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华副教授谈经济悲观被举报 警察上门找其约谈
2026 年 7 月 2 日
近日，有一张图片在网路疯传。图片中，一名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手中拉著一根线，半蹲在菜摊前进行丈量，神态全神贯注。我当时看到这张图片，尤其执法人员的认真模样，觉得实在太魔幻了。 这是吃饱撑了吗。 经媒体核实，这张图片拍摄地点是南宁市某农贸市场，时间约为7月中旬。当时，一名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商户摆菜品时超出摊位，顺手拿起了经营户的一根绑菜绳来丈量，进行提醒和规范。 针对民众提出执法人员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当地一名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表示，他们在工作中也是落实南宁市“用绣花功夫来进行农贸市场精细化管理”的相关精神，并不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 不过，这样的解释，并未让网友们买账，许多人在新闻留言中纷纷调侃。有人说：有这等水平，去工地垒墙不是更能发光发亮？有人说：论精致，日本人看了都自愧不如。 我注意到，当下，各地城市管理都强调要有“绣花功夫”。这种说法本身倒没错。中国城市的管理，实在是太粗糙了，许多细节都做得让人惨不忍睹，比如，我就发现，大马路上的窨井盖很少能和马路完全齐平的。 如果能把“绣花功夫”用到这些地方，用到改善城市管理的人性化细节上，那倒也是善事一桩。 不过，某些地方和部门的“绣花功夫”，似乎用错了地方。比如南宁的丈量菜摊，管得未免太严苛了。就看图片上的菜摊，已经摆放得非常整齐。作为执法人员，还在那里吹毛求疵，指手画脚。 你这到底是在管理还是在耍官威？ 南宁这个事情，并不是孤立的个案。网路上，有人又曝出一张某地用“绣花功夫”管理菜场的图片。图片中，一位工作人员，用一把园林剪，对菜摊上的绿叶蔬菜精心进行修剪，那认认真真的劲头，不输于量菜摊的执法人员。 把菜场当成马路绿化带一样进行管理，这真是一大创新！不知道，这又是哪个地方官员脑洞大开，想出来的奇招。怎么在你们眼里，非要甚么东西都整整齐齐才算美观，才符合“市容”？这么一本正经折腾来折腾去，不累么？ 把类似扯蛋的事情，说成“绣花功夫”，真有你们的。毫无疑问，再不起眼的地方，都能绣出个花来，这似乎已是某些部门的通病。比如，此前媒体报导，一些地方在环卫管理中，要求街头1平方米灰尘不超几克，派专人现场称量。 诸如此类的“绣花功夫”，真是一次次让人开眼。卖菜的摊贩，扫马路的清洁工，都是底层的民众，对于他们管理，简直精细得不能再精细了。要我说，啥时候，也能让民众用这种精细化方式来监督监督政府部门？ 比如，把某些部门财政预算中庞大的“其他支出”，细化到每一笔消费，细化到每一分钱。 环卫考核要称土到克，菜场摆摊量位到毫厘。我只能说，在扯蛋的事情上，他们一直很专业，而在专业的事情上，他们又往往很扯蛋。
首先，笔者要澄清，本文提倡的“抗争的艺术”，不是连侬墙，不是抗争题材艺文展览，也不是黄店所搞的艺术展览：不是抗争杂志展，不是抗争艺术展，不是“香港民主女神（Lady Liberty HK）”，不是“Tone Online Music Festival”，不是“围炉音乐会”，不是《微光之城》，不是《未必最终回》，不是《香港定格》，也不是《2019长路未尽：变幻的时代，变幻的抗争》等等。而是建制派难以捉摸的，当权者难以应对的，具体的、实际的、贴地的、富成效的抗争手段、抗争方法。 第一，“抗争的艺术”就是“不说抗争”地“抗争”的艺术；要说“平衡”，要说“平均势力”，要说“防止失衡”，要说“防止一面倒”，要说“防止独大”，要说“防止灾难”。 第二，“抗争的艺术”就是“零立场”的艺术，即是“没有立场”的艺术，就是“没有立场”的“立场”，而且“没有立场”总比“改变立场”好；因为“没有立场”，欲加之罪，正好无辞；因为“没有立场”，“和理非”便不会误会你真的“改变立场”，不会以为你真的变成了“建制派”。这个“没有立场”的“立场”，可以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可以是“严格按照民间公投结果行事”，等等。 第三，“抗争的艺术”也是“团结”的艺术，不分化，真诚合作，互补长短，把抗争的力量最大化，把抗争的成效最大化的艺术！ 第四，所以，“抗争的艺术”不单止是“团结”的艺术，也是“求同存异”的艺术，也是“寻求妥协”的艺术，也是“寻求和解”的艺术，也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艺术，也是“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的艺术。 第五，“抗争的艺术”也是“忍耐”的艺术，要有耐性，要沉得住气，好好利用突然间多了出来的一年时间，一方面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养精蓄锐，作好准备，将一年后决战的胜券最大化。 例如：尽力协助刚满十八岁的年青人登记做选民，尽力把“不合资格而又未被发现”的选民查找出来，成立更多“零立场”的政治团体，鼓励参选；协助所有新工会（超过四千个）维持有效运作，避免丧失当选民的资格，一个都不能少，协助“职工会登记局”尽快完成所有新工会的登记工作，尽力游说“建制派”的支持者倒戈，就算不能倒戈，也不要再投票给“建制派”，等等；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恕笔者不能尽录。 好了，篇幅有限，更重要的是，今时不同往日，风声鹤唳风声紧，香港已经有“强力部门”，该部门亦已经强力地，加强积极执行“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恶法，恕笔者不能再说太多，其实还有很多具体方案，例如怎样成立“零立场”的组织等，要跟大家分享，惟有留待日后，有适当时机时，再行公布。谢谢！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在以国务卿为首的对华鹰派政治人物推动下，对中共采取了积极的进攻型外交策略。对于长期批评西方国家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但是，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共挟持巨大的财力增强了其在国际中的地位，仅靠美国一国的力量抗衡中共的扩张会相当艰困。