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再續搜MH370殘骸
2026 年 7 月 1 日
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三位學生領袖，就去年反送中集結案決定認罪，準備為此入獄，這是近來接三連三的政府清算中又一單令人悲憤的案件。 他們作出如此的決定，固然是與律師商量的結果，也是一種慷慨赴義的姿態。事已如此，多糾纏無益，不如認罪換取輕判，把事情了結掉，日後出獄又是一條好漢。 當然，對坐牢期間所受的苦，如何在枯寂呆板的牢獄生活中自處，他們都會做充份的思想準備。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應該是他們當下的心態。 中共近來的瘋狂反撲，已到歇斯底里精神變態的地步。在與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全面破裂之後，中共採取攬炒的辦法，準備破罐子破摔，徹底與香港人為敵。 中共在外交再無出路之後，先是準備退回到新加坡的所謂開明專制，政治上嚴控，經濟上發展，民生儘可能維持，像新加坡那樣，渡過近年的危機後，走上經濟發達政治保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新加坡之路是中共模仿對象，但以今日中國的實際國情，不可能做到新加坡。新加坡小國寡民，周遭強敵環伺，但地理位置重要，再加上李光耀融匯中西統治權術，比較容易控制局面。中共多年來行的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一度資本主義大放異彩，國內民族矛盾社會矛盾尖銳複雜，國外又與西方國家翻臉，當下經濟下行，民生難題叢生，要想安安穩穩掌控社會，絕非易事。 面對現實，中共很可能要走向朝鮮的徹底鎖國之路。朝鮮七十多年完全封閉，對外是硬扛，赤腳的不怕穿鞋的，對內是洗腦加殘暴鎮壓。數十年經濟破敗，民生凋蔽，災荒死了無數人，以炮決犬決等非人道的酷刑打擊政敵，以反人類的統治手法，維持了金氐王朝數十年苟延殘喘，至今還未動搖。 只要把國門關死，對外封鎖，西方文化與資訊傳不進來，經濟上又可維持溫飽，以中國人的因循怕事，輔以長期洗腦﹑暴政懲治，中國人慢慢馴化，習慣於歌功頌德，溫順聽話，不敢亂說亂動，就那樣維持下去，希望確保權貴家族百年傳承的富貴和權勢。 基於此，香港對中共來說，經濟價值已經不足道了，最要緊把香港人馴化，這是中共短時間內以國安法打前站，全面秋後算帳，懲處反送中運動的活躍分子的根本理由。近期抓捕大量議員和民間抗爭人士，都是同一個劇本的不同演繹。 黃之鋒在國際上有廣泛影響，周庭在日本朝野有大量擁躉，他們兩人的被捕，勢必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中共又一次撕下自己假面具，將專政獨裁的猙獰面目暴露於全世界人面前。 在美國日本，反感中共的民意都占絕大多數，此次黃之鋒們的入獄，更將激起追慕普世價值的各國人民的憤慨。中共必承受國際社會更沉重的道德壓力，被視為地球上最後的獨裁保壘，人人必欲誅之的惡果，已經不可逆轉了。 中共喪心病狂，變香港為大陸一個城市，應該是做得到的，但他們永遠都不可能變全世界為自己的殖民地。相反的，外部壓力倍增，內部更危如累卵，內外呼應，會使政治巨變來得更快。 有法律專家預測黃之鋒們的刑期約為三年，現主動認罪，應該多少得到輕判，兩三年內他們就可以恢復自由身，再為香港人打拚。他們都還年輕，政治生命還很長，入獄可視為一種政治歷練，早日歸來，再領風騷。 筆者早前拜讀《陳健民獄中書簡》，深覺陳教授處理獄中生活有深刻的人生智慧，建議三位年輕人可以引為參考，幫助他們渡過苦悶枯燥的監禁日子。多讀書，多思考，多省察香港與中國的命運，出來後，以更紮實更鮮活的生命，投身於香港人反抗暴政的運動。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早復返，僅此祝願三位年輕義士，順利走完這一段行義的路程，香港歷史將記下這悲壯又亮麗的一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習近平在近日于吉隆坡舉行的亞太峰會發表視頻講話，解說中共最新的對外政策，再一次強調中共實行「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美中關係短時間內惡化，美國步步進逼勢不饒人，直接把中共打懵，初時中共提出國內單循環的政策，其實是預見國際環境將迅速惡化，外交外貿都將面臨空前困境，因此索性縮回手腳，把國內經濟扶起來，自給自足，走毛時代閉關自守的老路。 及至冷靜下來後，中共發現單靠內循環活不下去，因外匯一枯竭，國計民生將面臨無米之炊，糧食﹑能源﹑科技進口都只能望梅止渴，萬一去到那種地步，殺傷力將不可估量，因此很快又將國策調整為內循環為主﹑內外雙循環的新格局。 內外雙循環是廢話一句，天下沒有不搞內外雙循環的國家。內循環根本是千古不易之理，有需求就有買賣，有買賣就有生產，沒有內循環誰都活不下去。至於外循環，只要有本事做到出口，誰會拒絕？此外，外國有你沒有的東西，你又有需求，當然只好去買，對外做買賣，互通有無，也是千古不易之理。 中共總是把一些人人都懂的常識，說得好像很高深，好像國計民生的大道理只有他們才懂，其實只顯得淺薄。當初準備放棄外循環，證明習近平常識有限，給所謂經濟學家「忽悠」一下，就如熱鍋上之螞蟻，不假思索調整大國策，及至發現中計，只好又匆匆調頭，回到內外雙循環。兜一個大圈，什麼都沒有做，也什麼都沒有改變，居然都成了偉大領袖。 