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華副教授談經濟悲觀被舉報 警察上門找其約談
2026 年 7 月 2 日
近日，有一張圖片在網路瘋傳。圖片中，一名身穿制服的執法人員，手中拉著一根線，半蹲在菜攤前進行丈量，神態全神貫注。我當時看到這張圖片，尤其執法人員的認真模樣，覺得實在太魔幻了。 這是吃飽撐了嗎。 經媒體核實，這張圖片拍攝地點是南寧市某農貿市場，時間約為7月中旬。當時，一名市場監管部門執法人員在檢查中，發現商戶擺菜品時超出攤位，順手拿起了經營戶的一根綁菜繩來丈量，進行提醒和規範。 針對民眾提出執法人員存在「矯枉過正」的問題，當地一名市場監管部門執法人員表示，他們在工作中也是落實南寧市「用繡花功夫來進行農貿市場精細化管理」的相關精神，並不存在「矯枉過正」的情況。 不過，這樣的解釋，並未讓網友們買賬，許多人在新聞留言中紛紛調侃。有人說：有這等水平，去工地壘牆不是更能發光發亮？有人說：論精緻，日本人看了都自愧不如。 我注意到，當下，各地城市管理都強調要有「繡花功夫」。這種說法本身倒沒錯。中國城市的管理，實在是太粗糙了，許多細節都做得讓人慘不忍睹，比如，我就發現，大馬路上的窨井蓋很少能和馬路完全齊平的。 如果能把「繡花功夫」用到這些地方，用到改善城市管理的人性化細節上，那倒也是善事一樁。 不過，某些地方和部門的「繡花功夫」，似乎用錯了地方。比如南寧的丈量菜攤，管得未免太嚴苛了。就看圖片上的菜攤，已經擺放得非常整齊。作為執法人員，還在那裡吹毛求疵，指手畫腳。 你這到底是在管理還是在耍官威？ 南寧這個事情，並不是孤立的個案。網路上，有人又曝出一張某地用「繡花功夫」管理菜場的圖片。圖片中，一位工作人員，用一把園林剪，對菜攤上的綠葉蔬菜精心進行修剪，那認認真真的勁頭，不輸於量菜攤的執法人員。 把菜場當成馬路綠化帶一樣進行管理，這真是一大創新！不知道，這又是哪個地方官員腦洞大開，想出來的奇招。怎麼在你們眼裡，非要甚麼東西都整整齊齊才算美觀，才符合「市容」？這麼一本正經折騰來折騰去，不累么？ 把類似扯蛋的事情，說成「繡花功夫」，真有你們的。毫無疑問，再不起眼的地方，都能綉出個花來，這似乎已是某些部門的通病。比如，此前媒體報導，一些地方在環衛管理中，要求街頭1平方米灰塵不超幾克，派專人現場稱量。 諸如此類的「繡花功夫」，真是一次次讓人開眼。賣菜的攤販，掃馬路的清潔工，都是底層的民眾，對於他們管理，簡直精細得不能再精細了。要我說，啥時候，也能讓民眾用這種精細化方式來監督監督政府部門？ 比如，把某些部門財政預算中龐大的「其他支出」，細化到每一筆消費，細化到每一分錢。 環衛考核要稱土到克，菜場擺攤量位到毫釐。我只能說，在扯蛋的事情上，他們一直很專業，而在專業的事情上，他們又往往很扯蛋。
首先，筆者要澄清，本文提倡的「抗爭的藝術」，不是連儂牆，不是抗爭題材藝文展覽，也不是黃店所搞的藝術展覽：不是抗爭雜誌展，不是抗爭藝術展，不是「香港民主女神（Lady Liberty HK）」，不是「Tone Online Music Festival」，不是「圍爐音樂會」，不是《微光之城》，不是《未必最終回》，不是《香港定格》，也不是《2019長路未盡：變幻的時代，變幻的抗爭》等等。而是建制派難以捉摸的，當權者難以應對的，具體的、實際的、貼地的、富成效的抗爭手段、抗爭方法。 第一，「抗爭的藝術」就是「不說抗爭」地「抗爭」的藝術；要說「平衡」，要說「平均勢力」，要說「防止失衡」，要說「防止一面倒」，要說「防止獨大」，要說「防止災難」。 第二，「抗爭的藝術」就是「零立場」的藝術，即是「沒有立場」的藝術，就是「沒有立場」的「立場」，而且「沒有立場」總比「改變立場」好；因為「沒有立場」，欲加之罪，正好無辭；因為「沒有立場」，「和理非」便不會誤會你真的「改變立場」，不會以為你真的變成了「建制派」。這個「沒有立場」的「立場」，可以是「少數服從多數」，也可以是「嚴格按照民間公投結果行事」，等等。 第三，「抗爭的藝術」也是「團結」的藝術，不分化，真誠合作，互補長短，把抗爭的力量最大化，把抗爭的成效最大化的藝術！ 第四，所以，「抗爭的藝術」不單止是「團結」的藝術，也是「求同存異」的藝術，也是「尋求妥協」的藝術，也是「尋求和解」的藝術，也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藝術，也是「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的藝術。 第五，「抗爭的藝術」也是「忍耐」的藝術，要有耐性，要沉得住氣，好好利用突然間多了出來的一年時間，一方面韜光養晦，另一方面養精蓄銳，作好準備，將一年後決戰的勝券最大化。 例如：儘力協助剛滿十八歲的年青人登記做選民，儘力把「不合資格而又未被發現」的選民查找出來，成立更多「零立場」的政治團體，鼓勵參選；協助所有新工會（超過四千個）維持有效運作，避免喪失當選民的資格，一個都不能少，協助「職工會登記局」儘快完成所有新工會的登記工作，儘力遊說「建制派」的支持者倒戈，就算不能倒戈，也不要再投票給「建制派」，等等；可以做的事情，實在太多，恕筆者不能盡錄。 好了，篇幅有限，更重要的是，今時不同往日，風聲鶴唳風聲緊，香港已經有「強力部門」，該部門亦已經強力地，加強積極執行「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等惡法，恕筆者不能再說太多，其實還有很多具體方案，例如怎樣成立「零立場」的組織等，要跟大家分享，惟有留待日後，有適當時機時，再行公布。謝謝！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美國在以國務卿為首的對華鷹派政治人物推動下，對中共採取了積極的進攻型外交策略。對於長期批評西方國家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的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發展。