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战火再起谈判也将继续
2026 年 7 月 1 日
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三位学生领袖，就去年反送中集结案决定认罪，准备为此入狱，这是近来接三连三的政府清算中又一单令人悲愤的案件。 他们作出如此的决定，固然是与律师商量的结果，也是一种慷慨赴义的姿态。事已如此，多纠缠无益，不如认罪换取轻判，把事情了结掉，日后出狱又是一条好汉。 当然，对坐牢期间所受的苦，如何在枯寂呆板的牢狱生活中自处，他们都会做充份的思想准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应该是他们当下的心态。 中共近来的疯狂反扑，已到歇斯底里精神变态的地步。在与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全面破裂之后，中共采取揽炒的办法，准备破罐子破摔，彻底与香港人为敌。 中共在外交再无出路之后，先是准备退回到新加坡的所谓开明专制，政治上严控，经济上发展，民生尽可能维持，像新加坡那样，渡过近年的危机后，走上经济发达政治保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新加坡之路是中共模仿对象，但以今日中国的实际国情，不可能做到新加坡。新加坡小国寡民，周遭强敌环伺，但地理位置重要，再加上李光耀融汇中西统治权术，比较容易控制局面。中共多年来行的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一度资本主义大放异彩，国内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国外又与西方国家翻脸，当下经济下行，民生难题丛生，要想安安稳稳掌控社会，绝非易事。 面对现实，中共很可能要走向朝鲜的彻底锁国之路。朝鲜七十多年完全封闭，对外是硬扛，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内是洗脑加残暴镇压。数十年经济破败，民生凋蔽，灾荒死了无数人，以炮决犬决等非人道的酷刑打击政敌，以反人类的统治手法，维持了金氐王朝数十年苟延残喘，至今还未动摇。 只要把国门关死，对外封锁，西方文化与资讯传不进来，经济上又可维持温饱，以中国人的因循怕事，辅以长期洗脑﹑暴政惩治，中国人慢慢驯化，习惯于歌功颂德，温顺听话，不敢乱说乱动，就那样维持下去，希望确保权贵家族百年传承的富贵和权势。 基于此，香港对中共来说，经济价值已经不足道了，最要紧把香港人驯化，这是中共短时间内以国安法打前站，全面秋后算帐，惩处反送中运动的活跃分子的根本理由。近期抓捕大量议员和民间抗争人士，都是同一个剧本的不同演绎。 黄之锋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周庭在日本朝野有大量拥趸，他们两人的被捕，势必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共又一次撕下自己假面具，将专政独裁的狰狞面目暴露于全世界人面前。 在美国日本，反感中共的民意都占绝大多数，此次黄之锋们的入狱，更将激起追慕普世价值的各国人民的愤慨。中共必承受国际社会更沉重的道德压力，被视为地球上最后的独裁保垒，人人必欲诛之的恶果，已经不可逆转了。 中共丧心病狂，变香港为大陆一个城市，应该是做得到的，但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变全世界为自己的殖民地。相反的，外部压力倍增，内部更危如累卵，内外呼应，会使政治巨变来得更快。 有法律专家预测黄之锋们的刑期约为三年，现主动认罪，应该多少得到轻判，两三年内他们就可以恢复自由身，再为香港人打拼。他们都还年轻，政治生命还很长，入狱可视为一种政治历练，早日归来，再领风骚。 笔者早前拜读《陈健民狱中书简》，深觉陈教授处理狱中生活有深刻的人生智慧，建议三位年轻人可以引为参考，帮助他们渡过苦闷枯燥的监禁日子。多读书，多思考，多省察香港与中国的命运，出来后，以更扎实更鲜活的生命，投身于香港人反抗暴政的运动。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早复返，仅此祝愿三位年轻义士，顺利走完这一段行义的路程，香港历史将记下这悲壮又亮丽的一笔。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习近平在近日于吉隆坡举行的亚太峰会发表视频讲话，解说中共最新的对外政策，再一次强调中共实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美中关系短时间内恶化，美国步步进逼势不饶人，直接把中共打懵，初时中共提出国内单循环的政策，其实是预见国际环境将迅速恶化，外交外贸都将面临空前困境，因此索性缩回手脚，把国内经济扶起来，自给自足，走毛时代闭关自守的老路。 及至冷静下来后，中共发现单靠内循环活不下去，因外汇一枯竭，国计民生将面临无米之炊，粮食﹑能源﹑科技进口都只能望梅止渴，万一去到那种地步，杀伤力将不可估量，因此很快又将国策调整为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的新格局。 内外双循环是废话一句，天下没有不搞内外双循环的国家。内循环根本是千古不易之理，有需求就有买卖，有买卖就有生产，没有内循环谁都活不下去。至于外循环，只要有本事做到出口，谁会拒绝？此外，外国有你没有的东西，你又有需求，当然只好去买，对外做买卖，互通有无，也是千古不易之理。 中共总是把一些人人都懂的常识，说得好像很高深，好像国计民生的大道理只有他们才懂，其实只显得浅薄。当初准备放弃外循环，证明习近平常识有限，给所谓经济学家“忽悠”一下，就如热锅上之蚂蚁，不假思索调整大国策，及至发现中计，只好又匆匆调头，回到内外双循环。