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青银高速发生重大车祸 致2死3重伤
2026 年 8 月 14 日
7月7日、7月8日，是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日子。全国各地总共一千多万高中毕业生参加这一场有可能决定他们人生前途的高考。记得77年、78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两场高考，录取率只有5%，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物以稀为贵。那时候，大学生就是金字招牌。现在不一样了。今年的高考，据中国官媒《中国日报》报导，录取率将近90%。如今，上大学不是问题，上好大学才是问题。只有很少一部份人可以上全国一流学校。因此高考仍然充满激烈的竞争。 网上看到一幅照片，是寒门子弟参加高考的励志口号：“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 一个无钱、无权、无势的“三无”人员，在整个人生中，也就只有在统一的高考竞争中，才有凭自己的能力战胜那些“三有”人员的希望。话说得很夸张，但细细品味，何尝不是实情呢。 不消说，中国的高考有很多弊病，但相比而言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高考最大的特点，就是统一、量化、标准化，这也便于阅卷和评判。正是由于标准化，所以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权势、金钱、人情、关系等等难以进入，相对是一块净土。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对高考制度情有独钟，一方面是有古代科举制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文革中废除高考的惨痛教训。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高考。理由是高考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一张卷纸定终身”，不能反映真才实学，等等等等；于是改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这看起来很好，实行起来却很糟。因为它给形形色色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多得不成比例就是明证。 当今中国，腐败无处不在，高考领域也不例外。在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大规模的向北京等大城市倾斜；而在录取的时候，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的考生还要受到第二次政策性歧视，他们的考分必须比北京等大城市的考生高出很多才能被同样好的高校录取。就在这次高考前，媒体又揭露出山东的陈春秀、苟晶等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丑闻，舆论为之哗然。照说，这种弊案本不难查出，之所以禁而不止，主要就是因为惩罚太轻。在古代，科场作弊是重罪，因为它关系到千千万万寒门子弟的上升机会，关系到公平正义。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教育界人士，提议立法，加大打击高考作弊的力度。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搞冒名顶替这种勾当的都还只是小权贵，大权贵根本用不著搞冒名顶替，一张条子、一通电话就解决问题。中国的反腐败任重道远，一党专政是最大的腐败，我们要做要改的事还多得很。
病毒肆虐之际，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神奇的国度，正在印证著本次病毒与中共之间的奇妙联系。 澳大利亚是本次全球抗疫表现出色的国家之一，也是与中共针锋相对的发达国家之一。 在最近一次世界卫生大会之前，澳大利亚不惧中共经济威胁，号召对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最终获得国际上一百多个国家的支持，在世卫大会形成决议。而中共不得不抛出20亿美元援助国际抗疫研究，并松口同意疫情过后允许外国进入中国调查。紧随其后的是中方对澳方的各种经济制裁和报复，包括对大麦、牛肉的税收，旅游业和留学生的各种限制。 面对中共单方施加的种种经济制裁，澳洲联邦领导层一致表态不会因为经济利益放弃澳洲价值观，不会做出妥协和让步。而最新民调显示，现任总理的支持率经过以上事件持续攀升，充份显示了澳洲人民内部的团结。 与以上一系列对抗中共之努力相对应的，是澳大利亚整体抗疫成绩令人瞩目。澳洲的整体表现印证了与中共对抗，就是阻止COVID-19蔓延的最好方法。这一点在香港、台湾等地也都得到了验证。 然而澳洲的神奇之处在于，她不仅验证了对抗中共可以阻止病毒，也提供了一个反面例子来点化世人：和中共走得近就会招来中共病毒。 近期，病毒在维州（Victoria）再次出现蔓延。维州在6月初曾经有一段时间基本清零，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感染人数一路飙升，直到近日每天新增确诊高达百名左右。维州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甚至开始实施对整栋居民楼的封锁，这在澳洲抗疫过程中实属罕见。 