但是，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中共挾持巨大的財力增強了其在國際中的地位，僅靠美國一國的力量抗衡中共的擴張會相當艱困。這一場「新冷戰」，美國如果想要獲勝，搞好與歐盟國家的關係至關重要。 不容諱言，川普上台之後，美國與歐盟國家，尤其是歐洲的領軍國家—德國之間，出現了不小的分歧。這裡有美國外交政策調整的原因，也有歐盟國家內政面臨困境，急需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外來支持的原因。但是面對中共這幾年在國際社會的擴張和對於西方國家的內部滲透，尤其是香港問題上對國際社會的底線的挑戰，歐洲國家已經逐漸意識到，不管對美國有多少的不滿，但面對中國的時候，還是要與美國站在一起。有句話叫做「同床異夢」，用來形容美歐關係頗為適當：美歐之間長期有不同的對於國際秩序的看法，但基於歷史傳統和價值觀的相同，就算有「異夢」，恐怕還是要在重大問題上「同床」，保持一致。歐盟執委會去年春天將中國定位為「體制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這是非常重要的認定；立陶宛情報部門去年首次將中國列為潛在國安威脅，今年也做出相同結論；7大工業國集團（G7）譴責中國推動港版國安法；歐盟也指控中國散布不實疫情訊息。這些都是歐洲國家立場的轉變。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鷹派人物也已經逐漸開始認識到聯盟更多國家，面對中共挑戰的重要性。歐盟外長博雷利建議，美歐建立對話機制來因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6月25日表示，他已經接受博雷利提議，對話機制應該數周內就能正式啟動。蓬佩奧在發表他著名的「新冷戰宣言」之前，密集出訪歐洲，並宣布對話將聚焦在中國對西方國家與民主理念所造成的威脅，可以看作是美方的立場的轉變。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美歐關係的不和諧，美國方面的政策變化是主要的責任方，現在要聯合一致面對中共的挑戰，自然也應當是美國更積極地推動雙方的合作。
最近圍繞中美冷戰，國內和國際社會出現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議論，而北京的反應也展現出一些模稜兩可的特點。究竟中共在如何應對當前剛開始不久的中美冷戰？我認為，中共的對美戰略不會改變，因此中美冷戰不會化於無形。但是，中共最近確實採取了一些策略型踩剎車動作，同時又在為反美社會動員熱身。其目的究竟為何，值得分析。 一、美國對中共的冷戰部署高度警惕 現在中美兩國進入冷戰了，這意味著中美關係進入了敵對狀態。這是上個世紀中蘇敵對之後，中共對外關係的又一次大轉折。 最近中共外宣官媒發表文章稱：「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發布對華演講，宣布尼克松時期確立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號召組成新的民主聯盟來對抗其口中的『共產中國』。這篇演講被不少人比喻為新版鐵幕演說，宣告持續惡化的中美關係正式步入新冷戰。眼下，不論是如《紐約時報》之類的海外主流媒體，還是中國民間和網路聲音中，都越來越多地用新冷戰、冷戰、次冷戰之類的標籤，來定義中美關係。這類聲音大多認為，中美已陷入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不可否認，這種觀點是有現實依據，中美關係確實處於建交40年以來最困難的時刻，雙方關係持續惡化，結構性矛盾不斷螺旋式升級。」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國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創造的一個術語，他2012年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探討中美之間潛在衝突的文章中，引用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一段話，修昔底德在書中指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的恐懼最終導致戰爭不可避免」。格雷厄姆·艾利森認為，「中美兩國目前正處於戰爭衝突的進程中」。 蓬佩奧7月23日發表的關於中國政策的演說中，並沒有使用「新冷戰」這樣的辭彙。那麼，他的講話有中共講得那麼嚴重嗎？可以看看第三方的解讀。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最近在台灣的電視節目中表示，據日本一位學者考察，美國歷史上國務卿的對外講話中，與蓬佩奧最近講話內容聲調相似的只有一次，那就是日本發動珍珠港襲擊之後美國國務卿赫爾的聲明。這說明，美國對中共實施的一系列對美威脅的重視程度，已經接近日本發動珍珠港襲擊之後的對日認知。 二、北戴河再度議政 此刻又到了北戴河高層集體隱身的時候，習近平在北戴河期間會面臨多大壓力？ 關心中共政治的讀者都知道北戴河會議。雖然中共2003年取消了北戴河暑期辦公制度，以前年年都舉行的北戴河會議早已取消，但中共領導層仍會在每年8月的前兩周，到北戴河休假並進行非正式會談。北戴河會議早就變成了北戴河會談，而北戴河會談實際上失去了以往正式的議政功能；但即便是去避暑，中共高層大佬們仍然會在大政方針方面展開討論，所以北戴河會談仍然是中共政治的重要風向標。北戴河會談雖然會有爭論，但因為不是正式會議，高層大佬們發牢騷、講怪話、甚至訓人發火，都不過是說說而已，不會產生正式會議的那種「決議」式效果。 中共官媒從不報道北戴河會談的內容。