这一场“新冷战”，美国如果想要获胜，搞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 不容讳言，川普上台之后，美国与欧盟国家，尤其是欧洲的领军国家—德国之间，出现了不小的分歧。这里有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也有欧盟国家内政面临困境，急需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支持的原因。但是面对中共这几年在国际社会的扩张和对于西方国家的内部渗透，尤其是香港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底线的挑战，欧洲国家已经逐渐意识到，不管对美国有多少的不满，但面对中国的时候，还是要与美国站在一起。有句话叫做“同床异梦”，用来形容美欧关系颇为适当：美欧之间长期有不同的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但基于历史传统和价值观的相同，就算有“异梦”，恐怕还是要在重大问题上“同床”，保持一致。欧盟执委会去年春天将中国定位为“体制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这是非常重要的认定；立陶宛情报部门去年首次将中国列为潜在国安威胁，今年也做出相同结论；7大工业国集团（G7）谴责中国推动港版国安法；欧盟也指控中国散布不实疫情讯息。这些都是欧洲国家立场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鹰派人物也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联盟更多国家，面对中共挑战的重要性。欧盟外长博雷利建议，美欧建立对话机制来因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25日表示，他已经接受博雷利提议，对话机制应该数周内就能正式启动。蓬佩奥在发表他著名的“新冷战宣言”之前，密集出访欧洲，并宣布对话将聚焦在中国对西方国家与民主理念所造成的威胁，可以看作是美方的立场的转变。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美欧关系的不和谐，美国方面的政策变化是主要的责任方，现在要联合一致面对中共的挑战，自然也应当是美国更积极地推动双方的合作。
最近围绕中美冷战，国内和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议论，而北京的反应也展现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特点。究竟中共在如何应对当前刚开始不久的中美冷战？我认为，中共的对美战略不会改变，因此中美冷战不会化于无形。但是，中共最近确实采取了一些策略型踩刹车动作，同时又在为反美社会动员热身。其目的究竟为何，值得分析。 一、美国对中共的冷战部署高度警惕 现在中美两国进入冷战了，这意味着中美关系进入了敌对状态。这是上个世纪中苏敌对之后，中共对外关系的又一次大转折。 最近中共外宣官媒发表文章称：“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发布对华演讲，宣布尼克松时期确立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号召组成新的民主联盟来对抗其口中的‘共产中国’。这篇演讲被不少人比喻为新版铁幕演说，宣告持续恶化的中美关系正式步入新冷战。眼下，不论是如《纽约时报》之类的海外主流媒体，还是中国民间和网络声音中，都越来越多地用新冷战、冷战、次冷战之类的标签，来定义中美关系。这类声音大多认为，中美已陷入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是有现实依据，中美关系确实处于建交40年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双方关系持续恶化，结构性矛盾不断螺旋式升级。”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的一个术语，他2012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探讨中美之间潜在冲突的文章中，引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段话，修昔底德在书中指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最终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进程中”。 蓬佩奥7月23日发表的关于中国政策的演说中，并没有使用“新冷战”这样的词汇。那么，他的讲话有中共讲得那么严重吗？可以看看第三方的解读。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最近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表示，据日本一位学者考察，美国历史上国务卿的对外讲话中，与蓬佩奥最近讲话内容声调相似的只有一次，那就是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声明。这说明，美国对中共实施的一系列对美威胁的重视程度，已经接近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之后的对日认知。 二、北戴河再度议政 此刻又到了北戴河高层集体隐身的时候，习近平在北戴河期间会面临多大压力？ 关心中共政治的读者都知道北戴河会议。虽然中共2003年取消了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以前年年都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早已取消，但中共领导层仍会在每年8月的前两周，到北戴河休假并进行非正式会谈。北戴河会议早就变成了北戴河会谈，而北戴河会谈实际上失去了以往正式的议政功能；但即便是去避暑，中共高层大佬们仍然会在大政方针方面展开讨论，所以北戴河会谈仍然是中共政治的重要风向标。