疫情的蔓延，迫使维州政府重新开始封锁，终止了经济复苏计划，相比其他各州有序放开封锁、逐步恢复经济而言，正在大踏步后退。而维州百姓也重新陷入恐慌，澳洲特色的“抢厕纸”再次在维州出现。其他州的居民也纷纷逃离维州返回各州。周边各州在放开边境时将维州视为例外，维州来的人仍需强制隔离。 与澳大利亚其他各州持续清零或仅有少量归国隔离者确诊相对，维州俨然一跃成为澳大利亚的疫情重灾区，惊动全国。 更令人称奇的是，维州一名感染者在6月6日确诊，此前他曾乘坐飞机到布里斯本参加了一次十几人的家庭聚会，次日再乘另一班飞机到昆州小镇与其他工人一起进行果园采摘，并与他人合租住房。这种“千里投毒”式的行程，竟然没有在昆州激起涟漪、引发病毒传播，似乎病毒不愿来打扰昆州人。 同样是澳大利亚一方水土，是甚么导致了如此悬殊的差异？ 维州的爆发看似只是个巧合，但如果加个维度思考问题，从与中共亲疏的这个维度来看问题，则一目了然：维州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与中共签订“一带一路”协议的州。 根据新闻报导，维州与中国在去年10月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协议，涵盖了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合作的承诺，重大的投资细节将于2020年中期签署。 对此，普通澳洲国民、维州很多政党和联邦政府都予以反对。根据今年5月的新闻报导，维州工党内部的某些人警告称，工党的核心成员和社会上对此举动感到“困惑和担忧”。莫里森政府和分析人士批评这项协议破坏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 然而面对社会如潮水般的批评和反对，维州政府却坚称为了维州的经济利益，这样做没有错，要继续推进项目。不仅如此，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及其财政部长蒂姆‧帕拉斯（Tim Pallas）纷纷为中共说好话，针对澳洲发起的病毒起源独立调查，他们称没有一个国家应该在COVID-19问题上遭到“诋毁”。 当把维州对待中共的态度考虑进去，澳大利亚奇特的抗疫局面一目了然：澳洲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为五斗米折腰，坚持向中共调查真相、讨个公道，因而抗疫成绩卓著 ；而作为唯一亲中共的维州，则丢失了早期良好的抗疫局面，百姓重新回到惶恐之中，社会重新经历再一次的爆发之痛。 澳大利亚，这个神奇的国度，正用自己的经验告诉世人，远离中共即可以减少中共病毒的危险；为了利益去和中共做苟且的交易，则将受到瘟疫的惩罚。
最近关于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不断，７月６日，美国国务院向联合国发出通知，称将终止美国在WHO长达72年的成员身份。7月10日，WHO先遣小组前往中国筹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两件事情都不算小事，对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和美国在多边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来说，美国退出WHO是一个影响巨大的事件；全球疫情远未终结，调查病毒起源本应引起各国关心。但国际社会对两者的反应都相当淡漠，美国终止WHO成员身份这个协议需要明年7月正式生效，今年11月大选结果，才是明年是否退出的关键。关于病毒起源，国际社会厌倦了中国的撒谎与WHO的偏袒中国。 美国退出WHO，利益相关者在意 单个事件看，美国退出缘于WHO失去诚信，美国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6月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公布了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中共及WHO所扮演角色的中期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中共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隐瞒实情并打压披露真相的医生和记者，忽视了《国际卫生条例》中有关在第一时间向WHO通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规定。报告认为，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知道爆发疫情的几个星期后才将情况公布于众，这种渎职行为给全球造成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 报告还认为，世界卫生组织迎合中共宣传，助长了中共的掩盖行为。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资深委员、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议员科默(James Comer)支持川普府的决定。他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撒谎，WHO照办，美国人丧生。” 这份报告公布后，世卫组织在6月底更新了有关疫情应对的英文版时间线，承认世卫组织最早是从网上的当地报道得知武汉出现病毒性肺炎病例。 美联社于6月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被广为引用。