在中共內部，討論大原則、大戰略通常都是「務虛討論」，那些退休的大佬們不掌握最新、最核心的內部資訊，只能說些原則性的話。面對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和中國國內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共高層和退休元老肯定會進行「務虛討論」，就未來政治、經濟、外交等諸多大政方針議論紛紛。 中美關係持續惡化，這肯定是北戴河會談的中心話題。其次，由於中共把拜登上台視為轉機可期，所以，北戴河會談很可能會讓外交部、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等單位就美國大選作簡報，議論一番美國國內政治。再次，國內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對經濟能否走出困境，北戴河會談肯定也會有種種議論。 三、北戴河高層會談可能中止中美冷戰嗎？ 可以想見，習近平會在北戴河會談期間聽到高層大佬們的種種責難，尤其是目前這種四面碰壁的時候。但習近平會因此「翻車」嗎？ 首先，中共高層和退休的大佬們都明白，在困難時期，必須向國際社會和國內發出高層政治穩定的信號，讓民間不要失去信心，避免內部慌亂。 其次，習近平時代的擴軍備戰實際上始於江胡時代，並非習近平臨時起意的決策；沒有前幾任任內的鋪墊和部署，習近平即便是臨時起意，也無力挑起中美全面對抗。例如，對美太空戰是90年代就開始部署的，鄧小平看過海灣戰爭的錄像後，中共軍方就下定決心要啟動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的建設；大規模諜報戰也是如此，其布局從90年代末期就開始了；加入世貿組織後矇騙美國、不兌現入世承諾，則是朱鎔基時代就確定的既定方針；至於疫情處理和「摔鍋」，也是中共向來的做法，換別人也會做同樣的處理。所以，這些在美國看來是挑起冷戰的種種舉動，中共高層內部都很清楚，這些動作實際上大多是諸位前任就開始推動的政策和安排，習近平不過是蕭規曹隨，聲調很高而已。如果大佬們指責習近平，頂多是說他處理得不夠圓滑，但他們不會自打嘴巴。 中共高層早就確定的「韜光養晦」策略本來就是有目標的，那就是，力量壯大後就要展示「肌肉」，要讓美國默認中共的崛起，從而部分地改變世界秩序。中共希望美國讓步、從而改變世界秩序之後，可以獲取更大的軍事、政治、經濟利益，為進一步壯大力量奠定基礎。所謂的「中國夢」，不過是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的必然結果。習近平處在中共需要展示「肌肉」的年代，中共多年「卧薪嘗膽」，如今終於要站起來挑戰美國了，那些前高層官員當年在位時也是這一戰略的鼓吹者。今年中共海軍到中途島用洲際導彈去威脅美國，是磨刀霍霍幾十年後的「亮劍」，對軍方擴軍備戰的強烈企圖心，習近平只能順其自然。 四、當前中共應對冷戰的三步棋 中蘇敵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結束了，戈爾巴喬夫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的第22章，介紹了蘇共決定結束與中共的長達20年的政治和軍事對抗的過程。對中共來說，從此就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因為當時與美國還處於蜜月階段，與蘇聯也不再對抗，中共已經不需要再「備戰備荒」了，所以當時鄧小平敢下決心大裁軍，同時關閉大批三線軍工廠，集中財力實行經濟改革。 如果回想當年的中蘇對抗，那麼，中美冷戰就標誌著中共重新進入了「備戰備荒」狀態，而且是與最強大的美國對抗。最近習近平到東北視察時關注農業問題，這與「備荒」有關；而他最近為火箭軍司令授銜上將，則是強調戰略核武器的重要性，與「備戰」有關。當年中蘇對抗時，中國人是一面過著苦日子，一面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那麼，今天中美對抗開始後，中南海準備如何應對呢？ 目前來看，中南海似乎在採取應對冷戰的三步棋。第一步，對內強調處變不驚，要求民間共度時艱。第二步，對美冷戰適當壓調，等待轉機。第三步，強化反美宣傳。 上述三步棋當中，第一步的目的是盡量保持鎮定，避免民間出現對未來局勢的恐慌。最近一段時期以來，「處變不驚，共度時艱」這八個字在中共官媒上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一開始是用來講疫情問題，今後還可能延伸到美中關係惡化造成的經濟困難方面。這八個字，台灣的國民黨人很熟悉。1948年底蔣介石看到大陸敗局已定，經常講到「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共度時艱」之類的古訓，這樣的標語至今還能在台灣的鄉間發現。現在，北京也開始用這樣的話語了。比如，外宣官媒最近提到：今年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種種做法看似是例行的紀念活動，但在中美關係螺旋式下滑的大背景下，更是一場讓中國社會同仇敵愾、共度時艱的宣傳。 中共應對冷戰的三步棋當中，第二步的目的是淡化冷戰爆發後的緊張空氣。中共認為，中美關係惡化，是特朗普為了拉抬選情而採取的策略。中共目前正在營造一點緩和的空氣，為拜登的對華軟化政策留下發揮空間，從而為特朗普敗選加一把力。這是為時三個月的「韜光養晦」。 中共應對冷戰的第三步棋之目的是，對內營造反美情緒。中共官媒7月3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宣傳機器轟響，一場低調的「抗美」社會動員》。該文表示，面對美國在各項議題下的強勢反應，在中國國內，一場全國範圍的社會動員正在低調展開。