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青銀高速發生重大車禍 致2死3重傷
2026 年 8 月 14 日
7月7日、7月8日，是中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的日子。全國各地總共一千多萬高中畢業生參加這一場有可能決定他們人生前途的高考。記得77年、78年文革後恢復高考的前兩場高考，錄取率只有5%，真可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物以稀為貴。那時候，大學生就是金字招牌。現在不一樣了。今年的高考，據中國官媒《中國日報》報導，錄取率將近90%。如今，上大學不是問題，上好大學才是問題。只有很少一部份人可以上全國一流學校。因此高考仍然充滿激烈的競爭。 網上看到一幅照片，是寒門子弟參加高考的勵志口號：「考過高富帥，戰勝官二代。」 一個無錢、無權、無勢的「三無」人員，在整個人生中，也就只有在統一的高考競爭中，才有憑自己的能力戰勝那些「三有」人員的希望。話說得很誇張，但細細品味，何嘗不是實情呢。 不消說，中國的高考有很多弊病，但相比而言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高考最大的特點，就是統一、量化、標準化，這也便於閱卷和評判。正是由於標準化，所以在中國司空見慣的權勢、金錢、人情、關係等等難以進入，相對是一塊凈土。今天的中國人之所以對高考制度情有獨鍾，一方面是有古代科舉制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則是文革中廢除高考的慘痛教訓。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廢除高考。理由是高考是智育第一、分數挂帥，是「一張捲紙定終身」，不能反映真才實學，等等等等；於是改為「推薦與選拔相結合」。這看起來很好，實行起來卻很糟。因為它給形形色色的腐敗大開方便之門。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多得不成比例就是明證。 當今中國，腐敗無處不在，高考領域也不例外。在中國，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大規模的向北京等大城市傾斜；而在錄取的時候，中小城市、尤其是農村的考生還要受到第二次政策性歧視，他們的考分必須比北京等大城市的考生高出很多才能被同樣好的高校錄取。就在這次高考前，媒體又揭露出山東的陳春秀、苟晶等被他人冒名頂替上大學的醜聞，輿論為之嘩然。照說，這種弊案本不難查出，之所以禁而不止，主要就是因為懲罰太輕。在古代，科場作弊是重罪，因為它關係到千千萬萬寒門子弟的上升機會，關係到公平正義。近日，有全國人大代表和教育界人士，提議立法，加大打擊高考作弊的力度。這是值得肯定的。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搞冒名頂替這種勾當的都還只是小權貴，大權貴根本用不著搞冒名頂替，一張條子、一通電話就解決問題。中國的反腐敗任重道遠，一黨專政是最大的腐敗，我們要做要改的事還多得很。
病毒肆虐之際，澳大利亞作為一個神奇的國度，正在印證著本次病毒與中共之間的奇妙聯繫。 澳大利亞是本次全球抗疫表現出色的國家之一，也是與中共針鋒相對的發達國家之一。 在最近一次世界衛生大會之前，澳大利亞不懼中共經濟威脅，號召對病毒源頭進行獨立調查，最終獲得國際上一百多個國家的支持，在世衛大會形成決議。而中共不得不拋出20億美元援助國際抗疫研究，並鬆口同意疫情過後允許外國進入中國調查。緊隨其後的是中方對澳方的各種經濟制裁和報復，包括對大麥、牛肉的稅收，旅遊業和留學生的各種限制。 面對中共單方施加的種種經濟制裁，澳洲聯邦領導層一致表態不會因為經濟利益放棄澳洲價值觀，不會做出妥協和讓步。而最新民調顯示，現任總理的支持率經過以上事件持續攀升，充份顯示了澳洲人民內部的團結。 與以上一系列對抗中共之努力相對應的，是澳大利亞整體抗疫成績令人矚目。澳洲的整體表現印證了與中共對抗，就是阻止COVID-19蔓延的最好方法。