習近平在亞太峰會批判「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指桑罵槐罵美國，但他又不提中共在美國國內搞的那些骯髒事，給美國人逮個正著，美國稍動一下手腳，就把中共伸進去的黑手給打回去了。中共在美國國內吃了大虧，在歐洲又面臨新一輪的拒共潮，處境十分不妙。美國與五眼聯盟都步調一致了，歐洲各國也勢同進退，日本印度等亞洲大國正與美國聯合軍演，再加上東盟十國為南海問題又站到美國一邊，如此大局，逼得中共頻頻後退，腳步踉蹌。 對中共來說，當務之急便是擺脫這種向隅而泣的窘境，放眼四海，舉目無親，那不是好玩的事，中共於百籌莫展急切之際，撿起延宕多年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修修補補之後，匆忙與各國簽約。可惜這份合約急就章，各國都有不滿意處，還要等各自的國會最終批准才能行事，最快也是在兩年後的事了，可謂遠水救不得近火。 這份協定只是打腫臉充胖子，對外表示我還有朋友，而且我們還把美國排除在外了，其實那又只是自欺欺人。現在習近平又在亞太峰會喊話，對外示好，誓神辟願要繼續對外開放，目的是招攬外資，推動外貿，多做外國生意，多賺外匯。 各國有自己的利害關係，各國對美國﹑歐洲﹑日本也有不同程度的依賴，如果要選邊站，當然各有考慮，不會因為習近平的口頭表態就站到中共身後。各國多年來備嘗中共的臉色和手段，早已領教，有苦說不出，對中共說一套做一套﹑檯面握手台底踢腳的作風了如指掌，因此即管開會如儀，背地裡還是各懷鬼胎。 這種會多數是擺樣子，不會有實質效益，不過習近平趁此露一下臉，證明他在中共體制內，地位還是穩固的，如此而已。 習近平的大麻煩不在國外，而在國內，不過國外的麻煩也會間接導致國內的麻煩，內外雙循環的結果是內外雙麻煩，且看他與自己造成的麻煩如何去周旋好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正當美國大選處於爭議之中時，世界另一大國中國，相比之下，似乎顯得春風得意。11月15日，中國與另外14個國家就建立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圈簽署了協議，稱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簡稱RCEP。表面上看，RCEP的簽署，對中國來說首先是一個外交勝利。外界紛紛認為，這個協議的簽署把美國排除在外，進一步增強了中國的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其次，在經濟層面上，這個協議似乎可以成為習近平當局目前大力推動的外循環的一個支點，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但事情真的這麼美好嗎？我們恐怕要打上很多問號。 第一個問號，按照國際慣例，真正的自由貿易區要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框架做支撐，包括獨立的司法體系，信息的完全開放與自由傳播，以及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貨幣的自由兌換。這些條件，中國真的具備嗎？遠的不說，最近河北大午集團突然被一鍋端，孫大午全家被捕；前不久，馬雲的螞蟻集團只因為樹大招風，就被政府直接出面阻攔上市。連自己國內的自由貿易都隨時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任何有風險意識的投資者都應當問問自己：這是一個良好的、令人放心的貿易環境嗎？ 第二個問號：RCEP協議降低關稅似乎有利於中國的出口傾銷。在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的情況下，這等於為中國賣不出去的過剩工業品打開了更大的市場，來彌補美國貿易戰的損失。但如果看看RCEP的成員國的名單，除了日本和澳洲還算有一定的消費實力之外，其他那些發展中國家能夠購買多少中國產品呢？期待擴大中國出口的人不要忘記，大部分RCEP成員國願意參與協議，其實是為了分享中國進口零關稅的好處，指望中國的出口因此大幅增長，恐怕不是那麼樂觀。 第三個問號：自由貿易協定能否健康運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點：第一，要參與的國家自覺遵守規則。而中國能遵守國際規則嗎？WTO有美國和歐盟國家參與，中國都悍然不顧規則，在自己當老大的貿易圈內，中國會不會更肆無忌憚？第二，要有一個有力的懲罰機制。但RCEP協議中，我們似乎看不到足夠有力的懲罰機制，甚至連爭議解決的機制都沒有。如果沒有這些機制，任何貿易協定或者多邊協定不就是廢紙一張嗎？ 第四個問號：RCEP協議的簽訂真的代表中國已經成為亞太地區的盟主了嗎？要知道經濟協議是一回事，但是國家與國際之間的關係還牽涉到其他很多方面，包括主權爭議，國家安全，甚至意識形態衝突。從這些角度看，不要說日本根本不可能因為這個協議而認同中國的領頭羊地位，協議剛剛簽署，澳洲總理就對中國喊話，希望中國一定要遵守協議的精神而不僅僅是那些條款，不信任的心態不言自明。就是那些東盟各國，真的是從內心認同中國的領導嗎？我一個朋友說，RCEP「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禮貌性表態」。我覺得，這個分析更符合實際情況。更不用提，印度作為亞太地區的主要大國之一，堅決抵制RCEP。說這樣的一個貿易協議就是中國外交上的一大勝利，吹牛的成分更多一些。 