兜一个大圈，什么都没有做，也什么都没有改变，居然都成了伟大领袖。 习近平在亚太峰会批判“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指桑骂槐骂美国，但他又不提中共在美国国内搞的那些肮脏事，给美国人逮个正著，美国稍动一下手脚，就把中共伸进去的黑手给打回去了。中共在美国国内吃了大亏，在欧洲又面临新一轮的拒共潮，处境十分不妙。美国与五眼联盟都步调一致了，欧洲各国也势同进退，日本印度等亚洲大国正与美国联合军演，再加上东盟十国为南海问题又站到美国一边，如此大局，逼得中共频频后退，脚步踉跄。 对中共来说，当务之急便是摆脱这种向隅而泣的窘境，放眼四海，举目无亲，那不是好玩的事，中共于百筹莫展急切之际，捡起延宕多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修修补补之后，匆忙与各国签约。可惜这份合约急就章，各国都有不满意处，还要等各自的国会最终批准才能行事，最快也是在两年后的事了，可谓远水救不得近火。 这份协定只是打肿脸充胖子，对外表示我还有朋友，而且我们还把美国排除在外了，其实那又只是自欺欺人。现在习近平又在亚太峰会喊话，对外示好，誓神辟愿要继续对外开放，目的是招揽外资，推动外贸，多做外国生意，多赚外汇。 各国有自己的利害关系，各国对美国﹑欧洲﹑日本也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如果要选边站，当然各有考虑，不会因为习近平的口头表态就站到中共身后。各国多年来备尝中共的脸色和手段，早已领教，有苦说不出，对中共说一套做一套﹑台面握手台底踢脚的作风了如指掌，因此即管开会如仪，背地里还是各怀鬼胎。 这种会多数是摆样子，不会有实质效益，不过习近平趁此露一下脸，证明他在中共体制内，地位还是稳固的，如此而已。 习近平的大麻烦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不过国外的麻烦也会间接导致国内的麻烦，内外双循环的结果是内外双麻烦，且看他与自己造成的麻烦如何去周旋好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正当美国大选处于争议之中时，世界另一大国中国，相比之下，似乎显得春风得意。11月15日，中国与另外14个国家就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圈签署了协议，称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表面上看，RCEP的签署，对中国来说首先是一个外交胜利。外界纷纷认为，这个协议的签署把美国排除在外，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其次，在经济层面上，这个协议似乎可以成为习近平当局目前大力推动的外循环的一个支点，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但事情真的这么美好吗？我们恐怕要打上很多问号。 第一个问号，按照国际惯例，真正的自由贸易区要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框架做支撑，包括独立的司法体系，信息的完全开放与自由传播，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的自由兑换。这些条件，中国真的具备吗？远的不说，最近河北大午集团突然被一锅端，孙大午全家被捕；前不久，马云的蚂蚁集团只因为树大招风，就被政府直接出面阻拦上市。连自己国内的自由贸易都随时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任何有风险意识的投资者都应当问问自己：这是一个良好的、令人放心的贸易环境吗？ 第二个问号：RCEP协议降低关税似乎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倾销。在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情况下，这等于为中国卖不出去的过剩工业品打开了更大的市场，来弥补美国贸易战的损失。但如果看看RCEP的成员国的名单，除了日本和澳洲还算有一定的消费实力之外，其他那些发展中国家能够购买多少中国产品呢？期待扩大中国出口的人不要忘记，大部分RCEP成员国愿意参与协议，其实是为了分享中国进口零关税的好处，指望中国的出口因此大幅增长，恐怕不是那么乐观。 第三个问号：自由贸易协定能否健康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点：第一，要参与的国家自觉遵守规则。而中国能遵守国际规则吗？WTO有美国和欧盟国家参与，中国都悍然不顾规则，在自己当老大的贸易圈内，中国会不会更肆无忌惮？第二，要有一个有力的惩罚机制。但RCEP协议中，我们似乎看不到足够有力的惩罚机制，甚至连争议解决的机制都没有。如果没有这些机制，任何贸易协定或者多边协定不就是废纸一张吗？ 第四个问号：RCEP协议的签订真的代表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盟主了吗？要知道经济协议是一回事，但是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关系还牵涉到其他很多方面，包括主权争议，国家安全，甚至意识形态冲突。从这些角度看，不要说日本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个协议而认同中国的领头羊地位，协议刚刚签署，澳洲总理就对中国喊话，希望中国一定要遵守协议的精神而不仅仅是那些条款，不信任的心态不言自明。就是那些东盟各国，真的是从内心认同中国的领导吗？我一个朋友说，RCEP“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礼貌性表态”。