這一點在香港、台灣等地也都得到了驗證。 然而澳洲的神奇之處在於，她不僅驗證了對抗中共可以阻止病毒，也提供了一個反面例子來點化世人：和中共走得近就會招來中共病毒。 近期，病毒在維州（Victoria）再次出現蔓延。維州在6月初曾經有一段時間基本清零，但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裡，感染人數一路飆升，直到近日每天新增確診高達百名左右。維州政府不得不採取強力措施，甚至開始實施對整棟居民樓的封鎖，這在澳洲抗疫過程中實屬罕見。 疫情的蔓延，迫使維州政府重新開始封鎖，終止了經濟復甦計劃，相比其他各州有序放開封鎖、逐步恢復經濟而言，正在大踏步後退。而維州百姓也重新陷入恐慌，澳洲特色的「搶廁紙」再次在維州出現。其他州的居民也紛紛逃離維州返回各州。周邊各州在放開邊境時將維州視為例外，維州來的人仍需強制隔離。 與澳大利亞其他各州持續清零或僅有少量歸國隔離者確診相對，維州儼然一躍成為澳大利亞的疫情重災區，驚動全國。 更令人稱奇的是，維州一名感染者在6月6日確診，此前他曾乘坐飛機到布里斯本參加了一次十幾人的家庭聚會，次日再乘另一班飛機到昆州小鎮與其他工人一起進行果園採摘，並與他人合租住房。這種「千里投毒」式的行程，竟然沒有在昆州激起漣漪、引發病毒傳播，似乎病毒不願來打擾昆州人。 同樣是澳大利亞一方水土，是甚麼導致了如此懸殊的差異？ 維州的爆發看似只是個巧合，但如果加個維度思考問題，從與中共親疏的這個維度來看問題，則一目了然：維州是澳大利亞唯一一個與中共簽訂「一帶一路」協議的州。 根據新聞報導，維州與中國在去年10月簽署了「一帶一路」框架協議，涵蓋了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合作的承諾，重大的投資細節將於2020年中期簽署。 對此，普通澳洲國民、維州很多政黨和聯邦政府都予以反對。根據今年5月的新聞報導，維州工黨內部的某些人警告稱，工黨的核心成員和社會上對此舉動感到「困惑和擔憂」。莫里森政府和分析人士批評這項協議破壞了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 然而面對社會如潮水般的批評和反對，維州政府卻堅稱為了維州的經濟利益，這樣做沒有錯，要繼續推進項目。不僅如此，維州州長安德魯斯及其財政部長蒂姆‧帕拉斯（Tim Pallas）紛紛為中共說好話，針對澳洲發起的病毒起源獨立調查，他們稱沒有一個國家應該在COVID-19問題上遭到「詆毀」。 當把維州對待中共的態度考慮進去，澳大利亞奇特的抗疫局面一目了然：澳洲作為一個國家整體而言堅持自己的價值觀，不為五斗米折腰，堅持向中共調查真相、討個公道，因而抗疫成績卓著 ；而作為唯一親中共的維州，則丟失了早期良好的抗疫局面，百姓重新回到惶恐之中，社會重新經歷再一次的爆發之痛。 澳大利亞，這個神奇的國度，正用自己的經驗告訴世人，遠離中共即可以減少中共病毒的危險；為了利益去和中共做苟且的交易，則將受到瘟疫的懲罰。
最近關於WHO（世界衛生組織）的新聞不斷，７月６日，美國國務院向聯合國發出通知，稱將終止美國在WHO長達72年的成員身份。7月10日，WHO先遣小組前往中國籌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兩件事情都不算小事，對於全球公共衛生體系和美國在多邊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來說，美國退出WHO是一個影響巨大的事件；全球疫情遠未終結，調查病毒起源本應引起各國關心。但國際社會對兩者的反應都相當淡漠，美國終止WHO成員身份這個協議需要明年7月正式生效，今年11月大選結果，才是明年是否退出的關鍵。關於病毒起源，國際社會厭倦了中國的撒謊與WHO的偏袒中國。 美國退出WHO，利益相關者在意 單個事件看，美國退出緣於WHO失去誠信，美國完全有理由這樣做。 6月間，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共和黨人公布了有關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中共及WHO所扮演角色的中期報告。