北戴河会谈虽然会有争论，但因为不是正式会议，高层大佬们发牢骚、讲怪话、甚至训人发火，都不过是说说而已，不会产生正式会议的那种“决议”式效果。 中共官媒从不报道北戴河会谈的内容。在中共内部，讨论大原则、大战略通常都是“务虚讨论”，那些退休的大佬们不掌握最新、最核心的内部资讯，只能说些原则性的话。面对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国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高层和退休元老肯定会进行“务虚讨论”，就未来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大政方针议论纷纷。 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这肯定是北戴河会谈的中心话题。其次，由于中共把拜登上台视为转机可期，所以，北戴河会谈很可能会让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等单位就美国大选作简报，议论一番美国国内政治。再次，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对经济能否走出困境，北戴河会谈肯定也会有种种议论。 三、北戴河高层会谈可能中止中美冷战吗？ 可以想见，习近平会在北戴河会谈期间听到高层大佬们的种种责难，尤其是目前这种四面碰壁的时候。但习近平会因此“翻车”吗？ 首先，中共高层和退休的大佬们都明白，在困难时期，必须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发出高层政治稳定的信号，让民间不要失去信心，避免内部慌乱。 其次，习近平时代的扩军备战实际上始于江胡时代，并非习近平临时起意的决策；没有前几任任内的铺垫和部署，习近平即便是临时起意，也无力挑起中美全面对抗。例如，对美太空战是90年代就开始部署的，邓小平看过海湾战争的录像后，中共军方就下定决心要启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大规模谍报战也是如此，其布局从9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加入世贸组织后蒙骗美国、不兑现入世承诺，则是朱镕基时代就确定的既定方针；至于疫情处理和“摔锅”，也是中共向来的做法，换别人也会做同样的处理。所以，这些在美国看来是挑起冷战的种种举动，中共高层内部都很清楚，这些动作实际上大多是诸位前任就开始推动的政策和安排，习近平不过是萧规曹随，声调很高而已。如果大佬们指责习近平，顶多是说他处理得不够圆滑，但他们不会自打嘴巴。 中共高层早就确定的“韬光养晦”策略本来就是有目标的，那就是，力量壮大后就要展示“肌肉”，要让美国默认中共的崛起，从而部分地改变世界秩序。中共希望美国让步、从而改变世界秩序之后，可以获取更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利益，为进一步壮大力量奠定基础。所谓的“中国梦”，不过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的必然结果。习近平处在中共需要展示“肌肉”的年代，中共多年“卧薪尝胆”，如今终于要站起来挑战美国了，那些前高层官员当年在位时也是这一战略的鼓吹者。今年中共海军到中途岛用洲际导弹去威胁美国，是磨刀霍霍几十年后的“亮剑”，对军方扩军备战的强烈企图心，习近平只能顺其自然。 四、当前中共应对冷战的三步棋 中苏敌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结束了，戈尔巴乔夫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的第22章，介绍了苏共决定结束与中共的长达20年的政治和军事对抗的过程。对中共来说，从此就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当时与美国还处于蜜月阶段，与苏联也不再对抗，中共已经不需要再“备战备荒”了，所以当时邓小平敢下决心大裁军，同时关闭大批三线军工厂，集中财力实行经济改革。 如果回想当年的中苏对抗，那么，中美冷战就标志着中共重新进入了“备战备荒”状态，而且是与最强大的美国对抗。最近习近平到东北视察时关注农业问题，这与“备荒”有关；而他最近为火箭军司令授衔上将，则是强调战略核武器的重要性，与“备战”有关。当年中苏对抗时，中国人是一面过着苦日子，一面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么，今天中美对抗开始后，中南海准备如何应对呢？ 目前来看，中南海似乎在采取应对冷战的三步棋。第一步，对内强调处变不惊，要求民间共度时艰。第二步，对美冷战适当压调，等待转机。第三步，强化反美宣传。 上述三步棋当中，第一步的目的是尽量保持镇定，避免民间出现对未来局势的恐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处变不惊，共度时艰”这八个字在中共官媒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一开始是用来讲疫情问题，今后还可能延伸到美中关系恶化造成的经济困难方面。这八个字，台湾的国民党人很熟悉。1948年底蒋介石看到大陆败局已定，经常讲到“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共度时艰”之类的古训，这样的标语至今还能在台湾的乡间发现。现在，北京也开始用这样的话语了。比如，外宣官媒最近提到：今年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种种做法看似是例行的纪念活动，但在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的大背景下，更是一场让中国社会同仇敌忾、共度时艰的宣传。 中共应对冷战的三步棋当中，第二步的目的是淡化冷战爆发后的紧张空气。中共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是特朗普为了拉抬选情而采取的策略。中共目前正在营造一点缓和的空气，为拜登的对华软化政策留下发挥空间，从而为特朗普败选加一把力。这是为时三个月的“韬光养晦”。 中共应对冷战的第三步棋之目的是，对内营造反美情绪。中共官媒7月3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宣传机器轰响，一场低调的“抗美”社会动员》。