我觉得，这个分析更符合实际情况。更不用提，印度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大国之一，坚决抵制RCEP。说这样的一个贸易协议就是中国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吹牛的成分更多一些。 RCEP表面上看确实是一张大饼，因为涉及人口达23亿人，影响产值高达25万亿美元。但从各方面情况看，这其实只是一张画饼，画得倒是很美好，但是否能够充饥还需要时间证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看见不少批评美国选举乱糟糟的人，有些是五毛，有些是好心的朋友，理解不同，或者说还残留着一些被洗脑的后遗症。 有一种说法，叫做民主集中制。大家听了要笑，这不是毛泽东的诡辩嘛。确实，中国共产党上台前高举民主的大旗，忽悠了全国人民和自以为全知天下事的精英分子们。可是一上台就让人觉得不那么民主了，什么都是一党说了算。 镇压所谓的反革命，杀了几百万人，问过党外人士吗？支援朝鲜共产党和美国打仗，问过党外人士吗？林林总总都是共产党一党独裁。所谓的民主党派很快就学会了闭嘴，自我解嘲说自己是花瓶党。于是毛泽东就有必要为共产党的欺骗行为诡辩了。这是毛泽东的强项。 怎么诡辩呢？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手法。民主是一个决策方法，决策之后当然还要执行。就像一条船，决定了航行的方向和船长的人选之后，全船都要服从指挥，不可能准许你各行其是，否则船翻了大家全完蛋。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全国必须执行同一个政策，在同一个领袖指挥下行动。毛泽东把这个概念偷换成为集中，是比较典型的诡辩手法。 共产党有所谓的民主吗？没有，建国前后都没有。把一党专政诡辩成为民主集中的同时，在党内外都开始消灭反对派。只要是和共产党有不同意见的，无论人还是机构一律消灭。甚至党内有和领袖不同意见的，一律成为被肃清的反革命。就这样，三、四十年代高举的民主大旗就被偷换成了一党专政的集中，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理论被解释成了最高的民主；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也仍然是这一套假民主的理论。 有痛恨共产党假民主真专制的朋友反其道而行之，说真民主就是不管投票什么结果，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且不用配合意见不同的一方。保留自己的意见肯定是民主的基本原则，消灭不同的意见正是走向独裁专制的道路。但是不执行集体的决策各行其是，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设想一条船上船员们各行其是不听指挥，强词夺理说我有不同意见，这条船会是什么结果呢？恐怕大家都活不成。 最近看到张千帆先生的一篇文章，批评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所以不成事儿，说的正是这个情况。上了这条船或者加入了这个国家，就是进入了一个必须契约。团体的生死存亡就是你个人的生死存亡，你已经放弃了你完整的独立性。换句话说，你必须对大家的生死存亡负责任。你不服从大家的决策，可能会导致船毁人亡，那就只能把你扔到大海里，给你绝对的个人自由。 服从大家的决策，如果决策错了也可能船毁人亡，各行其是就必然会船毁人亡。怎么选择呢？聪明的人类选择有生存的机会，不要必然船毁人亡。躲在书斋里的理想家们可以选择必然船毁人亡，反正死的不是他自己。中国的书生自古以来就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习惯，所以缺乏契约精神，自以为可以不负责任，乃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是一种文化传统。 我看美国人虽然像马克吐温描写的那样，竞选起来无所不用其极，可是结果出来后却很能互相配合，共进共退。例如，党内竞选把对手骂得狗血喷头，然后大选时却会配合默契，来他一个打虎亲兄弟，一致对外。其实咱们中国人在家里吵得昏天黑地，对外不也是打虎亲兄弟吗？这个道理是常识，但不够高深，也许精英学者们不屑一顾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989苏联崩溃，东西冷战结束，邓小平取代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施行国家资本主义，并宣布旧的冷战结束了、新的冷战即将开始。他一针见血，预料得现实、准确。 很多人认为，杭停顿（Samuel Huntington） 的“第三波民主化”及“文明冲突”都错了。我不如是认为。我认为，二战后的东西冷战不是共产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型态之争，而是专制与独裁的价值冲突文明之战。 中国和俄罗斯走富国强兵、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独裁专制之路，与美国走自由市场民主政治之途，必然文明冲突。 之后，30年世事沧桑，中国和俄罗斯武力崛起，明显威胁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世界。美国权势式微但仍是世界第一超级强国。它领导的自由世界和中国主导的帝国阵营，形成的“新”冷战，和二战后的“旧”冷战，本质一样，并正在热化。 