美联社根据数十场访问和内部文件发现，在整个一月份，WHO公开称赞中国对新冠状病毒的迅速反应，但“世卫官员私下对中国官方提供的相关信息不足感到不满，声称赞扬中方是为了获取更多信息”。WHO相关人员的解释是，他们称赞中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 美联社的调查报道为WHO开脱，称相关录音表明，不是像美国总统川普所指控的WHO与中国勾结，而是由于中方向他们提供了法律所要求的最少信息，使得WHO一直处于“黑暗之中”。 美联社这一报告的价值在于，证明了WHO确实在中国疫情信息上撒了谎，对于中国与WHO的关系之推测，完全不必认真对待。WHO因为配合中国政府而获得中国几次公开奖赏：3月8日，中国政府宣布向WHO捐款2000万美元；4月23日，中国再次决定向WHO增加3000万美元现汇捐款。５月20日，中国官方机构人口福利基金会引导中国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向世卫组织捐款。 那么，为何国际公共卫生界与联合国对川普总统宣布退出WHO表示不满？原因很简单，川普总统“让美国伟大”落实在外交政策上就是美国优先。从二战之后，一直是美国出钱出力，必要时牺牲本国青年的生命，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这种格局的改变，让搭惯了便车的国际社会极不舒服。美国这些年来先后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退出哪个机构，哪个机构的经费就少了一个主要来源，联合国财政困难几乎成了常态。 美国承担领导责任的实质就是多出经费 美国退出WHO，对这个组织影响巨大，因为美国是WHO的单一最大捐赠者，每年捐款约4.5亿美元，美国退出会使WHO在未来失去上述资金，将令该机构更多地依赖私人捐赠者，例如其第二大捐赠者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公共卫生专家表示，这将加速一项转变，即全球卫生依赖于少数亿万富翁捐赠者和慈善机构，而非西方大型政府的纳税人资金。这项转变将使WHO的性质发生改变，而且资金依赖将变得不稳定。 谭德赛作为WHO总干事，为什么会如此轻忽美国的感受？川普总统多次说，我们每年给WHO资助4.5亿，为什么不如中国的4000多万？这事儿，只能说川普总统没想明白：美国给联合国、联合国下属机构的资金再多，也被受益者与世界各国视为理所当然。二战之后，你美国主导创立了联合国，用它来作为贯彻美国国际政策的工具，建立了由美国主导、各国受益的国际秩序。久而久之，世界习惯了由美国出钱出力为世界提供的公共品——国际秩序，无需领情。我相信，WHO也是这样看的。在WHO的心目中，美国的4.5亿美元年金与中国的4000万美元年金都是理所当然的常规例金，只有额外的钱才是WHO可以灵活支用的金库。 如果说这还不够明白，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作为说明：某人去上班途中要经过一地铁出口，那里有位乞丐长年蹲守。这位先生每次从那里过，都要给乞丐的碗中放上一美元，风雨无阻地持续了好些年，乞丐视为每天应得收入，从未表示感谢。但有一天，这位先生出门匆忙，身上忘记带零钱，从那位乞丐面前经过时，没有放钱，结果被乞丐一把抓住：为什么不给钱？——这个故事蕴含的哲理是：当资助他人成了常态，就成了资助者的责任，而非义举。 中国很懂得如何在国际社会撒钱：到非洲，主要让权贵集团受益而非民间；资助国际组织，不多承担规例经费，但愿意非正式地资助，包括资助这些权贵的亲属子弟（例子太多，美国就有，不举了）。比如对谭德赛的政治投资，早在2017年WHO干事长换届选举前就开始了，先是联合非盟，游说一些国家，将谭德赛推上干事长宝座。谭德赛2017年7月1日当选后不久即去北京，北京立即答应捐助2000万美元。 无论华府政治圈是否全部赞成美国退出WHO，此事缘起于WHO在疫情信息公布上处置不当，太多考虑中国的要求，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利益。WHO这种态度后面，金钱起了明显作用，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因为WHO迟迟不宣布全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甚至指责美国等对中国的断航措施，对全球造成的生命、健康、经济损失，WHO必须承担责任并认错。 联合国作为全球化推手的功能受到严重质疑 联合国成立之初，美国希望它成为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协调者，这一功能在战后十年后基本结束；美国转而将联合国作为美国推行国际政策的重要功能性组织。但时过境迁，联合国与创始国美国、英国等日益疏远，反而成了中国施展拳脚的重要舞台。今年联合国75周年庆典，世界各国态度冷淡，原因就在这点。这些，我在《联合国与西方国家日行日远——写于UN75周年生日之际》一文里，谈过中国因素对联合国各组织与政策的影响，不更新，迟早面临生存危机。具体到WHO的情况，从处理埃博拉疫情以来，直至今年处理武汉肺炎疫情，都暴露出WHO的政治性领导组成方式严重限制了其紧急行动的能力，并经常显示出专业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美国与WHO之间的关系走到今天并非没有预兆，SARS算是2020年武汉肺炎的预演版。自那以后，美国医学协会（IOM）出版报告，提出了导致传染病卷土重来的八个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该报告指出，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地区。 