该文表示，面对美国在各项议题下的强势反应，在中国国内，一场全国范围的社会动员正在低调展开。近日广播电视总局在一场内部会议上，“部署了要拍摄抗美援朝题材电视剧”的工作。这种宣传的安排落地非常迅速，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8月开机；央视也将以长津湖、上甘岭、铁原阻击战等多个战役为背景拍摄6集纪录片，已获中央军委批示，现正筹办拍摄中。 五、“美国鬼子”又来了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直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鬼子”的形象就少见于中国人的荧幕。2000年中国曾拍摄了一部名为《抗美援朝》的电视剧，原定于2001年在央视首播，但因外交部反对而取消播出。此后，朝鲜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中国成为禁忌。最近外宣官媒得意地表示，当美国人用选票和民调表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时，中国人选择用遥控器和电影票来展示对美国的不满。 目前中共宣传机器释放的各种信号似乎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共正在准备一场社会动员，希望面对美国的压力时形成社会凝聚力。外宣官媒日前刊登文章说，可以确定一点，坐在中南海高耸围墙背后的中共领导者的抽屉中，曾经以及现在一定有很多应对战争风险爆发的预案；而今天的形势越来越接近其中的某种可能性。1979年中越战争后，如今是中国这艘巨船40年中首度无比接近战争。宣传机器的发动也因应了这种形势。 中共现在对美开骂，并不完全是“精神胜利法”，而且也是为骂美国的升级动作进行预热，准备今后进一步煽动反美宣传。由此看来，中共不会在中美冷战中真正地退让；相反，它会一意孤行地对抗到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上台以来，竭力拉抬、任命自己的亲信、心腹，多半是他任职浙江和福建时期的旧部，组成所谓“习家军”。只要有官员任免机会，习近平都尽力安插习家军，一处也不放过。哪怕武汉爆发大瘟疫，习近平也不放过机会，大发国难财，有关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升降，他都急忙用习家军卡位。 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团团伙伙，这些定义用在习近平和习家军头上，再合适不过。 习近平先后与江派、团派、太子党和政治老人恶斗，以求得习家军一家独大、习近平一人独大。然而，斗到今天，战火逐渐延烧到习家军内部。 6月，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手下的公安局长邓恢林被抓，重演前三任重庆公安局长的宿命。同月，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突遭免职，去向不明。7月，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被调离，调回北京任文化与旅游部党组书记，明升暗降。鉴于陈敏尔、孟庆丰、胡和平都是习家军人物，证明即便是习近平自己的亲信人马，对习而言，也并不可靠而状况不断。 或许，按照毛泽东的话说，他们都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连习家军都靠不住了？习近平细思极恐，或常常吓出一身冷汗。 与前些年习近平选择性反腐必大造声势不同，如今，由于反对习近平的人太多，他们所居官位太敏感，以至于习当局已经不便公布对他们的查处，甚至不公布他们的去向。比如，没有公布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突遭免职后的去向。5月至7月间，北京卫戍区司令王春宁突遭免职，同样去向不明。习当局盘算的是，公布出来不但起不到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反而可能起到鼓舞或启发其他反习人士的作用，同时也让国内外看热闹，议论纷纷，脸面上过不去。 习近平曾向党内喊话：“我们党有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红楼梦》第七十四回里，贾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说过一句话：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习近平很清楚，他真正的敌人，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不在党外，而在党内；不在基层，而在高层；甚至于，派系缠斗之间，如今敌人已经就在习家军内部。 这一切怪谁？怪习近平自己，怪他所死守的那个制度。有美国媒体报导说，习近平身边的“智囊团”都是强硬派，故而形成了一整套强硬政策，即极左政策。举凡从新疆政策到香港政策，尽皆如此。其实，“智囊团”是否强硬派并非关键，关键在于习近平本身是强硬派，故而他听不进温和派的话，只听得进强硬派的话。或者说，前者不对他胃口，后者才合他口味。于是，选择和淘汰的结果，他身边的“智囊团”当然就只剩下强硬派。准确而言，都是迎合他的强硬派。 习近平上台近八年，按一般外国首脑任期，已接近两个任期届满。但八年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方面，用一事无成都不足以形容，应该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内政外交一败涂地的习近平，竟仍然身陷权力斗争的泥潭。并非他乐在其中，而是他威信不足、德不配位，令官心不服、人心不服。更要命的是，情况昭然如此，习近平仍绞尽脑汁地谋权，甚至不切实际地贪求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习近平眼高手低，每每陷入权力尴尬。 从习近平的权力尴尬再次见证，这个一党专政制度的失效、失灵、失败，因为权力来路不正，并非来自人民、并非来自选票，而是来自于中共高层的小圈子。本质而言，来路不正的权力不具合法性，必然受到拷问和挑战，甚至随时遭遇不测和颠覆。