RCEP表面上看確實是一張大餅，因為涉及人口達23億人，影響產值高達25萬億美元。但從各方面情況看，這其實只是一張畫餅，畫得倒是很美好，但是否能夠充饑還需要時間證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看見不少批評美國選舉亂糟糟的人，有些是五毛，有些是好心的朋友，理解不同，或者說還殘留著一些被洗腦的後遺症。 有一種說法，叫做民主集中制。大家聽了要笑，這不是毛澤東的詭辯嘛。確實，中國共產黨上台前高舉民主的大旗，忽悠了全國人民和自以為全知天下事的精英分子們。可是一上台就讓人覺得不那麼民主了，什麼都是一黨說了算。 鎮壓所謂的反革命，殺了幾百萬人，問過黨外人士嗎？支援朝鮮共產黨和美國打仗，問過黨外人士嗎？林林總總都是共產黨一黨獨裁。所謂的民主黨派很快就學會了閉嘴，自我解嘲說自己是花瓶黨。於是毛澤東就有必要為共產黨的欺騙行為詭辯了。這是毛澤東的強項。 怎麼詭辯呢？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手法。民主是一個決策方法，決策之後當然還要執行。就像一條船，決定了航行的方向和船長的人選之後，全船都要服從指揮，不可能准許你各行其是，否則船翻了大家全完蛋。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全國必須執行同一個政策，在同一個領袖指揮下行動。毛澤東把這個概念偷換成為集中，是比較典型的詭辯手法。 共產黨有所謂的民主嗎？沒有，建國前後都沒有。把一黨專政詭辯成為民主集中的同時，在黨內外都開始消滅反對派。只要是和共產黨有不同意見的，無論人還是機構一律消滅。甚至黨內有和領袖不同意見的，一律成為被肅清的反革命。就這樣，三、四十年代高舉的民主大旗就被偷換成了一黨專政的集中，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理論被解釋成了最高的民主；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也仍然是這一套假民主的理論。 有痛恨共產黨假民主真專制的朋友反其道而行之，說真民主就是不管投票什麼結果，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而且不用配合意見不同的一方。保留自己的意見肯定是民主的基本原則，消滅不同的意見正是走向獨裁專制的道路。但是不執行集體的決策各行其是，就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設想一條船上船員們各行其是不聽指揮，強詞奪理說我有不同意見，這條船會是什麼結果呢？恐怕大家都活不成。 最近看到張千帆先生的一篇文章，批評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所以不成事兒，說的正是這個情況。上了這條船或者加入了這個國家，就是進入了一個必須契約。團體的生死存亡就是你個人的生死存亡，你已經放棄了你完整的獨立性。換句話說，你必須對大家的生死存亡負責任。你不服從大家的決策，可能會導致船毀人亡，那就只能把你扔到大海里，給你絕對的個人自由。 服從大家的決策，如果決策錯了也可能船毀人亡，各行其是就必然會船毀人亡。怎麼選擇呢？聰明的人類選擇有生存的機會，不要必然船毀人亡。躲在書齋里的理想家們可以選擇必然船毀人亡，反正死的不是他自己。中國的書生自古以來就有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習慣，所以缺乏契約精神，自以為可以不負責任，乃至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也是一種文化傳統。 我看美國人雖然像馬克吐溫描寫的那樣，競選起來無所不用其極，可是結果出來後卻很能互相配合，共進共退。例如，黨內競選把對手罵得狗血噴頭，然後大選時卻會配合默契，來他一個打虎親兄弟，一致對外。其實咱們中國人在家裡吵得昏天黑地，對外不也是打虎親兄弟嗎？這個道理是常識，但不夠高深，也許精英學者們不屑一顧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989蘇聯崩潰，東西冷戰結束，鄧小平取代毛澤東，放棄共產主義施行國家資本主義，並宣布舊的冷戰結束了、新的冷戰即將開始。他一針見血，預料得現實、準確。 很多人認為，杭停頓（Samuel Huntington） 的「第三波民主化」及「文明衝突」都錯了。我不如是認為。我認為，二戰後的東西冷戰不是共產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之爭，而是專制與獨裁的價值衝突文明之戰。 中國和俄羅斯走富國強兵、國家主義資本主義、獨裁專制之路，與美國走自由市場民主政治之途，必然文明衝突。 之後，30年世事滄桑，中國和俄羅斯武力崛起，明顯威脅美國領導的自由民主世界。美國權勢式微但仍是世界第一超級強國。它領導的自由世界和中國主導的帝國陣營，形成的「新」冷戰，和二戰後的「舊」冷戰，本質一樣，並正在熱化。 美日印澳反中如火如荼 在印太地區，美國和日本、印度、澳洲等反對中國帝國主義的民主戰略聯盟，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日前（2020/11/17），武漢肺炎（COVID-19）後，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第一次出國訪問是日本，日本菅義偉首相上台後第一次接見的外國元首是莫里森。