該報告的結論是：中共在武漢疫情爆發初期隱瞞實情並打壓披露真相的醫生和記者，忽視了《國際衛生條例》中有關在第一時間向WHO通報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規定。報告認為，包括習近平總書記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在知道爆發疫情的幾個星期後才將情況公佈於眾，這種瀆職行為給全球造成重大生命和經濟損失。 報告還認為，世界衛生組織迎合中共宣傳，助長了中共的掩蓋行為。眾議院監督委員會資深委員、來自肯塔基州的共和黨議員科默(James Comer)支持川普府的決定。他在一份聲明中稱：「中國撒謊，WHO照辦，美國人喪生。」 這份報告公布後，世衛組織在6月底更新了有關疫情應對的英文版時間線，承認世衛組織最早是從網上的當地報道得知武漢出現病毒性肺炎病例。 美聯社於6月2日發布的一份報告被廣為引用。美聯社根據數十場訪問和內部文件發現，在整個一月份，WHO公開稱讚中國對新冠狀病毒的迅速反應，但「世衛官員私下對中國官方提供的相關信息不足感到不滿，聲稱讚揚中方是為了獲取更多信息」。WHO相關人員的解釋是，他們稱讚中國，是為了獲得更多的信息。 美聯社的調查報道為WHO開脫，稱相關錄音表明，不是像美國總統川普所指控的WHO與中國勾結，而是由於中方向他們提供了法律所要求的最少信息，使得WHO一直處於「黑暗之中」。 美聯社這一報告的價值在於，證明了WHO確實在中國疫情信息上撒了謊，對於中國與WHO的關係之推測，完全不必認真對待。WHO因為配合中國政府而獲得中國幾次公開獎賞：3月8日，中國政府宣布向WHO捐款2000萬美元；4月23日，中國再次決定向WHO增加3000萬美元現匯捐款。５月20日，中國官方機構人口福利基金會引導中國企業、慈善機構和個人向世衛組織捐款。 那麼，為何國際公共衛生界與聯合國對川普總統宣布退出WHO表示不滿？原因很簡單，川普總統「讓美國偉大」落實在外交政策上就是美國優先。從二戰之後，一直是美國出錢出力，必要時犧牲本國青年的生命，為世界提供國際秩序這一公共品。這種格局的改變，讓搭慣了便車的國際社會極不舒服。美國這些年來先後退出巴黎氣候協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退出哪個機構，哪個機構的經費就少了一個主要來源，聯合國財政困難幾乎成了常態。 美國承擔領導責任的實質就是多出經費 美國退出WHO，對這個組織影響巨大，因為美國是WHO的單一最大捐贈者，每年捐款約4.5億美元，美國退出會使WHO在未來失去上述資金，將令該機構更多地依賴私人捐贈者，例如其第二大捐贈者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公共衛生專家表示，這將加速一項轉變，即全球衛生依賴於少數億萬富翁捐贈者和慈善機構，而非西方大型政府的納稅人資金。這項轉變將使WHO的性質發生改變，而且資金依賴將變得不穩定。 譚德賽作為WHO總幹事，為什麼會如此輕忽美國的感受？川普總統多次說，我們每年給WHO資助4.5億，為什麼不如中國的4000多萬？這事兒，只能說川普總統沒想明白：美國給聯合國、聯合國下屬機構的資金再多，也被受益者與世界各國視為理所當然。二戰之後，你美國主導創立了聯合國，用它來作為貫徹美國國際政策的工具，建立了由美國主導、各國受益的國際秩序。久而久之，世界習慣了由美國出錢出力為世界提供的公共品——國際秩序，無需領情。我相信，WHO也是這樣看的。在WHO的心目中，美國的4.5億美元年金與中國的4000萬美元年金都是理所當然的常規例金，只有額外的錢才是WHO可以靈活支用的金庫。 如果說這還不夠明白，用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可以作為說明：某人去上班途中要經過一地鐵出口，那裡有位乞丐長年蹲守。這位先生每次從那裡過，都要給乞丐的碗中放上一美元，風雨無阻地持續了好些年，乞丐視為每天應得收入，從未表示感謝。但有一天，這位先生出門匆忙，身上忘記帶零錢，從那位乞丐面前經過時，沒有放錢，結果被乞丐一把抓住：為什麼不給錢？——這個故事蘊含的哲理是：當資助他人成了常態，就成了資助者的責任，而非義舉。 