自从脸书成为全球知名企业以来，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一直梦想著进入中国市场（考虑到中国是最大的网际网路市场）（按用户数量计）。因此，脸书在中国的限制一直困扰著扎克伯格。 然而，他多次访问中国并说大陆话舔中示好，中共并未友好回应，继续禁止脸书在中国开展业务。现在，随著全球对中国政权的愤怒达到顶峰，脸书终于放弃以中国市场为中心的努力，并将自己定位为反中共的十字军(anti-CCP crusader)。 由美国众议院司法反垄断小组委员会举办的科技史上最大规模听证会，Google的桑达·皮采、苹果的提姆·库克、脸书的扎克伯格和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出席了会议。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分别听取了四大执行长的讲话，针对全球四家科技巨兽GAFA“技术反托拉斯”进行调查。 扎克伯格表现出与过往截然不同的语气。其他三位大佬保持中立，只有扎克伯格没有退缩，全力对付中共，将这个国家描述为对“美国价值观”的威胁。 扎克伯格说：“脸书代表一系列基本原则”，包括“维护人民安全，维护言论自由等民主传统”。又补充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都是基本价值，但对于世界上的每个人，不是我们与之竞争的每家公司或代表的国家而言，…这都是基本价值…如果您看看十年前顶级技术的来龙去脉，大多数是美国人。今天几乎已经一半是中国人。”中国的数位影响力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稳定增长。 中共的思想本质上是反民主和反言论自由的思想。海外版抖音TikTok代表中国言论审查制度，而脸书一直践行美式的自由表达价值观。他声称“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这威胁到美国和许多自由世界自豪的价值观”，中共“正在出口他们的网路愿景到其他国家。” 尽管四位首席执行长都警告美国不要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特别是在加密货币的背景下，据他们所说，中国随后将在领导全球创新方面占上风，而扎克伯格则向前迈了一步，并明确谴责中共国沉迷于美国知识产权盗窃的技术创新。当被问及这种做法时，他说：“中共政府从美国公司那里窃取技术，我认为已经充分的建档立案。” Google和苹果在中国继续拥有广泛的商业利益，避免矛头对准中共引起中共愤怒，但脸书没有这样的顾虑。脸书已经放弃了打入中国市场的雄心，现在正专注于巩固在美国和印度等自由世界中的地位。尽管阿里巴巴集团对美国公司在中共控制的领土市场的野心提出了严峻挑战；尽管亚马逊在中国的剩馀商业利益不多，贝佐斯还是不采取反中共立场。 说脸书首席执行长因此成为外围值，不如说扎克伯格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知。扎克伯格正在美国描绘“脸书好，中国坏”的形象。由于大多数国家的集体反中共情绪，他意识到在“后中共病毒”世纪，被视为在中国阵营站边的人将会形同自杀。因此，他正将自己定位在自己和社交媒体集团的位置，带头在美国大肆宣传爱国主义。 海外版抖音TikTok在2019年的下载量超过Ig和脸书。扎克伯格去年10月在乔治城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攻击TikTok，说它是中共的间谍工具。我们的服务（如脸书拥有的WhatsApp）尽管在世界各地被抗议者和激进者使用，但是我们有强大的加密和隐私保护，反观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中国app海外版抖音，即使在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审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网路吗？” 美国现有的政治气氛，反中共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两党共有的。通过攻击中国及其应用程序，脸书正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是在扭转其过去几年被视为一家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跪舔派形象。 （全文由上报授权转载自三际信息站脸书）
中国武肺病毒流播世界之时，北京当时的美梦是自家控制住疫情、尽快恢复生产，同时向世界宣告“我们又赢了”，“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直到发现海外市场严重萎缩，订单消失之后，北京才意识到情况不妙：没有海外市场这些绿叶帮扶，中国经济无法一枝独秀。如今国内经济恶化，中共高层提出经济内外双循环，表面上强调内外兼顾，实际上是只能主要依托本国市场维持生产与消费的内循环。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自我安慰，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是内部改革经济体制，所谓“开放”是利用国际投资与世界市场。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就成了一个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国度。一旦骤然失去，意味着中国经济濒临破产边缘。 中国经济：从自力更生到对外依存 衡量一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主要指标是外贸依存度（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该系数又称为对外贸易系数，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它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其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贸在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中国在毛时期闭关锁国，号称“自力更生”，对外贸易极少，国穷民众更穷，外贸依存度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对外贸易的增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速。