他們見面簽署的最重要的文件是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相互准入協定）。該協定「 provide a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for both forces visiting the other country」（給雙方武力駐訪對方時根據的法律和行政架構）。 讀起來沒怎麼，實質上就是軍事聯盟的基礎架構。菅義偉在會談中強調澳洲是日本「特別的戰略夥伴」。 澳洲和日本都只和美國半個世紀前有此聯邦協定。一旦澳洲派兵駐訪日本或日本派兵駐訪澳洲，該聯盟的實質效應立即展現。 美日澳反中國的軍事聯盟因而形成。印度是否加入，有待觀察。 目前，雙方在印太海區的軍事演習大增，互相威嚇。澳洲和日本都派軍艦參與美軍的演習陣容。美中、澳中的貿易戰更是殺得刀刀見骨。 21世紀的新冷戰比起20世紀的舊冷戰，一點也不遜色。權勢更大，衝突更大，危險必然也更大。 （作者是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全文轉自民報）
朋友問，你最近文章說，中國專制政治牢不可破，台灣一定是中國的一部份。你是不是說台灣一定亡國？ No，我當然沒說台灣會亡國。我說的是，中國專制帝國二千多年，根深蒂固，不是不能但很難民主現代化。蔡英文總統的中華民國台灣民主國度，可以守護台灣的實質獨立主權一段時間，但不能長治久安、永續發展，更不能法理主權獨立，成為世界各國承認的主權完整國家。也即，不能國家正常化。 這是我論述重點。其他我的說法滿亂的，有說不清、理還亂、甚至矛盾的地方。至於歷史時空的分段說法，純屬臆測，僅供參考。 我說，蔡英文總統的中華民國台灣現狀，可以維持50年、100年，中共專制政權可能維持100年、200年，都是臆測的話。很多變數我沒納入考量。當然，反面臆測，台灣蔡總統的現狀可以維持更久，習皇帝的中國帝國可能更快崩潰。 我的臆測是根據幾個重要關鍵變數，那是我的合理推測。 根據近年權威學者的理論說詞，Samuel Huntington 的第三波民主化和文明衝突，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到最近James Bradley的中國海市蜃樓之說，在中國專制政治必然崩滅和台灣民主必然長存之間，能作的理論推測，變數、結論之多，豈止多如牛毛、堆積如山、千變萬化。 我作的是「教學過的猜測（educated guess）」。希望是「很好的教學過的猜測（well educated guess）」。 公投制憲、國家正常化無可迴避 台灣的國家獨立生存，不能依賴專制中國的強弱盛衰，喜怒哀樂，必須依賴自己，然後依賴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台灣要活命，就要成為亞洲的以色列，勵精圖治，富國強兵，鞏固民主，發展與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還有，台灣國家正常化，經過公投制憲正名，把中華民國台灣變成名正言順的台灣共和國，應該也是避免不掉的艱鉅工程。 蔡英文總統現實主義不做正名工作，只成功維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實質主權獨立。她不做的國家正常化工作，當然千辛萬難，卻絕對是她的繼承人，50年、100年內逃不掉的命運任務。 1964彭明敏教授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奠定他是台灣獨立之父的歷史定位。剛辭世的李登輝總統則是台灣民主之父、民主先生。1999年他還宣布台灣和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此論必留名青史。陳水扁總統繼承李總統，宣揚「一邊一國」，挑釁中國，觸怒美國，一樣會被歷史記住。馬英九總統虛擬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也讓他維護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實質主權。他認為那是他的豐功偉績，可以留名中國史冊。 請問小英總統，比起你的三位前任總統，你認為你也成功維護了中華民國台灣的實質主權獨立，是你的豐功偉業，可以留名青史？這個定位問題，你現在問已經太遲，三年後再問必成歷史陳跡。 如是比較馬總統和蔡總統的豐功偉業、歷史定位，情何以堪。我罪過！罪過！ 我看到的時空前途，台灣不會亡國。台灣能否成為亞洲的以色列，堅強法理主權獨立存在？則是大哉問，應該是小英總統和全體台灣人的終極關懷、必須面對、解決的懸命問題。