近日廣播電視總局在一場內部會議上，「部署了要拍攝抗美援朝題材電視劇」的工作。這種宣傳的安排落地非常迅速，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電視劇《跨過鴨綠江》於8月開機；央視也將以長津湖、上甘嶺、鐵原阻擊戰等多個戰役為背景拍攝6集紀錄片，已獲中央軍委批示，現正籌辦拍攝中。 五、「美國鬼子」又來了 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直到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美國鬼子」的形象就少見於中國人的熒幕。2000年中國曾拍攝了一部名為《抗美援朝》的電視劇，原定於2001年在央視首播，但因外交部反對而取消播出。此後，朝鮮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在中國成為禁忌。最近外宣官媒得意地表示，當美國人用選票和民調錶達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時，中國人選擇用遙控器和電影票來展示對美國的不滿。 目前中共宣傳機器釋放的各種信號似乎都指向一個方向，那就是，中共正在準備一場社會動員，希望面對美國的壓力時形成社會凝聚力。外宣官媒日前刊登文章說，可以確定一點，坐在中南海高聳圍牆背後的中共領導者的抽屜中，曾經以及現在一定有很多應對戰爭風險爆發的預案；而今天的形勢越來越接近其中的某種可能性。1979年中越戰爭後，如今是中國這艘巨船40年中首度無比接近戰爭。宣傳機器的發動也因應了這種形勢。 中共現在對美開罵，並不完全是「精神勝利法」，而且也是為罵美國的升級動作進行預熱，準備今後進一步煽動反美宣傳。由此看來，中共不會在中美冷戰中真正地退讓；相反，它會一意孤行地對抗到底。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上台以來，竭力拉抬、任命自己的親信、心腹，多半是他任職浙江和福建時期的舊部，組成所謂「習家軍」。只要有官員任免機會，習近平都儘力安插習家軍，一處也不放過。哪怕武漢爆發大瘟疫，習近平也不放過機會，大發國難財，有關湖北和武漢的官員升降，他都急忙用習家軍卡位。 任人唯親、拉幫結派、團團伙伙，這些定義用在習近平和習家軍頭上，再合適不過。 習近平先後與江派、團派、太子黨和政治老人惡鬥，以求得習家軍一家獨大、習近平一人獨大。然而，斗到今天，戰火逐漸延燒到習家軍內部。 6月，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手下的公安局長鄧恢林被抓，重演前三任重慶公安局長的宿命。同月，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突遭免職，去向不明。7月，陝西省委書記胡和平被調離，調回北京任文化與旅遊部黨組書記，明升暗降。鑒於陳敏爾、孟慶豐、胡和平都是習家軍人物，證明即便是習近平自己的親信人馬，對習而言，也並不可靠而狀況不斷。 或許，按照毛澤東的話說，他們都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連習家軍都靠不住了？習近平細思極恐，或常常嚇出一身冷汗。 與前些年習近平選擇性反腐必大造聲勢不同，如今，由於反對習近平的人太多，他們所居官位太敏感，以至於習當局已經不便公布對他們的查處，甚至不公布他們的去向。比如，沒有公布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突遭免職後的去向。5月至7月間，北京衛戍區司令王春寧突遭免職，同樣去向不明。習當局盤算的是，公布出來不但起不到殺雞儆猴的震懾作用，反而可能起到鼓舞或啟發其他反習人士的作用，同時也讓國內外看熱鬧，議論紛紛，臉面上過不去。 習近平曾向黨內喊話：「我們黨有8,900多萬名黨員、45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我看能打敗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沒有第二人。《紅樓夢》第七十四回里，賈探春在抄檢大觀園時說過一句話：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正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習近平很清楚，他真正的敵人，不在國外，而在國內；不在黨外，而在黨內；不在基層，而在高層；甚至於，派系纏鬥之間，如今敵人已經就在習家軍內部。 這一切怪誰？怪習近平自己，怪他所死守的那個制度。有美國媒體報導說，習近平身邊的「智囊團」都是強硬派，故而形成了一整套強硬政策，即極左政策。舉凡從新疆政策到香港政策，盡皆如此。其實，「智囊團」是否強硬派並非關鍵，關鍵在於習近平本身是強硬派，故而他聽不進溫和派的話，只聽得進強硬派的話。或者說，前者不對他胃口，後者才合他口味。於是，選擇和淘汰的結果，他身邊的「智囊團」當然就只剩下強硬派。準確而言，都是迎合他的強硬派。 習近平上台近八年，按一般外國首腦任期，已接近兩個任期屆滿。但八年來，習近平在治國理政方面，用一事無成都不足以形容，應該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內政外交一敗塗地的習近平，竟仍然身陷權力鬥爭的泥潭。並非他樂在其中，而是他威信不足、德不配位，令官心不服、人心不服。更要命的是，情況昭然如此，習近平仍絞盡腦汁地謀權，甚至不切實際地貪求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習近平眼高手低，每每陷入權力尷尬。 從習近平的權力尷尬再次見證，這個一黨專政制度的失效、失靈、失敗，因為權力來路不正，並非來自人民、並非來自選票，而是來自於中共高層的小圈子。本質而言，來路不正的權力不具合法性，必然受到拷問和挑戰，甚至隨時遭遇不測和顛覆。