美日印澳反中如火如荼 在印太地区，美国和日本、印度、澳洲等反对中国帝国主义的民主战略联盟，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日前（2020/11/17），武汉肺炎（COVID-19）后，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第一次出国访问是日本，日本菅义伟首相上台后第一次接见的外国元首是莫里森。他们见面签署的最重要的文件是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相互准入协定）。该协定“ provide a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for both forces visiting the other country”（给双方武力驻访对方时根据的法律和行政架构）。 读起来没怎么，实质上就是军事联盟的基础架构。菅义伟在会谈中强调澳洲是日本“特别的战略伙伴”。 澳洲和日本都只和美国半个世纪前有此联邦协定。一旦澳洲派兵驻访日本或日本派兵驻访澳洲，该联盟的实质效应立即展现。 美日澳反中国的军事联盟因而形成。印度是否加入，有待观察。 目前，双方在印太海区的军事演习大增，互相威吓。澳洲和日本都派军舰参与美军的演习阵容。美中、澳中的贸易战更是杀得刀刀见骨。 21世纪的新冷战比起20世纪的旧冷战，一点也不逊色。权势更大，冲突更大，危险必然也更大。 （作者是澳洲昆士兰大学教授，全文转自民报）
朋友问，你最近文章说，中国专制政治牢不可破，台湾一定是中国的一部份。你是不是说台湾一定亡国？ No，我当然没说台湾会亡国。我说的是，中国专制帝国二千多年，根深蒂固，不是不能但很难民主现代化。蔡英文总统的中华民国台湾民主国度，可以守护台湾的实质独立主权一段时间，但不能长治久安、永续发展，更不能法理主权独立，成为世界各国承认的主权完整国家。也即，不能国家正常化。 这是我论述重点。其他我的说法满乱的，有说不清、理还乱、甚至矛盾的地方。至于历史时空的分段说法，纯属臆测，仅供参考。 我说，蔡英文总统的中华民国台湾现状，可以维持50年、100年，中共专制政权可能维持100年、200年，都是臆测的话。很多变数我没纳入考量。当然，反面臆测，台湾蔡总统的现状可以维持更久，习皇帝的中国帝国可能更快崩溃。 我的臆测是根据几个重要关键变数，那是我的合理推测。 根据近年权威学者的理论说词，Samuel Huntington 的第三波民主化和文明冲突，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到最近James Bradley的中国海市蜃楼之说，在中国专制政治必然崩灭和台湾民主必然长存之间，能作的理论推测，变数、结论之多，岂止多如牛毛、堆积如山、千变万化。 我作的是“教学过的猜测（educated guess）”。希望是“很好的教学过的猜测（well educated guess）”。 公投制宪、国家正常化无可回避 台湾的国家独立生存，不能依赖专制中国的强弱盛衰，喜怒哀乐，必须依赖自己，然后依赖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台湾要活命，就要成为亚洲的以色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巩固民主，发展与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台湾国家正常化，经过公投制宪正名，把中华民国台湾变成名正言顺的台湾共和国，应该也是避免不掉的艰钜工程。 蔡英文总统现实主义不做正名工作，只成功维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实质主权独立。她不做的国家正常化工作，当然千辛万难，却绝对是她的继承人，50年、100年内逃不掉的命运任务。 1964彭明敏教授发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奠定他是台湾独立之父的历史定位。刚辞世的李登辉总统则是台湾民主之父、民主先生。1999年他还宣布台湾和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此论必留名青史。陈水扁总统继承李总统，宣扬“一边一国”，挑衅中国，触怒美国，一样会被历史记住。马英九总统虚拟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也让他维护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实质主权。他认为那是他的丰功伟绩，可以留名中国史册。 请问小英总统，比起你的三位前任总统，你认为你也成功维护了中华民国台湾的实质主权独立，是你的丰功伟业，可以留名青史？这个定位问题，你现在问已经太迟，三年后再问必成历史陈迹。 如是比较马总统和蔡总统的丰功伟业、历史定位，情何以堪。我罪过！罪过！ 我看到的时空前途，台湾不会亡国。台湾能否成为亚洲的以色列，坚强法理主权独立存在？则是大哉问，应该是小英总统和全体台湾人的终极关怀、必须面对、解决的悬命问题。
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中国研究高级讲师Kevin Carrico近日在英文苹果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们可以从川普的香港支持者那里学到什么?” 在文章的开头，他提到了2019年6月的一段生动的记忆。在一个弥漫着浓浓催泪弹气息的夏日，看着天桥上一小群抗议者被数倍于他们的警察包围逼近。旁边一个年轻人在得知Carrico是美国人后，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川普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像川普这样的‘混蛋’，来处理这些混蛋。” “奥巴马和大家相处地很好，他和伊朗相处，与朝鲜相处，与中国相处……但是，他不会帮助这些人（抗议者）！” “举行一次峰会，习近平又承诺尊重一国两制，这都毫无用处。