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中國研究高級講師Kevin Carrico近日在英文蘋果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我們可以從川普的香港支持者那裡學到什麼?」 在文章的開頭，他提到了2019年6月的一段生動的記憶。在一個瀰漫著濃濃催淚彈氣息的夏日，看著天橋上一小群抗議者被數倍於他們的警察包圍逼近。旁邊一個年輕人在得知Carrico是美國人後，對他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像川普這樣的人。」「我們需要像川普這樣的『混蛋』，來處理這些混蛋。」 「奧巴馬和大家相處地很好，他和伊朗相處，與朝鮮相處，與中國相處……但是，他不會幫助這些人（抗議者）！」 「舉行一次峰會，習近平又承諾尊重一國兩制，這都毫無用處。香港人需要一個能採取行動，做實事的人。」年輕人對Carrico說。 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抗議活動在擴大，來自世界各地的聲音都在告訴香港的抗議者，他們必須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保持絕對非暴力，避免要求獨立，避免與來訪的共和黨人接觸，與中國人民建立「團結」……Carrico認為，所有這些都是試圖將自己預先形成的政治觀念強加到這場新興的抗議運動上。這好比講師在教授人們應該怎樣去思考、怎麼做。然而，這些紙上談兵的事情卻阻擋了新的可能性、新的機會。 引發Carrico這段回憶的原因是明報上刊登了一篇對法律界人士Kevin Yam的專訪，Yam駁斥了香港民主抗爭者對川普的支持。Carrico稱他對Yam的觀點認同度高達99%。但這一次除外。 Yam的評論首先不點名地描述了一個政治觀點令人反感的人物，但讀者很快就能意識到他指的是川普。Yam表達了三個主要觀點，川普（1）對中國的政策前後矛盾，（2）在美國國內不尊重人權和民主，（3）無視並削弱了美國與世界民主國家的聯盟。 Carrico認為，Yam的這些觀點在某種意義上都有道理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上說，這並不是全部事實。比如第一點，對中國政策的一致性，在過去一年中，人們看到了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通過以及對香港官員的制裁，對新疆侵犯人權行為的官員和組織的制裁，擴大與台灣的接觸和向台灣的軍售，休斯敦領事館的關閉以及在美國逮捕中共特工，以及加強對在美國的中國官方媒體的監督，Carrico特意提到，這些中國官媒曾經在香港監視他和他的香港朋友。 「面對這些現實，我很難相信川普政府在中國政策上前後矛盾的說法，無論人們怎麼看待川普政府，但他們已經完全重寫了美中關係的現狀。」Carrico說，「我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這隻在川普領導下發生？民主黨政府一向標榜人權，卻為何對中國的獨裁政權一直採取綏靖政策？將來如何避免再次發生？」 關於第二個問題，Carrico同意川普在國內的一些政策觸及了人權和民主。但同時表示，人們喜歡說美國在人權問題上應該以身作則。這話聽起來不錯，但是這不是現實中世界的運作方式。就像美國人權的進步從來也沒能確保中國人權的進步一樣，美國人權的任何惡化也不是中國或香港的局勢惡化的理由。試圖將這兩者作比較只會引起無休止的討論，而導致忽視了中國共產黨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Carrico認為，在Twitter或報紙專欄上就政治問題的原則發表冠冕堂皇的口頭立場是很容易的，這並不是身臨其境的選擇立場。真正被迫選擇立場的是在新疆集中營被無限期拘留的人，或根據新國家安全法而面臨秘密審判的人，這些政治正確是他們負擔不起的奢侈品，他們也無法承受華盛頓恢復對北京綏靖立場的後果。如何確保美國在擺脫川普政府的一些糟糕的美國境內政策之後，還同時避免由於美政府對中共的綏靖立場而犧牲掉遭受北京之苦的那些人呢？ 關於美國與外界的聯盟問題，Carrico說他完全同意，拜登在重建和加強美國與其民主盟國的關係方面可能做得更好。但他的問題是，這種聯盟能起什麼作用呢？建立廣泛聯盟應對中國的挑戰，聽起來固然令人愉快，但看一下美國周圍的盟國對中國的政策，互相很難達到一致，其向前每推進細微一步都將包含無休止的辯論，而看不到什麼實際的協同。「在這樣的事情上，美國如果率先行動，並觀察事態發展及是否行之有效，會不會更好呢？」Carrico說，香港人出現對川普支持的現象，是因為在2014年後的港獨傾向以及去年的抗議活動中，人們已經都厭倦了「專家」們跌跌不休的說教。「專家」們的說教反而讓大家肯定了自己的路是對的。他說，我們應該少點說教，多思考一些新方法，以及如何應對實施這些新方法之後出現的問題。最後Carrico說：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被視為世紀之戰的美國大選投票日經過數天，隨著郵遞選票如雪片般飄至，民主黨候選人拜登陸續在落後關鍵州份後來居上，距離270張選舉人票僅一步之遙，局面愈發不利於競逐連任的現役總統川普。前者勝算在望，後者卻機會渺茫，競選陣營上下顯然手足無措。 11月5號晚上，按捺不住的川普以「捍衛廉正選舉」為題召開白宮記者會，開宗明義宣稱「假如點算『合法選票』，我將輕鬆勝出」(If you count the legal votes, I easily win.)，反覆抨擊民主黨幕後操控，「企圖盜取整場選舉」，又指責選舉人員作弊、點票不公、阻礙監票人，郵寄選票屬「腐敗制度」等。但同時他未為提供相應證據，其描述的嚴重選舉舞弊跡近傳聞(hearsay evidence)，令重申上告最高法院的主張看起來軟弱無力。 THE OBSERVERS WERE NOT ALLOWED INTO THE COUNTING ROOMS. I WON THE ELECTION, GOT 71,000,000 LEGAL VOTES. BAD THINGS HAPPENED WHICH OUR OBSERVERS WERE NOT ALLOWED TO SEE. NEVER HAPPENED BEFORE. MILLIONS OF MAIL-IN BALLOTS WERE SENT TO PEOPLE WHO NEVER ASKED FOR THEM! —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November 7, 2020 話音剛落，美媒預估拜登贏得賓夕法尼亞20張選舉人票，歡天喜地宣告當選消息。