自從臉書成為全球知名企業以來，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一直夢想著進入中國市場（考慮到中國是最大的網際網路市場）（按用戶數量計）。因此，臉書在中國的限制一直困擾著扎克伯格。 然而，他多次訪問中國並說大陸話舔中示好，中共並未友好回應，繼續禁止臉書在中國開展業務。現在，隨著全球對中國政權的憤怒達到頂峰，臉書終於放棄以中國市場為中心的努力，並將自己定位為反中共的十字軍(anti-CCP crusader)。 由美國眾議院司法反壟斷小組委員會舉辦的科技史上最大規模聽證會，Google的桑達·皮采、蘋果的提姆·庫克、臉書的扎克伯格和亞馬遜的傑夫·貝佐斯出席了會議。眾議院司法小組委員會分別聽取了四大執行長的講話，針對全球四家科技巨獸GAFA「技術反托拉斯」進行調查。 扎克伯格表現出與過往截然不同的語氣。其他三位大佬保持中立，只有扎克伯格沒有退縮，全力對付中共，將這個國家描述為對「美國價值觀」的威脅。 扎克伯格說：「臉書代表一系列基本原則」，包括「維護人民安全，維護言論自由等民主傳統」。又補充說，「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些都是基本價值，但對於世界上的每個人，不是我們與之競爭的每家公司或代表的國家而言，…這都是基本價值…如果您看看十年前頂級技術的來龍去脈，大多數是美國人。今天幾乎已經一半是中國人。」中國的數位影響力已經在全球範圍內穩定增長。 中共的思想本質上是反民主和反言論自由的思想。海外版抖音TikTok代表中國言論審查制度，而臉書一直踐行美式的自由表達價值觀。他聲稱「中國的科技企業正在向其他國家輸出價值觀，這威脅到美國和許多自由世界自豪的價值觀」，中共「正在出口他們的網路願景到其他國家。」 儘管四位首席執行長都警告美國不要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特別是在加密貨幣的背景下，據他們所說，中國隨後將在領導全球創新方面佔上風，而扎克伯格則向前邁了一步，並明確譴責中共國沉迷於美國知識產權盜竊的技術創新。當被問及這種做法時，他說：「中共政府從美國公司那裡竊取技術，我認為已經充分的建檔立案。」 Google和蘋果在中國繼續擁有廣泛的商業利益，避免矛頭對準中共引起中共憤怒，但臉書沒有這樣的顧慮。臉書已經放棄了打入中國市場的雄心，現在正專註於鞏固在美國和印度等自由世界中的地位。儘管阿里巴巴集團對美國公司在中共控制的領土市場的野心提出了嚴峻挑戰；儘管亞馬遜在中國的剩餘商業利益不多，貝佐斯還是不採取反中共立場。 說臉書首席執行長因此成為外圍值，不如說扎克伯格是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先知。扎克伯格正在美國描繪「臉書好，中國壞」的形象。由於大多數國家的集體反中共情緒，他意識到在「後中共病毒」世紀，被視為在中國陣營站邊的人將會形同自殺。因此，他正將自己定位在自己和社交媒體集團的位置，帶頭在美國大肆宣傳愛國主義。 海外版抖音TikTok在2019年的下載量超過Ig和臉書。扎克伯格去年10月在喬治城大學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攻擊TikTok，說它是中共的間諜工具。我們的服務（如臉書擁有的WhatsApp）儘管在世界各地被抗議者和激進者使用，但是我們有強大的加密和隱私保護，反觀在全球範圍內迅速發展的中國app海外版抖音，即使在美國，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審查。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網路嗎？」 美國現有的政治氣氛，反中共情緒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兩黨共有的。通過攻擊中國及其應用程序，臉書正發揮相當大的作用，同時也是在扭轉其過去幾年被視為一家想要進入中國市場的跪舔派形象。 （全文由上報授權轉載自三際信息站臉書）
中國武肺病毒流播世界之時，北京當時的美夢是自家控制住疫情、儘快恢復生產，同時向世界宣告「我們又贏了」，「世界欠中國一個感謝」。直到發現海外市場嚴重萎縮，訂單消失之後，北京才意識到情況不妙：沒有海外市場這些綠葉幫扶，中國經濟無法一枝獨秀。如今國內經濟惡化，中共高層提出經濟內外雙循環，表面上強調內外兼顧，實際上是只能主要依託本國市場維持生產與消費的內循環。但是，這其實只是一種自我安慰，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所謂「改革」是內部改革經濟體制，所謂「開放」是利用國際投資與世界市場。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早就成了一個經濟對外依存度極高的國度。一旦驟然失去，意味著中國經濟瀕臨破產邊緣。 中國經濟：從自力更生到對外依存 衡量一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的主要指標是外貿依存度（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該係數又稱為對外貿易係數，是指一國的進出口總額占該國GDP的比重。它被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對外貿的依賴程度，其變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貿在國民經濟中所處地位的變化。