香港人需要一个能采取行动，做实事的人。”年轻人对Carrico说。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抗议活动在扩大，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都在告诉香港的抗议者，他们必须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保持绝对非暴力，避免要求独立，避免与来访的共和党人接触，与中国人民建立“团结”……Carrico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试图将自己预先形成的政治观念强加到这场新兴的抗议运动上。这好比讲师在教授人们应该怎样去思考、怎么做。然而，这些纸上谈兵的事情却阻挡了新的可能性、新的机会。 引发Carrico这段回忆的原因是明报上刊登了一篇对法律界人士Kevin Yam的专访，Yam驳斥了香港民主抗争者对川普的支持。Carrico称他对Yam的观点认同度高达99%。但这一次除外。 Yam的评论首先不点名地描述了一个政治观点令人反感的人物，但读者很快就能意识到他指的是川普。Yam表达了三个主要观点，川普（1）对中国的政策前后矛盾，（2）在美国国内不尊重人权和民主，（3）无视并削弱了美国与世界民主国家的联盟。 Carrico认为，Yam的这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都有道理的，但是从另一方面上说，这并不是全部事实。比如第一点，对中国政策的一致性，在过去一年中，人们看到了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通过以及对香港官员的制裁，对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官员和组织的制裁，扩大与台湾的接触和向台湾的军售，休斯敦领事馆的关闭以及在美国逮捕中共特工，以及加强对在美国的中国官方媒体的监督，Carrico特意提到，这些中国官媒曾经在香港监视他和他的香港朋友。 “面对这些现实，我很难相信川普政府在中国政策上前后矛盾的说法，无论人们怎么看待川普政府，但他们已经完全重写了美中关系的现状。”Carrico说，“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只在川普领导下发生？民主党政府一向标榜人权，却为何对中国的独裁政权一直采取绥靖政策？将来如何避免再次发生？” 关于第二个问题，Carrico同意川普在国内的一些政策触及了人权和民主。但同时表示，人们喜欢说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应该以身作则。这话听起来不错，但是这不是现实中世界的运作方式。就像美国人权的进步从来也没能确保中国人权的进步一样，美国人权的任何恶化也不是中国或香港的局势恶化的理由。试图将这两者作比较只会引起无休止的讨论，而导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Carrico认为，在Twitter或报纸专栏上就政治问题的原则发表冠冕堂皇的口头立场是很容易的，这并不是身临其境的选择立场。真正被迫选择立场的是在新疆集中营被无限期拘留的人，或根据新国家安全法而面临秘密审判的人，这些政治正确是他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他们也无法承受华盛顿恢复对北京绥靖立场的后果。如何确保美国在摆脱川普政府的一些糟糕的美国境内政策之后，还同时避免由于美政府对中共的绥靖立场而牺牲掉遭受北京之苦的那些人呢？ 关于美国与外界的联盟问题，Carrico说他完全同意，拜登在重建和加强美国与其民主盟国的关系方面可能做得更好。但他的问题是，这种联盟能起什么作用呢？建立广泛联盟应对中国的挑战，听起来固然令人愉快，但看一下美国周围的盟国对中国的政策，互相很难达到一致，其向前每推进细微一步都将包含无休止的辩论，而看不到什么实际的协同。“在这样的事情上，美国如果率先行动，并观察事态发展及是否行之有效，会不会更好呢？”Carrico说，香港人出现对川普支持的现象，是因为在2014年后的港独倾向以及去年的抗议活动中，人们已经都厌倦了“专家”们跌跌不休的说教。“专家”们的说教反而让大家肯定了自己的路是对的。他说，我们应该少点说教，多思考一些新方法，以及如何应对实施这些新方法之后出现的问题。最后Carrico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被视为世纪之战的美国大选投票日经过数天，随著邮递选票如雪片般飘至，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陆续在落后关键州份后来居上，距离270张选举人票仅一步之遥，局面愈发不利于竞逐连任的现役总统川普。前者胜算在望，后者却机会渺茫，竞选阵营上下显然手足无措。 11月5号晚上，按捺不住的川普以“捍卫廉正选举”为题召开白宫记者会，开宗明义宣称“假如点算‘合法选票’，我将轻松胜出”(If you count the legal votes, I easily win.)，反复抨击民主党幕后操控，“企图盗取整场选举”，又指责选举人员作弊、点票不公、阻碍监票人，邮寄选票属“腐败制度”等。但同时他未为提供相应证据，其描述的严重选举舞弊迹近传闻(hearsay evidence)，令重申上告最高法院的主张看起来软弱无力。 