比如，2002年、2003年中国GDP分别增长8%和12%，外贸总额增长却高达22%和35%。以下中国官方数据展现了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直线上升的过程：2003年就达到51.3%，2004年接近60%，2005年上升至67%，2006年超过80%，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也表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两者彼此支撑的新局面已经出现。但是，如果一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必将面临两种风险，一是不易正确把握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主动权，二是容易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但中国政府却误以为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中国掌握了竞争主动权，可以影响国际市场的变化。 好景不常在，稳外贸与稳外资成国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拿出四万亿救市，投资主要流向基础设施与房地产，200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骤降为45%左右。从此以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外贸这一驾就需要精心维护，但外贸依存度依旧逐年下降：2013年为45.7%，2014年为41.5%，2015年为37.4%，2017年降至33.5%。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增长目标），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国策，每年都作为重点要求。即使如此，2018年也只勉强拉升至33.7%，2019年为31.8%。 中国这种外贸依存其实很脆弱，其兴也快其衰也速是必然结果。这只要比较美、日两国就可知道，稳定的国内市场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盘。有这个基本盘做经济凭藉，外贸依存度相对稳定，经济就不会如同坐过山车。例如，美国的外贸依存度2004年仅为25%，2019年降至20%左右；日本2004年为26%，2019年为27.98%。中间虽然有波动，但大体平稳。 美、日两国外贸依存度低，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就小得多。中国不一样，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稳外贸”与“稳外资”两项了，否则就只能依靠“内循环”了。这对于一个人均负债高达人民币13.34万元、6亿人月收入仅为1千元的国度来说，实在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美中开唱冷战序曲，稳外贸、稳外资成为空话 中国35个主要城市外贸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为100%，这些外向度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闽南等地。其中东莞、苏州、深圳、厦门均超过100%，由于外贸订单消失，这些城市经济遭受重创，影响到两亿人就业——中国的稳外贸、稳外资均成空话。 今年5月，我曾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系列文章《各国经济依赖中国，有如嗑药上瘾（1）》、《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终成北京政治要挟的工具（2）》、《各国经济依赖中国，欧盟弯腰 美国成独木（3）》，分析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时期，在国外大量采购原料、矿产及各种资源，并成为德国汽车的主要消费者，这种情况造成了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中国以为自己把握了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主动权，并把各国对自己的依赖转化为政治要挟，而且获得成功。而中国却忘记了一点，中国强大的经济能力来自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 我在《中国失去对美经济依赖，风光难再》（5/23/2020）一文中指出，中国对美的经济依赖，就其大者说，有技术依赖、金融体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技术依赖一事可以写出千言万语，这里仅举一例：“千人计划”网罗的技术偷窃者，90%以上呆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里；金融体系依赖，中国虽然想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另起炉灶，但从成为IMF五大储备货币之后，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升反降，因此保持3万亿左右的外汇储备是中国维持经济能力的必然需求。早在2016年写的那篇《中国经济的堡垒战：“保卫外汇储备”》中谈过，中国一直仰赖对美贸易顺差来平衡外汇收支，而中美贸易战步步升级，中国对美出口开始下跌，于是，中国是否会出现外汇短缺就成为国际金融界和国内中产阶层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警戒线，如果外汇储备跌破警戒线，中国将面临外汇短缺。 