中國在毛時期閉關鎖國，號稱「自力更生」，對外貿易極少，國窮民眾更窮，外貿依存度遠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鄧小平的對外開放的直接後果就是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後，中國成了世界工廠，對外貿易的增速遠遠超過GDP的增速。比如，2002年、2003年中國GDP分別增長8%和12%，外貿總額增長卻高達22%和35%。以下中國官方數據展現了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直線上升的過程：2003年就達到51.3%，2004年接近60%，2005年上升至67%，2006年超過80%，中國從此成為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 如此之高的外貿依存度，反映了中國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也表明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已經形成了相互依賴的關係，兩者彼此支撐的新局面已經出現。但是，如果一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過高，必將面臨兩種風險，一是不易正確把握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的主動權，二是容易受國際市場變化的影響。但中國政府卻誤以為世界離不開中國製造，中國掌握了競爭主動權，可以影響國際市場的變化。 好景不常在，穩外貿與穩外資成國策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拿出四萬億救市，投資主要流向基礎設施與房地產，2009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驟降為45%左右。從此以後，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當中，外貿這一駕就需要精心維護，但外貿依存度依舊逐年下降：2013年為45.7%，2014年為41.5%，2015年為37.4%，2017年降至33.5%。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經濟增長目標），從此成為中國經濟國策，每年都作為重點要求。即使如此，2018年也只勉強拉升至33.7%，2019年為31.8%。 中國這種外貿依存其實很脆弱，其興也快其衰也速是必然結果。這隻要比較美、日兩國就可知道，穩定的國內市場是一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基盤。有這個基本盤做經濟憑藉，外貿依存度相對穩定，經濟就不會如同坐過山車。例如，美國的外貿依存度2004年僅為25%，2019年降至20%左右；日本2004年為26%，2019年為27.98%。中間雖然有波動，但大體平穩。 美、日兩國外貿依存度低，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就小得多。中國不一樣，現在的重中之重就是「穩外貿」與「穩外資」兩項了，否則就只能依靠「內循環」了。這對於一個人均負債高達人民幣13.34萬元、6億人月收入僅為1千元的國度來說，實在是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美中開唱冷戰序曲，穩外貿、穩外資成為空話 中國35個主要城市外貿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為100%，這些外向度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閩南等地。其中東莞、蘇州、深圳、廈門均超過100%，由於外貿訂單消失，這些城市經濟遭受重創，影響到兩億人就業——中國的穩外貿、穩外資均成空話。 今年5月，我曾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系列文章《各國經濟依賴中國，有如嗑藥上癮（1）》、《各國經濟依賴中國，終成北京政治要挾的工具（2）》、《各國經濟依賴中國，歐盟彎腰 美國成獨木（3）》，分析了中國在經濟發展時期，在國外大量採購原料、礦產及各種資源，並成為德國汽車的主要消費者，這種情況造成了各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中國以為自己把握了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的主動權，並把各國對自己的依賴轉化為政治要挾，而且獲得成功。而中國卻忘記了一點，中國強大的經濟能力來自於對美國的經濟依賴。 我在《中國失去對美經濟依賴，風光難再》（5/23/2020）一文中指出，中國對美的經濟依賴，就其大者說，有技術依賴、金融體系依賴、貿易順差依賴。技術依賴一事可以寫出千言萬語，這裡僅舉一例：「千人計劃」網羅的技術偷竊者，90%以上呆在美國的大學研究機構里；金融體系依賴，中國雖然想通過人民幣國際化另起爐灶，但從成為IMF五大儲備貨幣之後，人民幣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不升反降，因此保持3萬億左右的外匯儲備是中國維持經濟能力的必然需求。早在2016年寫的那篇《中國經濟的堡壘戰：「保衛外匯儲備」》中談過，中國一直仰賴對美貿易順差來平衡外匯收支，而中美貿易戰步步升級，中國對美出口開始下跌，於是，中國是否會出現外匯短缺就成為國際金融界和國內中產階層都十分關注的問題。國際金融界普遍認為，目前中國的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是中國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警戒線，如果外匯儲備跌破警戒線，中國將面臨外匯短缺。 