THE OBSERVERS WERE NOT ALLOWED INTO THE COUNTING ROOMS. I WON THE ELECTION, GOT 71,000,000 LEGAL VOTES. BAD THINGS HAPPENED WHICH OUR OBSERVERS WERE NOT ALLOWED TO SEE. NEVER HAPPENED BEFORE. MILLIONS OF MAIL-IN BALLOTS WERE SENT TO PEOPLE WHO NEVER ASKED FOR THEM! —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November 7, 2020 话音刚落，美媒预估拜登赢得宾夕法尼亚20张选举人票，欢天喜地宣告当选消息。英、加、澳国等盟邦元首纷表祝贺，拜登亦随即首度以候任总统身份示人，并发布胜选感言。有专家评估，即使川普发动司法挑战，也难以逆转战果。 但如题所示，这篇要探讨的并非这场各自押宝的选举谁胜谁负，而是在接近尾声之时，美国电视传媒一项掀起议论的决定。 断播风波 就在那场陷入焦虑的记者会，当川普不断控诉选举制度遭受破坏、民主党公然违法，却又无法给出确信事证之际，美国三家主要广播公司 — 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及全国广播公司(NBC)，在他发言时中断直播，改由新闻主播反驳舞弊指控 — 其时正值晚间新闻黄金时段。 与此同时，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及福克斯新闻(Fox News)则选择完整播放这场极具争议的白宫记者会，透过旁述及会后即时评论加以澄清解说。(11月9日福克斯新闻闻也以缺乏选举舞弊证据为由，中断川普团队的记者会直播) 。 断播事件之后，美国传媒界纷纷开腔和应该项“瞩目的编辑决定”(A striking editorial decision)，并将炮火聚焦于川普“失实”、“毫无根据”的指控。香港评论圈也不闲著，高举维护真相的旗帜，为合理化断播提供说辞。(例：一、二) 以上手段，绝非空穴来风。《华盛顿邮报》曾有评论以沦为竞选宣传、危害公众安全为由，呼吁传媒中止播放白宫主持的武汉肺炎每日简报会，甚至建议启用“紧急设定”(Emergency Setting)处置川普的新闻报导：一律杯葛其演讲、集会及新闻发布会，阻止“虚假资讯”继续扩散。 对传媒生态稍有涉猎的我不禁疑惑：究竟是怎样的新闻伦理，支持这种处置手法？ 新闻伦理的建立 长久以来，传媒被公众认定为社会第四权。早在1922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SNE)成立，并于翌年通过《职业道德规范》(Canons of Journalism)，奠定新闻编采准则。 新闻工作者藉报导呈现真实的方式，就一般理解，不外乎持平守正、诚明公开、独立超然、不偏不倚。传媒专业既为理念，亦是实践方针，既要尽力不受消息来源、政经等环境因素或人物、议题立场干扰，亦通过正反双方平衡报导等手法，达至客观目的。 更进一步探讨“新闻客观性”，关键在于记者应提供直接、无偏见的讯息，在新闻报导中不附带任何偏见或意见。主要体现如下： 一．追求事实 — 准确反映事件之事实； 二．谋求中立 — 记者自身之信念与评断，不得影响理解、选择、解释相关新闻消息。 引用传播学者Gieber & Johnson(1961)定义的互动模式为框架，川普与美国主流传媒的交往，显然属“对立”关系 — 记者与消息来源独立于彼此，对新闻价值的认知截然不同，两者处于抗衡甚至是敌视阶段。是以新闻机构在排解敌意之馀，拿捏好客观报导的分寸，维护公众知情权以及传媒公信，殊非易事。 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臭名昭著的美国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也就是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之始作俑者。冷战其间，他利用民间的恐共情绪，宣称大量苏联间谍、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隐匿于联邦政府，乃至遍及美国本土，引起公众哗然，人人自危。 1950年代的传媒界，基于技术所限，电视新闻不如今天般流畅直播，而是剪辑不同报导制作成15-30分钟的新闻节目，故此仍以报章及电台为主。麦卡锡于是巧妙利用这点，虽然从未手持确凿证据，但成功把记者玩弄于股掌之上：早上声称掌握重要情资，待记者编辑们忙于制作报导，他又突然取消记招，是为“永远浮动的记者会”(Permanent floating press conference)。于是晚间新闻或者翌晨早报，祇能报导最初步的“事实”— 来自其单方说法，极其量加注“疑点重重”等辞汇叙述其作为。 如是者 一切变得光怪陆离 麦卡锡化身为“反共斗士”，在公众场合既乐于被记者围绕拥簇，却无论面向公众抑或私邸下均猛烈抨击传媒“煽情低俗”，发表“陈词滥调和口号”而非详实报导；传媒对他既爱且恨，因为访问不见得能完成真确报导，更可能自毁清誉，但不采访他的话，则立刻沦为“不客观不负责”、“剥夺公众知情权”甚或“共产党同路人”。 因为时值冷战，麦卡锡的政治猎巫相当奏效，致使举国上下莫不草木皆兵，政坛内外一片腥风血雨。 电视中断直播真的没问题吗 时至今天，现场直播(Live Boardcasting)、卫星转播(SNG)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媒介甚至由电视延伸至网络多媒体；各大传媒播放记者会也有悠久经验，主播时而辅以旁白陈述，分段挑选当中内容划重点说明，并且藉报导建构记者会意义所在，绝不会照单全收来自官方的叙述。 再加上新闻机构历年累积的庞大资料库，网络搜寻方便迅捷，以及近年盛行的事实认证机构，即使任何发布会充斥浮语虚辞甚至充虚作假，若不涉及复杂专业的知识或不为人知的内幕，幕后专业的新闻编采团队也足以支援前台主播实时纠正说法、驳斥谎言，不会重蹈昔年麦卡锡横行无忌、肆意损害传媒公信的覆辙。 回说新闻客观性，建基于事件真实的信仰，以及对个价值观的不信任，故此传媒人必须适度区隔事实(Facts)、个人价值观(Values)或观点(Opinions)，避免私心偏袒。