无独有偶的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4年的一份有关2020年世界前景的报告中预测，只有“一种重大全球冲突”的发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即全球瘟疫大流行。报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来越受到身份认同政治的困扰，全球化将面临政治反噬。如果有什么事情会使全球经济整合脱轨，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致命新疾病的大规模传播。这份报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哈钦斯在最近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在这份报告中所试图提出的观点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时带来了好的与坏的后果”。 武汉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终于让发达国家看到了全球化的黑色版，疫情过后，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面临大逆转。国际社会畏惧美国退出的变化，都希望美国大选结果改变这种美国退出的格局。其实，认真考察联合国近20年作为，无论美国是谁当选，世界想回到2016年以前均无可能。因为全球化1.0的推手与主导者是美国，美国今年遭受来自外部与内部的重创，欧盟也遇到严重问题。所有这些，都注定全球化1.0版结束，未来的2·0版是什么状态，倒还真与美国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全文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
二○○○年代早期，中共愈发肯定中国将重新成为超级强权，于是它发展出一套普遍推广的策略，运用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吸引力，向外国人发动软实力攻势，特别是针对外国大专院校。当时的西方教育机构对所有的中国事物都迷得不得了。中国、中文、中华文化不只是那时候最潮的研究领域，慢慢地大家也发现了这些研究可以赚钱。在中国学生已经让人榨取大笔国际学生学费之后，大学又开始挑战能够合法招收外国学生的比例上限。大学里的专门研究所纷纷跟风抢钱。亚洲研究所开始蓬勃发展，里面最强势的往往就是中国研究。企管系所发现瞄准中国市场的业界急需协助，他们对中国市场抱持著极度夸张的期待，因此很愿意出资赞助训练机构。 中共看到西方学术机构已敞开大门准备好与中国合作。但北京想出的做法实在很讽刺，因为中国不久之前才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口号正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场打倒偶像的大型狂热运动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要摆脱儒家的孔子所设计的封建礼教，正是这些规范让中国两千多年来在文化、政治、行政方面得以凝聚为一体。但中共明白，与西方世界打交道时，拿孔子出来当现代中国的守护神要比其他做法来得有吸引力，例如，至少比重新粉饰毛泽东僵死的意识形态，让他变身为有模有样的英雄强多了。 中共决定在全世界的大专院校与各级学校设立孔子学院的网络。孔子学院将有中方教师提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教学，同时北京也将给予足够的补助，使所在机构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提案。孔子学院最早的试办是二○○四年六月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试办非常成功，于是仅仅五个月后的二○○四年十一月，第一所完整的孔子学院就在首尔设立。截至二○一八年初，根据主管孔子学院的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公布，海外的孔子学院共有五百一十一所。其中有十二所孔子学院设在加拿大大专院校，三十五个孔子课堂设在加拿大的高中。 刚开始，表面上看来，孔子学院显得无可挑剔。中国官员让大多数孔子学院看来就像某些欧洲国家的文化推广组织一样，例如法国文化协会、德国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汉办属于中国政府的正式组织，在架构图里面是放在教育部底下。因此，汉办与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及地方教育主管机关签订协议，提供经费与师资给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看起来就像正当的教育交流计画。然而，只要稍加研究，便能发现孔子学院的规画乃是中共一项重大的国际宣传暨间谍工作，只是表面上以文化交流的名义来加以掩饰。 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引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李长春，他说孔子学院是“中国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发展显示出孔子学院远远不只如此。