中國很懂得如何在國際社會撒錢：到非洲，主要讓權貴集團受益而非民間；資助國際組織，不多承擔規例經費，但願意非正式地資助，包括資助這些權貴的親屬子弟（例子太多，美國就有，不舉了）。比如對譚德賽的政治投資，早在2017年WHO幹事長換屆選舉前就開始了，先是聯合非盟，遊說一些國家，將譚德賽推上幹事長寶座。譚德賽2017年7月1日當選後不久即去北京，北京立即答應捐助2000萬美元。 無論華府政治圈是否全部贊成美國退出WHO，此事緣起於WHO在疫情信息公布上處置不當，太多考慮中國的要求，忽視了其他國家的利益。WHO這種態度後面，金錢起了明顯作用，是無法否定的事實。 因為WHO遲遲不宣布全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甚至指責美國等對中國的斷航措施，對全球造成的生命、健康、經濟損失，WHO必須承擔責任並認錯。 聯合國作為全球化推手的功能受到嚴重質疑 聯合國成立之初，美國希望它成為戰後國際秩序重建的協調者，這一功能在戰後十年後基本結束；美國轉而將聯合國作為美國推行國際政策的重要功能性組織。但時過境遷，聯合國與創始國美國、英國等日益疏遠，反而成了中國施展拳腳的重要舞台。今年聯合國75周年慶典，世界各國態度冷淡，原因就在這點。這些，我在《聯合國與西方國家日行日遠——寫於UN75周年生日之際》一文里，談過中國因素對聯合國各組織與政策的影響，不更新，遲早面臨生存危機。具體到WHO的情況，從處理埃博拉疫情以來，直至今年處理武漢肺炎疫情，都暴露出WHO的政治性領導組成方式嚴重限制了其緊急行動的能力，並經常顯示出專業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緊張與衝突。 美國與WHO之間的關係走到今天並非沒有預兆，SARS算是2020年武漢肺炎的預演版。自那以後，美國醫學協會（IOM）出版報告，提出了導致傳染病捲土重來的八個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口日益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傳染病也隨之周遊列國。該報告指出，頻繁的人口流動使得傳統的隔離方式根本無法生效，也使得一國爆發的傳染病會迅速地傳播到其他地區。 無獨有偶的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2004年的一份有關2020年世界前景的報告中預測，只有「一種重大全球衝突」的發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續發展。這個發展是什麼？即全球瘟疫大流行。報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來越受到身份認同政治的困擾，全球化將面臨政治反噬。如果有什麼事情會使全球經濟整合脫軌，那很可能會是一種致命新疾病的大規模傳播。這份報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頓大學學者的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gs）。哈欽斯在最近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他們在這份報告中所試圖提出的觀點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時帶來了好的與壞的後果」。 武漢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終於讓發達國家看到了全球化的黑色版，疫情過後，這場持續了20多年的全球化進程面臨大逆轉。國際社會畏懼美國退出的變化，都希望美國大選結果改變這種美國退出的格局。其實，認真考察聯合國近20年作為，無論美國是誰當選，世界想回到2016年以前均無可能。因為全球化1.0的推手與主導者是美國，美國今年遭受來自外部與內部的重創，歐盟也遇到嚴重問題。所有這些，都註定全球化1.0版結束，未來的2·0版是什麼狀態，倒還真與美國國內政治密切相關。 （全文轉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二○○○年代早期，中共愈發肯定中國將重新成為超級強權，於是它發展出一套普遍推廣的策略，運用中國語文及文化的吸引力，向外國人發動軟實力攻勢，特別是針對外國大專院校。當時的西方教育機構對所有的中國事物都迷得不得了。中國、中文、中華文化不只是那時候最潮的研究領域，慢慢地大家也發現了這些研究可以賺錢。在中國學生已經讓人榨取大筆國際學生學費之後，大學又開始挑戰能夠合法招收外國學生的比例上限。大學裡的專門研究所紛紛跟風搶錢。亞洲研究所開始蓬勃發展，裡面最強勢的往往就是中國研究。企管系所發現瞄準中國市場的業界急需協助，他們對中國市場抱持著極度誇張的期待，因此很願意出資贊助訓練機構。 中共看到西方學術機構已敞開大門準備好與中國合作。但北京想出的做法實在很諷刺，因為中國不久之前才結束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戰鬥口號正是「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這場打倒偶像的大型狂熱運動裡面，最核心的就是要擺脫儒家的孔子所設計的封建禮教，正是這些規範讓中國兩千多年來在文化、政治、行政方面得以凝聚為一體。但中共明白，與西方世界打交道時，拿孔子出來當現代中國的守護神要比其他做法來得有吸引力，例如，至少比重新粉飾毛澤東僵死的意識形態，讓他變身為有模有樣的英雄強多了。 中共決定在全世界的大專院校與各級學校設立孔子學院的網路。孔子學院將有中方教師提供漢語及中國文化的教學，同時北京也將給予足夠的補助，使所在機構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提案。孔子學院最早的試辦是二○○四年六月在烏茲別克的塔什干。試辦非常成功，於是僅僅五個月後的二○○四年十一月，第一所完整的孔子學院就在首爾設立。截至二○一八年初，根據主管孔子學院的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辦）公布，海外的孔子學院共有五百一十一所。其中有十二所孔子學院設在加拿大大專院校，三十五個孔子課堂設在加拿大的高中。 剛開始，表面上看來，孔子學院顯得無可挑剔。中國官員讓大多數孔子學院看來就像某些歐洲國家的文化推廣組織一樣，例如法國文化協會、德國歌德學院、英國文化協會。漢辦屬於中國政府的正式組織，在架構圖裡面是放在教育部底下。因此，漢辦與外國高等教育機構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簽訂協議，提供經費與師資給孔子學院、孔子課堂，看起來就像正當的教育交流計畫。然而，只要稍加研究，便能發現孔子學院的規畫乃是中共一項重大的國際宣傳暨間諜工作，只是表面上以文化交流的名義來加以掩飾。 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引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李長春，他說孔子學院是「中國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後來的發展顯示出孔子學院遠遠不只如此。大部分的孔子學院都是中國大使館、領事館的間諜分支機構，藉此來控制中國學生、搜集所謂敵人的情報、威懾異議人士。本書寫作時，孔子學院總部理事會主席是副總理劉延東，她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前也擔任過統戰部部長。理事會裡面還有其他中共高級官員，來自包括財政部、教育部、外交部，以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加拿大第一所孔子學院是二○○六年二月設立於英屬哥倫比亞理工學院（BC理工，BCIT）。開幕活動辦得十分浩大。加拿大方面的兩百位來賓包括聯邦級、省級、市級官員，時任英屬哥倫比亞副省長的雪莉．龐德也出席了。中國代表團更教人嘆為觀止，領軍的是中共高級幹部暨教育部長陳至立。不久便有人提出質疑：BC理工的孔子學院到底在搞什麼。