当然，传媒并非止于机械般被动观察、传递事件的记录工具，所以追求现实真象的过程中，编采人员除了取材的方法学以外，融入自身认知、背景及经验，展现观察角度与诠释事件的手法，让受众在收看新闻其间，了解如何建立新闻真相，以及体会媒介的专业态度。 当应用于以上白宫记者会案例，取材属事前选定，但ABC、CBS、NBC三台主播对记招的价值判断涉入其中，断播无疑经过一层滤镜审查，选择回避实时的“事实核查”对决，代之以打断直播、事后剪辑重播并加插驳论，令事件本身 —“川普公然造谣，污蔑对手及选举制度”— 难以直接完整呈现。即使透过后制补充新闻资讯，传媒处于中立位置、追求事实的效果由是已打折扣。 新闻伦理何价 断播这种新闻处理，在美国并非孤例。 2017年，美国之音(VOA)就曾在专访外逃中国商人郭文贵，内容主轴为没有实据支持的传闻式自述，包括中共高层贪腐状况、自己如何受中国国家机器迫害、中共如何渗透美国政商界等，却在直播途中毫无预警下中止。事后其高层坚称并无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决定仅遵照“核实、平衡和公平的新闻原则”，不让受访嘉宾以一面之辞、对方缺席回应下对相关事主人身指控的编辑方针。 可是，独立机构“美国国际媒体署监察”(USAGM Watch)对此提出质疑，举例如总统川普、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
林郑果然DQ了四位民主派议员，民主派也果然全体炒了立法会鱿鱼，从此之后，香港人与林郑政府再也没有对话空间，香港人抗争的路子应该怎么走下去，现在到了深入检讨的时候了。 抗争无大台，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发挥群众智慧，不好处是不容易凝聚共识。不少网友在留言中流露对泛民议员很深的成见，对泛民的活动采取敌意的态度，这种情况并非个别，所以更令人忧心。 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比较不利，一是国安法的压制，二是疫情下群聚限制影响抗争活动的安排，三是美国总统大选未决，前景不明朗，四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有分化的迹象，也失去长远策略的共识。 这种情况当然是很不利的，因为大家都对日后的抗争心中无数，也想不出得力的办法，更不容易取得统一的思想。如此不利的局势，如不能尽快找到解决办法，可能导致香港人的抗争半途而废，而中共收服香港﹑废除一国两制的险恶用心，最终将会得逞。 立法会议员辞职后，两边阵营壁垒分明，要交手只在街头，但街头抗争受条件限制，一时恐难安排，限聚令之下，普通的集会都不可能获批。在这种恶劣情况下，有什么事可以做，如何做，应该尽快集思广益，取得共识，然后分工合作去做起来。 笔者呼吁大家都冷静一点，不要意气用事，不要互相指责，处境艰难时，更应该加强内部团结，枪口一致对外，否则给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那损失的始终是我们所有人。 另外，笔者也呼吁大家都静下心来，动一点脑筋，做一点有建设性的思考，并将自己的想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互相交流讨论，然后利用不同的平台发声，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与响应，慢慢形成共识。 有什么样的渠道和平台可以更好地展开讨论和形成共识？有了共识后，是否需要一些机制去实施？没有大台的条件下，如何协调资源和人手的分配？ 当下面临的问题，笔者初步考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最急迫的，是针对近来因政府秋后算帐而被判有罪的手足，如何提供尽可能足够的支援（包括十二位被送中的）。这方面固然有一些原有的机构和基金在做，但时间长后，是否有充份的能力支撑下去，碰到困难怎么办？除了财政上和法律上的支援，针对他们个人的思想和情绪，针对他们家庭面临的困境，有没有更恒常而实际的介入？这些手足始终都是抗争的生力军，都为这场运动作出贡献，他们今日受难，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怀，问题是有没有一套机制去做？如何筹集和运用人力物力？ 其次是国际线如何开展。美国政府换届之际，不少人担忧日后的变数，笔者认为担心虽无可厚非，但重点不在担心，而在我们自己怎么做。即使拜登上台，我们也要想办法和拜登政府打交道，也要尽可能影响美中关系继续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不能因为不喜欢拜登，便放弃与其政府的沟通游说。应该如何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需要什么方面的动员和支持，如何利用原有的关系，如何与台湾和海外华人群体之间深入配合，这些都需要找到共识。 其三是香港本土的抗争，日后将有哪些形式可供选择，如何在国安法阴霾密布之下，寻找安全可行的活动空间。疫情总有平息的一天，日常生活恢复常态之后，政府将不可能永远拒绝所有的活动申请，现在如何因应，日后又如何推动，这些都应该引起交流和讨论，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最后，仍然要强调一点，就是团结的重要性。在困难的形势下，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贵。假设有五百万人坚持抗争，小部份骨干已经被拘捕判刑，被迫流亡，有部份意兴阑珊意志消磨也属正常，剩下大部份仍旧不死心不屈服的，如果再因为个别的斗争策略上的分歧，而导致势不两立，那就分化了整个队伍，只令对手开心而已。 