英、加、澳國等盟邦元首紛表祝賀，拜登亦隨即首度以候任總統身份示人，並發布勝選感言。有專家評估，即使川普發動司法挑戰，也難以逆轉戰果。 但如題所示，這篇要探討的並非這場各自押寶的選舉誰勝誰負，而是在接近尾聲之時，美國電視傳媒一項掀起議論的決定。 斷播風波 就在那場陷入焦慮的記者會，當川普不斷控訴選舉制度遭受破壞、民主黨公然違法，卻又無法給出確信事證之際，美國三家主要廣播公司 — 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及全國廣播公司(NBC)，在他發言時中斷直播，改由新聞主播反駁舞弊指控 — 其時正值晚間新聞黃金時段。 與此同時，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及福克斯新聞(Fox News)則選擇完整播放這場極具爭議的白宮記者會，透過旁述及會後即時評論加以澄清解說。(11月9日福克斯新聞聞也以缺乏選舉舞弊證據為由，中斷川普團隊的記者會直播) 。 斷播事件之後，美國傳媒界紛紛開腔和應該項「矚目的編輯決定」(A striking editorial decision)，並將炮火聚焦於川普「失實」、「毫無根據」的指控。香港評論圈也不閑著，高舉維護真相的旗幟，為合理化斷播提供說辭。(例：一、二) 以上手段，絕非空穴來風。《華盛頓郵報》曾有評論以淪為競選宣傳、危害公眾安全為由，呼籲傳媒中止播放白宮主持的武漢肺炎每日簡報會，甚至建議啟用「緊急設定」(Emergency Setting)處置川普的新聞報導：一律杯葛其演講、集會及新聞發布會，阻止「虛假資訊」繼續擴散。 對傳媒生態稍有涉獵的我不禁疑惑：究竟是怎樣的新聞倫理，支持這種處置手法？ 新聞倫理的建立 長久以來，傳媒被公眾認定為社會第四權。早在1922年，美國報紙編輯協會(ASNE)成立，並於翌年通過《職業道德規範》(Canons of Journalism)，奠定新聞編採準則。 新聞工作者藉報導呈現真實的方式，就一般理解，不外乎持平守正、誠明公開、獨立超然、不偏不倚。傳媒專業既為理念，亦是實踐方針，既要儘力不受消息來源、政經等環境因素或人物、議題立場干擾，亦通過正反雙方平衡報導等手法，達至客觀目的。 更進一步探討「新聞客觀性」，關鍵在於記者應提供直接、無偏見的訊息，在新聞報導中不附帶任何偏見或意見。主要體現如下： 一．追求事實 — 準確反映事件之事實； 二．謀求中立 — 記者自身之信念與評斷，不得影響理解、選擇、解釋相關新聞消息。 引用傳播學者Gieber & Johnson(1961)定義的互動模式為框架，川普與美國主流傳媒的交往，顯然屬「對立」關係 — 記者與消息來源獨立於彼此，對新聞價值的認知截然不同，兩者處於抗衡甚至是敵視階段。是以新聞機構在排解敵意之餘，拿捏好客觀報導的分寸，維護公眾知情權以及傳媒公信，殊非易事。 廣為人知的例子，是臭名昭著的美國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也就是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之始作俑者。冷戰其間，他利用民間的恐共情緒，宣稱大量蘇聯間諜、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隱匿於聯邦政府，乃至遍及美國本土，引起公眾嘩然，人人自危。 1950年代的傳媒界，基於技術所限，電視新聞不如今天般流暢直播，而是剪輯不同報導製作成15-30分鐘的新聞節目，故此仍以報章及電台為主。麥卡錫於是巧妙利用這點，雖然從未手持確鑿證據，但成功把記者玩弄於股掌之上：早上聲稱掌握重要情資，待記者編輯們忙於製作報導，他又突然取消記招，是為「永遠浮動的記者會」(Permanent floating press conference)。於是晚間新聞或者翌晨早報，祇能報導最初步的「事實」— 來自其單方說法，極其量加註「疑點重重」等辭彙敘述其作為。 如是者 一切變得光怪陸離 麥卡錫化身為「反共鬥士」，在公眾場合既樂於被記者圍繞擁簇，卻無論面向公眾抑或私邸下均猛烈抨擊傳媒「煽情低俗」，發表「陳詞濫調和口號」而非詳實報導；傳媒對他既愛且恨，因為訪問不見得能完成真確報導，更可能自毀清譽，但不採訪他的話，則立刻淪為「不客觀不負責」、「剝奪公眾知情權」甚或「共產黨同路人」。 因為時值冷戰，麥卡錫的政治獵巫相當奏效，致使舉國上下莫不草木皆兵，政壇內外一片腥風血雨。 電視中斷直播真的沒問題嗎 時至今天，現場直播(Live Boardcasting)、衛星轉播(SNG)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媒介甚至由電視延伸至網路多媒體；各大傳媒播放記者會也有悠久經驗，主播時而輔以旁白陳述，分段挑選當中內容劃重點說明，並且藉報導建構記者會意義所在，絕不會照單全收來自官方的敘述。 再加上新聞機構歷年累積的龐大資料庫，網路搜尋方便迅捷，以及近年盛行的事實認證機構，即使任何發布會充斥浮語虛辭甚至充虛作假，若不涉及複雜專業的知識或不為人知的內幕，幕後專業的新聞編採團隊也足以支援前台主播實時糾正說法、駁斥謊言，不會重蹈昔年麥卡錫橫行無忌、肆意損害傳媒公信的覆轍。 