7月23日，美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被外界称为“新铁幕演讲”。中美关系已经建交四十年以来最紧张的程度，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美的经济依赖。 事实证明，中共高层虽然强调今后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但与美国交恶之后，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金融体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三个依赖将踏空。没有来自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多年来均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90%以上），外汇储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法充当其他国家的大买家，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控制力。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国内国外双循环”，事实上就成为只能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内循环”，习近平的中国梦也就成了白日梦。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蓬佩奥的冷战演讲，选择在尼克松的故居发表。有何寓意？我们知道尼克松是对中国接触政策的制定者，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启动者。蓬佩奥在这里发表中美关系转变的宣言，是为了宣告尼克松开始的这个历史性进程的终结？想的太小肚鸡肠了。我觉得这一选择的深层含义，是继承和延续尼克松的一个重要思想：不战而胜。 2、在最近的一个演讲中我强调了这样的一个意思：由于美国在科技、军事、金融等方面占有的优势，他完全可能寻求的是一种并非即刻决战的战略，而是将其变成一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即利用上述优势，逼迫你不得不进入它设计好的一个个陷阱；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消耗你的资源和实力，最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决出胜负。在这个过程中，它几乎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而你则会处处被动，穷于应付。对此，也有人将其称之为超级大国马拉松。 3、不错，最近一段时间，外交上的冲突迅速升级，军事上也变得日益剑拔弩张。美国两艘航母在南海游弋；日本从美国购买100余架F35，并将装备在7艘轻型航母上；台湾全面部署重型反舰导弹，爱国者-3型导弹；美首次公开否认中国南海主张，不承认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英国派最大航母配合美国巡航南海；中印边界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印度全国动员备战，连续增兵边界，40余国先进武器装备齐聚印度，帮助印度备战；美要求中国72小时内关闭休斯敦总领馆，特朗普称有可能要关闭更多领馆；美商务部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有人说，对于中国来说，这已经是四面埋伏，八面楚歌。有人说，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冷战的问题，而是热战的危险。但这里我要问一句，如果这一切都是剑锋另有所指呢？ 4、剑锋所指是什么？就是经济，就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基础。因为今天的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局势与当年冷战时已经大不一样，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使得美国既无需也无法采用当年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在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美国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苏联的军事实力与美国旗鼓相当。而现在，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孤独的中国。只要美国有几艘航母游弋在中国的周边，只要其众多的盟友轮流值值班，只要偶尔有个小兄弟挑点事，你就很难将精力集中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上，甚至要将相当一部分资源用于应对这种严峻的外部局面。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怎么敢呆在一个火药桶般的地方？企业和资本会留在一个与母国处于准战争状态的地方？国内资本的信心又从何而来？同时还要看到，中国今天的经济运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性的机制，包括科技、金融、网络等等。只要美国在这些方面有所动作，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都会出现问题。这叫什么？这就是不战而胜，就是经济问题军事解决。试想一下，如果这种局面持续5年10年，我们的经济会怎么样？我们怎么办？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5、在5月21日，我写了一篇文章，《现在最大的误区：以战术思维对战略思维》。我在这篇文章中强调，如何用战略思维正确地解读和应对当前的局面，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一种相反的情景。