大部分的孔子学院都是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的间谍分支机构，借此来控制中国学生、搜集所谓敌人的情报、威慑异议人士。本书写作时，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是副总理刘延东，她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前也担任过统战部部长。理事会里面还有其他中共高级官员，来自包括财政部、教育部、外交部，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加拿大第一所孔子学院是二○○六年二月设立于英属哥伦比亚理工学院（BC理工，BCIT）。开幕活动办得十分浩大。加拿大方面的两百位来宾包括联邦级、省级、市级官员，时任英属哥伦比亚副省长的雪莉．庞德也出席了。中国代表团更教人叹为观止，领军的是中共高级干部暨教育部长陈至立。不久便有人提出质疑：BC理工的孔子学院到底在搞什么。二○○八年初《温哥华太阳报》教育新闻记者珍奈特．薛蒂芬哈根找到一些收据的影印本，是北京为了孔子学院交给BC理工的钱，总计约四十万加币。薛蒂芬哈根造访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该院院址，发现“没有什么活动的迹象”，这是她在二○○八年四月二日的报导。 “近期《太阳报》曾三度前往BC理工八楼，但标示为孔子学院的接待柜台却空无一人。其中一次，整个八楼空空如也；另一次，有些人正在上课，但这些课程活动全都是其他组织举办的。”BC理工副校长吉姆．赖赫特接受薛蒂芬哈根采访时表示，该校仍在整备中，以决定哪一种课程最适合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英属哥伦比亚省民。报导引述赖赫特说：“我们的方向不在于数字要庞大。孔子学院真正的目标是在开设的国家、开设的机构以及中国之间搭起桥梁。” 当时薛蒂芬哈根在《温哥华太阳报》有一个附设的网志，她在上面阐述了心中对BC理工孔子学院的一些疑问。二○○八年四月四日她发文说：“曝光给我的收据大约有四十万元，但总支出的金额可能更多。有人告诉我，孔子学院在那段期间〔自从二○○六年启用以来〕以钟点学程所招收的学生不到一百位。BC理工说其实人数比较接近两百五十位，但这个数字包含了报名一日课程的学生，例如‘一日速成汉语’。为什么中国要花这么多钱却做这么少？这些钱又是怎么花的？我没有答案，因为BC理工与北京签订了保密协议，与孔子学院相关的一切财报也都是机密。” 汉办与设置孔子学院的机构所签订的协议确实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协议中亦有条款确保汉办有权决定孔子学院中哪些主题是政治上可以讨论的，而哪些是不可以讨论的。协议里的基本保密条款十分严苛，写著：“协议双方将本协议视为保密文书，任何一方所获取或知悉关乎另一方的材料或资讯，未得另一方书面同意之前，均不得发布、揭露、使之公开，或容许第三人发布、揭露、使之公开，除非协议一方为了达成协议中所约定之责任，必须将上述材料或资讯予以发布、揭露、使之公开。” 制式协议里面最诡异的应该是第五条，规定孔子学院开展的活动须符合中国和所在国的习俗、法律与规定。这一点在加拿大以及所有设置孔子学院的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办到。加拿大的法治以及《权利与自由宪章》所形成的社会基础，和中国的情况毫无相通之处；在中国，中共并不接受法治，宪法则是一纸空文，要不要尊重宪法取决于政治上的方便。加拿大有些大学及学校开始认清孔子学院的真面目，就是因为此一条款所造成的冲突。愈来愈多加拿大学者及校务人员开始担心，在他们的学校里有这样一所机构，将使学校在学术严谨及卓越方面的声望下降。 就算孔子学院原本的真面目起初还没有引起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注意，等到英属哥伦比亚理工学院这所加拿大在科技方面的顶尖院校也要设立孔子学院了，情报局无论如何都会开始关注。仅仅一年后的二○○七年二月，安全情报局已完成一篇报告，将孔子学院描述为软实力代理人，要为二○○八年北京主办的夏季奥运大作宣传。该报告经过编辑后的版本由《加拿大通讯社》透过资讯公开法取得，并于二○○七年五月公布。报告说，孔子学院似乎主要在提倡中国语言及文化。“换言之，中国希望全世界对于中国以及各种中华事物产生正面的感受。中国要达成此一目标，就得让众人对中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仰慕。正当学界还在探讨硬实力──坦克、飞弹、枪枝等等──相较于软实力的重要性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把软实力视为同样有用的概念了。” ※本文刊载于上报，摘自《大熊猫的利爪：中国如何渗透、影响与霸凌加拿大》／左岸文化出版／作者为加拿大新闻工作者，1970年代晚期担任《多伦多星报》欧洲局局长，1980年代中期效力索瑟姆报业，奉派驻欧，1989年驻非洲，1993年驻香港，之后驻温哥华，为“后媒体集团”（原索瑟姆报业）撰写国际事务专栏。现为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见于iPolitics, Facts and Opinions, The Star, Asia Times等，著有《禁忌的国家：台湾大历史》（望春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