回說新聞客觀性，建基於事件真實的信仰，以及對個價值觀的不信任，故此傳媒人必須適度區隔事實(Facts)、個人價值觀(Values)或觀點(Opinions)，避免私心偏袒。當然，傳媒並非止於機械般被動觀察、傳遞事件的記錄工具，所以追求現實真象的過程中，編採人員除了取材的方法學以外，融入自身認知、背景及經驗，展現觀察角度與詮釋事件的手法，讓受眾在收看新聞其間，了解如何建立新聞真相，以及體會媒介的專業態度。 當應用於以上白宮記者會案例，取材屬事前選定，但ABC、CBS、NBC三台主播對記招的價值判斷涉入其中，斷播無疑經過一層濾鏡審查，選擇迴避實時的「事實核查」對決，代之以打斷直播、事後剪輯重播並加插駁論，令事件本身 —「川普公然造謠，污衊對手及選舉制度」— 難以直接完整呈現。即使透過後制補充新聞資訊，傳媒處於中立位置、追求事實的效果由是已打折扣。 新聞倫理何價 斷播這種新聞處理，在美國並非孤例。 2017年，美國之音(VOA)就曾在專訪外逃中國商人郭文貴，內容主軸為沒有實據支持的傳聞式自述，包括中共高層貪腐狀況、自己如何受中國國家機器迫害、中共如何滲透美國政商界等，卻在直播途中毫無預警下中止。事後其高層堅稱並無屈從於任何外部壓力，決定僅遵照「核實、平衡和公平的新聞原則」，不讓受訪嘉賓以一面之辭、對方缺席回應下對相關事主人身指控的編輯方針。 可是，獨立機構「美國國際媒體署監察」(USAGM Watch)對此提出質疑，舉例如總統川普、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
林鄭果然DQ了四位民主派議員，民主派也果然全體炒了立法會魷魚，從此之後，香港人與林鄭政府再也沒有對話空間，香港人抗爭的路子應該怎麼走下去，現在到了深入檢討的時候了。 抗爭無大台，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發揮群眾智慧，不好處是不容易凝聚共識。不少網友在留言中流露對泛民議員很深的成見，對泛民的活動採取敵意的態度，這種情況並非個別，所以更令人憂心。 當前的形勢對我們比較不利，一是國安法的壓制，二是疫情下群聚限制影響抗爭活動的安排，三是美國總統大選未決，前景不明朗，四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問題，有分化的跡象，也失去長遠策略的共識。 這種情況當然是很不利的，因為大家都對日後的抗爭心中無數，也想不出得力的辦法，更不容易取得統一的思想。如此不利的局勢，如不能儘快找到解決辦法，可能導致香港人的抗爭半途而廢，而中共收服香港﹑廢除一國兩制的險惡用心，最終將會得逞。 立法會議員辭職後，兩邊陣營壁壘分明，要交手只在街頭，但街頭抗爭受條件限制，一時恐難安排，限聚令之下，普通的集會都不可能獲批。在這種惡劣情況下，有什麼事可以做，如何做，應該儘快集思廣益，取得共識，然後分工合作去做起來。 筆者呼籲大家都冷靜一點，不要意氣用事，不要互相指責，處境艱難時，更應該加強內部團結，槍口一致對外，否則給人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那損失的始終是我們所有人。 另外，筆者也呼籲大家都靜下心來，動一點腦筋，做一點有建設性的思考，並將自己的想法在可能的範圍內互相交流討論，然後利用不同的平台發聲，引起更廣泛的關注與響應，慢慢形成共識。 有什麼樣的渠道和平台可以更好地展開討論和形成共識？有了共識後，是否需要一些機制去實施？沒有大台的條件下，如何協調資源和人手的分配？ 當下面臨的問題，筆者初步考慮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最急迫的，是針對近來因政府秋後算帳而被判有罪的手足，如何提供儘可能足夠的支援（包括十二位被送中的）。這方面固然有一些原有的機構和基金在做，但時間長後，是否有充份的能力支撐下去，碰到困難怎麼辦？除了財政上和法律上的支援，針對他們個人的思想和情緒，針對他們家庭面臨的困境，有沒有更恆常而實際的介入？這些手足始終都是抗爭的生力軍，都為這場運動作出貢獻，他們今日受難，每個人都有責任去關懷，問題是有沒有一套機制去做？如何籌集和運用人力物力？ 其次是國際線如何開展。美國政府換屆之際，不少人擔憂日後的變數，筆者認為擔心雖無可厚非，但重點不在擔心，而在我們自己怎麼做。即使拜登上台，我們也要想辦法和拜登政府打交道，也要儘可能影響美中關係繼續向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不能因為不喜歡拜登，便放棄與其政府的溝通遊說。應該如何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需要什麼方面的動員和支持，如何利用原有的關係，如何與台灣和海外華人群體之間深入配合，這些都需要找到共識。 其三是香港本土的抗爭，日後將有哪些形式可供選擇，如何在國安法陰霾密布之下，尋找安全可行的活動空間。疫情總有平息的一天，日常生活恢復常態之後，政府將不可能永遠拒絕所有的活動申請，現在如何因應，日後又如何推動，這些都應該引起交流和討論，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最後，仍然要強調一點，就是團結的重要性。在困難的形勢下，團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可貴。假設有五百萬人堅持抗爭，小部份骨幹已經被拘捕判刑，被迫流亡，有部份意興闌珊意志消磨也屬正常，剩下大部份仍舊不死心不屈服的，如果再因為個別的鬥爭策略上的分歧，而導致勢不兩立，那就分化了整個隊伍，只令對手開心而已。 