二○○八年初《溫哥華太陽報》教育新聞記者珍奈特．薛蒂芬哈根找到一些收據的影印本，是北京為了孔子學院交給BC理工的錢，總計約四十萬加幣。薛蒂芬哈根造訪位於溫哥華市中心的該院院址，發現「沒有什麼活動的跡象」，這是她在二○○八年四月二日的報導。 「近期《太陽報》曾三度前往BC理工八樓，但標示為孔子學院的接待櫃檯卻空無一人。其中一次，整個八樓空空如也；另一次，有些人正在上課，但這些課程活動全都是其他組織舉辦的。」BC理工副校長吉姆．賴赫特接受薛蒂芬哈根採訪時表示，該校仍在整備中，以決定哪一種課程最適合希望進入中國市場的英屬哥倫比亞省民。報導引述賴赫特說：「我們的方向不在於數字要龐大。孔子學院真正的目標是在開設的國家、開設的機構以及中國之間搭起橋樑。」 當時薛蒂芬哈根在《溫哥華太陽報》有一個附設的網誌，她在上面闡述了心中對BC理工孔子學院的一些疑問。二○○八年四月四日她發文說：「曝光給我的收據大約有四十萬元，但總支出的金額可能更多。有人告訴我，孔子學院在那段期間〔自從二○○六年啟用以來〕以鐘點學程所招收的學生不到一百位。BC理工說其實人數比較接近兩百五十位，但這個數字包含了報名一日課程的學生，例如『一日速成漢語』。為什麼中國要花這麼多錢卻做這麼少？這些錢又是怎麼花的？我沒有答案，因為BC理工與北京簽訂了保密協議，與孔子學院相關的一切財報也都是機密。」 漢辦與設置孔子學院的機構所簽訂的協議確實有嚴格的保密要求，協議中亦有條款確保漢辦有權決定孔子學院中哪些主題是政治上可以討論的，而哪些是不可以討論的。協議里的基本保密條款十分嚴苛，寫著：「協議雙方將本協議視為保密文書，任何一方所獲取或知悉關乎另一方的材料或資訊，未得另一方書面同意之前，均不得發布、揭露、使之公開，或容許第三人發布、揭露、使之公開，除非協議一方為了達成協議中所約定之責任，必須將上述材料或資訊予以發布、揭露、使之公開。」 制式協議裡面最詭異的應該是第五條，規定孔子學院開展的活動須符合中國和所在國的習俗、法律與規定。這一點在加拿大以及所有設置孔子學院的西方國家都不可能辦到。加拿大的法治以及《權利與自由憲章》所形成的社會基礎，和中國的情況毫無相通之處；在中國，中共並不接受法治，憲法則是一紙空文，要不要尊重憲法取決於政治上的方便。加拿大有些大學及學校開始認清孔子學院的真面目，就是因為此一條款所造成的衝突。愈來愈多加拿大學者及校務人員開始擔心，在他們的學校里有這樣一所機構，將使學校在學術嚴謹及卓越方面的聲望下降。 就算孔子學院原本的真面目起初還沒有引起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注意，等到英屬哥倫比亞理工學院這所加拿大在科技方面的頂尖院校也要設立孔子學院了，情報局無論如何都會開始關注。僅僅一年後的二○○七年二月，安全情報局已完成一篇報告，將孔子學院描述為軟實力代理人，要為二○○八年北京主辦的夏季奧運大作宣傳。該報告經過編輯後的版本由《加拿大通訊社》透過資訊公開法取得，並於二○○七年五月公布。報告說，孔子學院似乎主要在提倡中國語言及文化。「換言之，中國希望全世界對於中國以及各種中華事物產生正面的感受。中國要達成此一目標，就得讓眾人對中國產生一定程度的仰慕。正當學界還在探討硬實力──坦克、飛彈、槍枝等等──相較於軟實力的重要性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把軟實力視為同樣有用的概念了。」 ※本文刊載於上報，摘自《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與霸凌加拿大》／左岸文化出版／作者為加拿大新聞工作者，1970年代晚期擔任《多倫多星報》歐洲局局長，1980年代中期效力索瑟姆報業，奉派駐歐，1989年駐非洲，1993年駐香港，之後駐溫哥華，為「後媒體集團」（原索瑟姆報業）撰寫國際事務專欄。現為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見於iPolitics, Facts and Opinions, The Star, Asia Times等，著有《禁忌的國家：台灣大歷史》（望春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