很多人，把对方的一个个动作都看作是决战的姿态，都是假定中美之间的对抗甚至军事对决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然后以此为基础设想出种种的应对方案。从贸易战的不能认怂，要打一场诗史性的贸易战，到要造1000个核弹头，都是这种思维的表现，摆出的都是一种针尖对麦芒的决战姿态。其实，这既低估了对方的战略水准，也拉低了自己在战略层面进行思维的能力。这是一种典型的用战术性思维替代战略性思维的表现，最后的结果是把自己带到沟里去。 6、所以，我再次强调，在面对目前这种严峻而复杂的局势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战略性思维。中国需要做的不是应对，而是破解。在战术的层面上应对得越正确越有力，在战略层面上的损失可能就越大，就越被动。应对是就事论事，是在特定问题上争高低，而破解则是以一种更高的立意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摆脱这种两难的逻辑，争取更开阔的前景。这让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的情景。当时中国面对的局面也是很被动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选择不是去应对所谓的挑战，而是另辟蹊径，以改革开放，化解困局，不但化险为夷，而且赢得几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作者为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孙立平社会观察）
一月底，武汉爆发新型肺炎引起举世关注，纽约时代广场那斯达克交易所户外广告萤幕上，即出现以多国语言播放的“中国加油、武汉加油”字样。这是一家中国广告公司推出的广告，旨在支持中国抗疫。被喻为“世界十字路口”的时代广场，近年来经常被中国官方、企业当作重要的宣传据点，能够占据时代广场的至高点进行强势发声，当然是一种“力”的表现。 中国自2009年展开“大外宣”计划，初步预算就达450亿人民币，目的正是要与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内容尤其包山包海。2011年，中共官媒新华社便以每月30到40万美元的租金，租下位居时代广场第二高楼的广告萤幕，此地就成为中国大外宣当时最显著的一隅。随后，来访游客抬头经常可见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通红的底色背景，配上熊猫、长城、紫禁城、长江三峡等中国元素，乃至郎朗、姚明等中国名人，便成了其基本构图，制作方不只有新华社，中共官方也同时襄助中国各地企业在这露脸，以收登上“国际舞台”的效果。 2016年7月，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做出不利中国的南海仲裁，新华社于是立刻又透过时代广场这面偌大的广告墙，播放宣示中国南海主权的宣传片，片长3分12秒，每天且播放120次，并连续播了12天。 中国利用时代广场进行自我宣传，无非是为了借此提升国家形象，问题是，时代广场虽然每日游客可达50万人，平均驻足时间近90分钟，但现场各式广告刊版令人眼花撩乱，加上来访旅人多半是抱著寻找乐趣的愉悦心情，以至于很难被硬梆梆的官样广告吸引，更何况其实很少人可以抬著头盯著同一面萤幕超过10秒钟，之后中国政府便渐次减少了有关政治和国家形象的广告露出。 不过，稍后反倒是中国商家受到官方行事的启发，看上了时代广场的广告效益，有时也会出现中国电影的预告片，不过诉求对象重点都不在广场前的游客，而在能将现场画面回传国内，如此不仅能满足企业喜欢“红到国外”的面子工程，也的确相当有助于出口转内销，就算按照成本效益评估，在时代广场刊登广告，其性价比也相当高。 时代广场的广告萤幕，于是转而成为中国企业展现野心的舞台。包括中国时装公司太平鸟即曾借此为自己的纽约时装周走秀大肆宣传，随后，诸多中国品牌，像是五粮液、阿里巴巴、微博、青岛啤酒等等，都曾陆续在时代广场密密麻麻的广告萤幕中现身，而且多是以简体中文呈现内容，画面投射的目标对象，当然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自家国人，这些品牌过去多以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为傲，而后再以抢攻时代广场一角做为自我品牌声誉和地位的最有力象征，或借由中国观光客到此一游以其广告为背景“打卡”，由此成为一种海外绕一圈再回国宣传的复式广告手法。另一方面，也可表现出中国企业和同样曾在时代广场打广告的SONY、松下、三星和现代等日、韩品牌平起平坐。 直到因为数量过多导致广告成效递减，这些中国大企业到时代广场打广告的热潮才稍告减缓，取而代之，则是一些十分看重“流量经济”的中国小品牌前仆后继进驻攻占版面，又或者是做为明星出国“圈粉”之用，又或者明星代言商品两者兼具，像是周杰伦代言的中国志邦家居，也曾登上时代广场显著的广告位置。 如今，时代广场的中文广告多属于商业性质，却非意指中国大外宣淡出这座舞台，而是它经过几年实地操兵演练，早已找到比在时代广场刊出官方广告更有效果的宣传方式，实质影响力且不知是时代广场广告刊版的几百倍。如今，全球数千万华人、上万侨团、上千家中文学校、上百家中文媒体，扩及至西方国家大学校园和智库，才是中国近年大外宣的主攻战场，至于利用金融威力和市场准入，迫使好莱坞自我审查，当然也是一例。中国大外宣资金丰沛，于是手段五花八门，从入股、并购媒体、企业，到主办交流会议、开设研修班、举办论坛，敏锐的人自然不难察觉中国大外宣传销的影子。 尤有甚者，中共亦会专门在海外社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上开设帐号，借此将其讯息打入每一个用户的眼下。此外，中国统战部下辖的“孔子学院”，如何在全球各地校园内使力洗白中共并美化中式共产主义，在近来许多大学开始自省自觉后，应该已无需再多做解释。而这些作为，也许并不如时代广场上的广告刊版那样醒目，却才是中国“大外宣”真正的核心战地。 “大外宣”实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倾国之力压迫宣传，应该没有任何国家做得来，而且实际情况是，一般人一眼就看见的，应该要叫中国“大内宣”，看不到的才是真正的“大外宣”。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