运动在纪念六四，反思六四更要紧的课题。 中国社会包括党内虽然对当局的不满日渐增多，尤其对高居庙堂之上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然而，基于各种考量，特别是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考量，以及对当局残酷镇压的恐惧，敢公开反抗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这不能怪大众的利己主义，毕竟在一个专制社会，敢以身试法，挑战专制政权，舍身取义的人在过去每个时代并不很多，更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在压制异端和镇压反抗力量这点上，新时代是集过去各个专制旧时代之大成，早就将社会的维权力量和党内的异议之声扑杀掉了，并对社会进行无死角的监控，个体要去对抗一个组织化和体系化的专政怪兽，确如飞蛾扑火，代价太高。所以，无论是基于害怕还是理性的算计，一个原子化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太可能把对政权的不满和反抗的意志公开化为反抗的行动，充其量是把这种反抗局限在与政治无关的维权领域。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实。 海外反对运动理应认识到这点，但这当然不是说，在这种现实面前，就只能徒呼奈何。海外反对运动可以做的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工具，进行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动员，积蓄力量，让海内外民众尤其对当局不满的人意识到，造成中国百年危局的，正是这个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只要这个政权不回归人类的普世价值，它存在一天，就会将你我带入险境，想岁月静好，不关心政治，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从而使人民打破对当权者的幻想，为大变局的到来做好思想乃至组织的准备。 简言之，海外反对运动要做的事情，是在动员中让人民认清中共的本质和新时代的荒诞性，六四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精神资源。因为中共对六四的屠杀最无情地显示它的残暴性和反人类性。有了第一次也许就有第二次，但是在对中共特别是现政权的认识上，并非很多人都有这种认识，不少人甚至认为，正因为有了中共对学生运动的戒严和开枪，才保得中国的稳定，从而有了之后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才坐二望一，成为敢和美国叫板的全球大国。这是屠杀之“功”。此种糊涂认识弱化了人们的反抗意识，助长了中共专政。海外反对运动必须对此拨乱反正，这就需要对六四的价值和精神，用简单明了、直指人心，和富有感染性的话进行提炼，以作为动员海内外大众的口号。 在笔者看来，六四是一场热血学生真正为国家前途命运着想、反抗中共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体现了学生大无畏和可贵的对专制政权不服从、不合作的现代公民意识。中国的历史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只有做稳了奴才和做奴才不得的两种情形。做奴才而不得就造反，但造反是为赶走一个鸟皇帝自己做皇帝，因此中国的历史是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社会也就在这种循环中越来越精神萎顿。晚清和民国因为有民族的救亡存图，在西学东渐、图强变革之下，社会一度思想开化，各种主义流行，涤荡了旧时代的腐朽气息。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共一统江山后，带来了比过去更严酷的专制，直至六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它是一个思想全新的反对运动，本来是可以把中国带入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新时代，可惜被中共的屠杀扼杀了。 海外反对运动应该将六四反抗专制统治的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的精神揭橥出来，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成为在心里反抗当局的最响亮口号。这是一个播种的过程。 谨以此篇，纪念六四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