7月23日，美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利福尼亞州約巴林達的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題為《共產主義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被外界稱為「新鐵幕演講」。中美關係已經建交四十年以來最緊張的程度，如果特朗普成功連任，中國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對美的經濟依賴。 事實證明，中共高層雖然強調今後中國經濟內外雙循環，但與美國交惡之後，中國對美國的技術依賴、金融體系依賴、貿易順差依賴三個依賴將踏空。沒有來自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多年來均佔中國全部貿易順差90%以上），外匯儲備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法充當其他國家的大買家，自然也就失去了對這些國家的政治控制力。因此，所謂中國「經濟國內國外雙循環」，事實上就成為只能在中國國內的「經濟內循環」，習近平的中國夢也就成了白日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蓬佩奧的冷戰演講，選擇在尼克松的故居發表。有何寓意？我們知道尼克松是對中國接觸政策的制定者，是中美關係改善的啟動者。蓬佩奧在這裡發表中美關係轉變的宣言，是為了宣告尼克鬆開始的這個歷史性進程的終結？想的太小肚雞腸了。我覺得這一選擇的深層含義，是繼承和延續尼克松的一個重要思想：不戰而勝。 2、在最近的一個演講中我強調了這樣的一個意思：由於美國在科技、軍事、金融等方面佔有的優勢，他完全可能尋求的是一種並非即刻決戰的戰略，而是將其變成一種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即利用上述優勢，逼迫你不得不進入它設計好的一個個陷阱；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消耗你的資源和實力，最後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里決出勝負。在這個過程中，它幾乎不用付出太大的代價，而你則會處處被動，窮於應付。對此，也有人將其稱之為超級大國馬拉松。 3、不錯，最近一段時間，外交上的衝突迅速升級，軍事上也變得日益劍拔弩張。美國兩艘航母在南海游弋；日本從美國購買100餘架F35，並將裝備在7艘輕型航母上；台灣全面部署重型反艦導彈，愛國者-3型導彈；美首次公開否認中國南海主張，不承認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英國派最大航母配合美國巡航南海；中印邊界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印度全國動員備戰，連續增兵邊界，40餘國先進武器裝備齊聚印度，幫助印度備戰；美要求中國72小時內關閉休斯敦總領館，特朗普稱有可能要關閉更多領館；美商務部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有人說，對於中國來說，這已經是四面埋伏，八面楚歌。有人說，現在已經不僅僅是冷戰的問題，而是熱戰的危險。但這裡我要問一句，如果這一切都是劍鋒另有所指呢？ 4、劍鋒所指是什麼？就是經濟，就是一個國家實力的基礎。因為今天的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局勢與當年冷戰時已經大不一樣，這種變化了的情況，使得美國既無需也無法採用當年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在當年美蘇冷戰的時候，美國面對的是一個社會主義陣營，而且蘇聯的軍事實力與美國旗鼓相當。而現在，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孤獨的中國。只要美國有幾艘航母游弋在中國的周邊，只要其眾多的盟友輪流值值班，只要偶爾有個小兄弟挑點事，你就很難將精力集中在國內的經濟發展上，甚至要將相當一部分資源用於應對這種嚴峻的外部局面。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資本怎麼敢呆在一個火藥桶般的地方？企業和資本會留在一個與母國處於准戰爭狀態的地方？國內資本的信心又從何而來？同時還要看到，中國今天的經濟運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全球性的機制，包括科技、金融、網路等等。只要美國在這些方面有所動作，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行都會出現問題。這叫什麼？這就是不戰而勝，就是經濟問題軍事解決。試想一下，如果這種局面持續5年10年，我們的經濟會怎麼樣？我們怎麼辦？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5、在5月21日，我寫了一篇文章，《現在最大的誤區：以戰術思維對戰略思維》。我在這篇文章中強調，如何用戰略思維正確地解讀和應對當前的局面，是至關重要的。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卻是一種相反的情景。很多人，把對方的一個個動作都看作是決戰的姿態，都是假定中美之間的對抗甚至軍事對決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然後以此為基礎設想出種種的應對方案。