为什么笔者一再呼吁大家不要在美国总统大选问题上争吵，原因就在这里。吵来没用，一吵又伤和气，其实大家都为香港好，既然大方向一致，何必在枝节问题上彼此伤害？ 笔者认为，斗争策略上的分歧不是什么大问题，那是任何抗争运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一家人都可能有不同意见，何况大众？立法会几十个人，都可以有不同意见和倾向，更何况大众？因此，我们要找到与不同意见的战友相处的方式，求大同存小异，不要动不动就割席，不要老子天下第一，唯有如此，才谈得上长期抗争。 任何民间的抗争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运动总有高潮低潮，高潮要奋进，低潮要守住，关键是不要有异心，不要分化。长期怎么做，应该集思广益，应该找到一种机制来统筹，希望大家多想想，不要让牺牲者白白牺牲，也不要轻易就散伙，轻易举白旗。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四年两次选举，美国多数媒体皆表态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呈现一面倒压制川普的“共识”，台湾熟知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都在其中，若加计美国数百家各类报章杂志，根据当年“尼曼新闻研究中心”统计，希拉里和川普获得支持的比例为27比1，落差相当悬殊。换到电视新闻台，同样也是希拉里占有更多正面曝光。两次选举差别只在第一次是川普让众媒体跌破眼镜，第二次是靠拜登让“主流媒体”认为自己扳回一城。 前后四年都指向了一个事实，事实不是“主流媒体”反川普的立场，而是无论川普是输是赢，美国“主流媒体”只得道尽半数社会现况，无论就其新闻呈现或所引用（以及自己做的）的民意调查，也和美国整体情境显有落差。今天就算选举结果如“主流媒体”所愿，恐怕也没有真正摆脱四年前所谓“主流媒体菁英意识失败”的处境。 和《纽约时报》同等级数的美国媒体，确为菁英刊物，正面意义，在它囊括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专业知识者的观点和言说，对于国内外事务的评析，经常能提供兼具横向广度和纵向深度的见解，过去的确扮演了火车头角色，引领一代人的思潮。 但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已暴露“主流媒体”处于当代的一种尴尬，不仅对希拉里选情预测失准，且对川普的崛起毫无头绪，会成为问题的部分，尚不在希拉里的新闻呈现，更在于他们对川普背后的社会现象，恐怕是长期疏远和陌生，偏偏那不是一小搓少数分子的逆袭，甚而代表著美国本土有数千万人和“主流媒体”的美国价值相左。 至于美国“主流媒体”之间，尽管观点和角度有所不同，但也有趋近单一陈述的现象，尤其表现在那些政治正确之上，川普“反建制”的粗鲁不羁，则加速把媒体间的话语体系进一步合体。媒体人习惯把自家新闻上呈现的画面移作诠释为整体，过去“主流媒体”独领风骚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年代也许还行得通，但当社群媒体出现，不断解构资讯的流通管道，那些受短注意力和回声室影响的偌大族群，便再不需要向“主流媒体”取暖或感谢它为之代言，甚而两者还经常处于平行时空。 就算姑且不计社群媒体的影响，“主流媒体”本身应当也有需要自我检视的环节。再以《纽时》为例，在兼具历史传统和菁英圈的口碑下，2019年它的平日均发行量为44.3万份，不过十年前，它还有著将近日发行一百万份的稳定销售，在总部所在2千馀万人口的纽约州，较之其他立场小报如《野兽日报》、《石英数位媒体》和《国家评论杂志》等，它确实仍是“大报”，但其他小报的存在明确标志是为服务特定区域、特定立场的读者，则以“全国性媒体”自居的《纽时》，40馀万发行，今日环境之下，又实质具备多大的全国舆论能量？ 因应实体报销量下滑，《纽时》自然积极引进线上读者，2019同年统计，它的付费用户已高达233万户，不过，有15%订户是来自美国之外的地区，而且海外订户的增长率还高于国内订户。美国《纽时》实体报订户十年内掉了百分之五十，海外线上订户增长率又比美国本土还高，这让所谓美国“主流媒体”今天受到的关注度（当然也包括影响力），相当一部分是存于美国之外的读者群，换句话说，它们或许放眼了世界，有时却恐怕不慎遗漏许多自家门口前发生的事。 当年川普击败希拉里，“主流媒体”已看到川普在脸书拥有1300万粉丝，而希拉里只有900万粉丝所代表的意义，知道社群媒体声量不容轻看，但是否有同步补上“主流媒体”菁英意识的缺陷，就是另个问题了。简单说，在“主流媒体”已无法强势引领时代的当下，若也未能反映那月球长期被遮光的一面，则“主流媒体”的“主流”意思该是什么？陈述价值的作用或许仍居一家之言，若以陈述真相为志，那么公民意识甚强，且有几亿人口的美国，菁英意识主导的媒体，还能包罗下多少另个真实？ 这次大选，又是一次美国“主流媒体”的联合作战，当然，也包括社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加设的“审议机制”，皆对川普善用的选举战法有所遏抑，但即使如此，美国人在“主流媒体”过去四年“坚守岗位”下，那个大家眼中几如“恶棍”的川普仍得到7千馀万美国选民的支持，美国人为什么会这样？“主流媒体”一样不打算有解答。关于美国是什么、美国会如何，美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当然有相当参考价值，但两次大选已经说明了，美国“主流媒体”反映美国实况的能力，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么贴近现实，那么，更精确一点，或者称其为“主要”媒体即可。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