為什麼筆者一再呼籲大家不要在美國總統大選問題上爭吵，原因就在這裡。吵來沒用，一吵又傷和氣，其實大家都為香港好，既然大方向一致，何必在枝節問題上彼此傷害？ 筆者認為，鬥爭策略上的分歧不是什麼大問題，那是任何抗爭運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一家人都可能有不同意見，何況大眾？立法會幾十個人，都可以有不同意見和傾向，更何況大眾？因此，我們要找到與不同意見的戰友相處的方式，求大同存小異，不要動不動就割席，不要老子天下第一，唯有如此，才談得上長期抗爭。 任何民間的抗爭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運動總有高潮低潮，高潮要奮進，低潮要守住，關鍵是不要有異心，不要分化。長期怎麼做，應該集思廣益，應該找到一種機制來統籌，希望大家多想想，不要讓犧牲者白白犧牲，也不要輕易就散夥，輕易舉白旗。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四年兩次選舉，美國多數媒體皆表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並呈現一面倒壓制川普的「共識」，台灣熟知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都在其中，若加計美國數百家各類報章雜誌，根據當年「尼曼新聞研究中心」統計，希拉里和川普獲得支持的比例為27比1，落差相當懸殊。換到電視新聞台，同樣也是希拉里佔有更多正面曝光。兩次選舉差別只在第一次是川普讓眾媒體跌破眼鏡，第二次是靠拜登讓「主流媒體」認為自己扳回一城。 前後四年都指向了一個事實，事實不是「主流媒體」反川普的立場，而是無論川普是輸是贏，美國「主流媒體」只得道盡半數社會現況，無論就其新聞呈現或所引用（以及自己做的）的民意調查，也和美國整體情境顯有落差。今天就算選舉結果如「主流媒體」所願，恐怕也沒有真正擺脫四年前所謂「主流媒體菁英意識失敗」的處境。 和《紐約時報》同等級數的美國媒體，確為菁英刊物，正面意義，在它囊括了許多受過良好教育和擁有專業知識者的觀點和言說，對於國內外事務的評析，經常能提供兼具橫向廣度和縱向深度的見解，過去的確扮演了火車頭角色，引領一代人的思潮。 但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已暴露「主流媒體」處於當代的一種尷尬，不僅對希拉里選情預測失准，且對川普的崛起毫無頭緒，會成為問題的部分，尚不在希拉里的新聞呈現，更在於他們對川普背後的社會現象，恐怕是長期疏遠和陌生，偏偏那不是一小搓少數分子的逆襲，甚而代表著美國本土有數千萬人和「主流媒體」的美國價值相左。 至於美國「主流媒體」之間，儘管觀點和角度有所不同，但也有趨近單一陳述的現象，尤其表現在那些政治正確之上，川普「反建制」的粗魯不羈，則加速把媒體間的話語體系進一步合體。媒體人習慣把自家新聞上呈現的畫面移作詮釋為整體，過去「主流媒體」獨領風騷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年代也許還行得通，但當社群媒體出現，不斷解構資訊的流通管道，那些受短注意力和回聲室影響的偌大族群，便再不需要向「主流媒體」取暖或感謝它為之代言，甚而兩者還經常處於平行時空。 就算姑且不計社群媒體的影響，「主流媒體」本身應當也有需要自我檢視的環節。再以《紐時》為例，在兼具歷史傳統和菁英圈的口碑下，2019年它的平日均發行量為44.3萬份，不過十年前，它還有著將近日發行一百萬份的穩定銷售，在總部所在2千餘萬人口的紐約州，較之其他立場小報如《野獸日報》、《石英數位媒體》和《國家評論雜誌》等，它確實仍是「大報」，但其他小報的存在明確標誌是為服務特定區域、特定立場的讀者，則以「全國性媒體」自居的《紐時》，40餘萬發行，今日環境之下，又實質具備多大的全國輿論能量？ 因應實體報銷量下滑，《紐時》自然積極引進線上讀者，2019同年統計，它的付費用戶已高達233萬戶，不過，有15%訂戶是來自美國之外的地區，而且海外訂戶的增長率還高於國內訂戶。美國《紐時》實體報訂戶十年內掉了百分之五十，海外線上訂戶增長率又比美國本土還高，這讓所謂美國「主流媒體」今天受到的關注度（當然也包括影響力），相當一部分是存於美國之外的讀者群，換句話說，它們或許放眼了世界，有時卻恐怕不慎遺漏許多自家門口前發生的事。 當年川普擊敗希拉里，「主流媒體」已看到川普在臉書擁有1300萬粉絲，而希拉里只有900萬粉絲所代表的意義，知道社群媒體聲量不容輕看，但是否有同步補上「主流媒體」菁英意識的缺陷，就是另個問題了。簡單說，在「主流媒體」已無法強勢引領時代的當下，若也未能反映那月球長期被遮光的一面，則「主流媒體」的「主流」意思該是什麼？陳述價值的作用或許仍居一家之言，若以陳述真相為志，那麼公民意識甚強，且有幾億人口的美國，菁英意識主導的媒體，還能包羅下多少另個真實？ 這次大選，又是一次美國「主流媒體」的聯合作戰，當然，也包括社群媒體，如臉書和推特加設的「審議機制」，皆對川普善用的選舉戰法有所遏抑，但即使如此，美國人在「主流媒體」過去四年「堅守崗位」下，那個大家眼中幾如「惡棍」的川普仍得到7千餘萬美國選民的支持，美國人為什麼會這樣？「主流媒體」一樣不打算有解答。關於美國是什麼、美國會如何，美國「主流媒體」的話語當然有相當參考價值，但兩次大選已經說明了，美國「主流媒體」反映美國實況的能力，並不如我們所期待的那麼貼近現實，那麼，更精確一點，或者稱其為「主要」媒體即可。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