從貿易戰的不能認慫，要打一場詩史性的貿易戰，到要造1000個核彈頭，都是這種思維的表現，擺出的都是一種針尖對麥芒的決戰姿態。其實，這既低估了對方的戰略水準，也拉低了自己在戰略層面進行思維的能力。這是一種典型的用戰術性思維替代戰略性思維的表現，最後的結果是把自己帶到溝里去。 6、所以，我再次強調，在面對目前這種嚴峻而複雜的局勢的情況下，我們需要一種戰略性思維。中國需要做的不是應對，而是破解。在戰術的層面上應對得越正確越有力，在戰略層面上的損失可能就越大，就越被動。應對是就事論事，是在特定問題上爭高低，而破解則是以一種更高的立意從這種困境中走出來，擺脫這種兩難的邏輯，爭取更開闊的前景。這讓我想起改革開放初期的情景。當時中國面對的局面也是很被動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的選擇不是去應對所謂的挑戰，而是另闢蹊徑，以改革開放，化解困局，不但化險為夷，而且贏得幾十年快速的經濟發展。歷史可以給我們有益的啟示。 （作者為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全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孫立平社會觀察）
一月底，武漢爆發新型肺炎引起舉世關注，紐約時代廣場那斯達克交易所戶外廣告螢幕上，即出現以多國語言播放的「中國加油、武漢加油」字樣。這是一家中國廣告公司推出的廣告，旨在支持中國抗疫。被喻為「世界十字路口」的時代廣場，近年來經常被中國官方、企業當作重要的宣傳據點，能夠佔據時代廣場的至高點進行強勢發聲，當然是一種「力」的表現。 中國自2009年展開「大外宣」計劃，初步預算就達450億人民幣，目的正是要與西方媒體爭奪話語權，內容尤其包山包海。2011年，中共官媒新華社便以每月30到40萬美元的租金，租下位居時代廣場第二高樓的廣告螢幕，此地就成為中國大外宣當時最顯著的一隅。隨後，來訪遊客抬頭經常可見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通紅的底色背景，配上熊貓、長城、紫禁城、長江三峽等中國元素，乃至郎朗、姚明等中國名人，便成了其基本構圖，製作方不只有新華社，中共官方也同時襄助中國各地企業在這露臉，以收登上「國際舞台」的效果。 2016年7月，聯合國海牙國際法庭做出不利中國的南海仲裁，新華社於是立刻又透過時代廣場這面偌大的廣告牆，播放宣示中國南海主權的宣傳片，片長3分12秒，每天且播放120次，並連續播了12天。 中國利用時代廣場進行自我宣傳，無非是為了藉此提升國家形象，問題是，時代廣場雖然每日遊客可達50萬人，平均駐足時間近90分鐘，但現場各式廣告刊版令人眼花撩亂，加上來訪旅人多半是抱著尋找樂趣的愉悅心情，以至於很難被硬梆梆的官樣廣告吸引，更何況其實很少人可以抬著頭盯著同一面螢幕超過10秒鐘，之後中國政府便漸次減少了有關政治和國家形象的廣告露出。 不過，稍後反倒是中國商家受到官方行事的啟發，看上了時代廣場的廣告效益，有時也會出現中國電影的預告片，不過訴求對象重點都不在廣場前的遊客，而在能將現場畫面回傳國內，如此不僅能滿足企業喜歡「紅到國外」的面子工程，也的確相當有助於出口轉內銷，就算按照成本效益評估，在時代廣場刊登廣告，其性價比也相當高。 時代廣場的廣告螢幕，於是轉而成為中國企業展現野心的舞台。包括中國時裝公司太平鳥即曾藉此為自己的紐約時裝周走秀大肆宣傳，隨後，諸多中國品牌，像是五糧液、阿里巴巴、微博、青島啤酒等等，都曾陸續在時代廣場密密麻麻的廣告螢幕中現身，而且多是以簡體中文呈現內容，畫面投射的目標對象，當然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自家國人，這些品牌過去多以登上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為傲，而後再以搶攻時代廣場一角做為自我品牌聲譽和地位的最有力象徵，或藉由中國觀光客到此一游以其廣告為背景「打卡」，由此成為一種海外繞一圈再回國宣傳的複式廣告手法。另一方面，也可表現出中國企業和同樣曾在時代廣場打廣告的SONY、松下、三星和現代等日、韓品牌平起平坐。 直到因為數量過多導致廣告成效遞減，這些中國大企業到時代廣場打廣告的熱潮才稍告減緩，取而代之，則是一些十分看重「流量經濟」的中國小品牌前仆後繼進駐攻佔版面，又或者是做為明星出國「圈粉」之用，又或者明星代言商品兩者兼具，像是周杰倫代言的中國志邦家居，也曾登上時代廣場顯著的廣告位置。 如今，時代廣場的中文廣告多屬於商業性質，卻非意指中國大外宣淡出這座舞台，而是它經過幾年實地操兵演練，早已找到比在時代廣場刊出官方廣告更有效果的宣傳方式，實質影響力且不知是時代廣場廣告刊版的幾百倍。如今，全球數千萬華人、上萬僑團、上千家中文學校、上百家中文媒體，擴及至西方國家大學校園和智庫，才是中國近年大外宣的主攻戰場，至於利用金融威力和市場准入，迫使好萊塢自我審查，當然也是一例。中國大外宣資金豐沛，於是手段五花八門，從入股、併購媒體、企業，到主辦交流會議、開設研修班、舉辦論壇，敏銳的人自然不難察覺中國大外宣傳銷的影子。 尤有甚者，中共亦會專門在海外社群媒體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上開設帳號，藉此將其訊息打入每一個用戶的眼下。此外，中國統戰部下轄的「孔子學院」，如何在全球各地校園內使力洗白中共並美化中式共產主義，在近來許多大學開始自省自覺後，應該已無需再多做解釋。而這些作為，也許並不如時代廣場上的廣告刊版那樣醒目，卻才是中國「大外宣」真正的核心戰地。 「大外宣」實是獨具中國特色的傾國之力壓迫宣傳，應該沒有任何國家做得來，而且實際情況是，一般人一眼就看見的，應該要叫中國「大內宣」，看不到的才是真正的「大外宣」。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